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蔚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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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三十六计试读：
第一篇 识才之慧
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在酒宴上击筑自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慷慨高歌，以致伤怀，流下了眼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首著名的《短歌行》经常被现代人当成爱情诗句来吟诵，然而，当年击节而唱的曹操要表达的却是求贤若渴的拳拳之心。
实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和曹操就已经唱出现代企业领导者们的心声，即对人才真诚的渴望。
人才的重要，古人议论甚多。司马迁是位史学家，为了撰写《史记》，他收集了浩瀚的史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史记·匈奴列传》）。
古人留下识才、惜才、爱才、用才的感人轶事很多。汉宣帝设麒麟阁，唐太宗建凌烟阁，在阁中悬挂功臣肖像以资垂范；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明朱元璋出“招贤榜”广揽人才。如此等等众多美好典故在人间流传着，也被后人模仿采用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用人之先，则由鉴人开始。第一计▶鉴人有术“鉴”，在古代是“镜子”的意思，鉴人就是观察、审察对方，鉴人有术就是善于发现对方的才华品行；也就是说，老板们如何在阅人的过程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具有一双善于识人的慧眼，既懂得识人之道，又能发现人才，这是学会用人的基本条件。
发现和识别人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为金”的复杂过程。“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
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浪潮，如何着眼企业的生存发展，透过现象鉴别人才与庸才，便成为衡量领导者自身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志。
然而，即便是MBA的硕士毕业生或是拥有几十年经验的大企业的CEO，也不见得就真正能做到这点。｜伯乐相马｜
中国自古就有伯乐相马的故事。
伯乐本名孙阳，是春秋时代人。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由于孙阳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连素以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仔细寻访，辛苦至极，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
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
千里马好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
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喂养又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伯乐也因此名声远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具备像伯乐那样的慧眼，才能从人群中发现千里马。人们赞许伯乐，是因为伯乐识才独具慧眼，后人多以伯乐相马形容举荐人才的善举，伯乐这一名字也成了“擅长发现人才的人”的代名词。
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在《杂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意思都是说，如果没有伯乐，这匹千里马就要被埋没了。｜差点被烧掉的焦尾琴｜
然而，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识别人才，需要高超的才能，平庸人无法识别出才智人，甚至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也不具备伯乐的“慧眼”。
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有个大臣名叫蔡邕。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眼里容不下沙子，对于一些不好的现象，他总是敢于对灵帝直言相谏。这样，他顶撞灵帝的次数多了，灵帝渐渐讨厌起他来。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也对他的正直又恨又怕，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目无皇上，骄傲自大，早晚会有谋反的可能，蔡邕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自知已成了灵帝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有被加害的危险，于是就打点行李，从水路逃出了京城，远远来到吴地，隐居起来。
蔡邕爱好音乐，他本人也通晓音律，精通古典，在弹奏中如有一点小小的差错，也逃不过他的耳朵。蔡邕尤擅弹琴，对琴很有研究，关于琴的选材、制作、调音，他都有一套精辟独到的见解。从京城逃出来的时候，他舍弃了很多财物，就是一直舍不得丢下家中那把心爱的琴，将它带在身边，时时细加呵护。
在隐居吴地的那些日子里，蔡邕常常抚琴，借用琴声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反遭迫害的悲愤和感叹前途渺茫的怅惘。
有一天，蔡邕坐在房里抚琴长叹，女房东在隔壁的灶间烧火做饭，她将木柴塞进灶膛里，火星乱蹦，木柴被烧得“劈里啪啦”地响。
忽然，蔡邕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抬头竖起耳朵细细听了几秒钟，大叫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灶间跑。来到炉火边，蔡邕也顾不得火势，伸手就将那块刚塞进灶膛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道：“快别烧了，别烧了，这可是一块做琴的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蔡邕的手被烧伤了，他也不觉得疼，惊喜地在桐木上又吹又摸。好在抢救及时，桐木还很完整，蔡邕就将它买了下来。然后精雕细刻，一丝不苟，费尽心血，终于将这块桐木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奏起来，音色美妙绝伦，盖世无双。
这把琴后来流传下来，成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因为它的琴尾被烧焦了，人们叫它“焦尾琴”。
灵帝不识人才，使蔡邕落魄他乡；而焦尾琴又何其有幸，遇到了蔡邕这样慧眼识良材的音乐专家，终于使一身英华得以展现。这两件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告诉我们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要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要善于发现别人的才能并合理地使用，做到人尽其才。
与不识人的汉灵帝相比，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和吴王阖闾则是相当有慧眼的伯乐。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当时任吴王阖闾谋臣的伍子胥借与吴王论兵之机，连续7次向吴王推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决定召见孙武。孙武便带上他那蔚为大观的兵法13篇到吴宫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的强烈共鸣，他连声不迭地赞誉孙武高妙的战争见解，为孙武横溢的军事才华所折服，立刻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理国治军，使吴国迅速崛起。孙武还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迷信相术的孔明｜
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者，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独具识才之眼，特别是对那些才能尚未完全显现，却具有很大潜力的人。要力争做到知人、知面、知心，全面了解，区分清是主观问题还是客观原因，防止以偏概全、以貌取人，或人云亦云。然而，很多企业的领导者还是常常走进鉴人的误区。
有些老板喜欢采用诸如血型、笔迹、星座和面相等方法进行了解人才，作为经验学的成果。这当然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些方法测试的结果绝不能当成任人的前提。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喜欢通过面相看人的老板。在魏延杀刘玄、救黄忠、双双投奔刘备后，诸葛亮竟然让刀斧手将魏延推出斩首，理由是：“据我观察，魏延的脑后有反骨，日后他必定要造反，所以我要先杀了他，以绝祸根。”
之后魏延虽然没有被杀，但诸葛亮一生基本没重用过魏延。按《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后来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确实造反，但其实他造反与诸葛亮的苦苦相逼不无干系。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出兵子午谷、直取长安，但未被采纳。诸葛亮对魏延处处设防，临终前将兵权交给了杨仪。而杨仪与魏延向来不合，居然派人去探听魏延的意向，又公报私仇、诬陷他造反，最后逼得魏延不得不造反。
在这方面上，诸葛亮的气度远不如刘备。魏延跟随刘备作战时，经常被派出去单独执行任务，后来又被刘备封为汉中太守，总督军马，守御东川；甚至刘备伐吴时，魏延担当起了防魏的重任。如果他确有反意，这么多反叛的机会为什么不反？所以诸葛亮说的“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春秋时期还有个识人只看外表的鲁哀公。
鲁哀公对拜见他的庄子深有感慨地说：“咱鲁国儒士很多，唯独缺少像先生这样从事道术的人才。”
庄子听了鲁君的判断，却不以为然地持否定态度：“别说从事道术的人才少，就是儒士也很缺。”
鲁哀公反问庄子：“你看全鲁国的臣民几乎都穿戴儒者服装，能说鲁国少儒士吗？”
庄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鲁国的所见所闻：“我听说在儒士中，头戴圆形礼帽的通晓天文；穿方形鞋的精通地理；佩戴五彩丝带系玉玦的，遇事清醒果断。”
庄子见鲁王认真听着，接着表示自己的见解：“其实那些造诣很深的儒士平日不一定穿儒服，着儒装的人未必就有真才实学。”他向鲁王建议：“您如果认为我判断得不正确，可以在全国范围发布命令，宣布旨意，凡没有真才实学的冒牌儒士而穿儒服的一律问斩！”
鲁哀公采纳了庄子的谏言，在全国张贴命令。不过5天，鲁国上上下下再也看不见穿儒服的“儒士”了。唯独有一男子汉，穿戴儒装立于宫门前。鲁哀公闻讯立即传旨召见。
鲁哀公见来者仪态不俗，用国家大事考问他，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变万化，对方对答如流，思维敏捷，果然是位饱学之士。
庄子了解到鲁国在下达命令后，仅有一位儒士被国君召进宫，敢于回答问题。于是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鲁国之大，举国上下仅只一名儒士，能说人才济济吗？”
这个故事很有讽喻意味。真才实学不是靠衣着来装扮的，形式不能取代实质。一种思想、学说或职业“吃香”与流行后，就会有人弄虚作假，附庸风雅，借以牟取私利。｜只看表面的赵孝成王｜
有位工匠名叫匠石，他前往齐国，来到曲辕的地方，看见一株大树生长在土神庙旁。这株树的树阴可以遮盖几千头牛，树身有百尺粗，树干高过山头80尺后才有枝叶，可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枝。围观这株巨树的人多得像到市场赶集。
奇怪的是，匠石竟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他不停脚地往前赶路。徒弟们大开眼界，却不明白师傅的意思，追上匠石问个究竟：“自从我们跟随师傅走南闯北学手艺，从来没有碰见这样好的木材，您为什么一点也不看重它？”
匠石回答：“不要夸这棵树了，它是脆而不坚的树木，造船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制成柱子会被虫蛀，打成器具会毁掉，造门会流出污浆……”匠石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认定它是不能做材料的树木，正因为没有用，所以才长得这么大，有这么长的寿命！
貌似强大的事物往往华而不实。看问题、观察事物不能被表面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否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鉴人之时，学历、教育与智力往往是限定人选之必要条件，但过分注重则容易落人智力证明的迷思。学历高并不代表完成任务之能力很高，当然更不是解决困难的绝对保证。
纸上谈兵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大家也都认为他的智力极高，赵孝成王也是非常迷信智力证明的人，以为高智商必能打胜仗，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
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赵王不听，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役开始，40万赵军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故事说明，只用学历、教育和智力来识别人才是不足取的。
还有些用人者常常被他人的言论所惑而轻率地用人。三国时，北方青州一个叫隐蕃的人跑到东吴，对孙权讲了一大通道理，分析时局。孙权有点为他的才华动心，就问陪坐的胡综的意见。胡综说：“不能治民，可派个小官试试。”于是孙权派隐蕃去刑部当差。左将军朱据等人都说隐蕃有大才，为他的大材小用叫屈。当时，人们都很奇怪这种有人说隐蕃好，有人说隐蕃坏的情况。后来，隐蕃因在东吴作乱被杀。
孔子很憎恶隐蕃这种言论君子、行动小人。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主张在用人上既“不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西汉的桓宽也说：“故以言举人，若以毛相马，此其所以多不称举。”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孔子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这句话是“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意思是千古以来短语中最重要的一句。｜李密当皇帝｜
看过《说唐》的人都知道，隋朝末年义军四起，但数瓦岗寨的实力最强，本来是最有可能得天下的。
瓦岗寨原本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当皇帝。但程咬金当了3年皇帝后，一日临朝，突然对众人道：“我这皇帝做得太辛苦了，一大早要起来，夜深还不能睡觉，何苦如此！如今我不做皇帝了！”于是就把头上金冠除下，身上龙袍脱落，走下来叫道：“哪个愿意做皇帝的上去，我让他吧！”众人苦劝不听，只好重新推选皇帝。
李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李密的上代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头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正好宰相杨素坐着马车从后面赶上来，看中了这个好读书的人，于是推荐他到朝中做官。
李密是皇亲国戚，身份显赫有背景，这是瓦岗寨中只知道舞枪弄棒的英雄好汉们比不了的。加上李密长期在隋朝担任高官，有经验，有业绩，于是众英雄立即推举他做皇帝。结果此人没几天就弄得形势大好的瓦岗寨鸟飞兽散。后来太原李渊得了天下，建立了唐朝。
这是演义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跟这也差不了太多，不过憨厚的程咬金换成了厚道的翟让，后来主动让贤的翟让还被李密忘恩负义地杀死。瓦岗寨选中李密当皇帝，是看中了他的背景，放在现代的环境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少企业的老板特别青睐有海外或跨国公司工作背景的人才，希望以此来弥补内部人才的不足，但同时又很容易为这些人才头顶耀眼的光环而左右自己的看法，从而往往忽视其内在管理能力上的局限性。例如，TCL就曾引进在IT行业非常出名的吴士宏。吴士宏在IBM、微软等跨国公司担任过高级管理职位，其英语水平更是TCL寻求跨国发展所急需的特长，但实际上吴士宏的能力更适合于有良好品牌开拓市场的成熟公司，而不太适应制定新产品战略的需要，结果两年时间不到就提前结束了任期。｜家贼难防｜
选用忠诚度不足的人担任重要岗位特别是核心岗位，将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葬送整个企业。
看了《三国演义》，常忍不住感慨，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君主或地方军阀不战而败，轻易地将自己辛苦打下的地盘拱手送给对手，而究其原因只是由于下属忠诚度不足、为对手所策反。
而三国人物中，死于家贼手中的也不在少数。最出名的当数权倾天下的董卓，如日中天之时却一不小心就死在义子吕布的方天画戟之下。而这个连杀了丁原、董卓两任义父的吕布，号称三国武力第一的好汉，也是一不小心就给手下几名牙将轻易绑了献给曹操，最后命丧白门楼。另一名绝顶高手张飞凶横一世，曾在长阪桥以一夫喝住曹操百万大军，但最后也是在梦中被手下几刀就做了。
有些企业的老板总认为德才兼备只是机关行政单位的选才标准，企业选才时大可不必对人才的德行过分要求。但仔细思考之，无德者则容易无良，没有良知没有原则的人则容易为对手所收买，其结果可想而知。典型例子是吕布；有些无德者的嫉妒心极强，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暗地里挑拨离间，搅乱人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袁绍谋士郭图，在曹操乌巢烧粮后曾献计让张郃、高览去曹营劫寨，但事败后，为推卸责任居然暗中造谣，最后逼得张郃、高览无奈投曹；也有些无德者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第一，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遇到困难转身就跑，甚至投靠敌人，如孟达。关羽败走麦城时，曾派廖化向刘封、孟达求救，但孟达却认为此时出兵如“驱羊入虎窟”，要求刘封不要出兵相救，关羽死后又怕刘备降罪，居然投曹而去。
企业并非一定要将无德者通通炒掉，但如果在总经理、财务经理、分公司经理等重要岗位上任命无德者则应慎之又慎三思而行。第二计▶度势任时
为了做成一件大事，首先必须要有诚意和耐心。而一个人谋事的决心，不仅仅是反映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应该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对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求贤若渴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叶公好龙 鲁哀公｜
我们先看一个反面的例子。
春秋时期的鲁哀公经常向别人说自己是多么的渴望人才，多么喜欢有知识才干的人。有个叫子张的人听说鲁哀公这么欢迎贤才，便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鲁国，请求拜见鲁哀公。
子张在鲁国一直住了7天，也没见到鲁哀公的影子。原来鲁哀公说自己喜欢有知识的人只是赶时髦，学着别的国君说说而已，对前来求见的子张根本没当一回事，早已忘到脑后去了。子张很是失望，也十分生气。他给鲁哀公的车夫讲了一个故事，并让车夫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鲁哀公听。然后，子张悄然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鲁哀公记起子张求见的事情，准备叫自己的车夫去把子张请来。车夫对鲁哀公说：“他早已走了。”
鲁哀公很是不明白，他问车夫道：“他不是投奔我而来的吗？为什么又走掉了呢？”
于是，车夫向鲁哀公转述了子张留下的故事。那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叫叶子高的人，总向人吹嘘自己是如何如何喜欢龙。他在衣带钩上画着龙，在酒具上刻着龙，他的房屋卧室凡是雕刻花纹的地方也全都雕刻着龙。天上的真龙知道叶子高是如此喜欢龙，很是感动。一天，真龙降落到叶子高的家里，它把头伸进窗户里探望，把尾巴拖在厅堂上。这叶子高见了，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惊恐万状，回头就跑。真龙感到莫名其妙，很是失望。其实那叶公并非真的喜欢龙，只不过是形式上、口头上喜欢罢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像鲁哀公这样的人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口头上标榜的是一套，而一旦要动真格的，他们却临阵脱逃了，这跟叶公好龙又有什么两样呢？企业的领导者们如果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才会收到效果。｜燕昭王用黄金台求才｜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都是世袭制，唯一把君位禅让他人的是燕国的燕王哙。燕王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十分勤俭，“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劳作。他立意改革政治，招纳贤才。燕王哙的相国叫子之。他很有才干，而且善于用人。当时燕国宗族保守势力是改革的阻力，因而，燕王哙决定把君位禅让给子之，以削弱和打击贵族的势力，扶植新生力量。燕王哙把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吏（多为燕国的贵族）的官印全部收回，授权子之重新任用官吏，然后禅让君位，自己为臣。子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四年以后，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等贵族势力起兵叛乱，子之又把太子平等人杀死。但是由于齐国出兵干涉，燕国弱不敌强，子之被杀，燕王哙也同时被杀。子之被齐国杀死后，燕昭王即位。面对燕国被兵火践踏的局面，燕昭王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很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讲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讲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
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
燕昭王还在易水旁边建筑了高台，堆置黄金，称为“黄金台”，用名誉和金钱招揽天下之士。很快，燕昭王好贤的名声传遍诸侯，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燕昭王都给以优厚的礼遇。燕国一度形成了“士争凑燕”的局面。齐国著名的阴阳家邹衍、赵国著名的军事谋士剧辛等贤能志士，也纷纷应招来投，辅佐昭王励精图治，终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燕昭王招募到的人才中，魏国大将乐羊的后代乐毅是最杰出的人物。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后来，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魏、韩、赵四军进攻齐国，先后攻下七十余城，攻入齐国都城临淄，报了当年齐国灭燕之仇。
燕昭王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求到真正的人才，就必须动真格的，求才只停留在口头上，是求不到真正的人才的。｜士别三日 刮目相看｜
人才还有个时效性的问题。
作为企业的基本要素，人才不仅与厂房设备等其他要素一样会老化，同时人才还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一定有其有效的使用时间，当然也有其最佳的使用时间。人才不成熟时用之，只能变成小马达拉大车，很难有效开展工作。
吕蒙是三国时吴国著名的统兵将领。吕蒙年轻的时候，不爱读书，大字不识几个，因此被鲁肃看不起，还得了个“吴下阿蒙”的诨号。
有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应该努力学习，增长才智。”
吕蒙寻找理由，说事务繁杂，依旧不想念书。
孙权开导说：“我并不是要你攻读经书，成为博士，不过是希望你多浏览一些书籍，了解知晓过去的历史，你说你的事务繁多，能多过东汉光武帝吗？光武帝指挥打仗和军事繁忙时，依旧手不释卷，坚持不懈，用功学习。”
这个时候的吕蒙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假如孙权用之，恐怕也成不了气候。但在吕蒙苦读经书后，“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已经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帅才。孙权这才任命吕蒙为都督，统领三军，最后打败关羽，拿下了荆州。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人才的有效时间的问题，即用人一定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最合适的时机。
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主持与西夏的军事。有人向他推荐，当地有个普通军官叫狄青，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前后参加了25次大小战斗，受了8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士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范仲淹当时正需要将才，立刻召见狄青，问他读过什么书。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问他说读过什么书，他答不上来。
范仲淹对狄青说：“你现在是个将官了。做将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是不够的。”接着，他还向狄青介绍了一些书。
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十分感激。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名将的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更大。不久后，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后来，因为狄青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枢密使，这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范仲淹当时不重用狄青，跟孙权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还不是最合适的时机。｜有才不用 过期作废｜
不过，企业的领导者还要注意一点：有人才不用，过期作废。你不用人才，自有人用之。
韩信是刘邦夺天下的关键人物，但他出道初期投奔的却是项家，一开始他仗剑投奔项梁军，项梁兵败后又归附项羽，他曾多次向项羽献计，但项羽看不起他，始终不加以采纳，于是韩信离开项羽前去投奔了更擅长用人的刘邦。而让项羽最料想不到的是他一直不用的韩信竟是他日后的掘墓人。
有些企业总喜欢将人才储备起来，有些企业家出于“爱才之心”，“惜才之意”，搜求各类人才，以备后用。结果造成了各类人员，特别是各类专业人员的相对过剩，造成了人才使用效益的浪费。
还有的企业等到真正需要使用人才时，才发现原来储备的很多人才早已氧化、大不如前，也有很多人才在沉默中蒸发了。长时间不用早已成熟的人才，可怕的不是企业为之付出高昂的人才成本，最可怕的是人才甚至是人才群因此逃亡，所以企业在制定人才计划时，不能不充分评估如何保证人才在有效时间内得到使用。｜用人适时而用｜
最后一点，用人要适时而用。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举荐杨思齐，唐太宗李世民命其当场试作。于是，杨思齐制作出美轮美奂的木偶等玩具。唐太宗很喜欢，也很欣赏杨思齐的才华，但把玩一番之后，却以进献人才不当为由削去段纶的官衔。
初读这段文字，觉得李世民有些过分。段纶官居工部尚书，一品大员，只因推荐错一个人，就落个“削去官衔”的下场，处分未免太重。但掩卷深思，觉得也有其道理。
唐太宗即位时，国家刚刚摆脱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李世民敏锐地意识到：天下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于是诏令百官，举荐贤才，凡五品以上的京官，必须推荐一名县令人选。于是乎跑官者四处活动，结党者滥用私人，长此以往，官员队伍必然鱼龙混杂。经历隋末战乱的李世民，深知“吏治腐败”的危害，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对刺史以上的官吏举荐、任用，均亲自把关，并严惩举荐失误者。
杨思齐确实是个人才，但他的才华却不适合在唐初的时候。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人才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用。可以这么说，古代的明君贤将，大凡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莫不是善于择人、度势任时所取得的。第三计▶不拘一格
宋朝的范仲淹用人不拘一格，不计较细小的毛病。他当元帅的时候，招纳的幕僚很多都是因为犯了罪被贬官或流放，而且未恢复原职回归原籍的人。有人对此疑惑不解。范公说：“有才能而没有过错的人，朝廷自然应当使用他们。如果某人确实有可用之才，但不幸因为做官议论政事而遭祸，不靠一些特殊情况起用他，他就成废人了。”所以范仲淹所使用的人大多是有用之才。
每一种行业、每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希望能网罗到一流的人才，来帮助自己拓展业务。但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幸运的企事业单位，可以招聘到好部属之外，大多数都很难如愿。所以，许多领导发出“人才难求”的感慨，并且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没有很好的人才上。然而，这个理由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这并不是真的没有可用之人，而是没有把握用人的原则。各级领导如果都能把握唯才是用的原则，那人才奇缺的局面就会一举而改变。｜汉武帝广选人才｜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君临天下。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欲为国效力，一展才华。汉武帝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举贤。
不久，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求才的诏书：“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古文观止·卷六》）
从诏书中可以看出，武帝不是招纳一般的人才，建一般功业，而是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对这些人不是一般任用，而是用将或负有国命的通外使节。汉武帝公开地、以正式皇帝文件的形式指出那些受世俗讥讽的人可以建立功名，这是对以往传统用人观念的一大突破。
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汉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他从中选拔出大批人才，这其中就有优秀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3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慑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汉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3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决定要以儒家学说治国，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为汉朝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
为了选拔通晓儒经的学士，汉武帝想了很多办法：有察举选拔，天子征召，上书自荐和设立太学等。汉武帝选人用才，不拘门第，不论辈分。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的卫青、霍去病都出身卑微，却被委以重任。卫青是平阳公主家奴卫媪同小吏郑季的私生子。从小为人放牧，过着非人的生活。其妹卫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为武帝所幸，卫青有机会接触武帝。武帝见卫青朴实、勇武，破格提拔，委以军权。后来，又决然立卫子夫为皇后，这都是前无先例之举。霍去病也是奴婢的私生子，武帝命他随卫青出击匈奴，首战有功，18岁即被封为冠军侯。
东方朔是一个诙谐、不拘小节的人。武帝即位之初，他上书自荐，说自己13岁学书，15岁学剑，16岁学《诗》、《书》，读了22万字。19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22万字，总共44万字。还说自己现年22岁，身长九尺七寸，目如明珠，齿如编贝，有古将孟贲和庆忌那样的勇敢和敏捷，有鲍叔牙和尾生那样的谦直和守信，因此，完全有资格充当皇帝的大臣。
在一般人看来，东方朔狂妄、荒唐、不近情理，但汉武帝竟然召见他，任其为常侍郎和太中大夫之职。东方朔果然不是庸才，他能寓深刻道理于幽默诙谐之中谕讽武帝，甚至尖锐批评皇帝的过失。他曾经在《答客难》的文章中，述说一个文士不受重用、没有建功立业的种种理由，从而揭露君主不尊重人才的错误和叹惋有志之士的怀才不遇。这对于比较注重人才甚至对东方朔本人也予以任用的武帝是一个尖锐的刺激，但武帝“亦不罪之”，认为东方朔的述说“常有补益”。
对俘虏委以重任，是武帝在用人问题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死了不愿投降汉朝的休屠王，率部投降汉朝。汉武帝起初让休屠王的太子日磾在御马厩养马，身份是俘虏加奴隶。后来，武帝见日磾容貌端庄，养的马肥壮，同他谈话，深深喜爱这个被俘的匈奴太子，当日提拔为马监；不久又提升为侍中和光禄大夫，并赐给金钱、车马，出入都让其陪同；后又赐其姓金。
汉武帝病重临终之前，找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托付后事，让他们辅佐年幼的太子刘弗陵，金日磾以自己是外族俘虏而推辞，武帝坚持，不许推让。武帝死后，金日磾协同霍光，为维护国家安定作出巨大的贡献。
人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汉武帝确实是不拘一格，广选人才，这就使许多有才之士，得到了重用。这对大汉空前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汤拜奴隶为相｜
历史上还有个商汤不计身份拜奴隶为相的著名故事。
夏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桀荒淫残暴，民怨沸腾。商部落的首领成汤决心推翻夏桀统治。他精心治理商国，任用能人，求贤若渴。
左相仲虺对成汤说：“夏桀无道，天下诸侯都寄希望于您。大王要成就大业，一定要任用一个人，但他出身微贱，不知道我该不该举荐他？”
成汤回答说应该。于是仲虺举荐了伊尹。
伊尹本身出生于伊水河畔一个养桑人家，自幼被卖到有莘国当奴隶，为国君做厨师。他立志摆脱奴隶境遇，建功立业，因此在接待宾客时博闻强记，钻研治国施政之道。一次仲虺到有莘国，在与伊尹闲聊中，发现他通晓天下大事，是难得的治世之才，想把他买回国去委以重任，由于有莘国国君不同意，仲虺便赠给伊尹一些财物让他赎身为民，购置田产，暂且安身。
但仲虺向成汤举存伊尹后，莘国君胸无大志，虽然不敢重用伊尹，可他又怕伊尹为他国所用于己不利，便将伊尹再次贬为奴隶。
成汤依仲虺的建议，派使者带厚礼到有莘国向国君的女儿求婚，提出以伊尹为陪嫁。有莘国君心中疑虑顿失，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成汤的要求。
伊尹到了商国以后，成汤以贵宾之礼待他，伊尹同他畅谈天下大事、治国之道，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分析得透彻又精辟，商国大臣们无不佩服。成汤更是欣喜万分，相见恨晚，立即任命为右相。
伊尹拜相后，商国势力渐强，引起了夏桀的注意。一次他把应召入朝的成汤困禁在夏台。伊尹为营救成汤，派人给夏桀献上厚礼，同时私下重贿他的宠臣赵梁。夏桀看到商国进奉的珍宝、美女，喜不自胜，加之赵梁在一边美言，夏桀就把成汤给放回去了。
此后成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内政上，宽以待民，轻刑薄赋，发展农耕，笼络人心，积聚财力；外交上，同邻国修好，对夏桀的暴行进行揭露，展开政治围攻，一方面对于夏朝加送贡赋，伪装恭顺，麻痹夏王；一方面多次派伊尹到夏朝了解情况，掌握了“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社会状况，同时在军事上相继对夏的属国进行征讨兼并，完成对夏的孤立和包围。由于成汤屡扬王威，夏民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一样企望成汤的到来。
公元前1600年左右，成汤看时机成熟了，便联合各诸侯兴师伐夏，终于推翻了夏桀的统治使400多年的夏朝毁于一旦。各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史称商汤。
在成汤死后，伊尹先后辅佐了其3个子孙——外丙、中壬和太甲天子，其中在太甲继位3年后，由于他不接受商汤立下的法令，伊尹便把他流放到桐邑，自己摄政。太甲在桐宫反省悔过3年后，决心弃恶从善，伊尹便派人迎回太甲，将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从此勤政修德，天下大治。
为相20余年，伊尹为商朝600余年的统治打下稳固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贤相。
伊尹的故事告诉我们，企业的领导者们用人不可仅仅论资排辈。｜唐太宗以人才为镜｜
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人才济济，这绝非偶然。他善于用人和纳谏，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帝王中是很突出的，并且具有很多特点。
一、广泛吸收人才，包括敌对集团的人才。在李世民征战时，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允、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攻破刘武周时吸收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等；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吸收了魏征等。
二、吸收了隋朝旧臣和李渊集团的人才。从隋朝灭亡到唐朝建立，从李渊到李世民登基，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李世民为了政局的稳定，使用了隋朝的旧臣立纲等人。对李渊集团的人才也做了恰当的安排，李世民公布的一个予以重用的“功臣”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正是李渊的心腹裴寂。
三、用人不避亲仇。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封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空头官儿。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魏征是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魏国公。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伤地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做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做镜子则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四、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李世民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他选用了隋朝显贵旧臣，也提拔了张玄素、孙伏加等小县吏为朝中大臣。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发表自己的见解。中郎常何上书，写了20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很有水平。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个武夫，素无学问，便好奇地询问常何。常何老实地供出不是自己写的，是他的一个客人——穷困潦倒的书生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对马周的学问十分赏识，将他一步步地提升到中书令（宰相之一）。
明智的帝王深知，有许多人才出自于普通百姓家里，出自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们积极到民间寻找人才，打破门第观念选用人才。如：五帝时期的帝舜是一个瞎子的儿子；成吉思汗手下有许多大将都是奴隶出身，北魏孝文帝的大将赵黑也是奴隶出身；郑国的军尉弦高是个牛贩子，汉武帝的御史卜式是个羊倌；鲁国的曹刿、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齐景公的司马穰苴是种地的出身；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公孙鞅、平原君的毛遂、唐朝的马周是打杂的门客出身。这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胥臣荐才｜
公元前600年的一天，在晋国宫殿上，大夫胥臣正在为推荐郤缺向晋襄公苦谏。“这万万不可！”廷尉出班反驳道，“郤缺是罪臣郤芮的儿子，怎么可以录用呢？”
胥臣见殿上殿下一片摇头唏嘘，就正色说：“父亲有罪，儿子就不能起用么？大禹的父亲鲧有罪，舜帝惩罚了他，但是舜帝还是起用了他的儿子，治水不是获得了成功吗？岂能因为父亲获罪的缘故而埋没了人才，贻误了国家大业呢？”
晋襄公说：“郤芮有罪，国家惩治了他。他的儿子一定耿耿于怀，怎么能赤胆忠心为晋国效力呢？”
胥臣说：“士为知己者死。郤芮有罪伏法，是郤芮罪有应得。君王你现在重用郤缺，正表明君王选贤授能，不拘一格。连罪臣的儿子都能重用，天下贤士怎能不策马扬鞭，踊跃前来投奔您呢！再说君王认为郤缺会因家仇废公，这也没有根据。管仲曾经用箭射击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抓住了他，应将他碎尸万段，然而，齐桓公却不记前嫌，重用他做相国，终于使齐国称霸诸侯。”
晋襄公说：“管仲是天下奇才，郤缺能够和管仲相提并论吗？”
胥臣说：“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至，察其貌而观其行，即可知其为人。今天我从鲁国归来，见一对夫妇在田里锄草，那女子将饭罐高高举过头顶，十分恭敬地请丈夫进餐。而那丈夫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我后来得知此人便是郤缺。夫妻相敬如宾，显示了郤缺的德行。以模范的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讲仁义、尊君王、听命令，一呼而百喏，令必行，行必果，国家何愁不强大呢？”
胥臣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动了心。晋襄公羞赧地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险些因为世俗的偏见损失了贤才。”于是召见了郤缺，任命他为下军大夫。郤缺果然很有才能，为晋国的强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奖励胥臣荐才有功，晋襄公把“先茅”之地赏给了胥臣。｜用人误区｜
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们在选拔人才时，多多少少有些误区，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1．以龄取人
宋朝何朝宗18岁中了进士，可是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却嫌他嘴上没长髭须，硬是不许他做官。其实年龄不应成为取人的主要标准。“自古英雄出少年”概括了青年成才的规律，甘罗12岁拜相，刘晏10岁任秘书省正字、贾谊18岁做汉武帝顾问都是证明。但也有老有所为的，如姜尚80岁始拜相，元人罗结107岁官升长信卿。
2．以情取人
以个人好恶亲疏用人，此所谓以情取人。西汉的颜驷，汉文帝时就做了郎（即宫廷卫士），历经文、景、武三朝还是个郎。有一次，武帝见颜驷龙眉皓发，惊奇地问：“老叟何时为郎，怎么这么老啊？”颜驷答：“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则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故三世不遇，老在郎署。”武帝遂委任他为会稽都尉。
奸相李林甫与秦桧用人极尽情感反复之能事。李林甫对于政敌诸如宰相张九龄、李适之、裴耀卿等竭尽排挤陷害之能事，但对自己荐用的人如牛仙客、陈希烈之辈尚能共事达六七年之久。秦桧排挤政敌，当然不比李林甫逊色，但在对待自己提拔的同党反复无常这一点上，李林甫就难以望其项背了。秦桧用人，只要见谁可为己用，不出三两年就能把一无名小官提拔为执政大臣，如把宋朴从殿中侍御史连升数级擢升为签书枢密院事。但是，他对被其提拔重用的这些人厌倦了，就能在几个月内将其降职直至罢免，其随心所欲、了无章法是古今少见的。
3．以势取人
按家族地位和势力用人。自曹丕用“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起，直到南北朝末年的300余年中，高级官吏的人选全部被大官僚所垄断。他们按家谱选官，世代相传，中、小地主阶级和下层人民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政治黑暗至极。南朝梁武帝时，交趾（今越南）人并韶富有文才，到吏部参加选举，时任吏部尚书的蔡撙以“并姓无前贤”为由，只给并韶广阳门郎（负责城市管理）的官职。并韶感到奇耻大辱，遂回故乡谋反。
4．以资取人
把资历作为晋升的主要依据，这是历代用人的通病。
北魏吏部尚书崔亮首创“停年格”来解决官多位少的矛盾，官吏晋升不问政绩，专以资格为标准，造成“贤愚同贯，泾渭无别”。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照例升官。明、清两朝是换汤不换药，基本沿用宋制。
用人不问他的才、德、行，而先问他的出身高低；不问他的才能是否称职，而问他做官时间长短和官阶经历；明知他有才能足以任职，但因其资历浅而不安排合适的职务；明知他无才无德，却不敢因他不能胜任而辞退他，这种不敢大胆提拔有用之才和不敢辞退无能之辈的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弊端丛生，遗患无穷。
龚自珍中进士后，曾在清朝政府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闲职达10多年，受尽权贵的倾轧，一生在官场不得志，深感并痛恶封建官场的腐败与暴虐。
他指出：一旦事定，或者杀头，或者兴文字狱，或赐“名教罪人”匾额以丑之。在这种环境中，封建官僚精通了投机钻营的把戏，说话投人所好，善于察言观色，其他什么本领也没有。皇帝给个好脸色，赏点不值钱的玩意，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向自己的门生和妻子炫耀。皇帝把脸一沉，那些大官就磕响头，另寻得宠的办法。官员狡诈成性，变得油头滑脑，而且官当得愈久，愈不知耻，地位愈高，愈接近皇帝，愈会奉迎讨好。龚自珍愤怒地谴责道：“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称这种卑鄙的钻营是“辱国”“辱社稷”。
对于用人制度中论资为官的弊端，龚自珍也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指出为官者一般平均30岁才开始进入官场，等到60岁后列为一品大臣时，牙也掉了，头发也白了，精力也不足了，虽然他们德高望重，应该给新的官员做出榜样，然而往往因为阅历深了而顾虑重重、畏葸不前，甚至玩物丧志、不干实事。又因为考虑子孙的问题而不愿辞去官职，即使有人因故去职，年轻有为的人常常限于资历也不能被起用、提拔。他慨叹：以资历长短作为考察、选拔、提升官职的标准，如何能惩戒那些意志衰退的人，而使勇智才能之士得到鼓励，去为国家作出重大的贡献呢？龚自珍还指出皇帝唯恐大权旁落，对大臣严加防范。地方官员受到清规戒律的束缚，无所适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臣们的一点棱角也渐渐地被磨平，只做些“无大损大益”的事情，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弄得“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封建官员只是一群群行尸走肉，治理国家毫无办法。鸦片战争时期，琦善、伊里布等人丑态百出，屈膝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就是例证。
正是基于对封建吏治的深恶痛绝，龚自珍大声呼吁“更法”。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通过气势磅礴的诗句，呼唤社会大变动的风雷，期望立志改革的人才出现，以打破令人窒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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