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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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里的中国：杨照“中国传统经典选读”系列（套装共十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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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焚毁、伪造，几近失传，这部代表周代文明价值的经典，真的包含最永恒的天命？第一章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的形成神圣文字与世俗文字这本书，叫做《书》《书经》或《尚书》，不同的称呼，重点都在“书”字上。“书”（書）字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只留下了一点点甲骨、金文中所见的象形造字原意。像是“书画展”，“书画”两字连用，有些人看到了，产生的联想恐怕会是一条长桌上摆放一堆书籍，后面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幅幅的画。不是的，“书画展”展的是“书法”和“图画”作品。所以“书家”不等于“藏书家”，前者专精于写字，后者则是以收藏了大量特别的书籍而闻名。“书法”，本意是“写字的方法”。不是每个会写字的人，都能写“书法”，要写得符合一定的规范，到达一定的程度，才是“书法”。“书”的甲骨、金文原形是手里握着一支笔的形象，放在像是砂盆般的容器上，所以本意是“写”。当它用作名词时，指的则是“被书写下来的”，或是“被记录下来的”。《尚书》的“尚”，意思是时间上高古久远。《尚书》二字连用，说明了这本书的内容，是高古久远前，几乎是中国最早记录下来的资料。最早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资料呢？是周代朝廷、政府的官方文件。
中国文字的起源极为特殊：第一，中国文字不是表音的；第二，中国文字具备很特别的功能。商代的甲骨文，在形体与功能上，都很接近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面有很多符号源自对于自然现象的模仿、抄记，以图画或简笔的方式表示，方便一眼看出其意义。在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用途明显都带有宗教性，具备沟通、记录超越领域神明信息的功能，而且文字都被统治阶级独占，其他人不能随便僭用。
埃及的法老，本身就是神，有着神的名字。中国商代的王不是神，但同时领有大祭司的身份，所以可以透过种种方式，与居住在另一空间的祖先沟通，获得祖先的指引或协助。商王的地位与权力，很大一部分源自他控制甚至垄断了和祖先之间的沟通。“卜”是他用来领受祖先信息的重要形式，甲骨文则是他用来记录祖先信息的一套神秘符号。
这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出的楔形文字，大异其趣。楔形文字是表音的，用芦笔在泥板上画出少数几个符号，就可以用来记录语言。而且楔形文字的原始用途，主要是在商业上。楔形文字从记录商业行为进而演变为商业契约，充分利用了文字一旦写下就不会变动的特性，弥补了语言无法精确存留的缺点。
到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去参观他们的“古代近东”部门，就会发现主要的藏品中，一定有为数庞大的“泥印”。“泥印”是圆柱形的，上面刻蚀了漂亮的花纹，晒干或烤干了之后，可用来保障泥板上书写的内容不被任意改动。具有契约意义的泥板，需要加封另外一层泥片，在上面用“泥印”滚过，“泥印”上的花纹就会转印在泥片上，别人就没办法在不破坏泥印花纹的情况下，改动底下泥板的文字内容。这是苏美尔人，乃至于整个两河流域商业贸易之所以早早发达的关键助力。
原本用在宗教上的中国文字，到商周之际，经历了重大变化。周人承袭了殷商的文字，却将其原有的强烈宗教色彩除去，赋予文字很不一样的意义。
商朝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商人会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不过这些铭文主要属于族徽的性质，用来标示青铜器属于哪个家族，并不是真正的文字。
到了周人手中，青铜器铭文的性质改变了。周代青铜器上开始有了金文，也就是文字的连缀。很快地，青铜铭文有了固定的格式，其中一个常见的铭文用语，是“子子孙孙永保用”。这个句子表明了周人对青铜器的一个重点看法─这是可以抵抗时间，不会毁坏，能够一代代不断传留下去的东西。此外，这句话也标示出了在青铜器上刻蚀文字的核心用意─让这些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可以和青铜器一样不朽，一直存留。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尽管两者使用的文字符号高度重叠、雷同，但其根本精神已有了巨大改变。甲骨文的本质是神秘的，代表超越的信息；金文的本质则在于凝结、固定、传留意义。书写的行为，在殷商时带有人世之外的神秘气息，在周代则呈现出强烈的时间感，或说“抗拒时间流逝”的特性。
为何书写？为了要把有价值的信息或真理，借由文字固定下来，使它得以跨越岁月，让后人也能接收。周代的书写，最早从和青铜器的结合中，取得了这样的新意义，然后这种性质回过头来感染、传递到文字上。不只是刻在不朽青铜器上的文字，所有的文字都被周人视为恒久的，因此受到重视甚至尊敬。
这样的渊源，使得周代早期的文字记录，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属于那些有能力从殷商那里学会如何刻写文字，又有能力继承殷商青铜铸造技术的极少数人。也就是说，文字在周代明确属于“王官”的传统，是以姬姓、姜姓等几个建立周朝的大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统治阶层文化。
其次，文字和时间、世系纵向联系，三者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留，所以不辞辛劳写下来。那也就表示了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标准，认为有些前人的所作所为具备特殊价值，不该随时间消逝，应该找到方法把它们留存下来。所以他们就挪用了本来商人发明的用于记录非人事、超越界信息的文字，改成这样的用途。《诗经·国风》里的内容，大部分明显来自民间传唱的歌谣，如果不是有“采风”“采诗”的封建政治动机，这些内容应该也不会被转成文字记录下来。于是，这些原本表达小人物朴素情感的诗，到后来会被《大序》《毛诗》诠释成承载政治大道理的工具，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原本属于民间的歌谣，为了统治或统治教育上的需要，才有机会化为文字，在“王官学”中找到位置，被传留下来。后来与《诗》一起被列为“经”的那些内容，都有这种共同的历史特性。被遗忘的《尚书》
在这些“经”之中，《尚书》和“王官学”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尚书》里所收的内容，在周代就被称作《书》，表明这是最早的书写记录，是周人最早认定应该被书写下来的内容。到了汉代，因为“书”这个字运用得愈来愈广泛，为了分辨出专有名词的意义，才将《书》改称为《尚书》，然而“尚”这个字，仍然清楚标举了“时间上最古远”的意思。《尚书》《诗经》都是西周贵族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不过进入东周之后，这两份文本有了不太一样的遭遇。《诗经》逐渐呈现出高度的实用性，被运用在日常交谈及外交折冲上。《诗》也构成了优雅言词的基础，即使是表达同样的意念，辗转透过《诗》中的句子作为典故说出来，会让说话的人显得更有气质，有效地提高了所表达内容的说服力。
春秋战国时，原本“王官学”中的《诗》之学，非但没有在列国相争的新环境中没落，反而还获得了新生命，进一步发展。所以，《诗》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且和东周以降的中国语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相对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尚书》虽然也被新兴的百家言论引用，但其普遍性远远不及《诗经》。《尚书》里保留了大量西周初期的文字写法，其文法和西周青铜器上保存的金文大体相同。将文字保留在青铜器上的做法，到了西周中期之后，明显衰退了。这种衰退，最有可能是受到了在木竹简上刻写文字的新风气影响。毕竟，在木头、竹子上刻写文字比刻铸在青铜器上要容易太多了。就算木头、竹子的保存时间比青铜差，但木竹上可以刻写更多内容，而且便于抄制副本，这些优点，足以弥补其缺点。
比对甲骨文和金文，尽管甲骨文的时代早于金文，但我们发现甲骨文的文字总数超过了金文。这反映了青铜器铸造的难度限制了金文的发展。青铜刻铸耗时费工，所以金文必定高度减省、浓缩，走的是一套与语言无关、自成一格的书写文法。将文字改成写在木竹简上，必定会为文字开放出新的自由空间，新字、新词、新句，乃至于较为复杂的文法就会随之出现。
书写的新形式与新空间，同时也打开了文字接近语言的可能性。尽管木竹简上的文字，用的还是旧的非表音符号，但在可以写得比较长、比较多文字的技术影响下，文法就变得活泼、有变化。
在金文和《尚书》的文法中，同样的字往往要在不同的句子里承担不同的意思。因而必须有方法来标示这个字在这里到底应该读作其众多意思中的哪一个，所以只有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有能力解读、书写。
基于书写技术革新而连带产生的文法变化，大约就发生在春秋时期，恰好也是“王官学”与“诸子学”消长交替的关键年代。“王官学”是西周封建文化中固定的贵族教育内容，“诸子学”则是封建秩序动摇后新产生的、带有地域甚至个人色彩的思想学问。“王官学”和“诸子学”交接处最重要的产物，就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从记录孔子个人言行这件事看，《论语》是最早的“诸子学”文献，不过《论语》的核心内容，又是孔子向弟子传授、解释关于传统“王官学”的教育内容。
金文的没落，意味着《尚书》所使用的这套文法，逐渐被新的文法取代了，也意味着《尚书》和后来兴盛的“诸子学”所使用的文法，有了愈来愈大的时代隔阂。而且《尚书》的内容又不像《诗经》那样取得了明确的实用价值，到了战国后期，能理解《尚书》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尚书》的传抄也出现了问题。
周朝结束后，迎来了秦代的知识学问浩劫。统一是许多东周君王都有过的志业，也是长年战乱之后很多人民所期待的，但最终获胜的秦始皇，他最大的野心，不在于统一六国。秦始皇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只要完成一统，还要建立一片过去没有出现过、不曾存在过的新天地。他要切断时间、切断历史，重新开始。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号─“皇帝”，又将自己称为“始皇帝”，并且规定在他后面当皇帝的，都按照数字排下去，“二世”“三世”……直到“百世”“千世”。
这样的命名方式，推翻、改变了周代的谥号传统。我们今天称为“周武王”的这个人，当他活着时，是不会知道自己叫“周武王”的。等他死了之后，继任的天子与臣子们依照他一生的行谊功绩，选出一个字来代表、总结或凸显他的作为，才有了“武王”这个名号。换句话说，谥号就是对帝王盖棺定论的成绩单。
周幽王如果知道自己会得到“幽王”的名号，一定会拒绝，一定会想办法改掉。那是个带有强烈谴责意味的、很糟糕的成绩单。谥号从周代建立之后，一直保留着，成为我们今天一眼就能判断一个君王好坏的简单记号。只有秦代是例外。
秦始皇不接受这种做法，不接受死后还要被继位者及臣下议论。他推翻了周代的陈规，自己设计了另外一套纯粹以数字标示前后顺序的办法。而他就是“始”，是“第一个”，前面没有任何人。还有，透过纯粹的数字，他可以安心地想象自己的王朝跟数字一样，可以无限累积，延续下去。
秦始皇的野心是要推翻周代一切制度，取消谥号只是其中一环而已。这项空前的野心，使得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非但没有安逸享受，还日夜忙碌，不得休息。所以他最讨厌、最受不了的，就是在设计、推动任何事务时，有人用“以前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来质疑、反对他。偏偏过去周代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就是引用过去的例子来鉴戒当前的情况，周人相信，先王圣贤的智慧与真理都保留在旧有的记录中。
秦始皇有名的暴政之一─焚书，就是要消灭那些代表旧“王官学”的著作，禁止人们“耳语诗、书”，就是禁止引用《诗》《书》等内容来批评时政。和焚书相关的另一项暴政是坑儒，虽然根据《史记》记载，被坑的并不是儒生，而是方士，不过坑儒的说法，因为符合秦始皇衷心厌恶以传统为务的儒生，而流传了下来。
这些激烈的手段是要彻底切断秦和周之间连续关系，于是，属于周代“王官学”传统中的文献，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破坏。《诗》和《书》是当时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周代文明价值的文献，其遭遇尤其凄惨。王官学之复兴
秦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南方楚地的流氓混混。《史记》里多次记录了他的种种无赖行径，还特别说到他讨厌儒生，遇到有人戴着儒冠来见他，他会动手动脚把人家的儒冠摘下来，往人家的帽子里撒尿。当上了皇帝之后，他身边的陆贾喜欢引用《诗》《书》，刘邦听了很不爽，就说：“你老子靠着在马上打仗得到天下，要《诗》《书》干什么！”陆贾才沉着地说出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名言。
也就是说，在厌恶儒生、轻蔑周代旧传统这件事上，其实汉高祖和秦始皇并没有什么不同。汉朝虽已创立，但“汉家制度”却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高祖到文帝、景帝，汉朝并没有对秦始皇建立的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改造。“文景之治”最被称道之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最能代表这种精神的，是“萧规曹随”的故事，因而我们可以知道，在那段时间，新朝代新政府除了废除秦代过于沉重的徭役、税赋之外，并没有积极去创造自己的新制度。“缇萦救父”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文帝时期，汉朝仍然保留着残酷的“肉刑”。从《史记·酷吏列传》中，我们知道，秦代信奉的法家的严刑峻法原则，一直延续到了汉初。
意思是，反周代“王官学”的人文精神，强调和看重现实法律，要求人民“以吏为师”的这种精神，并不只短暂存在于秦代的十几年之间，而是秦亡之后，又在汉初延续了好几十年。一直要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朝才算真正逆转了秦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式致力于继承原本的周代传统。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王官学”经历了被压抑、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种种过程。汉武帝取得今天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他依靠自己的雄才大略，决定了汉朝的方向，从原来文帝、景帝的保守、观望态度中脱离出来。他决定重新拥抱“王官学”的传统，走一条和秦始皇相反[1]的路，所以把原来有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项目的“博士官”，收拾、统合为“五经博士”，除了“五经”，也就是除了“王官学”的内容之外，其他都从朝廷正统里被赶出去了。“王官学”经过几十年的压抑、遗忘后，即使再被武帝抬高为帝国的知识正统，毕竟还是有些内容受到了无法还原的伤害。相对地，《诗》受到的破坏较少。一方面，因为直到战国末年，都还有很多人读《诗》、颂《诗》，将《诗》广泛运用在生活中；另一方面，《诗》的本源是歌，以有规律、不断反复的声音为其主体，很容易保存在记忆中，一时失去了文本，其实影响不大。秦灭亡之后，不待汉朝朝廷提倡，《诗》之学很快就还原复兴了，早早就有了“齐诗”“鲁诗”“韩诗”等家派，后来又有了“毛诗”。《尚书》则没有那么幸运。战国末年，《尚书》之学已经凋零没落，懂《书》、传《书》的人很少。《书》的内容又极为高古，和当时流行的文法有极大差距，而且没有韵脚的规律，有几个人能把这样的内容记在脑海里呢？到了秦代，书籍文本被管制、消灭，不用多久，《尚书》的内容就很难复原了。
[1] 汉初仿秦制设博士官，项目驳杂，文帝时多达七十余人，
其中包括《孟子》博士、《孝经》博士、《尔雅》博士、《论语》
博士。哪个版本才可靠
经秦之破坏，汉初《尚书》几近失传。《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这是历史的偶然幸运。伏生在墙里藏了禁书，受战祸影响离开，回来时墙里的书还保存了二十九篇。他拿这二十九篇教学生，留下一点《尚书》经学的种子，到了文帝时，他稍稍注意讲究经学，此时，伏生九十多岁了，竟然还活着，因此才能够把他的《尚书》学问传给晁错。
原来“王官学”传统中的《尚书》，应该有百篇左右，伏生所教的，只剩下不到三十篇。而且伏生传《尚书》，虽说有壁中藏书，但好像主要还是靠他的记忆来口传。一种可能是到文帝时，这二十九篇旧籍已经不存了；另一种可能是伏生所藏的《尚书》是用大篆写成的，秦代施行“书同文”的政策，以小篆作为统一的文字，因而到了文帝时，也就没有什么人读得懂大篆了，是以《尚书》的篇章内容，只能靠伏生口说传授。
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尚书》，用汉代当时的文字重新抄录过，后来就被称为《今文尚书》。之所以加上“今文”二字以示区别，是因为后来出现了《古文尚书》。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载：“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罄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比对文献，《汉书·艺文志》中“武帝末”的说法，恐怕有误。应该是在景帝时，鲁恭王想拆掉保留多年的孔子旧宅，结果在墙壁里发现了用古老文字抄写的书籍多篇。鲁恭王后来打消了拆孔子宅扩充自己宫室的念头，古书则落入孔子后裔孔安国手中，武帝时，孔安国将书献给武帝，所献的《尚书》，比原来伏生口传的，多出十六篇。这是《尚书》分别“今文”“古文”的来历。
不过，孔安国献上的《古文尚书》，当时并没有特别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已经设立了“五经博士”，《尚书》部分的博士官，都是以伏生所传的“今文”为本的。这些博士官大概读不懂“古文”，也没有动机去改变自己所主掌的知识内容。因为没有立为博士，缺乏朝廷的支持，这些《古文尚书》的篇章，到了西晋，又都散佚消失了。
西汉成帝时，曾经有一个叫张霸的人，他大胆地假造了一套共有一百零二篇的《尚书》呈给皇帝。皇帝要人从库房里找出当年孔安国所献的书予以对照，发现两书中同样的篇名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王充《论衡·正说》载：“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
依照王充《论衡》的说法，成帝虽然明知张霸呈上的《尚书》是假的，却很欣赏张霸的文才，不仅饶他不死，还让他的假《尚书》在世间流传，于是读张霸伪造之书的人，就相信《尚书》全文应该有一百零二篇。
从这段记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第一，到成帝时，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还留在宫中；第二，皇帝实在不怎么重视《尚书》这门学问，觉得让伪造的《尚书》流传也没什么关系。
再往下，到了东晋。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突然又出现了，是豫章郡内史（太守）梅赜所献。
魏征《隋书·经籍志》载：“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
这次出现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有三十三篇的内容和原来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是重复的，只是将《尧典》和《皋陶谟》两篇给拆开来，其他二十五篇则是《今文尚书》所没有的。
从此以后，在超过千年的时间里，梅赜所呈的《古文尚书》被视为是《尚书》最完整的版本。不过从宋朝开始，就有学者对梅本《古文尚书》提出质疑，觉得不管在字句或意思上，多出来的二十五篇，都和原来的二十九篇有很大的差异。到了清朝，考据学大为发展，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仔细罗列所有找得到的文献证据，提出了超过一百条论点，显示《古文尚书》是假的。
阎若璩的书一出，此案算是定了，那二十五篇绝对不是《尚书》原文，于是我们有把握可以阅读的《尚书》原文，又回到了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累积千年的知识层级系统
为什么张霸、梅赜要费那么大工夫去伪造《尚书》？最直接的动机，应该是为了引起朝廷的注意，借此得到名利或升官机会。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伪造《尚书》会得到朝廷特别的关注呢？那就牵涉到中国根深蒂固而且愈来愈强烈的“尊古”观念。
我说，大家应该每天早起。这话如果是我说的，多少人会听、愿意听呢？换一个方式，我说，文献中记载，周文王告诫大家，每天早起才能成就事业。话里面的信息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但换个说法，显然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人。
为什么由周文王来说，比你我说的要更有效果？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至少有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讲、不需要讨论的理由：周文王时代古远，时代愈古远，所说的话就愈近真理，愈具备权威。“尊古”的精神刺激了中国历史学的蓬勃发达，也创造了我们今天还能读这些千年古书的基本条件。“尊古”，所以才会不惮其烦地保留老东西，宁可花几倍的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不方便的文字符号，以及和语言分离的复杂文字文法。不过，“尊古”也让中国文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养成大家依附古人说话的习惯。中国传统书籍中，占最大部分的，属于“传注”形式，它们一层层地解释古代文献，同时也是一层层地依附古人说话的结构。“经—传—注—疏”是其基本层次，“传”的用途是解释“经”，“注”的用途是解释“经”和“传”，“疏”则用来解释“经”“传”“注”。一层层叠架着，而且里头有着明确的诠释权力安排，底下一层的解释，不能去质疑、改动上一层。
由“尊古”而“崇古”，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知识权威系统，明白地将后来产生的知识，置于先前的古老知识之下，不准它们平起平坐。后来的人再聪明、再有学问，都只能将力气放在“注”“疏”或“集解”上。大儒如朱熹，因为生在宋朝，他对中国学术所产生的最大冲击和影响，就不会是靠他自己的著作或“语录”，而是靠他对古代经籍所做的“集解”，靠他将《大学》《中庸》从《礼记》里抽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也就是：靠他懂得如何找到一种将个人哲学意见依附在古书上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这套知识层级系统，对于后世有想法、有看法的人，产生了多大的限制。吾生也晚，生在不能写“经”，不能写“传”，只能做“疏”、做“集解”的时代。但就算我有学问可以做“疏”、做“集解”，又被规定“疏”和“集解”既不能破“经”，也不能破“传”，也不能破前人的“注”。这不也就是说：前人没说过、没表达过的，我都不能说、不能表达了？
除非……除非把我要说、要表达的话，想办法塞进古人的口中，让古人来替我说。“尊古”“崇古”的另一面，就是“伪古”带来的强烈诱惑。不只自己想讲的话必须塞进古人口中，就算要和别人辩论、表达反对意见，也得找古人帮忙。有人引用了周文王的话，主张大家都该早起，你不同意，你觉得晚睡晚起也有其好处，如果你真的希望别人听听晚睡晚起的道理，那没办法，唯一的方式是去找到或去发明：帝尧曾经说过，晚起有助于人保持一整天的活力。
今天读中国传统经典，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知识上产生的相应效果，就是革除掉了“尊古”“崇古”的价值，逆转为“追新”“崇新”，于是能够摆脱“尊古”“崇古”产生的偏见，对众多典籍进行总体检、总整理。
传统上说这些文献产生在什么时代，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如果是传统上视为西周的文献，我们得提高警觉查看，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此主张？当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尽管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但仍然有值得我们参考的价值。
那是一个大破坏、大逆转的时代，从传统的极端“崇古”一下子转成极端“疑古”，怀疑中国在西周中期之前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西周“共和”时代之后，有《左传》的资料可供覆案，算是有凭有据，算是信史。但照传统说法，在西周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漫长、丰富的历史，从盘古开天到黄帝、蚩尤，到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顾颉刚的意见，简单说，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古史大创造的运动。因为那是个大辩论的时代，迸发出百种千种不同意见，彼此竞争。为了增强自己意见的可信度，压倒论敌，争取支持，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诉诸假造古代权威。在“尊古”“崇古”的风气下，愈是晚出的想法，就要诉诸愈早的古史权威。
要质疑周代信念，就要将自己的意见依托在周代之前的商代。要推翻号称是商代观念的意见，那就必须将自己的意见进一步依托给比商代更早的夏禹或尧、舜。那么要质疑依托给尧、舜的意见时该怎么办？当然就是找出比尧、舜更早的少昊、黄帝，让他们来替你撑腰了！
于是，说法上时间愈早的人物、事件、思想，往往是愈后来才创造出来的。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古史以一种奇特的倒反方向，不断增添更古远的内容。这就是“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本看法。
但是，顾颉刚的说法并不是全然正确。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后，安阳殷墟的发掘，已经将中国的信史明确地从西周中期上推到殷商，而且因为《史记·殷本纪》所列世系表和甲骨文所见大致符合，从而推断《史记》中关于殷商建立过程的描述，或许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看待“层累造成说”，拿来一一对应，主张鲧的时代比夏禹早，鲧就一定是比夏禹晚出的传说。
虽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顾颉刚的说法，但它毕竟还是重要、有用的提醒。提醒我们别用太天真、太简单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古史。中国古史有其构成的过程，也就有其如何构成的特殊动机。古史的记载，更别说古史的说法，绝不能轻易等同为历史事实。第二章三千年前的政治启蒙一字多义多用途《尚书》分成三个部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依照传统读法，《尚书》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包括了尧、舜、夏、商、周所留下来的政府文书。最早的是《尧典》，然后有以《汤誓》为首的商代文书，最后是以《牧誓》带头的周代文书。
但如果我们认为，按照这种顺序，就能由远而近地认识古代文献，那恐怕就上当了，上了那些伪冒、伪造者的当。感谢顾颉刚的提醒，读《尚书》最好是倒过来读，从《周书》开始，再到《商书》，等到对《尚书》的文风与内容有一定的熟悉了，才来读《虞夏书》。
让我们从《酒诰》开始读起。这是西周初期康叔被封于卫时周公给他的告诫所留下的官方记录。卫这块封地，包括了殷商的旧都城——朝歌，这是商人势力大本营，康叔担负的任务，也就涵盖了统治居住在此地的商人社群。《酒诰》中的文字与句法，都和金文极为类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内容很可能最早是在正式封建仪式中，铸鼎为盟，刻在青铜器上赐给康叔的。
金文没有标点符号，而且不像《诗》有声音的规律，可以提供断句的线索，所以金文很难断句，于是当时的人就运用了一些符号，来帮忙标示句法。这些符号，也是文字，但其功能既非表示声音，也非显示意义，而是文法上的辅助。《尚书》和金文一样，有许多这类虚字穿插其中，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这套文字系统并没有和语言联系在一起，而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的。《酒诰》开头“王若曰”，《大诰》篇开头“王若曰”，《康诰》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多士》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君奭》篇开头“周公若曰”……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的“若”字就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符号，所以通常用在文章中重要人物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用来强调他的尊贵地位，或他说话内容的重要性。这很像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表情记号，一副很严肃、很认真的表情被标记在这里，只是这些记号和文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
还有一项麻烦之处。前面提过，金文使用的文字符号少于甲骨文，所以同一个文字符号经常带有多重的功能。“若”有时当作单纯的标示记号来用，有时却是具备意义的文字，而且，在某一段中代表的是“好像”的意思，在另一段却变成是“柔弱”或“幼小”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从累积的阅读经验中，小心地、尽可能地分辨出来。《尚书》中比较可信的篇章，其文法接近金文，很有可能是将原来铸在青铜上的字句翻抄下来的，但检验现存金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工艺技术过程，加上显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充分理解、掌握金文，所以铸在青铜上的文字，无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最容易察知的例子，是同一套的青铜器上照理铸的是完全一样的铭文，但一比对，中间却出现了差异，那无疑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所导致。
铸的时候可能就有错，从青铜铭文翻抄下来，又可能出错，别忘了，后来还要加上另一道手续——将古大篆写的内容改写成汉代通用“今文”，这里头也可能出错。
诚实地说，对于《尚书》的文句意义，我们只能大概地模拟、趋近，在把握程度上，是无法和《诗经》相提并论的。周人的深层焦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一个特别被标记为庄严地位的王，对受封的康叔说：“你去商王纣原来的那块地方，昭告他们这件重要的命令。”“大命”指的就是周公代替成王，将“妹邦”封给康叔并由康叔来管辖的这项决定。“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要记得我们了不起的父亲文王，在西方创立了周。“肇”是开始、建造的意思；“厥”是代名词，承前文，指文王；“诰毖”换做今天的字就是“告白”，即清楚地宣告；“庶”字是复数记号，表示不止一个；“庶邦”就是所属的邦国；“庶士”是底下负责管事的臣子；“越”是金文中常见的连接词，其用法其实最接近英文中的“and”，但是比现代语言中的“和”“以及”还要再广泛些，有转折“而”的意思，也有因果关系“于是”的意思；“少正”“御事”都是重要的官职。整句的意思是：还在西方时，文王经常早晚告谕所有的人一项重要的原则：“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援用周人的天命观提醒康叔：我们能够成立、能够发达，不是人力所及，而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与使命，所以只有在“大祀”，也就是祭天时，才能够用酒、饮酒。
接着说：“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这里有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对句。意思是，天会赐给我们机会，也可以惩罚我们（“天降威”），如果上天要让我们败德乱行，那么就一定是用酒来害我们。“罔非……惟”是极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指“必定”“只会是这样”“没有别种可能”。然后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大邦或小邦，凡是灭亡了的，毫无例外，都一定是被酒所害的。
这里清楚显示了周人的两项重要信念。第一是“天命”，周人相信，以他们在西方边缘的小国，竟然能够一举打败被他们尊称为“大邑商”并比他们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殷商，是因为后面有超越的天的意志在主导。而天不是人可以控制、左右的，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天命”，不能败德乱行。殷商原本费心照顾人民，所以拥有“天命”，但后来商人败德乱行，所以本来在他们身上的“天命”，就被移转给了周。同样道理，如果周人胡搞瞎来，那么“天命”也会换给别人，带来周的毁灭，让周人和商人一样，沦入失国为奴的悲惨遭遇。
商人的遭遇让周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戒慎紧张的状态中。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该如何察觉“天命”还在我们身上呢？于是产生了他们的第二项信念：周人从殷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发现商朝毁灭过程中最糟糕、最可怕的现象，是他们沉湎于酒，并因酗酒引发了种种恶行。因而周人相信，喝酒、酗酒，正是“天命”移转，即一个原来拥有“天命”的民族被天抛弃了的主要迹象。
这很像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种加尔文教派信徒心中的焦虑。加尔文教派主张“预选说”，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选好了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渺小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借由自己在世间的表现来影响上帝的决定。如果上帝还要拿个点名簿、成绩本在那里考察人的表现，才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还算全知全能吗？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只是人的傲慢与过度自信。
所以依照加尔文教义，一屋子的人谁是“选民”，早早就决定好了，你做再多好事、上再多课、读再多书，都改变不了这个预选的结果。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你会怎样想？你会觉得：哇，这样多好，反正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那我高兴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啰！
不是这样。活在加尔文派的社群中，如果你纵情声色，尽量享乐，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用一种高度同情、怜悯而绝非羡慕的眼光看待你。唉，你这样的作为，不就百分之百证明了你是被上帝放弃的人，是注定死后下地狱的那个吗？被人家用这种眼光一看，难道你不会心中悚然一惊，吓得不敢去看但丁《神曲》里是怎么描述地狱的吗？
加尔文教徒的焦虑在于如何说服自己：我是上帝“预选”名单上的人。他们小心翼翼，表现出像个“预选选民”的模样。上帝不会选懒人，反过来说，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可能懒惰，于是他们非得勤劳不可，稍有懈怠，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这么懒散？会被上帝选上的人，照理说并不贪图世间的享受，更不可能耽溺于世俗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得过着简朴清苦的生活。稍稍吃得浪费些、住得豪华些、听点美妙的音乐，就不免紧张兮兮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会喜欢世俗的享乐？
韦伯分析：就是在这种深度焦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活态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获致了成就、赚到了钱，可是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成就、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那怎么办？只好勤勤恳恳地拿已有的财富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产生了资本累积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人的“天命”观念，也给自己带来类似的深度焦虑。战战兢兢地建立起成功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松懈，要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看看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迹象，可能代表“天命”的不满，或“天命”正要离开、移转。这是“周人精神”，也是周文化的基础所在。原则与弹性
接下来：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文王告诫我们这些后辈，以及身负执掌责任的人，不能经常喝酒，不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彝”是“常”的意思，是“经常”，也是“固定不变”。至于那些属邦（“庶国”），就只能在祭祀时喝酒，即使祭祀时喝酒，也必须维持正当行为（“德”），不能喝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惟曰”作为一个标示记号，将这段和前面文王的“诰教”区分开来，接着再对康叔耳提面命。“民”，是“勉”的意思。“我勉励、指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特别爱惜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重视农业）。你们的心地要善良，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从祖上前辈的常道，不管大小德行，都以同样态度重视。”“聪”字原意本来就是形容耳朵敏锐，可以将细微声音听得很清楚。
先训勉“小子”保持周人的特性，接着对照形容康叔要去的地方：“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意思是：“妹土”此地的人，是你要去统治的臣民，你要教他们努力种田，生产黍、稷等作物，勤劳地事奉父母长上。若是为了要孝养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辛苦地牵牛拉车到远方去做生意，回来时，父母高兴准备了庆宴，那时候是可以喝点酒的。“服贾”是做生意的意思，“洗腆”或做“先腆”，指的是设下盛宴。
周公先对康叔定好了周人自身饮酒的原则，然后交代他管理“妹土”商遗民喝酒的方式，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民族，所以还是希望商遗民以土地生产为重，不过他们显然也明了这个地方人民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会牵牛拉车，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做买卖。这样的人，跑一趟远路回来，父母会要设宴迎接欢聚，一定不让他们喝酒，说不过去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之民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很早就懂得利用动物的力量，开发出较大的迁移、活动能力。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不过传统上讲到买卖生意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固定开店的叫做“贾”，流动、跑来跑去的叫做“商”，用的就是“商朝”的“商”，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意思是：各种官长、诸侯贵族，都要听我的指示，你们只有在进献美食、款待老人与长上的特殊场合，才能够放开来吃喝饮酒。“羞”是美食，做动词为“进献美食”之意，“耇”是长寿的老人，“君”是地位较高的长上。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丕”是分段发语的语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平常要是能经常观察、反省，所作所为都切合标准，那么再向神明进献美食时，你们才可以放松管制，多喝点酒。“稽”和“中”都是符合、切中的意思，“德”是正当的行为标准。“馈”是进献、赠送的意思。“自介”就是“自求”，“用逸”指的是脱离常轨。
这是周公让康叔带给“妹土”官员、贵族的训诫。“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意思是：这样你们才算是尽到责任的王臣，得到上天善德，也才能长久不被王朝灭亡。“忘”在此不是“遗忘”，而是“亡”，灭亡的意思。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封”是周公对康叔的叫唤。“棐徂”是过往、从前的意思。周公说：“封啊！我们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从前的诸侯、官长，乃至后辈小子，都能奉行文王的指导，不多喝酒，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将天命从殷人身上转移过来。”这是再三提醒，周人之所以能打败殷商，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叫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能到了“妹土”去，就被商人感染、影响，而失去了原本的清醒纪律。殷鉴不远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周公再进一步告诫康叔，其实商朝早期的贤君，也不是这样沉迷饮酒的。他说：“封！我还听说，殷商当年聪明有能力的王，他们敬谨对待天命和小民，拥有智慧来按照正确的规范行事，从开国的成汤到帝乙，个个都是努力有所成就的王，旁边有兢兢业业辅佐的相，抱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自我放纵、偏离正轨，更不必说敢耽溺喜爱饮酒了！”“迪”字是语词。“天显”就是“天命”。“棐”在此是辅佐、协助的意思，“矧曰”是强调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那就更不必说”或“何况”。
原来，殷商也是靠谨慎和自我节制才发达起来的。周公又接着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不只是殷商先王贤相不喝酒，他们所统辖的“外服”─联盟内远近不一的这些诸侯邦国─从最近的“侯”到最远的“邦伯”，以及在殷商本部领有责任的种种官员，再到服从领导的一般部族领导，以及曾经任事、现在退休了的人，都没有敢沉溺于喝酒的。他们不只是不敢，平日致力于分内职责，也没有闲暇可以用来喝酒、醉酒。他们在忙什么？忙着打算彰显王的明德，以及治理人民，使他们遵守规矩。“尹”是“治理”的意思，“祗”是“敬”，“辟”是“法”，“法则”“规矩”的意思。“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然后，话题转入了下一个重点：殷人如果这样敬谨从事，怎么会失败呢？因为有一个对比的大转折。周公说：“我又听说，是到了最近这个继承王位的人─指的就是被周人打败的纣王─才爱喝酒，以至于他的命令都无法下达于人民，只顾自己所要的，人民怨声载道，他也不改变。”“后嗣王”指的就是纣王。“酣”是沉迷于酒的模样。“保”是“安”的意思，安于自己的行为。“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诞惟”是接续的语词。纣王放纵自己，无节制地沉浸在不正当的享乐中，成天宴饮狂欢，以至于失去了作为一个王应有的威仪，人民没有不感到痛苦伤心的。每天沉迷于喝酒，无法自我控制、停息下来，仍旧没有回到正道上。“淫”原意是不断下雨、造成淹水，“泆”则表示水从水道里漫淹出来，都是用来形容失控、无节制的。“衋”是指身体上有伤痛，“衋”和“伤心”连接，凸显了人民既受到实质的损害，又在心中感到痛苦。“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而且其心毒狠（指的是纣王），连死亡、灭亡都不怕，全无忌惮，商邑因为他而得罪天，他都不怕殷国会因此而灭亡。没有做任何可以传到上天祖先那里去的好事，祭祀时人民向上天传去的，都是怨恨。他周围的人都喝酒，大喝特喝，连上天都闻得到酒气了。“疾”是有毒会让人生病的意思。“很”同“狠”。“辜”就是“罪”，尤其是指没有得到公平、充分惩罚的罪刑，所以今天的成语中有“死有余辜”的说法，意思是死了都还有没有偿完的罪。“无罹”是不顾忌、不担心的意思。“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所以上天就给殷人带来了毁灭，不再保惜殷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恶搞。这不是上天残暴，是殷人自己的罪召来的惩罚。“速”是召唤的意思。“天非虐”，同时意指：打败了殷商，并不是因为我们周人很残暴，而是因为殷商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得罪天的局面，所以招来了灭亡。
周公对纣王的描述，有两个重点。一个当然是饮酒作乐，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了“酒池肉林”的夸张描述。另一个重点是他“不克畏死”，就是他心中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不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连自身和王朝的灭亡都不怕。结果呢？就必然招致自身与王朝的灭亡。
纣王这样的形象，是周人的鲜明对照。纣王无忧无虑、为所欲为，有惩于这样的教训，所以周人随时担心、随时检讨，不能有片刻松懈。“忧患意识”由此而生，是周初周人建立起的自保价值，在各种不同文献中不断被反复强调。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再起一段，周公对康叔说：“封！我也不多说多训诫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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