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希平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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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试读：

郭沫若先生在1934年7月9日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回信中最早提出了“西蜀文化”的概念，并且提出研究和发掘“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 “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后来，卫聚贤先生在1941年主持出版了《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才把它扩大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林名均先生向郭沫若报告了1929年在广汉月亮湾（三星堆）农民燕道诚家田地上发现玉器坑，接着就由葛维汉、林名均主持该地考古发掘的情况，郭沫若据此才提出了“西蜀文化”的命题。

根据上述过程，学术界一般认定1929年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起点，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葛维汉与林名均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不过，那时的“巴蜀文化”概念，主要还是指秦汉以前的巴蜀考古文化。到20世纪60年代，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先生才初步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惊世发现，苏秉琦、李学勤等先生才提出了“自成一系”、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区系”的概念。继之由谭洛非、谭继和等人提出了巴蜀文化应突破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的概念，扩大为由古及今的广义的“泛巴蜀文化”概念。现在，学术界一般使用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有关它的研究，以1929年为起点，至今已有84年历史。一、什么是巴蜀文化？（一）什么是巴？

关于巴字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文解字》讲：“巴，食象蛇也”，巴字就像一条吞大象的蛇。《山海经》记有巴蛇食象的故事，这只大蟒蛇吞掉这只大象，消化了三年，才把它的骨头吐出来。二是讲“巴”就是“坝”，两字同音。巴多大山，多小平地，习称为“坝坝”，故用巴音来称巴人。三是巴字来源于“巴贯”，指石板。四是指嘉陵江多曲流。“阆水曲折三回如 ‘巴字’”。阆水即嘉陵江，嘉陵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多曲流，形状像个“巴”字。例如，古阆中就是“巴”字形山水城镇格局。

巴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最早是指秦的巴郡，到两汉三国时期被分为巴东郡、巴郡和巴西郡，统称为“三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很广，东到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北到陕南汉中地区，包括嘉陵江流域及汉水上游区域，南到黔涪之地，就是黔中和湘西地区，同夜郎国文化交融，西则大体上以涪水为界与蜀交叉相接。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族群也通称为巴。“巴”这个地域名称，应该说在夏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在相传大禹与伯益著的《山海经》里已记载有“西南有巴国”，夏启的臣子孟涂主管巴地神祇的事。古巴人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这是巴人两支不同的来源。廪君蛮的习俗是敬拜白虎，而板楯蛮的习俗是射杀白虎，两者的区别在对白虎是敬或畏上。不过，不管是拜还是射，对白虎“敬”为神灵的本质是一致的，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今天的土家族就是从廪君蛮和板楯蛮发展来的。他们至今还保留着巴人这样两种习俗。在神龛上供着白虎的，叫“坐堂白虎”，来源于廪君蛮敬重白虎的习俗；在大门上刻着白虎，希望白虎不要进他的家，当作门神供起来，这叫“过堂白虎”，来源于板楯蛮射杀敬畏白虎的习俗。

巴人的中心活动区域是嘉陵江，古称渝水。巴人首先在阆中建都，逐步南迁，最终建都于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在阆中建都的巴人曾帮助周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敌”，唱着巴渝曲，跳着巴渝舞去打仗，这是当时巴人的风俗。到汉初，巴人仍然以巴渝舞凌敌，帮助汉高祖夺天下，立了大功。汉高祖刘邦就减轻了他们的赋税，每家只交十贯钱，这十贯钱又叫作一。所以自那以后，巴人又改称为人，今天从阆中到渠县还有不少人文化遗存、遗物与遗迹，所以，今广安、南充直至达州地区，又称为人文化区域。（二）什么是蜀？

蜀字来源于野蚕的形状。蜀的本意就是《诗经·豳风·东山》讲的“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尔雅·释文》称为“桑中蚕”。《诗经毛传》把蜀字就叫作“桑虫”。这个桑虫和今天的家蚕有区别。《韩非子》把它区别为蜀和蠋两个字，指的是家蚕和野蚕两种。蜀字最早的来源应该是指野蚕，就是毛毛虫。四川话就叫“猪儿子虫”，是古蜀人的食物，是原始部族蜀人采集食虫时代留下来的习俗。

蜀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最早指秦的蜀郡，到汉代被划分为三个郡，即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统称为“三蜀”。在古文献当中，作为古地名，记载的有蜀山，就是现在的岷山。早在黄帝时代，他的儿子昌意，孙子颛顼，又叫高阳氏，他们世代同蜀山氏通婚。黄帝玄孙大禹承袭高阳氏颛顼一系，“兴于西羌”，出生于今岷山区域，今汶川、北川、茂县、理县等多处有传说他出生的石纽和禹穴遗迹。因此，蜀人是属于古民族颛顼集团一系的。蜀的先祖没有准确的世系，历史很迷茫，我们至今还找不到像《竹书纪年》有关中原夏代世系、甲骨文有关商代君主世系这样很准确的记载。只有古蜀五祖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一些传说。尽管历史记载迷迷茫茫的，传说很多，但今天考古发现的古蜀国却很神奇神秘。周原甲骨有蜀国的记载，而且与巢国相连。这个蜀国，通过考古知道，即是在殷墟中期出现的高度发达辉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都邑的迁徙转移。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就迁到成都城西的金沙遗址来了。

这样看来，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说，蜀和巴都是包含着地名、人称、古国称、文化称谓等等概念在内的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三）什么是“巴蜀文化区”？

古三巴与古三蜀的地理范围，以及周边“与巴蜀同俗”的地区，统称为巴蜀文化区。这个文化区超过了我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范围。它是指中国的西南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稳定的地域共同体。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它的外延地域，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南边包括贵州、湘西山地这样一些“与巴蜀同俗”的地方。

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巴和蜀一直都是分开称呼的，直到《战国策》才出现“巴蜀”连称。在甲骨文里有巴方，在周原甲骨里有伐蜀的记载，当时蜀国是巢国邻近的一小国，但从来没有“巴蜀”连称。《左传》有巴子、巴国，但没有蜀国，有个“蜀”字，是山东的一个地名，这是很奇怪的。直到战国时代，《战国策·秦一》才把巴和蜀这两个区域第一次连称在一起，合称“巴蜀”。这个“巴蜀”合称过程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巴与蜀地域相连，在远古是两支各自起源与发展、各有自己的文化性格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两支文化才互补交融和认同，统一为一个区域文明。到战国时代才把这个“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共识固定下来。到了汉代，《史记》、《汉书》才真正把握住巴蜀是“同风同俗”的，甚至相邻的汉中、关中区域都“同风同俗”，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域风俗，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四）什么是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就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依托，北到天水、汉中，南到滇东、黔西，这样一个大范围内，起源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悠久而各自分别的始源并长期交融、不间断发展至今的一支地域文化。我们中华古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苏秉琦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作满天星斗在起源。各个区域文明先后在各地起源，后来经过互相交融、互相认同的长期过程，最后形成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这样一个悠久的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共同体。巴蜀文化是其中的一支，指的是起源于长江上游流域，有长期连续不间断性发展进程，直到今天还活跃着的中华一个区域性文化。（五）巴蜀文化同今天四川省的关系

古巴蜀文化区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当然北及汉中，南到滇黔相关地区，都属于它的范围。今天的四川省地域包括蜀郡和“三巴”中的巴西郡全部以及巴郡的一部分，重庆市则包括巴东郡和巴郡的一部分。四川地域是巴蜀地域的主体，所以今日四川省也是巴蜀文化的主体，是巴蜀文化区的核心区域。二、巴蜀文化生长与发展的基本轨迹

巴蜀文化基本发展的轨迹长达4500年以上，由古至今可以分为四大发展阶段：一是巴蜀古城古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阶段，二是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三是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四是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近现代170余年发展阶段。（一）先秦时期，巴蜀古城古国和古方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

它包含两个阶段。

1．古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时代

以距今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十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点，昭示着巴蜀已进入由古文化的积累发展到古城文明诞生的时代。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文化亮点是新津宝墩遗址，其古城总面积达270万平方米，可与新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相媲美（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达290万平方米）。两座古城，一在东部，一在西部，规模庞大相似，均具有当时当地古国国都的规模，标志着良渚文化和巴蜀文化早在四五千年前已经孕育出文明因子，进入文明阶段，改写了良渚文化与巴蜀文化文明曙光初露时期的历史。还有一个文化亮点是4500年前宝墩文化中的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内有平行的五个卵石堆砌的祭台遗址，应是西蜀人祭祀集会场所，它是西蜀城市文明起源的标志。正如 [美]芒福德·刘易斯所说，各方人口朝觐的共同信仰的礼仪中心的出现，是城市起源的标志，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上源，应在陇蜀即岷山区域。茂县6000年前营盘山遗址的发掘，为寻觅这个上源，也就是蜀文明的上源，初露出闪亮于天际的曙光。

2．古巴蜀青铜文明时代

三千多年前殷代中晚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殷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展现出高度发达的神奇神妙的青铜文明，是巴蜀文化发展到古方国阶段的标志。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先后是古蜀王国的王城。

从古蜀传说来检视，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名称很有趣。蚕丛，从字面看，似指野蚕丛集，是采集经济原始食虫部族的写照。柏灌似与都江堰的观坂有关，是初级灌溉农业的写照。鱼凫即鱼鹰（鹭鹚），是渔猎经济生活部族的代称。这三个名称，正好同由原始采集经济发展到渔猎经济，再发展到初级农业与产牧相结合的时代演进序列相契合，这是巴蜀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三代蜀王大致同文明起源阶段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的“三部曲”相当。第四代蜀王杜宇，是巴蜀农祖，第一个开垦成都平原至富庶的人，教蜀亦教巴务农，被称为“土（杜）主”。其在位时期也是古蜀以农业立国而发展成大方国的时期。第五代蜀王开明氏共有十二世，是水利兴农的大方国时期。

总之，传说中的古蜀国五代蜀王和蜀人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于川西平原从宝墩古城文明形成时代到三星堆、金沙古国和古方国青铜文明鼎盛时代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深厚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上。

这一时期的文化亮点：

第一是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的十二桥文化，已经由成都平原北缘发展到了成都平原腹心。3000多年来，从金沙时期开始，成都城址再也没有迁徙过。自开明九世以来，成都这个城名始终没有改动过。成都是全国唯一“城不改址三千载，址不改名二千五”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世界都市历史上都罕见的特征。

第二是“古蜀仙道”传承三千年。《华阳国志》说：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 “治国久长，后皆仙去”，鱼凫率其部民畋猎湔山得仙道。杜宇魂化杜鹃，升西山归隐，啼血唤醒农夫春耕，开明王上天成为天门兽，皆是仙化故事，皆羽化而成仙。这些仙化故事正好同三星堆、金沙的遗物相印证。三星堆众多的青铜凤鸟形象、鹰头杜鹃形象、人身鸟足像、人面鸟身像以及有龙有鸟（龙凤）的青铜神树形象，金沙玉琮上线刻羽人像，直到金沙太阳神鸟金箔的想象的形象，深刻地体现了羽化成仙的文化想象力的内涵，印证了“古蜀仙道”信仰。道教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的。巴蜀是仙源故乡，是昆仑仙学的发生地。神仙说的产生，巴蜀的昆仑仙宗早于齐鲁滨海的蓬莱仙宗，说明巴蜀是蜀人最早羽化成仙的仰望星空的文化想象力的起源处。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作蜀人多浪漫主义，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三星堆、金沙以仙化为特征的艺术思维，形成后世巴蜀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显现出“巴蜀自古出文宗”的闪亮特征。

以上亮点构成古巴蜀文化发展主轴上的路标，成为蜀文化发展之路的阶梯。巴蜀是文明的生长点，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二）从秦汉到唐宋时期，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汉代“天府之国”，直到唐宋的“扬一益二”，是巴蜀文化发展两次繁盛时期。其中的三国蜀汉与五代前后蜀时期，又是这两个巴蜀文化繁盛时期的光辉点和文化主轴上的重要路标。

这段时期作为文化路标性的亮点：

一是赢得“天府之国”的桂冠，创造了“天府之土，秀冠华夏”的历史记录，进一步凸显了巴蜀“水利蓄殖其国”的农耕文明特征。其结晶是都江堰无坝自流灌溉工程及其生发出来的扇形水系。邛崃河谷与成都平原，即都广之野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区之一，有先周农祖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的传说。

二是巴蜀城市兴旺发展，当时居于世界城市的前列。汉代成都是全国五都之一，三都（成都、新都、广都）“号名城”，临邛是全国第一流冶铁城市。唐宋时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获得“扬一益二”的美誉，号称“天下名城之冠”。而当时的世界形势，自东罗马崩溃以后，欧洲很快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衰退，唯独汉唐中国一枝独秀，中国城市发展正处在旺盛时期。唐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唐纪昭宗景福元年），成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前列，甚至是数一数二的“天下名镇之冠”的标杆城市，当然也就是世界历史名城中数一数二的城市。成都和扬州的区别是：扬州“富庶甲天下”（同上引书），但它是单纯的工商发达城市，“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新唐书·李袭誉传》）。成都则是农业富庶与工商繁盛兼而有之的城市，既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宜农之土，又是“市张列肄，货贿山积”, “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资治通鉴》唐纪昭宗大顺二年）的“西南一大都会”（陈子昂语）。甚至引发了是“扬一益二”还是“益一扬二”的有趣争论（唐·卢求《成都志序》）。

这一时期，巴蜀创造了世界漆艺中心，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临邛火井）、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标，最早的世界纸币“交子”的诞生地等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无愧为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

三是“文翁兴学”，首创地方郡学，“开学校”, “以诗书教人”, “蜀有儒自公（文翁）始”（宋人宋祁语），儒风流布，蜀学大兴，从兹比肩于齐鲁。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文章冠天下”, “以文辞显于世”的天下文宗多出西蜀的传统。

四是“蜀石经”的刊刻。这是十三经的首次完整结集，推动了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和“蜀儒文章冠天下”的发展。

在巴蜀从古至今的几个发展阶段中，以农业文明时期最长。“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巴蜀农业文明独有的“士民之庶，物力之饶，甲乎天下”的特征和蜀人“俗不愁苦，人多工巧”的生活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因其历史的悠长而成为巴蜀文化特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三）元明清时期，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巴蜀社会文化中出现了不少新质因素，尤其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因素，为巴蜀城乡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使得有“川味”特点的下层群众文化和“俗尚游乐”的休闲文化与怡人文化兴盛起来。随着巴蜀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以及适应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化日益活跃起来。

这一时期可作为文化路标性的成就：

一是川剧的兴起。川剧源于元北曲和明南曲，形成于清代中期雅部戏变为花部戏、地方剧种出现之时。乾隆年间金堂艺人魏长生创“四川秦腔”，在北京演出，轰动朝野，这是川剧的弹腔形成之始。古巴渝曲、竹枝词到汲收秦腔则成为高腔的来源，总之，川剧“昆、高、胡、灯、弹”五种声腔艺术就是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融会过程中形成的，成为地方戏曲中有特色的瑰宝。

二是巴蜀是中国和世界最早发现茶树、种植茶树的地方，是茶文化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茶馆的兴盛和普及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许多茶馆兼有书场功能，是群众休闲怡人生活的重要体验地。

三是川菜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全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传统特点是好辛香尚滋味，有三千年的独特传统。到南宋时，出现了“川食”名称，川食店开到了当时的汴京。陆游喜欢川食，自号“老饕”。到明清时，川菜包括小吃，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百味一体的“川菜”菜系，影响直到今天。

四是在府学、州学、县学的官学之外，兴起了书院教育。书院与官学有联系，但它直接继承孔子以来的私学传统，是体制外的，其主要目的是“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者居之”（朱熹语），主张自由论学重于八股科举。巴蜀的书院起于唐代，作为源远流长的蜀学的主要传承阵地，在推动蜀学，特别是宋代蜀学达于繁盛方面起了极大作用。明清蜀学主要也是因书院教育而发展起来并走向改革的。蜀学以文史并重、重在神髄为传统特色，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四）1840年以来，巴蜀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1840年以后，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巴蜀文化受到近代文明的冲击，在阵痛中迈着蹒跚的步伐缓慢地步入近代化历程。特别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古老的巴蜀文化出现激变和多彩的面貌，开始急遽地向早期现代化转换和裂变。这一时期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光绪元年（1875）四川省城尊经书院的创办。尊经书院奉行“绍先哲，起蜀学”, “贵躬行，不贵虚谈”, “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 “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的办学宗旨，由山长王闿运开其端，推动了近代巴蜀文化的转型和复兴，培育了以廖平、吴之英、宋育仁、刘光第、杨锐为首的一大批通经致用、新旧学兼容而又特重今文经学传统的新蜀学人才，出现了蜀学会等维新组织，在四川开启了启蒙思想意识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最耀眼的新星是“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川籍维新文化人士（杨锐、刘光第），他们为启蒙理想贡献了生命，为启迪四川人的觉悟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阶段的文化亮点：

一是以“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为文化地标，象征着西蜀人文化心理群体性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由封建思想桎梏向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转型，留下了巴蜀地域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史遗产，为百年来巴蜀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解放的锁钥。特别是川人杜鹃啼血的历史精神，经过辛亥时期“啼鹃诗人”雷铁崖以“家山危殆，愿效杜宇之啼”的救国主义的新阐释，使古典啼鹃文化成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啼鹃文化，丰富了杜鹃啼血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抗震救灾中，这一杜鹃啼血的历史精神也显示出了它的特殊作用。

二是“五四”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的兴起，促使一批知识化精英沿着留欧学统，开辟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追求真理之路。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周太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的吴玉章，“旅欧少共”的核心人物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人，留学法国，成就了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走向革命的人才。他们体现了“唯蜀有才，奇瑰磊落”（孙中山语）的巴蜀人才特点。

三是抗战时期全国高校内迁巴蜀，使成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成都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根据地”，成都华西坝成为巴蜀文化中西融合的现代化进程的光辉地标。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这60多年，同整个中华文化一样，是巴蜀文化走向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国气派、巴蜀风格和巴蜀特色的巴蜀文态建设曲折演变发展的时期，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梦想百年历程的新时期。

在巴蜀文化曲折复杂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性转换的进程中，留下了今天的名城古镇、文人园林、名人故居、名观古刹、文庙书院等文化地标遗产，成为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性现象，但真正的高危期不是城市化不足时期，反而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加速时期，这是历史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的高危期。因此，尤其要注意历史遗存和文化信息的保护，使巴蜀真正成为历史遗产天空中一块满天星斗闪光的宝地，使巴蜀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中，以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的神奇面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三、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

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生长、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基本性质来源于下列两方面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是以古江源文明为龙头，以“水利殖养其国”为特征的乡村农业文化和静态的充满田园诗趣的农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以长江冲出盆地为动力，以“吴盐蜀麻自古通”的交通之利为龙头，以“市张列肆，货贿山积”为特征的城市工商文化和动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工商生活方式。这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的结果，形成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一）巴蜀文化是诞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的静态文化，如同中华农业社会一样，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是，优越秀冠的“天府之国”,“其物产富力，实已为中国之冠”，物产丰饶，沃野千里。这一鲜明特点，更凸显出四川盆地是生命盆地，更是天府农业文明超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巴蜀农业文明的发生是从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江原（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开始的。这一地带，古名“都广之野”，是中国农业三大起源地之一。治水是它的根本，无坝自流引水灌溉的都江堰及其扇形水系是它的文明地标。天府农业以位居古中国四大水源江淮河济“四渎”之首而形成骄称于世的江源文明。江源文明构成了天府农业文明的特殊面貌，成为巴蜀文化的典型特征。

由于巴蜀农耕时代特别悠长，兼之农耕文明的个性特色又格外鲜明，这就使天府农耕文明成为巴蜀文脉基本性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直到近现代进入工业社会后，农耕文明这一决定性因素还对巴蜀城乡生态与文态，乃至巴蜀人心理状态、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今天要建设生态文明，我们还不得不回归巴蜀农业城市的生态春天里去寻根，继承其优秀个性和传统。（二）巴蜀城市文明形成于4500年前，历史悠长。在巴蜀古典城市工商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巴蜀古典工商文化，其性质是流通的、跳跃的，充满生机和创造性，是城市向前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它与天府农业基础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是城市生存发展及思想、智慧得以进步和创新的策源地

巴蜀城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同巴蜀山水有极大关系。

先看巴蜀的水。四川盆地境内有河流1400多条，其中流域在500～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流有230多条，长江五大水系水网的密布，全境乔木树枝状或扇形羽毛状的水道结构，千舟可过万重山的三峡水道，外流型的四川盆地特征，是巴蜀古典工商业城市生长、繁华与兴盛的动力和血脉，水给巴蜀文明带来了活力。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入长江，流聚于盆地最低部，宛如大水库，有容乃大，水又给巴蜀文明带来凝聚力和向心力。蜀水是巴蜀文明之母，巴蜀文明伴蜀水而生。

再看巴蜀的山。盆地四周的高山峻岭，本是巴蜀对外交通的阻力，但由于山林竹木、瓜果药材、桑蚕漆蜡，物产丰盈，应有尽有，是东亚大陆条件最优越的富饶之地，反而促成巴蜀人巧思勤作，筚路蓝缕，不畏艰险，激励出兴建栈道笮桥，冲出盆地的建设性，结果“四塞之国，无所不通”，培养出开拓对外市场的意识和探求盆地外知识的欲望。开拓与开放，兼蓄与兼容，反而成为巴蜀人的集体文化性格。要想跨出盆地，那么，东出三峡，走出夔门，便与楚文化的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关中之地乃至河洛中原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羌彝走廊”嵯峨相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本来闭塞的盆地反而因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多变性而导致古代四方交通的便捷和交流的便利，使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早在3000多年前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时期就表现出来了。

更进一步从中华地理优势看，巴蜀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它是中华大地的重心极。它的地域正好位于四大世界古文明的北纬30°线上。如果用吴尚时的“中华对角线”来画，其交叉点正在成都，成都是中国三级阶梯地形的腹心。再用胡焕庸的“中国人口疏密分布线”来画一下，巴蜀正位于东南半部人口密集和西北半部人口疏松分界线的中轴上。这样的地理位置，颇便于巴蜀与外界呈南北纵向轴与东西横向轴的交叉与联系，颇便于巴蜀的文化、人才、物资与中外四方等距离的交换与交融，至今还对我们放眼第三亚欧大陆桥的陆桥经济建设带来历史优势和历史传承的经验。李后强先生把巴蜀称为“西部天眼”，西部开弓箭的蓄势待发处，是很有见地的，这是西部开发高地的最重要的着力点。《史记·天官书》说：“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在古人看来，巴蜀处于中国山川走势之首的龙头地位，故有史以来，巴蜀易于自成一个文化区系，有利于其历代经济与文化的开发，争取到西部发展的战略高地和示范区排头兵的地位。放大到海内外交流关系来看，巴蜀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 ‘龙头’”（考古学家苏秉琦语）。

总的来看，巴蜀虽地处内陆，同其他地方文化一样，既有封闭保守性，又有开放兼容性；它是开放性大于封闭性、兼容性大于保守性的独特文化区。其中华地理中心带的优势，有利于它向四方辐射。自3000多年前三星堆文化时期开始，巴蜀就开辟出第三个欧亚大陆桥和它与南亚沟通的通道，现在已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四、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神奇、神秘、神妙

巴蜀文化与中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有共识和认同，也有独特个性。如几千年不同地域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这是共同性。开放性、兼容性、向心凝聚性等，各个地域都是相同的，甚至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征都差不多。但作为地域文化的一支，它确有其个性，有其独特性。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生态文态的神秘奇绝。自然、文化、心灵的“三神”：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就是巴蜀文化有异于其他地域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一）神奇的自然世界

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巴蜀有奇异的山水和原始自然生态以及古老独特的地质现象，引起历代海内外人士对它的神奇赞叹。“剑门天下雄，夔门天下险，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加上九寨、黄龙的奇，海螺沟的神，大熊猫世界的异，等等，至今都有吸引人们的魅力。早在一千多年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盛赞蜀中山水乃“江山之俊势，天下之奇作”，是“宇宙之绝观”，是天下第一流的山水景观。

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观察，巴蜀山水有两大神奇之处：一是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与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诞育地处于同一纬度，出现了不少神奇秘绝的自然文化现象。二是大地褶、大背裂和大裂谷地貌引起巴蜀多“三峡”、“小三峡”、“小小三峡”的神异景观。“三峡”不仅特指长江三峡，而且成为巴蜀峡谷激流共称的文化名词，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其他大峡、二峡之类都代替不了它，它已是巴蜀文化特有的品牌。（二）神秘的文化世界

巴蜀历史文化最大的特征是神秘，体现于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和战国船棺葬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开国何茫然”的神秘，体现于大禹兴于西羌之谜，巴蜀人创作《山海经》之谜以及都江堰神话的奥秘，还体现于“文宗自古出西蜀”的世出文宗之谜，“殊俗状巢居”之谜，等等。巴蜀作为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摇篮，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显得奇异之处，就在于它更神秘，多未解之谜。

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看，巴蜀文化有下列特征：

一是从物质文化层面看，巴蜀是建筑样式上的巢居——干栏文化的起源地，“野人半巢居”（杜甫诗），巴蜀是巢居氏族的发祥地；巴蜀也是交通文化史上栈道和笮桥的起源和兴盛之地，“蜀道”包含着很多神秘之处；巴蜀梯田和林盘的特色农耕人居文化，也颇具巴蜀人农耕创意的匠心，梯田多属于巴人地区，林盘则主要是成都平原蜀人的居地。

二是就精神文化层面看，它有以下几大特征：

仙源故乡。神仙说最早起源于蜀，古蜀是仙源故乡。巴蜀是仙道和道教的诞生地。“天数在蜀”与“易学在蜀”。春秋时资州人苌弘明天文，为孔子之师。汉有阆中落下闳，唐有李淳风、袁天罡等。历法、卜算、阴阳之学，是巴蜀最早的土著学问。“易学在蜀”，这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话，称赞四川易学传承有独到特色，连贩夫篾叟都懂易经。汉代严君平、扬雄的“太玄学”和晋代范长生的“蜀才易”，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明代来之德的象数易学世传于蜀。“西蜀自古出文宗。”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西蜀，从汉代赋圣司马相如、“汉代孔子”扬雄，唐代天下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的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吾蜀擅宗匠，天地有大文”（宋张翥《谒文昌阁》），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或虽不是蜀人，却是深受巴蜀山水与文化熏陶的天下文坛领袖。“才女在蜀。”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专门写了一回“女秀才移花接木”。他在其中盛赞“蜀中女子自古多才”，他还把王昭君称为“成都姑娘”。从卓文君到武则天、杨贵妃、花蕊夫人、浣花夫人，直到黄崇嘏、黄娥、曾懿，都是蜀中才女。“菩萨在蜀。”“菩萨在蜀”是唐代梓州通泉县灵鹫山（在今射洪县）的故事，这里用来说明禅宗在西蜀有独特的发展。佛教向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言蜀者尤不可不知禅”的说法，就是指巴蜀在禅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最早由玄奘在成都修具足戒求学五年，开拓了巴蜀佛学由唯识启疑惑求真知的探索风气。当六祖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的时候，六祖的师兄弟智诜则在资中创立了净众——保唐禅系。这是巴蜀禅系之始，其特点是兼融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既兼有南北顿渐禅风，同时又有“不南不北”特征，颇便于向“由禅入净”的路径发展。到禅宗八祖什邡人马祖道一，则进一步弘扬了六祖慧能一系，提倡“平常心是道”，创立农禅丛林制度，使禅宗生活化、人间化，成为人间佛教。他为禅宗中国化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儒源在蜀。”大禹兴于西羌，创作“洪范九畴”，根据他的治水经验，提出五行以水为首，水被视为文明之母。大禹是儒学之祖。孔子说“吾与禹无间然矣”，二人身处异代而心有灵犀，孔子的儒家学派就是在大禹兴起儒而又由殷礼和周礼加以发展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故孔子说“吾从周”。

总的来看，巴蜀是仙学之源、道教之源、儒学之源，在仙、道、儒三方面，巴蜀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做出了开源性的贡献。至于在禅宗中国化方面，巴蜀人则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由此可见，在中华文化的主干儒释道三学上，巴蜀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留下了丰富奇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留下了无尽的文化奥秘，有待我们去保护、探索和利用。神秘的巴蜀文化是今天创新经济和创新文化的创意源泉。众多创意文化资源，至今还没得到认识和利用。（三）神妙的心灵世界

就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式来观察，蜀人仰望星空善于幻想的“仙化世界”形成了历代蜀人浪漫奇特、不循故辙的球型思维传统。从三星堆古蜀人的诡异到西晋成汉墓同样怪异的陶俑，从相如的仙游到李白的仙诗，从苏轼的豪放与梦幻到郭沫若的泛神与浪漫，都展示出这样的思维特色。而蜀人“领异标新”的文化心理形成蜀人“好做翻案文章”的逆向思维传统。扬雄、苏轼、杨升庵、郭沫若都好做翻案文章。再解读“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句话，说明蜀人与蜀学具有一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重今文经学、重文学，关心国家治策、关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求实思维传统。以上三方面构成蜀人神妙的心灵世界，也造就了许多百科全书似的文化巨人。五、沿着流光溢彩的巴蜀历史长河前行

总而言之，巴蜀文化从初生之时起，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巴人强悍劲勇、朴实率真，蜀人柔性褊诡、聪明多智，巴与蜀两种不同文化性格合成为刚柔相济、阴阳相合、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开放性与整体性的结合，就是开创性与完美性的和谐统一；既要有冒险进取、超前开创的创业意识，又要有追求完善稳定、善于守成的守业意识。这就是我们沿着巴蜀历史长河回溯和前行得出来的总认识。

如果把巴蜀文化比作一个巨人，那么，生生不息的传统就是她的血脉，神奇、神秘、神妙的面貌就是她的特征。这条血脉流贯巴蜀这个文化巨人的全身，从巴蜀文化的童年一直生长到当今，经过长达4500年以上历史文脉量和质两方面不断的积淀和延伸，为我们留下巴蜀自然、文化与心灵世界三方面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显现出神奇、神秘、神妙的面貌。这些性质和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巴蜀特色文化和今日四川人的精神，对于巴蜀现代化进程，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正传承和弘扬着巴蜀这样一种有着独到特征的、闪着历史光辉的文化传统。今天构建特色的巴蜀文化，沿着流光溢彩的历史文化长河前行，面前还有很多路需要我们继续走下去，把巴蜀文化的光辉继续发扬光大。六、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一）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

现代巴蜀文化研究84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初步开展了对巴蜀文化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探索，形成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机构、团队和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西部大开发、信息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巴蜀文化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和繁荣，在创意产业带动下，巴蜀文化研究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城市建设，社会、工业、商业、农业、民俗、宗教、民族、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日益紧密结合，呈现出“多线进化”、立体发展的趋势。

1．研究组织机构

改革开放以后，省社科院和在川内高校相继成立了一批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机构，聚集了一批专门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

2001年4月，省委批准成立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挂靠省社科院，经费由省财政计划单列。该中心是全省性统筹、协调和组织巴蜀文化研究力量，制订总体规划，组织实施科研课题，促进科研成果的宣传、出版推广和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学术资源的组织。该中心出版了一批以“巴蜀文化研究丛书”为代表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参与和主持省内若干大型以植入巴蜀文化为内涵的城乡景观建设，如主持天府文化景观建设和灾后汶川石纽山大禹祭坛建设的策划，以及旅游与文化产业方面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大量工作，促进了我省创意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同时，该中心还参加了全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议组织，促进了多地域文化的联合研究和组织交流。川大、川师大、西华大学、西华师大、绵阳师院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有关巴蜀文化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等机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还设立了三星堆文化研究院。省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还编辑出版了《蜀学》等专辑期刊，也都各有不同成绩。

2．重要学术活动

自1991年以来，以巴蜀文化研究为中心，举办了多次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重要的有：“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1991年6月）、“巴蜀文化论著选题研讨会”（1997年）、“巴蜀文化研究规划会议”（1997年6月）、“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巴蜀文化走进好莱坞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2010年）、“巴蜀文化与西部开发研讨会”、“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国际研讨会”（2004年）、“尹昌衡与四川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光明论坛·西蜀文化研究”（2012年）等。

3．主要研究成果

近三十年来，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多是巴蜀文化不同门类的一些专题论述，有关巴蜀文化学的宏观研究著作很少，通论性的巴蜀文化研究著作更为鲜见。其中，主要的通论性著作有：20世纪80年代由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出版的“巴蜀文化丛书”（共5本）,2004年由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和结集出版的“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共6本）。此外，由省社科院组织出版了《巴蜀文化图典》，省文史馆编辑出版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大型普及丛书（已出版四辑100余册）等。同时，还编撰了《中华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成都卷》等中央单位牵头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

当前巴蜀文化研究工作正进入全面系统的大型学术研究工程阶段，开展的主要工程有两项：一项是由省委繁荣与发展哲社领导小组领导，由省社科院组织编撰，由川渝两地近60位有造诣的学者撰著的大型文化工程《巴蜀文化通史》，共22卷900万字，拟于今年底完成全部书稿，交出版社。另一项是由省委常委批准的，以川大为牵头单位，以省社科院为最大配合单位的《巴蜀全书》大型古籍整理学术工程，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估计整理文献6000余种，历时15年左右。（二）今后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从上述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可以看出，今后走向多区域文化的比较与联合研究，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群众最深刻的需要。

一是打破各地域文化学者孤立研究本地域文化的状态，把重点转向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会与互相影响的研究，逐步走向联合与合作。

二是需要坚持本土文化的解读权和话语权，不能被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话语和研究范式牵着鼻子走。这与吸纳西方先进思想并不矛盾。本土文化也需要学习西方，要有国际视野和现代思维，同时又要不拘泥于古人，而是要立足于新时代的辩证立场，坚持民族文化为本体，坚持本土的文化解读。

三是加强各地域之间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和地域文化神韵建设的研究，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从而为中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做出地域化的贡献，使一统多样的中华文化复兴梦更加绚烂美丽。

每个地域都有自己地域的学术，是各自地域精神文化的核心，体现着各自地域的精神、个性和神韵，是各地域精神家园秘藏的宝库。例如，巴蜀有蜀学，岭南有岭南学（陈寅恪称之为“南学”），均各有其特点和神韵。研究和把握地方学的根柢与内涵、文心与神韵，找到今日城市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神韵和灵魂，从而寻找到地域文化软实力之根，仍然是今后地方文化研究面临的严峻任务。（执笔人：谭继和、彭东焕、刘平中）【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庙学合一”的创举：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舒大刚

祭祀先圣、先师、先贤是中国古代学校的功能之一，孔庙（或称文庙）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设施。春秋末年，鲁人据孔子故宅及弟子宿舍，收藏孔子当年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岁时致祭，初步形成孔庙雏形。不过迄止汉末，这一建制仅限于曲阜，而且是私家性质，西汉和东汉皇帝要祭孔，都得远到曲阜才能实现。这一状况直到北魏暨唐代才得以改变。据史载，北魏孝文帝始于京师设“孔子庙”，唐代承之，因令地方学校亦得建孔庙，不过这些举措的时代都偏晚。有幸的是，远在西南的成都，汉文翁所建讲堂石室，在立学之初即有祭祀先贤的功能；及至东汉后期高䀢守蜀，重建周公礼殿，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之制。所谓“讲堂石室”，即是地方政府主办的教育机构，首建于西汉景帝末年（约前141），是当时中国由政府所建最早的学校，曾得到汉武帝的表彰和推广。所谓“周公礼殿”，即是祭祀以周公、孔子为主的历代圣贤及儒林人物的庙祀场所，重建于东汉后期兴平元年（194），比北魏和平十三年（489）在京师建立的孔子庙早295年。

这个周公礼殿即是当时蜀人对先圣先贤进行缅怀和祭祀的场地，内中陈列有历代圣君贤臣画像，也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等儒家著名人物，并且岁时祭祀，供人景仰，无异于蜀学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古代学校庙学合一的最早标本。据文献所录，其中绘有传说神圣盘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政治人物禹、汤、文、武、周公直至汉武、光武，治世名臣李冰、文翁、诸葛亮、王道、谢安等，学术人物则从仓颉、沮诵、老子、孔子、孔门弟子，以逮郑玄、谯周、王肃、杜预等，既是历代贤君名臣（政统）之荟萃，也是历代学术文化（道统、学统）以及地方文化代表人物的遴选。这一体系的建立，较之唐代贞观二十一年（647）形成的陪祀制度及人选，要早453年。

石室礼殿自汉代建成后，经魏、晋的增饰、维护，庙宇殿堂历经修葺，绘祀人物也续有增添，历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直至元、明，以其古朴的风格、精湛的画技，深得文人雅士喜爱，一再被外地学宫依仿和效法，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具有先道和典范性影响。今欲详考其规制，以求教于识者。一、天下倡始：文翁石室及历代“蜀学”概说

北宋蜀人吕陶《经史阁记》述“蜀学”之盛事曰：

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盖自周道衰微，乡校废坏，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时文翁为蜀郡守，起学于市，减少府用度，以遗博士，遣诸生受业京师。招子弟，为除繇，且以补吏，或与之行县。民用向化，几比齐鲁。自尔郡国皆立学，实文翁倡之，所谓“石室”者存焉。

至东汉之季，四海板荡，兵火相仍，灾及校舍，弦诵寂绝，儒俗不正。兴平中，郡将陈留高䀢修旧补废，作为庙堂，模制闳伟，名号一新，所谓“礼殿”者见焉。

及五代之乱，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剑南，百度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

始汉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余年，崩离变革，理势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则冠天下而垂无穷，非夸说也，考实以议也。

南宋名臣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也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壁九经。”（《成都文类》卷三〇）都将石室学宫、周公礼殿、蜀刻石经作为“蜀学”影响天下后世的三大法宝，说明他们在历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贡献和领先全国的意义。“文翁石室”是汉景帝、武帝时期，庐江舒城人文党守蜀时在成都所开学宫。

巴蜀地处西南，自古为西南夷人所居，而巴国蜀国为之君长。《战国策·秦策一》张仪曰：“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是其证。战国后巴蜀为秦所灭，巴蜀成为秦国经略天下的重要基地，风俗迅速“染秦化”（《华阳国志》）。但是直到西汉初年，其蛮夷之风犹然未改。汉景帝末年，文翁守蜀，乃设立学校以教化之，巴蜀学术文化乃勃然兴起。《汉书·地理志下》述巴、蜀、广汉风俗情形时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埶。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就是文翁化蜀的故事。是文翁教民读书，习法令，改变了蛮夷之风的状态，从此巴蜀士女乃爱好文雅，追迹中夏，成为出人才、重学术，甚至“文章冠天下”的地区。《汉书·循吏传》对此有详尽记载：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毎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两段文字内容基本相同，只在时间上微有差异：前者将文翁守蜀时间定在景帝末，后者定在文帝末；前者说推广文翁经验令天下兴学的皇帝是武帝，后者说是景帝。征以当时全国儒学兴起的史事，当以班固之说较为可信。综合二者可见，文翁通《春秋》, “仁爱好教化”，是纯然的儒吏；他所派弟子到长安从博士学习，主习儒家《七经》，兼习汉家法令；他在成都“修起学宫”，选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就学，是政府最早在地方办学，并为之设置官学生的开始；他选拔学习成绩“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是最早采用儒术来选拔官员的发端；他又“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他一道行县，“使传教令”，让人民产生羡慕，从而激起整个社会向学之风，巴蜀地区前往京师游学的与齐鲁相当（“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或称“蜀学比于齐鲁”）。所有这些，都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公孙弘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之前。宋时传有一方《汉文翁学生题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欧阳修曰：“文翁在蜀，教学之盛，为汉称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于此？盖其磨灭之余，所存者此尔。”可见当时石室的办学规模，竟比中央太学的规模还要大。宋人李石《左右生题名》诗有曰：“蜀地虽远天之涯，蜀人只隔一水巴。自从文翁建此学，此俗化为齐鲁家。頖林春风桑葚熟，集鼔坎坎闻晨挝。诸生堂奥分左右，相比以立如排衙。”（《成都文类》卷四）说远在天涯的巴蜀由于有文翁建学立教，乃使“此俗化为齐鲁家”，迅速地儒化起来。

继志易为功，倡始实为难。文翁的可贵，在于他开启了汉家“重视儒术”、“经学入仕”的先河。清吴省钦《重修锦江书院讲堂碑记》:“以景帝之不任儒，又郡国向未立学，（文）翁振厉绝业，所举向风，固宜为循吏首。”（李承熙《锦江书院纪略》卷中）特别是他在蜀郡设立学宫，实行儒学教化的经验，还得到汉武帝推广，“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地方郡国才有官办学校传播儒家学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华阳国志·蜀志》都说文翁立学后，出现“蜀学比于齐鲁”的局面；唐卢照隣《文翁讲堂》诗：“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岑参有诗：“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台岂复全。”裴铏有诗：“文翁石室有仪刑，庠序千秋播德馨。”北宋田况《进士题名记》也说：“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成都文类》卷三）喻汝砺《过府学遂谒文公堂》:“我行鲁侯宫，独谒文翁堂。若人骨已朽，道在斯不亡。遂令蜀文章，照耀日月傍。世事俱腐臭，斯文真久长。”（《成都文类》卷四八）都仅就蜀地得益文翁的儒化而言，那还是小看了文翁化蜀的历史作用。如果从全国影响说开去，文翁这番创举，毋宁说是开启了武帝“儒化中国”的新篇章！杨慎 <全蜀艺文志序>称：“昔汉代文治，兴之者文翁。……文之有关于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诬也。”似不为过。

文翁开设的石室学宫，自汉而下，直到明清，一直是四川成都最高学府，除了少数几个短暂时段遭到破坏而有所沉寂外，其他时期都承担了传播儒学、作育人才的历史使命。北宋吕陶《经史阁记》说：“始汉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余年，崩离变革，理势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则冠天下而垂无穷，非夸说也。”同时张俞《成都府学讲堂颂》序曰：“蜀之学远矣，肇兴于汉，历晋、唐至于五代，世世传诵不衰。所谓周公礼殿、文翁石室，越千余载而岿然犹存。”（《成都文类》卷四八）又在《华阳县学馆记》说：“三代之学繇秦废，蜀郡之学由汉兴，而天下之学由蜀起。历汉至宋，殿室画像古制尽在，则蜀之学其盛远矣哉！”（《成都文类》卷三一）这些说法都是事实。五代以后，不仅书院未息，而且在宋代还得到更大发展。宋末曾经毀于兵火，元代又予修起。明代继续，明末复毀于张献忠之乱，清代再起，并于其地建锦江书院，成为有清一代四川最高学府。

下面将文翁石室在历代的维持和重建过程，列为一表以示其概：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文翁石室在长达两千余年中其办学活动一直延续，尽管名称有变，甚至同时有书院、孔庙和府学（或州学）并存的状况，但是地点和功能却一直未变。这所历史悠久、学统深厚的教育机构，在历史上曾经培养出许许多多杰出人才，成为建设巴蜀乃至影响全国的中坚力量和学术干城，无愧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学府！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学人在此不断创造历史文化奇迹，影响祖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发展，它不仅是历代“蜀学”教育中心和思想振起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儒学的重要传播和发展基地。直到20世纪初，这所在文翁石室故址上建立起来的锦江书院，又与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合并，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是为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宋代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说：“三代之学繇秦废，蜀郡之学由汉兴，而天下之学由蜀起。”（《成都文类》卷三一）并有颂称赞：“维蜀学宫，肈于汉初。用倡庠学，盛于八区。八区洋洋，弦诵复兴。周法孔经，是缵是承。”（《成都文类》卷四八）说“天下之学由蜀起”，说它率先“倡学”, “盛于八区”, “弦诵”“缵承”“周法孔经”，就其历史（特别是宋代及其以前）而言，一点也不夸张。

说起石室学宫所创造的文化奇迹，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前引吕陶、席益所举“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周公礼殿”和“石壁九经”。“周公礼殿”建于东汉，是当时在曲阜之外最早开设祭祀周公、孔子以及历代圣贤的专门建筑。“石壁九经”又称“石室十三经”，始刻于五代孟蜀时期，是儒家《十三经》的最早结集。都对中国儒学发展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石壁九经”的面貌和意义，时贤以及笔者已有专文加以探讨。而关于“周公礼殿”的研究则目前未见其人，以致有关“礼殿”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未搞清，至于它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更是无人问津，久暗于史。本文欲就“礼殿”的建设修葺过程、规模建制、人物图绘和历史作用等事项，进行初步探讨。二、乱世箫韶：石室讲堂与“周公礼殿”的恢复

关于石室周公礼殿的建置和沿革，清雍正《四川通志》（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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