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朝荣品诸葛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梅朝荣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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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朝荣品诸葛亮试读：

前言

与《红楼梦》同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为世人所推崇。人们对曹操的奸，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猛，诸葛的智所倾倒。人们往往用曹操来比喻猥琐者之奸诈；用刘、关、张比喻兄弟手足之情深；用诸葛亮的谋略比喻聪明者之智慧。可以说一部《三国演义》里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有感人至深的手足之情，有阴险狡诈的权谋之术。一本书里留给后人太多的故事，吸引后来者不断去钻研，去领会。

诸葛亮是整个《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描述对象。隆中躬耕数十载，埋没乡间无人问，等到皇叔三顾请，一鸣惊人天下知。自从诸葛亮出山后，一直左右三国发展形势。诸葛亮一生，得到了许多人盼望得到而始终不能得到的东西，留下了许多人应该得到而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

诸葛亮的一生是带有传奇性的一生，太多的褒奖纷纷落入他的头上。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辅佐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谋士，他是一个儒生，他是一个道士，他是一个忠臣，他是一个贤相。同一人演示了不同的角色，但是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诸葛亮的一生也是充满疑问的一生。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至于他有没有两人的才能，却是有疑问的。《三国演义》中他确实有无人能比的才华。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它里面有许多东西经过了作者再加工，骨子里有作者自己个人观点取舍，无法避免罗贯中演义了诸葛亮，美化了诸葛亮。崔浩曾在他的《典论》中这样评价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

管仲是一个治世之能臣。公元前681年，周庄王姬佗去世，其子胡齐即位，是为釐王。按说天子去世，诸侯应去吊唁奔丧，新君继位，更应前去朝贺，可当时没有一个异姓封爵前往，就是同姓一宗的也都没一个拿此事当回事。这时已登上齐国国君的齐桓公，采用管仲计策，认为此时是树立“良好形象”的最好时机。管仲首先就让桓公派人去朝见新王，在君臣道义上占得先机。

其次宋国为争君位内乱，就请釐王为其立君平乱。周釐王自是求之不得，急忙颁发了为宋国立君的诏书，顺势就请齐桓公代为召集为宋立君的仪典。遗憾的却是诸侯对齐国招集立君大会结盟的反应极为冷淡，约会的八家诸侯也才到了一半，弄得齐桓公冷屋冷灶的挺没意思，就想还是拉倒吧。可管仲正色说：“三人成众，何况五国，盟则有信，废则失信，请君如期会盟！”这之前，齐桓公曾要带兵车如会，管仲制止说：“盟会是为了尊王安民，消除战乱，怎可耀武扬威呢？”虽然这次盟会参与国极少，但却为齐桓公日后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楚国一向目无周室，自称夷狄，数世称王，恃强凌弱，众怒所向，但管仲在诸侯大军兵逼楚境，誓死一战之际，以静制动，仅用谴责楚国久不向王室进贡滤酒及祭祀用的白茅草为由，便使骄横的楚成王气焰跌落，理屈词穷，乖乖地重新贡茅复礼，并加入诸侯盟会，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战争隐患，使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日趋混乱的天下稳定了数十年。

乐毅，战国时魏人。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攻毁燕国都城。后燕昭王即位，刻意雪耻，励精图治，礼贤下士，这时在魏国任职的乐毅，正好也出使燕国，昭王知道这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优礼有加，真心挽留，遂感动了乐毅，居燕整顿训练军队。

二十八年后，齐君湣王暴失民心，燕趁机联络秦、韩、魏、赵四国，由乐毅为将伐齐，一战击溃齐师。后四国退出，乐毅指挥燕军半年左右便夺取城池七十二座，仅余莒和即墨二城。但这两座城乐毅却围了三年。

诸葛亮一心向往有管仲、乐毅的丰功伟绩。可是看看他后半生的轨迹，他付出百倍的努力却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卷。也许有人怀疑是跟他辅佐的刘备、刘禅父子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选择的是刘备，而不选择曹操或是孙权。就当时的情况看，曹操实力最强，刘备三顾茅庐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诸葛亮投奔曹操应该是每个人首选的对象。孙权的实力虽然不如曹操，但是毕竟还是比刘备强多了，跟随孙权，也有诸葛亮不小的发展空间，再说孙权手下还有个诸葛谨，作为诸葛亮的哥哥，无论如何也是对他有好处的。可是诸葛亮都没有选择他们，而是选择实力最弱的刘备。

刘备当时要兵无兵，要将只不过是关、张。诸葛亮选择他，难道真是看重刘备是皇叔的身份？一个虚名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并不能吸引多少人眼球。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刘备，就是因为刘备当时的弱势，也正因为刘备处于弱势，才能对人才有极度渴望，才能对人才有顶级礼遇。三顾茅庐是礼贤下士的典范，一次求贤经历，铸造了仁爱之主和一位忠心之臣。令人万万想像不到，所谓的三顾茅庐只不过是民间传言，以及历史演义小说的创造。诸葛亮被刘备请出之前，是他亲自向刘备举荐了一次自己。通过那次的表现，刘备才对诸葛亮这个人有所了解。

诸葛亮有过两篇文章大作被后人推崇，一是《隆中对》，一是《出师表》。《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刘备所说。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谋划江山，分析时局，三分天下。蜀汉之路基本是按照隆中对策路线行走。不过，令人推崇的战略思想也是一个假象。诸葛亮抛出的隆重对策基本上是刘邦及刘秀打天下所走的老路。另一个《出师表》是蜀汉后期写给刘禅的，文章看似言语恳切，忠心耿耿，殊不知字里行间却大有文章。一篇《出师表》把诸葛亮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诸葛亮自从跟了刘备，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初露锋芒。在三个集团之间创出一点小名堂。曹操一生最大的军事亮点，莫过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这两场战争，一胜一负。历史把赤壁之战的功劳分给了诸葛亮，说是因为诸葛亮借得东风，周瑜才能采用火攻战术。隆冬季节，诸葛亮竟然能够借得东风，这可不是一般人。七星台上，一身道袍的诸葛亮不知是人还是神。不管是人也好，是神也罢，总之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赢足了丰厚利益，赚足了面子。以至于有人怀疑，周瑜是因为怀恨诸葛亮比自己有能力而气死的。

刘备活着时候，诸葛亮已经锋芒毕露。刘备死后，诸葛亮跟李严同为托孤大臣。但是历史上，人们对李严这个人恐怕非常陌生，因为他在整个《三国演义》中没怎么出场。《三国演义》或者其他演义小说也不过多记载，但并不表示李严这个人不重要，他之所以被人们遗忘，是因为自从他被刘备确认为托孤大臣后，就被诸葛亮排挤在外面了。诸葛亮作为统领一切事务的“相父”，权力已经达到无人能比的地步。

诸葛亮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不是刘备和刘禅一开始形成的情况。而是经过诸葛亮一步步“争取”得来的。诸葛亮后期在用人、掌权、出征等重大问题上都有发人深省之举。他七擒七纵孟获，并没有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民彻底安定。他不知疲倦地连年北伐，最后无功而返。他“违众拔谡”的做法，挤压魏延的举动，无不为诸葛亮在忠臣贤相行列里抹了黑黑的一笔。

诸葛亮已经成了智慧的代名词。他是五行八门中，智的代表、慧的楷模。可是他的智慧掺杂了多少权术，揉进了多少虚伪，拼凑了多少狡诈，埋藏了多少阴谋。他的智不是大智，他的慧不是聪慧。

正如习凿齿在挥泪斩马谡一节中这样评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他的智慧是一种伪智慧，他的忠心是一种假忠心，他的辅佐是一种假辅佐。他是完完整整地演示了一生的虚伪。

第一编

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

诸葛亮的被神化，早在诸葛亮走出正史的框范而进入非正史系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后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一种蕴含丰富文化内容的诸葛亮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凝聚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道德思想，而且对人们认识和评价诸葛亮具有一种顽强的潜在制约力。

——胡世厚、卫绍生《文化的积淀与再生》

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

——易中天《品三国》

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

——《九州春秋》

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时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

——裴松之

前期作秀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最受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军事家。从三国时期至今，虽历经1700多年，他仍为世人称颂，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数十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到他成为一国丞相，这期间诸葛亮有着怎样的不平凡的仕途之路呢？他是如何走出南阳（襄阳）的？

诸葛亮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出山前在隆中躬耕作隐士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出山辅佐蜀汉一直到刘备死；第三个阶段是他辅佐幼主刘禅直到他死。他这三个阶段既是他人生的轨迹，也是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变革时期。

处于乱世之中的诸葛亮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他有自己的一个人生宏伟目标，尽管隐于田间，可他始终盼望着走向仕途。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疏里面就写道：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时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

从西汉到东汉，社会出现一种特殊阶层——士族阶层。

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逐渐成为名门大族。

特殊阶层有它特殊的特点，它们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世族又称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重要官职；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至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

为维护这种制度，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尽管两汉时期这种阶层还不太盛行，只是刚刚露出锋芒，但在当时这种门阀士族制度正在逐渐形成和壮大，到了两晋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诸葛亮的仕途路就有些难走。为了扩大影响力，他找到了一条捷径——自我推销。

诸葛亮自我推销第一步是要有个好的家庭出身背景，这一点上他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诸葛亮先祖本名并不是姓“诸葛”，诸葛是他们后加的，那么诸葛亮放着好好姓名不用为什么要该姓呢？这还得从他出身说起。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诸葛亮传》并未记载，而裴松之注《诸葛瑾传》中却有记录：“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

当然也有其他说法，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有大将葛婴屡立战功，却被陈胜听信谗言杀害。西汉文帝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其后代遂以诸葛为姓，称诸葛氏。　

不管是哪种说法，诸葛亮原来的祖先并不在襄阳，也不是本来的复姓诸葛。为了适应东汉后世族门阀们的价值标准，在如此社会背景下，诸葛亮为了寻找一个出身显贵家族改为复姓。诸葛氏在琅邪郡虽然不能算是什么名门望族，可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所以，诸葛亮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自称是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给自己找了一个来头很大的祖先。

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诸葛丰的为人处世原则，为当时世人和后来人所推崇、所赞誉。当然如此清廉勇敢的清名，为诸葛亮出身加重了不少砝码。

诸葛亮的祖先如此出名，他的身价也跟着倍增。于是就有了诸葛亮的籍贯上说的是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他的先世本姓“葛”，后来才加上“诸”字，于是形成了复姓。诸葛亮的出身也就显贵了。

诸葛亮运用这一套，解决了出身难的问题，同时还起到了扩大影响力的宣传作用。即使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情况也随处可见，在文坛上、娱乐圈，最好的宣传媒介就是爹妈。所以，能攀上名家，也就遇着真龙真凤了。看看国内当今某些当红明星，哪个不是靠某位名导“慧眼识珠”才红了的。国人从来就迷信权威，只要名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至于演技到底如何，无人去较劲。再加上新闻媒体的一番吹嘘，于是一位明星就“新鲜出炉”了。

诸葛亮的父亲是诸葛珪，字君贡，在东汉末做过泰山郡丞。

诸葛亮生母章氏和父亲诸葛珪于中平六年(189年)和初平三年(192年)先后去世。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初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及姐弟随叔父赴豫章。

东汉甲子年时，爆发了黄巾军起义，当时诸葛亮才刚满四岁，在泰山脚下度过了童年。不幸运的是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在他十四岁时，叔父诸葛玄为躲避战乱，也为了赴当时扬州军阀袁术的任命，于是背井离乡带着诸葛亮等前往今江西南昌附近的豫章做郡守。好景不长，由于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名不正言不顺”，后来东汉朝廷派朱皓替代诸葛玄，诸葛玄失掉官职。由于诸葛玄和荆州牧刘表是旧交，便去襄阳投奔刘表。

建安二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姐弟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一说隐居地是南阳），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诸葛亮虽然家道中落，可他为自己打造的依然是名门之后。同时诸葛亮也清楚，荫庇祖上光荣毕竟是一个虚数，真正要想抬高自己，还需要朋友的帮衬。

翻开历史，古往今来的成功者，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大名鼎鼎，一出山就风光耀眼，一呼百应。他们大多总是先在某些大人物的后面，借他的面子来笼络各路豪杰，借他的声望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一旦时机成熟，或者另起炉灶，或者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或者反客为主，把别人吃掉。在做到这一步之前，先把自己的狐狸尾巴藏起来，拉一面大旗作虎皮。

不管具体动机如何，拉大旗拉的就是声望和面子。秦末农民起义，项梁不惜找到楚怀王的一个孙子，推为楚王，便是想借楚怀王的影响吸引百姓，因为这些人的影响比一般人要大得多，而且也差不多都有了明确的形象定位，顺手拈来是件事半功倍的事儿。刘备不也说是中山靖王之后吗，都是一丘之貉。

诸葛亮也计算到了，只为自己找个好出身还不行，出身好只能说明那是“根正”，要让大家都清楚自己“根正苗红”得需要有人承认，诸葛亮的第二步就是广交朋友，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上都写到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四人可说当时荆州明星级人物，和此四人为伍，无形之中就抬高了自己身价。古人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自然是有“两把刷子”。

孔明寻找靠山，也靠得高，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叫起点高。襄阳豪门的头面人物是庞德公，孔明对其非常敬重，常常登门求教，“独拜床下”、“跪履益恭”，确实做到了谦恭虔诚，感人至深。庞德公遂认为孺子可教，誉孔明为“卧龙”，自然更不同凡响。名人效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诸葛亮解决了自己的出身问题，又结交了地方名士。外部条件准备就绪，自己形象问题也得装饰一下。诸葛亮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无冬历夏都拿着一把扇子——羽毛扇。

传说那把扇子是诸葛亮的夫人送给她的。诸葛亮的夫人姓黄名硕。诸葛亮还未迎娶黄硕时，在诸葛亮与她的父亲襄阳名士黄承彦谈论国家大事时，黄硕在一旁听。后来黄硕送与诸葛亮这一把扇子，诸葛亮问其何意，黄让亮猜，亮想来想去不得而知，说一定是作为定情信物吧。黄硕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天在家父面前畅谈，看你眉飞色舞，喜怒皆形于色，这如何做得大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士人需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气度。给你这把扇子以遮面！于是每当诸葛亮出场时，他都拿着那把扇子。以掩饰自己喜怒哀乐，迷惑对方。

诸葛亮把外部形象已打造好了，最后一步还要把自己塑造成个名士，有名士风度，于是时常“抱膝吟咏”，做出一幅超脱世俗之外的样子。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幼稚思维做法。等到诸葛亮出山后经常能够看到他：端坐四轮车，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幅高人逸士的形象。这就作为他个人品牌形象一个标志。

诸葛亮恰似一个生意人，时刻准备着把自己兜售出去，既然要做生意，必须把“商品”包装好，做生意则更要找名人，像美国著名影星克拉克·盖博在电影中脱掉衬衫，赤裸身子，就这么一个镜头，竟使得美国贴身内衣的销售量急剧下降。而英国王妃戴安娜带头穿平底鞋，英国市场上的高跟鞋就无人问津了……这些都是名人效应，有意识地利用，就是借名效应。诸葛亮目前找到了好的出身环境，联络好了朋友网络，打造好了自己的形象工程。最后一个问题只是等待。汉末的荆州，为一代文化重镇，诸葛亮在此地“躬耕”十载，又拜水镜先生为师，平定的生活使他有很充足时间去潜心研究兵书战册，经史子集，当时荆州的文化时尚是把儒家行话和道家的术语夹杂着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经世之能又无出世之心的隐士，才好在人才市场上争取到更大的订单。

隆中此地离荆州不远，刚好既可成为隐士，又能把自己的言论与名声及时发布出去，使大买家及时认购。选好这个地点之后，他一边用道家不慕名利的把戏装神弄鬼，一边把自己和管仲、乐毅相比，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等待着超级买家的到来。

背靠大树

古代人们对婚姻男女双方有太多的要求。要看出身，看门第，看长相；男看仕途，女看贤德。但是，不管有多少种条件，自古“郎才女貌”视为最佳婚姻结合标准，反观三国时期诸葛亮却有惊人之举，诸葛亮娶了个什么样的妻子呢？他娶妻的标准是什么呢？

诸葛亮本是一个少年俊杰，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说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非常明显地称赞他为一个大帅哥。这样的一个帅气十足的人物，名冠一时，向他求婚者一定特多，其中不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当然，这只是猜测，有些不准。但是诸葛亮要想找一个漂亮老婆应该是没问题的。然而，诸葛亮的选择却让人们傻眼了，弃众娇于不顾，竟然娶了一个黄头发黑皮肤的丑女做老婆。《襄阳记》记载，沔阳名士黄承彦，有一天特地跑来拜访诸葛孔明，言道：“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竟然欣然应允了。

真如后人所说，诸葛亮看重的不是她长相如何，而是她的才学。据说诸葛亮还没有选择黄硕之前，曾经亲自前往沔阳黄府。对诸葛亮的到来，黄承彦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老早就吩咐家人：“只要诸葛相公一到，不用通报，请其径行登堂入室。”诸葛亮兴冲冲地昂首而入，不料堂屋两廊间突然窜出两条猛犬，直往身上扑来，里厢闻声而出的丫环连忙朝两只猛犬的头上拍了一下，霎时两头猛犬就停止了扑跃之势，再把它们的耳朵拧一下，两只凶猛的猎犬竟然乖乖地退到廊下蹲了下来，仔细一看，原来两只猛犬都是木头制的机械狗。黄承彦哈哈大笑，说：“木犬是小女没事时闹着玩的，不想累你受惊了，真是抱歉得很啊！”

走到客厅诸葛亮见壁上一幅《宫苑授读图》，黄承彦立即解释：“这画是小女信笔涂鸦，不值行家一笑的。”跟着指着窗外如锦繁花说：“这些花花草草都是小女一手栽培、灌溉、剪枝、护理。”由木犬、图画、花草，诸葛亮已经把黄家闺女的模样与才干，在内心深处凭着想像绘出了一幅轮廓鲜明的画，他知道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当然这些事情没有明确记载，只是民间传说，说黄硕有才能的还有范成大。

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汝南人相传，诸葛亮居隆中时，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椿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传说并不是无中生有，也许黄硕真有几分才能。

难道真的就因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只注重人的内在美，看中了黄阿丑的学识和心计么？其实在任何时代，漂亮的才女都大有人在。以诸葛亮的才貌，不难找到一个美丽的才女。真正的原因还是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诸葛亮一生神机妙算，无论什么事，他都要“妙算”一番，对婚姻亦是如此，他要让婚姻为自己一生理想的实现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这其实是诸葛亮创造性智慧的最早运用和体现：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诸葛亮的出身，要实现管仲、乐毅之志业，是十分困难的。从汉朝时期起，社会风气就开始强调等级秩序，到了东汉末年，门阀制度基本上形成。上流社会的人看不起中下层百姓，甚至在很多场合不愿与中下层人士一起聚会。当时很多出身高贵的文人不愿与平民出身的文人一起交流。发展到东晋这种现象达到鼎盛。甚至还有位大儒，当一个穷书生从他家离开后命人将书生坐过的椅子扔掉。最关键的是，豪强地主力量垄断了官位，非世家大族、名门大姓之子弟，很难踏入仕途。

为什么三国初期袁绍势力最大？不是因为袁绍能力强，而是因为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出身好，“根红苗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地位较低的人不屑一顾，在温酒斩华雄一段，关羽一出场，袁氏兄弟就大加反对，其理由只是关羽的官阶太低。最后还是曹孟德不拘一格，力排众议，使得被后人敬仰的关公有了第一次闪亮登场的机会。因此，三国两晋时期的用人标准最主要就是看出身，然后再看名气，最后才是能力。

曾经写就《三都赋》令洛阳纸贵的西晋诗人左思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来抒发对士族制度、门阀观念的不满：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白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召。（《咏史》）

这诗的意思就是这样：茂密葱郁生长在山涧底部高达百尺的松树，竟会被山上初生树苗细细的树干所遮盖。世家子弟登高位，而真正的英雄俊杰却沉沦在低下的官职上。是地势的高低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金张二家凭借着祖先的功业就能够七世插貂尾做仕中，而汉文帝时的冯唐难道不是奇伟之人么？但是他等到头发白了都没有受到过重用。

这首诗以涧底松和山上苗的对照，揭示出士族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背景，是根本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所以，诸葛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始他攀附豪强之路的。

诸葛亮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了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经历了不少；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就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躬耕读书。

诸葛亮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局势的变动，有着“了却君王天下事”的野心和抱负，用陈寿对他的评论，那就是：“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成就一番霸业。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

然而，一个客居的外地人，人地生疏，何以立足成长为青年中的领袖？在隆中，虽然凭过人才识得到了当地名士们的一些称赞，但与他们的关系并不稳固，在这个专讲出身、门第、等级的时代，诸葛孔明又怎能入仕去实现理想呢？

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的声望，是当地名士，如果诸葛亮与其女黄阿丑结婚后可以得到黄承彦多方教诲和大力支援，对他成就事业很有利。《襄阳耆旧记》有这样一段记载：“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蔡讽的姐姐嫁给了太尉张温，长女嫁给了黄承彦，小女儿做了刘表的后老婆，而蔡瑁跟这两姊妹是姐弟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表和黄承彦是一担挑，是连襟；而蔡瑁又是这两人的小舅子。这样一来，刘表就成了黄硕的姨父，蔡瑁就成了黄硕的舅舅。如果诸葛亮娶了黄硕，这两个人也就成了他的姨父和舅舅。

如果诸葛亮做了黄的女婿，就算是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刘表是荆州长官，蔡家是襄阳望族，有了这样的政治资源，岂不春风得意？诸葛亮把黄硕娶回家门，他的邻居们以貌取人，不明就里地讥讽：“莫学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他们哪里知道诸葛亮正是得其所哉，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媳妇呢。

自幼饱受贫困之苦的诸葛亮深知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好处，因此，当名士黄承彦提亲时，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走好了编织自己关系网的第一步。

诸葛亮虽然不能够选择从娘胎里一出生就是个贵族，但是却能紧紧抓住改变人生命运的婚姻机遇，最终为实现抱负打开了一条通道。靠山攀的高，自然起点就高。这也是诸葛亮为他自己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宏图所奠下的基础。

在隆中的十年，诸葛亮由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这除了诸葛亮本人的聪明才智，更大的原因还是他来襄阳后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网所造成的。诸葛亮大姊，在诸葛亮居住襄阳期间，嫁给中庐县大族的蒯棋为妻。诸葛亮小姊，嫁给庞山民为妻(庞山民是沔南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统的堂兄)。利用婚姻裙带关系，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关系网就是一笔很大的资源和财富。

尽管时人对诸葛孔明的这一选择嘲讽有加，但笑骂由你笑骂，丑妻我自娶之，他的信仰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自从丑女娶进门，孔明那才真叫一个春风得意，先是赢得了荆州名士们的尊重，作为当地名士的地位更加巩固。特别是大名士庞德公对孔明很器重，并寄予很大希望，称他为“卧龙”。这一“个人品牌”的认定与传播，使诸葛亮大名更加远扬。这样，当后来刘备来到荆州，自然就听到了诸葛亮的鼎鼎大名，诸葛亮才能出山，去实现他的春秋大业。

恩格斯说过：“婚姻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乃是一种藉新的联姻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情感”。刘备有麋夫人与麋竺的政治婚姻，曹操亦为儿子娶纳袁谭的女儿的政治手腕，这些政治婚姻都为刘备及曹操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

如果黄氏不是和刘表、蔡氏有这样的亲戚关系，不是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而是凡夫之女，就算有美貌，诸葛亮也不见得会迎娶。可见诸葛亮娶黄氏依然还是阶级的婚姻，虚伪的感情基础，是由诸葛亮和黄氏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来决定的，所以它是计较利害的婚姻。

在诸葛亮生活的三国年代，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婚姻问题上，诸葛亮的选择虽然比较独特，但是感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鲁迅先生也讽刺过一些人的事业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孔明之流婚姻的政治本质。然而，时至今日，想靠做女婿换点什么的人是否完全绝迹了呢？

终南捷径

唐朝的时候，卢藏用一开始隐居山中时，其实意还是在当世，人们都把他看作是“随架隐士”，皇帝到哪处名山游玩他就跟到哪里隐居，不久，卢藏用果然被皇上征召，做了官。晚年以后他就开始弄权作势了，为人非常骄纵，隐居时所标榜的节操也丧失殆尽。当司马承桢无心于仕途，向皇帝请求归还天台山的时候，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说：“终南山确实是个好地方，到那里隐居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天台山呢？”司马承桢会心，慢慢地回答道：“以你的眼光来看，那里确实是当官的捷径啊。”

终南山之所以被当作当官的捷径，是因为它距离唐朝京都长安很近，皇帝重臣时常要到此地烧香访道，隐居此处容易被朝廷发现，被招进宫去当官的几率非常大。后来，人们以此来比喻这种假装隐居作秀，追求官位名利的便捷门径。

对于每一个稍微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隐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有的士人像陶渊明、嵇康就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隐士，自己不留恋于功名利禄，独饮一杯薄酒，就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

然而，说实在话，历史上很少有人真的想做隐士，归隐田园虽然悠闲自在，但是却寂寞难耐。因而，冒出了许多沽名钓誉的假隐士来，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仕与隐，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选择题。“学而优则仕”，无论为己为民为社稷，他们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的根本目的，还是期待着有朝一日把这满腹经邦济世之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满足感啊！

于是就开始出现了像上述卢藏用一样的假隐士，他们隐居不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是一种出名的策略，也属于一种捞取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手段，他们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吟啸山林，装成天外飞仙的模样，似乎从孩提时就看破了红尘，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不是“只钓鲈鱼不钓名”，而是“钓名”兼“钓利”。不知道的就把他们当成了高人，知道的也只能暗自好笑。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名士陈继儒有这样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就是这样的“假隐士”，这种风气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自欺欺人术”，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书屋》二〇〇三年第五期中，楚人在《真隐士与假隐士》中这样说道：“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不是河里的小鱼小虾，而是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来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根生涯，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所以他的钓钩是直的，并且离水面几寸高，“愿者上钩”嘛。

诸葛亮也是一样，年纪轻轻地就做了隐士，这目的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成名要趁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经世之能无出世之心的隐士，才好在人才市场上争取到更大的买主，诸葛亮也不例外。

他以退为进，隐居隆中，作为一次人生的伏击，走了终南捷径。他的隆中茅庐距离荆州邓县城，快马只需半个时辰，在此潜伏静观，以待天时。诸葛亮还真幸运，正赶上病急乱投医的刘皇叔来了，加上其所结交的颇具名望的亲友团的高水平“忽悠”，刘皇叔自然青眼有加。《论语·子罕》中说孔子的言论：“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和孔子在一起讨论出仕入仕的原则问题，并不是真的要练摊儿。子罕问孔子说，我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出价高的主儿卖了？孔子回答：卖了它！卖了它！我也正等着买主上钩呢！由此可见，不光知识分子的知识面狭窄，求仕之路也是十分狭窄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就算是“至圣先师”孔夫子，找善主垂青的心情，也是十分急迫的，然而，孔老二毕竟是坦率而可爱的，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未发迹前渴望被伯乐发现所共有的普遍心态。

正是这种“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心情，让诸葛亮死死地抓住了刘备这棵如同救命稻草般的机会，使出了浑身解数，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足见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迫。这时候，诸葛亮便胜利完成了此次伏击，入世的筹备工作大功告成。可见，“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其躬耕南阳，隐居隆中，“草堂春睡早”是虚，建功立业，扬名立万，才是其实实在在的渴望。

有一款酒的广告词就是：“真舍不得卖给你！”深得终南捷径之真髓。这个广告在一开始先把酒的好处描述一番，让人有了不错的印象，有些垂涎欲滴的感觉后，突然装出不想卖的样子来，为什么说是装出来的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舍不得”卖，怎么舍得花钱做广告呢？做广告为了卖酒，偏说自己不想卖，这不是和终南山的隐士们如出一辙么？那些隐士也是装出不出仕的样子来，假装清高，其实是巴不得早点当官。

诸葛、伊尹、傅说、姜尚之属，怀抱利器，隐居以择主。非明主礼请不出，际遇明主则当仁不让。他们的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虚伪的说辞，他们的心箭却指向如火如荼的天下大势。隐居生活仅仅是他们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假隐士”们，一旦有朝一日被选在了“君王侧”，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就会被他们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而自己甘愿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逐鹿中原的工具、谋臣、帮手、粉饰者……

言不由衷

诸葛亮《诫子篇》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表达出诸葛亮不贪图世俗荣辱，不羡慕高官厚禄，一副恬静怡然的隐士生活。难道诸葛亮真对世俗没有好感？难道他真能视名利如粪土吗？

诸葛亮这个人，大名鼎鼎，声震环宇，受到无数后人的崇拜，至今很多人说起诸葛亮时，都要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词句来形容他。然而，读懂诸葛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是个文人，文人最懂得用华丽的文字、貌似忠诚的言辞修饰自己，包装自己，隐藏自己的真实动机和本来面目。再加上历代史家对他的曲笔偏袒，就使得诸葛亮形象变得高大却又玄虚起来。

诸葛亮的文章与言辞都堪称经典，感人肺腑，以其千秋大作、脍炙人口的《出师表》为例，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告诉后主刘禅：“我原先只是个平民，在南阳耕着田种着地。我只想在乱世中苟且偷生，没想过要在诸侯里扬名立万。”

他说的前三句话一点不差，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平民，并且在天下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乱世中寻得一方世外桃源的南阳卧龙岗躬耕了十年，然而，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第四句“不求闻达于诸侯”可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自我掩饰与自我标榜了。因为真正高明的骗子并不是总在说谎的，而是说99句真话，在最后最关键的那一句掺上假，因为之前的话一直是真的，所以人们往往会放松了警惕，而信任这个人。之所以说诸葛亮最后一句是虚伪的，从他在躬耕十年的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在这十年中，诸葛亮可不仅仅是种种地、看看书，他虽然高卧隆中，实则“藏器在身”、“未有须臾忘天下事”，是胸怀野心和抱负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广元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野心，穿梭在名流之中，结交权贵与豪强，编织着自己的人脉网络。

诸葛亮除了自己娶了襄阳名士黄承彦的丑女儿，还把自己的亲戚一一与权贵攀上了亲缘。当时在刘表统治下的襄阳一带，主要的豪强势力有庞、蔡、黄、蒯、马、习、杨等家，又分为在野派（庞、黄、马、习、杨）和为刘表效力派（主要是蒯、蔡）。

两派的势力都不小，于是诸葛亮通过结亲的婚姻手段与两派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诸葛亮的大姐姐嫁给了蒯琪，小姐姐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于是诸葛亮和蒯、庞建立了亲戚关系，而庞家的庞林娶了习家的女儿，于是又和习家连上了关系。这样处心积虑，并且有计划、有步骤、有章法的攀附权贵之举，能叫做“不求闻达于诸侯”么？

那时的诸葛亮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魏略》）。放到今天，谁要是动不动当众抱膝长啸，肯定会被认为是脑子有问题。然而，在当时标榜名士风流的社会风气中，再加上他的亲友团对他的力捧，人们认为这是孤高冷傲的表现，自然这个赶时趋俗的举动又为他“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形象树立添了砖加了瓦。然而，真正动过脑筋的人应该能够想得到，既然长啸，就是有意“啸”给别人听的，如果真不想让人听，就应当到深山老林空寂无人的地方，而没有必要到在当时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很重要的襄阳城郊来惹人注意。

孤高冷傲的“抱膝长啸”并不意味着“淡泊名利”，相反那正是一种长时间欲求功名而不得、无法施展抱负的压抑心理的发泄。韩愈曾经说过：“不平则鸣”，心中一定有不平之气，才会“抱膝长啸”。如果诸葛亮真的心态宁静平和的话，肯定不会故作“长啸”这种异于常人的举动来博取世人的关注。

就是凭借着这些沽名钓誉的非常手段，诸葛亮受到了刘备的青睐，直上青云，进入了蜀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开始了他一生当中实实在在的名利之旅。如鱼得水的权力生活，让他走进了名缰利锁，开始了艰苦的争权夺利、谋算当世的生活，从此再也不想回卧龙岗了。

古往今来，名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多少有些才学、有些能力的人都逃不掉名利的诱惑和束缚，《红楼梦》里有一首“好了歌”中的一句就是这么说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谓是堪破了世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英雄难过名利关，越是聪明、优秀的人，越容易掉入名利的圈套，把名利看成是一生的目标，耗费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它，甚至为连性命都敢舍弃，身死而心未死。

古代有一个王国，根基不稳，经常受到外族的犯边滋扰。于是国王就召开会议，决定用武力使四夷臣服，进而安定边疆。

国王颁布诏书，内容是：民间要是有肯为国出力者，皆有重赏。不出十天，就有三个年轻人应召而来。高个子的叫若木，善骑术；矮个子的叫宾蒂，善射术；中等个的叫天定，善于谋略。于是国王让他们三个带领大军开赴边疆了。

日子不多，边疆的喜讯不断传来，三个年轻人屡建奇功。一个月以后，边疆得到了安宁，四夷全都宾服。得胜之师回到都城，国王要给将士论功行赏。国王对三个年轻人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若木说：“我要做大将军，为陛下镇守边关！”

宾蒂说：“我要做尚书，替陛下分担国事！”

天定却说：“我一不当官，二不领兵，三不要钱。我只希望陛下能赐我一群牛羊和一块牧场！”

国王很惊诧，一一满足了这三个年轻人的要求。

过了若干年，天定正在牧场上吹着笛子，欢快的牧羊的时候，消息传来，若木和宾蒂因为权势熏天，遭到了皇帝的猜忌，全都被陷害入狱了。

名利终究是人生的枷锁，很多人受尽其累却不知悔悟。真正的生性淡泊的人，即使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不会要求做封疆大吏、位极人臣，只想重新回到过去快乐无拘的生活，吹笛牧羊，不受名缰利锁的羁绊，自由自在，更不用绞尽脑汁地谋划和算计，何乐而不为？然而，诸葛亮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是怎么说的呢？“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表面上推辞加九锡，却说成了“虽十命可受”，意思是如果灭魏的话给自己加十锡都不算少，这种对功名的重视和执著已经跃然纸上，无法掩饰。

事情往往是，能够淡泊的，对手中的名利，想放下肯定心中不舍，最后落到个“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的地步，骑虎难下时，后悔也晚了。秦相李斯在腰斩前，对他一起俯首就刑，奔赴黄泉的儿子，在临终，也就是临别时，说了一句有名的话：“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一辈子争名夺利，最后被害身死时才开始怀念起自己未发迹前和儿子一起牵狗去东门狩猎的自由岁月，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岂不是一个大大的悲哀？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梆子腔，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

人生的所求所为，名利也好，淡泊也好，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原因，人生百态，法无定法，理无定理，“是非成败转头空”，孰是孰非，也难一言以蔽之。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名利的确是一种迷药，让有志之士为之执迷不悟，甚至至死不悔。不然岳飞怎会在一生戎马、身经百战时，却在感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只叹白首为功名？”不然辛弃疾那“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气干云，怎会化作“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无奈辛酸呢？

名利的确是一个难以摆脱、难以识别的圈套，圈住了古今中外众多有为之士的身，也圈住了他们的心。

毛遂自荐

我们可做一个竞猜，题目是历史上最礼贤下士的君主是谁。恐怕给出答案最多的是刘备。为什么呢？人们都清楚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的。不是他还有谁。“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可是《九州春秋》却有这样记载：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书中所说是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诸葛亮真是毛遂自荐吗？

毛遂自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公元前260年，秦兵进围邯郸的时候，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公元前258年，秦兵又进兵围赵都邯郸。情况十分危急，赵王只好派平原君赶紧出使楚国，向楚国求救。

平原君到楚国去之前，召集他所有的门客商议，决定从这千余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人随同前往。他们挑来挑去最终只有19人合乎条件，还差一人却怎么挑也总觉得不满意。这时，只见毛遂主动站了出来说：“我愿随平原君前往楚国，哪怕是凑个数！”平原君一看，是平常不曾注意的毛遂，便不大以为然，只是婉转地说：“你到我门下已经三年了，却从未听到有人在我面前称赞过你，可见你并无什么过人之处。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世上，就好像锥子装在口袋里，锥尖子很快就会穿破口袋钻出来，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而你一直未能出头露面显示你的本事，我怎么能够带上没有本事的人同我去楚国行使如此重大的使命呢？”

毛遂并不生气，他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说：“您说的并不全对。我之所以没有像锥子从口袋里钻出锥尖，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像锥子一样放进您的口袋里呀。如果早就将我这把锥子放进口袋，我敢说，我不仅是锥尖子钻出口袋的问题，我会连整个锥子都像麦穗子一样全部露出来。”平原君觉得毛遂说得很有道理且气度不凡，便答应毛遂作为自己的随从，连夜赶往楚国。

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吗？”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被迫撤退了。

平原君回赵后，深感愧疚地说：“毛遂原来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真抵得过百万大军呀！可是以前我竟没发现他。若不是毛先生挺身而出，我可要埋没一个人才呢！”后待毛遂为上宾。

毛遂之所以敢自荐自己，是因为他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能力是表现出来的，有了这次的表现，毛遂成为平原君上宾，即达到了楚国出兵的目的，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双方都得利，达到一种“双赢”。后来人以毛遂自信、勇敢、才识所感染，不断激励自己奋进。毛遂自荐也成为传承千年不衰、脍炙人口的佳话。《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也是流传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当然，他们的故事也远远高于毛遂自荐流传力度。但是，历史好像是跟人们开了个玩笑，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人们所愿望的那样。按照事实常理推断诸葛亮的出山应该是他自己“毛遂自荐”，而不是人们所说“三顾茅庐”。

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诸葛亮并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南阳，他看到曹操平定了河北，下一个目标自然是荆州。刘备和刘表相比显然刘备最有韬略，于是诸葛亮看好刘备，决定去刘备那碰碰运气，而诸葛亮此时年轻，刘备也是把他当作一般清客看待，并没有立即引起刘备注意。

诸葛亮引起刘备注意是在这次见面后，其他人都走了，只有诸葛亮留下来，他对刘备说了一番话才使得刘备对他刮目相看。《三国志》中说：“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麈，时适有人以牛尾与备，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麈而已？”刘备听了很惊讶，心想这是谁啊！敢跟我如此讲话。感觉说这话的人不一般。“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麈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宙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

根据《三国志》中这段话的描述，诸葛亮是毛遂自荐，自己主动去找的刘备，而非刘备赶上门去找他。虽然裴松之又据诸葛亮《出师表》中“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话，予以否定。但是，无风不起浪，这段话还是有可信度的。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对自己很有自信，可别人不那么认为。管仲是什么人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治世之能臣；乐毅是什么人啊！一口气连攻七十二座城池，燕国之栋梁。谁人能比？诸葛亮什么人啊！大概没出山之前只有家里人知道他。诸葛亮虽然在隆中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毕竟没有太多的表现他才华的机会，所以刘备也不知道诸葛亮是哪路“神仙”。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人，能做出三顾请人，恐怕从常理上说不过去吧。

诸葛亮出名是因为他先给刘备出个好谋划了个好策，然后刘备才另眼相看。无论是谁都必须是表现了，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时说，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个排场；项羽看到秦始皇巡游威仪时候就说，我也能取代他。两个人随心发了句感慨，人们就惊异了，说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这高的志向，不然日后哪有那么高成绩。事实是那样吗？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能成功，别人还活不活了。因为他们有能力，当时没有发挥出来，等他们后来真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前后一回忆，噢！他们果然不同凡响。如果他们后来不成功呢？可能对两人说的话只能当一句笑谈资料罢了。

陈胜说了句：“苟富贵，勿相忘”，惹得大家一阵嘲笑，谁相信他说的啊！一个给别人锄草的打工仔，你有什么富贵呀！后来真富贵了，才想起他还说了那句“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感觉这个人不简单。

诸葛亮现在跟陈胜没富贵前的情况也差不多，他还没能表现出自己才华。现在他选择刘备，刘备也不清楚你诸葛亮啊！诸葛亮虽然为自己出山做了很多准备，毕竟只是个前期宣传，真正效果如何，没人知道。刘备坚持“不看广告，看疗效。”诸葛亮想有作为，就得自报家门。根据诸葛亮给刘备出的谋略，果然大见成效。诸葛亮的名字也在刘备心中有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诸葛亮投靠刘备绝不是偶然。诸葛亮躬耕南阳十余载，“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有不平事？”他不去投靠曹操，他也不去投靠孙权，他更不去投靠刘表。为什么？他也在分析，这些人目前都占据一方，手下谋臣武将不少，他去了多半没有他表现的机会。就算依靠自己实力打拼，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时候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还是个未知数，与其碌碌无为投靠他们，不如在家静观其变，相时而动。等这个“君”，等他想要让他“出剑”的人。

诸葛亮选择刘备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潜心策划的。通过他一段话我们就能看出来。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过“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

诸葛亮终于等到他“真命天子”出现，买到他自己的“绩优股”。于是他亲自打头阵，三两句话为刘备解决了燃眉之急。从此在刘备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紧接着他有抛出第二个杀手锏——朋友相荐。徐元直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司马徽说“以某比之，譬尤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第一人也”。诸葛亮毛遂自荐初战告捷。刘备求贤似渴。再有别人从中帮腔，刘备决定亲自拜访诸葛亮。《三国志》中记载：“凡三往，乃见”。刘备到底是不是三顾茅庐，也值得商榷，书中记载是“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的《出师表》也说是“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关键是这个数词“三”，“三”在古代运用上一般当作虚词来用，表示“多次”的意思。孔子曾说过“三思而后行”，其中句子里面的“三思”是指思虑周全，意思是多次，并不是想三遍；诗圣杜甫写《蜀相》也有一句：“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周汝昌先生解释“频繁”二字就是多次。

因此推断：诸葛亮在给刘备出谋划策后，刘备认为诸葛亮还是个人才，于是决定亲自拜访求教一些治世问题，不一定有个确切数字是三次，有可能去了多次，每次去刘备都有收获，两人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刘备决定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也决定跟随刘备打天下。诸葛亮是毛遂自荐在先，刘备恳请在后。

言语宣传

当人们高兴时喜欢唱欢快的曲调，当人们悲伤时容易想起低沉的歌曲，通过一个人所唱的歌曲能看出他心情好坏。以此类推，一首诗词也能看出一个人不同心胸。诸葛亮隐居隆中，口中时时吟唱《梁父吟》，他有什么目的呢？他想表达什么呢？

诸葛亮除了喜欢抱膝长啸，还有一个喜好，那就是“好为《梁父吟》”。“诗言志”，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他想表达什么呢？《艺文类聚》卷十九引《陈武别传》后谓：“是《梁父吟》本为歌谣，诸葛吟之以遣兴耳。”认为诸葛亮的“好为《梁父吟》”，不过是一般的吟唱遣兴，但果如此，则陈寿何以将此事郑重写入本传呢？裴松之注中指出：“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其始矣！”也确认诸葛高吟《梁父》，是有“志气”和深意隐含在其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志趣和用心，预兆着他今后进入势力纷争中所要做的事，所要走的路。

那么，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寓意何在呢？让我们回到《梁父吟》中去，仔细推究一番：“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荡阴里，地名，今山东临淄南。“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点出三坟，指出相似：坟相似，人相似，死也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治子。”承上句，以设问引出三人的名字：田开疆，古治子，还有一个公孙接。“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排南山，推倒南山；绝地理，穷尽山川地理之形势。“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尽管勇力过人的武夫令人生畏，但是，一旦被文士在景公面前说了几句挑拨的话，仅仅两个桃子就把三个力能搏虎的壮汉全部除掉了。“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有谁能够作出如此天衣无缝的计谋呢？唯有齐国宰相晏子。

此诗所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事。事见《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壮士以过人的勇力侍奉景公，当宰相晏子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过而趋”，小步快走表示敬意，而“三子者不起”，三个人却没有起身，于是晏子认为他们并没有把他这个宰相放在眼里，恼羞成怒了，跑向景公那里去打了小报告，用了许许多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往他们身上扣帽子，用现代的话也就是“上纲上线”，说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并且开始给他们定性为“危国之器”，建议景公“不若去之”，也就是不如把他们除掉的意思。

晏子取得了景公的默认后，乘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三人中计，开始争相表功。公孙接说：“相当年，我随景公狩猎时，徒手打死了一支咆哮着奔向景公的猛虎，救过景公的性命。这么大的功劳，没人比得上。这个桃子，我该吃。”于是“援桃而起”。

田开疆说：“想当初，我曾经手拿兵器，接连两次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没人比得上，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于是也“援桃而起”。

桃子分光了，古冶子急了，说：“想当年，我随景公赴晋，载渡黄河时，有一大鳖卷动波涛，张开巨口，将景公喜爱的左骖之马衔咬而去，我解衣拔剑，跃入水中，凌波踢浪，追战九里之程，斩大鳖之首，挽骖马生还。谁的功劳能和我比呢？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还不快把桃子拿出来！”说完，他“抽剑而起”。

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勇敢赶不上您，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也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然而还活着不死，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于是，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刎颈自杀了。古冶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让别人感到羞耻，并且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他感到很羞惭，放下桃子，也刎颈自杀了。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这三个人呢？谁都不能说是晏子，我们只能说是两个熟透了的、甜的像蜜一样的水蜜桃杀死了三个无比厉害、力大无穷的壮士。这就是晏婴的厉害之处：既替国家除了害，又使君王不担任何罪名，自身也不会结下任何人的仇怨。

这个故事说起来仁义道德，写起来温文尔雅，实则机关暗藏、让人毛骨悚然，充满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阴险杀气。

日本文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花田清辉《随笔三国志》亦谓“歌词中反映三壮士中晏子奸计而转眼全部身亡的不幸命运，打动了青年诸葛亮的心，所以，他才喜爱这首歌。”

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名垂宇宙，勋高管、乐的一代重臣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竟然毫不掩饰地称赞国相晏子以阴谋诡计杀死三个义士行为，不能不让人有所深思。更值得玩味的是，使用了如此阴险卑劣手段的晏婴，却在诸葛亮之前，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早的智者和贤相。这是为什么？

张远山在《一代贤相公报私仇──二桃杀三士》一文中这样说道：“因为晏婴的凶残有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仁义道德；晏婴的阴险有最堂皇的理由：忠君为国。”实际上，三个勇士的言行才真正称得上是舍生取义。然而“君子可以欺方”，君子有着很多的道德和原则而小人没有，因而，小人就可以利用君子的这些道德和原则钻空子、占便宜。在晏子的毒计暗算之下，为义气而殉道的三个勇士却成了千古笑柄，而晏婴却成了中国人心目中足智多谋的一代“贤相”，因为中国有些人历来是崇拜阴谋诡计的，他们总是把坑蒙拐骗、刀箭暗施等等无耻的手段来暗算别人的人尊称为“智者”，更是“贤能多才”、“老谋深算”。

诸葛亮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的确与晏婴如出一辙，均为一丘之貉，都称得上是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却历世享有“贤相”的美名。在权谋至上、智谋崇拜的文化氛围中，野心家和阴谋家会得到广泛的尊敬和崇拜，晏婴、苏秦、张仪、诸葛亮、司马懿等等之流比比皆是。他们的阴谋奇诡经过一代代的鼓吹和学习，已经像毒品一样注入了一些人的血液里。也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向是“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智谋至上的逻辑，在乱世中谋得统治、夺得政权，凭借的常常不是道德，而是权术、伪善与诡计。

欲擒故纵

诸葛亮通过毛遂自荐认识了刘备，刘备也通过徐庶、司马徽等人介绍知道了诸葛亮。可是当刘备决定请诸葛亮时，诸葛亮却躲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

欲擒故纵本是《孙子兵法》中的计策。《孙子兵法》第十六计中云：“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翻译过来就是：逼得敌人无路可走，他就会反扑；让敌人逃跑则可消减其气势。追击敌人时紧紧跟随而不逼迫，以消耗敌人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待敌人溃不成军时再捕捉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需，有孚，光的道理。故意先放开他，使他放松戒备，充分暴露，然后再把他捉住。（需，有孚，光：语出《易经·需卦》。需，卦名。本卦为异卦相叠（乾下坎上）。需的下卦为乾为天，上卦为坎为水，是降雨在即之象。也象征着一种危险存在着（因为“坎”有险义），必得去突破它，但突破危险又要善于等待。“需”，等待。《易经·需》卦卦辞：“需，有享，光享”。孚，诚心。光，通广。句意为：要善于等待，要有诚心（包含耐性，就会有大吉大利。）

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名将石勒闻讯后，打算消灭王浚的部队。王浚势力强大，石勒恐一时难以取胜。他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说，现在社稷衰败，中原无主，只有你威震天下，有资格称帝。王子春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得王浚心里喜滋滋的，信以为真。

正在这时，王浚有个部下名叫游统的，伺机谋叛王浚。游统想找石勒做靠山，石勒却杀了游统，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一招，使王浚对石勒绝对放心了。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粮食，王浚不顾百姓生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亲自率领部队攻打幽州。这年4月，石勒的部队到了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他突然被石勒将士捉拿时，才如梦初醒。王浚中了石勒“欲擒故纵”之计，身首异处，美梦成了泡影。

要说石勒算是很会用这个计策的人了，可他还是比不上诸葛亮，不说诸葛亮用的时间比他早，但就灵活性上诸葛亮就比他技高一筹。诸葛亮把孙子兵法灵活地运用到自己出山宣传策略上，制造声势，欲进先退，欲扬先抑。

刘备三顾毛庐时，其弟曾歌；“凤凰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士伏于一方，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很明显，诸葛亮的隐居，不是避世，而是“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分天下”，“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拂袖而归。”他不仅因受“三顾”之恩，不容不去，而且自身也早有出世的准备。基于对“三分”的认识，事前绘制的西蜀五十四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井坊当年就采取这一策略，水井坊的广告干打了数月，可是市场上愣是不见水井坊酒的影子，不仅吊足了销售商的胃口，连酒民也跃跃欲尝而不可得。水井坊高调隐居之后，突然下山，再加上人家本来就不错，一下子就打开了销售局面。诸葛亮实施的计划实质内容就是想出仕，但是自己又不能亲自标明自己的想法。说的狠点儿他是“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可有难度了。还是唐僧说的话：你要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世人可不这么看。而是：你要你就不会说的嘛，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的嘛。于是一个“凡三往”，一个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出山了。这个用俗话讲就是“吊你胃口”。

诸葛亮看透了刘备求贤心切，他有足够信心，肯定他能搞定刘备。隐居襄阳十载，诸葛亮始终以名士自居、隐士标榜，给世人感觉请他出山是一个不可行之事，可他的才智又使求贤的人欲罢不能。世人有个不好的坏毛病，越是不允许做的事情往往越能引起人们注意，越是遮遮掩掩，人们越有弄明白真实情况的强烈愿望。

刘备通过徐庶的推荐，辗转知道了有诸葛亮这个人。《三国演义》中写到徐庶被迫离开刘备投奔曹操，临行之前说：“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刘备当时并不知道还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当然也没放在心里。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刘备说了这句话也就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徐庶紧跟着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顺便还把诸葛亮的家世简单介绍了一下。不说别的单单看能跟吕望、张良两人相提并论，此人决非凡类。玄德曰：“昔水镜先生曾为备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龙、凤雏乎？”庶曰：“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经过徐庶一通忽悠，刘备感觉不亲自去请诸葛亮，都对不起自己了。

诸葛亮这一招很是奏效。抛出徐庶打一前站，紧接着又找出第二个重量级人物司马徽。本来刘备徐庶的话也有些吃不准。现在来了个名头更响的大腕儿，问问他吧。玄德曰：“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徐庶和司马徽都说诸葛亮之才能直追姜尚、张良。这下更坚定了刘备信心：非诸葛亮不请。

诸葛亮欲擒故纵、吊人胃口计谋到这已经是定局了。可他并没有立即收手，而是连环实施，刘备越想见他，他就越躲着不见他。刘备来到隆中，首先让他看到的是农夫唱歌，歌词有道骨仙风的味道，以当今社会用人标准衡量，这个农夫不是诗歌专业四、六级毕业，也得是一个本科毕业。后来刘备有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老丈人黄承彦。从他们不同寻常的举止映衬诸葛亮自己的更不寻常。

刘备前前后后来了三次，三次之后才见到诸葛亮，真有点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刘备此时已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间，晕头转向也忘了一句老话：赶上门的不是买卖。

名人效应

凡人想要出名的愿望大约总是相同的，可出名的方式却千差万别。世间虽有陶渊明之辈急流勇退，归隐田园，视功名如粪土，但从其坎坷经历中仍依稀可见，他们曾有过在名利束缚中苦苦挣扎过的痕迹。诸葛亮也躬耕南阳，吟啸山水之间，他没有陶渊明的闲逸，也没有陶渊明先官后民的经历，那他为的是什么？

太史公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言“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要想出名，要想提高身价，就得寻找方式。借助外力，抬高自己，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攀龙附凤”，是自古通行借助外力成名的捷径。扬雄在《法言·渊骞》中，对此曾有形象的描述：“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不可及也。”

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就是一个善于钻营者。这位阳翟富商，眼光堪称远大：当年秦公子子楚在邯郸作人质，“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他认为这个人奇货可居，日后一定能有用之处。及早攀上这个“龙“，可为日后丰厚回报。

他资助子楚以重金，并入秦贿赂、游说华阳夫人，终立子楚为太子嗣。他还献上有身孕的宠姬，把子楚照顾得舒舒服服。宠姬既为子楚所纳，也就是培养了一只“凤”，以后附上去，想来也不费力。

吕不韦真有算计，攀龙附凤，一箭双雕，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日后子楚与嬴政先后即位，均任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号曰文信候，风光无限。对此，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批道：“大贾买得皇帝。又买得个皇帝儿子。大奇。大奇。”

吕不韦这样的好事，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没有龙凤可攀可附，降低一个层次“结交权贵”，同样可以成名。孔子周游列国，靠攀龙而成名后，颜回就攀了孔子这个贵，拜了孔子为师，并因了孔子的肯定，其勤学之美誉才得以流传千古。事实上，世间勤勉之人何止颜回一个？而声名远播者几何？

诗仙李白，初出道时就四处请托，拜谒官宦。他的名作《与韩荆州书》，对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极尽奉承：“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说得妙极了，本意是要靠韩朝宗推荐，得个一官半职，却说成仅愿拜识阁下而已，即使封个万户候也不稀罕。

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七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六个是行伍出身，唯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最终跻身总统宝座。

徐世昌，清咸丰五年九月（1856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勤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

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处籍贯大做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辊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得到同乡的帮助。

诸葛亮为了出名，抬高身价，也走结交权贵之路。他首先在南阳入手，因为南阳是东汉极为重要的地区，各地豪强流落于此，汇集在庞德公周围，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诸葛亮用联姻的形式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并凭借自己官宦世家的门第和卓越的才华，结识了徐庶，庞统等人。

诸葛亮与黄承彦的“黄头黑色”丑女结婚，也是因为黄即是襄阳豪强蔡瑁的姐夫，又与荆州统治集团刘表是连襟。用同样的方法，诸葛亮把大姐嫁给了在荆州颇举影响的蒯氏家族。结交一些有颇影响力朋友如司马徽、徐庶、崔平州、石广元。此外诸葛亮还十分注意与一些失势豪强联系，以留后路。这样，诸葛亮当时便成为与荆襄地区各路豪杰有密切联系的大人物。

诸葛亮联系的这些人，对他的发展可说是如虎添翼。他们处处给诸葛亮制造声势，扩大影响力。诸葛亮专捡高枝儿攀，经过这些人的追捧，身价倍增。刘备想不请都不可能了。

徐元直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司马徽说：“以某比之，譬尤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第一人也”。一个有声望的人即使是平淡的一个“字”给了你，要比一千个普通人长篇大论地给予的赞辞更有威力。

清政府的官场中历来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军机大臣左宗棠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左宗棠有个知己好友的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他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跑到北京来找左宗棠。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一提出想让他写推荐信给福建总督时，登时就变了脸，几句话就将黄兰阶打发走了。

黄兰阶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他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他让店主写柄扇子，落了款，得意洋洋地摇回福州。

这天，是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张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总督见了很奇怪，问：“外面很热吗？都立秋了，老兄还拿扇子摇个不停。”

黄兰阶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说，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我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

总督吃了一惊，心想：我以为这姓黄的没有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任命他实缺，不想他却有这么个大后台。左宗棠天天跟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他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第二天就给黄兰阶挂牌任了知县。

黄兰阶不几年就升到四品道台。总督一次进京，见了左宗棠，讨好地说：“宗棠大人故友之子黄兰阶，如今在敝省当了道台了。”

左宗棠笑道：“是嘛！那次他来找我，我就对他说：‘只要有本事，自有识货人。’老兄就很识人才嘛！”

黄兰阶能够官拜道台，是以左宗棠这个大贵人为背景，让总督这个小贵人给他升了官，实在是棋高一招的鬼点子。

诸葛亮借助他精心策划出来的形象，抬高自身，包装自己，以次等品充当上等货抛向刘备，达到他出仕目的。

第二编

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宋朝司马光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李邈

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多此一举

三国鼎立，战火连天，统一的东汉分崩离析，无辜百姓被卷入争夺利益的漩涡。乱世之中，诸葛亮“挺身而出”，以恢复汉室为目标，以辅佐刘备为己任，投入到这场利益争夺战之中。诸葛亮能有恢复汉室的能力吗？面对战乱的天下，他有出山的必要吗？“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一生追随孔孟之道的文人始终没有满意答案，孔子告诉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既然圣人都说了读书就是为了做官，那就去做官好了，可是官场险恶，孔老父子告诉的君子之道在这里又行不同，那还是不做官好了，可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吗？围绕着出仕还是归隐，这个矛盾成为中国文人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

诸葛亮，虽然是学术很杂，但是毕竟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同样也有这样的烦恼，不过他作出的抉择却很快，毅然决定辅佐刘备，出山立功。他的选择是对的吗？他有出山的必要吗？

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一个处理好出仕与入世关系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直被推崇。可他也是因为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才退而求其次。“竹林七贤”的古怪做法，名义上是不想与世上俗人打交道，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视线内，别人想不知道都难。他们不想出山吗？如果说不想那一定是假的，既然想，为什么不出山呢？恐怕答案只有一种最合理，就是他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气候不适应他们。暂时条件下，他们没有出山的必要。

孔子是反对隐居不仕的。因此他就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仁政”思想，途径坎坷与磨难。但各国国君都不采用他的意见，所以有“道之不行”之叹。错误不在思想上，而在人身上。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文学艺术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战争纷繁时代，各个国家对武工有着狂热的嗜好，孔老夫子此时出售自己思想，无疑于对牛弹琴。《论语》中就记载了隐士对孔子出山的讥讽：

楚国有一个狂人，是个赶车的，从孔子车前走过，高声唱道：“凤凰啊凤凰！前途缘何迷茫？过去的已无办法，将来还可以希望！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官员都是一个样！”孔子赶忙下车，想和他谈话。楚国狂人赶快走开了。孔子没能如愿。

还有一个说：长沮和桀溺正在田里耕地，孔子刚好经过。让子路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那位手执缰绳的是谁？”子路说：“姓孔名丘。”“是鲁国那个孔丘吗？”“是。”“那他怎么不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于是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我是仲由。”“鲁国孔丘的弟子吗？”“是的。”“违法乱纪的，比四只腿的蛤蟆都多，谁能去改变？你们是想跟从躲避坏人的人，还是想跟从躲避坏世道的人？”埋头不再说话，只顾做活。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满面怅然：“鸟兽不能和它们在一起生活，除了这些人我们还能跟从谁？倘若河晏海清，我还坚持要改变么？”

孔子背负如此思想，周转于列国之间，说他是

逆天而行

据《后汉书》记载：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博学多才，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至光武即位（公元25年），严光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其贤，慕其才，命画工绘像，令人各处寻访。后有人奏报，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光武帝知是严光，乃备车造使、往返三次召请，严光才到洛阳见帝。光武帝闻严光已到，特命就舍北军。妥给床纁，使太官朝夕进膳并亲往其舍访严光，面授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

光武帝问他，何故不肯相助治理国家，严光笑笑说：“从前唐尧是有道贤君，想请巢父帮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认为耳朵都脏了，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告别光武帝，仍回富春山隐居，耕田垂钓，终生不仕，年过80而逝。后人为追慕其贤，称此处为严子陵钓台。

诸葛亮出山前他的朋友崔州平就认为他此时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经平定中原，唯独长江以南地区尚被孙氏家族控制着。其他地方的领导者全无能力与曹、孙两家抗衡，如说是曹操或是孙权有统一天下的能力，也不是不可能。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荒淫无道，老百姓的生活本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黄巾军起义一来，诸侯争权夺地，战乱频繁，人们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曹操曾经写一首诗歌，描述当时社会一个真实写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简直是惨不忍睹。百姓生活濒临死亡边缘。他们对统一的社会梦寐以求，朝夕相盼。至于由谁来掌握政权则是无关紧要。

不管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孙权独守一方，其实汉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刘备打出汉氏宗亲的旗号也只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恢复汉朝而起兵，为恢复刘氏王朝而打仗，说白了还不是刘备为了一己私利。恰如《鹿鼎记》中韦小宝说的一样：“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为了拿回无数的银子和女人，反不反清只是脱了裤子放屁。行了，大家聪明人，说实话就行了。”

曹操平定了北方，继续南下，大有一举吞并孙家天下之势。此时的刘备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了捞到战争好处，积极投身这场战争中，平白无故地加大了战争波及范围。置黎民百姓死活于不顾。无形中也推迟了统一天下局势的形成时间。

可是历史的车轮是停不下的，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始终是在弱势中发展，尽管是称为帝王，根据其势力判断，也只不过是一个据守一方的诸侯耳。等到这中弱势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集团也就会被强盛者所取代。

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动乱的社会百姓遭殃，统一的趋势无力可挡。诸葛亮想做管仲、乐毅之徒，图费心神。实在是没有出山的必要。逆天而行

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每个国家、每个集团、每个个体最普通、最平凡的愿望。国家要统一，不要分裂；家庭要团聚，不要离散。历史的车轮始终不停地向前运转，它把分裂地统一，把离散地团聚，这是一个无法人力改变的规律。诸葛亮恰恰在历史的规律将要把分裂的东汉统一时“闪亮登场”，宋朝司马光曾说过：“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他是不是逆天而行呢？他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被人忽视的情节：在刘备寻访诸葛亮时，遇到了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劝他不要请诸葛亮出山。

虽然崔州平说得不够准确和科学，属于一种辩证的朴素历史观，但也有些道理。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看问题非常客观、清醒的人，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当时正是由治世进入乱世，汉室气数已衰，民心已散乱，在野心家层出不穷的乱世中，如果刘备想凭借诸葛亮一人之力挽汉室地倾颓，行补天之道，未免太艰难了，如果硬要去做，那也是“徒费心力”，与历史规律对着干，必然也会受到历史规律地惩罚。

然而，刘备把诸葛亮看成神一样，再加上诸葛亮自己不把“天道”放在眼里，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较蔑视，总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就像是大跃进时喊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想要完成统一大业，以魏国之强，都是艰险之事，尚以蜀国之弱，谈何容易！宋朝司马光曾这样评论诸葛亮：“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地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推动社会地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地发展。在诸葛亮隆中高卧的这几年时间里，天下大势发生了剧烈地变化，东汉政权在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的冲击后摇摇欲坠，各路英雄豪杰便在这乱世之中纷纷而起。

以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来看，曹操自“携天子以令诸侯”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最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牲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成为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积极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和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全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此外曹操还有大片地盘作后盾。

东汉分十三州：冀、幽、青、并、司、兖、豫、徐、交、扬、荆、益、凉，后又分出雍州，三国时蜀汉占据益州，东吴占据扬州、交州、荆州（偷袭关羽，从蜀汉手中夺得），其余九州均为曹魏占据，其中，荆、扬长江北部亦属魏。东汉十三州中的大部分尽被曹操所占据，谋臣如云战将如雨的曹操，势如猛虎。

由此看来，在赤壁之战前，曹操已经占据了最重要的“天时”，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北方地广物博，兵强粮足，对南方已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南方的孙权处于相对弱势。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眼看着就要被曹操所吞并，国家面临着即将统一的历史形势。谁知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于心不甘的刘备在走投无路时请出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当然更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他舌战群儒，详细分析并预测了联刘抗曹的必胜结果，并劝孙权“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于是，孙权才与鲁肃、周瑜商讨再三，决定联刘抗曹，孙刘联盟才开始建立。

当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后，在曹操和孙权对峙的两分天下中又分得了一杯羹，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滞，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之后，暂时三分天下的均衡状态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遭到了失败，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取得了胜利。这种分裂的局面，又造成了此后连年的征战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老百姓苦不堪言。

另外，从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来看，这种三分局面的形成，虽然相对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局是一种历史地进步，但是，相对于秦汉统一，甚至吴魏南北对峙的局面而言，三国鼎立就是一种历史地倒退。并且，诸葛亮以兴汉为口号协助刘备争霸天下，就与历史进程相背离，这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这种“先三分后一统”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才智和功业、为了个人能够名传千秋，抑或是报一己之恩，在国家即将结束战乱，面临统一大好形势的时候，先破坏它的统一趋势，再发动不断的战乱和更多的流血来创造统一，希望能够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径。

众所周知，越早结束战争，才能使人民越早脱离贫穷和战乱的苦海。廖伦焰在《先三分后一统的反人民性》一文中说到：“‘先三分后一统’是在把中华民族往苦海的深渊里推，诸葛亮和历史上许多人一样，不是我要顺应历史干什么，而是我要历史按照我的意图怎么着，一切以我为核心，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表现。诸葛亮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了个人目的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他对于‘先三分后一统’，国家会增加多少内战是非常清楚的，分了之后能不能一统心里也是没数的……”

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一边用“联合”稳住地头蛇孙家，打着“讨贼”的统一战争旗号，而“美其名曰”的“统一战”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反统一的战争；在另一方面，又大骂强龙曹操是“汉贼”，让强大的对手在道德上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同时又以正统的地位自居，为自己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从而在民间煽动对曹操的仇恨，博取天下人的同情和帮助，正好解决了人才和兵源的需求问题。由此看来，不可不谓是绝妙的计策。史实证明，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胜利者孙氏家族，而是趁机喘气和趁火打劫的刘备、诸葛亮靠在战争中投机并且发家的利益集团。“伐魏”，在当时和现在，都可以有数不清的理由，但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因为当时的曹魏，一不是暴君统治，二不是恶棍政权，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力量；而诸葛亮发动的战争其出师之名是“匡扶汉室”，打着“忠君”的旗号做着荼毒生灵、鱼肉百姓的祸事，然而，“匡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无非是为了自己权力版图的扩大、淫乱享乐的升级。更可悲的是，被他们祸害过的百姓，还在世世代代崇敬和爱戴着他们。谁都不愿否认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却又是十分愚蠢的。

当时的诸葛亮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因为只有加大战争的密度和长度，才能有钻历史空子的机会，才能满足自己“称王称霸”、“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野心，这就叫做“混水好摸鱼”。至于这样的乱兵横行，会损失掉多少无辜的生命，那不是他们所考虑在内的，甚至是他们所期盼的，因为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可以成为他们向对手示威的“功绩”和“筹码”。更令人切齿的是，诸葛亮在眼见大势已去的情形下，还不愿意悬崖勒马，还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成语自我标榜、自我粉饰。《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作为一位高明的领导者非常需要具备知人的本领，更重要是自知，只有这样才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

我们之所以把文天祥，岳飞等人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反抗的是侵略，与代表封建军阀利益的诸葛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用他们与诸葛亮相比较。王士在《冷血的英雄不要也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所赞美崇敬的英雄，应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关天培、吉鸿昌……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利益，置人民于战争的水火之中的野心家。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智慧，应是教人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幸福生存，愉快发展。可翻开历史，连篇累牍歌颂的，是一场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一个个毫无人性的杀人不眨眼的大屠夫。对杀人和争战抱着津津有味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心态，源于什么？”

山川因诸葛亮的出世，多了一片片尸横遍野的焦土；人间因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多洒下一掬掬家破人亡的悲酸泪水。除了用如山的血肉给刘备集团的几个统治者及其后代造下安乐窝，对平民对社会，别说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就是从当时的人民大众的角度来拷问，诸葛亮的“三分天下”又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

还是用张养浩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道破天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贪天之功

三国时期，征伐不段，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其中赤壁之战堪为经典。诸葛亮巧借东风，孙刘联军大破曹操，至此奠定三国分立基础。《三国演义》把赤壁之战得的功劳全部给了诸葛亮，是因为他借的东风才烧的曹操大败。赤壁一战使诸葛亮威名远播，成为“顶级红星”。诸葛亮被奉为神人。隆冬季节他能借来东风，难道他真有通天之功吗？他真象人们说的那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曹操率兵五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进攻东吴。孙刘联军凭借长江天险，抗拒曹操。曹操兵士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水性。于是曹操采用庞统之策，船尾相连组成“连环战舰”。

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月明星稀，曹操在战船上横槊赋诗，踌躇满志。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凤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彧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矣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提备矣!”可见曹操还是考虑到天时的。

周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利火攻，急得他“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诸葛亮用“天有不测风云”一语，点破了周瑜的病因，并密书十六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见，对于火攻的条件，曹、周、诸葛三人都有共同的认识。

三个人对火攻集中一点在是否有“东风”上。那么为什么东风能为诸葛亮所借得，而周瑜、曹操却没有想到呢？周瑜为破曹之事苦思冥想，甚至忧闷成疾；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但曹操却笑着回答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看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气候的条件，只是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诸葛亮高卧隆中，长期生活在长江和汉水之间，对长江一带的气象变化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西北风只是气候现象，在气候背景下是可以出现东风，这是天气现象，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有东风。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照最多和得到日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却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

从赤壁之战中，长江江面盛吹东南大风，到后来曹军败走华容道又遇上倾盆大雨，这在天气形势上看来，当时很像是一次锋面气旋天气。

锋面气旋在我国，春季最多，秋季较少。它是一个发展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其中心气压低，四周气压高。空气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呈反时针方向旋转。所以，处于气旋前部(即东部)的地方，吹东南风；气旋后部(西部)，吹西北风。气旋内部盛行辐合上升气流，能造成大片降雨区。因此，当连续吹东南风时，往往预示天气将要变坏。天气谚语说：“东南风雨祖宗，西北风一场空”和“东风雨，西风晴”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诸葛亮懂得天文地理知识，又长居襄阳，自然对该地区的天气状况了如指掌。他看到大家对这次天气变化都没有意识到，于是他就有欲盖弥彰的想法。他要借助这次机会显示自己，这才有了借东风之说。

诸葛亮为了把戏演好，大肆做了一次“鬼神表演”——筑坛祭天。古代时期人们本来就对鬼神有敬畏之心，经过他再偷天换日，给此次行动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果然刮起了东南风，而且风力很大。周瑜派出部将黄盖，带领一支火攻船队，直驶曹军水寨，假装去投降。船上装满了饱浸油类的芦苇和干柴，外边围着布幔加以伪装，船头上插着旗帜。驶在最前面的是十艘冲锋战船。这十艘船行至江心，黄盖命令各船张起帆来。船队前进得更快，逐渐看得见曹军水寨了。这时候，黄盖命令士兵起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得官兵，听说黄盖来降，都走出来伸着脖子观望。曹兵不辨真伪，毫无防备。黄盖得船队距离曹操水寨只有二里路了。这时黄盖命令“放火！”号令一下。所有的战船一齐放起火来，就像一条火龙，直向曹军水寨冲去，东南风愈刮愈猛，火借风力，风助火威，曹军水寨全部着火。“连环战船”一时又拆不开，火不但没法扑灭，而且越烧越盛，一直烧到江岸上。只见烈焰腾空，火光烛天。江面上和江岸上的曹军营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草船借箭以后，鲁肃曾问：“何以知今日有此大雾？”诸葛亮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就足见诸葛亮对外部条件的充分利用。《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一出祁山后收降姜维，一路顺利。魏将曹真派人去西羌求救，西羌国王遂派十五万“铁车兵”夹攻蜀兵，蜀兵交战失利，来告孔明，时当十二月冬。孔明得知了羌兵的情况后对众将说：“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遂挖下坑堑，表面覆盖，任雪埋之，然后引诱羌兵追赶，结果铁车多滑入坑中，自相践踏，幸存者又被孔明伏兵冲杀，羌兵大败。

诸葛亮在战争中也利用过大雨天气来帮助自己取得胜利。《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写道司马懿率四十万大军进攻汉中，而当时汉中守兵只有区区十万，根本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魏军。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只派张嶷、王平二人引兵一千前往陈仓古道以挡魏兵。诸葛亮夜观星象，测定月内必有淋漓大雨。魏兵来时，大雨来袭，必能出奇制胜。

后来，果然是大雨连降一个月，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得睡，马无草料，以致魏兵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司马懿无奈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在这里，诸葛亮利用了大雨的天气，以少拒多，成功抵御了曹魏地进攻。

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发挥自己长处，本无可厚非。诸葛亮利用别人麻痹大意之机，抓住机遇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他不能借题发挥，固弄玄虚，喧宾夺主，把功劳全部贪婪地记在一人头上。

诸葛亮在祭坛借风时，命东吴军士按照星宿之位筑坛插旗，然后选定吉时沐浴斋戒、身披道衣，前来祭风，并叮嘱守坛的将士不可擅自离开，不可交头接耳，不可失惊打怪，在支开鲁肃之后才缓缓登坛，焚香于炉，一曰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弄得煞是神秘。

诸葛亮的行为让东吴的将士们感到甚是庄严而不敢有什么半点造次。而诸葛亮的目的正是要营造这么一种神秘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却在赤壁之战中坐享头功，而且可以在东吴将士还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找机会离开东吴，乘机和早在江边等候的赵云会合，离开充满杀机的东吴，求得全身而退。这一点，也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其实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借东风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好处。

诸葛亮登坛做法，故弄玄虚，神化自身，达到政治目的。这样一来，不但无限夸大了自己的功劳，还抢了周瑜和黄盖的统帅之大功，似乎火烧赤壁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靠诸葛亮做法得来的，众多大将和几万兵士们的出生入死全成了儿戏和过场。

诸葛亮在南屏山七星坛上披发仗剑、踏罡步斗、施法术借东风的场面，使读者和观众几乎无法分辨诸葛亮有几分人，几分神，几分妖。

指手画脚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强调说过：“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一代枭雄刘备死了，他的儿子刘禅即位，新老交替后，摆在诸葛亮和刘禅面前有一连串问题。诸葛亮身为托孤大臣，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会如何处理好他与后主的关系呢？诸葛亮把自己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后主刘禅将会如何对待诸葛亮？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成为千古佳话。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

诸葛亮辅佐刘禅是以托孤大臣的身份行事。自古托孤之臣从来都没有老实过，从周公开始一直到清末的顾命八大臣，他们身上都有欺主的嫌疑。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辅政。《淮南子圯论》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

周公的这些做法让人怀疑，其中有召公和太公两个人的猜疑。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秘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从管叔、蔡叔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口号十分有合理性，因为天子的正统性是一面旗帜，是不允许随意取代的。所以这样做，曹操即可以在政治上有了合法性的保障，又可以掌握实权进行统治。各地以士家大族为基础的诸侯虽有意见，但也不好反对。要是此时篡位的话，便丧失了正统性，有可能重蹈董卓的覆辙。曹操虽然不篡位，但实际上已经位及天子，没有必要再冒天下风险来当什么虚名皇上。

对于诸葛亮来讲，走曹操老路还是一个十分可行的方略。刘备死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诸葛亮安心辅佐刘禅，回成都后主掌蜀汉大权。自他上台后排挤李严，安插亲信，独掌朝纲。他开府理事，大小事物“咸决于亮”，俨然就是一个“假皇上”。最露骨《出师表》应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亮掌握一切事务的决断权，在给后主的上书中厚颜无耻，对后主指手画脚。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诸葛亮已经任何事情都要过目了，刘禅只不过是听听他的汇报而已。诸葛亮南征回来之后，为了集权，一心想发动北伐。可是蜀国正处在羸弱状态，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诸葛亮为达到目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述先帝遗志，恢复大汉天下的雄心，逼迫地刘禅哑口无言。

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像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

诸葛亮明知道李严什么意思，不但不检点，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俨然他对目前的权利嗤之以鼻，他之所以不取代刘禅是怕成为众矢之的，维持现在这种状况，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可内外事务统一归自己决策，也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托孤之臣，能对后主指手画脚，过多地干预朝政，而别人又认为是“鞠躬尽瘁”，诸葛亮可说是古今第一人。

诸葛亮死后在给他立庙的问题上，刘禅曾做过一次反常举动。根据史书记载：“亮初亡，所在各处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祭”，后主才勉强同意。

后主为什么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诸葛亮生前，刘禅以“相父”称之，关系可见非同一般，难道诸葛亮死后立个庙祭祀都不可以了？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刘禅在报复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生前以“相父”身份对后主指手画脚，压制刘禅时间太长了。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刘禅敢怒不敢言，他死后，刘禅才能直起腰板说话。可见在刘禅心中有多痛恨诸葛亮了。刘禅被诸葛亮压抑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国不治史

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夏、商、周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太祖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通过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历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颐指气使对待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诸葛亮感觉，设立史官会使他做事不能为所欲为，与其提心吊胆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设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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