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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2 0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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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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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译丛(第一辑)

欧亚译丛(第一辑)试读:

编者的话

欧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该学科原始资料涉及的语言文字特别多,研究者也遍及世界各地,不用说论著也多数是用他们的母语写成的。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往往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成就也各有千秋,均有不可取代的参考价值。除了一些专门的语言学家外,一般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语言,从而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适用于一切学科,但对于欧亚学研究来说尤其不可或缺。

显而易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翻译,依靠一些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利用自己精通的语言为不熟悉这门语言的学者提供值得参考的资料。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厚重的或自成系统的专著,这当然是学术翻译的主要努力方向,但这显然不够。一些重要的论文只是以单篇的形式存在,一些刚发表的文字还来不及结集,而这恰恰是每一个企图站在前沿的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及时注意的。于是,便有了我们这本小小的刊物自告奋勇,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担子。

由于篇幅、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们只能挑选我们认为较有价值的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我们希望推介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不排斥一些发表时间较早但依旧给人启迪的作品。若非情况特殊,我们会尽量保持原文的完整性。不言而喻,译文的信、达、雅,将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指出,我们寄予这个小小的刊物上的理想,并不仅仅是成为攻玉之石。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劳动,让国际欧亚学者体会到中国学者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尊重和热情,使他们转而更加关心中国的欧亚学研究,进而为开展欧亚学的国际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单向的借鉴毕竟还是消极的,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合作必将成为潮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本刊成为一座桥梁,起到一种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作用。2014年7月10日

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

*Л. Т. 亚布隆斯基(Л.Т. Яблонский)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一般认为,保存下来的塞人部落墓葬遗存,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当中包括咸海南岸南塔吉斯肯墓地(Тагискен,Tagisken)1、乌伊加拉克墓地(Уйгарак,Uigarak)2,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塔斯莫拉文化(Тасмолинская Kулътура,Tasmolo Culture)3遗存,以及迈埃米尔文化(Mайэмирская Kультура,Maiemir Culture)4遗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种类型文化形成的最早阶段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5

但是,当图瓦地区阿尔然(Arzhan)墓地6的研究结论在学术会议上公布之后7,很快在各种刊物上引发激烈的争论8。首先,围绕М. П. 格里亚兹诺夫(М. П. Грязнов)将塞人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提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随后的争论,一方面再次体现了考古材料在认识塞人文化从青铜时代向历史时期过渡的困难之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感觉到:涉及塞人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时,具体的考古材料尚不充足。

大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大家介绍花剌子模左岸考古发掘所获的新的墓葬材料。这些材料和塞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将对阿姆河流域古代萨雷卡梅什三角洲一带(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9的塔沙乌兹州)的萨卡尔—恰加(Сакар-Чага,Sakar-Chaga)3-6号墓地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进行汇报。

奥斯坦佐维萨卡尔—恰加山丘,位于外温古兹卡拉库姆沙漠(Заунгу-зский Каракум,Zaunguz Karakum)10的北部边缘。它距库尤萨伊2号(Куюсай 2, Kuiusai 2)地点11和图梅克—基奇德日克(Тумек-Кичиджик,Tumek-Kichigjik)墓地12非常近。Б. И. 魏因贝格(Б. И. Вайнберг)就是利用这两个地点的材料辨别出了花剌子模早期铁器时代的库尤萨伊文化(Куюс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Kuiusai Culture)13。

各座墓葬沿着山丘的纵轴线,分布在山丘的表面。边缘墓群间的距离约为6公里。相邻墓群间的距离不超过1公里。

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的基本资料已经发表。14墓地中有8座墓葬,其中一座是空墓。封丘基本上排成平行的两排:一排是火葬墓,一排是土葬墓。这两种墓葬周围都环绕着石灰岩碎块堆砌的石圈。除了空墓的墓8外,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面埋葬。墓8封丘下面有浅的平面呈鞋底形的墓坑。这些墓有单人葬和多人葬,人数加起来共14人。火葬墓的头向无法确定。多人土葬墓的头向也不能确定。有唯一一例能确定头向的单人葬,其头向是向西。

该墓地陶器遗存可分作两类: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和外来陶器。类似的器物在雅兹—德佩(ЯЗ-депе,Yaz-Depe)15遗址中有发现。16随葬器物中最常见的是石磨盘。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雕刻类似野猪形象的骨制物品(图1)。在墓7封丘下(地表多人葬)找到了大量的鱼骨、马蹄及马腕骨。图1 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骨器顶部图案(1.平面图;2.全图)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由八座排成一排的封丘组成。除了墓1外,所有的墓葬都有石构的地表建筑,它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残破的石灰岩石板构成的大片废墟;二是由石板砌成的石围,但体积要小一些。通常,墓上的石头会落入封丘堆里。和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的情况一样,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埋葬。地表上有石灰岩碎块堆成的石圈。封丘的直径在9~14米之间。

该墓地墓葬为单人和多人的土葬和火葬。有些情况下,火葬在其他地方举行,而遗骸和随葬品则被转移到最终埋葬的地方,于是,地表和封丘下面没有焚烧痕迹,埋葬的地方也没有浓厚的灰烬层,仅能看出一些不大的灰烬斑点,其周围是随葬品。墓8在墓群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实际上,它没有封丘,是直径5.5米的圆形场地,周围环绕石圈。石圈内的地表有强烈的火烧痕迹。其上覆盖的灰烬层厚达25厘米,灰烬层上的封土则形成了天然的道路堆积。这种情况允许我们做出推测:该圆形场地只是用于多次火烧,而并非预先选定。火化后,遗骸被转移到最终安葬的地点,而烧焦的灰层中没有发现任何墓葬残迹。墓8位于墓群的边缘,独占一隅。

在其余墓葬的封丘下面,地表或偶尔在封丘的底层,会发现典型的器物。所有的陶器,除了带有花环的薄壁圆形陶器外,都是手制,篝火烧造,且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图2)。随葬器物中,有形状怪异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图3·9,图3·11)、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图3·7)、肉红玉髓串珠(图3·1,图3·4)、铁刀(图3·8),使用部位有红色颜料痕迹的圆柱形石杵(图3·5)、整套绵羊距骨(21件)、鱼骨、绵羊骨以及少量雄黄。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距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1千米。墓葬沿山丘纵轴线排成一列。墓1和墓2的封丘是墓地中最大的,位于墓群的东南部。墓1封丘的尺寸为19×14米,墓2封丘的直径达到31米,其余墓葬的封丘直径在6~19米之间。封丘下面是各种形状的墓室。墓1地表露出火烧过的柱洞,且排列有序(图4)。中心建筑复原后平面呈长方形,尺寸3×2.5米,四周围绕以环形石围,直径5米。石围所在的地方一般有两排各种形状的柱洞,有的地方则有三排。柱洞中填满了石灰岩碎块、砂壤土、木炭和灰烬。石围南部有入口。墓葬中央的地表有过强烈的火烧,但是在石围里面却没有灰烬层。墓地边缘的一角聚集了大量的灰烬。由此可以推测:当地表被火烧之后,为了后续利用又对其进行了清理。双重(有的地方是三重)柱洞,整个柱洞中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柱子遗迹,也能证明其曾被多次火烧。

图2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手制陶器(1,出自墓4;2、5、8,出自墓2;3、4,出自墓5;6,出自墓1;7,出自墓7)图3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1、4,肉红玉髓串珠;2、3,玻璃串珠;5,石杵;6,距骨;7,嵌绿松石金耳环;8,铁刀;9-11,石磨盘。1、9,出自墓2;2-4、5、7,出自墓4;10,出自墓7;8,出自墓5;11,出自墓1)

图4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墓1平面图(1. 灰烬堆积的角落;2. 地表火烧最强烈的地方)

墓群中有两座墓是空墓,其余的墓葬都在墓坑或者地表埋葬。两座地表火葬墓的火葬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有一座墓葬,埋葬时遗骸上没有撒砂,尸骨在墓坑中火烧了一次,由火烧过的尸骨的排列位置可以判断其头向向西。有一座墓葬,墓坑东西向,没有发现人骨残迹,但在填土中找到了下部斜切的圆形酒杯残片(图5·4),随葬品不多。有一座尸骨在其他地方火烧的墓葬,出土了带注流的手制陶器残片(图5·6)。还有一座墓葬中,发现了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陶器(图5·3,图5·5),随葬器物有石磨盘(图5·8,图5·9)、铁器残片、带铤的两翼铜镞,以及一对笨重的三翼有铤箭镞。(图5·1,图5·2)图5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1、2,青铜箭镞;3、5-7,手制陶器;4,圆形陶器;8、9,石磨盘及石磨棒;1、2、6,出自墓8;3、5、8、9,出自墓9;4,出自墓4)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位于山丘的北端。此处发掘了70座墓葬,其中34座墓葬的归属年代可断定为早期塞人时期17。该墓地封丘不像其他墓地那样排成一排,而是单独集结,如灌木丛一般。这些墓葬至少可以分出五个组。通常,每组中心墓葬的封丘更大一些,周围聚集着较小的封丘。封丘通常平面呈圆形,直径6~50米。有12座墓葬的四周绕以石灰岩碎块堆成的石圈。这些石块并不是墓坑的废弃物。因为石圈是固定的,且墓葬直接在地表埋葬,没有墓坑。有9座墓葬封丘中露出了石灰岩石板铺砌的墓上建筑。大部分墓葬(21座)在古代已被扰动。扰动后,封丘的中心部分塌陷。因此可以推测,原来的墓上建筑的数量应该更多。墓地中有各种类型的墓葬建筑。依据埋葬方式的不同,所有的墓葬可分为两大类:Ⅰ类土葬,Ⅱ类火葬。下面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Ⅰ类,1型。地表土葬,没有附加结构,共有13座墓葬。通常,这种类型的墓葬利用自然凸起的山丘地形,预先确定埋葬地点,并修理平整。在修整好的场地上举行头向朝西的单人或多人多次葬。相较而言,不同时期下葬的多人葬的特征是人骨全部或者部分损毁的,在入葬时间上早一些。随葬品包括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的陶器(图6·33,图6·34)、圆形陶器、武器(图6·1-29,6·30)、磨盘、祭坛(图6·36)、马骨,以及其他家养动物的骨头。墓葬封丘的尺寸在7~19米之间。

图6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3出土的随葬器物(1-29,青铜箭镞;30,青铜刀;31,青铜带扣;32,铁刀;33、34,手制陶器;35,肉红玉髓、绿松石、玻璃串珠;36,石祭坛)

Ⅰ类,2型。地表土葬,带有柱状结构。其代表性的墓葬仅有一座。其直径12米的封丘下面环绕一圈柱洞。其内是中心建筑,平面呈矩形。柱洞所在的范围之内,在古代即已被扰动。该墓葬为多人葬,发现了零散的年轻女性和婴孩的骨架,此外,还发现有野生和家养动物的骨头。墓葬头向不确定。

Ⅰ类,3型。土葬于小的墓坑中。墓坑带有柱状结构。墓地中仅有1座。墓坑平面近似矩形,东西向。其四周分布的所有柱状结构都得到了系统的探查。这些柱状结构平面呈矩形。墓葬地表经过了轻微火烧,其上覆盖着细小的芦苇灰层。墓葬在古代即被扰动,没有遗物保留下来。封丘的底部发现了圆形的薄壁容器。

Ⅰ类,4型。土葬于长方形墓坑中,坑的面积为20平方米,深度超过2米,共有五座墓葬。墓坑位于大型的、直径达50米的封丘下面。地表以及石灰岩砌成的环形石围被厚厚的芦苇层覆盖。其中一个墓坑的四角有柱洞。这种类型的所有墓葬在古代已经被扰动。但是,其中一些未被扰动的人骨架显示出墓葬头向为西向。墓中不仅有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还有外来的圆形陶器、武器。(图7·1-66)。其中的一座墓葬发现了用于祭祀的青铜刀(图7·67,图7·68),另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带有雄黄的石祭坛。几乎所有的墓葬中都有马骨和其他家养动物的骨头。墓20还出土了末端包有金箔的打磨过的铁器(图8·1)以及箭箙的一部分——青铜带扣和铆钉。这种类型的墓葬既埋葬男性也埋葬女性。

图7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出土的随葬品(1-62,青铜箭镞;63-66,骨镞;67-68,铜刀)图8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出土的随葬品(1.镶嵌金箔的铁器;2.青铜铆钉;3.青铜扣环)

Ⅰ类,5型。土葬于宽阔的墓坑中。墓坑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柱子结构痕迹(图9),共有三座墓葬。封丘不大,直径6.5~10米。墓葬为单人葬,头向朝西。三座墓葬中有两座在古代已经被扰动。未被扰动的墓23有丰富的随葬品:耳环,上部是缠绕的金属丝,下部是打磨过的圆锥状体,末端镶嵌绿松石和水珠形饰物(图10·11);武器,10枚青铜箭镞(图10·1-10),预先被打碎的复合金属战斧(青铜銎,铁刃)(图10·14);部分残损、倾倒的柱子;铁刀(图10·12、13);马具构件,马衔、马镳(图11·1-3),一副笼头(图11·4-10),特别有趣的是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风格的马带扣(图12·1-8)。图9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18墓室平面图图10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的随葬器物(1-10,青铜箭镞;11,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12、13,铁刀;14,复合金属战斧;15,石头;16,青铜带扣)图11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的青铜器(1、2,马镳;3,马衔;4-7,皮笼头;8,半月形饰件;9,皮带扣眼;10,扣环)图12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器物(1-8,青铜马带扣)

Ⅰ类,6型。土葬于浅的墓坑中。墓坑平面形状近似长方形,没有附加建筑。头向为西向,共有6座墓葬,分为两种变体:一种墓坑宽而深(2座),一种墓坑窄而浅(4座)。有一座女性墓葬属于第一种变体。墓中发现了外来的圆形陶器(图13·4、5)。第二种类型的变体有单人葬和成对埋葬。成对埋葬的,有同时的,也有前后相续的,后一种情况下,新葬入者会破坏早先葬入者的尸骨。第二种变体的随葬品非常贫乏,只有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的陶器和石磨盘。图13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5出土的随葬器物

(1,玻璃串珠;2、3,石磨盘、石磨棒;4、5,灰陶圆形陶器)

火葬墓属于Ⅱ类,有3种类型。

Ⅱ类,1型。地表火葬,没有附加建筑,有2座墓。其中一座墓葬的场地直径6米,周围环绕石灰岩堆成的石圈。石圈之内的地表填满了砂子。焚烧过的人骨架保留了下来。由骨架的位置,可以看出死者仰身直肢,头向西。骨架上方是原木搭建的木柴垛,周围绕一圈干树枝。封丘建在未燃尽的篝火堆上面。墓中发现了青铜箭镞、用途不明的铁器、马的牙齿、禽类骨头以及家养动物的骨头。墓地内至少进行了两次火葬,起初埋葬时的篝火残迹能够证明这一点。

Ⅱ类,2型。地表火葬,带有柱状结构。仅有一座墓葬。相似的建筑遗迹在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中也有发现。该墓葬封丘直径9米,周围环绕石灰石砌成的石围。石围内部有两圈柱洞,环绕着平面近似长方形的中心建筑。封丘建在未燃尽的篝火上面。在中心建筑的区域内发现了人骨及两件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陶器。从火烧过的人骨的摆放位置来看,头向朝西。

Ⅱ类,3型。墓坑中火葬。这种类型的墓葬在墓地中出现过两次。一种情况是:火葬在墓坑中进行,而在此之前墓坑中已经举行了土葬(土葬的部分骨架还保留着)。另一种情况是:火葬在平面近似长方形的坑中举行,坑深60厘米,周围环绕石灰岩石圈。坑壁各边留有黏土涂抹的痕迹,黏土里混有焚烧过的篱笆。女性墓葬中发现了青铜锥管、两枚箭镞、铁手镯、献祭的喙状器物、研磨颜料的杵、陶纺轮、长铁刀以及玻璃串珠。墓坑中所有火烧的尸骨均头向西。

在简要概述墓葬的研究情况之后,我们注意到了萨卡尔—恰加墓群葬俗方面的一些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在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中,墓群排成两排。而在萨卡尔—恰加4号和5号墓地中,封丘排成一排。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葬呈灌木状集群分布。3-5号墓地封丘的数量并不多。地表埋葬占绝大多数。实际上,6号墓地中墓葬的数量更多一些。除了挪动尸骨的火葬墓外,所有墓葬的结构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中都很著名,地表铺苇席也是该墓地的埋葬特征之一。这种情况仅在5号墓地封丘下面的墓葬中出现过一次,而在萨卡尔—恰加3号和4号墓地中从未出现过。4号和5号墓地一次也没有出现一个墓坑中多次葬的习俗。这里似乎表现出了群体间的差异。

同时,我们也对墓地之间相似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所有墓地而言,墓葬建筑的特征体现在分布于封丘底部将各个墓葬隔开的石灰岩石圈,以及墓上石围。所有墓地都有不同类型的地表葬。其中两座墓地发现了野兽纹风格的器物以及箭镞。可以猜想,若不是在古代被普遍盗扰,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会更多。最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各座墓地不同结构的墓坑中,不仅仅出土了外来陶器,还有称之为库尤萨伊类型的当地手制陶器。众所周知,手制陶器具有非常显著的族群特征。由于存在同一类型的手制陶器,Б. И. 魏因贝格把库尤萨伊2号地点、图梅克—基奇德日克墓地中的一些墓葬以及萨雷卡梅什一带的其他遗存,归入了库尤萨伊考古学文化18。

当涉及各座墓地葬俗的差异时,其起源问题需要做专门的分析。暂时可以作出推测的是,墓地使用期间的年代缺口并不大,这些墓地如若不是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那么,各座墓地之间在文化关系上不会如此接近。

为了方便建立萨卡尔—恰加墓地的文化特征和年代序列,本文的讨论范围仅限于一些具有特色的葬俗特征上。

随葬器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陶器遗存,包括手制而用篝火烧造的陶器和高质量的圆形陶器;(2)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磨盘、铁刀和纺轮;(3)武器,有箭镞、战斧和箭箙构件;(4)马具,其中有一些具有野兽纹风格;(5)装饰品,包括串珠、手镯和耳环;(6)祭祀物品,有石祭坛、青铜刀、研磨颜料和雄黄用的杵、香炉;

另外,祭品残迹、野生和家养动物的骨头(其中包括马骨)也是随葬器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所列举各类器物的简要分析如下。

手制的陶器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平底罐,杯身低矮、带有突起弯曲柄的杯子、缸形器、带有管状注流的陶器。类似制作工艺和形状的陶器,在库尤萨伊2号地点的发掘中十分常见。19总之,这种遗存和萨雷卡梅什草原一带的早期塞人时期的陶器遗存具有一些相似之处。陶器遗存中具有特色的是带有注流的陶罐。

涉及为数不多的圆形陶器时,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马尔吉亚那(Маргиана,Margiana)与雅兹Ⅱ期年代相近的居址中有发现。20这些居址的年代上限,经研究不迟于公元前7世纪—公元6世纪。21一般而言,萨雷卡梅什地区库尤萨伊文化遗存的特征,是出现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和南部起源的外来的圆形陶器的组合。22这同时也是锡尔河下游早期塞人时期墓葬遗存的特征。23

石杵、铁刀和圆锥形纺轮在墓地文化和年代序列构建方面所能提供的特征非常少。仅仅可以重复的是,相似的器物在萨雷卡梅什地区库尤萨伊遗存中有发现。24肉红玉髓、软玉及绿松石串珠,在早期塞人时期的遗存中有广泛分布。25与萨卡尔—恰加墓地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相同类型的器物,在库尤萨伊2号地点的地层中有发现。26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和这种耳环非常相似的器物,但是基本相似的器物在哈萨克斯坦早期塞人遗存中十分常见27,其原型可能来自于北部塔吉斯肯28。

石祭坛在欧亚草原早期塞人时期和萨夫罗马特(совро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时期的广大地区曾得到推广。但是,像萨卡尔—恰加墓地发现的这种特殊的鸟喙状的样式,此前仅在南部塔吉斯肯29和乌伊加拉克30墓地发现过。与萨卡尔—恰加墓地一样,这种石祭坛也仅仅发现于女性墓葬中。31这种禽类头风格的样式,使人想起乌伊加拉克和南部塔吉斯肯同一类型的青铜牌饰。32

青铜器,包括箭镞和马具构件,很可能为萨卡尔—恰加墓地提供更为准确的年代信息。这些青铜器物的年代标尺已在斯基泰—塞人考古学中得到了详尽、深入的研究。萨卡尔—恰加墓地中一共发现了120多枚箭镞,其中两只大箭箙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只(出自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箭箙中装有66支箭镞(图7),另一只(同样出自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3)装有30支箭镞(图6)。

首先要指出,所有箭镞按照安装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有铤和有銎两类,前者占总数的45.6%,后者占总数的54.4%。有趣的是,这两种类型的箭镞在墓20中所占的比例相应地为46.8%和53.2%;在墓3中,两种类型的箭镞数量也大致相当。据此可以认为,有铤箭镞和有銎箭镞在墓葬中均等分布是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的特征之一。除了铜镞外,萨卡尔—恰加墓地还发现了各种样式的子弹形的有銎骨镞,它们呈圆锥形及侧面凸起或凹入的子弹形,但这类箭镞数量极少,三翼有銎箭镞仅发现一件(青铜材质),是标准的子弹形,四翼有铤箭镞也仅发现一件。

有铤箭镞和有銎箭镞是哈萨克斯坦塞人遗存的基本特征,而并非黑海沿岸斯基泰人和萨夫罗马特人遗存的特征。33

萨卡尔—恰加墓地中发现的有铤箭镞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双翼有铤箭镞。这种类型的箭镞在中亚和伊朗出现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晚期。三翼有铤箭镞的原型,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存中很常见。四翼有铤箭镞以前仅在乌伊加拉克墓地中发现过34,且数量很少,可能是咸海沿岸特殊的型式。

有銎箭镞有各种各样的变体。据推测,截面呈标准菱形的箭镞,起源于咸海沿岸的哈萨克斯坦地区。35这种箭镞多见于锡尔河下游的墓地中。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中,这种类型的箭镞占有銎箭镞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有突出的銎孔。它们当中有月桂树叶形、叶形(19件)、对称的菱形、不对称的菱形(16件),一些銎孔底端有倒刺,一些呈塔形,也带有刺的(2件,有1件銎孔下部有突出的边框),还有叶形样式、截面菱形(2件),等等。

如果不深究细节的话,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所列举的各种样式在木椁墓—安德罗诺沃墓葬中能找到原型,或者在欧亚地区前斯基泰时期的遗存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器物。这些遗存包括:东部的图瓦地区的阿尔然墓和西部的黑海沿岸、前高加索地区的钦麦里人(киммерский)时期遗存。

根据И. Н. 梅德韦茨卡娅(И. Н. Медведеская)的报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境内公元前6世纪的遗存中,很少出现有铤镞和有銎镞共存的情况。36她得出的结论是:三翼有铤镞和三翼斯基泰类型有銎镞不共存,这些遗存的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37显然,这即是萨卡尔—恰加墓地箭镞的年代上限。

应该说,库尤萨伊2号地点38,以及锡尔河流域早期塞人墓葬39中发掘所获的箭镞,在类型学方面与萨卡尔—恰加墓地最接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乌伊加拉克墓地发现的137枚箭镞中,仅有13枚属于三翼有銎类型40,而在库尤萨伊遗址中,50枚箭镞中仅有2枚此种箭镞。Б. И. 魏因贝格这样写道:“大约有8枚还仅仅是残片。”41

不反对通过箭镞和其他重要的随葬器物——马具——来建立墓地的年代序列。马具包括外环呈马镫形、沿着中心分布两排齿状浮雕的马衔,末端为蘑菇形、带有三孔的马镳(末端和孔口分布在同一平面)。42

谈到野兽纹风格制作的器物时(图12),在乌伊加拉克墓地发现的卷曲成环的猫科猛兽带扣和它们有相似之处。多齿的格里芬(Griffin),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没发现在类型学上与之相似的器物,但它们在团豹饰片上出现过。其风格无疑属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风格形成的最早阶段,从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发现的顶部雕刻野猪图案的骨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43与之风格和类型上最接近的,是阿尔然墓中发现的鹿石。关于阿尔然鹿石的可能年代,学者们的意见仍有分歧。44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发现,间接证明阿尔然鹿石和此墓属于同一时期。

重新回到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墓室结构上来。应当指出,首先,它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的墓地中也有发现,其中包括一座墓葬中出现火葬和土葬两种葬俗的组合,而这是哈萨克斯坦中部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遗存的特征。45大体而言,火葬习俗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普遍流行,特别在安德罗诺沃木椁文化区族群文化相互渗透的地带。46

时间上早于萨卡尔—恰加墓地而在墓室结构方面与之最为接近的,是北部塔吉斯肯的陵墓。其中心墓室为长方形,周围环绕火圈。47四角带有四根柱子的墓坑,显示出和这种遗存结构上的渊源关系。更晚一些,到了早期塞人时期,这两种丧葬习俗在锡尔河下游南部塔吉斯肯墓地和乌伊加拉克墓地也有发现,地表铺苇席是这两处墓地的特点之一。48地表以及墓坑中带有柱状结构的建筑,在黑海北岸青铜时代晚期和前斯基泰时期也有发现。49火葬在其他地方举行的墓葬形式,在从乌拉尔河上游到第聂伯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的木椁墓文化遗存中非常著名。50

头向也是葬俗的另外一项重要指标。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不论墓室建筑的形式如何,头向几乎总是朝西。大体而言,这样的头向是萨雷卡梅什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的特征51,且在乌伊加拉克墓地52和南部塔吉斯肯53中也占绝大多数。更早一些,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时期头向西的地表火葬。54到了前斯基泰时期,仰身直肢头向西的土葬,在黑海北岸偶有发现。55另外,这一地区的土葬也呈现出由屈肢葬向直肢葬过渡的趋势。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头向为西向的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56到了塞人—乌孙时期,这种头向的葬式已经在七河流域稳定并占绝大多数了57。

本文只是陈述一些考古材料而远非作全面的概述,但这似乎已经能够证实对萨卡尔—恰加墓地葬俗的古老性及其存在一些借用特征的推测,这些特征可以说明使用这些遗存的时间接近青铜时代晚期。

显然,前述提及的萨卡尔—恰加墓地的每一项葬俗特征,都需要在今后积累科学的考古材料的前提下进行专门的分析,这将是以后的工作。但是,前面对墓地材料的大致梳理,使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最主要的一点在于,萨卡尔—恰加墓地包含了斯基泰三要素的所有要素,但在类型学方面却属于中亚塞人文化(广义上的)。该墓地的墓室结构、遗物与锡尔河下游被公认为塞人文化墓葬的遗存存在相似之处,证实了这一结论。

萨卡尔—恰加墓地和乌伊加拉克墓地、南部塔吉斯肯墓地之间,在葬俗和随葬器物方面的大量对比,至少证明所列举遗存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这些群体的物质文化形成过程中,咸海沿岸北部塔吉斯肯墓地遗存所代表的的民族文化成分很可能也参与进来了。58

各种各样物质文化器物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显然说明库尤萨伊2号地点和萨卡尔—恰加墓地(两者之间相距不超过2千米)是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库尤萨伊文化的起源,就像М. А. 伊季娜(М. А. Итина)推测的那样59,其基本文化要素需要与草原相联系。其他重要的结论在于,现今的阿姆河左岸在早期铁器时代是塞人部落的活动区域;而萨雷卡梅什一带的墓葬和居址,则是目前所知的塞人分布的最西界。

萨卡尔—恰加遗存的年代情况要复杂一些。在我看来,其年代上限——公元前7世纪——足够可信。特殊的青铜箭镞和在类型学上特殊的其他随葬器物,在东部的阿尔然墓和西部的公元前8—前7世纪中叶的前斯基泰时期的遗存中,都发现有相似例子。

同时,应该再一次指出,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圆形陶器(图5·4;图13·4、5)60与古代马尔吉亚那与雅兹Ⅱ期同时期的地层中发现的器物相似,但不能因此认为公元前8世纪是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年代下限。考虑到葬俗和随葬器物大部分组成要素的特征,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比较可靠——这是笔者对萨卡尔—恰加墓地阶段划分的认识。

对萨卡尔—恰加墓地的葬俗及其体现的古人类学材料的详细分析,可以准确地考证出萨雷卡梅什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地的年代和类型。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花剌子模左岸的墓葬资料不但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塞人文化的形成问题上非常重要,而且在欧亚草原地区同一时期文化的形成问题上也颇为重要。

* 本文译自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苏联考古学》1991年第1期。作者Л.Т. 亚布隆斯基(Л.Т. Яблонский),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基泰—萨尔马特研究部主任。——译者注

外贝加尔匈奴墓研究

*С . С. 米尼亚耶夫(С . С. Миняев)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德列斯图伊墓地(Дырестуй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Direstuj Cemetery) 是著名的匈奴遗存之一。它位于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吉达地区吉达河61左岸德列斯图伊村上游8千米处。1900—1901年间,Ю.Д.科尔塔-格林采维奇(Ю.Д.Талько-Гринцевич)首先发现了该墓地,并在此发掘了24座墓葬。62此后,П. Б. 科诺瓦洛夫(П. Б. Коновалов)又对一些墓葬进行了研究。自1984年起,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外贝加尔考察团继续对该墓地进行研究。

墓葬分布在吉达河左岸的斜坡上,距岸线500米,占地500×200平方米。遗存表面受到了流水和风力的严重侵蚀。目测观察和地形测绘表明,墓葬在此成群分布,彼此间距几十米。现今墓群所在地表存留着不同尺寸而遭到破坏的石堆。因其周围都是凹地,这些石堆看起来就像残丘一样。这种情况使得我们能够做出推测:墓群的组成除了墓葬外,还包括其他没有在现今地表上留下标记的遗迹。因此,为了充分地揭示墓群的构成,考察团的工作计划就定为全面系统的发掘与研究。

墓地西部的1号墓群得到了全面发掘,它分布在风蚀盆地的西部边缘。整个墓地基本上都位于盆地中,地表上的石堆遭到了破坏,彼此间距数米。总体来看是,自北向南分布。由于损毁严重,发掘之前无法确定这些石堆的形状。1968年,П. Б. 科诺瓦洛夫发掘了墓群中的三座墓葬:两座墓葬(31和32号)位于墓群中间,另外一座墓葬(33号)位于墓群北部。63外贝加尔科学考察团对墓群进行了全面的发掘。除了上述墓葬外,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迹。

墓44、墓44-a、墓44-b、墓44-c,位于墓群南部,相关的发掘资料已发表。64

墓53位于墓31的西南角。以往发掘时已把墓53上面的部分土层取走,因此无法确定该墓原本深度和形状。该墓葬在地表下0.5米深处,墓内葬具——石棺,侧面由竖起的厚度为0.5厘米的石板砌成(每面一块),棺板的外面用小型石材加固,棺的盖板由五块相似的石板组成。石棺的朝向为自北向南,尺寸为0.95×0.47×0.25米。棺底铺垫物的残留经研究为有机物。棺中葬有一个两个月大小的婴儿65,仰身直肢,头朝北,无任何随葬品。

墓54,无地表标志。该墓坑位于地下0.25米处(这里指距当前地表的深度,下同),位于墓53西南偏西3米。墓坑为直角形,尺寸为1.9×0.5米,深0.9米。葬具为木棺,尺寸1.45×0.45米,高0.16米。木棺短的侧板嵌入到长的侧板中。棺底和棺盖已不存在。坑底的土层中保留着有机物残留,可能是皮革。棺内葬有一个男孩,约6~7岁,仰身直肢,头向为东北偏北。在他的左肱骨旁发现了锈蚀严重的铁质品,可能是带扣。没有其他物品随葬。

墓55,无地表标志。在清理了覆盖在墓55北部的墓32的石堆残留后,考察团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工作。墓坑位于墓32石堆的东南角,尺寸为2.5×0.9米,深1.1米。由于墓葬被盗,葬具遭到了破坏,对其尺寸只能进行大致复原。保留下来的木棺的东侧面的长度为2.15米,纵侧面中部的宽度是0.7米,侧面高0.3米。棺的东北部有纵向的板痕,可能是盖板。棺和墓坑的方向为南北向。墓坑中发现了零散的人骨架(其中有氧化的青铜制品)。推测墓中所葬的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性。墓中还发现了典型的匈奴器物残片。

墓56,无地表标志。墓坑位于地表下0.45米处,墓32石堆北部边缘。墓坑尺寸为2.4×0.7米,深1.75米。墓内葬具——木棺,尺寸为1.8×0.7米,高0.3米,方向和墓坑一致,为东北偏北。木棺南部保留了两个厚0.3厘米的纵向盖板的残留物。棺底也是用同样的木板制成。棺中发现了一具年龄在45~50岁的男子的骨架残迹(其中包括带有氧化青铜制品的肱骨和桡骨)。此外,还有直角木片、带扣、骨管(骨针插?)。棺的南侧面的外侧发现了原地放置的被墓坑填土压碎的典型匈奴器物。

墓57,位于墓56北面4米处。地表保留着残存的石堆。墓坑尺寸为2.2×0.8米,深2.2米。墓内葬具——木棺,尺寸为1.9×0.7米,高0.25米。棺底是纵向的木板,棺盖是纵向和横向的木板。板痕保留在棺的南部。墓葬被盗,在棺的南部发现了一具年龄在55~60岁男子的下肢残骸。显然,其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为东北偏北。墓坑中发现了配有波浪形装饰图案的典型匈奴器物。棺底墓主的左脚边是角制弓的弓面残迹以及带横向簧片的圆形铁带扣。

除了墓葬外,墓群1中还发现了三个圆形的坑。坑1位于墓群南部、墓44南面7米。坑开口于地表下0.4米处,直径0.8米,深0.5米,其内填充有黑褐色砂壤土。坑内没有任何遗物。坑2位于墓群北部,墓33东面10米处。该坑开口于地表下0.3米处,直径0.6米,深0.45米,填充浅棕色砂壤土。该坑中发现了18块细小的动物骨头残块。坑3也位于墓群北部,墓33西北6.5米处。该坑开口于地表下0.8米处,直径0.5米,深0.45米,填充棕褐色砂壤土。顺着该坑的南部和西部边缘,是宽0.1米的红色砂壤土长条。坑内没有任何遗物,坑和墓葬的关系还说不清楚。

除此之外,在外贝加尔考察团的全面发掘和揭示下,墓32的地表建筑也得以清理和记录(该墓早先由П. Б. 科诺瓦洛夫发掘66)。该墓葬的地表建筑近似方形(5×6米),由一两列平均尺寸为30×40厘米的石头砌成。

墓群1包括12座墓葬:4座墓葬地表上有石堆,分别是墓31、墓32、墓44及墓57(П. Б. 科诺瓦洛夫曾主持过墓31、墓32的发掘工作);7座墓葬没有地表建筑,分别为墓44-a、墓44-b、墓44-c、墓53、墓54、墓55及墓56;墓33有地表建筑,但由于残损严重,已经模糊不清了(墓33东部2米处露出一些石头,П. Б. 科诺瓦洛夫对其进行过发掘)。

德列斯图伊墓地墓群1中的所有墓葬,在结构和随葬器物方面都体现出匈奴遗存的典型性。墓群1的位置分布,还体现了匈奴族群新的、以前不为人知的丧葬实践特征,这种特征在其他墓群中也得到了确认,它为匈奴墓葬遗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墓群1中各种不同结构和位置的独立墓葬遗存所具有的分布趋势。从墓群1的平面图(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由4组遗存组成,其中包括在此发现的12座墓葬中的11座。每组遗存的中心墓葬地表上都有石堆,且形状各异。中心墓葬周围分布着没有地表标志的墓葬,其与中心墓葬有差别。墓群1中的4组遗存有三种变化形式:图1 德列斯图伊墓地墓群1平面图(1. 地表有石堆的墓葬;2. 没有地表标志的陪葬墓;3. 风蚀盆地的边缘)

类型1。中心墓葬有方形石堆,四角朝向四方,陪葬墓位于石堆四角。遗存44属于此种类型(为方便材料的整理,遗存编号采用的是中心墓葬的编号)。在该遗存中,婴儿葬于石棺中,儿童葬于木棺中,随葬墓分布于石堆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角落里。

类型2。中心墓葬带有近似方形的石堆,四角朝向四方,陪葬墓位于石堆东南角。墓群1中的遗存32(图2)属于这种类型。此遗存中,石堆东南角分布着两座有木棺的墓葬。遗存57的陪葬墓也可能分布在中心墓葬石堆的东南角(由于遭到破坏,石堆的形状已不清楚)。图2 德列斯图伊墓地墓32平面图

类型3。陪葬墓位于石堆的西南角。这种类型存在于遗存31中。中心墓葬的石堆形状目前尚不清楚。

上述中心墓葬和陪葬墓的变化形式,在德列斯图伊墓地的其他墓群中也有发现。墓群3即是如此——该墓群已经得到了全面发掘。我们可以根据其他匈奴遗存的材料来研究这几种变化形式67。

同类型的墓葬组合出现在不同的墓群中,表明了遗存位置分布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墓群中匈奴墓葬布局的稳定传统。正因为如此,组成墓群和遗存的墓葬结构特征的比较研究、遗物收集,以及每组遗存中的墓葬的性别、年龄构成,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前面已经指出,中心墓葬和陪葬墓的差别在于其地表带有石堆。此外,两种墓葬在葬具的构造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差别。尽管墓葬遭受盗扰,但显而易见,中心墓葬中的木棺结构要比陪葬墓复杂。这种情况在遗存44和遗存32中特别明显:遗存44中的所有陪葬墓都未受盗扰,遗存32中,中心墓葬和两座陪葬墓中的一座得到了保存。后者中心墓葬中的木棺有纵向和横向的盖,以及纵向木板做成的底,木棺被放入厚石板做成的石椁中,

盖在木棺上面的是相同的石板。68而在同一时期的陪葬墓54,带有简单的木棺,棺没有底和盖,墓坑中也没有随葬品和石板,该陪葬墓的木棺结构相比于遗存44的中心墓葬,也要简单得多。69

中心墓葬和陪葬墓中随葬器物的重要差别也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在未被盗扰的遗存32的中心墓葬中发现了陶器、带有铁垂饰的花玻璃珠子耳环和不同矿物做成的项链、铁刀。陪葬墓54也未受盗扰,但未发现随葬有实用器物(铁带扣除外)。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遗存44中。在此遗存中,被盗的中心墓葬在随葬器物方面甚至都要比未受盗扰的陪葬墓丰富。

观察到的墓群1中,各遗存的年龄构成如下:

遗存44,中心墓葬为一成年男子,陪葬墓为一个1岁左右的婴儿,一个5~6岁的小孩及一个10~12岁的少年。

遗存32,中心墓葬为一个22岁的女子,陪葬墓为一个6~7岁的男孩。(另一座陪葬墓,墓55,由于人骨残损严重,确定性别较为困难。推测其为成年男性)

遗存31,中心墓葬中为一成年人,性别不明。陪葬墓中安葬了一个两个月大小的婴儿。

遗存57,中心墓葬为55~60岁的男性,陪葬墓为45~50岁的男性。

墓群西部独立分布的墓33,墓主为65~70岁的男性。

通过对墓群1中的墓葬遗存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地表带有石堆的中心墓葬,均葬成年男性或女性,这些墓葬的葬具(带有盖和底的棺,常常被放入到石椁内)实际上是同一类型,它们比同时期的陪葬墓中的葬具结构更为复杂。从整套的随葬器物中可以看出相似的倾向:不管是在量的标准,还是在质的标准方面,中心墓葬的器物都要比随葬墓丰富得多(同一遗存间的对比十分明显)。

对所有已知墓葬遗存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墓葬结构和随葬器物组合方面的差异,所反映出的是匈奴族群的社会差异。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所分析的墓群1的墓葬遗存中,墓葬面貌呈现出的是不同的社会等级:中心墓葬是相同或相近的社会阶层,而陪葬墓是更为低下的社会阶层。

相比较而言,陪葬墓和中心墓葬在墓主性别、年龄构成方面呈现出另一种情况:在6座能确定墓主性别和年龄的墓葬中,有5座埋葬了婴儿和少年,仅有一座是成年男性。其中的一个少年(墓44-b),额骨右部的颅骨上显露出因尖锐物体打击而形成的菱形孔的暴力致死痕迹。这种暴力致死痕迹在其他匈奴遗存中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墓葬也埋葬儿童和少年70。我们能够将陪葬墓中埋葬年轻死者以及暴力致死的痕迹,视为匈奴人殉习俗的考古学证据。这些证据以往仅仅是通过文献记载而被人们所了解。显然,这些埋葬时作为祭品的人(心爱的奴仆或姘妇,司马迁对此有记载71)在埋葬时,不仅是和墓主人葬在同一墓穴,有时还被埋葬在主人墓葬的附近。

陪葬墓中墓主暴力致死的推论,实际上扩展了匈奴墓葬遗存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首先,这一结论允许我们将墓群1中的遗存解释为同一时期的墓葬,这就大大增加了可确定年代的墓葬的数量。这个结论可以遗存32为例证,在此遗存的中心墓葬中发现了五铢钱(ушу-ushu)。尽管在几个世纪间,铸造了多个系列这种类型的钱币,但其首次制造的时间是公元前118年,这就确定了遗存32的年代上限。同一时期的遗存,还可以扩展到陪葬墓遗存的墓54和墓55。

墓群1北部的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五铢钱。72因此,当墓群1的中心和外围墓葬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18年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整个墓群的年代上限,而不必考虑遗存形成的先后顺序如何。

上述对墓群1中墓主性别、年龄的鉴定表明,这里埋葬着不同代际的人,包括婴儿、儿童、少年,成年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这种情况允许我们提出相关问题,即匈奴群体的人口结构特点以及这种结构特点在匈奴墓葬位置排列中的反映。我们只有对一些墓群中的不同墓地进行全面发掘,获得新的资料后,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目前,我们仅能观察到墓群1中心的墓31和墓32可能成对埋葬男性和女性。类似的成对埋葬现象在其他的匈奴墓葬中也有发现。73但是,必须指出,陪葬墓中墓主暴力致死的结论提醒了我们,依据墓群和遗存中死者的年龄构成资料来进行简单人口状况复原的并不可靠。

本文所分析的是发现于德列斯图伊墓地以及其他匈奴遗存材料中所记录的墓葬分布制度,揭示了这一时期新的、以前不为人知的匈奴丧葬实践传统。这种传统间接反映了存在于他们真实生活中的社会和人口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匈奴墓葬遗存的位置排列必须给予特别关注。对墓群进行全面发掘,能使我们认识构成墓群体系的所有对象。总之,循序渐进地使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扩大了我们对匈奴丧葬实践和社会的认识。

* 本文译自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主编的《考古通讯》1992年第1期。作者С. С. 米尼亚耶夫(С. С. Миняев),现为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德如尼灌溉渠中发现的古墓

*Т. Г. 奥波勒杜耶娃(Т. Г. Оболдуева)著 孙危译

20世纪30年代在奇尔奇克河的右岸,即塔什干州的雅尼奇—尤里山脉以西和西北地区的草原地带发现了大量古墓。741937—1938年间,Г.В.格里科里耶夫对德如尼灌溉渠沿岸的墓葬进行了清理75。这里的墓葬约有100座以上,且分布的比较零乱,坟丘由略带灰色的黄土构成,高0.5~2米,直径10~12米。在经过发掘的13座墓葬里有12座有人骨。另外,在纳乌村附近也掘了1座。

上述墓葬的发掘材料并没有完全发表,只是在М. Э. 沃洛涅茨76和Г. В. 格里科里耶夫77的论文中有过简短的报道,还有一些研究结论刊载在我的学位论文提要中78。另外А. И. 杰列诺日金79、О. В. 奥别里琴科80、Б. А. 里特文斯基81和Л. М. 列维娜82也先后介绍过这批材料。以上这些报道内容均很简短,且所涉及的仅仅是个别的随葬品,而全面的介绍目前还没有发表过。但既然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德如尼阶段”、“德如尼文化”等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有的基本材料全面介绍一下,况且大部分发掘所得的材料并没有保留下来。遗憾的是,发掘日记也不完全。

M1:高1.6米,直径13米。墓道呈长方形,西北—东南向,长3.85米,宽2米。在墓内距地表深1.6米处,沿墓道东壁有一台阶。在深2.9米处的墓道东北角处有一砖砌物,长1米,宽0.9米,系砖坯构筑,砖坯长宽均为36厘米,厚8厘米(图一,a)。另外台阶上还发现了破损的薄壁带把陶器和宽颈陶壶,陶器为黑陶,陶土中含有少量杂质,陶器表面有修理和磨光的痕迹。墓室长3米,宽1.5米,平面呈椭圆形,长轴为南北向,底部深3米。墓主为一男性,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尸骨下面有褐色的痕迹,应为垫子,没有发现随葬品。

M583:高1米,直径12米。墓道呈方形,长5米,宽1.5~1.9米,东西向。在深1.5米处沿侧壁有台阶。从墓道西端尽头处进入墓室,墓室长2.5米,宽1.5米。尸骨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尸骨下面有灰色的痕迹。尸骨右侧有一把斜肩双刃铁剑,剑尖很锋利,剑长80厘米,宽4厘米,剑柄长13厘米,剑柄上还发现了木头的痕迹,另外还发现了一把鲜红色的残木刀(刃部长22厘米,刀柄长8厘米)。与这些随葬品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带舌头的铁扣环(长5厘米,宽4厘米),在铁剑下面发现了用白色带孔的软石头制作的圆环(直径3.5厘米)。尸骨大腿旁边则发现了铁圈(直径2.5厘米)。右膝附近有三枚铁镞,有三铤状和叶状两种,镞尖长3.5厘米,保存下来的木杆长2~3厘米,厚1厘米,另外镞身上还有类似纤维的物质缠绕着(图二,13、14)。在头骨左侧有一件蛋形陶壶,比例匀称,口微侈,底部较小,高22厘米。这件陶壶为手制,黑陶,器表有修理的痕迹(图一,1)。其他随葬品还有一把直背尖刃铁刀,刃长9.5厘米。图一 a. M1平剖面图;1. M5出土;2. M6出土图二 1-4. M8出土;5-7. M10出土;8-12. 纳乌M1出土;13、14. M5出土

M6:高0.5米,直径7米。墓道为不规则的方形,长2~3米,宽1.35米,南北向,在墓道侧壁有三级台阶,宽0.25~0.4米。在深2.5米的墓道北端进入墓室,墓室底部深3米。尸骨被严重扰乱,头向东北,直肢葬。在头旁边发现一件烧制精良的陶壶,口微侈,窄颈,圆肩,鼓腹,高20厘米。

在这具尸骨北侧还发现了一具尸骨,尸骨腿略屈,头向南,盆骨和背部下面有灰色的痕迹。头骨旁边有一件灰褐陶壶,壶表面有磨光的痕迹。壶口微侈,窄颈,圆腹,在肩部和口沿上有残耳,器高21厘米(图一,2)。

M7:高1米,直径14米。方形墓道,东北—西南向,墓道北端的墓室有部分坍塌。在墓室内深3.5米处有两具尸骨,均头东脚西,仰身直肢葬(图三)。其中南侧尸骨的左腿旁边有一把双面刃的铁剑,其剖面呈扁豆状,剑柄上有起固定作用的小木钉。剑身上还有木鞘的痕迹,剑身长81厘米,宽3.5厘米;剑柄长10厘米,宽1.5厘米(图四,4),剑柄上还有一个大的铁扣环(直径5厘米,图四,12);在剑的中部也带有一个小扣环(图四,9)。在其右腿旁边发现一把铁匕首(长19~20厘米,图四,5),匕首上有木柄和带有红彩的剑鞘残余,在匕首的刃部有用白色石料制成的小圆圈,其用途可能是用来固定剑鞘的(图四,8)。在右膝附近还发现了一些铁镞,在左肩部则发现了白色的带孔石圈(直径4厘米,图四,10)。在两具尸骨的头部之间发现了陶制的香炉,香炉为圆柱状,平底,并带有四道竖棱,侧壁上布满了小孔(图四,14)。在南侧尸骨左膝旁还有一件背壶,壶为黄陶,手制(图四,17)。图三 M7平面图图四 M7的随葬品

北侧的尸骨为女性。其盆骨下面有灰色的痕迹,在其头部附近有两件陶器:一件为陶壶,系用红陶制成,侈口,圆腹,口沿和肩部均饰有红彩,高29厘米(图四,15);另一件为黑陶罐,蛋形腹,颈部高而宽,器表光滑,施有褐色陶衣,高20厘米,口径9.5厘米。在头骨右侧还发现了一面铜镜,直径9厘米,有柄,其边缘部分略有凸起,在其中心部分有一个小钮(图四,6)。在墓主顶骨和右鬓角还有一些青铜耳环的残余(图四,2)。在其右肩部则发现了带有马头雕塑的骨梳,雕塑线条柔和且细腻(图四,1)。在左肩部有带提梁的青铜衿针,在挡板的边缘有两个用来固定的孔(图四,11)。在其右手无名指上有一枚青铜戒指(图四,3)。另外在其盆骨下方还有一枚铁戒指(图四,7)、一件绿石制成的有孔垂饰(图四,16)、一件双孔青铜铃(图四,13)以及一些小的圆形玻璃串珠。在其头骨旁边还有绵羊的肩胛骨和腿骨,其中一块腿骨上还有切割的痕迹。

M8:高1.75米,直径14米。墓道为方形,长7米,宽3米,西北—东南向,在深2.8米处有三级台阶。在深4.2米处开始进入墓室,墓室位于墓道西北方向,可能是拱券顶门。墓室长3.15米,宽2.20米,高1.7~1.8米。墓室内有两具尸体,其中男性尸骨被严重扰乱,头向东北;而女性尸骨则位于墓道西南壁的盗洞内。在墓室地表发现了两把双面刃残铁剑(宽4厘米)、铁镞、铁马衔(图二,4)、骨制弓弭(图二,1),青铜带扣(图二,3)和戒指(图二,2)以及3块绵羊肩胛骨。

M9:高0.5米,直径9米。墓道为东南—西北向,长2米,宽1米。在深2.7米的墓道北端进入墓室,尸骨头向东北,其右腿微屈,其颅骨和腿骨下面有灰色的夹层。无随葬品。

M10:高1.5米,直径17米。共有两个墓穴。

一号墓穴:方形墓道,西北—东南向,台阶位于墓道东南。墓室在墓道的西北。在墓道和墓室之间的甬道中发现了铁镞(图二,5)。墓室内有两具尸骨,头向均为东北。其中男性的尸骨面朝上,侧身向左,在其右腿附近有一把铁匕首,匕首末端还有一个青铜带扣,在尸骨左侧有一把双刃铁剑,形制与M7中发现的相同;在其左膝旁边有很多铁镞,在其颅骨左侧置有一件陶背壶,形制与M7中发现的相同;在其颅骨右侧和左肩部则分别置有绵羊肩胛骨和腿骨。另一具尸骨为仰身直肢葬,双手置于盆骨处;在其颅骨左侧有一件陶背壶;在其右腹股沟处发现一把铁匕首;在其右腿胫骨(大腿)处有一个圆形铁带扣。

二号墓穴:位于一号墓穴东北,其所处地势略高于一号墓穴。墓道狭长,从墓道北端进入一个小的墓室。墓室内有一具尸骨,头向东,仰身直肢。在其右胫骨旁边有一把铁匕首(图二,7);其右膝部置有一个圆形铁带扣(图二,6)和一个铁管;在尸骨左侧发现了一个圆角方形的铁带扣(长3厘米,宽1.8厘米);另外还发现了4块羊矩骨。

M11:高2.8米,直径20米。在墓冢中央有盗洞。墓内西侧深4米处的墓底被严重扰乱,整个墓葬也遭到严重破坏,从墓内发现的被扰乱的人骨来看,应有两个个体。随葬品发现较少,仅有残铁刀、青铜指环和小的石磨盘。

M12:高0.4米,直径5米。在墓内深4米处发现了4具尸骨,其中3具完整,1具遭盗扰。保存完整的3具尸骨,头向均为东北,仰身直肢葬,膝盖处微屈(图五)。在中间和西侧尸骨的颅骨之间放有一件陶钵,手制,黄陶且含有少量杂质,腹壁有折棱,平底,器表磨光,上部绘有红彩,高8厘米,口径23厘米(图六,3)。在中间尸骨的顶部有一件陶壶,手制,颈部较高且略向外侈,圆腹,贴塑有羊头状的把手,羊角为螺旋状,器表绘有红彩且磨光,高13厘米(图六,4)。在这件陶壶西北处还有一件带有把手的大陶壶,黄陶制,口沿较厚,颈部较窄,圆腹(图六,9)。在中间尸骨的右腿旁有一把铁刀,长15.5厘米,直背,刃部很薄,还留有木柄的痕迹(图六,1)。在中间尸骨的左腿旁边有一个圆形铁带扣,扣舌已残(图六,7);其足部偏南处还置有一件带把手的陶杯,把手上有羊头装饰,黄陶制,器表绘有黑红彩,高14.5厘米(图六,2)。在靠东侧尸骨的头部有一件陶钵,表面磨光,高6~7厘米,口径17厘米(图六,6)。在其头部东北稍远处还有一件陶壶,其颈部较窄且带有一圆形把手,黄陶制,其底部有切割的痕迹,表面磨光,高21.5厘米(图六,8);其足部偏南处还有一件带把陶壶,黄陶制,高领,圆腹,大平底,把手位于肩部,高23厘米(图六,10);其旁边还有一件带把罐,把手为动物状(绵羊?),器表磨光并绘有黑红彩,高9厘米(图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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