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宁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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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国学笔记试读：
前言
时下，国学热方兴未艾，它似乎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先秦诸子的玄妙哲理，汨罗江边的香草美人，太白的诗、后主的词，一样一样逼近，又一样一样悠远。国学究竟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吗？是诗词歌赋吗？是琴棋书画吗？国学远远不止这些。简单来说，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是中华文化的固本之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我们重温国学，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要放弃现代文明，而是要像韩愈所说的那样，“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找寻我们的精神家园。
学习国学，除了直接阅读经典之外，诸位大师的论著也是我们踏入国学的门径。从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到21世纪的季羡林，历位国学大师用他们毕生的思考和努力，为我们诠释了国学的奥义。
章太炎，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在经学、诸子、佛学等方面都有着极深的造诣，他张扬国粹，同时反对一切权威和束缚，其作品《国故论衡》是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的现代化研究先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一名哲学家，冯友兰勤奋钻研、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一直被认为是了解中国哲学最好的选择之一。
忘不了的《背影》，忘不了的朱自清。作为散文家，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淳朴、动人；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等方面研究皆有累累硕果，《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等作品至今闪耀着熠熠光芒。
每当来到颐和园昆明湖畔，总会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王国维，一位集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多领域成就于一身的学术巨子。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从小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他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作品更是为现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未名湖的季荷盛开如故，人们忘不了那位曾经播撒下种子的老人季羡林，他精通12种语言，学术研究跨越梵学、佛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多个领域。外界封他为“学术泰斗”“国学大师”，他虽然辞而不受，却抹杀不了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
如今，历位大师早已离我们而去，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聆听大师们的权威讲解，没有佶屈聱牙的文字，也没有长篇大论的说理。你会发现，国学离我们并不遥远，正如于丹教授所说：它一旦为我们的生命体验所激活，那温暖的气流便会流荡在心底，当我们感到失落绝望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文化就是拯救自己的一种力量。
一页书，一盏茶，让大师引领我们走进国学。编著者2014年12月 第一卷章太炎概论国学
20世纪初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鲁迅、沈兼士、曹聚仁、刘文典……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都出自同一个人的门下，那就是章太炎。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的这番话奠定了后人对章太炎的评价基调，人们习惯于称章太炎为革命家，而忽视了他的学术成就。实际上，章太炎是我国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而他的革命也总是与学术分不开。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留下的藏书多达5000卷，后来家势衰微，章父立下“家训”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重振门楣。章太炎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下学习文字音韵，研读《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等经典。16岁时，章太炎参加“童子试”，当时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面对此题，章太炎皱起了眉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的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百姓遭到外国人的欺压，这样的大清国，“灿烂”从何谈起？于是，他奋笔疾书，将满腔愤怒泻于笔端，最后呼吁道：“吾国民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
从此以后，章太炎毕生都致力于革命事业和国学的振兴。1897年，章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他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从1905年起，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为钱玄同、鲁迅等留学生讲授国学经典。此后几年内陆续完成《新方言》《国故论衡》等著作，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哲学及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13年，遭到袁世凯囚禁。被囚期间，章太炎仍然为钱玄同等人讲学不辍。1934年，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为重视讲学，虽然重病在身，依然坚持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1936年春天，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讲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和《诸子学略说》。6月，刚给学生讲完《尚书》，不久，便猝然病逝。
章太炎生前，他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味道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项。他学问广博，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他那些著作，更绝非普通文人学者所能结撰。章太炎去世后，许寿堂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无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第一章 国学门径先来辨辨古书的真假【国学笔记】
★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也是要使我们彷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品读大师】
据史料记载，牧野之战中，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武王的差距过大，但忠于纣王的将士们都视死如归，殊死搏斗。后来，在《尚书·武成》一篇上说商纣王的军队“血流漂杵”。孟子读了这篇《尚书·武成》，颇有感慨。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讲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成河呢？他不相信《尚书》中的这个记载，于是提醒后人不要盲目地信任《尚书》。
这就是孟子辨伪的故事，大概也是辨古书真假的最早一例。古书是传承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我们了解国学不可不读古书，然而古书也有真假之分，因此章太炎先生在谈到“治国学的方法”时，首先一条就是要“辨古书的真伪”，因为“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
那么，我们要分辨真假的古书具体指哪些呢？我们常讲“经史子集”，即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经部主要指儒家“十三经”及其相关的著作，史部指各种体裁的史书，子部指诸子百家的著作及类书，集部则是收录诗文词的总集和专集。对于这四大类古书，章太炎先生指出，除了集部的内容很少有假的之外，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尤其是子部。
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先来看看经部。上面说到孟子疑书的故事，孟子怀疑的对象是《尚书》。《尚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集，保存了上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孟子开了先例，后来的学者对于《尚书》也有很多疑问。例如宋代大儒朱熹就怀疑《尚书》是伪造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一直到了清代，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才明白地指出，《尚书》五十八篇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除了《尚书》之外，还有许多是伪造的，甚至，正如章太炎先生指出，经部书籍以及诠释经典的书当中，还有许多是明朝时期的人伪造的。这些伪书当中“伪古文尚书”还有些价值，其他的就暂且不提了。
其次来看史书。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史书分正史和别史，正史是史官写的，没人敢造假，但别史就有许多伪书了。章太炎先生举例说，《越绝书》是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孔子的弟子子贡所著。《飞燕外传》和《汉武内传》都是宋人伪造的，却列入《汉魏丛书》。看来古时候的人喜欢给自己的书冠上古代名人的名字。
子部中的伪书最多，章太炎先生举出六种，《吴子》《文子》《列子》《关尹子》《孔丛子》和《黄石公三略》，先生认为前面三种还有价值，后面三种则完全不能相信。《吴子》据说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所作，然而书中记载的兵器当时是没有的，可想而知是后人伪造，若真把这本书当做“武经”来读，那就是上当受骗了。《文子》据说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所作，而后来的学者发现，《文子》里面很多内容都是抄西汉时期的作品《淮南子》，而且已经有人证明它是西晋六朝人伪造的。对于《列子》，章太炎先生认为这本书做得不坏，很能打动人，但书中的内容确实所取材于佛经，而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时期的事，不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列子所作，真假可想而知。
总之，我们对于古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如果把伪书当成真正的经典来看，就不免陷入迷惑。同时，章太炎先生也强调，虽然古书当中有些许是伪造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否定所有的古书，认为古书都是假的，否则就只能彷徨无所依了。略通小学，再读古书【国学笔记】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品读大师】“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曾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韩愈说要写文章必须先通“小学”，我们现在研究古书自然也得从“小学”入手了，因此章太炎先生讲治国学的方法，第二条就是“通小学”。那么究竟何谓“小学”呢？简单来说，“小学”在古代就是古汉语文字学，古时候的儿童入学，首先要学习六书，因此把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叫做小学，因此章太炎先生说，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是因为古今语言变迁的缘故，过去的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此需要专门作一番了解，才能读懂古书。
章太炎先生拿《尚书》来举例，《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也就是说《尚书》是用当时的白话写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白话文，然而我们今天读起来却觉得“佶屈聱牙”，晦涩得很，因为《尚书》里有很多内容是用商周时期河北的土话写的，我们自然读不懂，然而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解释这些土话的，那就是《尔雅》，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读了《尔雅》，自然就能读懂《尚书》了。
那么，研究小学要如何入手呢？章太炎先生为我们提出了三条方法：
首先，通音韵。这一点讲的是字的读音。古人写书时，常常是同音的字通用，就好像现在的人写了错别字一样，拿一个读音一样的字来代替真正要写的那个字。这本来不算麻烦，麻烦的事儿在于许多字的读音今天和古时候不一样，所以更读不懂了。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古时候的字的读音，知道哪个字和哪个字相通，读古书就不难了。要了解音韵，可以去看《音韵学》这本书。
其次，明训诂。这一点讲的是字的含义。古时候，常常赋予某个字一定的意义，后人进而又引申为别的意义，与原来的意义有很大的差别，如果用后来的意义去理解古书，自然读不懂，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些古时候文字的含义。前面说到的《尔雅》就是了解训诂的好书。
最后，辨形体。这一点讲的是字的写法。同一个字，古时候的写法与现在的写法大有不同，例如很多书使用篆体写的，我们看不懂篆字，自然就看不懂古书。对于字的形体，可以去看《说文》这本书。
章太炎先生强调说：“是正文字之小学，括形声义三者而其义始全。”章太炎指出，文字之所以能够流传，虽然凭借的是它的形体，但如果从根本上说，一个汉字，是先有一定的含义，然后有了声音能够说出来，最后有形体能够写下来。因此，对于一个字，要知道它的写法、含义和读音，才算认得这个字，有一样不通，都不算是通小学。
说起小学的重要性，先生以朱熹和毛西河举例说，朱熹一生研究四书五经，可研究了一辈子都没有弄得十分明白，正是因为他的小学功夫不扎实。而后来的毛西河总爱挑朱熹的刺儿，但他的小学也不怎么样，所以挑刺也说得没有道理了。而清代的学者十分重视小学，因此他们对于古书的研究前进了许多。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知晓古代地名与地形【国学笔记】
★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作为其他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品读大师】“会稽山”“陈留”“汴州”“身毒”“华容”，这些地名都是我们在读古书时常常遇见的，像这样的许多地名，眼看着十分熟悉，却又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于是读古书就像读天书一般，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因此章太炎先生谈治国学的方法，第三条就是“明地理”，也就是了解一些古代的重要地名和地形。
要了解地理又分为天然的和人为的两种。天然的即山川河流一类，一直在那里没有变过的，所以比较容易了解。章太炎先生推荐乾隆时期的《水道提纲》一书，这本书讲山的地方比较少，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至于大名鼎鼎的《水经注》，先生认为文采丰富，但是已经不太实用了。
人为的就是人们设置的郡县之类，由于是人为的，就经常有变化，所以考证起来比较麻烦。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章太炎先生推荐看《大清一统志》和《李申耆五种》，记载的内容较为详细可靠。
章太炎先生讲“明地理”主要是针对读史书而言，史书上涉及的地名十分繁杂，又不可不懂。比如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争，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有许多和地形有关，如果不了解地形自然就不明白其中的原委。在先生看来，二十四史中最难研究的是《南北史》和《元史》。原因在于，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一州，我们今天对于《南北史》中那些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弄混。而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元史》中涉及许多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名，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当然，不论是读历史，还是治文学、哲学，了解一些中国古代的地名与地形总是很有帮助的。章太炎先生指出，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容易发生三种谬误。首先是臆测的谬误，这是因为历史上一些时代南北隔绝，北方的作者对于南方的地理不清楚，南方的作者对于北方的地理也不清楚，例如《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也错得很多。我们若是跟着这些错误的解释来读，就永远不能了解真相了。其次是纠缠的错误，中国幅员辽阔，有许多相同的地名，例如今天我们有吉林省、吉林市，古代也是如此，不能不加以区别。最后是意会的错误，古书上许多地名与今天的许多地名相同，于是许多人便认为是同一个地方，实际上却相隔万里。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泸水就是现在的金沙江，诸葛亮所渡之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误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由此可见“明地理”的重要性了。辨文学之应用【国学笔记】
★自从韩退之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则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
★《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品读大师】
所谓古书，也就是古人写的许多文章，读古书自然要涉及文学派别的问题，正如我们今天讲议论文、说明文、叙事文等，古代的文章也如此。如果能够了解古代文章的派别，读起古书来就会容易得多。章太炎先生讲治国学的方法第五条就是“辨文学应用”，也就是文学的各个派别。
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诗和文，有韵的叫做诗，无韵的叫做文。章太炎先生认为，凡是诗必须要有韵，有韵才能传达情感。这就好像自然界中的鸟兽鱼虫，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用优美的声音传达感情，古人也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可见诗是必须要有韵的。因此先生认为，现在有些白话诗不用韵，即使有美感也不能算作诗，只能算作散文。
无韵的文也可分为两类，骈文与散文。“骈”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是“两马并驾”的意思，后来引申出成双成对的含义。而骈文的特点就是对仗工整，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而且，骈文还讲究平仄的运用，使得韵律和谐。散文则刚好相反，不讲究音韵也不讲究对偶排比，是一种很自由的文体。对于骈文和散文，章太炎先生认为，“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先生举例说，《周礼》和《仪礼》都是周公所著，但前者用骈体，后者用散体，这不是作者随意决定的，而是文章的内容要求必须要用骈体或者散体，可见骈文和散文各有特点和应用。
然而历史上的学者对于骈文和散文的争论却是相当激烈。骈文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和谐，自然就有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堆砌辞藻而华而不实的缺点。因此许多人认为应该以散文取代骈文。例如唐代的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和辞藻、排偶的骈文，而他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叫做“古文”。后来，又有人出来推崇骈文而反对古文，总之争论不休。对于这种争论，章太炎先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
最后来说白话，前面提到《尚书》是用当时的白话写的，《汉书》里面也有一些白话，一般人理解，白话比较真实，但章太炎先生说：“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先生举例说，“二程”、朱熹和陆九渊都有语录，语录就是用白话写的，但“二程”是河南人，朱熹是福建人，陆九渊是江西人，各地方言不同，如果各传真相，那么应该所纪各异，为什么他们的语录都是同一体例呢？可见，白话文能完全表达口语的真相这个说法，也未必是真的。第二章 国学略说诸子皆出于王官【国学笔记】
★所谓宦者，谓为其宦侍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
★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有：“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品读大师】
人们常说“诸子百家”，“诸子”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那时候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他们著书讲学、相互论战，学术异常繁荣，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故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百家”并非实指，只是用“百”来表明当时诸子流派之多。至于当时诸子究竟有哪些派别，《艺文志》中提出主要有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十家。我们不免有疑问，这许许多多的诸子派别是如何产生的呢？东汉班固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他在《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对于这种说法，章太炎先生是十分认同的，并且在演讲中专门作出了阐述。之所以说古代学者都是王官出身，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先生说：“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也就是说，普通百姓是没有书读的，想要治学就得去为政府服务。《曲礼》说“宦学事师”正是如此，求学要入仕途，就教与官府，边仕边学，学为官之术，这就是所谓的“宦学制度”。《说文》中说：“仕，学也。”仕为什么训为学呢？正是因为宦于大夫，就好像今天我们学习走路一样。因此章太炎先生说：“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后来子夏说：“学而优则仕”，那是战国时代的事了，仕学已经逐渐分离。然而，秦朝时，李斯建议：“若欲有法学令，以吏为师。”也就是效仿古时候的宦学制度，实行起吏师制度。《史记》称老子为“柱下史”，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掌管文史星历之事，其他各家的出身虽然没有确凿的根据，但大概都是出于王官。
章太炎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诸子皆出于王官，各自在各自的职位上守法奉职，因此彼此的学说不相通，正如《庄子·天下》篇中说：“譬如眼耳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然，也有兼学两种学说的，例如儒家许多学者同时也是纵横家，法家的许多学者同时也是名家，可见诸子各家的学说虽然自成一派，但是也有许多相互借鉴、融合的部分，并非完全相异，我们了解任何一个派别的学说，都需要了解其他派别的学说作为辅助，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也需要与其他学问融会贯通，唯此才能了解得透彻。国势强弱决定文章盛衰【国学笔记】
★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
★不特文章为然，见于道德者亦然。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情即有关于气体。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品读大师】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评论文章都以“气”为主。曹丕首开以气论文章的风气，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敌而强制。”陆机在《文赋》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养气》一篇专谈养气。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动性情，形诸物咏。”苏轼：“文者，气之所形。”严羽也有“气象”说。可见“气”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章太炎先生对此也颇为重视，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不论骈文还是散文，都要以气骨来评价它的优劣，在这一点上，先生的意见与前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先生提出文章的“气”取决于国家的“气”，所谓“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及风俗”。
周秦时代的文章，章太炎先生认为“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气”，就拿《诗经》来说，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皆可谓甚真。其次，《楚辞·离骚》之忠怨，《国殇》之严杀，皆各尽其致。
汉代的文章虽然比不上周秦时期的，但还算是气盛，章太炎先生评价说：“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到了东汉虽然差一些，但是像《两都》《两京》以及《三都》这样的文章仍然值得称赞，后世没有能够超过的。先生认为这都与汉人的体气有关，汉人体格强壮，因此文章气盛，这一点有据可证。其一，如今发掘的汉代古墓，可以看到汉人的尸骨比今人的尸骨大得多；其二，东汉晚期的武梁祠里保存了许多汉人的画像，面貌虽然看不清晰，但可以看出面部轮廓有如犹太人；其三，汉代尚武，文人为将帅的事情有很多，而且当时的歌谣都没有写行军之苦的，后世却有许多，可见汉人体格之强健。因此“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
到了唐代，国势虽然比不上两汉，但胜于六朝。章太炎评价说：“故燕许大手笔，文虽骈体，气骨特健。”而到了宋朝国势已弱，又尚文轻武，单拿“唐宋八大家”来说，欧、曾、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到了南宋，更是文不成文。
明朝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也比宋朝好得多。但是汉唐是自然强盛，而明朝则是勉强为之。明朝国势如此，文章亦如此，例如前后七子之作，效仿秦汉时期的文章，但力不足以赴之。
清初国势强盛，但那是满人的强盛，并非汉族之盛。当时的汉人皆以当兵为耻，“夫不习戎事，则体力弱；及其为文，自然疲苶矣”，体格不如从前。后来曾国藩办团练，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
综观以上各朝代文章之盛衰，可知国势强盛，则文章气盛，若国势衰微，则文章也没有气，一直以来人们都就文章论文章，殊不知文章的盛衰其实取决于国势的强盛与否，如果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大概可以说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研究一切学问，都需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唯此才可以理解得透彻。国学之进步论【国学笔记】
★讲哲理绝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事实上是不能量的，只能用理论计算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
★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品读大师】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是国学全面总结的时期，三百年学术精深而博大，分量重而价值高。到了清末，曾国藩、张之洞等学者都认为一切学问都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就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绝不可能再超过了。对于这种论断，章太炎先生不以为然。学问哪里是能够穷尽的，后来的人想要了解国学中的普通知识，大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学问，恐怕是不够的。清代考据学最发达，先生就以考据学为例，他说清代考据学的成就虽然很多，但是我依着他们的路径引申开来，也还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还有许多未开辟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怎么能说已经穷尽了呢？由此，章太炎先生呼吁：“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
章太炎先生具体提出了国学进步的三点：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对于经学，先生认为，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但是“温故知新”仅仅是“足以为师”，谈不上是进步，治经必须要比类知原，才能有进步。前人治经，流于臆测妄断，而清人治经，又仅求一字、一句的妥当明白。因此我们后人再来治经，古书上的疑难问题已经由前人讲明白了，我们就不必再做那些“擘绩补苴”的事情，可以在前人治经的基础上做到融会贯通，由此便可以使经学进一步发展。
如何能够做到融会贯通呢？章太炎先生强调说，治经不可不读史。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因此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知道要先看通史，再研究断代史，这样才能通透高远，不至于眼光狭隘。同样，我们治经，也必须先研究通史，治经若不与研究通史相结合，就相当于研究断代史而不看通史一样糟糕，如何能有成果？因此，先生提出治经要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贯通。那么究竟什么叫作比类求原呢？简单地说，就是“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先生认为，这样一来，经学家最忌讳的武断和琐屑的毛病，就可以避免了。而从中可以得到的新知识，也将不可限量。
至于哲学，章太炎先生认为要“直观自得”，先生强调说：“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先生这番话是针对前人所说的，晋代哲学为清谈，嘴上说说但并无根据；宋明理学，渐有所证；而清代专门在文字上下功夫，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发情止义”出自《诗序》，文章里所讲的“情”是指喜怒哀乐的“情”，而“义”是指礼义的“义”，而先生将这句话的含义引申了，“情”指“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指“作文的法度”。先生举例说，桐城派的文章，细细读来总觉得无味，原因在于他们的文章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苏东坡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杜甫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总之，文学不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
章太炎先生提出的国学进步的三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觉得新鲜，然而如果回到先生所在的年代，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意义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然而到了清朝末期，国学渐渐走向衰落，文人学者故步自封，在学术上少有进步和创新，章太炎先生由此提出追求进步的口号，无论在什么年代，这种求进步、求创新的精神都是治学所不能缺少的。 第二卷朱自清谈诗说文
大半个世纪以来，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都是语文课本的必选之作，读过这些散文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尤其是散文，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美文”。但其实，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朱自清先生不仅以诗人、散文家著称于世，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出生，原名朱自华，字秋实，取“春华秋实”之意。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感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为了惕厉自己不随流俗合污，改名自清”。自清，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这是屈原被流放时请太子卜为自己占卦时说的话，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思是弓弦常处于紧张状态，性格缓慢的人可以佩带弓弦以自警。
朱自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19年2月，他就发表了新诗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一边教中学，一边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这时还写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创作以散文为主。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并在1932年7月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也从这一年9月开始，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在这段艰苦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仍然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24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仅50岁。他留下了《雪朝》《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你我》等大量美文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著作。
朱自清曾宣称“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所说的“国学”，就是古典文学。北大教授、文学家王瑶说：“朱先生是诗人，中国诗，从《诗经》到现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诗选’是他多年来所担任的课程；陶谢、李贺，他都做过详审的行年考证。”尽管朱自清致力于“国学”研究的时间并不多，教学和文学创作占去了多半的时间，但他做学问极为勤奋、刻苦，学风严谨踏实，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写出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学术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观的宝贵的学术遗产。第三章 《诗经》新解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国学笔记】
★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
★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音韵近似，便可满足初民的听觉，他们便觉得这两句是相连着的了。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诗经》中常有相同的起兴的句子，古今歌谣中也多。【品读大师】
所谓诗，是一种为了吟咏言志的文学体裁，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朱自清对《诗经》作了深入的研究，集众家所长，提出了系统而又本质的见解，本章将逐一介绍。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经第四》的开头就说“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
我们知道，上古的人们在劳动时会唱一些歌抒发心情，一个人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常愿意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朱自清说：“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他还引用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作为例证。
虽然没有文字来记载歌谣，但它被人们口耳相传，流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随着时间沉淀，传唱的歌谣越来越多。对于歌谣的发展，朱自清说：“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他引用《英国民歌论说》中的观点说歌谣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十分恰当。
朱自清把歌谣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随口唱，乐歌则是随着乐器唱。二者都有节奏，徒歌中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只不过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将情感表达到位就行，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文字出现以后，歌谣被人记录下来，就是最早的诗了。朱自清对从歌谣到诗的过程有详细的论述：
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做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工，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刺、颂美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诗以言志，政治教化【国学笔记】
★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
★近来文学批评里常把言志与载道对言，以为言志是个人的抒情，而载道是文以载道。载道，为“五四”以来所反对。但最近又主载道，不过所载之道不同。但是，言志实即载道，二者不应对立。【品读大师】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中说：“在诗论上，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也可说是基本的观念：‘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世论诗，都以这三者为金科玉律。”并在《诗言志辨·序》中说“‘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给予“诗言志”在诗歌评论上最高的地位。“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以言志”，“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朱自清认为古代所谓“言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他在《诗言志辨·诗言志》中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的政治教化作用进行了阐述。前两方面主要考察以诗乐合一的先秦时代诗歌，后两方面主要考察以诗乐逐渐分开、诗义更受关注时期，特别是汉代以后的诗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诗言志”的含义及其发展的史迹。
一、献诗陈志
朱自清首先引用杨树达的意见，肯定“诗”与“志”是同一个字，还肯定了闻一多对“志”的释义：记忆、记录、怀抱，然后提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又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和《论语·公冶长篇》得出“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结论。他又引用《诗经》中12处关于作诗的句子，说明相关诗歌的“作意”不是“讽”就是“颂”，而且“讽”比“颂”多，从中也可以看清楚“诗言志”究竟是指什么。最后，他从古代诗乐不分家的角度分析“乐语”，指出与“乐”合一的“诗”是“礼乐”的一部分。
所以朱自清认为，“诗言志”其实就是指抒发与政教意识相关的“怀抱”。公卿列士把抒发这种“怀抱”的诗歌献给帝王，或者唱给帝王听，以达到“讽、颂”的目的，这就是献诗陈志，或者谓之“歌谏”。
二、赋诗言志
赋诗言志即借诗言志。“赋诗”者只是“借诗言志”，他们不是诗歌的作者，而“献诗”者往往本人就是该诗的作者。朱自清认为“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赋诗即使是在应酬场合的也还“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还流露着赋诗人之志，他自己的为人”，这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十六年、襄公十六年的内容中都可以看到。
朱自清讲了赋诗言志的两个特点：一是“从外交方面看，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在这种外交酬酢里言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外交的赋诗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郑人赋诗，求而兼颂；鲁人赋诗，谢而后许。虽也还是‘言志’，可是在办交涉，不止于酬酢了。……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二是“献诗的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总之，“赋诗”者把诗歌当做特定场合中应酬的工具，让听诗的人通过诗句了解他和他所代表的国家，从这个方面来看，“诗言志”依然与政治、道德相关。
三、教诗明志“教诗明志”四字，是朱自清根据《国语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一语概括出来的，侧重在受教诲人的志。朱自清指出，“献诗陈志”是指“由下而上”传述讽旨，“赋诗言志”是指“在上位的人”互相称颂“表德”，而“教诗明志”则是指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实施教化，引导风俗。仍然没有脱离政治教化。
四、作诗言志
前面的“赋诗”“教诗”都是说明借用诗人的诗歌观念，“献诗”则是以讽谏为目的，重点在听诗的人，不在诗人自己。而“作诗言志”是从写诗者个人的角度出发梳理“诗”与“志”的关系，诗人表达个人的想法，为自己而写诗。朱自清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是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到东汉五言诗逐渐发达以后，抱这种写作态度的诗人更多。然而，这些“歌咏自己”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讲述个人的穷通出处，或者吟咏他们所理解的人生义理，比如出世观和入世观，以这些为“诗言志”的引申义，其实也都没有离开政教。
综上所述，朱自清厘清了“诗言志”的内涵：“诗言志”的本义是讽颂，反映的是一种政教意识。温柔敦厚的诗教【国学笔记】
★《诗》教究竟以意义为主，所以说“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美刺讽喻不离乎政治，所谓“《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就指美刺讽喻而言。
★讽谏似乎就是“谲谏”，似乎就指献诗讽谏而言。讽谏用诗，自然是最婉曲了。谏诤是君臣之事，属于礼；献诗主“温柔敦厚”，正是《礼》教，也是《诗》教。【品读大师】“诗教”这个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篇》：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由上可以看出，《诗》教与《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并列，共称为“六艺政教”（郑玄语）。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诗教》中指出，诗教在六艺之教中地位与其他五家相当，但由于“诗语简约，可以触类引申，断章取义，便于引证”，《诗经》这种“富于弹性”的特点，又帮助了它流传，所以从社会流传、应用的广泛程度而言，儒家其他经典“到底不如《诗》”，这也使《诗》教的影响得以扩大。
汉人在著书立说时喜欢频繁而广泛地引证《诗经》，这既说明他们对《诗经》非常熟悉，也说明诗教深入人心。朱自清把汉人引《诗》概括为三类：一是关于人事的，包括德教、政治、学养，其中以涉及德教的引用数量为最多；二是关于天道的；三是关于历史、制度、风俗的。在此基础上，朱自清提出诗教这一意念的“核心”是“德教、政治、学养”，“温柔敦厚”四字就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经解篇》孔颖达《正义》解释“温柔敦厚”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温柔敦厚”的确是集中了诗教的精粹。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诗教》的第三部分对“温柔敦厚”诗教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首先厘清了诗教与乐教的关系，而“诗教”更不能离乐而谈。一来声音感人比文辞广博得多，若只着眼在“《诗》辞美刺讽渝”上，“诗教”就未免狭窄了。二来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也就是乐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影响大得多，“诗教若只着眼在意义上，就未免单薄了”。由此，他得出结论，“‘温柔敦厚’该是一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喻’的作用，一面还映带着那‘《诗》《乐》是一’的背景”。然后从以义为主，诗、乐、礼互为其用的角度，阐明“温柔敦厚”诗教的基本精神，“‘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也是‘中’”。儒家重“中庸”之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
朱自清不仅阐述了“温柔敦厚”核心要义，还把唐以前和宋以后诗歌风格的变化置于“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变迁中加以考察。他认为诗教在汉朝风气最盛，以后则“大减声势”，不过诗歌仍追求“优游不迫”，所以“还不失为温柔敦厚”。到了宋朝，以说理为诗，风格朝散文化发展，离开“优游不迫”“温柔敦厚”越来越远。第四章 从乐府到唐诗风靡一世的汉乐府【国学笔记】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汉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散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也。名字磨灭，不知其作者，故称古辞。【品读大师】
从秦代以来，统治者设立专门官署——乐府，来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汉乐府则是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保存下来的诗歌，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开始被称为“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照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所作的诗，叫做“乐府诗”。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第十二》中对汉乐府的概况作了介绍，我们就从中一窥汉乐府之究竟。
汉代乐府从汉武帝开始采民间的歌谣和乐谱，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代、赵、秦、楚的作品是汉乐府之精华。汉武帝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负责整理那些采集来的歌辞和谱子，以备传习唱奏。朱自清说：“当时乐府里养着各地的乐工好几百人，大约就是演奏这些乐歌的。歌谣采来以后，他们先审查一下。没有谱子的，就要给谱曲，有谱子的，要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给改动一些。这就是‘协律’的工作。歌谣的‘本辞’合乐时，有的保存原来的样子，有的删节，有的加进些复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
朱自清认为乐工们进行“协律”工作的时候，主要以乐为主，只要调子相合，“歌辞通不通，他们是不大在乎的”。乐工们有时还在歌辞里夹进些泛声，“辞”用大字写，“声”用小字写。但流传久了，声辞渐渐区分不开混杂起来，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这些乐歌就是后来被称为“乐府诗”的诗歌，简称就叫“乐府”。
朱自清指出，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雅乐”的三百篇有所不同，而是采取了新调子。新调子有两种：“楚声”和“新声”。楚声的代表就是屈原的辞。汉高祖是楚人，喜欢楚声。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因为楚声比雅乐好听。汉武帝时乐府所采的歌谣，楚以外虽然还有代、赵、秦各地的，但声调也许差不很多。鲁迅说汉宫楚声就是指这种风气。不过，那时也有另一种新声输入乐府中，新声出于西域或北狄的军歌，李延年就喜欢用新声的调子唱奏歌谣，渐渐把楚声给压下去了。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其中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就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朱自清说：“用一般人所喜欢的调子，歌咏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自然可以风靡一世。”到了汉哀帝，却认为那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于是废了乐府，裁了多一半乐工——共四百四十一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当时汉哀帝很想恢复雅乐，但没有懂的，只好放弃了。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这风气直到汉末都没有改变。委婉尽情的《十九首》【国学笔记】
★楚声名调比雅乐参差得多，新声的更比楚声参差得多。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的《白头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这样的五言诗的源头。
★这种作品（指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题材可还是民间的，如人生不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等等。这时代作诗人的个性还见不出，而每首诗的作者，也不限于一个人，所以没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这类诗。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为这类诗究竟是民间味，而且只是浑括的抒叙，还没到精细描写的地步，所以就觉得“自然”了。【品读大师】《十九首》即南朝时期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中所录的《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十九首》没有作者，但也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前面讲过，乐府本来是入乐的歌谣，盛行于西汉。到东汉时，文人仿作乐府辞的极多，现存的乐府古辞也大多是东汉的。朱自清认为，仿作乐府，最初大约是依原调，用原题；后来做的便有只有原题的。再后便有不依原调，不用原题，只取乐府原意作五言诗的了。
以前有些说法认为，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的诗，而《十九首》里有七首是枚乘所作，和苏、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朱自清对这种说法予以否定，他认为十九首古诗都是汉末的作品，苏、李诗虽然题了苏武、李陵的名字，却与他们的事迹不相符，而其风格和《十九首》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十九首》在朱自清的眼里是“我们最早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诗经》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
朱自清指出《十九首》中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对于邪臣当道、贤人放逐、朋友富贵相忘、知音难得等事的慨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但后一类是所谓“失志”之作，自然兼受了《楚辞》的影响。他同意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看法，认为古诗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不在字面上下功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到唐为止，这是五言诗的标准。陶、谢——发现自然的诗人【国学笔记】
★历代论陶（即陶渊明），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陶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
★陶《劝农》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也就是“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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