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责任：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宗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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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责任：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中试读：

导言

我国的学者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日寇的铁蹄踏上积贫积弱、累累伤痕的中华大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一个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承担起作为学者的爱国责任。一、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向安内”政策，消极抵抗，一味退让，领土主权任人践踏。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一致，不分党派，不分学派，不分领域，一力抗战。一方面他们呼吁国民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日。

吴稚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积极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所倚重。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的不抵抗，吴稚晖则深恶痛绝：“不抵抗主义者，反在唱高调，真令人痛心到极点！”（《教育改造与救国》）

1931年九一八时，

马相伯

很多学者奔赴各地演讲，宣传抗日。如本书收入的《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就是丁文江在燕京和协和两所大学的演讲，他谆谆教诲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彻底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技能。而对于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而言，做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他们唯一的责任！陶行知也于1936年5月间在各地演讲宣传抗日，本书收入的《怎样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的出路》就是他在中山大学、南宁市中学的讲演。

办刊也是学者宣传抗日的重要渠道。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月刊，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性刊物也承载了抗日救亡的使命。爱国学者、著名史家顾颉刚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创刊不久，顾颉刚痛感民族危亡、国上沦丧，将研究重点由古代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目的在于宣示疆域，昭告世人，中华国土不容觊觎。即使创刊已久的刊物也将重点转向宣传抗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写了一系列社评，向当局进言，为国家献策。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季鸾又写下《愿日本国民反省》、《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等一系列文章。1934年初，钱端升赴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8个月期间共写了170篇社论，揭露与驳斥日本侵华阴谋及其罪行，大声疾呼各界人士放弃对日和平幻想，积极做好抗日准备。为此，蒋介石大为恼火，勒令邮局停邮《益世报》。

也有很多学者用戏剧、音乐、绘画宣传抗日救国。夏衍、于伶等百人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张寒晖《松花江上》、麦新《大刀进行曲》、田汉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热情与士气。二、以所学报国

在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学者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敌机的频繁轰炸中，既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辛，又要忍受仪器、设备的简陋和图书资料的缺乏，但他们仍旧坚守学者之道，把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奉献在民族的抗战和文化教育事业上。他们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以所学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科学》杂志的创办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他因陋就简，筹建化学研究所实验馆，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在昆明乡村躲避日军空袭时，他还翻译了W.C.D.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著作。他谆谆教诲学生，“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

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自觉地将抗日救国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后来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学者也将中日关系作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1936年元旦，钱端升撰文《论中日关系》指出，中日“亲善之不可能”，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下牺牲的决心，准备作积极的抵抗。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钱端升的眼光已经超越当下的战争，论及中国外交的根本政策，强调我们需要一个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奋斗能解决民族目前之厄，但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军事家更是将中日战争作为必然的研究主题。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文武兼修，他与胡适共同创办新月社，并与徐志摩结为至交，应梁启超之约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作序，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最终着力耕耘的仍是军事领域，并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早在1922年他就表现出对日本侵略的高度警惕。1933年，他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中国是有办法的！中国的各界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中国的抗战，为中国的富强寻求解决的办法，调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学术力量以笔墨救国，挽救民族危亡。三、深入民间普及教育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此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于学者更早地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因此，一批学者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他们深入乡村普及教育。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救国之路在于救治国人的“四大病”，即贫、愚、弱、私，主张在先教农民识字的基础上，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他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之目的。为此，他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河北定县进行了长达11年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动日渐扩大，空前国难来临，晏阳初加速推行平教运动，将平教运动十年计划改为六年。定县沦陷后，他在四川、湖南等地继续坚持平教运动和乡村改造工作，宣传发动农民进行抗战。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陶行知被毛泽东称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高薪，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国十几个省市，使成千上万的平民受到了教育。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时，他又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将爱国赤诚与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先后发起并推行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教育运动。1939年7月20日他在四川省合川县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黄炎培是一位职业教育家，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全力兴学。他不仅在国内皖、浙、赣、鲁、冀等地考察教育，而且走出国门，赴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考察教育。他全力推进乡村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主持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创设“中华职业学校”，并亲订“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提议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希望通过教育促进民族复兴。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致力于把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造融为一体，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他1931年到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他于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又参与发起和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

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一样在当时的中国不能真正改变中国命运，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它是中国的学者在面临民族危亡时自觉的民族自救运动，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他们的一些做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四、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他们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和国际影响在国际上宣传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募捐筹款，为抗战筹资出力，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原本胡适反对对日开战，主张谈判缓解局势，以待国际形势的根本好转。七七事变后，他终于从不主战的“低调俱乐部”中走出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为中国的抗战寻求援助。1937年9月，胡适和钱端升、吴忠绂一起共赴美国，在美国从事演讲活动，宣传中国抗战决心，争取美国朝野的理解与支持。此后他又去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国巡回演讲，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和赢得胜利的信心，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胡适的国民外交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7年前后在日本留学的杨鸿烈从日本返国给胡适写信说：[1]“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

还有很多学者向国际社会募集资金，援助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炎培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他曾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筹募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陶行知也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间先后前往欧美亚非等28个国家及地区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8月，他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即使未能走出国门的学者，也仍然通过致电、声明等方式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有关国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反击法西斯及中国对日抗战问题。会前，文化界著名人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环、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名致电布鲁塞尔会议，要求制止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的暴行。随后，又由蔡元培领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3人，向国际社会发表英文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暴行，吁请国际正义力量制裁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行径。

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各种国际组织中，对争取国际舆论和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有极大促进作用。罗家伦从1938年起担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之后多次与中大教授、各高校校长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国会议员、美国参议院等，呼吁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朱家骅于1936年起任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钱端升、罗家伦、胡适、徐悲鸿、傅斯年等均为国联同志会理事。1938年7月5日，国联同志会总会第22届年会在丹麦首都开会。钱端升等代表中国国联同志会出席，并提出五项提案，其中不仅包含对日经济制裁的提案，也包括援助中国的提案，提议不承认、不与日本作不利于中国之交涉，给中国财政、军需品之援助，并扩大救济运动尤其是战地儿童救济。

总之，中国学者在抗战中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开展形式多样的广泛的民间外交活动，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争取国际支持，为抗战赢得了更多的空间。五、维护和保护民族文化

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要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发起文化救亡运动，以无形的文化鼓舞士气；另一方面积极采取行动，在战乱中保护中华民族有形的文化资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文化救亡运动中比较典型的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因此而与夫人刘清扬被捕入狱。以救亡为己任的张申府正式发起了“新启蒙”运动，以建立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其实质是反侵略的文化救亡运动。“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更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傅斯年撰写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针对日本人策动的华北自治所表达的对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坚定信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张君劢也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中指出：“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可以立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学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撰著至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等等，这种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精神的抗战。正如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序言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是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

战乱之中，保护我国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不被损毁也成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如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和抢购了大批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故宫的文物、各地方博物馆的文物、图书馆的古籍都是学者倾力保护的对象。中国学者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籍的隐藏和及时转移。

随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沦陷，各文化机关被破坏，图书仪器被劫掠，教师学生受到迫害。为了保存自身实力以求生存，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迁徙。在这场大迁徙中，承担保护文化资源责任的正是无数的学者。以中央大学为例，1937年8月19日起，中央大学及实验学校连遭四次日机轰炸，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一面坚守岗位，一面主持迁校事宜，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在南京的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和全部设备溯江而上全部安全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连实验农场部分名种牛、猪和鸡鸭也悉数带走。

但更多的学校在日寇炮火的狂轰滥炸中，大量仪器、设备毁于一旦，许多校舍、建筑被夷为平地，大批珍贵图书、资料、手稿不是被毁就是流失。南开大学在遭到日军毁灭性轰炸后，校长张伯苓慨然向新闻界声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物质，而南开精神，[2]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黄炎培也撰写了《吊南开大学急告教育当局》，指出：“这是一·二八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后第二回毁灭文化机关的暴行的铁证”，他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总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学者必然的选择。他们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在颠沛流离中以所学报国，摩顶旋踵推动平民教育，走出国门，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竭尽全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虽然他们政治主张可能不同，他们选择的救国之路可能不同，他们抗日救亡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

本书所选主要是学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间所做直接论及抗战或能够反映作者在抗战中行状的文章、讲演、通电、宣言等文字，以反映中国学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于学识所限，也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书中所选的人物、作品挂一漏万，即使本导言中提到的人物、文章也未能尽收，但仅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中国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传统，看出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各位著作权人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符爱霞、吕鹏军、吴冰华、丁桃荣、王琬莹、罗晶、刘广宇、李文、王宇、陈石军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注释

[1]《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梁吉生：《张伯苓》，见《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7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马相伯

马相伯马相伯（1840—1939），学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江苏丹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耶稣会神学博士。曾参与洋务活动，创办震旦学院（1903）、复旦公学（1905）。辛亥革命后，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兼任北京大学校长，参与筹建辅仁大学。晚年宣传抗战，随迁大后方，从上海辗转至越南谅山时不幸逝世。

马相伯学贯中西，精于欧洲语言、宗教、哲学和历史，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均为其弟子。其弟马建忠所著、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氏文通》亦由其整理删定出版。其本人述而不作，系统性的作品只有《致知浅说》，这是一部关于西方哲学的教材。方豪辑录有《马相伯先生文集》（1948），复旦大学出版社曾出版《马相伯集》（1996）。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岁高龄，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他积极支持抗战政治家的活动，与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有交。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马相伯的抗战言论，有马相伯秘书徐景贤1933年编辑的《国难言论集》，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刊行；1936年又有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的《一日一谈》，由上海复兴书局刊行。本书限于篇幅，仅收入（1）1933年著《

国货年献词

联合宣言

诸位，我们每逢吃了外国人的亏，因为自己的实力比不上人家，政治的力量不能制服人家，常常用经济绝交的办法，像最早的抵制美国货，后来的抵制英国货，或时常听到的抵制日货。这样方法诚然有他的效果，亦许有的时候比了枪炮的力量还要厉害。特别是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做了国际市场，外国的货品的第一个大主顾要是不照顾生意，外国人的确是害怕的。但是一个人买东西，大都有了需要才买的。我们为了日常的需要有的时候竟然不得不买。假使一时为了爱国心的冲动或者可以暂时忍住不买，日子久了，到了爱国热忱减退的时候，为了需要的缘故，又不得不买了。所以我们所用的方法只是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决不能持久的。况且抵制一国的货品，无形中便是推销另外一国的货品。譬如抵制日货的时候，英国货的销路便增加起来。我们的金钱照样还是流到外国去，于自身仍然没有丝毫好处。因有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实在的。假使不用日货，总得要有一种货品来代替他，决不能绝对不用的。所以我们空说抵制，实在不是一种办法，实在是无益的。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用自己的国货来作代替品。我们不要用任何国家的货品，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货品。我们更不必再提抵制哪一国的货品，我们只是提倡采用自己的货品。

但是提到国货，一般的人都缺乏一种信仰，尤其是上海这种地方，一般的心理总把外国货当作好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从前的国货确乎比不上外国货。但是近年来我们的制造工业进步的非常之快，一切货品实在和外国差不多，只是坏在一般人都不去采用。不去采用，怎么会试出他的好处来呢？所以我们应该先对国货有一种信仰，然后尽量采用。国货的销路广了，资本更加丰足，便可以精益求精，到那时候，外国货不用抵制，自然不得势了。

我们现在为了提倡国货，特别定出民国二十二年叫做国货年。叫做国货年，就是我们打算把这一年的时间完全用在国货运动这件事上。我们在这一年里应该时时刻刻提倡采用国货。我们要在这一年里在国人的心里养成对于国货的信仰，并且打定提倡国货的决心。我们假使能各各人有同样的信仰，下同样的决心，合力来做一年的国货运动的工作。我们对于雪耻御侮工作可算完成一大半了。注释

[1]原载《申报》1933年1月1日“国货周刊”栏刊首文章。[1]联合宣言[2]（一）

东三省称为满洲，不过一种通称。盖满洲只是一种部类，非东三省全称为满洲也。论古来历史，汉时已有辽东（今锦州）、玄菟（今东边道）二郡。明时亦设辽东都指挥司，驻沈阳。是其地原为中国内地，非同藩属。论今日户口，东三省汉人凡二千余万，满洲人不过百万。若论民族自决，三省当属汉人，不当属满洲人。再辽、金、元入主中国，及康熙与俄国尼布楚一体文约（内有□种拉丁文），均认为中国土地，而种性早与中国同化。犹记咸丰年，西洋史家载，中国库页岛有特种鹿驾车耕田，直至同治，该岛尚进口貂皮等。东三省属中国无疑。日本攻东三省，实明知取非其有，故遁辞曰自卫。又不可，乃文其罪二造满洲国。人民不服，而有义勇军，非明明伪造耶？[3]（二）原题

热河不得为满洲之一部份，较东三省更易明白，盖热河在明时，本朵颜等三卫之地。朵颜种类，即古之山戎、汉之岛桓、唐之奚，与契丹种类甚近，而与满洲种类相远。其后清人夺取其地，本非满人之旧居。至于今日则热河所有汉人几四百万，而满洲人无几，更不得谓热河为满洲人所应有。若谓曾经满洲人夺取，即为满洲之一部份，然则北之桦太（中国名库页），南之台湾，何尝不经满洲人夺取，日人何不以桦太、台湾归之满洲伪政府乎？日人又称汤玉麟曾署名于满洲国宣言，是真是伪，无可证明。假令有之，但可名为个人私约，岂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所承认乎？此尤不值一笑者也。世人公认高丽乃箕子之子孙，生焉息焉，具有历史。最近韩国志士对国联有表示，即要求光复旧物，因此可断言曰：上述橡皮线，不但不应伸至我热河。按诸公理，应缩出高丽外。谨请拥护人道者，一至为公理努力。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马相伯、章太炎宣言。[4]（三）原题全国同胞公鉴：

自九一八事变突发，迄今已一年又六月。伪国成立，亦已逾载。曩者我政府坚持信赖国联之政策，日惟呼吁国联，冀其能主持公道，抑止侵略，予我以助力。然而近日国联固已正式承认九一八以来日本制侵略为违背国联盟约之非法行为矣，亦已明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矣，亦已否认满洲伪国之合法存在矣。国联此种明白昭示之态度，予我正义上之助力实多，抑且国联之所能助我者，此亦即其最高限度。吾人在此种正义赞助之下，则惟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是为国联决议之精神，亦即为世界正义之所在。若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则吾人直无异于反对国联之决议，而默认日本之行动，是即为自甘宰割，自甘灭亡，我不自助，谁复助我？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江山，不至自我沦亡。黑山白水，不止就此变易其颜色也。此则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一也。

次之，先哲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实即为生命之活力。惟不忍，故能爱人；亦惟不忍，乃能发挥其生命之伟力，以表示人类不甘为奴隶之心。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作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此又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二也。

国难急矣！举国环顾，山河日非。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已。自憾樗栎庸材，无以救国，兹谨以诚挚之呼吁，促我国人奋起。言哀意诚，尚希国人共鉴之。马良、章炳麟、沈恩孚等叩，四月一日。注释

[1]原载《申报》“本市新闻”栏，分别刊于1933年2月10日、2月20日、4月2日。

[2]原题《马相伯、章太炎联合宣言》（后世称《二老宣言》）。《申报》弁言：“中国汉学大师章太炎、九四老叟马相伯，鉴于国联会议对于否认满洲国一层，未有决议，特以中国学者之立场，以历史及掌故等言，证明东三省属中国，特联合宣言。兹觅得全文如次。”《宣言》末附言：“案此为中国第一流学者联合对外宣言，将能代表其数千弟子、名教授、科学家及教育界服务者，为拥护中国固有主权，向全世界作公正宣布，证明东三省当属于中国，尚希全国同胞，一致奋起自救。”

[3]《马相伯、章太炎联名宣言》（后世称《二老宣言》）。《申报》附有刊前弁言：“日人应缩出高丽外，热河非满洲之一部。”并附言：“暴日强占东三省后，向国际诬称满蒙本非中国领土。学者泰斗马相伯、章太炎二氏昨日复联名发表宣言，根据史事，证明热河与满洲无关，而高丽乃我国箕子之裔。日人生命线不应伸至热河，且应退出高丽。该宣言将电达日内瓦，昭告世界，兹录其原文如后。日人认我东三省为其生命线，国人曰：此线是橡皮性质，‘有伸缩力’，请看下文。”

[4]《三老宣言》，为马相伯、章炳麟、沈恩孚三人联合宣言。[1]

致冯玉祥、宋哲元电

宥电奉悉。日本逞无厌之欲，满洲燃已死之灰，而当局视为癣疥微疾，溃烂不治，脏腑皆糜。他且弗论，即如北平城中，日兵入者已二千五百人。甚至搜查住宅，巡逻东城，我宪兵反退让惟谨，如是犹谓北平未失守乎？假令妥协速成，日兵暂退，而重门洞开，去来无禁，不过数年，则黄河以北皆敌有矣。民众弗忍，诉于执事。执事以坚卓之性，应迫切之求，起虽晚而合时会，地虽小而系人心。夫抗兵相加，哀者制胜。执事与察省民众可谓哀者矣。守察既固，必令华北设备完全，方得恃以无恐。然则东未定沈阳，北未复热河，尚无时不在哀中也。日本为患东隅，四十年矣。满洲之略有中土，前者已二百九十余年矣。辛亥之役，幸赖民众协力，光复旧物，满洲之害虽去，而日本之患未除。今以当局疏慢，致二寇协力，危及奥区，如此弗治，是非独漫视外患，并于辛亥革命之功而亦尽堕之也。执事身预滦州倡义，至今三十余年，不忘旧事，鸠合义众，缟素为资。所据察哈尔地方，本七国秦汉间云中、定襄旧郡，与郭汾阳倡义朔方何异？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澈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惟秉义直前，勿稍瞻顾。马良、章炳麟。[3]（二）致冯玉祥通电原题

……执事以枪口不向内之誓言，俯听调处，明轩继任，付托得人，存大信也。失军得信，执事亦无不利。时局正艰，国亡无日。一身虽退，尚非骑驴种菜之时。所愿老骥壮心，勿灰于伏枥也。马良、章炳麟。齐。（三）致宋哲元通电张家口宋明轩将军鉴：

执事喜峰一捷，功冠诸军。今继焕公，萧规曹随，人心自顺。若谓察省已安则未也，戒之戒之，贺者在门，吊者在闾矣。马良、章炳麟。注释

[1]原载《申报》“本市新闻”栏，《勉冯玉祥电》刊于1933年6月2日，后二通电文刊于8月9日。

[2]《马相伯、章太炎电勉冯玉祥》，为马相伯与章太炎联名给冯玉祥（焕章）复电。《申报》弁言：“‘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九四老人马相伯、国学泰斗章太炎同情冯玉祥宥电之抗日主张，特电张垣，慰勉有加，兹录其原文如下。”据文气和用典判断，本电稿应为章太炎拟定，或经章氏修改。

[3]《马氏等之两电》，为《申报》节录马相伯与章太炎联名致冯玉祥齐电中的文字。《申报》弁言：“九四老人马相伯等昨发出两电，一致冯玉祥，一致宋哲元，兹照录如下。”《申报》刊登致冯玉祥齐电稿仅为最后一节，以上均略去。下文所选即致宋哲元（明轩）齐电中的文字。[1]

双十节献词

今日为我国二十二年国庆纪念日。衰迈余年，每逢此日，万感丛集，喜惧交并。喜者以在艰难之途程中，我国家又添寿一筹，余又得一度与全国人士应祝国运之无疆。而惧者则以先烈创造民国之艰难，皆所目击，缅怀往事，默察现实，又深感创业难，守成尤不易。吾人于先烈艰难奋斗所遗留之成果，不得不兢兢业业。然而今日国庆才二十二年，政府明令因国难不举行庆祝，则已三次。前途荆棘，国步弥艰。年复一年，岁复一岁，以今日测来兹，宁堪设想？国人如再不奋发，如再不更新，则来年此日，恐将无举杯庆祝之望，而“双十国庆”恐亦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言念及此，余心滋痛。

曩者国人每逢今日，辄多悔恨过去，希望来兹，而自矢以今日为陈死新生之界石。忽忽廿二载，国犹是，民亦犹是。抑且山河破碎，民生困敝，国势每况而愈下，则复何说。余年衰迈，惟愿国基巩固，民生安乐，他无所望。故在今日，请以至诚挚之意，陈其最低限度之希望。语出肺腑，窃愿国人一垂听之。

余认为一切祸乱之根源，皆在于“私”之一字，一切之所以颓废不举，亦由于私。惟私故争，惟争乃乱。二十二年来扰攘不息之内乱与割据自雄之局势，何莫非自私一念所造成。惟私乃罔恤民生，乃罔恤国脉。文不能廉，武不能死。东北之失，守土长官能慷慨以赴难者，竟无几人。而争权夺利者，则两年以来，复循环相继。人但知有己，莫知有国。正气销沉，纪纲尽废。此又何莫非自私之一念所由致。故余以为今日而言陈死新生，即人人能体天下为公之意，人人能以国家与人民为念，止乱兴国，是即其基。此余之希望一。

余又认为，为政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不在于以力威人。所谓以德服人者，一言以蔽之，即使民能安其生之意。民不聊生，甚且恶生乐死，威将安施？是理至明。征之中外古今之史迹，莫不如是。固不必旁征博引，侈谈主义。今日我国日谈民生，而民生日困。老弱辗转，少壮流离，黄河以北，大江以南，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然而取诸民者，仍竭泽而渔，毫不顾恤。民困水火，安得不乱？不澄清政治，招安流亡，而又从而威之以力，是何异于抱薪救火，火炎不灭，且助其威？日前报载，某革命伟人纪念塔下，乞丐群集，有碍观瞻，地方警察，严予驱逐。塔高巍巍，而民无所依。观瞻为重，民生为轻。今诚不解此穷苦无告之民，驱逐又将安之？抑且我国今日饥寒之民，随处皆是，茫茫大地，无一片干净土。若曰有碍观瞻，则此成千成万困苦不堪之人民，又将驱往何处？余认为负责之政府，对于流离之人心，应善为安抚，而不应予以驱逐。盖驱逐终非所以解决问题也。故今后应严惩贪污，减轻苛税，以解民困，救济农村，使民有所归。民生安定，祸乱自平，国基自强。此余之希望二。

余前曾发表一文，主张政府应培植民力，俾能自治。政府为人民之公仆，而不应塞人民之聪，掩人民之明，而强其视，强其听。能如是，政府乃真为人民之政府。真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乃真能为人民谋福利，而政府乃能博得人民之拥护与爱戴。反之而不能为人民谋福利，是断不为人民自己之政府，而与政府打成一片，是何能得？故今日急应厉行民治，实行民主，俾民能自助自救。此余之希望三。

总之，今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国脉民生，不绝如缕。此一块中华民国之招牌，行且为人所打破。趁此事尚可为，大家急应奋起挽救。若得其打破以后，再谋恢复旧观，则千难万难矣。朝鲜、印度，殷鉴不远，国人其三思之。

九四老人马相伯。注释

[1]为1933年双十节所作。[1]

题赠全救第二次执委会词

吾国开化最早，而国事日非，其故安在？三代前征诛之局，今不得而知矣。三代后大都胜者认土地为战利品，认人民为俘虏物，由其宰割而已。倘能首级多，封户多，便如陈平之宰肉，奉为宰天下之极规，试问以此俘虏之民于天地，何能侥幸于万一乎？故今日必用真民治，礼所谓民则君，以自治也。君自治必不用他人领导。若由政府指定，须有万不投票之决心，付之以尔为尔，我为我可也。美国总统威尔逊尚且说民治主义今当受最后之试验矣，主义纯洁，精神洪大，人人奋斗之日至矣。不奋斗者，当绝之于斯人也。

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

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席上书赠出席诸委员。注释

[1]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36年9月18日召开。[1]

救国谈话

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民众所有的。古话说：人为万物之灵。这就是因为人能合群，合群才能抵抗一切。国家就是合土地、人民、政治三者而成的。国家先有土地，有土地然后人民才有饭吃，所以土地是第一，第二才是人民。所谓政治，就是引导人民利用土地。人民自己决不愿失掉土地，政治更不能丧失掉一寸土地。政治不能引导人民以利用土地，反把土地丧失了，那还能算政治吗？阿里士多德的时候，那时的国家，以国土为无上之权，然而现在中国的国家，却以土事敌。还有比这个再坏的国家么？这次有人从四川回来说起内地真有人吃人的事，怎么会把中国弄成人吃人的国家呢？

从前，冯玉祥在察哈尔起兵打热河，我并不以为冯玉祥一定就此能打胜日本的。不过冯玉祥这样做，东北的人民、东北的义勇军就会起来，决不象现在那样苦了。东北的义勇军已经很有组织，他们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站在前面的中国人都散开，我们的枪子就可以打倒日本人了。

阿比西尼亚只有一千万人，只抵得上意大利的五分之一。意大利以五千万的人民，打一千万的人民，这一千万的人民，竟出头来抵抗，也抵抗了七个月。日本只有八千万人，而中国有四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缩头做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

日本人在天津已经直接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我们政府也继续替日本人帮忙，压迫爱国运动。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旁的话可以形容，我们中国政府实在是“帮凶”。[2]

胡展堂没有死之前，写信给我商行止，我告诉他：你要上南京，不如匐伏上东京，否则，就在广东领导人民实行抗日。

我气量太小了，看到政府尽管不抵抗，就不自禁的说了这许多话。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是一定的结果。

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定我们有可伐之道，然后人家才会来伐。孟子说，国家是土地、人民、政治三者而成，而现在的政治却领导人民去丧失土地，这就是没有政治，就是不成国家了。而政府还喧嚷着预备，预备到几时？阿比西尼亚人民并没有预备已起来抵抗了，我们人民决不能再等待，只有起来抵抗。注释

[1]原载《救亡情报》1936年第10期。凌琛记。

[2]胡汉民（1879—1939），字展堂，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晚年主张抗日、剿共，反蒋。[1]

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现在国家是在风雨飘摇、存亡绝续的最后挣扎中，当前的急务，除了团结救亡、抵御外侮而外，再没有第二个更重大的问题。各方面各团体的主张政见，容有不同，但是总必以保全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为前提，任何方面决不能超越国家而存在，任何主张决不能在亡国之后去实现，如果国家不保，还有什么方面可争？还有什么权利可夺？在欧美多党制的国家，平时各党彼此攻击，互相捣乱，原属常事，但是一遇外侮发生，大家立刻便会放弃私见，联合一致，应付外急，这一点正值得我们取法。中国今日的国难，直是亘古未有，全国团结一致，犹恐不易渡过难关，假使放弃当前的外侮不顾，转向内部从事争夺，自戕国力，动摇军心，这正是中了敌人离间的毒策，走上自杀的道路。试问国家亡了之后，各方又岂能独存？目前从事争夺的人，无论他的主张如何，动机怎样，但其结果只有促成分化，破坏抗战，直接间接做了敌人的帮手，代他执行了离间的毒计，这不但是国家民族的罪人，也决不是忠于其论的党员。末了，须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大敌深入、山河破碎的时候，绝对不是各方闹意见、争权利的时候，大家应该认清当前的国难，民族的危机，彼此消弭私见，联合一致，凝固成坚强的力量，向着唯一的敌人进攻，到了把敌人击退，国族复兴，那时国会开会，大家再来从事计议，岂不好呢？注释

[1]原载《申报》（汉口版）1938年3月31日。

吴稚晖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后名敬恒，字稚晖，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人，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1953年卒于台湾。1962年被授予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代表作有《盦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

吴稚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他较早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大批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留法的学生中就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等。他在文化领域也贡献颇多，早在1895年，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他十分关注国语读音统一问题，1913年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1923至1925年曾与蔡元培共同创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积极倡导注音识字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吴稚晖被胡适誉为科学派的“押镇大将”。但他晚年积极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所倚重。

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抵抗，吴稚晖则深恶痛绝：“不抵抗主义者，反在唱高调，真令人痛心到极点！”（《教育改造与救国》）抗战时期，吴稚晖还提出“摩托救国论”，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机器，所以不能同别人抵抗”，“要是中国人个个都有摩托癖，一定可以救中国了”。摩托救国，就是提倡武力救国，提倡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促进各项实业计划的开展。

本书收入吴稚晖1931年在中央大学的演讲词和1933年在建设委员会纪念周上的讲话，这两篇均为倡导摩托救国论的文章。《教育改造与救国》、《救国须改良教育》两文则倡导教育改造，把救国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号召对于日本的侵战，要进行抵抗。[1]

摩托救国论（一）

然后他又讲到外交的政策和救国根本的问题，他说：“在前几回的国耻里，我们的外交家不会用手腕，所以老上当。这一次的国耻，虽不绝后也要算空前了。所以怕再上当，就反对直接交涉。既然这样，就赞成间接交涉了。换句话说，就是让国联或第三国出来调停。国联这次可算卖尽了老力。但是狡猾的日本在日内瓦扯着把子，中国就做了个大笨瓜，一肚子气闷着，这样那能说得上交涉呢？间接交涉又是个此路不通。所谓反对直接交涉，就是同反对交涉一样，直截了当说一句，就是不交涉！然则怎样办呢？那只有一条路，大家去拼命！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直接交涉，主张直接战争！战争这两字太可怕了，就说抵抗吧！但是我们一面又唱不抵抗呀！或者不抵抗，是不直接抵抗，就是用拖人下水的方法，惹别国同日本干。但是这种障眼法，有谁个文明国家肯上当呢？民国十六年武汉收回了英租界，说还要收回日租界，于是日本开了几十只军舰到汉口。鲍罗廷便教我们呱呱叫的外交家陈友仁出来说一声不抵抗。日本人一看，弄得莫明其妙，随后把军舰又开走了。那一回就算是不抵抗成了功。但是实际上就算是不要了一次脸！这一回我们又叫不抵抗了，结果怎样，不能断定。世界上好的事和坏的事是隔不多远的。越是好办法，愈加容易出纰漏。譬如跑铁丝一样，从铁丝上跑过去了，自己是呱呱叫的好角色，能够得大众的喝彩。但是一跌下来，脑袋不开花也嘴巴不整了。如果走木板桥，虽不出色，但不危险。越是出色的事情，危险愈大。不抵抗三字用得巧是很好，用得不巧就倒楣了。如果世界还有所谓公理，不抵抗的最后，终得到所谓同情。那么这回的事，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否则除了不交涉、不抵抗外，还有什么玩意儿可做呢？所以我们觉得不抵抗，终不是好办法，最好的还是只有拼命。因为就是现在用不着拼命，将来恐怕还是要拼命的。说到拼命，决不是空手做得过去的。除了这种拼命的决心以外，还要有准备。啊！说到准备，又要教人捏把冷汗了。我们从甲午认识并且了解国耻的由来以后，到如今已三十多年了。拿我个人说，我准备了些什么呢？别的人在这三十多年中又准备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仍然在这里唱抵制日货。怎么东京没有人唱抵制华货呢？这证明中国准备了这样久，连准备一点华货被人抵制的都没有！推开窗子说亮话，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倡不抵抗呢？不过因为不能抵抗罢了。为什么不能抵抗呢？就是没有极利害的机关枪大炮。我们从今天起叫做准备准备。准备三年不成，五年；五年不成，十年；十年再不成，那么老大的中国真真不可救药了。”

他在中间又讲到中国宗教的问题，但是与本文没有多大关系，故从略。现在让把最后一段与本题最有关系的记在下面，就是何以摩托能够救中国呢？他说：“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机器，所以不能同别人抵抗。庚子那年八国联军进平、津的时候，有二百几十个德国兵占据了北洋学堂的最漂亮的建筑，所谓大楼。有一天来了二三万中国义和团，有的背着火枪，有的持着长矛，攻打大楼，德国兵一个个按着不动。看见义和团都是雄纠纠地大汉儿，好像戏台上装的张翼德差不多，耀武扬威，看得很有趣。等他们快到楼下的时候，‘轰’！一排机关枪，不费力就把一批中国人打死了。于是义和团又排队向大楼前进。这样一批一批送了二三千人的老命。结果二百几十个德兵，弄得摇头奇怪。所以我们只说拼命，还不行，还得准备机器。但是机器的花样太多，我们只要准备一样就够了，那就是摩托。法国不也是一个海军国么？可是当英、美、日拼命在那么讨论海军问题时，他丝毫不管，却暗地里在那里造飞机。现在列强都晓得没有那一国的飞机有法国这样多，是世界第一等的空军国！我们也来学法国的方法，准备摩托：天上的飞机，地上的铁甲车，海底的潜水艇。如果三样，只要这三样，能够发展到相当的样儿，就足够自卫了。但是中国事事不如人，发展摩托那能比别人强呢？其实我这话错了，中国人不见得事事都不如人的。譬如鸦片烟，世界上的人都不吸，独我们中国人吸，不是胜过别人的地方吗？（此时大家的鼓掌声、笑声齐作）你们不要笑，据海关上过去的统计，每年中国人吸鸦片烟的消耗大约有五万万，实际上十万万都不止，你看惊人不惊人？他们能吸十万万的鸦片，再玩一玩十万万的摩托有什么不能呢？把摩托看做鸦片第二。要是中国人个个都有摩托癖，一定可以救中国了。”注释

[1]本文系1931年11月10日在中央大学演讲词，原载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1月14日。[1]

教育改造与救国

贵校是我久想要到的地方，可是总因为他事的羁绊，而不能如愿以偿。今天，高先生约我讲演，实在是一无准备，没有什么可说。只能将个人对于教育刍荛的见解，来和诸位讨论讨论。

教育究竟是什么？刚才高先生说：“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事业。”虽则不能说单是教育可以救国，可是在如今，则非将教育来做救国的工具不可。中国之有教育，已历数千年，当然是立国的根本问题。可是，在过去，我们有的只是深中了科举流毒的教育！

在四十年前，我国屡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甲午一战，受着极大的打击；中国固有的弱点，暴露无遗。当时朝野上下，狼狈万分，觉到列强有共管和瓜分的野心，而认为要救国，非改革旧教育、实行新教育不可。一直到现在，新教育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在当时，大家以为七八年，便可整顿起来，抵抗日本；岂知至今，独依然如故！试问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现在四十年，救国的教育，还未实现，这是什么原故？新教育实施的效果，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个人总是这样想：我们的新教育是走错了途径！我们教育还是蹈了过去古典式八股式教育底覆辙，所以四十年来所得的是这么样的结果！

贵校于学校教育以外，另倡社会教育，另征款项，辛苦艰难，经营成这里的教育学院。在旁的地方一般大学生，或许要说，这校是不正式的。其实呢，我感到贵校是站在救国的中心地位，而旁的学校才是洋八股式的教育！

我常在细想，教育是什么？说起来也可以很简单。阎王造人只给与每人以耳目和心灵等器官，却没有给与知识。倘使连智识都给与，岂不是个个人都成了预言家吗？教育则要人去获得智识，阎王仅给我们以求知的工具，切实去求得智识，便要靠教育。

教育是开发知识的泉源，他的目的有三：

1.补充人类知识教育是补充人类知识的工具，已如上述。个人以为每个人从七岁到二十岁的阶段里，应得强迫受教育，由社会供养他。至于所学，当因各人的性趣而不同。不过要达到目的，实在是很难实现的理论，社会应负责给与个人以教育。换句话说：教育成了社会的责任，补充智识成了人人应享的权利。惟是现在教育并不是这样。现在有机会受教育的人都是这么想：找得高等知识以后，在生活方面，可以宽裕一点，并且还可以多沾些利益。因为大家为着这种目的而补充自己的知识，才进学校，来受教育，所以结果则造成了整批的能消费而不能生产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失业的恐慌！出路的闭塞！

2.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向来中国的教育目的，在乎增高地位，而不计及实用和需要，只望读书后，生活和名誉各方面，得着优裕和赞扬。历来社会所尊重的人物，是八股先生们。从前所谓的八股，是进身之阶，获得优越地位的敲门砖；在如今，洋八股是替代了从前的八股地位。以前有一段话很可以代表历来中国教育的观念：“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是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中国八股以求高为出路，和读洋八股以求高为出路，其用意手段和目的，实在是一般无二。社会上只有“读书高”的份子，国家就可好了么？我不相信日本人拿大炮机关枪来打的时候，请几位“读书高”的朋友，拿了几篇论文和哲学，贴在城头上，就可以抵抗么？所以教育必须要顾及的，还是实用和需要！

3.救国主义为了救国，要受教育，讲起来，似乎不十分合论理的。要国家做什么呢？世界上有了国家这个东西，就闹得你争我夺，干戈相见。不过，在将来，也许有没有国家存在的一天，但是在现今，是决不可没有的。国家是一个现在必要的团体。假如以团体去做侵略的武器，我不赞同的。但若是以团体而去抵抗敌人，这是合理的行为。我并非说小气话：日本人在一夜的时间里，不声不响地掩进了东三省，不但占据了地土，并且席卷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种种东西。不抵抗主义者，反在唱高调，真令人痛心到极点！假如有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我一定要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办。东三省事件，送到国联上，可是它既非警察，更非公安局，那会有良好的结果。这种不合理的侵占，我们应得有合理的抵抗！

救国，是救护自己的国家，我们要用什么来救和要救什么？这个问题，可分三方面来说：

1.救济农村经济破产我们要培植适当的能力，来救济农村经济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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