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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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指文图书·战争事典特辑系列)试读：
前言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而实战兵器就是其中一枚灿烂的明珠。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变革极易造就伟大的战争，在征伐中，各种实战兵器与军事技术应运而生，并逐渐趋于完善。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在战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双重驱动下不断推陈出新，生产与应用水平也与日俱增，不管是长兵器、短兵器、远程兵器、卫体兵器等冷兵器，还是原始热兵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而然，不能适应战争的古老兵器不再出现在战场，它们或成为仪仗兵器，或被直接淘汰，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实战兵器的发展与演变脉络自成体系，体现了我国古代恢弘的国力和民族力量。不过颇为可惜的是，明清之后，民间武术的大发展，使得中国古代战场实战兵器被混杂于众多民间器械之中。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就曾直言民间“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不可用于战场。更甚者，进入近现代之后，在流传的各类文艺作品如演义和传说中，更是难觅中国古代实战兵器的真实身影和战场雄姿。
本书将通过史料记载、文物复原等方式，以精美的原创图片和文章，系统展示并讲解中国古代实战武器的诞生渊源、发展沿革、性能特征、战例故事，以及在战争中的实际应用和地位，以清除民间器械和文艺作品带来的误导，帮助读者从视觉感受和知识体系上，建立对中国古代实战兵器的了解和认识。2015年9月 第一章诸器之王：枪矛作者/太极白熊
当阳桥上，猛将张飞瞋目断喝：“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数千曹军惊得目瞪口呆，无一人敢再上前追击，怕的就是他横持的那柄丈八蛇矛；长坂坡中，浑身是胆的赵子龙在重重包围中杀得七进七出，终怀抱刘禅安然脱身，仗着的正是手中一杆银枪；阵前结亲的冷面寒枪俏罗成，用的是丈八滚云枪；雪夜山神庙的豹子头林冲，舞的是一杆花枪；大破连环马的徐宁，用得一手钩镰枪……
这些作品中的猛将豪杰，似乎非要跟枪矛武器扯上些干系，才能尽显洒脱武勇，枪矛武器何以如此抢眼？“枪乃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这句评价不是来源于民间虚构的小说，而是出自明代著名武学著作《手臂录》中的《枪王说》一篇。这本书的作者吴殳是位武学大家，而他的师傅则是明末武术界大名鼎鼎的石敬岩。
石敬岩单名一个“电”字，自幼熟习剑、刀、棍、枪术，尤以枪术闻名，自成一派石家枪，足称武学泰斗。他的武艺来自于军事，万历年间他应募剿寇，师从于县令耿橘；他的武艺也用于军事，他戎马一生，最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镇压农民军的战役中战死沙场。受他影响，他的嫡传弟子吴殳同样厌恶那些故弄玄虚的江湖把式，追求古朴简洁、实用高效的军阵枪术。《手臂录》的那句评价，可以说是其戎马一生的师傅对枪矛地位的肺腑之言。
对于枪矛，小说家青眼有加，武学者推崇备至，那么历史上的军事家呢？真正的将帅们又是如何看待枪矛的呢？
明代有一部军事典籍《武备志》，其作者茅元仪文武兼备，曾随孙承宗在辽东与后金征战多年。在这部军事典籍里，茅元仪如此点评枪矛：“阵所实用者，莫枪若也。”
阵所实用者，莫枪若也！
无怪乎，数千年的中华军事史上，从未断绝过枪矛的身影；无怪乎，不论何时何地的军事记载，从未缺席过枪矛的英姿；无怪乎，不管是步战、骑战，还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车战，枪矛都不曾失却它的风采。
既然枪矛如此抢眼，接下来就让我们到浩瀚的历史长河、灿若星云的史料典籍和文物工作者的挖掘报告里，来寻找、印证这种武器的独有魅力吧。《手臂录》所载武师弄枪图。洪荒远古
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需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跟种种猛兽甚至是同类族群对抗。在这种频繁的对抗中，他们学会了制造简陋的工具。这样的行为将他们同其他低等动物彻底区分开来，揭开了人类统治地球的序章。
在标志着人类进化到关键节点的一批工具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原始武器。
而原始武器中最为常见的，就有枪。将身边随处可见的树枝、竹竿削尖一端，便可以用来刺杀敌人、猎物，这就是最原始的枪。
这种制作方式不仅在原始壁画中有所体现，在各类记载中也留有痕迹。比如秦代著作《仓颉篇》便将“枪”字诠释为：“枪，谓木两头锐者也。”而汉代的《通俗文》则说：“剡木伤盗曰枪。”这些早期释意的记载，恰恰可以说明上古枪类武器的源流。原始矛复原图。木矛头。尽管石材随处可见，骨器的原料获取也并不艰难，然而在石器时代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木制矛头存在。这类木制矛头虽然较为脆弱，却便于加工，因而边缘光滑，通体颀长如针。图中所示者长度达21厘米，宽2厘米。
但是仅仅用削尖的木杆，并不足以有力地杀伤敌人。原始人不仅要面对有厚重皮毛的猛兽，还要跟披着兽皮、木甲的原始部族抗争。为了进一步提升枪类武器的穿刺能力和杀伤后效，人类开始将石块、兽骨摩擦尖锐，用绳索捆绑在木杆上，这就制成了矛。
这样的加工方式，代表着人类走入了石器时代。矛类武器乍一出世，立刻凭借简单的制作方式、显著的杀伤性能以及无可比拟的实用性在原始武器中独占鳌头。在肉搏器械中，矛的长度远胜于同期的石斧、石匕，让原始人类有了在肉搏战中用距离优势保全自己生命的可能。新石器时代的矛头。左侧四枚为骨质矛头，因为骨质比较易于加工，所以可以做得颀长光滑，这四枚的长度在21厘米到8厘米不等。余下五枚均为石制，材质较为脆硬，加工更为粗糙，造型扁平，长度稍逊骨矛。商代石矛头。这枚石矛打磨精细，造型规整锐利，属于石器研磨的精品，已经具备后世金属矛头的雏形。
旧石器时代出土的原始石器打制方式多种多样，譬如碰砧、摔击、锤击、间锤等等。其制造手法简单而粗陋，除了勉强可以视作锋锐的边缘外，几乎没有什么共性可言。然而就是这样不规则的粗糙石制品，让人类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保持着优势，牢固地站在食物链的顶层，积攒着继续进化的能量。
时间来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足以支撑石器的研磨加工，所以此时的人类对石器的加工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无论是石器还是骨器，人类都能够将刃体和边缘摩擦得较为光滑，形状也趋于固定，甚至还在刃体上钻出了用于固定的孔洞。这样均匀、光滑、大体对称的矛头既方便穿刺目标，也更容易让操作者掌控，使得矛的实用杀伤威力更上一层楼。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现玉石更为坚硬耐磨，因此较多地选择该类矿物生产武器。这种对玉石加工的审美风格严重影响了其后的整个华夏文明。在玉制武器失去实用价值以后，这种加工风格延续至商代的艺术品，构成了青铜器和玉器的结合。
在石器时代，人类从蒙昧走向了文明，从混乱走向了规制。矛类武器同样也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受到材质和加工水平的影响，这些出土的石造矛头从七八厘米到二十多厘米不等，而且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甚至有宽有窄、有扁有圆。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讲，尽管新石器时代的武器仍旧不免粗陋，却已经足以有效穿透野兽的皮毛，戳破原始人类简陋的兽皮护具，给带来威胁的敌人以致命杀伤。商代玉刃铜矛青铜时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不停歇。粗陋脆硬的石器、骨器渐渐无法满足需求，人类在不断的摸索中，探寻着新的技术。金属武器的诞生，呼之而欲出。
在夏、商期间，华夏文明走入了决定性的时期——青铜时代。金属制品的出现，给枪矛类武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和蓬勃的生命力。
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这种金属克服了红铜过于柔软的缺憾，硬度更大，熔点更低，非常适合浇铸。
在夏代，人们已经可以利用打磨石范和陶范来铸造青铜器。青铜能够提供更为强劲和精良的产品，在性能上远远超越了那些脆硬粗糙的石头、骨器，一经普及就迅速取代了原始的石器。
由于制造矛头的材料强度大幅度提高，青铜矛头的形制可以做得更为纤长。一方面，它的锋刃加工更为精细，能够生产出极其锐利的矛刃，大大提高了矛头的穿透力和杀伤力；另一方面，因为强度的提升和造型的方便，矛在青铜时代抛弃了单纯用绳索捆绑的原始固定方式，可以直接在矛头下方制造出套入竹、木柲的圆筒状骹部，让矛头和杆柲的结合更为稳固，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矛能够承受的力量，进而加强了穿刺能力和杀伤力。
青铜矛作为第一种实用的金属制矛类武器，奠定了枪矛武器的基本形制。其后枪矛武器虽然产生过许多种变化，但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脱离其基本构造：矛头中间突起成脊，两侧为刃身，后留有便于插入杆柲的骹，骹两侧还会留有用来辅助固定的环钮。
除了矛头、杆柲以外，此时的矛还有了新部件。根据商代的出土文物显示，该时期少量的矛类还配备了铜镦。镦，就是安装在矛柲（即矛头下面安装的木柄）尾部的金属制品，能够起到保护木杆的作用。当军士持矛将矛尾立在地上时，不至于磨损柲的尾部，也可以利用镦将矛插在地上，减轻负担。在青铜时代早期，这种装备显得有些奢侈。金属矛头的基本构造。商代铜镦。
原始的部族争斗，在青铜时代发展成了真正的战争。早在夏代和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战车的身影，但步兵作战仍然是最重要、最主流的决定因素。此时的步兵，多用戈配盾，矛的装备数量要相对少于戈。这一点可以从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佐证，我国20世纪70年代在安阳殷墟西区的中小型墓葬群进行发掘时，得到铜矛七十余件，仅占同地出土铜戈数量的三分之一，足见装备数量上的差距。
尽管绝对数量上不如干、戈，但矛仍是最主要的步兵武器之一，并且拥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即将伐纣时，给麾下将士们宣读檄文激励士气，将士们“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足以证明在正式的军事场合上，矛与干、戈同样不可或缺。
在出土文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证据。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的墓道中曾发现大批成捆存放的铜矛，每捆十支，共七百余支。这足以说明殷王的武士们大量装备青铜矛。
矛类武器为什么可以在干、戈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获得一席之地？这个原因要从两者的差异和兵器的实用性上去找寻。汉代名臣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曾经如此阐述：“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
步兵作战中，遇阵形密集或周遭草木茂密时，作为一种主要用于勾、啄格斗兵器的戈、戟很难运用自如，只有长矛威力不减，故而其装备的必要性仍然不容撼动。
从具体的出土文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给此时的青铜矛头带来的细微变化。商代早期的铜矛造型受石器时代残余惯性的影响，多为简单的柳叶型。刃叶两边较为开阔，宽度较大，刃部中央保留贯通首尾的脊部以加强刃体强度。在骹部两侧多有钮或孔，便于用绳索捆扎、固定矛头。
商代中后期的铜矛头则更为多样化，而且还出现了带有精美纹饰、造型成熟的个体作品。虽然受到个体制作时间和制作者工艺水准差异的影响，但是就整体而言，此时的青铜矛头刃叶宽阔、扁平。这应当是因为此时的人类社会仍较原始，士卒们仅有少量简陋防护，无法对青铜武器形成有效的抵挡。所以宽大的刃叶可以明显扩大敌人的伤口，加强对目标的杀伤效果。
商末和周代，是中国青铜器制作的鼎盛时期。进入西周以后，青铜器的制作越发精良，诸多精美的青铜器具令人叹为观止。材料和工艺的革新同样带来兵器的进化，而枪矛武器的具体体现，就在于矛头刃部逐渐加长，矛体变窄，锋刃加厚，骹部变短。
西周的战车，已经成为陆地军事斗争的头号主角，此时绝大多数的战术都围绕着战车制定。车战这种战争形式在中原的日益兴起给单兵武器带来了巨大影响。围绕着车战，产生了车战兵器的搭配问题。虽然这种搭配在不同时期和地区都有诸多变化，但大体规律还是十分相似的：通常是以矛、戈等兵器提供肉搏保护，以弓弩提供远程火力，成员多配备短剑，但在大量步卒的掩护下，并没有太多使用机会。
在古代的典籍中，留下许多关于车战兵器组配的记载。譬如《诗经·鲁颂·閟宫》郑笺中提及的“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而《五经正义》中则将车之五兵总结为“矛、戟、剑、盾、弓”。无论哪种记载，矛都在兵器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商代柳叶型铜矛。1、2为商前期款，长度约23.6厘米；3、5为中期款，分别长17.4厘米、37厘米；4为晚期款，长23.5厘米。周代铜矛。
从出土文物方面来看：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季墓中，有五件铜矛伴车马器一同出土；北京昌平白浮的M3西周中期墓中，共出土格斗兵器戟一、戈九、矛二、钺一、铜斧两柄。可见此时的枪矛装备数量上虽然仍旧远不及戈，同时还面临糅合戈、矛特征的戟的竞争，却依旧保有一席之地。
长矛何以在车战五兵中博得一席之地？
影响兵器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材料和工艺的进步，战争形式对用途提出的需求等等。在工艺、材料都固定的前提下，兵器的具体地位和变革就需要研究者扎扎实实地从用途上下功夫。因此对兵器细节的研究绝对不能抛开实用因素。
既然需要究其用途，那就先从典籍中查阅，随后在形制上窥探。《考工记·庐人》记载：周人将步卒所用的矛称呼为“酋矛”，柄长约为两丈，按周尺约二十三厘米计算，合约四米半；车战用矛称为“夷矛”，柄长约两丈四尺，合长度约五米半。类比其他五兵，戟一丈六，长约三米七；戈六尺六寸，长约一米五。夷矛的长度自然大为领先。《考工记·庐人》中又写道：“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这意味着，在周代，古人已经发现实用长柄武器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人的三倍身高，倘若越过这条界限，则非但不能增加威力，反而会让使用者感觉累赘，从而降低效能。按人身高八尺计算，三其身则为两丈四，恰恰等同于夷矛的理论长度，可见夷矛的出现，就是为了追求车战肉搏兵器的极限攻击距离而产生的。
为何车战要追求这种极限攻击距离呢？
周代的战车已经从商代的两驾发展成四驾，在冲击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车体也得到了加宽加固，这让车上的卫士可以在两车相互冲击时进行错毂格斗。在错毂格斗中，长柄武器有了决定性的优势。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为了让车上卫士在攻击对手时不致受创，这才将杆柲延伸至极限的“三其身”。
为何长戈、长戟不能做到三其身来替代长矛？
戈是勾啄兵器，戟是融合了戈、矛特点的长兵，其用途多为依靠侧刃对敌人发起啄击或者勾划。当柲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刃部严重偏向一边的戈、戟就会因为重心失衡而让卫士难以操控。唯有长矛作为单纯的刺杀兵器，能够将矛头加工得匀称、轻盈，不至于干扰重心，而且即使在三其身的长度上，单纯的戳刺攻击还不至于减少杀伤威力。所以，当手中武器的长度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因素时，只有矛才能胜任这一任务，而戈、戟显然更适合对近距离敌人和步卒发起攻击。
从实际考古挖掘的结果来看，该时期的矛确实少有打破三其身长度的例外。出土带柄的例子有：长沙春秋晚期楚墓中发掘的两支带柄矛，柲长分别为297厘米和280厘米；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楚矛，柲长超过4米，算上矛头，恰好符合古文常载的“丈八矛”规格。
东周的历史被分割成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周天子势衰，诸侯遂割据一方，天下战争频发，而战斗的规模、水平也在与日俱增。春秋末期的诸侯大国已经能够长期将军队保持在十万之师以上，而战国末期，强国经常会动员数十万大军作战。频繁的战争就如同军事技术培养皿一样，促使着兵器的频繁改进。商代两驾马车（安阳郭家庄晚商车马坑出土）。西周铜矛头。西周四驾马车（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西周前期铜矛。西周中晚期中原地区铜矛。西周晚期江淮地区铜矛。
东周时期，青铜兵器的制作走向了顶点，已经能成熟地通过控制合金成分的比例来满足青铜武器不同性能的需求，这大大提高了武器的质量。与此同时，武器的装备数量越发庞大，兵器生产开始更为重视材料、人力等成本，并且为了在制作中加强管理，铭纹开始普遍出现。
矛类武器在这个时期，工艺渐渐成熟，形制变得更为适应大规模装备。东周的青铜矛头延续了西周时逐渐变窄、变狭长的趋势，到春秋晚期，冶金水平的进步使矛头形成了固定的特点——刃体狭长颀直，筒型骹多延续至刃体中部。这样的矛头更为轻便尖锐，更适合在盔甲日渐普遍时，穿透敌人的良好防护，造成有效杀伤。吴王夫差矛。
不仅仅是矛头，矛柄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长矛的柲不再使用单一的竹、木杆制造，而是选用了一种崭新的复合材料——积竹柲。
积竹柲选用坚固颀直的木杆为芯，外层以相对柔软、弹性良好的竹条蔑合，然后用丝麻或者藤条紧紧缠裹，最后再涂漆制成。作为东周时期的工艺革新产品，积竹柲将多种不同性能的材料复合在一起，比单纯的竹木杆柄更为坚韧适手，成了当时提高长柄武器质量的一种常见手段。
春秋时期，诸侯们多以收藏精美的兵器为荣，因此常在该时期的诸侯墓穴中出土制作华美的兵器。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矛头中，精品当以夫差矛为最。夫差矛出土于1983年发掘的湖北省江陵县马山五号楚国贵族墓，它以青铜制成，矛头长约29.5厘米，宽约为5.5厘米。夫差矛通体狭长如剑，遍布精美的菱形暗纹装饰。在它的矛脊上，还铸有深长的血槽，骹部刻有兽首形钮，矛体刃部有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用矛”。时隔数千年，夫差矛出土后仍然锋利如新，与越王勾践剑并列为该时期出土兵器珍品。春秋前期中原常见矛形。江淮流域常见矛形。
到战国时期，矛头的形制受到地域间不同需求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分界。中原地区的矛头狭窄短小，造型朴实精干，矛头上多有铭文记载制造信息，如时间、监造部门、监造人员等等，体现了当时军事生产管理上的严格。而南方楚越等国的矛头则更为狭长，虽然其上没有详细的铭文记载制造信息，却有华丽而富有艺术气息的纹饰，体现了南方诸国独特的风俗特色。矛脊在这一时期常常开有血槽，血槽的作用主要是减轻矛头重量，沟通伤口内外气压，避免矛头在插入敌人躯体时被紧绷的肌肉夹缠而难以拔出。通过这个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足以发现，战国时期频繁的军事斗争给兵器铸造者们带来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反馈。
在出土的战国时期车战兵器里，矛的地位更加显要。以曾侯乙墓出土兵器为例，其中出土长柲武器中共有矛49件，而当中有一件最短，为225厘米，其余均是418～436厘米的丈八矛；戟仅有30件，全是325～340厘米的中等长度；戈仅有66件，全为127～133的短柄。由此可见，战国的矛已经彻底垄断了车战长距离肉搏武器的地位，并且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提升，戟和戈只能负责中近距离的肉搏。
不过在战国时期，车战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以贵族为主力的车兵逐渐走下神坛，步兵也不再只作为战车的附属单位存在，而是逐渐成为决定战果的主力。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骑战思想逐渐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各诸侯国纷纷开始重视更为灵活的骑兵战术，车战下降为次要地位。例如《战国策》卷二十六中，便将诸侯国的军队组成描绘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可见其构成比例的剧烈变化。
战车势衰而步兵日盛，长矛中的夷矛也随之退居次要地位，而步兵用的酋矛数量则变得更为庞大，这让此时长矛的平均长度稍有降低。战国初期木柄铜矛，长4.35米。战国铜矛，全长1.823米，矛头长29厘米，木柄彩绘。秦汉雄风
时过境迁，天子和诸侯混战的东周最终被强秦终结，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此时的矛，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秦代青铜兵器在风格上遗存了浓厚的战国风味，但在规格上却更加整齐划一。
在秦始皇陵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无数战国至秦代的兵器。尽管战国末期铁制武器并不稀少，但秦陵中出土的绝大多数兵器均为青铜制品，估计因铜质武器较为精美，更适合配给陵寝中的帝王仪仗。秦陵出土的青铜兵器制作之精良已趋极致，其中的青铜矛头虽历经两千余年仍坚固锋利，宛如新品。
战国末期至秦代的战争中，甲士比例逐渐提高，步战变得显要，这也让长矛的装备量大为提升，促使秦矛在形制上更为统一，以便于生产。为了节约成本，秦矛矛头短小精悍，加上骹长度多在15厘米左右，刃部锐利而宽厚，铸有血槽，骹部短而有钉孔，而且整个矛体从骹部开始中空直至锋顶，无论是矛头的强度还是固定水平上都更为有利于破甲伤敌。
同战国时期北方大多数国家的矛相同，秦陵出土的矛头上也都铸有小篆铭文，多为简单编号，如制造年号、部门、监管官吏的信息代号等，秦代兵器制造管理制度之严密可见一斑。
在矛体长度上，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曾遭受过破坏，残存武器柄只能作为参考。一号坑出土的两件矛柄残余长度均为2.5米左右，二号坑出土了一柄残长达到4.3米的矛柲。但在一号坑挖掘报告中提到有一柄39号柲从中间残断，分为250厘米和345厘米两截。如果两者是同一柄矛柲的话，根据其出土位置判定，其长度应不低于630厘米，已经超出了《考工记》中长兵莫过于三其身的说法。
秦陵出土的兵马俑有较为完备的军事器械和排列规律，可以通过其大致数量和排列总结秦代的步兵战术。秦陵出土的较完整的弓弩手和长兵手陶俑，其数字分别是490和407，接近一比一。其中执长柄武器者以用矛者为最长，其次为铍、戟，最次为戈，形成长短搭配，远近交织的配置。这种互相配合、相互掩护的搭配和战术也被兵法家们大为推崇。古典兵书《司马法》定爵篇有云：“……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即是对各类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各司其职的清晰描绘。而另外一部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六韬》的虎韬篇中也曾记载：“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盾二千，矛盾二千……”其所推崇的兵器搭配比例与秦陵兵马俑颇为近似。
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便零星出现一些铁质武器。到战国时代，铁质武器的数量、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因为铁在金属延展性和韧性方面都胜于青铜，并且可以通过渗碳和锻打的技术改变相同部件不同部位的性能，所以尽管华夏文明在青铜器工艺上已经积累了非常殷实的经验，但铁器的出现仍然汹涌而不可阻挡。
在铁质武器出现的初期阶段，青铜和铁并行于世，共同争夺武器制造材料的主要地位，这种现象从战国延续到了西汉时期。在铁彻底确立统治地位之前，许多典籍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铁质兵器的存在与优势。《荀子·议兵篇》中记述：“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这是在夸耀楚国宛（今河南安阳）附近制作的铁矛锋利无比，被扎刺的人像被蜂虿等毒虫袭击一般几无可救。而《吴越春秋》中载范蠡语：“臽铁之矛，无分发之便。”则可算作当时已有铁矛的文史佐证。
在文物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该时期的铁矛出土，例如在湖南长沙黑槽门二号楚墓中挖掘出的战国铁矛，矛头长约19厘米，宽约2.9厘米。而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四十四号墓还曾出土过铁质更佳的钢矛。
当中国的军事史进入西汉时期，战争形式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秦末汉初的连年征战，让中原大地民生衰败，经济颓废，致使较为廉价的步卒成为主力，而车、骑兵都相对较少。虽然车战这种形式已经行将作古，但是骑兵战术却因为汉初经济不支的原因暂时未能替代车战。
公元前200年，天下初定，不料韩王信叛乱，并伙同匈奴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遂带着满腔雄心和久经考验的精兵悍将出征匈奴。然而匈奴集结四十万骑兵，将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二万汉军分割包围在白登山战场，足足围困了七天，最后汉高祖刘邦只得靠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脱险。
自此以后，汉帝国为了对抗灵活机动的匈奴骑兵，开始积蓄国力，努力将骑兵部队发展为主要战力。到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甘泉时，汉王朝已经有能力反击：“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见《史记·匈奴列传》）一向被认为偃武修文的汉文帝时期，汉朝能够出动这样上十万规模的骑兵，足见其骑军实力。到了国势强盛的汉武帝时期，汉王朝主动跟匈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连年大战，双方动辄出动十万人以上的骑兵，这标志着骑兵从此走上了中原王朝战争舞台的绝对主角，正式淘汰了依赖战车部队的传统战术。
这样的军事变革给长柄武器，尤其是矛类武器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得矛类家族在步兵矛、车战矛之后，又诞生了一个崭新的重要成员——骑兵矛。
汉代以前，华夏地区也有众多骑兵运用的实战案例，但由于此前并无马镫可用，骑兵往往将攻击手段局限在骑射上，肉搏方面只携带短剑一类的护卫武器。在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名骑士拔剑刺虎的战斗场景，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骑兵的肉搏装备。战国骑士执剑刺虎图。
战国骑射骑兵对战车没有太大优势，毕竟骑射的精度、射程均不如车上的射手，而在马上肉搏，更不如在车上有稳固依托的车右。但是到了汉代，骑兵逐渐成长为军事主力，这个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轻骑兵的战术机动能力更强，对地形的适应水平也更适合汉跟匈奴的对抗。虽然此时没有成对的金属马镫支撑骑手，但是骑兵们已经要负担起独立肉搏的战斗任务了。
自然而然，短剑无法再满足这样的需求，唯有矛、戟一类的长柄武器才适合在马上格斗。无论是双手握持向前冲刺，还是倒提在手向下扎刺，借用了马匹身高和马力的骑士们，都足以在跟步兵的抗争中获得优势。
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出土了四千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中骑兵俑多手执长柄武器，因为年代久远，其所执兵器皆锈蚀损毁，不过以其姿态而言，其右手所执当为长矛、戟类兵器。
更为有力的证据来源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墓中出土的青铜浇筑的东汉骑兵俑，跟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骑兵俑执兵骑行姿态一样，而其手执武器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得以断定西汉骑兵同样也是如此执矛骑行的。
在残存的周代礼仪审美影响下，汉人仍旧觉得青铜兵器比铁器更加美观、贵重，因此尽管此时实战兵器绝大多数都已经是铁质打造了，但是在墓葬群的出土文物中却常常可以见到用于礼仪的青铜武器。在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许多残存的长矛，其中铁质和青铜器各自参半。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执长兵骑兵俑。东汉青铜骑兵执矛俑，出土自甘肃武威雷台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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