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诺亚•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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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方案试读：
总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2007年2月
《最简方案》导读
石定栩现代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中，恐怕没有谁的号召力会比乔姆斯基大；语言学的各个流派中，大概也没有哪一个的影响力可以与转换生成语法相比较了。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众矢之的，生成语法却始终屹立不倒，而且很快就占据了现代语言学的主流地位，进而渗透到了语言研究的每一个分支。时至今日，生成语法的影响随处可见，拥护者固然是言必称乔姆斯基；就连反对派也念念不忘以乔姆斯基的理论作为参照系，以己之长攻其之短，把清算乔氏理论作为建立自己体系的第一步。国外长期如此，国内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与当代语言学的主流近距离接触，这当然是件与国际接轨的好事，只不过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隐忧。问题之一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对生成语法文献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也不够全面。拥护者也好，反对派也好，有时候不得不将自己的分析建筑在二手、三手，甚至是四手资料的基础上，这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判或者误解，对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原版《最简方案》在国内的正式出版，必然会大大缓解这一窘境，让支持者能够准确了解生成语法的近期发展，也让反对者找准攻击目标，防止以讹传讹，从而为语言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由生成句法面世至今的五十多个年头里，其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标准理论时期和原则与参数时期。前者包括以《句法结构》（Chomsky 1957）和《句法理论面面观》（Chomsky 1965）两书为代表的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以《关于动词名物化的一些看法》（Chomsky 1970）、《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及语义说明》（Chomsky 1971）和《转换的必要条件》（Chomsky 1973）三文为主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Extended Standard Theory）；还有以《语法规则的必要条件》（Chomsky 1976）、《论WH-移动》（Chomsky 1977）以及《过滤器及控制》（Chomsky & Lasnik 1977）三文为核心的经过修正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
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and-Parameters）时期通常又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是支配及约束（Government and Binding）理论阶段，以《支配及约束理论讲座》（Chomsky 1981）、《支配及约束理论的一些概念及其后果》（Chomsky 1982）以及《语障》（Chomsky 1986a）三本著作为代表。
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生成转换语法进入了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阶段，初期的构思以收入《最简方案》（Chomsky 1995）的四篇文章为代表。本书的第一章由乔姆斯基和拉斯尼克合作，在1991年完成。原来是一本句法理论手册（Jacobs et al.1993）的一节，目的是介绍支配及约束理论的成果，但题目却是《原则和参数的理论》，表明乔姆斯基准备放弃支配及约束理论这一名称，准备向最简方案的方向发展。按照写作的顺序，《最简方案》中的第二章其实比第一章更早问世。名为《关于派生和表达的经济性的一些看法》的这一章，起先是乔姆斯基1986年在麻省理工的讲课记录，同样的内容1987年还在京都和东京讲过，到1988年整理成形，1991年正式出版（Chomsky 1991），收进《最简方案》时又做了一些修改。第三章的标题就是《最简方案》，原来是乔姆斯基1992年秋季的讲课记录稿，内部传阅之后于1993年正式出版，作为《二十号楼的观点》（Hale & Keyser 1993）中的一章。从篇名就可以知道，本章是最简方案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乔姆斯基正式放弃支配及约束理论中大部分技术手段的分水岭。第四章《句法单位与转换》曾经以《语言与思想》为题出过单行本（Chomsky 1994b），编入本书时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讨论极纯短语结构理论（bare phrase structure）的基本假设，以及运算过程的技术理念和操作方法。
最简方案后来的发展包括《对生成语法经济性的看法》（Chomsky 1998a），《最简方案探讨：框架》（Chomsky 1998b）、《层阶式派生》（Chomsky 1999）与《超越解释的充分性》（Chomsky 2001/2004）。乔姆斯基关于生成语法的最新论著《语言设计的三个因素》（Chomsky 2005）则对最简方案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并明确指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说话者头脑中的语法规则，即所谓的I-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以及作为各种I-语言共同基础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从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生成语法的句子派生流程、技术理念与操作手段几乎是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到现在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很难认出其与《句法结构》（Chomsky 1957）的渊源了。另一方面，指导生成语法发展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形式句法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经过反复琢磨，对细节做了一些修改，显得更为严密、更有条理性了。
有鉴于此，这里关于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介绍涵盖了生成句法所有的发展阶段，而关于派生流程和操作手段的论述则以《最简方案》为主，兼顾必要的历史渊源与最新发展。1.《最简方案》与生成语法的哲学基础
现代语言学所说的语法（grammar），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关联，却又相对独立的概念。前一种意义上的语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任何一个具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头脑里都有一整套所说语言的规则，因而可以按照规律组织各种句子，并且用准确的语音语调将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世界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也不管肤色如何，只要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头脑里的语法规则或者说I-语言就一定大致相同，自己说的话别人能够听懂，对方说的话自己也能够明白，从而确保交际的正常进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共有的这些规则，便构成了该语言的语法。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也就都具有自己的语法，没有语法的语言是不存在的。
基于这些语法规则，人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对听到的话做出判断，哪些是自己语言中可以接受的，可按照规则提取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取要传达的信息。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判断，却并不能说明判断的理据；人们会按照头脑中的语法规则组织句子，但却并不能清楚说明依据的是哪些规则。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于自己语言的语法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总结人们做判断的理据，将人们头脑里的自然语法用语言文字描述出来，是语法工作者或语言学家的工作任务。这种自觉探讨所以然的工作，无论是针对某一现象的描述分析，还是对于所有规则的系统总结，都是在构建另一种意义上的语法，即语法工作者或语言学家所研究并撰写的，通常印成白纸黑字的语法理论。
这两种语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语法理论照理应该准确地反映自然语法的实际情况，但事实上却永远达不到这一理想境界，只能尽量地接近人们头脑里的语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理论只是一套工具，是为准确地描述自然语法服务的。工具有好有坏，语法理论也同样有优有劣，语言学家所追求的，是不断地找出更好的理论，取代还不够完善的理论，从而不断地提高我们对自然语法的认识水平。
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语法理论往往会侧重于某一特定方面，比如以实用为目的的教学语法、以解决难题为目标的专家语法，还有为人机对话服务的语料库语法，等等。乔姆斯基创立生成转换语法的初衷却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要为某一种具体语言建立详尽的语法体系，不是要撰写简单易学的教学语法，甚至也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作为描述具体语言的框架。乔姆斯基的基本理念是人类都具有相同的语言能力，各种语言的语法虽然千姿百态，本质却都完全一样，都是在同一个语法的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普遍语法。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本质，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普遍语法，建构普遍语法的理论形式。生成转换语法之所以从数理逻辑那里借用推理方式，用近乎数学公式的结构式来表达句法规则，就是为了更好地接近普遍语法的高度抽象本质。
在讨论普遍语法的时候，乔姆斯基实际上做出了两个假设。一个同I-语言，或者说自然语法相关，假设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是由普遍语法派生出来的。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类进化到某个阶段，体内形成了一个专职的语言机能或者说语言器官（language faculty）。语言机能是人类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部结构并不十分清楚，具体的运作过程也仍然是心理语言学家的探索对象，所以乔姆斯基曾经将语言机能比作黑匣子（Chomsky 1965，1968），并且将探索它的内部构造作为语言学的主要工作之一。
乔姆斯基（Chomsky 1959，1968，1986b）还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儿童在出生后的三十六个月之内就能够掌握其第一语言，包括大部分复杂的句法结构及语义关系。这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不相符合，而且即使有些儿童的智商较低，其语言能力与正常儿童相比也所差无几，所以语言机能并不等于一般的认知机能，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另一方面，与儿童第一语言的发展水平相比，由外界输入的语言材料实在过于贫乏，并且缺乏系统性，而儿童却在相当早的阶段就能运用母语的语法规则，自己创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短语或句子。如果掌握第一语言完全依赖外界的刺激，依靠模仿学习由外界输入的语言材料，完全取决于儿童智力发展的水平，那就很难解释第一语言习得的速度与水平。乔姆斯基的假设是，就像昆虫的导航能力或者哺乳动物的视觉分析能力一样，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遗传，所以初生婴儿的语言机能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已经具备了I-语言的初始阶段，或者说已经有了基本的自然语法框架，只需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有限的母语材料，依照这些材料对语法框架加以调整，激活某些部分，压抑另一些部分，或者说确定框架各个部分的具体取值，就能形成一整套的母语语法（Chomsky 1965，1968，1986b，1999，2005）。这个初始的基本框架就是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对于语言习得的相关条件做过多次表述（Chomsky 1959，1965，1968，1981，1986b，1995，1999，2001/2004），前后说法不一，内容却大同小异。最近的一次（Chomsky 2005）则归纳为人类语言习得的三要素。一是人类所共有的、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让人类得以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语言材料，并根据这种语言经验去设定自己语言规则的值；二是从外界取得的语言经验，可以依此构建各种不同的语言，由于各种语言的构建都基于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所以可能出现的差异数量和范围都十分有限；三是人类认知功能的普遍原则，即并非语言机能独有的那些原则。
很显然，在探讨这前一种意义上的普遍语法时，乔姆斯基设定了三个必要条件，既考虑到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初始状态以及认知能力的普遍原则，也同样考虑到了语言经验或者说母语材料的输入。按照他的观点，动物即使生活在人类语言的环境里也无法习得人类的语言，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机能，无法通过语言经验发展出人类语言；而从出生起就与人类隔绝的“狼孩”同样也无法习得第一语言，因为他没有得到过母语材料的输入，没有语言经验，无法对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加以调整而形成第一语言。另一方面，任何人的第一语言都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语言机能初始阶段的基础上，通过接触语言材料而习得的。只要语言材料来自同一种语言，所形成的第一语言就必然相同。
关于普遍语法的另一个假设与语法理论相关。乔姆斯基明确指出（1965，1981，1995，2005），生成转换语法要描述的就是普遍语法，所以在设计理论框架时始终以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和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一点在原则和参数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
与标准理论时期由规则主导的框架不同，原则与参数理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规则，到了近期甚至连规则都取消了，只剩下一些操作过程（Chomsky 1981，1995，2001/2004）。顾名思义，原则与参数阶段的主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基本原则与相当数量的参数（parameter），而有些原则之下也设有一两个参数。原则涵盖的范围比较宽，有可能涉及许多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语法现象。比如著名的约束三原则（Binding Principles），就不但可以用来解释名词性成分与前指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来解释句法成分移动中的一些现象。参数原本是个数学概念，现在已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用来描述现象中某一特定性质的量，或者大系统中可以加以量化的子系统。参数可以有不同的值，整个大系统也就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
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参数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参数可以有正反两个值（value），也可能有三个或更多的值，用来描述能以不同表面形式出现的语法现象，也就是可以归纳为参数值的一些现象。比如常见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线性关系，以及动—宾、介—宾等关系的线性形式，就可以归纳为中心语位置的参数，有中心在前或中心在后两个常见值，再加上一个中心内嵌的罕见值。又比如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代语脱落参数（pro-drop parameter） （Rizzi 1982），是将一组现象归纳为一个参数，据说意大利语对此参数取正值（+pro-drop），允许代语脱落，而英语取负值（–pro-drop），不容许代语脱落，所以两种语言在这一组现象中的取值就全部相反。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别，便因此体现为各个参数所取的值。由于参数的数量有限，每个参数所能取的值更为有限，所以可能出现的语法类型也就是有限12n的。换句话说，如果普遍语法体系中一共有n个参数P，P……P，1122nn其中P有V个值，P有V个值……，依此类推，直至P的V个值，那12n么V，V……V的乘积就是人类语言可能具有的语法类型的总数，也就是按语法分类时，可能出现的人类语言的总数。这个数字不会太小，但却绝对不会是无穷大。
和所有的语法理论一样，生成语法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对于人类头脑里的语法规则的描述。与大部分理论不同的是，生成语法所描述的是普遍语法及其具体表现，也就是一方面描述所有自然语言共有的句法规律，即人类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描述这些规律在各个语言中的实际表现。原则与参数理论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语言的句法模型，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种人类习得第一语言的模式。按照乔姆斯基的设想，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像初期的约束原则（Chomsky 1981）、中期的迫不得已原则（Chomsky 1995），以及近期的界面条件（Chomsky 2001/2004）等，都曾经假设为所有语言共有的、语言机能初始状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原则从婴儿习得第一语言开始时就发挥作用，而且不会在习得过程中发生变化，最终也就必然成为该语言语法的一部分。
与原则不同的是，参数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参数在语言机能的初始阶段处于原始状态，各个值都只是候选而没有入选，参数因而没有具体的值。婴儿接触到母语材料之后，会根据取得的经验总结出该语言的特点，逐个为参数取值。由于每个参数的候选值有限，所以婴儿需要做的总结工作并不太多，需要用到的母语材料也就非常有限。比如说关于中心语位置的参数，通常只有两个值，婴儿在接触到一定数量的各种短语之后，就可以判定母语里中心语的实际位置，进而赋予中心语参数一个正确的值，使自己头脑中的I-语言向母语语法接近一步。也就是说，婴儿并不需要接触到母语中的每一个短语，也不需要逐一模仿所有的短语结构，只要在有限接触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关参数的值，就可以按照母语的语法行事，自行构建新的，甚至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短语了。
等到所有的参数都选定了应有值之后，幼儿就拥有了母语的语法体系，或者说其语言机能就脱离了初始阶段。只要接触的是同一种语言，为参数所选定的就必然是相同的值，形成的也就一定是同一种语法，至于所接触的语言材料在形式上是否完全等同，并不影响最终的结果。各种语言语法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参数的选定值，因而都是普遍语法的具体表现形式。
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都具有同一种I-语言，即拥有相同的语法规则，但不等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符合自己的语法规则。有很多外界因素与内在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语法规则的运用，造成违反句法、语义或其他规则的口误，所以在总结语言的规律，撰写语法理论时，不能将口误当作规律的体现。人们的语言能力与语言的实际使用之间存在差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索绪尔（Saussure 1916）就将这种差别归结为langue（语言）和parole（言语）的对立，langue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所有人共有的语言系统，而parole是个人在具体的环境中的实际语言行为。索绪尔这里说的当然是自然语法系统。他的观点是说，虽然同一个语言社区里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language），但各人头脑里的语法系统会有细微的差别，因而说出来的话也可能有差别，要总结该语言的语法系统，就只能从所有人共有的部分langue着手，而将个人parole之间的差距忽略不计。
乔姆斯基（Chomsky 1965，1968）的基本观点有些不同。按照他的说法，只要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所有人头脑中的语法系统就都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并不永远完全按照规矩办事，个人在实际运用时可能会有失误，会出现心是口非的情况。在试图描写人们头脑中的语法系统时，就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口误忽略不计。以人们在实际环境中对语言的使用，即所谓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为出发点，从现象中寻找本质，从中总结出人们关于自己语言的全部知识，也就是可以用形式化方式表达的完整语法体系，即所谓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并以此作为描写的对象。从本质上说，langue和parole的对立，以及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对立，都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也都是在描写自然语法体系时所必须注意的首要因素。这些对立都是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的考虑，同语言的形成或者语言的本质无关。
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是普遍语法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的I-语言，这与索绪尔理论中的langue有着质的差别。乔姆斯基说的是个人头脑中的语法，尽管说同一种语言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语法；索绪尔说的是集体共有的语法系统，虽然该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对语法理论的要求。索绪尔主张描述抽象的langue，而非具体的parole，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具体语言行为，追求对语言系统内在本质的描述。乔姆斯基（Chomsky 1968，1970）一方面主张描述人们的语言能力，而非语言运用；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采用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为语法理论的成功与否提出了一种衡量标准。
乔姆斯基（Chomsky 1964，1965，1968）指出，语法理论对于语言能力的描述是否成功，可以从一高一低两个层次上去考察。如果在考察某种语言的时候，将相关现象的主要材料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语法理论就达到了低层次的标准，也就是有了描述的充足性（descriptive adequacy）。如果语法理论为观察到的语料提供了准确的归纳（generalization），找到了背后的规律，为人们对该现象的语感提供了正确的解释，那就达到了高层次的标准，也就是有了解释的充足性（explanatory adequacy）。
乔姆斯基曾经用万有引力的故事来解释这两个层次的区别。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感到好奇，便决心弄明白苹果为什么总是往下掉，而不会往上飞，企图为这一常见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从而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该理论最初只是个假设，却为许多现象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所以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公认，而多年后证明万有引力确实存在的著名实验，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牛顿当初只是说明苹果脱离树枝以后一定下降，绝不上升，那么他的描述再精确、再全面，也只不过达到了描述的充足性，经典物理学就会仍然停留在实验科学的水平上。正是由于牛顿努力为自由落体运动寻找合理的解释，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才达到了解释的充分性，使物理学登上了理论科学的殿堂。2.生成语法的流程与《最简方案》
既然是自己提出的标准，乔姆斯基在建立句法理论时自然要身体力行，以达到解释的充分性为首要目标。正因为如此，乔姆斯基的理论句法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追随几千年来的描写语法传统，甚至背离了结构主义已经十分成熟的理论格局与论证方式，彻底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模式。
另一方面，乔姆斯基要描述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普遍语法，而不是某种语言的具体语法，所以他的着眼点是适用于所有语言的理论框架与运作形式，为此而构建的句法理论便因此分成了两个阶段，分别处理句子的基本结构与最终形式。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处理自然语言的一些常见现象。比如说，许多句子具有相同的真理值（truth value），但却有着不同的表面形式。如何归纳这种现象一直是语言学家关注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将这种联系归结为变换关系（Harris 1952a，1952b，1957，1959；朱德熙1962），乔姆斯基则假设这类句子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是同一个基本句式的不同表现形式（Chomsky 1957，1965）。他将这种基本句式称为句子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而将不同的表面形式称为句子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
他将短语结构语法中的短语结构（phrase marker）加以改造，作为形成深层结构的基本方式；又将变换语法的变换概念加以提炼，作为一种句法操作的手段，用来对深层结构进行加工，从而得到不同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形成过程叫做“生成”（generate/generation），而对深层结构进行加工，以取得表层结构的方式叫做“转换”（transform/transformation）。同一个深层结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转换，因而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表面结构。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以这两个句法过程为名，叫作“生成转换语法”（generaive-transformation grammar）；由于大量借用了数理逻辑的公式化表现手段，生成转换语法有时候又称为形式句法（formal syntax）。
这种动态的句法过程，乔姆斯基归结为句法的流程。标准理论时期的句法流程变化得很快，但基本思路一直比较稳定，可以用图1里《句法理论面面观》（Chomsky 1965）的句法流程作为代表。从本质上说，句法流程是人类组织句子的过程，或者说是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性描述。在图1的流程中，组织句子的生成过程由短语结构规则开始，组成所需的结构框架，然后由词汇搭配规则为下层节点配置适当的搭配限制特征，再由词汇插入规则将词语和句法标志安放进去，形成深层结构。图1
深层结构向两个不同的派生（derive/derivation）方向发展，最后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表达式。在一个派生方向上，句子结构由转换规则加以改造，将句法成分调整到应有的位置上去。相关的转换规则都用完之后，得到的就是表层结构。在表层结构阶段，所有的句法成分基本上都进入了应有位置，句子成分的线性顺序已经同说话时的相同，只不过大部分成分还只是词根、形态标记和句法标记的组合，要经过音系规则的加工，变成语音形态的表达式以后，才是实际说出或是听到的句子。
在另一个发展方向上，深层结构的句子由投影规则（projection）转换成语义表达式，也就是将各个成分的语义信息按结构关系逐级合成，最后形成全句的语义，或者说成为人们所要表达的意义。所有的转换规则都包括转换的条件与转换过程两个部分，以保证转换只对有关的句子成分起作用，而且只产生正确的结果。
乔姆斯基设立生成转换语法之初，便声言要建立一套最简单的语法理论，但《句法理论面面观》里的句法流程显然并不简单，不但步骤复杂、方向繁多，而且牵涉到的规则数量太大。问题最大的是转换规则，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每个步骤都要用到转换规则，而且每个句型都有自己特有的转换过程，所以转换规则的数量必然越来越多，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鉴于此，乔姆斯基下决心动大手术，重新设计技术理念与操作手段，从而将生成转换语法推进到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支配及约束阶段，句法流程也就随之有了重大的改变。《支配及约束理论讲座》（Chomsky 1981）和《支配及约束理论的一些概念及其后果》（Chomsky 1982）中的句法流程，可以图2来表示。图2
与标准理论时期的句法流程相比，支配及约束理论阶段的流程显然要简洁得多。最明显的是采用了经过修正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的做法，将深层结构改名为D-结构，而将表层结构改为S-结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望文生义，防止赋予句法流程的阶段以任何认识论上的意义。与此同时，将原来的语义表达形改为逻辑形式（Logic Form，LF），将语音表达形式改为语音形式（Phonetic Form，PF），并且取消了短语结构规则、词汇搭配规则和词汇插入规则，改由语杠理论（X-bar theory）和其他理论模块来处理结构的生成。这样一来，词库也就变成了句法过程的起点，而不再是流程中的独立阶段，可以不必单独列出，整个句法流程因而成为图2中的倒Y形。
还有一个变化也是来自经过修正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图1的流程中有五六组不同的规则，每一组规则的数量又都很大，所以整个规则系统成了个庞然大物，到了标准理论的后期，乔姆斯基将所有的转换都高度抽象化，归结成一条万能的转换规则移动-α，意思是想移动什么就移动什么，爱移到哪里就移到哪里。图1中表层结构与语音表达形式之间使用的音系规则，以及深层结构和语义表达式之间使用的投影规则，在图2的流程中也都被归入了移动-α。有了如此强有力的规则，转换过程自然会变得很难控制，支配及约束理论的做法是放弃对转换过程的管理，改为动用各个理论模块，对移动的结果进行筛选，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只留下符合各个模块要求的移动结果。
尽管支配及约束理论已经占据了语言学的主流地位，但乔姆斯基却仍然念念不忘要改进已有的体系，建立“完美的句法理论”，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筹划新的理论。不过，乔姆斯基并不打算完全推倒重来，所以用原则与参数方法（Principles-and-Parameters approach）的名义保留了支配及约束理论的基本精神，将支配及约束理论作为原则及参数方法的第一阶段，将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完美”理论作为第二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最简方案的代表作当然是眼前的这本《最简方案》，但本书的前两章其实是雏形阶段的作品，所以还保留了许多约束及支配理论的观点，基本的句法流程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从图3中可以看到，最简方案初期的句法流程带有明显的倒Y形痕迹，不但保留了D-结构与S-结构，而且将词库又搬了回来，作为句法流程的一个阶段。图3
变化了的是流程背后的技术理念。这里的D-结构、语音形式和逻辑形式被归为一类，都作为语法系统的表达形式，成为语法系统同人类思维或人脑接触的界面（interface）。从一个表达式到另一个表达式的过渡由转换完成，但转换不再限于改变句子结构的移动-α，而是将结构的组成过程也包括了进来，所以改称为运算过程（computation）。界面有时候也称为接口，和运算过程一样，都是从计算机科学那儿借来的术语。这两个概念后来都成了最简方案的标准用语。
这里的词库虽然仍是词汇的集合，但增加了所谓的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 category），而且词汇的内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词条的语音、语义和句法特征都会在词库中标明，但全体词条所共有的特征则不包括在内，与句法过程无关的信息也不在内。有人主张将句法参数的变化全部归入词库，而将运算系统看成所有语言共用的，没有参数变化的普遍语法系统。乔姆斯基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假设，并且指出其必然后果是只有词条或词类才会因语言而异，也就是人类的语言从本质上说只有一个，语言习得应该十分简单，基本任务只不过是认定单个词条的某些特点。甚至可以再进一步，假设所有的人类语言共用一个大词库，或者说普遍语法包括了一个词汇的大集合，各种语言的小词库都从大词库中挑选词条，特别是名词、动词这样的实质性成分，那么能够有参数变化的就只剩下功能性成分了。
对于句法流程所做的实质性改变，是在《最简方案》的第三章中完成的。从图4中可以看到，新的流程完全取消了D-结构与S-结构，也就取消了所有的相关规则，所有的句法过程都归入了运算过程。运算系统从词库中挑选一组词汇和功能性成分，经过运算生成语言表达形式。运算过程最初只是单向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变成双向发展，一路向语音形式发展，另一路向逻辑形式发展。分叉之后运算过程的两路就不再发生关系。图4
运算过程的分叉点称为大显形（Spell-Out）。在分叉之前，运算过程处理的对象包括具体的词条、抽象的功能性成分，还包括抽象或具体的形态特征。由于逻辑形式无法辨认形态标志，而形态特征又只同发音相关，所以全部形态特征都必须在大显形时加以剥离。用乔姆斯基的话来说，就是运算过程发展到大显形时，所有的句子成分形成一个集合∑，大显形从中抽掉一部分形态特征，形成一个小一点的集LL合∑，∑交由通往逻辑形式的那一路处理，而∑则继续由通往语音形式的那一路处理。由此可知，大显形是先分叉，后剥离形态特征，剥离只在通向逻辑形式的那一路发生。
大显形并非句法流程的阶段之一，所以并不需要加以限制，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则。运算过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大显形，但这并不等于进入以后就一定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有些运算过程在大显形之后就无法进行，所以必须在进入大显形之前完成。为了确保所有必要的步骤都能顺利完成，乔姆斯基采用了支配及约束时期的办法，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他的规定是，任何运算过程最终都要产生一对表达式（π，λ），分别由PF部分和LF部分产生。如果其中的π符合语法系统的各项要求，那么产生π的运算过程就是合法的，用计算机技术的术语来说，就是该过程成功收敛了（converge）。相反地，如果π不符合要求，那么产生π的运算就是非法的，用计算机技术的术语来说就是崩溃失败（crash）了。表达式λ同样有合乎要求和不合要求两种可能，产生λ的运算过程也有成功收敛和崩溃失败两种可能。乔姆斯基还进一步加强限制，规定只有当π和λ同时符合要求，并且互相匹配，形成一对合乎要求的（π，λ）时，整个运算过程才算是成功收敛了。
这一对表达式中的π和λ都必须满足“外界”的条件限制，即满足各自的界面关系要求。所谓的界面关系，是语言系统与人类的其他认知系统互动的关系。乔姆斯基认为，有两个认知方面的执行系统同语言有界面关系，即发音—辨别（articulatory-perceptual，A-P）系统，以及意念—意向（conceptual-intentional，C-I）系统，前者处理同语音产生及语音识别相关的信息，后者处理同语义理解及语义处理相关的信息。作为语音形式PF的表达式，π同A-P系统形成互动关系；而作为逻辑形式LF的表达式，λ与C-I系统产生互动。
运算过程本身不受什么限制，什么时候进入大显形也不受限制。但是，错误的运算过程或者不合时宜的大显形都会形成不合法的表达式，整个运算就会因此而无法成功收敛，也就必须加以推翻，从头再来过。如此往复，直至得到符合要求的表达式（π，λ）为止。比方说，语音形式只能处理一个完整的结构，因而所有与结构有关的运算都必须在大显形之前完成，一旦进入语音形式的表达式π，由于π是两个或以上的独立结构，语音形式就无法处理，运算过程就会崩溃失败。
第四章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变革，乔姆斯基在这里引进了所谓的轻动词外壳（light verb shell）假设（Larson 1988；Hale & Keyser 1993），以相当复杂的结构来表示及物动词同论元的关系。这种复杂的结构形式，导致了句法流程的进一步改变。
导致句法流程改变的另一个因素自然是技术理念与操作手段的变化。乔姆斯基在《层阶式派生》（Chomsky 1999/2001）和《超越解释的充分性》（Chomsky 2001/2004）中指出，语言系统必须满足界面条件（interface condition，IC）的要求，特别是所产生的表达形式必须能够让其他系统使用，包括同发声有关的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SM），以及同思想及行动有关的意念—意向（conceptual-intentional，C-I）系统。语言系统的派生过程最后产生一对表述式
与此同时，乔姆斯基（Chomsky 1999/2001，2001/2004）又对运算过程进行了修改，提出了分段进行的所谓层阶式派生方法，取代了从词库到大显形，再分别到逻辑形式和语音形式，全部一口气进行到底的派生方式，尽管后者是从标准理论就开始沿用的标准做法。
简单地说，新的派生方式按照结构将每个小句分成两个层阶（phase）。层阶是个结构概念，在这里指代表小句的CP，以及具有完整-特征的轻动词短语vP。层阶式派生就是将派生过程划分成若干段，每段都以层阶的形成为终点。在最简方案中，结构的派生过程是从下往上，逐层进行的。引入层阶式派生后，生成过程形成了vP之后就完成了第一个层阶，形成CP后就完成了第二个层阶，如此类推。同样地，转换过程也分段进行，以CP和vP为界。从图4中可以看到，生成过程已经改称为合并（Merge），而转换过程改称为移动（Move）。在《超越解释的充分性》（Chomsky 2001/2004）中，乔姆斯基又将生成过程改为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转换改为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
每个层阶的运算都是全套的，包括了外部合并与内部合并，也包括了派生过程的分叉。分叉后得到两个结构，分别进入PF和LF，最后得到一对表达式
这就造成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层阶并不是完整的小句结构，至少要有两个层阶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当一个层阶的派生过程完成之后，很可能还要进行下一个层阶的运算。问题就正好出在这里。前一个层阶的运算已经是个完整的倒Y形，产生了一对表达式
简单地说，乔姆斯基保留了Y形派生过程的基本精神，但是作了一些技术上和观念上的修改，在句法流程中不再使用句法阶段的概念，而代之以派生所需的材料和派生所产生的结果。这样一来，运算过程从开始到第一个层阶结束就成了图5的倒Y形流程。图5
从图5中可以看到，运算过程从词库LEX中选出一个词汇系列LA，供以后所有的派生层阶使用。第一个层阶的运算先进行狭义句法部分NS的操作D，从LA中挑选一部分成员，通过外部合并将其组合起来，再通过内部合并进行结构调整，得出第一个层阶的结构表达式。
促成派生过程分叉的运算操作在这里叫作移交（Transfer）。移NS交将D的产品交给语音部分Φ和语义部分∑去处理，前者最后产生表达式PHON，后者最终产生表达式SEM。语音部分Φ也可以称为大显形Spell-Out（S-O），但显然与图4中的大显形有些不同。
图5只表示了第一层阶的派生，第二层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NS派生，还必须从LA的剩余部分挑出所需的成员，通过D、Φ和∑形成另一组
如果还有第三和第四个层阶，平行派生过程还会继续进行，直至词汇系列LA中不再剩下任何成员，而且形成了最后的一对表达式44
这里说的平行派生，主要是指狭义句法过程同语义过程及语音过NSNS程平行发展。第二层阶的狭义句法过程D接收第一层阶D的派生结果，以此作为第二层阶结构最初的单位，通过合并形成第二层阶的结构表达式。第一层阶的派生结果在第二层阶里是个独立单位，其内部结构不再受句法过程的影响。第二层阶的语音部分Φ同样会接收第1NS一层阶Φ的派生结果PHON，在此基础上对第二层阶D移交过来的12结构表达式进行加工，形成包括PHON在内的PHON。同样，第二1NS层阶的语义部分∑也会接收SEM，在此基础上对第二层阶D移交过12来的结构进行加工，形成包括SEM在内的SEM。图6
这样分阶段平行进行派生，就必然要求Φ和∑在每个层阶内将所有的工作做完，然后“忘掉”该层阶的工作，以便接手下一个层阶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逻辑形式这样的句法阶段就不可能继续存在，原来由逻辑形式承担的工作现在要由∑一部分一部分地完成了，同样地，原来由语音形式承担的工作，现在也要由Φ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完成了。3.生成语法的技术理念、操作方法与《最简方案》
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系统十分复杂，而且各个子系统之间紧密相联，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照理应该是个一成不变的大恐龙。恰恰相反，生成语法从问世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升级换代，从未有过停滞不前的时候。乔姆斯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尽善尽美，所以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用新的、更好的理论来代替旧的理论。另一方面，尽管生成转换语法的哲学基础五十年来基本不变，其句法流程却大致上是每十年变一次，而具体的技术理念和操作方法，就几乎是三年一个样子了。正因为如此，这里对于操作手段的介绍就只能是粗线条的了。
标准理论时期的生成与转换以规则为主，有一个句型就有一套生成过程与转换过程，而其中的每个步骤又都有一条规则，所以最终得到一个句子有可能要用上十几二十条规则。以《句法理论面面观》中的做法为例，如果要生成例（1）这样一个被动句，首先就要动用一系列的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搭配规则，然后动用词汇插入规则，形成图7那样的深层结构。图7的结构可以通过转换，变成主动句、疑问句、把字句等句式，也可以变成被动句，关键在于使用哪些转换规则。如果使用了例（2）的被动转换规则以及其他的相应规则，最后就会得到例（1）。（1）那房子被人卖了。图7（2）被动转换
结构分析：
结构变化：
标准理论时期的转换规则大致上都像例（2）那样采取两段式，第一段描述要进行转换的结构，将转换对象及其周边环境用数字加以标示；第二部分描述转换带来的变化，用数字的重新排列与组合来表示转换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到了支配及约束理论阶段，整个生成转换过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语结构规则、词汇搭配规则和词汇插入规则都不复存在，其生成功能一部分由词库承担，另一部分则由各个理论模块控制，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语杠理论、格理论和题元理论。简单地说，句子结构实质上是主要动词的投影，所有的成分都必须与主要动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成分与主要动词的结构关系必须满足语杠理论、格理论、题元理论与其他理论模块的要求。从技术理念上说，支配及约束理论放弃了标准理论时期的做法，不再逐条应用规则、按部就班地生成句子结构，而是不论过程只管结果，允许句法过程随意组建句子结构，但要求形成的结构必须符合各种要求，不合要求的结构就不能进入下个程序，从而确保生成的D-结构不会出现问题。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文献不再讨论结构如何生成，只是直接提供一个D-结构，并且说明该结构为什么符合各理论模块的要求。
句子的转换也采用了不论过程只管结果的做法，并且用一条万能的移动-α代替了转换过程的所有规则，包括产生语义表达式的投影规则，以及产生语音形态表达式的音系规则。所谓的移动-α，其实就是可以在任何阶段移动任何成分，以任何形式向任何方向移动，而且最后可以在任何位置上落地生根。如此强有力的移动规则并非无法无天，因为移动-α的结果必须符合各个理论模块的要求，特别是题元理论、边界理论、约束理论、控制理论与约束理论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移动即为无效。从具体的操作过程来看，文献中一般不会漫无边际地讨论各种不符合要求的移动，而是直接提出心目中的合法移动，并且着力证明该移动是如何满足各种理论要求的。
到了最简方案时期，生成与转换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简单的运算过程，而且对于运算结果的检验也更为简单，只要最终产生的结构能够满足界面条件就行了。也就是说，运算过程的PF最终产生一个表达式π，LF产生一个表达式λ。前者必须满足发音—辨别（A-P）系统的要求，后者必须满足意念—意向（C-I）系统的要求，不然的话，运算过程就会崩溃失败。这一对表达式π和λ必须源自同一个结构，必须同时符合各自的界面要求，并且互相匹配。只有这样，整个运算过程才能成功收敛。
如此简单的运算过程与检验方式，必然会产生大量劳而无功的句法操作。从表面上看，无法成功收敛的运算必然不能通过检验，也就必然会崩溃失败，并不影响最终结果的顺利取得。不过，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个完美的系统，应该没有冗余的结构，也不应该有劳而无功的句法操作，所以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来控制句法过程，从源头起就杜绝无用运算的出现。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章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对运算操作进行筛选，不允许违反指导方针的操作进入运算过程。
乔姆斯基向来追求普遍语法原则的精确性，现在却一反常态，含含糊糊地谈论起指导方针来了，这当然是不想把话说绝，要为今后的发展留点余地。最简方案雏形阶段最基本的是经济性方针（economy）。意思是像经营企业一样，要精打细算，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多的产出。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原则、表达式和运算过程都应该符合“最省力”（least effort）的精神。
对结构表达式来说，最省力精神可以归纳为所谓的充分诠释方针（full interpretation，FI），也就是说结构表达式中的所有成分都必须有用，必须最终对整个结构的意义做出贡献，不应该存在对结构的理解无用的冗余成分。从技术角度说来，就是结构中的每个成分都必须取得适当的许可证（license），或者说有充分的存在理由。
对于运算过程来说，最省力精神可以归纳为所谓的迫不得已方针（last resort），或者说能不移动就不移动的方针。乔姆斯基的基本假设是移动过程的成本太高，所以若非迫不得已，就不要进行移动。就算是到了非移不可的地步，移动的距离也应该尽量地短，步骤应该尽量地少，而且路线应该尽量地直。如果同时有几种可能的移动方式，就应该挑选最省力的那种。
运算过程的主要技术手段是移动与合并。移动的本质同支配及约束时期的移动-α相似，但操作方式不同，应用范围也稍有不同。合并是最简方案初期生成句法结构的主要方式，包括投影（projection）和广义转换（generalized transformation）两种过程。投影是个沿用已久的概念，意思是让词条所包含的信息具体化，成为相应的短语结构。广义转换也是标准理论初期曾经采用过的技术手段，可以追溯到乔姆斯基最早的理论框架（Chomsky 1955），但具体的执行过程却基于极纯短语结构理论，因而风格同早期的广义转换完全不同。
乔姆斯基在第三章里建立了新的句法流程，同时也对第一章中提出的经济性方针加以修正，将其提升为经济性原则，既用来规范表达形式，也用来指导运算过程。对于表达式来说，经济性意味着充分诠释，也就是结构表达式中的所有成分都应该同结构的意义有关，不应该有任何冗余成分。
对于运算过程来说，经济性的表现形式要复杂一些，乔姆斯基在第三章里主要讨论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牵涉到显性的句法移动与隐性的LF移动之间的取舍问题，乔姆斯基规定显性移动的代价比LF移动的要高，所以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如果同一个过程可以在显性运算中进行，也可以留待逻辑形式部分进行，那就应该选择LF移动而不是显性移动。这种尽量拖延，等到逻辑形式部分再移动的办法，乔姆斯基称之为拖延原则（Principle of Procrastination）。
运算过程中经济性原则的另一种情况既牵涉到移动，也牵涉到合并是否要进行，乔姆斯基沿用第二章的说法将其称为迫不得已原则。所谓迫不得已就是要确保运算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必不可少，都同成功收敛有关。换句话说，如果不采取某个步骤，运算也能成功收敛，那么此步骤就不应该进入运算过程。
运算过程经济性的第三种情况牵涉到移动的原动力。在支配及约束理论时期，句法成分的移动通常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移动-α的结果不会被淘汰掉就行了；而从经济性原则的角度来看，运算过程必须计算经济成本，无用的移动根本就不应该进行。乔姆斯基还进一步规定，任何成分的移动都只能是为了满足其本身的需要，比如说要取得必要的格或题元角色，而不能是为了其他成分的需要，甚至不能是为了让整个句子取得合法地位。这种只顾自己的作法乔姆斯基称之为自利原则（Greed）。
自利原则在《极纯短语结构》（Chomsky 1994a）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确规定为：“α在移动过程中爬升到β去，完全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满足α自身对形态变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句法成分的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完全是形态变化方面的。
从支配及约束时期起，抽象的形态（morphology）特征，如数（number）、格（case）、配合（agreement）等，就一直是形式句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术手段，经常用来作为判断句子结构合法性的依据，以及作为决定移动方向的依据。到了最简方案阶段，这种抽象的形态特征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不但进入了词库，而且成为运算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搭建句子结构和促成结构的调整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极纯短语结构》中所提出的自利原则，更是将形态特征变化的要求，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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