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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0 19: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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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计武,周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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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15辑)

文化研究(第15辑)试读:

主编的话

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5辑(2013年·夏)即将付梓,照例到了写“主编的话”的时间了。

从今年开始,《文化研究》改为季刊定期出版,每年4辑,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署了长期的合作协议。这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文化研究》自2000年创刊到现在,一共出版了14辑,走过了一条可谓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到目前为止《文化研究》全部14辑的统计表:续表

这张表很明晰地呈现了《文化研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坎坷经历。首先是出版社一换再换,一共才14辑,但有4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其中一家只出版了一辑。其次是出版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也紧密相连。比如在第4辑到第5辑更换出版社期间空了近两年,2004年一整年就没有出版。第8辑到第9辑更换出版社期间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没有出版,不仅无法实现一年出两辑的最初设想,一年出一辑竟然也难以实现。几个关键性的变化出现在这几年:2010年,从这年开始,出版社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再变化,而且出版周期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2011年封面正式标注为“CSSCI来源集刊”;2012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主办单位也不再变化,即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联合主办;2013年,从这年开始,《文化研究》正式定为季刊,并在第14辑(2013年第1辑)开始明确标明“2013年·春”字样。我相信并希望,这将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编辑和出版真正走向正规。

我现在正在为之撰写“主编的话”的,就是2013年的“夏之卷”,即2013年第2辑总第15辑。

本辑仍延续以往的专题模式,组织了两个专题。第一个是“记忆与文化”。

近年来,记忆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刊第11辑(2011年6月出版)曾刊发过一个专栏“文化记忆:西方与中国”,受到学界好评。本辑再次推出“记忆与文化”专题,以期将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从文化角度谈记忆不同于从心理学、生理学或医学角度谈记忆,而本专题所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叙事:文化通过叙事与记忆发生关联或参与记忆的建构。独标叙事,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记忆能够离开叙事(广义的叙事可以理解为符号活动)而得到书写和呈现,也不能想象对记忆的研究能够离开对叙述的分析而进行。记忆的符号化呈现、记忆的文学艺术书写及其文化意味,是本专题的聚焦点,也是本专题所有文章的共同关注点,无论这些文章是侧重理论探讨(如赵静蓉文)还是个案分析(其他文章)。

比如赵静蓉坦言,其《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一文所要梳理的关键问题是“因叙事而导致的记忆危机”,她更认为,“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从记忆和叙事的关系这个关节点出发,赵文涉及记忆的真实与虚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所谓“记忆危机”实际上正是因为引入了叙事问题。恰如作者所说:“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大概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记忆危机了。”

冯筱才的《“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通过详细的历史资料梳理了一个几近杜撰的科学家的悲剧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官方历史著作且一直延绵至今的过程,从而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如何受到权力、政治、现实需要、意识形态等的牵制。在这里,叙事以及叙事与权力的复杂纠葛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据此探讨了各种不同的叙事形式,比如文学、新闻、历史书写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特别是政治权力对于所有这些叙事形式和话语类型的全面集中的宰制。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新闻、历史、文学,这三个知识领域表面上有区分,但从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来看,几乎所有的叙述文本都可以视作一种‘文学建构’”,“许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使我们能够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作者试图还原未经叙述的本真记忆(这个本真记忆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要质疑特定政治权力绑架记忆叙事的方式。

凌海衡的《战争创伤及其艺术再现问题——论奥布莱恩的小说〈他们背负着的东西〉》,一看标题就知道谈论的核心问题是叙事。该文以美国当代小说家提姆·奥布莱恩的《他们背负着的东西》为案例,指出奥布莱恩在小说中运用了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段(比如元小说),其目的不是要帮助读者(以及作者自己)在这种叙事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真相”,而是借助于对创伤体验及其书写的艰巨性的探讨,聆听叙述者的痛苦,从而体会后者竭力摆脱创伤阴影的艰辛。创伤叙述不可能告诉我们何为真实何为虚构,它的使命是承担起康复与治疗的重任,其伦理意义是更为重要的。正如作者所说:“奥布莱恩的写作目的,不是给大家讲述越南战争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种絮絮叨叨的方式来诉说他本人和其他参战的美国大兵心灵所遭受到的创伤。如果他像一般的小说家那样讲战争故事,那么读者会沉浸在激烈的战斗故事中,忘却讲故事者的存在,更遑论体味后者所承受的苦楚。”在此,作者的形式实践(比如反复地通过不同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以展示记忆讲述的艰难)并非语言游戏,而是在表明战争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的困难,这同时也是一种对于读者的伦理吁求:通过体验创伤体验书写的困难,进而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本质。因此,“奥布莱恩通过元小说技巧来向我们传达书写创伤体验的艰难和必要,最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要求:与其在他人的创伤叙事中寻找事情的真相,不如仔细聆听叙述者内心的苦痛,聆听他们如何竭力摆脱创伤的阴影,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战争的根源,才能最终避免战争”。

贺桂梅和盖琪的论文均聚焦于“抗战”这一民族创伤记忆在影视剧中的影像—视觉呈现——同样属于广义的叙事——问题。抗战题材影视剧近年来火爆银屏,相应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大众文化,如何叙述抗战历史记忆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贺桂梅的《记忆的消费与政治——〈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的变奏》一文综合运用叙事学、性别理论、电影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方法,从电影叙事媒介、影片叙述结构与性别秩序、城市空间书写、国族身份的政治修辞、国族叙事的历史符码五个层面,对《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商业影片的叙述策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揭示出其丰富的意义“变奏”关系。文章指出,这两部电影关于民族创伤记忆的书写,不仅受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的多重制约(这些不同的制约力量既相互勾连又相互排斥),而且也体现了大陆电影生产与国际性文化市场之间复杂、暧昧的互动关系。这种立体的多层次解读策略极大地避免了简单化的作品分析套路,使作者能够深刻揭示出蕴含于这些电影文本中的文化消费与政治想象、国族叙事与性别秩序、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相互纠缠、牵连的暧昧性。

盖琪的《民族创伤记忆的影像重建与价值反观——以近年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创作为例》一文,通过对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的分析,剖析了对民族创伤记忆进行影像重建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特别质疑了这些影片中的“仇恨叙事”和影像复仇狂欢叙事,并呼吁全社会认真关注和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战争叙事问题。

与前面这些文章相比,陈雨的《性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建构——以高满堂的年代剧作品为例》回到了更为切近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文章通过考察高满堂年代剧作品中的性别表述策略,阐释霸权性的历史记忆叙事与模式化的性别场景模式之间的同构关系,并试图从一个批判和反思的立场去破解影视文本中语言秩序的运作机制及其隐含的政治暴力。文章指出,在高满堂的一些重要年代戏作品中,特别是在那些性别色彩鲜明的段落中,在作品人物谱系背后,有着相通的书写规则和叙事模式,不同类型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实践着不同的表述策略。正如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指出的,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在高满堂的影视作品中,霸权性的历史记忆是如何在模式化的性别场景中被建构的:那些蕴藏在各个历史段落中幽深晦涩的伤口如何在大众文化中以特定的性别书写规则获得和解,成为其中顺滑平整的段落,并且在一个光洁而又平易的表象下为大众所共享”。

总之,重述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特别是历史创伤记忆,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而通过分析文学艺术以及大众文化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参与这种建构、重述历史记忆的过程,可以反省当今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症候。我认为,本专题的几篇文章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正如本专题特约主持人赵静蓉指出的:“记忆是借助符号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不得不是关于记忆的陈述。但在这种陈述和符号化的再现行为中,记忆是否可靠?记忆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挽救因为记忆的再现而导致的记忆危机?也许我们应当重新找回对记忆的信任,确信‘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表达真相的需要’,不论这个寻找的过程有多么危险和痛苦,甚至充满了欺骗和谎言。记忆必将是现代人的宿命。”

本专题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聚焦于叙事策略、曝光历史记忆的生产机制,揭示记忆的建构性及建构过程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它们都自觉地放弃了本质主义的记忆观而采取建构主义的记忆观。当然,这种曝光和揭示是有立场的,借用陈雨的话说,这个立场就是,“面对那些正在启动并恒久启动的记忆运行机制,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历史记忆永远是当权者和胜利者的喉舌。而对于我来说,实现批判意图、打破霸权的最好方式便是,指认出在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权力关系中失败者和弱者的位置,以此窥察可见之物是怎样被因势利导而成为可见的,不可见之物又如何化作一抔‘理应’被埋藏的黄土、一个印证当下之辉煌与成功的纪念品甚或战利品而被永久藏匿的。在历史的正反面之间,我们本应看到更多”。

本辑《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专题是“空间政治与城市身份”。

城市文化研究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长期学术规划的重要方向。研究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并致力于打造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交流沟通和研究合作的学术平台,通过研究院学术辑刊《文化研究》,开辟“城市文化研究”的专题。从第14辑开始,这个栏目已经刊登不少颇有创见的佳作。本辑专题集中关注空间政治、城市记忆、城市文化认同等问题。

从文化角度思考城市,就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文化—意义的空间而不是物理的空间加以把握。这个方法论立场贯穿在本辑的所有文章中。比如公园,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公园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是认识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北京大学中文系林峥博士的《从禁苑到公园——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一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公园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北京的过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北京市政变革形态、都市文化景观和市民特别是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文章指出,公园概念的引入,一直联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人士对于现代性(现代市政、现代市民等)的文化想象,强调公园对于启迪民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公园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更在于养成身心健康的现代市民及其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习惯、精神风貌。它简直就是一个现代市民的培育空间。基于这种思路,以朱启钤为首的京都市政公所推行公园开放运动,将皇家禁苑改造为现代公园,其养成现代市民的诉求使其尤为注重公园的教化功能,公园中附设的图书馆、阅报室、演讲厅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因此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性质。论文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最主要的亮点,在于把公园作为一个文化空间而不是物理空间加以解读与研究。

我们说城市的灵魂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是有记忆的。城市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城市记忆,一个城市的特殊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该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记忆塑造和维持的。历史记忆的丧失必然导致城市文化身份的紊乱。当然,城市历史记忆必然体现于具体的有形物质,比如建筑、街道、城市雕塑等。这样,保存这些建筑就成为维护城市文化身份的重要保证。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李彦非博士的论文《城市失忆:以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消失为例》一文,将目光投注在胡同四合院的消失所引发的城市失忆。胡同四合院的消失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群体的消失,而且也是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的消失,大约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人文学者如许的关切。但作者对北京城市失忆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简单抒发焦虑或发出道德讨伐的层面,而是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深入1950年代至1990年代40年间北京都市建筑设计话语的变迁之中,将这种消失视为不同建筑话语角力的结果,而其失忆的表征深刻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内部混乱和无所适从。

与李彦非的研究一样,南京大学副教授胡恒的《中华路26号——南京城的空间记忆与遗忘》同样关注了城市的记忆与遗忘问题。作者以中华路26号的改造为中心,考察了遗产保护(当然也是记忆保护)与商业开发两套话语之间的斗争,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凯旋。这个问题不仅在南京而且在北京等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加速城市化历程中同样存在。它反射出当下城市的某种不正常生存状态——过于急速的商业发展扰乱了一个有着千年传统的城市文化肌体与文化记忆。站在维护城市历史记忆的立场,我们要求尽可能保护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不仅包括孤立的建筑物,而且包括建筑物的整体环境,但在商业话语一头独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实际情况是,面对新的商业力量强势的、无孔不入的侵蚀,历史结构的所有元素都被迫自我调整,以适应现实符号秩序的具体要求。

如果说胡恒的文章所分析的商业扩张逻辑对于文化保护诉求的胜利带有明显的悲剧性和急剧的对抗性,那么耿波和李东瑶的论文《当代北京的城市“游逛者”与艺术产业发展三十年》描述的文化、商业、权力在当代北京的意外“和解”,则更带戏剧成分和诙谐色彩(当然其中仍然充满“含泪的笑”)。该文作者接过了本雅明的“游逛者”概念,以描述中国式闲逛者——体制外艺术家群体在中国特色的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悲欢离合,及其与中国特色城市规制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结关系。在这个艺术—国家权力—世界市场的角力和互动故事中,特别有意味的是这种互动如何歪打正着地(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事先规划)导致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建构模式的出现。文章梳理了北京“游逛者”人群的演变:其先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盲流”艺术家群体,1990年代初期,他们从城市中心向圆明园边缘地带的“第一次出走”,塑造了坚守与趋利共存的“圆明园艺术村”,奠定了北京艺术产业的起点。1994年,在城市空间规制话语的驱迫下,艺术家群体从圆明园向北京郊区(“城外”)“二次出走”,这次本来带有逃离性质的行为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戏剧性地导致了中国式“艺术产业园区”的出现。无论对于艺术家而言,还是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这都是一次充满戏剧性和偶然性,也不乏戏谑色彩的“未曾预料”的相遇。

上海怀旧现象是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倾向于把怀旧看成全球资本主义对上海这个“地方”的一种操控式书写。但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潘律《重读上海的怀旧政治:记忆、现代性与都市空间》一文希望超越这个“本土—全球”框架,从国家和地方的紧张中探究作为文化现象的城市记忆——怀旧。文章通过对当代上海空间实践和视觉表现的历史形塑方式的追溯,认为它对特定空间的怀旧,乃是对长期以来受国家话语压抑的多样城市叙事的一种重新发现,从中折射出城市现代性的不同实践方式之间较量的留痕(参见主持人语)。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力图还原上海经验的复杂性,认为今天的上海是一个不同价值、时态和历史痕迹并存的空间。由于国家权力对上海曾经的单方面操控和改写,今日的上海怀旧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回顾,而且也是一种抗争,是寻找在中国现代性的国族叙事中被省略的批判声音的一种努力和途径,也就是说,“上海怀旧不仅仅是全球化引发的,而更是体现了本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

主编的话说得太长总是让人生厌,该闭嘴时就要闭嘴。所以,尽管本辑《文化研究》的其他文章也非常精彩,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关心《文化研究》的朋友们,没有你们,《文化研究》肯定坚持不到今天。2013年7月13日专题一记忆与文化主持人语赵静蓉

记忆研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特色、最富深意的学术及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和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深度反思,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视角进入人类记忆的世界,探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心理机制与文化建构、文学书写与历史反思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精神及现代人的思想变迁提供了崭新的启示和开阔的视野。

本辑文章的主题是“记忆与文化”,重点探讨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及艺术学(尤其是影视)等不同学科视野下记忆的生产和表达方式。其中,历史记忆与文化叙事的关系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叙事而导致的记忆危机,是赵静蓉《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一文所要梳理的关键问题。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虚假的记忆对峙真实的历史、虚伪的记忆挑战人类的信任底限、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等问题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去应对的时候了。

冯筱才的《“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描述了一个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具反讽意味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某些历史知识,或所谓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也令记忆的叙事性无比凸显,乃至历史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不清。正因为构成国民历史记忆的“知识”往往脱离基本史实,因此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也可能因此发生潜在的扭曲变化,作者据此探讨了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

与记忆危机研究相关的,还有忏悔、谅解、创伤、记忆遗产等多面相的问题。凌海衡的《战争创伤及其艺术再现问题》以美国当代小说家提姆·奥布莱恩的《他们背负着的东西》为切入口,深入探讨了“越战”小说的再现手段与伦理意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奥布莱恩在小说中运用了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段,但奥布莱恩的写作并不是要帮助读者(以及他自己)在某种创伤叙事中寻找事情的真相,而是借助于对创伤体验的书写,聆听叙述者的痛苦,从而体会后者竭力摆脱创伤阴影的艰辛。在此,写作不是我们辨析真实与虚构的工具,而是承担起了康复与治疗的重任。“个体或民族的创伤记忆如何被书写”,或曰“艺术如何表征历史记忆”,这一问题既是对记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觉表征,也是对记忆影像的话语分析。本辑贺桂梅、盖琪和陈雨的文章皆围绕此主题展开。贺桂梅的《记忆的消费与政治》一文从电影叙事媒介、影片叙述结构与性别秩序、城市空间书写、国族身份的政治修辞、国族叙事的历史符码五个层面,分析了《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内涵,将关于民族创伤记忆的书写与当下中国的文化认同及国际性的文化市场运作紧密连接起来,得出“文化消费与政治想象、国族叙事与性别秩序、民族主义与跨国认同及西方中心主义等,共同构造了话语场”的结论。

盖琪的《民族创伤记忆的影像重建与价值反观》一文以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为例,剖析了对民族创伤记忆进行影像重建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政治无意识,即民族主义价值观。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有关抗日战争的影视创作在数量上达到畸高的程度,在价值层面上也越发陷入激进民族主义的窠臼,整体上逐渐呈现一种仇恨传播下的“影像复仇狂欢”态势。作者由此呼吁全社会认真关注和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战争叙事问题。

陈雨的《性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则通过考察高满堂年代剧作品中的性别表述策略,阐释霸权性的历史记忆与模式化的性别场景之间的同构关系,并试图从一个批判和反思的立场去破解影视文本中语言秩序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政治暴力与压迫。

记忆是借助符号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不得不是关于记忆的陈述。但在这种陈述和符号化的再现行为中,记忆是否可靠?记忆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挽救因为记忆的再现而导致的记忆危机?也许我们应当重新找回对记忆的信任,确信“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表达真相的需要”,不论这个寻找的过程有多么危险和痛苦,甚至充满了欺骗和谎言。记忆必将是现代人的宿命。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1]赵静蓉

摘要:在近三十年来的记忆研究热潮中,最具颠覆性以及最吊诡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危机问题。记忆和危机这两个概念的组合本身就是极其暧昧含混的,因为记忆暗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对事实的回想和发现;而危机则指动摇、漏洞,与不可靠性有密切关系。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记忆客体的边界问题,即记忆对象的真假。第二,记忆主体的权限问题,即谁有权记忆,又是谁赋予主体以记忆的权利。第三,记忆的稳定性问题,即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与记忆的伦理有重大关系。对记忆危机进行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就是要厘清记忆危机发生的社会动因及其所体现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关系,为深入理解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提供启示。

关键词:记忆危机 真实 遗忘

Abstract:The crisis of memory is the most subversive and paradoxical issue among all issues of memory studies in three decades. The combination of memory and crisis itself is totally ambiguous since memory implies things past and recollection,while crisis refers to indecision and flaws.In essence,the crisis of memory stems from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rise of analytic historical philosophy,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questions. The base of the memory crisis is the boundary of the object of memory. The core is authority of the subject of memory. The third is stability of memory,in other wor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All of the above is much related to ethics of memory.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social causes of memory crisis,discussing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factors,and trying to inspire u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modern people.

Key Words:the crisis of memory authenticity forgetfulness

在近三十年来的记忆研究热潮中,最具颠覆性以及最吊诡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危机问题。撇开其他深意不谈,单从字面上来看,记忆和危机这两个概念的组合本身就极其含混暧昧。因为记忆暗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对事实的回想和发现;而危机则指动摇、漏洞,与不可靠性有密切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忆危机这个概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矛盾性。是被记忆的出了错,还是记忆主体无法记忆?又或者是记忆受到限制或记忆被扭曲?记忆所指向的真实性、稳定性和安全感是如何在危机中被消解的?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了这些危机?这一系列问题映对着种种社会现实,比如,历史剧的兴盛及其引发的种种争议,红色经典及文化遗产在现实中国的接受与质疑,对艺术化表现大屠杀、“文革”等创伤体验的分寸尺度的讨论,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定位分歧,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说明在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中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折射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文化关系,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危机。一

从记忆主客体的特征及其关系来看,记忆危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记忆客体的边界问题,即记忆对象的真假。第二,记忆主体的权限问题,即谁有权记忆,又是谁赋予主体以记忆的权利。第三,记忆的稳定性问题,即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前两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因为即使我们所经历的过去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詹姆逊语),我们也无法借助记忆原封不动地复制或复活这个大杂烩,其中部分会被我们遗忘,部分会被我们掩埋,部分会被我们扭曲变形……只有极少的部分会被我们关注、提取和征用。记忆对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现实的束缚和制约,而现实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立场、一种裁决,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的驯化。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记忆是我们的大脑企图理解经验并将往事经验组织成连贯叙事故事的核心职责之一。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并因而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我的强大决定因素。我们的记忆力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它是我们回顾往事、理解现在并憧憬未来[2]的综合产物。”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列特也认为,“记忆是对往事的想象性质的重构,回忆活动……不仅决定于特定往事的内容,而且同样也决定于回忆者的‘态度’——即他关于应该会发生什么以及什么[3]才有可能发生的预期和一般知识”。也就是说,记忆客体的边界与记忆主体的权限是互为因果的,从记忆客体的角度来说,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记忆必须以被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两者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互文共证的关系。

正因为记忆是借助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是关于记忆的陈述,因此记忆就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固定的,它必然要在过去和现实之间逡巡往返,“人越走向过去,记忆与想象在心理上的混合就越显得不可分解。……为此,必须摆脱那种概念特权强加于人的历史性记忆。那在日期的尺度上流动的记忆,没有在回忆的景物中足够停留的记忆,并不是充满活力的记忆。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使我们在摆脱了偶然事故的诗的存在主义中,体验到非事件性的情景。更确切地说:我们体验到一种诗的本质主义。在我们同时想象并回忆的梦想中,我[4]们的过去又获得了实体”。回忆就像在讲一个故事,或者像是开始一段阅读,记忆文本取代记忆阻隔在我们与真实的过去之间,使我们进入一个似真似幻的、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充斥这个空间的是无处不在的对“真实的过去”的反观和映射,它们与真实的过去共同组成了记忆共建的根本机制。

记忆在真实和想象之间穿梭逡巡,充满了魅力,但也正是因此,记忆变得不确切,并令人怀疑。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么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大概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记忆危机了。

当下社会这样的危机现象无处不在,单举影视创作即可说明。比如,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很多:像1995年中国导演牟敦芾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年中国导演吴子牛的《南京1937》,2002年美国导演陆达路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2005年美国导演朗恩·约瑟夫的纪录片《南京梦魇》,2006年中国导演高群书的《东京审判》,2007年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的纪录片《南京》,2007年中国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2008年加拿大导演安妮·皮克与比尔·斯潘克的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2009年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的《拉贝日记》,2011年中国导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等。这些影片有的侧重对原始史料的搜集再现,有的借助虚构的剧情来表现人性,有的试图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有的则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复杂性。切入历史的角度不同,影片的基调和风格也极其迥异。有的不吝展示血腥残暴的场面,有的聚焦在战争中的温情,有的强调受害者的痛苦和毁灭,有的重在披露战争凶手的病态心理。总之,虽然真实的历史——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已经消逝了,但这并不影响后世的导演借助历史文献和他们的知识与经验从各个角度“重返”那段历史。虽然无论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这段历史都无法返回,或者说,它不能被任何文学、影视或其他艺术作品原封不动地复原,但借助符号化的行为来重构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从而最大限度地以言说记忆的方式贴近真实的历史,这却是一个极具现实操作性的行为。二

我们应当如何根据我们所观赏的电影、电视来“记忆”那一段历史?历史能够被符号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应当如何界定历史的记忆?在此,记忆危机不仅指横亘于历史真实与庞杂的符号再现之间的、不可跨越的鸿沟,也指利用符号来再现历史真实的建构者,如作者、导演等表述记忆的主体,指他们的主体性本身及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无可规避的记忆的倾向性。毋庸置疑,记忆是一种主观性的意识活动,是一种有倾向性的知识;而能够决定或左右这一倾向的,则是与个体、代际、政治、文化等息息相关的,我们可笼统称之为“身份”的东西。

在与记忆研究相关联的范畴中,身份不单具有心理学的意义,是主体性的建构,是自我的同一性;更重要的,它还指伦理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简而言之,即身份的塑造是权力较量和利益相互制衡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社会关系重构的产物。它可以是“已经成为的一切”,也可以是“正在成为的什么”,甚至还包括“将要成为什么”,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化的过程。与身份的运动性相似,记忆同样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永不静止和停息的、不断变更的过程。不仅不同身份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身份,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也会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同时也是“被记忆”,谁来记忆,或者说谁被允许记忆,记忆什么或以怎样的方式记忆,甚至包括记忆主体应当选择怎样的途径来表达记忆,记忆的态度、方式和内容都与记忆主体的身份限定息息相关。

我们仍可举上述同类题材的电影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同样以表现南京大屠杀为宗旨的电影或纪录片来说,主体身份的鲜明差异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外国导演和中国导演之间的差异。第二,中国导演之间及其与中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对外国导演而言,南京大屠杀完全是一场“身外之事”,他们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是彻底的旁观者,也可以在精神层面上做陌生的“异乡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政治都不太了解。所以说,他们拍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本质上可谓基于一种普泛的人性或世界性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深切的同情。在理论意义上,他们对这段历史记忆的表述完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充分地“个体化”或“私人化”,这种状态类似于小说写作中的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可以客观化地主观讲述、理想化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无论对于战争中的侵略者还是受害者,对于当时历史的亲历者还是他们的后代,这些外国导演都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拍摄,揭露战争中残酷的杀戮,反映受害者的痛苦挣扎,挖掘战争情境下人性的畸变与复杂,等等。正因为这样,外国导演拍摄的此类题材的电影就多为纪录片,强调史料本身的力量,让那些原本沉默的照片、数据、书信、日记等说话,而让本应控诉的人物沉默。以《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一系列纪录片都是这样。相比之下,中国导演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如此“客观”或“不偏不倚”。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导演,他即便不是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他也无法逃避对这份历史遗产的承担,面对、记忆和反思这些历史,是中国导演乃至中国人永远的沉重职责。对于陆川或张艺谋等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能推卸也无法摆脱。所以,他们的拍摄必然是一种“有限制的叙述”,这一限制既包括他们个人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有限性,也包括中国民众已然形成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期待。

陆川或张艺谋的电影记忆只能是中国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的个人表达,而陆川个人或张艺谋个人,在此只是一个集体情感的出口。他们的电影基调不能超脱于中国民众的痛苦,他们对历史细节的虚构和想象也不被允许越出中国民众集体记忆所框定的范围。也就是说,在陆川和张艺谋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之前,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与集体身份已经对他们的叙述方式、记忆立场,甚至记忆范围有了预期和设定,而这种无形的预期和设定已经先天地影响或决定了待拍电影的成败。和个人化的外国导演不同,中国导演拍摄此类题材的电影,其拍摄意图和行为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行为,也绝无可能完全实现导演个体的拍摄意图。因此,不论张艺谋的情色是否有价值,它首先就通不过中国民众的记忆和情感;而陆川稍显矫情的故事也因背离了作者在社会框架中的身份界定而讨不到观众的欢心。

除了与外国导演之间的显著不同,不同的中国导演书写记忆的方式也极其不同。就像陆川和张艺谋,如果要分析他们二人的差异,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比较他们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知识框架、艺术观念等,我们还必须把两个个体推回到孕育他们的两个时代的社会中,去分析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深刻距离。在其中,体现出来的依然是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表述记忆的差异缘于理解记忆的差异,而后者,恰恰鲜明地体现出记忆主体的权限及其与主体身份的关系。这一点,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层面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后者要通过社会交往、文化习俗、礼仪风尚、传统习惯、家庭、宗教、信仰等来体现,而即便是个体记忆,也如法国心理学家哈布瓦赫所说,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5]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在每一种特定的集体记忆的形式中,除了整个社会共同的规则之外,肯定还存在着一些思考的习俗和模式独属于这个特定的形式,并以更为强制的方式灌输给群体每个成员的观念和情感,从而实现集体记忆的协和性和一个群体传统的巩固与流传。通常状况下,集体记忆被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并与其保持高度的一致,控制集体记忆也因此被转化为权力斗争的重要武器。三

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后者不再侧重于历史事实本身,而逐渐强调对语言符号的运用及对历史事实的解释。相应的,记忆研究的重心也从“记忆什么”及“谁来记忆”转向“我们如何记忆”及“人类为什么记忆”。谈到“如何记忆”与“为什么记忆”,我们就不能不谈遗忘的问题。心理学上认为,“抑制与执行控制机制相关”,“抑制导致遗忘。……抑制水平随抑制产生项目与线索间关联强度而异……关联度越高……越受到抑制,因此在最终测验中的回忆水平也就越低”,但“抑制是短暂的。……被遗忘的记忆可以在一段时间后(24小时)或者在出现相关任务后被再次提[6]取”。也就是说,遗忘不是记忆的对立面,不是记忆的完全抹除,毋宁说,遗忘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是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压抑住的记忆。

在当下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遗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恰恰是人们害怕失去记忆、意图拯救记忆缺失的努力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反映,也可以说是记忆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越来越多的纪念日、方兴未艾的图像志、日益火爆的博物馆热,等等。因为,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的记忆越来越依赖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而人类本身的记忆机制和记忆能力却渐趋退化,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随着记忆外部保存设备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知识和时间的代际传递,对老年人的自传性回忆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这可能是导致所谓‘记忆危机’的原因之一。记忆危机产生于19世纪,并因近年来电子传媒的巨大进展而加剧,它指的是那种与过去的及传统的记忆形式的分离感。现在,最重要的社会记忆都是由传媒的电子档案加以贮存的,而不是由个别的记忆者和叙事者的头脑加以贮存的。随着电子编码信息的大量涌现,老年人的叙事职能已[7]大为削弱。”遗忘是因为太容易记住,丹尼尔·夏克特意义上的“记忆危机”实际上是在探讨现代生活中记忆之主客分离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把记忆的工作交由外在于人的设备去完成,对帮助记忆的物质、事件和场所越是信任,我们自身的记忆力就越是脆弱;而越依赖那些外在的事物来完成记忆,我们的情感和经验就越容易被其利用、扭曲和控制,从而引发更深层面的“记忆危机”。这首先不是“记不住”而是“不去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必然又会导致借助记忆和遗忘来争夺社会力量、谋取统治权力的问题。

这一点,在战争纪念碑的修建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美国,越南战争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朝鲜战争也被认为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带来了无以计数的伤亡和灾难,美国政府还特意为此在华盛顿的中心广场上修筑了朝鲜战争纪念碑和越南战争纪念碑以志纪念。两座纪念碑象征了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一方面,它警示并激发活着的人重新思考自由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它也重塑了美国对战争角色的想象和界定,无法避免地掩盖了庞杂的历史细节,模糊了后人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它们是两座成功建构了美国人的战争记忆的建筑,但它们同时也开启了美国人的遗忘之旅;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造型承载了与战争相关的种种空洞的概念,但也正因为它的具象化而束缚了人们对战争记忆的重述。它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记忆与遗忘的双面体。英国学者罗伯特·贝文在《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中对这其中的悖论性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不论是由破坏者还是被伤害者来进行重建,建筑都有可能被用来掩盖过去,消除曾经目睹历史真相的空白、空洞和废墟。而且不论哪一方来重建,都反映了建筑被破坏后这一方在当时形势下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记忆与忘却永远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使这种联系疏远起来。忘记过去是常态,我们许多人的生活都注定要被忘记。在试图构建一种有意义的、有内在联系的记述或身份认同时,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被记住的部分都只是局部的和不一定准确的。在发生了通过消灭物质文化而进行的强迫忘却的情况下,重建过程中的陷阱就尤其具有欺骗性。但是,放弃重建将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结论。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要在花丛间的建筑中表达真相的需要。但是,是谁的真相被表现了呢?是不是虚假的记忆被以建筑的形式树立起来了呢?[8]

遗忘不仅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还有可能质疑记忆的真实与否。对于个体,尤其是对于群体(社团、民族、国家等)而言,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往往与其对主体身份的塑造有关,是为了印证现实的合法性而对过去所提出的要求。所以,有历史学家宣称,“记忆与[9]遗忘的抗争也牵涉到权力”;“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记忆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操纵机

[10]制”。我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进的,人类究竟要忘记多少才能既不影响现实的合法性又不阻碍历史的向前发展呢?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说,“任何机制想要维持良好状况,就必须控制其成员的记忆”,要使其成员“忘记不合乎其正义[11]形象的经验,使他们想起能够维系住自我欣赏观念的事件”。可见,遗忘和记忆一样,都能够被转化成政治斗争的武器。有选择的遗忘,就和有目的的记忆一样,都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诱因。

事实上,不论是记忆客体的边界、记忆主体的权限,还是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反映出记忆研究的复杂性。现在的记忆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为虚假的记忆对峙真实的历史,二为虚伪的记忆挑战人类的信任底线,三为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这些危机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去应对的时候了。与记忆危机的研究相关的,还有忏悔、谅解、创伤、记忆遗产等多方面的问题,这真正需要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与努力。本文立足于记忆要素的内部分析,略涉及记忆危机的伦理学及社会表征,期待能够抛砖引玉,共同推动和深化对这一重大主题的探究。注解:[1] 赵静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理论语境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09CZW009)、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12JNYH007)的阶段性成果。[2]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356页。[3] 转引自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第96~97页。[4] 〔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第150~151页。[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69页。[6] 杨治良等编著《记忆心理学》(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11页。[7]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第353页。[8] 〔英〕罗伯特·贝文:《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魏欣译,三联书店,2010,第220页。[9]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33页。[10]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0页。[11] 转引自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第93页。“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1]冯筱才

摘要:周行功的故事,是20世纪40年代国共相争氛围下的一个重要宣传案例。自从这个故事报道问世后,以其为典型案例的“国民党统治下科学家的悲剧”便不断被各种文化载体再生产并广泛传播,一直绵延至今。虽然这一故事的内容与原型史实之间落差巨大,但并不影响“新闻通讯”与“文学产品”互相复制,进而为塑造国民的“历史记忆”服务。这个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这种信息的扭曲、放大、复述过程,也是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或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也正因为构成国民历史记忆的“知识”往往脱离基本史实,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也可能因此发生潜在的扭曲变化。这个案例也可以让我们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

关键词:周行功 记忆 故事 传播

Abstract:As a typical case which reflected the tragedy of scientists under the rule of KMT,Zhou Xinggong’s story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propaganda purposes in 1940s. Although the stor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Zhou’s real experiences,it has been reproduced,recreated,repropogated and finally penetrated in social reality and serves the goal of shaping people’s“historical memory”. From being a rumor,to being news to being a literary text and finally to being a kind of history,the process which distorted,magnified and retold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memory among Chinese people. It is because the“knowledges”constructing our historical memory are always detached from the real history that our cultural values probably have been distorted and chang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deeply the thcomplicated relations among history,literature in the 20 century and politics.

Key Words:Zhou Xinggong memory story propagate一 前言

1948年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人物通讯,标题是《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文章一开始便称:

这便是中国。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学家在这里得不到寄托的沃土,艺术家在这里沾不着滋润的雨露!有的是口号和标语、手令和训词、世故和人事,不少的学人和专家,便在这风沙的大漠上,现实生活的八阵图中、人为的诈毒的罗网里摸索、挣扎、哀鸣,而至于倒

[2]下。

随即,文章便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极其令人“悲愤”的故事:一个清华学校出身的留美工程师周行功,为了报国,放弃优渥的生活甚至妻儿,返回祖国,但无法实现理想,又因战事失去了大学教职,甚至任教的中学也把他解聘了,周行功流落于荒寺又染上鸦片毒瘾,最终在严冬的深夜倒毙于成都街头。

这个科学家的悲剧故事,在当时国共内战的炮火中可能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1949年之后却一再被人提起,成为国民党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不仅科技史书会讲到此事,周的故事甚至也进入杂文、诗歌等文学领域,甚至被编入中学作文教科书。其故事也正式进入历史,如《中国科技史》《中国航空史》都曾引用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政府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其叙述基本与上述报道一样。“周行功”由此也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被人们植入记忆。

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创伤[3]及民族认同塑造等问题。如有关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历史记忆[4]的研究,便多定位于欧洲民族认同与国族重建等议题上。政权交替之后,新政权往往倾向于主导旧政权历史的建构,以塑造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试图规训国民“历史记忆”甚至支配相关“文化”生产过程,但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如笔者就很难查到1949年前后中共如何塑造国民党政权历史的研究文献。

由于国民政府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甚至许多老人都有亲身经历,因此,历史建构要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叙述,有效地引起公众共鸣,并进而形成新社会或新文化认同的基础,极为不易。然而,上述周行功的故事被报道出来后,并未受到任何质疑,后来更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在各种记忆文本间不断复制,并构成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细节。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来探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与大众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形塑间的关系。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故事,笔者从对新闻报道文本的探讨入手,继而对人物原型进行历史考证,然后就新闻文本生产之幕后背景及政治进行研究,最后再分析其在1949年后不断出现于各种文学文本的原因,及其与大众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二 “新闻”之起源:周行功最初报道及其分析《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一文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时,其署名作者是陈仓。从文章行文我们可以看出,[5]陈对周行功的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故事内容泰半系耳闻而来。然而,此篇报道之风格又是属于人物写实性质的,言谈举止描写得异常生动,整篇文字读来,主人公音容宛然,形象跃然纸上,文学性远甚于新闻性。

从文风上来讲,这篇人物通讯颇具感染力,如在表述上经常会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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