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荆淮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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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库·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试读：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我常常回忆三十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老舍先生等在将回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和整理呀！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丛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或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陶瓷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加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他们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个剧种的。当梅先生等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经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八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1581）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发现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记》），戏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年12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1431、1432）。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我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1992年2月15日于广州代序挖掘传承世界记忆遗产，推动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在“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上的讲话(1)罗仰鹏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
大家好！
在国务院批复同意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重大历史时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汕头举办“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目的是贯彻落实国务院设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掘华侨历史文献资料，广泛宣传侨批文化，全面加深侨批文化研究，为试验区的建设助力添瓦。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对大家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6月，中国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这是广大华侨和侨乡人民的共同心愿，更是潮汕地区这个侨批重要发源地一千四百万人民的光荣。国家档案局2012年5月以侨批16万份的收藏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国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量为10.3万份，约占64％，潮汕侨批为中国侨批档案申遗成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征集侨批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曾于2004年、2007年、2010年主办三届侨批文化研讨会；编辑出版了《潮汕侨批简史》《潮汕侨批论稿》《潮汕侨批萃编》《泰国侨批业资料汇萃》等一批侨批图书进行宣传推介；创办期刊《侨批文化》，并于2012年获广东省首届“优秀侨刊乡讯”称号，还首创侨批文物馆，饶宗颐先生亲自题写馆名。侨批文物馆2004年落成，并于2014年扩大迁址。通过以上活动，我们凝聚了一支有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富有创新精神的侨批文化研究团队。以上举措对于抢救保护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助推侨批“申遗”起了很好作用。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究，议题包括侨批档案与跨国华人社会研究、侨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价值研究、华南各地侨批档案比较研究、侨批档案与民间金融业研究，以及从历史人类学和民间历史文献的角度对侨批的研究等，探讨范围更广。从这些议题来看，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爱国爱乡，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祖（籍）国家乡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并为早期跨境金融、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2012年12月中旬，我率团到香港、澳门，就如何进一步弘扬潮汕优秀文化拜访了饶宗颐先生和陈伟南先生，并召开了港澳文化人士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20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致提出：应跨地域、跨国度研究侨批文化。这是深入侨批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中心出版的第19期《侨批文化》也发表论文做了初步探讨。去年我还应邀参加由泰国知名侨领许茂春先生举办的为侨批申遗造势的“百年跨国两地书——侨批档案展”，同时携带“潮汕侨批图片展”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展出，拜访当地潮人社团、侨领，这是跨地域、跨国度研究侨批的举措，也是从更高起点探索新问题。这一举措得到了相关方面的认同。
侨批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高的起点，它赋予了我们更新的课题和更新的挑战。就如何深化今后的侨批研究工作，我有四点建议：一是要继续做好侨批的征集、整理、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要加强科学的保存、数据化处理，让珍贵的文物传播到海内外，为专家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史料，为各级政府有关决策提供参考。二是要从以征集为重点转为以研究为重点，扩大研究范围和深度，不要局限于就侨批论侨批，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多方位、多层次、全面研究侨批的内涵，进而科学论证华侨华人对家乡、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及其原因。三是要加强宣传、传播。将侨批档案作为与海外华侨华人进行文化交流，深化与有关国家地区人文合作的重要载体，不断扩大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四是要把侨批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联系起来。华侨和海外华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经历者和实践者，侨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通史、移民史、经济史的见证。要从侨批中挖掘出积淀深厚的经济文化内涵，进一步强化经略海洋的能力，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推动汕头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做出更大贡献。
从这次研讨会收到的50多篇论文来看，研究比较到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相信，海内外侨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的研讨交流，建言献策，一定能推进侨批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提高侨批研究的国际水平，研讨会一定能成功举办。
谢谢大家！2014年10月31日
(1) 罗仰鹏，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参加“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的领导、嘉宾暨专家学者合影2014年10月31日 汕头主题发言侨批档案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挑战(1)陈春声各位同行、各位来宾：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
对于我们很多潮汕人来说，侨批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到1968年、1969年，我都生活在澄海外婆家，外婆的弟弟（潮汕人叫“老舅”）侨居柬埔寨，每年春节临近，就会听到外面有人喊“批来了”，送批的人会送来老舅寄来祭祖的侨批。所以说，侨批是我儿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柬埔寨发生了政变，和老舅一家人断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联系。这仍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记忆。
后来到大学读书，学习历史，做地方社会史研究，注意到民间很多收藏家、集邮家收藏有大量的侨批文献，也知道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侨批做了非常好的收藏、整理、研究和展示工作。侨批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对研究者来说，当然更便于查阅、复制和利用，我自己也就由此开始从事一点儿侨批的研究工作。
近期侨批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当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发现”，因为侨批一直存在于闽粤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一直有研究集邮、邮政史、金融史、地方史、华侨史的学者在做侨批的研究，但是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如此普遍地被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注意，如此大规模地被收集、整理和研究，肯定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史学界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历史学的发展非常依赖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发现，还要追溯到20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发现。陈寅恪教授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谈史料与学术的关系时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就是说，文史研究学术发展的潮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要用新材料去研究新的问题。材料和问题是不可分开的，懂得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才会有进步，才跟得上学术的潮流；如果不能用新的材料去做新的问题，就不能跟上学术的潮流，就会变成“未入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知道，利用侨批这种非常重要的新文献，可以做很多新的研究。刚才罗仰鹏先生在讲话里提到，我们要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侨批，包括华侨华人史、中外交通史、邮政史、金融货币史等。而刚才许先生也讲到，可以用侨批来做文化史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观点。有了非常好的文献，自然就可能有很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对许多学科的发展都会有推动作用。
我自己一直在做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特别是研究华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我常常在思考，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去看，侨批档案的利用会给中国区域史研究做出哪些贡献。而我自己在利用侨批做研究的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年利用侨批做研究所遇到的三个问题向大家报告。在座的有很多青年学者，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学术是在接受挑战中发展的。一、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
刚才罗仰鹏先生在讲话中提到，要用新的方法，包括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做侨批的研究。提到民间历史文献学，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学者们很重视的一个学术取向。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学传统，有一整套古籍校勘、辑佚、比对、训诂等方法，这是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发展起来的。而欧洲也有相当古典的汉学，早在16、17世纪，西方的传教士、航海家、商人、旅行家就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的学问，他们也发展出一套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方法。传统的中国文献学或欧洲汉学，在解读四书五经、正史、政书甚至笔记、文集、小说等比较传统的或传统读书人用得比较多的材料时，是很有效的。但是，要用这一套传统文献学的办法，去解读各种各样的民间历史文献，包括书信（比如侨批）、契约、族谱、碑刻（碑刻可能相对好一点儿，传统方法多少还有点管用）等资料时，就会发现用起来不是很有效。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学生们学习过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的课程，也很难读懂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献，这是一个很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要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这样一个新学科。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擅长处理的是有意识史料。所谓“有意识史料”指的是文献的作者在撰写这个资料时，已经想过这样的材料是准备给非当事人的其他人阅读的，包括是准备给后人读的，是想要流传下去的。而侨批、契约等民间文献却是无意识材料，华侨和侨属写批的时候，是没准备给别人看的。侨居海外的乡亲给太太、给孩子写一封信回来，并没有想到一两百年后，会有一些历史学家拿着他的书信去做研究。批信里面大部分讲的都是家庭内部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的背景，太太和孩子是知道的，不需要专门去交代或解释。当然，信中也常常会用方言土语等，甚至里面有很多隐喻，讲很多只有地方上、社区里或者家庭内部才明白的事情。所以，后世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去解读的时候，常常看不明白，如果像引用其他“有意识史料”一样，随便摘引一段来阐释，很可能会严重误解写批者的原意。所以才说，罗仰鹏先生的讲话里特别讲到民间历史文献学，是非常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我们正在努力发展一套能够“接地气”地解读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准备用这套方法去训练学生，只有这样，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如果文献没有读懂、解释得不对或者我们的理解不够系统的话，那么建立在这样的片面解读基础上的对于历史过程的解释，就可能存在问题。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是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希望在侨批研究领域，我们能够面对并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二、如何利用侨批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在学校做行政工作，我常常要等到有机会到大陆以外的大学访问的时候，才能比较系统地认真地读一些历史文献。2000年，我在牛津大学待了几个月，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来读侨批；2012年，我在台湾的成功大学住了一个月，也只是在图书馆读侨批。花了很多时间，把不同的侨批里面的记载进行对比，努力还原某个具体的家庭、某个村落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描述出很多细节，讲出很好的故事。但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那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人一定会问，在我们讲的这些漂亮的故事背后，学术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没有好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没有意义，这是陈寅恪先生教导我们的。如果侨批讲的是重要的大人物，如翁万达、林大春、郑成功或者陈慈黉等，他们的故事与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研究他们，我们就不难说明自己工作的价值。但侨批所涉及的往往不是大人物。通过侨批重构出来的故事，其主角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注意的家庭或人物，甚至可能是传统社会里一个女性、一个小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同行觉得是有价值的、有启发的、有意义的？这是我们不能不回应，但也非常不容易回应的问题。
仔细阅读侨批之后，我们常常会被引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去描述关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与宗族关系、村落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的许多故事，但如果没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没有更大的学术关怀，在委婉曲折地讲完故事之后，我们对学术发展可能的贡献在哪里？这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常常在想，能不能有一个独特的利用侨批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简单复述侨批的内容？所以尽管读了很多侨批，但我还是始终写不出一篇自己觉得比较像样的论文。现在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时代，也许得进行统计和数据挖掘。面对这么具有人文价值的材料，真的要有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观念，如果我们能用很科学、很理性、统计的、数字化的方法去处理，可能在学术上会有大的贡献和突破。当然，这只是值得考虑的许多可能的研究取向之一。三、侨批的研究如何回应历史学的核心问题
做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常常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制度史上有所贡献。包括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信念，要证明自己的工作在学术史的背景下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研究作品发表后，其他专业领域的历史学家会有兴趣，而他们感兴趣的理由，是在制度史的解释方面对他们有所启发。当然，我们理解的制度史，不仅仅是指制度的建立或制度的文字内容，更重要的是典章制度在地方的表达、典章制度的普及与推广等。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制度史意义上，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更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做包括侨批在内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工作时，在内心深处必须对大的问题有所关怀，而且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对其他领域的同行有所启发，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到充满挑战的一个问题。时间限制，这个问题不能进一步展开来讲了。
我是30多年前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求学的，当年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挑战好像与现在正好相反。当时我们正在努力走出“以论代史”的时代，但历史研究的资料很不容易找，图书馆很封闭，经费缺乏，交通不便，没有IT技术，也没有数字技术，做研究最宝贵的是稀见文献。一旦有机会到好的图书馆读书，找到难得的资料时，便会莫名地兴奋，会把这些资料读得很仔细，根据资料很认真地思考然后联系到一些大的理论。尽管当时的理论思考受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影响，可能会有一点儿偏颇，但认真读史料的精神和大的理论关怀始终存在。30多年后，局面好像完全改变了。现在是一个资源相当充裕、资料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书和地方文献被大量收集、整理和出版，但是我们和学生细心钻研文献的精神大大不如以前，用十年工夫去读透一批材料再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家开会很忙，交流很忙，旅行很忙，但是在图书馆里细心地读书的时间却很少。因为学术的多元发展，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变得模糊了，对理论思考的力量也减弱了。学者们占有和浏览很多材料，讲很多似是而非的故事，但不小心就会迷失，会忘记讲故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学生和青年学者，我还是觉得，在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潜心于史料的研究，找更多具体的个案；另一方面还要超越史料，去关注更大的学术发展取向，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应该给自己保留更多的、比较孤独的、去做理论思考的闲暇和空间。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春声，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侨批的深入研究与思考(1)［泰］许茂春一、关于侨批
中国人出国的历史悠久，但直至清末，人们才将旅居国外之人称为“华侨”。“华侨”的定义很复杂，一般是指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土地，有一定职业的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但也有的人把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叫作华侨，而把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人称为华裔或华人。还有的人不拘泥于国籍，认为只要是能讲中国话，保持中国的生活方式的，也都称为华侨。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有别于陆地迁徙的跨洋越海大移民。至19世纪，海洋移民达到了高峰。中国清政府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下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出国，允许西方各国在华自由招工、自由从事契约劳工的招募活动，使中国人能够参与人类全球化的重要历程，侨批业从而得以产生。
闽南、潮汕等地的方言中把书信叫“批”，华侨寄到家乡的附带汇款的家书便称为“侨批”，又称“番批”“银批”。侨批主要出现在沿海的福建、广东与海南三省，以及东南亚华侨聚集的地区。“批一封，银二元”，这句早年流传的民谚，道出了“侨批”的重要。“侨批”历经一百多年，目前存世数量不多，这在文献数字化的今天更显珍贵。
早期华侨银信通过同乡、亲友回国时，或托“水客”或“客头”走单帮（整个侨批、回批运作流程由一人完成）带回。水客最初只是往返于国内和南洋各地的华人，他们回国之际顺便帮熟人带批信、带钱款，一般为老洋客，而后逐渐演化为一门职业。他们替东南亚华人移民带批信、钱款、口信至移民家中，偶尔顺便做些生意，把南洋的土产运回国内销售，或把国内货物运往南洋销售。随着带钱带物的数量与次数增多，生意也做大了，自然就成了职业。这就是最初的“水客”。后来其中一些水客投资建设了侨批局。由于有的水客大多兼营招募华工，来往南洋时引带一批新客出国，因此水客又常被称为“客头”。因此，“侨批”与东南沿海人民出洋打拼的历史相连，有华侨就有侨批。“侨批”与侨批信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先有“侨批”，后有侨批信局，“侨批”的出现早于侨批信局。侨批信局经营的“侨批”的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最开始，在华侨聚居地有商铺或代理店为水客或客头收集“侨批”，而后较富有的水客或客头（或华侨）雇用人员并投资设立专门收寄“侨批”的侨批信局。从“侨批”的业务流程来看，国外华侨寄到国内的侨批，应留存在国内侨眷手中；(2)而国内侨眷回复国外华侨的回批应该留存的国外。
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殖民开发，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向东南亚的移民规模逐渐扩大，在东南亚的暹罗（今泰国，下同）、马尼拉、吧城（今雅加达，下同）、新加坡、槟城等地渐渐形成了华人社区，并不断向其他地区延伸和发展。这些移居东南亚的移民与在家乡的亲友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汇款和通信是维系这一联系的基本途径和手段，由此形成了一个连接着东南亚华人移民聚居地和中国移出地，为华人移民解送信与款的跨国市场，这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华商，有在国内的也有在国外的，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华人侨批运作网络。这个跨国市场的侨批业务，早期先是由个人（个体），或称之“水客”，或称之客头经营，后随着业务量的增大逐步发展成为以企业组织即侨批信局进行经营，并最终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重要行业。
图1所示折合式信件，系寄于咸丰戊午年五月廿六日（1858年7月6日），由住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吧城埠的温辛德先生寄信和2元洋银给广东嘉应州松口市（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的兄弟天华先生的。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水客封。图1 咸丰戊午年（1858）五月廿六日印度尼西亚吧城寄广东嘉应侨批
温辛德信中提及，他寄2元洋银给住于梅县丙村的三兄天华，并告诉三兄天华自己收到八叔寄来的火船信，那封信上说，运米往来香港与上海销售且上海兑价较佳，谈及往省城（广州）的天德香店寄去双元香两大箱等事以及与报上各种烟草、花扇、药材和土产等的价格行情。早期侨批中内容常有涉及华侨家族的经商历史、国际贸易的市(3)场等珍贵信息。
图2所示折合式信件，系寄于咸丰戊午年五月初十（1858年6月18日），由住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吧城的温辛德先生所寄。图2 咸丰戊午年（1858）五月初十印度尼西亚吧城寄广东嘉应侨批
温辛德信中提及，其二兄带来的货物估现市价以及钟钦五查信艮使兄之回“唐”（即“唐山”，“过番”之潮汕人习惯以“唐山”称家乡）等事，还提到货款“限至五月十二日定着一足付清此艮”，并通知五月底有一只船至澳门，大约有十余友人同往。从两封信中证明该家族的经商网络是在中国家乡与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往来货物必须经过他们自己设立在澳门的天德联号转运，后来他们也有一艘货轮自供一连串业务。这批书信时间较早，内容涉及华侨家族的经商历史、国际贸易的市场信息等，具有较高的人文与商业(4)史文献价值。
据统计，至清咸丰八年（1858）止，仅旅居暹罗的潮籍侨胞就有150万人，其中60％是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去的，樟林的水客业因而相当兴旺。为了保证侨批能安全地送到侨眷手里，不少水客还专门学习武艺，外出时带上一把大雨伞，以防歹徒抢劫。清同治九年（1870），旅居泰国多年的潮阳籍乡民李阿梅开始当水客，每年数次往返于暹罗与汕头之间，每次从暹罗带回的侨批款白银2000余两，(5)价值相当于当时的2000担稻谷。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侨批业产生并逐步发展的阶段。随着东南亚越来越成为以欧洲各工业国为主的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一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融入了这股全球化的浪潮，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前往南洋，成为建设东南亚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华侨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汇款显著增加。欧洲各国也在各殖民地设立了现代邮局和银行，这为银信业务在收汇、承转与解付上的分工提供了条件。这时，一些富裕的客头或华商遂组织侨批信局，经营侨批、侨款的递送业务，国内侨批业遂应运产生。
原为水客的李阿梅，跟同行的马阿隆、马秋盛等合资，于1875年在暹京（今曼谷）创办了“永和丰批馆”，每月解送回潮汕的侨批4次，每次的批款高达5000～6000两白银。
汕头澄海上华镇渡头村（图濠乡）的曾仰梅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之后，与旅泰的乡亲一起，在曼谷老哒叻街开起京果店，由于经营得法，财富积累也相应增加。随着大批潮人移居泰国，他又和乡亲抓住时机，于1899年在曼谷三聘街办起了振盛兴批局，还在家乡渡头村凤岗里的住宅内设振盛兴批馆，自派亲人投递侨批。批局业务兴旺时期，在泰国和在汕头的批局各雇用20多人，渡头村的批馆也雇用了10多名侨批派送员。在泰国的振盛兴总局每周发批1次，每次平(6)均发批300多件，最高的批款额达3万多银元。
汕头侨批业从清光绪中叶侨商黄松亭在汕头创办森丰号（与叻致成号联号）起，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潮汕首批被列为邮政代理的民信局共19家。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汕头批局增至66家，占广东批局总数的70％；抗战前汕头和潮州所属各县联号和分号达数百家，仅汕头市专营批业就有55家。抗战胜利后批业得到迅速发展，汕头及潮属各县共121家，计汕头市73家、潮安6家、潮阳3家、揭阳10家、饶平9家、惠来1家、澄海13家、普宁5家、丰顺1家；而潮州帮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各地商埠的批业共451家；批业开设较多的地区和国家有：香港22家、新加坡80家、槟城28家、暹罗118家、越南29家、坤甸43家、日里25家、沙拉越17家。潮汕解放后，1951年在市邮政局注册登记的侨批局有60家（甲种批局），下辖内外分号775家，其中内地各县（为乙种批局）427家，港澳及南洋348家。(7)
随后，侨批信局借助于不断完善的邮政和银行系统开展侨批业务，侨批的经营进入分工协作时期，即侨批信局负责收“批”与登门分“批”，邮局负责跨国及长距离侨批或回批的“传递”，银行负责侨款资金头寸的调拨与兑换。1972年中国国务院下发通知取消国内侨批业，20世纪70年代末侨批业全部归入当地国家银行，侨批的汇款功能由银行接替，而其交流情感之书信渠道则由不断发达的电讯及邮政所替代，至此国内侨批业结束。而继续经营的国外侨批局仍然以侨批方式通过国内银行渠道委托解付侨批，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纸(8)质形态的侨批才消失。二、我的侨批缘
我从小受父母爱国爱乡的影响而爱好集邮。30多年来，不惜重金，坚持收藏世界的书信实寄信封与民间存在的侨批。我所整理的侨批邮集多次荣获国际金奖，目前正向世界邮展大金奖冲刺。21世纪初，我更重视侨批文化，宣传侨批文化，弘扬华侨爱国爱乡之情，撰写并自费出版《东南亚华人与侨批》。同时撰写论文，参加国际研讨会；捐款捐物，参加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申遗”的活动。
我父亲（许喜财先生）约于1922年到泰国谋生，大约于1926年和我母亲结婚后从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今汕头市澄海区）到泰国同住。后来我父亲与我伯父合作经营土产和吧赀之进出口国外贸易，有很多乡亲在父亲的公司办公和当“苦力”。我从年幼时便常常看见家乡的乡亲们，有的是我们公司在泰国各地的客户或代理商，有的是亲戚，谈论乡情与到我们公司托寄唐山批，而每逢寄批期，批局都有到公司收批的常例，因此各界的华侨群众和社会人士都觉得寄批回家乡是每个人的责任，连我都从小就有如此感觉，所以华侨与其后代都有必需寄批的任务（见图3）。图3 1973年9月23日父亲寄7000港元回乡给每个亲人的侨批注：信中提及部分款项是给细舅吴荣江回海南岛的费用。大约于1965年后中国政府间分配部分澄海县农民往海南岛开垦农田，我母亲家乡的人大都被迁往海南岛工作。
我与侨批结缘的历史，源于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在泰国出生，从小就看父母寄钱回中国给家乡的亲人。当时父亲月薪只有10元左右，每次都寄几乎一半回中国，侨批上的写信人或代写信人通常都要写上“双亲大人膝下，儿不孝……”等语句。父亲寄了快一半的收入回乡，剩下的要养家糊口，但还觉得自己不孝，当时小小的我觉得很费解（见图4～图6）。三四十年前，我跟父亲回国建学校、建发电厂，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同乡乡亲的侨批，里面第一句话同样是“双亲大人膝下，儿不孝……”，我看了很感动，认为这点美德有必要留传，好好让后代青年去学习。因此，我萌发了收藏侨批的念头。图4 我家的侨批1注：父亲于1979年逝世。1981年1月8日我按照父亲遗愿仍然寄批信回乡给每个亲人。图5 我家的侨批2注：1983年6月29日母亲吴玩笋继续寄批信回乡给每个亲人，信中告诉他们，我前往香港汇去人民币1800元作为修理厝屋之用。图6 我家的侨批3注：1992年10月10日母亲吴玩笋继续寄批信港币1000元回海南岛给侄儿吴鹤群，信中告诉他钱款作为其妻治病之用，并问平日寄邮之信收到否。
我素好集邮，自三四十年前开始便对集邮产生浓厚兴趣，乐此不疲，现已为泰国及国际著名的集邮家、侨批收藏家，收藏极丰，创立了泰国国际邮币与邮票有限公司。我的邮集作品在泰国及世界屡获金奖，我本人也成为国际邮展评审员。
十几年来，我精选的《泰国侨批》和《东南亚国家的侨批》邮集，先后在西班牙、印度、中国香港和泰国等国际或邮展上荣获金奖。我拥有的许多珍稀邮票，可以说是研究中泰邮政史的瑰宝，对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我的侨批邮集正在向世界邮展大金奖冲刺。
21世纪初，我在保护、收藏侨批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有一次，为了十几封侨批，我不惜花费20多万美金从外国人手里购买下整部《荷属东印度群岛实寄封》邮集。20多年来，我先后从上海、北京、香港、台湾等地的拍卖行不断地拍进自己喜爱的侨批。2006年，我以3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拍卖会上拍得汕头解放时的侨批回批总包封（见图7）。图7 从上海泓盛拍卖公司拍到的侨批回批总包封
我不仅重视侨批集邮，还十分重视宣传侨批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在众好友的帮助下，拙作《东南亚华人与侨批》修订版已出版。之后，我到中国、东南亚各地向有关社团、高校、文藏单位赠送、介绍、宣传侨批。
30多年来我一直收集侨批，为的是把中国人的美德传给后代子孙，让大家知道中国人以忠孝为本，以前如何漂洋过海，如何艰苦创业，事业有成更不忘祖国的传统美德。几年来，我先后为中国有关侨批收藏单位捐赠款项和实物，虽然数额不大，但也表达了我作为华人对侨批的热爱和支持侨批“申遗”的小小心意。
从2004年起至2013年，我积极参加有关侨批的学术研讨会，前后共十三次。三、“申遗”成功后的思考
2013年6月，“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后，如何丰富和发掘华侨文献资料，进一步保护、研究、利用“侨批档案”，如何让侨批这一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世世代代传授下去，是申遗成功后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和课题。（一）站在全球视野上深入挖掘侨批实物
有实物为证，才更有话语权。侨批价值是通过其实物体现出来的，因此，深入挖掘侨批实物应是首要工作。从理论上讲，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寄信汇款的需求。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全球视野上深入挖掘侨批实物。
一般认为，侨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银信汇兑主要集中在南美洲。最近发现的非洲小岛毛里求斯的侨批银信，颇有价值，现展示几枚（见图8～图13）。图8 1923年（癸亥）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的银信图9 1937年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的银信图10 1935年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的银信（附分给亲人多少钱的清单）图11 20世纪30年代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的银信，汇款经由香港中转图12 1923年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白宫的银信，信件经香港、汕头、梅县中转图13 1935年毛里求斯寄往广东梅县的银信（二）海内外紧密协作，打造侨批文化宣传品牌
侨批已是世界级的人类记忆遗产，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可谓民间“百科全书”，侨批所演绎出的多元文化，诸如“孝悌文化”“区域文化”“诚信文化”“传播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集邮文化”等，都蕴含着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当今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软实力之一。因此有必要打造一个属于世界的中国侨批文化品牌。（1）整合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民间及公藏单位的侨批资源，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设侨批电子化网络共享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认识侨批，并参与侨批的保护与研究工作。（2）研讨、展览与宣传。经常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扩大侨批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专题侨批展览与配合展览相结合；利用侨团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机会，展览侨批，丰富活动内容；通过展览，扩大宣传，普及侨批文化。（3）出版《侨批大全》，编撰《中国侨批史》。（4）创造形式多样的侨批艺术作品和文艺作品，如雕塑、绘画、工艺品、小说、戏剧等，以艺术形式宣传侨批文化。（5）制作侨批宣传纪录片。通过纪录片所具有的强大的传播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宣传侨批文化品牌。已制作的《下南洋》和《乡关何处》以介绍华侨移民史为主，但还不是以侨批元素为主的纪录片。（6）制作一部以侨批为主题的电影。（7）继续办好学术刊物《侨批文化》。（三）倡议设立中华“孝亲日”
2013年6月9日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百年跨国两地书——侨批档案实物展》暨“声援侨批申列世界文化遗产，见证华侨爱国爱乡历史”大会上，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的学者在论述侨批价值时特别强调华侨华人的“孝道”与友爱之情，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体现。乐于助人、知恩图报，中华民族自古有之。会议期间，新加坡著名侨批学者柯木林首先提议，有朝一日侨批申遗成功，希望将那一日申报定为中华“孝亲日”或“感恩日”，以此永久纪念海外华人先辈心系桑梓的情结。我与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林宏等与会学者均赞同这一观点。
2014年初，福建社会科学院邓达宏研究馆员发表了《福建侨批(9)“申遗”后的思考》，也提出就中华“孝亲日”议题展开讨论。
2014年6月27日，在《晋江侨批集成与研究》首发暨“福建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著名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感言，书中的侨批记载着晋江华侨华人对亲人、对家乡的贡献，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孝悌传统与感恩之情，他希望通过共同呼吁，(10)将侨批申遗成功日即6月18日定为中华“孝亲日”。
我们期待通过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争取有朝一日能够将每年6月18日定为中华“孝亲日”，让全世界华人牢记历史，珍爱美好生活，让这一天成为让中华文化世代相传的永恒节日。
(1) 许茂春，男，泰国中华会馆理事长。文中图片均为作者侨批藏品实物扫描件。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学会黄清海常务理事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 黄清海：《关于侨批学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国集邮报》，2001年4月13日，第6版。
(3) ［泰］许茂春：《侨批的人文与经济文献价值——以侨批实物论证》，《“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年，第2页。
(4) ［泰］许茂春：《侨批的人文与经济文献价值——以侨批实物论证》，《“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年，第2页。
(5) 王炜中：《侨批的民间属性与文献价值——以潮汕侨批为例》，《“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年，第55页。
(6) 王炜中：《侨批的民间属性与文献价值——以潮汕侨批为例》，《“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年，第56页。
(7) 罗则扬：《侨批文化与海洋文化》，王炜中主编：《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2004年，第211页。
(8) 黄清海：《闽南侨批及其记忆遗产价值》，施懿琳、陈益源主编：《2012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第249页。
(9) 邓达宏：《福建侨批“申遗”后的思考》，《福建艺术》2014年第2期，第33～35页。
(10) 陈鸿鹏：《海内外学者建言：侨批申遗成功日设中华“孝亲日”》，《福建侨报》，2014年7月4日，第3版。19—20世纪期间新加坡各帮民信局的营运与同业组织(1)［新加坡］李志贤一、民信局的起源
19世纪以后，受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华南各地人民大量移(2)居东南亚。华侨的递增带动了汇送侨批的需求，过去那种回乡时亲自携带或委托返乡亲友代为转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大量通信和汇款之需。当时中国还未在全国各县镇乡设立邮政机构，专门为华侨递送侨批的“水客”遂应运而生。关楚璞在《星洲十年》中叙述了南洋尚未有汇兑信局之前的情况：
侨胞欲寄款回乡，多委托以来往南洋汕头间代客运送银信物件或引导新客南来为专业之水客，此等水客往返，每年计分六期，正月、五月、九月三期为大帮，二月、七月、十月三期为小帮；每期返乡，行前均至同乡常有往还之商店收取银信，收齐后即趁轮回汕转乡，按址分派，及取回收据或回信，继即在汕购办各种同侨应用货物，南来(3)推销。同乡中有新客南来者，以程途不熟，又多托其沿途照料……“水客”既是指最早为华侨递送侨批和物件回乡的人，又是指从事此职业者，因为他们也引导新客南来，故又称“客头”。他们大多依靠一些小杂货店为乡亲收取侨批，也有人深入矿山、园区和农场等去招揽生意。有些水客还在回程之前刊登广告，以作宣传，招徕生意，(4)这样的例子有《水客吴寿如回国启事》：
启者鄙人昨日由山顶各埠区返抵本城，决定本期芝字船返港回国，各亲友仍有信款事宜委托者，请早日（九号以前）寄到或驾临面商幸勿延误为祷。水客吴寿如寓：巴黎旅社九月五日
他们所收到的批款皆是当地货币，在国际汇兑业还未发展之前，水客须用收到的批款购买商品，到家乡后将货物变卖换为现款送达受批人。我们从以上关楚璞的叙述中，也可知“水客”的运作和业务，已经不止于通过递送侨批和引带新客“过番”来赚取佣金。由于他们谙熟“番畔”和家乡两地情况，对沿途中各地的水陆托运也有丰富的经验，遂逐渐兼营各种土产买卖，以赚取更高的利润。这不只是汇兑条件的客观因素所使然，也是可供赚取更高利润的主观诱因所驱动的。因此，这种早期由侨批所衍生的递带行业本身已包含有跨域贸易的商业性质。
除了专业水客外，还出现一些临时水客。他们多是于农忙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到新加坡谋生赚钱，回国时顺便代为转送侨批，赚取(5)另一笔外快。专业水客络绎不绝地往来于新、中两地之间，他们在逢年过节收到较多的侨批而需“走大帮”时，也会在国内搭班或雇请伙伴（即批脚）帮忙解送侨批，但他们毕竟属于小个体户，在移民人数迅速增长、侨批与日俱增的客观形势下，其承接递送侨批的传统运作方式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此外，“因水客良莠不齐，每有逃没信(6)款情事”，或因办货亏损，无法发批，那些较有信誉的客头就“利用小杂货店做根据地，凡是要汇款回去的华人，或者要得到客头代他们从中国带来消息，都要到杂货店来询问，此后，再演进一步，小杂(7)货店便成了‘民信局’的前身”。这些小杂货店为了招揽生意，也代顾客先行垫汇，虽然收取小数额的利息，却也渐渐获得乡亲的信任，收到的批银也越来越多。有些汇款人将要汇回家的款项预先存放在这些店铺，店铺东主除了向汇款人和水客收取若干费用外，还可以用这笔批银来周转，扩充业务，可谓一举两得。就这样，小杂货店成了民信局的前身，有不少店因而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二、民信局的发展与现代邮政和银行的推动
因为有利可图，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一些有信誉又有资金的商人开始创办民信局，代收本帮乡亲的批款，新加坡的民信业自此兴起，民信局的发展步入另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民信局虽然已是当地社会一门独立的新行业，但其营运方法仍然保守。芮诒埙在《有信银庄（批局）琐忆》一文中对新加坡早期民信局的运作情况有生动的描述：
新加坡各个较大批局，职司招揽寄批员工，例皆自备一本小册子，详细记录其所经手大户，每年分寄家乡亲友批款的人名、地址、金额，甚或有详细记录其姻亲、朋友关系称呼者，每届年梢，便登门招揽；寄户或有遗漏，则当面补上，或在征得寄批人同意时，代为开列名单，一般豪商巨贾，事冗心繁，大都莞尔一笑，交易立成，旬日之后，回批送还，才向收帐，咸称妥便。……星马批业例须备足三副本钱，盖一副应付门市，一副汇汕在途，一副应付各地州府代理周转。
新加坡批局收汇侨批，除店前外，还须简派专人，深入各个橡胶区、锡场、工厂揽收，按期送回唐山亲人回批。不少送批员还代寄批(8)人写批和宣读回批仔，务使寄批人心满意惬。《星洲十年》也有如下记载：
营业范围较广之商号，内地口岸，每有分店或联号，而各口岸之联号，又多与内地市镇商号有交易往还，此等内地市镇商号，多为当地人士所经营，对于附近居民，非亲则故，藉其办理交收，方易收稳(9)妥迅速之效……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知，新加坡早期民信局的营运仍需要聘用许多水客，上门招揽生意、递送批款、代写家书、传达乡讯，甚至代为寻找失散亲人，提供一系列高效率、人性化和个人化的服务，而且，其资金周转和信用更胜于个体户的水客，在客户一时无法凑足汇款时，民信局代为垫付，待收到回批后再予以结账，故深受欢迎与信赖而得以迅速发展，寄款人与民信局也由此建立起密切关系，不只是民信上(10)的往来而已。
现代邮政和银行出现后，为方兴未艾的民信业提供了一个加速发展的契机，对它后来发展跨域业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民信局也由此步入与现代邮政和金融体系接轨的发展阶段。自1845年起，新加(11)坡和香港每月定期一次邮轮往来，民信业者很快地抓住了这个契机，他们意识到国家邮政在邮运上的安全快捷可以提高投递批信的效率，故而通过邮局中转，或直接与邮轮挂钩，充分利用这个互补的功能。例如一些潮帮民信局便积极地在汕头和马来亚各城镇设立分局及联号，将各地收到的批信邮寄至新加坡总局集中起来，装入邮包后经由邮局运往汕头的分号或联号，通常一周至十日即可送达，汕头批局收到后立即派人分发，既快速便捷，又有条不紊，大大缩短了递送批信的时间并增加了往来递送的次数。这样便形成了批局—邮局—批局的合作关系和营运网络（见图1）。从这个角度来看，邮局无疑成了民信局营运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图1 邮局与民信局营运的互补功能
现代银行业务也为民信业的汇款网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20世纪，民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倍增的大量批款已经不是传统运作方式所能有效处理的。无论是民信局还是邮局，它们的汇款和货币兑换的流程都有赖于银行才能完成。但中国的银行设立较晚，经营范围有限，且在南洋尚未设立分行，因而新加坡民信局的汇兑业务多由当地的银行经办。它们所收取的叻币、英镑等批款大多在新加坡的银行兑换，或汇至香港的银行兑换，只有少数被带回中国境内的钱庄换成银圆发给受批的侨眷（见图2）。(12)图2 侨批局的汇款网络
民信局也通过银行汇款谋取更大的利润。批局之所以向客户只收取低廉的费用，有时甚至不收费，是因为汇率浮动的差价带来的可观的利润才是他们盈利的来源。以潮帮民信局（批局）为例，他们从新加坡和周边区域陆续收到零星的批款后，并不立即汇至汕头，而是先存入银行户头，让汕头的分号或联号周转发出批款，等到积累了大笔款项后，在汇率升至更有利的时候才汇到内地或香港的分号或联号，这段时间内所赚取的银行利息和汇率的差价所带来的盈利成为一笔重要的收入。此外，就如最初水客或收批的小杂货店的运作模式一样，民信局所收到的批款可资周转，或充实资本，或扩展其他业务，赚取更大的收益。所以，银行对侨批业而言，实质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对手。三、19—20世纪期间新加坡各帮民信局
1870年前后，中国南部沿海各城市开始办理华侨汇款业务，而最先与南洋当地同乡侨商合作经营民信业务的是厦门的民信局。此后，潮帮、广东帮、琼帮、客家帮的民信局，从1887年起在南洋各大城(13)市先后创立。新加坡的民信局基本上以服务对象的原籍地自成体系，各帮民信局皆以所属籍贯的客户为主，批信的发送地也当然多是原籍各乡镇，这是民信业的原始性质。民信局分帮而立的特色反映了当地华人社会，尤其是新加坡、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帮权结构现象。
傅祖顺在其《泉州侨批局初探》一文中谓新加坡最早开设的“天(14)一批局”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但文中没有说明所根据的资料。柯木林也曾指出新加坡最早创立的批信局据说是在源顺街（即今(15)Telok Ayer Street）一带，但创立的具体年份、确实地址和创立者的籍贯身份，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在不同时期经营的各帮民信局究竟有多少，现存文献所见的统计不一，各有所据，其准确与否已经无法考核。据1887年的统计，除了一些无固定地址的水客往返各地流动式的收取批信，新加坡各帮民信局有49家，其中潮帮占34家，闽帮12家，广东人开设的仅1家，客籍2家，直至1891年仍有49家。(16)根据“星华筹赈会”在1938年所作的调查，当时约有65家民信局，(17)“二战”后民信业进入黄金时代时，数量竟增至200余家，可是到(18)了1953年，汇兑业已日渐衰微，各帮民信局只剩70余家。（一）闽帮民信局
闽帮民信局又以方言之别分为四系：厦门、金门、同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海澄、龙溪、漳浦、华安、长泰、南靖、云霄、诏安、东山、适中、漳平等县人士所经营的民信局自成一系；福州、长乐、福清、永泰、闽清、福安、三都澳、福鼎等县人士所开设的又为一系；兴化、莆田等县华侨经营的民信局另为一系；龙岩、永定、(19)上杭、长汀等也自成一系。厦门等县人士因占新加坡闽侨总人口的多数，故此系民信局也相应最多。据统计，至1937年，闽帮各系(20)大小民信局已有42家。
1938年，原籍福建安溪，从印度尼西亚占卑到新加坡发展的林树彦创设“侨通行”于源顺街，商号取“沟通侨汇”之意。由于业务发展迅速，信誉日著，遂于美芝路（Beach Road）开设分行，并在泉州和香港等地设置分号。虽在“二战”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业务完全停顿，但“侨通行”在“二战”后恢复业务不久就崛起为民信业的翘楚之一，除新加坡的分行外，其经营网络逐步扩大至中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各地，约有25家分号。收汇数额从“二战”前的每星期十几二十万元增至四五十万元。20世纪50年代初，可说是“侨通行”的全盛时代，其规模已超越“二战”前民信业的第一把交椅和丰(21)以及信通、正大等几家驰名的民信局。（二）潮帮批局
在新加坡，潮帮是排在闽帮之后的第二大方言群，但其民信局的数量与规模却不比闽帮逊色。潮帮最早设立的批局是原籍澄海的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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