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建设与边地开发研究－－“抗日战争与西南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一民,段永清,凌兴珍,王川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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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建设与边地开发研究－－“抗日战争与西南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与特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东、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相继沦入敌手。至此，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欣欣向荣的发展势态被迫中断，东、中部城市也在战争打击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但对于长期发展滞后的西南大后方而言，抗战军兴起却为城市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因中华民族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以西南地区为重心，施以促进经济发展、交通改善、改良市政等诸多积极发展城市的政策。同时，西南地区各级政府和民间力量加大投入，促进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抗战时期，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南地区的城市一改抗战以前发展缓慢的态势而较为快速地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从而使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动，并为20世纪下半叶西南地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抗战爆发与中国城市的大变动（一）抗战爆发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格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各种现代性要素也传入中国，并逐步发酵，推动了中国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革，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此后至今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抗战爆发前，中国城市发展尽管有若干曲折，但其总体上仍然呈现出发展变化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型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形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开始发生变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城市因现代商业贸易、交通和工业的兴起而出现转型，特别是部分重要开埠通商城市发展成新型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现代工商业逐渐由东部沿海、长江流域向内陆地区的城市扩展。民国前期，城市近代工商业少有因社会变动而遭到较大的破坏，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区的地方政府，都竭力推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完善工商业立法，稳定财政和货币制度，试图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准备统一度量衡与货币制度，鼓励私营企业等。同时，随着全国城市近代工厂的建设，大量的资本投入工业部门，工业资本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到1936年，中国工业资本积累达到了21亿元。这些都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城市近现代工商业继续发展，当时海关关册对这种工业热潮做过如下的记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厂满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棉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砖及水泥厂，烛、皂、玻璃、磁器等厂，年胜一年，中国所制纸烟，与进口者相竞，各处大城，自来水逐渐推广，印刷厂，多处已有……”到1933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西安、青岛、南京、无锡、福州、汕头等12座城市共拥有各类工厂（场）9679家，成为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中心城市。

2．中国城市化开始兴起

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化也开始兴起，城市区域空间布局也出现变化。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与此前相较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主要表现为：①城镇人口数量大增，增速较前明显加快。1912年中国城镇人口约为3100万人，1928年已达4100万人，26年间新增城镇人口1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晚清70年间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②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1912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7.6%,1928年增至8.9%，增加了1.3个百分点，与晚清70年间共增加了1.6个百分点比较接近。③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27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达260多万人，全国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约有5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广州），新增加的城镇人口，除一部分为自然增长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仅有少数外国侨民。④各级城市的数量均有一定增长。5万人至10万人的小城市由1921年的48座增加到1934年115座。大中城市的数量较前有大幅度增加，“我国大都市如上海，人口在200万以上；北平及广州，亦在100万以上；南京、杭州、天津、福州、苏州、重庆等，均在50万至100万；宁波、绍兴、开封、南昌、镇江、佛山、济南、成都等，均在25万至50万之间；武汉三镇，在1911年，人口有85万，而至1921年，已增至146.8万。我们亦由此看到中国都市之在迅速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有193座5万人以上的城镇，城镇人口共计3101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6 607万人的6.7%。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5个，即上海（370万人）、北平（今北京，157万人）、天津（123万人）、广州（116万人）和南京（101万人）;50万人至100万人的大城市5个；20万人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19个，10万人至20万人的城市48个，5万人至10万人的小城镇则增加到116个。而一些边疆地区的城市出现较快发展。例如，东北三省在1875年仅建有9个县城，经过清末民初的边地开发，到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城市数量大增，而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6个城市的人口合计达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以上。

3．城市区域空间布局极不平衡

历史上，中国城市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以来，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差异化发展明显。抗战前，中国城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较鸦片战争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部分大城市已经可以跻身于世界发达城市的行列，但大多数城市的发展仍然落后。“现在我国的大都市，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北平，从经济集中方面说，确已做到和外国城市一般地位。”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城市人口的集中度方面的不平衡和城市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其时，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城市集中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相当数量，这3个城市的“都市人口已占420万，即已占全国都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即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果加上其时的另外五大城市，则大都市人口所占比重更高，据1932年、1933年调查，当时中国八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7888 647人。据邹豹君在抗战前对中国城市的区域分类统计研究表明，内地各省共有各类城市1 635个，另外，东北四省有城市173个，边地六省有城市152个，蒙藏地区有城市25个，其所占全国城市总数的比例分别为82.36%、8.73%、7.65%和1.26%。（二）抗战期间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态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4个月零18天，东北全境城市均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福建、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湖南、广西等省的部分城市先后沦入敌手，统一为“东、中、部”沦陷区域的城市在战争初期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经济萧条；在被日本军队占领成为殖民地后，城市出现严重的衰落，成为日寇在沦陷区殖民统治和继续向中国大后方进行侵略的基地。中国东、中部城市的渐次沦陷，使中国数百年来所积累的传统城市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成果大量毁于战火。

当中国东、中部沦陷之时，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和西北的陕西、甘肃等省成为支撑中国进行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机关、学校也从东、中部城市向西部地区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并为西南、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1．西南大后方城市现代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在地区分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一部分工厂内迁、内地各省人口增加及抗战需要等原因，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有所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使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战时内迁工厂及新建的工厂大部分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贵阳、兰州、宝鸡等城市。这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特别是西南大后方城市的工业在特殊的条件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首先，抗战期间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建设以军需和国防为主，国民政府投资向重工业倾斜。西南大后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工业的比重超过了轻工业。抗战以前，大后方的重工业十分薄弱，工业的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其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所占比重最大。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大后方主要的重工业（或称生产资料工业，其中包括水电、冶炼、金属、机器制造、电器制造等部门）在中国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为：工厂数为6.03%，资本额为4.04%，工人数量为7.34%。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大后方以轻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增大，轻工业的比重减小。据1943年统计资料，大后方有工厂5 266家、资本4.8亿元、工人36万人，其中重工业类型的工厂有3 195家，占工厂总数的60.67%；资本3.23亿元，占总资本的67.34%；工人19.95万人，占工人数量的55.47%。另据统计，抗战时期内迁大后方的工业企业若按厂矿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迁入总数的40.4%，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教育文化工业占8.26%，电器工业占6.47%，饮食品工业占4.91%，钢铁工业占0.24，矿业占1.78%，其他工业占3.79%。由此可见，内迁工业之重心在机械、纺织、化学等行业。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说明，战时大后方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自19世纪中后期近代工业产生以后重工业比重过低的状况，这对于推动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内迁工厂大大促进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体系的逐渐完善，基本满足了抗战的需要，并对主要城市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40年年底，中国东、中部部迁往西南大后方的工业有机械、冶金、纺织、化工、军工、电器、纺织、食品、文教用品等行业，其产品有机械、兵器、工具、棉布、电器、电池、医药器材、药品、仪器和仪表、油漆颜料、罐头食品、文教用具等16个大类。此外，大批内迁机器制造厂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装备，占内迁工厂几乎一半的机器制造工厂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大后方机器工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仅一年时间，数十家内迁机器厂已致力于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的研制和生产，恒顺、上海、新民、顺昌、陆大、合作等大中型机器工厂能制造整部机器，中国植物油料厂机器厂生产的榨油机，允利厂生产的面粉机，渝鑫、恒顺生产的鼓风机，新中生产的煤气机等，均已达到专业化程度。

西南大后方各省工业之增长以四川省最为迅速。东、中部内迁工业企业以迁往四川省为最多，累计占内迁企业总数的54.67%；湖南省次之，占29.21%；陕西省占5.9%；广西省占5.11%；其他各省占5.11%。若以内迁器材而论，7万吨器材中，四川省即占4.5万吨，湖南省、陕西省各占1万吨，广西省占0.3万吨，其他各省仅占0.1万余吨。1938年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240余家，但至1942年年底已增至1600余家，较前增加了7倍以上。湖南省1938年以前共有工厂90余家，1942年年底工厂数较前增加了4倍。陕西省1938年的工厂数为70余家，1942年年底增加了4倍以上。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业之增进均大体类此。此种情形，对于后方工业区域之分野，有莫大的作用。总之，三年半之工厂迁建运动，给予后方工业之赐与，实至深且巨。

总之，经过抗战爆发后数年的努力，大后方工业已与前大不相同。到1942年，西南各省（包括西康省）共有各类工厂2 176家，占国统区工厂总数（3 758家）的57.9%；资本总额154 220.3万元，占国统区资本总额的73.54%；共有工人147 257人，占国统区工人总数的60.93%；共有动力设备90 508匹，占国统区动力设备总数的62.88%。内迁工业带动了战时西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更改变了中国的工业结构。

中国生产力布局大调整时期的抗战内迁，给西南大后方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现代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例如，重庆工业经济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各种资料核算，迁渝工厂达243家，占迁川工厂总数（260家）的93.5%，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4%。重庆之所以成为内迁工厂的主要目的地，这主要是因为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投资环境和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当时，重庆有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广大的腹地提供农产品等工业原料，有川江航运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又是四川和西南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同时，国民政府对于重庆在大后方经济中的地位也给予了重视，把工业经济的重心放在重庆，将东起长寿，西至东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区域，划为重庆工业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重庆工业区已经初具规模。据《经济部报告》提供的数据，1940年重庆工业企业达到429家，分别占西南和大后方工业总数的50.7%和31.7%，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生产新格局。在抗战的几年内，贵阳的工业企业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942年、1943年两年中，新成立的工厂就达41家之多，占历年所设工厂总数的61%。西南大后方主要城市的工业部门结构相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重工业行业，如机械、动力、化学、电器、水泥等行业都从无到有，甚至有的行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如1942年至1943年贵阳新设的机械、动力、化学、煤矿、水泥和电器等行业的工厂数共49家，占该年新创办工厂的73%，资本总额4 527.6万元，占新办工厂总资本的78.9%。

抗战期间大后方城市的商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商业规模急剧膨胀，这主要体现在商业用地扩大，商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商业资本猛增。以成都市为例，成都商业场原系清末开办的劝业场，抗战时期在原址上扩建商业、悦来和新集路三大商场，新修店铺300余间，较原来的劝业场大了1倍，三大商业场的匹头百货业占半数以上，匹头铺的刘万两、京货局的敬益增，各以富丽堂皇和货卖堆山取胜。其次是职业构成发生变化，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商业人口所占比重有较大增加，据相关研究表明：1941年，重庆全市的商业从业人员达106 083人，超过工矿业从业人员（92 00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1%，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9.8%。而至1945年，商业从业人员更猛增至234 27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8.6%，占全市从业人员的39%。商业资本在战时也有较大扩张，抗战前夕，重庆的商业资本总额不过千万元，到1941年已经增至12 583万元，1942年更是猛增为49 535万元。同时，商业企业平均资本也在增长，战前重庆商业企业的平均资本额仅为2000元左右，到1941年增至8823元，1942年则增至19111元。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商业网络。随着战时西南大后方各省商业市场的发展与互动的强化，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以各省省会城市为次中心，以不同层级城市为区域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商业网络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某些商业联系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但仍然有助于大后方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由此推动了该区域商业市镇、小型集散市场、高级市场以及商贸中心等不同层级商业网络的发展。

2．西南大后方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1）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迁驻重庆，重庆的城市行政地位得以提高，川、滇、黔等省的省会城市的重要性也得到提高，因而这些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城市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及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发展资源要素地域性优化整合的必然要求。

重庆是战时发展最快的城市。1939年5月5日，重庆由四川省政府直辖乙种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1939年9月，国民政府对重庆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重庆市的管辖范围由6区增加为12区，基本确立了战时重庆市行政区管辖范围。1940年9月6日，重庆被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为陪都，行政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日军空袭的持续进行，重庆需要不断将内迁的人口向城外疏散，重庆城市空间也因此迅速向郊外拓展，从而对城市周边地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39年，为统筹在疏散区域建设郊外市场、住宅、工厂等工作，国民政府批准成立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受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监督指导。1939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勘定重庆市新市区地界的提案，划定市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于是，重庆附近一些较为发达的市镇在纳入重庆市区的范围，成为疏散内迁机关、学校及人口的主要交通结点，工厂、学校、政府机构以及住宅等迅速在这些郊区城镇建立起来，重庆的城市化区域扩大，如西郊的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新桥、歌乐山、高滩岩等均发展为重要的街区，嘉陵江北的观音桥、猫儿石、相国寺、溉兰溪、寸滩等，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黄桷垭、龙门浩、弹子石、大佛寺等地区都因此而得到较大发展。另外，抗战爆发后，不少国民党政要和社会名人为躲避空袭，在重庆周边建造了一些官邸或公馆，这些官邸或公馆建成后，也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居住社区或公共事务活动区，对重庆城市空间向四周拓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城市空间拓展的同时，城市分区功能规划在各个大后方城市也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39年12月1日，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成立，该会拟定了《重庆市建设方案》，提出了包括城市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发展在内的计划。1940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二次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同年10月，行政院决定成立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详细规划重庆建设事宜。通过这些规划，重庆的城市功能分区基本形成，强调“建设新重庆整个计划，从共向性与地区性划分，分制推进。如划重庆城市（市区）为商业区，近郊为住宅区，沙坪坝划为文化区，南岸划为工业区，南北温泉划为风景区”。事实上，尽管内迁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单位数量繁多，但经过战争初期的调整，重庆的城市功能格局已经基本显现。有人在《市政评论》上建议说：“可将原有市区的上、中、下城区及新市区，划为市中心区，以新市区划作行政区，为政府机关所在地，上中下城区划作商业区，为商栈行号所在地，借扬子江及嘉陵江运输的便利，商品可以转运到内地去。南岸、北岸及化龙桥、小龙坎、磁器口等区划作轻工业区，为手工业及小工厂所在地，但重工业区则不宜设置在重庆市附近。沙坪坝区已形成学校区，即划作学校区，原有的疏散区，其地域太过广泛，交通费及时间太浪费，种种不利益，减少任何人的工作效率，且容易引起生活的不安，似应缩小疏建区域。”著名地理学家陈尔寿则提出了将重庆划分为“码头堆栈区”“商业区”“行政区”“工业区”“住宅区”“文化区”“风景区”“棚户区”“公墓区”“耕地区”等10个功能区的方案。这些讨论与建议不尽相同，但建议重庆以商业、工业、办公、文化、居住等形式来进行功能分区的观点是较为一致的，有些建议也被后来的市政工作者采纳，并对重庆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抗战时期，四川省省会成都市也得到了较大发展。随着东部企业和人口不断迁往成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人口也不断增加，成都原有的城区日益狭隘拥挤，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抗战期间，四川省政府会同成都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重新勘划市区，以求适应城市发展之需要，经过多次重新划界后，成都城市面积大大扩展，奠定了以后数十年间成都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基础。成都市在接受成、华两县移交的新市域后，即将原市属附城数镇与之合并，新设6区，即将原外东的紫东镇与华阳所划入的新东郊各保合并为第9区；将原水津、大安两镇与华阳新交的白塔各保合并为第10区；将原得胜镇改为第11区；将原外南万里镇同部分新接收的地区合并为第12区；将原江源、青羊两镇及部分附近新接收的地区合并为第13区；将原万福镇与附近部分新接收的地区合并为第14区。成都市在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占地规模大为扩展，并为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城市空间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新南门外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居住社区，华西坝和九眼桥则分别形成了以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为中心的学区，在东郊则形成了工厂聚集区。

抗战期间，成都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对成都新村的规划与建设。抗战前夕，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针对成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城区越来越拥挤的状况，提出在成都城郊按功能进行分区建设的计划。该计划分城北火车站附近一带为工业区，城内及城东牛市口、沙河铺一带为商业区，城南一带为居住区。这一计划是近代以来成都市第一个区域性城市发展规划，其所提出的按功能分区规划理念对后来成都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由于成都新村计划规模过于庞大，当时政府能力有所不逮，未能全面施行。抗战爆发后，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因而，政府在新南门外建设了“新村”，在老南门外建设了“蓉村”。成都新村的规划与建设是成都市首次尝试以现代城市功能分区规划理念来推动城市建设，以道路建设为先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不仅扩大了城区范围，带动了郊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住宅压力，又开创了成都市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一个新模式。（2）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实力，号召各级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学校内迁，这使得大后方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出现快速增加。随着沦陷区的扩大，东中部地区大量难民也被迫西迁，从而推动了水陆交通沿线各类城市人口的增加。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内迁人口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从1937年至1945年，重庆市的人口户数从107 662户增长到201 832户，增加了约87.4%。从人口数来看，这一时期重庆人口由1937年的475 968人增长到1945年的1 245 645人，8年间增长了约161.7%，年均增长率约为20.2%。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年均增长率较战前的10年提升了约6.2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迅速发展为一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四川是抗战内迁的重要地区，因而抗战时期四川城市的规模也相继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抗战爆发以后，大量东部沦陷区人民迁入四川各大中小城市，使得抗战时期的四川接纳了大规模的外省移民，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虽然从这一时期四川省（包括西康、重庆在内）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来看，人口总规模变动不大，基本保持在4 850万左右，但城市人口却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重庆、成都、万县等四川的重要城市人口都出现了急剧增加的情况，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人口的机械增长。抗战时期四川城市人口大幅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东、中部人口因抗战爆发而陆续迁入四川省的城市，二是战时四川省征兵主要在农村，并普遍存在强征壮丁入伍的现象，因此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逃亡到城市中以躲避征兵，当时有人估计，滞留在全川城市（可能包括小城镇）的青年壮丁“当有百万”。正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战时四川省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除重庆外，成都也迅速发展成为大城市。1937年8月抗战爆发之初，成都城市人口约为483 796人，而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成都市人口为742 188人，为战前人口数的1.53倍。另外，四川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万县、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的人口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以位于岷江和金沙江交汇处的宜宾为例，在1938年该市人口数为607 617人，1941年则又增至795000人，3年之内净增148 014人。

抗战时期，云南也是东中部企业、学校迁入的一个重点省区，因而相当部分城市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省会昆明城市人口增加甚速，由战前（1936年）的14万人增加到战争爆发后（1940年）的20万人。抗战爆发后，贵州省会贵阳因地处大后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各类外来人员大量涌入，使贵阳人口总量迅速增加，并表现出了明显的非自然变动的特征。1937年贵阳人口仅121 304人，但至1941年，贵阳人口就达185 896人，迁出迁入相抵后较1937年净增64 592人。1945年，贵阳城市达284 504人，为战前人口的2.3倍。二、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动力机制的变化“城市化的成长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与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并且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中部地区沦陷，国家机构向西部迁移，各种经济要素向大后方汇聚，人口也出现“西进运动”，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较战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等城市化发展的诸要素在战时特殊的条件下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西南各省区。（一）国家行政力量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政治和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政治和制度有着严重的依赖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的认识有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在有了制度时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发展，并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反之则会对城市发展起阻碍作用。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国民政府的制度安排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国民政府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而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城市体系，西南大后方城市也由此在国家力量和新增的政治资源推动下得到了较大发展。

抗战初期，中国主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相继迁至重庆以及西南主要城市，大后方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行政体系，由此带来大后方政治格局的变化。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大批政府官员由南京出发，西迁重庆。1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会通告各级党部，开始在重庆办公。到1938年春，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单位以及不少外国驻华使馆均迁驻重庆。国民政府所属中央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1938年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部迁至重庆，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大后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抗战时期的各项政令均从这里发出。1940年9月6日，重庆被定名为陪都，其在大后方的行政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对大后方的行政区划与建制做了一些调整，以便加强管辖和开发。如，1939年1月1日，撤西康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西康省，以康定为省会。1939年9月1日，四川省正式设立自贡市。至此，四川范围内设有院辖市重庆，省辖市成都、自贡，另有18个行政督察区和135个县。1942年3月，四川嘉陵江三峡实验区改置北碚管理局，“照一等县设置，组织和权责与一般县政府相同”。1941年7月，贵阳正式成为建制市。1943年3月，西安改隶于陕西省辖等。

除了行政区划与建制的变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在大后方完善了行政督察公署制，推行新县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领导。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既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省政府督察所属各县，又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四川省自刘湘统一川政后，中央权力开始逐步向地方渗透。1936年4月后，四川省就设立了18个行政督察专署。抗战时期，因西康省的成立，部分行政督察专署有所变化。1938年，云南省将16个政务视察区改为行政督察区，并于各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县制则从1939年开始谋划，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县级基层治理措施，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大后方的统治。1940年起，普遍实施新县制的有川、甘、滇、湘、桂、闽、浙、皖、赣等10省。1943年，共有19个省1 153个县市推行新县制。

行政区划与建制的变动及新县制的实施，对大后方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对各层级城市聚集力和辐射力的增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对大中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处于偏僻地区的城市影响甚巨，其中，康定就是一个典型。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康地区的管辖，提高了康定的城市行政地位；另一方面，因城市行政地位的提升而聚集推动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促进了康定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1933年，康定城区约有人口万余。1939年，西康省建立，康定成为西康省会，康定全县人口增至24 182人。到1944年全县人口增至35 150人，净增16 868人，直至1946年人口仍在增长，达36 797人。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从内地迁至康定城市的公教人员和工商业者，并未包括军人在内。康定因此成为西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人称之为“小成都”。此外，在川西南的西昌被划入西康省后，其行政地位也得到提高，出现较大发展，“昔日被人鄙视为边区之西昌，今日不特变为康省重要县区，且为抗战期中，国家后防重镇”。（二）经济资源向大后城市聚集

经济增长是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等）的聚集与流动是促进城市聚集力增强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促进了金融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与技术等向西南大后方主要城市聚集，从而成为推动这些区域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主要金融机构、财团以及一些地方信贷机构纷纷内迁，是近代中国经济领域非物质经济要素的一次空间大迁徙，迁徙目的地以大后方为主，而战时陪都重庆则是主要目的地之一，截至1941年12月31日，总部设在重庆的银行有18家，资本总额达到45600万元。其中，因抗战需要将总部由东、中部及北方迁入重庆的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山西裕华银行5家，其余为重庆原有或战时新建的银行，但迁入的5家银行资本总额为40300万元，占全部银行总资本约88.38%。由此可见，迁入银行的金融资本总量远远高于本地银行和新建银行资本总量，故迁入银行对重庆城市金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政府的推行下，大后方的各个省区的金融设施与布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完善。据1945年8月统计，抗战时期西南、西北10省共有总行319家，占全国总行总数的76.7%；分支行有1 686处，占分支行总数的65.7%。此外，影响大后方金融资本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四联总处的内迁及改组。四联总处于1937年8月成立，后随国民政府机构内迁至重庆。此时，四联总处积极稳定金融市场，举办联合贴放业务，采取各种融资办法，扶持企业恢复生产。1939年9月后，四联总处开始改组，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管控，使得中央银行的金融调节职能得到凸显。应该承认，四联总处在战时融资、定向借贷以及其他金融业务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1941年至1942年度为例，由国库拨款、四行投资、四行贷款等方式配给重工业的资金就达1.7亿元，占同期重工业贷款总额的83.5%。而在四联总处的管控下，大后方的金融机构对社会资本的融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中交农四行及中信、邮汇两局，吸收储蓄数额截至1933年12月底，为1 532 970余元。在运用黄金方面，截至1934年3月底，计收回法币达4 432 130余元”。当然，随着抗战后期通货膨胀的加剧，国民政府的融资和放贷政策也有所变化，这对大后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劳动力资源是重要的经济要素之一，对于城市化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东、中部地区逐步沦陷，人口大量内迁，使得大后方城市劳动力资源激增，一方面，战时人口西迁给大后方城市发展带来了压力，但另一方面，其也为城市产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一批懂得新技术、新知识的劳动力，成为大后方经济发展的新力量。据相关研究来看，抗战初期，我国东、中部有大约600余家工厂在政府的组织下向西南、西北迁移，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技术工人随之一同内迁。另据翁文灏的报告显示，抗战期间共内迁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 080人。总之，内迁技术人员作为大后方劳动力资源的核心要素，为大后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抗战内迁也导致科学技术资源向大后方主要城市聚集，战时工矿企业内迁一方面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工业损失，另一方面又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一时间还有大批科研机构也迁移至大后方，例如中央研究院所属各所，都相继迁至重庆、昆明、李庄等地；中国科学社、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等科学学术组织也迁入重庆等城市，这些机构都为大后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三）东、中部人口西迁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

人是城市的主体，因而人口的水平迁徙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抗战时期，无论是东、中部城市人口向西南大后方城市迁移，还是东、中部农村人口向西南大后方城市流动，都是推动西南大后方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抗战开始，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华北、华中、华东中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相继沦陷或成为战区，于是这些地区的政府机关从中央各部门到各省市政府，以及大批军队工厂企业、学校文化团体和部分居民纷纷向西南、西北等内地大规模迁移。但由于迁往四川的外省移民与四川往外省迁移的军事移民（军队、壮丁等）的数量大约相当，因此人口的西进对于西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不在于迁入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迁入人口的质量。抗日战争时期人口“西进运动”的主体是政府公务人员、企业家、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以及技术工人，“他们的西进使中国的现代化由沿海沿江向西推进了千余公里，直抵中缅边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西北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推动了城市的大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为西南大后方的城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传媒和教育等因外来人才的推动而出现大发展，而且还表现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聚集了大量行政管理专门人才，他们从事市政管理与建设，使城市出现较大变化。如重庆市长吴国桢是留美学者，曾担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在经济学、市政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为市政管理专门人才。他在任重庆市长期间，对重庆市政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推行市政机关的行政效率方面，颇具成效”。又如抗战初期担任成都市市长的杨全宇，曾留学德国，在发展成都教育事业、治理米价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陕西省为促进西安建设，专门成立了西安市政处，由刘楚才任处长，后有黄觉非、蒋智焕等继任，都对战时西安市政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四）交通体系的变化促进大后方城市的发展

城市发展与交通发展互为因果关系，城市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因素对于交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反之，交通对城市发展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交通便成为衡量区域城市或单体城市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西南地区因山川阻隔，自古以来交通就十分落后，在近代以前，城市及城市间的人流、物流、信息联系完全依靠传统的自然力、畜力和人力。传统的交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西南地区城市的发展，除成都、重庆等极少数政治、经济中心有较大的发展外，其他城市一般规模都很小，发展较落后。这一状态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因重庆、万县、蒙自、下关等城市的开埠和川江航道的开辟、滇越铁路的修筑得以初步改变。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相继开辟了重庆至宜宾的长江航线，修筑了黔桂铁路。西南各省的现代公路建设要晚于铁路和现代水运，第一条公路是1915年修筑的邕宁—武利公路，其后各省地实力派出于扩充地盘和经济利益的需要陆续修筑了数段公路。1926年贵阳设立路政局，开始全面筹划公路建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央政府的势力逐渐渗入西南各省，为了加强控制西南地区，国民政府于1935年开始在西南各省大规模修筑公路，到1936年基本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南起柳州、北迄重庆、东到长沙、西抵昆明的川黔、黔滇、黔桂、湘黔等公路干线，初步形成了西南公路交通干线网络。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修筑了滇缅国际公路，改造了川黔、黔滇、黔桂、湘黔等公路干线以及地方公路，形成了以昆明为战时进出口物质集散中心，以成都为西南西北公路网的联络中心和以重庆为大后方的公路运输中心。西南地区的现代航空事业在抗战时期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抗战爆发的次年，中国航空公司即将总部迁至重庆。其后欧亚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在渝建立航空站，开辟了重庆—香港、重庆—腊戌、重庆—加尔各答、重庆—成都、重庆—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等近20条国内国际航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航空运输中心，成都、昆明、贵阳、西昌等城市都相继修建了机场。

现代交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以自然力、畜力为主的运输方式，而且还促进了航道沿岸、铁路和公路沿线的重庆、成都、万州、宜宾、泸州、广元、绵阳、昆明、河口、腾冲、曲靖、贵阳、安顺、遵义、都匀等城市的发展。三、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的特点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出现较大发展，与战前相比，具有以下一些阶段性特点。（一）城市功能与发展类型呈多样化

城市功能反映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城市特性。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出现较大发展，除了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有一定变化，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部分城市的功能发生变化，逐渐由单一功能城市向多功能综合性城市转变，也有部分综合性城市的多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对区域影响更加明显，聚集力和辐射力都较前有很大的增强。

综合性城市的多功能强化以重庆为典型。重庆在战前虽然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但聚集力和辐射力多限于长江上游。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陪都，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功能都得到强化，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与此同时，重庆还是国共合作的政治舞台，各民主力量集中于此，抗日运动均以重庆为中心开展。在国际的大舞台上，随着中国战区的建立，重庆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等城市一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指挥中心。数量众多的外国使馆以及各种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相继入驻重庆，使重庆很快成为国际性城市，由此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重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赐予，开始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进步。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重庆成了闻名遐迩的名城，登上了城市近代化的高峰。”

因工业企业、机关、学校内迁而繁荣的城市，除重庆外，还有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兰州等，这些城市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工业成为这些城市战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器。工业内迁对大后方城市的积极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心城市发展上，它对中小城市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工业较集中的其他城镇，如四川万县、南充、陕西宝鸡、湘西沅陵、芷江、辰溪、邵阳等城市也都有相当的发展，人口增至10余万人；湖南衡阳曾一度由10万人增加到50万人；兵工厂较集中的四川泸州也得到扩建；因新开采石油，甘肃玉门形成新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救国与抗日民主的思想旋律下，大后方的文化整体进入繁盛阶段。一些城市因为文化机构、文化团体以及文化名人的聚集，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的文化阵地。如桂林在抗战前因行政地位屡经变更，城市发展受到较大影响。然而，抗战爆发后，东、中部的文化资源内迁激活了桂林的城市发展动力，“成为党所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效的中心阵地”。胡愈之在回忆中也说：“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二）一核多心、多层级的西南大后方城市体系初步建构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大后方各省区的管辖和开发，促进了各级城市的发展，形成了西南大后方交通网络体系，区域政治、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随着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其区域辐射力和聚集力增强，城市体系发生一定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一核多心、多层级的西南大后方城市体系。

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城市之间总是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在这种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区域中心城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凭借区域优势、门户效应或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断强化对其腹地的辐射力和聚集力，从而将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城市聚合为相互联系和分工的有机整体。抗战时期，位于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因国家政治中心的迁移，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人口和经济要素、文化要素等迅速向这些城市聚集，从而使城市规模扩大，功能强化，并对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和乡镇起着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初步形成以重庆为大后方核心，以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为省域中心，以多个工商业城市为次中心，以数量庞大的县城为基础的西南大后方城市体系。

重庆因其陪都的政治地位和位于西南门户优势，聚合了当时所有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成为整个大后方城市体系的核心，将岷江、嘉陵江、川江、涪江、沱江、乌江沿岸和川黔、渝黔、成渝公路等陆路交通沿线的重要城市，如成都、昆明、贵阳、遵义、宜宾、乐山、泸县、内江、江津、万县等紧密地聚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城市的地区分工和互动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三省的省会中心城市的功能也得到强化，并通过政治、交通、经济、文化、物流等方面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全省，其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甚至跨越省域行政区划，对整个大后方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不仅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其影响力还扩展至西南数省；成都因“与它附近地带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很密切……如原料的供给、交通的便利、市场的接近、动力的供给、资金的周转、劳工的供给”, “渐渐地手工业姿态演进到新的工业化类型”，而成为四川的工业中心。成都的文化教育在抗战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已变成全国文化中心之一”。贵阳曾经被人称为“苗彝遍地贫瘠不堪的处所”，而在抗战时期发展成为“西南诸省交通的中心枢纽”，是一个令东部学者都称赞的“大都会”。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除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的功能加强，辐射力和聚集力扩大，部分区域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也得到较快发展，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也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多层级的城市体系。如四川宜宾本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抗日战争时期成为连接川滇之枢纽，叙昆通道战略意义显著，其经济辐射力不断扩大，“宜宾之商业范围除上下川南外，尚包括川西、西康及滇省之一部分，腹地之广，实为重庆以外之西南各都市所不及”。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以成都、昆明、贵阳为次中心以及若干中小城市为支点的城市体系，西南大后方城市体系建构对于抗战大后方的发展、支撑全面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城市分布和发展不平衡加剧

抗战前西南数省城市分布和发展就不平衡，随着抗战爆发，东、中部的工矿企业、政府机构、教育部门相继西迁，更加剧了战前的不平衡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四川的城市获得了较大发展，总体上快于其他省份，其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以及重要城市数量多于其他省份；而各省内部的不平衡也进一步加剧。战时四川城市发展较快的原因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对四川的倚重和四川原有的基础较好不无关系。以工业发展为例，“从1938年至1940年，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厂矿和技术工人主要是迁往四川，内迁四川的厂矿数和技术工人数分别占总数的56.57%和66.63%”。若以人口数量来看，经过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四川省的城市规模明显整体大于其他省份的城市规模。据1947年《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的统计数据，是年昆明城市人口为255 462人，贵阳城市人口为262 740人，桂林城市人口为142 202人，兰州城市人口为156 468人，这些省会城市的人口既未超过30万人，因而其他县级城市的人口不可能超过30万人，而重庆人口在90多万人，成都人口为70多万人。这些统计数据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表明经过抗战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后方部分重要县域的人口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四川的人口增加较多，其中也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

另外，各省区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也进一步加剧，战时外部人口和各种资源与经济要素主要流向一些大中城市，边远地区的小城市由于交通不便，因而很难获得发展动力和资源。但这些地区同样承担着支援抗战的各种任务，如粮食供应、兵源动员等，各种负担加重，其发展自然受到影响，与位于交通要道的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四）城市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抗战时期，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西南大后方主要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较大发展，城市质量得到提升。

1936年，成都市政府拟定了成都市道路计划，重新设计了贯穿全城的四条干路：东干路、南干路、西干路、北干路。但该计划在抗战时期才开始推行，直至1944年四条干路基本完工，基本奠定了20世纪下半叶成都城市的道路格局；其后又修筑了20余公里的环城公路，形成了城市辐射加环形的快速道路网络，这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城市道路布局，对于疏散城市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成都市政当局还改良了市内大部分道路。1945年，成都“全市684街，其未扩修者仅余偏僻最少数之街巷”。为了加强城区与城郊的联系，市政当局还修建了复兴桥等现代桥梁。现代水电事业也因外省人口和外省工厂的迁入而得到了较大发展，成都启明公司的发电量从1937年的280万度增加到1941年的730万度，1947年更增至1 545万度。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成都市的街灯也逐渐采用电灯以取代菜油灯， 1938年全市安装街灯752盏，计遍及172条街，至1942年全市的街灯总数增加到1900余盏，除少数偏僻街巷外，基本上主要的街道都安设了电灯。为保障饮水安全，1939年，成都市政府提出筹建自来水厂，初用简易的方法进行采水和输水，随着1945年成都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现代的自来水系统设备相继安置，成都开始有了清洁卫生的饮用水。抗战时期成都的现代通讯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以有线电为主，无线电为辅，电报、电话并重的通讯枢纽，成都和后方各省重要城市的通讯全部贯通，并与省内各县城也加强通讯联系，至1944年，成都与省内通话的县城达百余个。随着交通部将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移至成都，成都与伦敦、柏林、日内瓦、旧金山、马尼拉、悉尼等国际无线电路建立了直接联系。贵州省会贵阳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市政当局先后对城区内50余条街道、马路也进行了翻修和整治。其他重要城市的电力建设也成绩突出，如贵阳在1938年的工业用电量为零，但到1945年则增至832.7万千瓦。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更是巨大，远超其他城市，几乎“和上海、南京等都市没有差别”, “重庆作为近代都市基础设施的要素较齐全”。除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外，一些中小城市的市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抗日战争前十分落后的贵州中小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相继发展了电力工业，到1946年已建电厂的县城有镇远、铜仁、遵义、独山、安顺、清镇、惠水、息烽、修文、贵定、兴义、普定、湄潭、桐梓等14个县；遵义等城市还安设了公用电话；安顺县政府将儒林街、顾府街、南街、府门街、县门口、七五街、大梨街、范衙街、金柜街等街道均拓宽改建成可通汽车的马路。现代邮政、电信等市政工程也在贵州的各级城市中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促进了贵州城市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各省城市因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促进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成都市自改修马路以来，街衢整洁，市政一新，物质文明，颇有蒸蒸日上之势。”甚至贵州偏僻小县——晴隆，“一切建设已粲然大备，实为西路小县中最进步者”。“夜间，街上的商店都在煤气灯光下显得非常辉煌，市景也很可观。”四、结语

战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自身的属性及其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对战争中的攻防双方而言，在整个战略、战役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充分满足了战争对其实施集中打击和致命打击的客观需要，因此，城市往往成为战争中必然和首要攻击目标之一”。战争对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但战争有时也会对非主战争区域的城市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的发展就缘于此。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为抵御外辱而进行的一次最为悲壮的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对中国城市的破坏是巨大的，中国东、中部的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严重的衰落。然而，抗日战争在造成中、东部城市发展断裂的同时，也造就了西南大后方城市整体性跨越发展态势，这一状况可以概括为近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与结构性变轨。由于东、中部的各种资源向西部迁移，西南大后方城市在战时国家战略的导向下获得了从政策到资金、劳动、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了新的城市体系，城市布局和城市类型也得到了较大改变，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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