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川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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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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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王玉川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国医大师医论医案集．第2辑）
ISBN 978-7-117-18157-0
Ⅰ．①王… Ⅱ．①王… Ⅲ．①方书-中国-古代 Ⅳ．①R28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6662号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
著 者：王玉川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邮 编：100021E - mail：ipmph@pmph.com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2018年1月版 本 号：V1.0格 式：mobi标准书号：ISBN 978-7-117-18157-0策划编辑：李 丽责任编辑：崔长存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王玉川简介
王玉川，男，汉族，生于1923年9月，上海市奉贤县人。著名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副院（校）长、院（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系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
先生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70余年，是国内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也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他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的研究，均作出了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
先生高雅的学术风度，深邃的逻辑思维，独到的学术见解，令学子们沐浴春风，受益终生。先生一生强调理论与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百姓看病。不仅在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上多有研究，而且在疑难杂症的诊疗中也有自己的特色，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收集了大量的诊治经验，如心血管病、风湿病、血瘀、痰瘀等多种病症效验方的归类分析，以及方证对照比较研究。先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答疑解惑，释疑传道，甘为人梯，提携后辈，是老一代中医学家的杰出代表。其主要学术著作有：《内经讲义》、《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运气探秘》、《中国针灸学图解辞典》等。
先生自1941年开始师从名中医戴云龙先生学医，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先生的指教。学成后在当地行医，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1957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工作至今。一生潜心于中医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也参加中医临床诊疗工作。1959年至1963年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医院校第一、二版《内经讲义》教材，提出“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的学术理念。
20世纪80年代，先生对《内经》“三阴三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三阴三阳学术思想。其后，先生对“辨证论治”这一最具中医特色的重要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倡导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医，这样才能使中医有所发展。后又对中医五行学说、体质学说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临床传承教学中，先生主张以史为鉴，巧用古方；强调实践，不离理论。对于教学工作，教育至上，治学严谨；甘为人梯，大爱无私。他的学生这样评价王玉川老师：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中医理论教学初始之教材的撰写成稿虽出自其手，而从不张扬；大量的著述与学习笔记虽不见于书刊杂志，却不乏真知灼见；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出版者的话
2009年5月5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首届国医大师的决定》，授予王玉川教授等30名我国著名中医(民族医)专家“国医大师”的荣誉称号。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医大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是中医药界的一件大事，行业期盼，社会瞩目，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涌现出一批全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他们品德高尚，医术精湛，勇于探索，勤于思考，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界所推崇，为患者所爱戴，此次评选出的30名“国医大师”，就是我国中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经过周密规划，严格评选，每一位入选者从事中医药工作均在55年以上，中医理论造诣深厚，学术成就卓越，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独到，在全国及行业内有重要影响。王玉川教授等30名“国医大师”心系岐黄大业，默默耕耘，硕果累累，桃李虽无言，众望实所归，享此殊荣，当之无愧。
中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令人敬仰的苍生大医，他们是一个时期的学术代表，也是名垂后世的医界楷模，而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正是建立在后学对先贤学验进行认真总结与继承的基础之上的，有继承才有创新，继承是发展的源头活水。
人民卫生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我国著名中医药学家的作品，为弘扬传播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并为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医出版工作面临着重要的发展契机，而围绕30名“国医大师”的薪火传承工作，无疑是今后我国中医药界关注的热点。有鉴于此，我社确立了“国医大师医论医案集”丛书项目，并分辑出版，拟进一步深入挖掘、系统总结每一位“国医大师”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宏富的临床经验，为中医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料，为广大中医工作者提供重要的借鉴，为杏林芬芳贡献我们的力量，也希望本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进步的阶梯。
祝愿中医药传承事业华叶递荣，日新其用；国医大师学术至道流行，徽音累属。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12月序
癸巳之初夏，我有幸专程登门拜访和求教于王玉川教授，并与其谈及对中医学学术发展前景之认识。老先生年近九旬，相貌清癯，深邃的目光里透露着睿智、学识与境界；先生谦和、儒雅，言语虽然不多，但是对中医学术评析之严谨，论述之精湛，使人感悟，受益无穷。随后又拜读了老先生的读书笔记，其隽秀的钢笔字犹如刻印一般规整，内容之精晰令人敬佩至极，深深地感到王玉川教授真不愧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和首届国医大师。
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我校师生已经整理成文行将出版的《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一书。该书将王玉川教授对处方用药的认识，以及他为此提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阐述。从已收集整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玉川教授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教育与学习，同时也强调与临床实践结合的重要性。他在阅读古代医籍时，十分重视对书中古方的研习，做了大量的古方学习笔记，并依据自己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底，从古典医籍中总结了大量的临床用药知识；在经过归类总结的基础上，将所收集的常用古方的治疗规律与特点，进行比对分析，并整理出大量用小方治疗常见病的宝贵的用药经验；同时强调后学要突破方证的相对束缚，要敢于创新。由此反映出他承于古而不泥于古，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的思想脉络。纵观其文，让人感受到的是先生思想敏锐求进，理论分析娓娓道来，入微清晰，面对时弊笔锋犀利，毫不迂回，这样一种高尚的文风扑面而来，滋人心肺。文中展示的是继承发扬的深深之情；改革创新的拳拳之心。先生其文遒劲有力，掷地有声，与其外在瘦弱的身形截然相反，由此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王玉川教授早年的学术成就与学识涵养，使我备感钦佩，一代国医大师的风范光彩照人。
从我深入调研中还了解到他对名利十分淡泊，治学却十分严谨，强调“文以载道”，提倡和重视现代学院教育，对每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审阅工作，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他对所有的晚辈学者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使无数中医人都受惠于他的教诲；他要求年轻学子落笔成文要做到言之有理。值此，我素景仰之情油然倍增，不禁令人欣然命笔，谨致数语，乐观厥成。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是后学恭呈王玉川教授九十华诞最好的礼物。值此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我也期待北中医有更多传承著作面世。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癸巳年肇秋编写说明
国医大师王玉川教授是我国中医学界著名的理论家，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医疗、科研工作70余年。王玉川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研究的中医学家，他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的研究，均作出了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先生高雅的学术风度、深邃的逻辑思维、独到的学术见解，令后学受益终生；先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答疑解惑，释疑传道，深受同道敬仰；同时他强调理论与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临证处方用药进行了深入研究，承于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对中医理论和临床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本书为王玉川教授对处方用药的认识，以及他为了阐释这些学术观点，阅读分析大量古代医籍的读书笔记。文中对所收集的常用名方的治疗规律与特点的分析是王玉川教授多年临床实践的体会；文中辑录的大量小方治疗常见病的内容，对当今临床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本次整理中，我们对方中有关出处，一一进行了核对。为了保持王老读书笔记的原貌，对一些不影响原文本义的表述方法，不作改动。如《伤寒论》，王老笔记中为“仲景《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为《千金》，《外台秘要方》为《外台》，诸如这一类表述我们不作修改。再如，有些方药的出处以医家名，但没有标出书名，我们对此进行了核对，都有其来源出处，本书即按王老笔记样式，也不再标书名，①而直接用医家名。对于引用古医籍的，如《备急千金要方》、《外②③台秘要方》、《本草纲目》，王老都标出页码，此次亦予保留。另外，书中“按”后面的文字是王老先生自己撰写的内容；原来笔记中王老用“（）”括起来的内容，现在改为“王老注”。对于笔记中引用的原文如与原著不同在该页出注说明。① 《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年9月第1版。② 《外台秘要方》：王焘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9月第1版。③ 《本草纲目》：李时珍撰，刘衡如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我们为王玉川先生整理读书笔记，目的在于供中医同道与后学共享，便于今后的研究应用。但由于是首次整理，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整理者2013年12月一、 辨证论治与方药理论的阐释（一） 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
辨证论治是当代中医学术界里一个热门话题。综观近20年来的中医学文献，大都把它看作是最能体现“中医特色”的不可改变的东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而且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为此略申鄙见，以求正于方家。
目前公认的定义：“辨证论治为中医学术的基本特点，是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的过程，即通过四诊、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本理论对患者表现的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辨别为何种证候，称为辨证；在辨证基础上，拟定出治疗措施，称为论治。”（《中医大辞典》第1715~171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按照这个定义，辨证论治是由辨证与论治两个步骤组合而成。但笔者认为，这还不足以阐明辨证论治的全部含义，其原因在于：首先，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的诊断手段和技能，不宜把它包括在中医基本理论中。其次，“辨证论治”里的“辨”、“论”二字的实质，即是临床思维能力的运用。离开了这种能力，就没有辨证论治的存在。每个临床医生的辨证论治水平是由其掌握的四诊技能、基本理论和临床思维能力等三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四诊技能与临床思维能力尤为重要。虽然四诊技能与临床思维是后天学习中获得的思维能力，是一种与天赋相关的能力，但是这两种能力都必须在实践中加以锻炼和发展。因此，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手段。如果这些能力得不到发展和提高，那么把辨证与论治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也是无济于事的。再有，论治即是“治则”的运用。“治则”本来就是中医基本理论的一个内容，不宜把它置于基本理论之外。治则的运用是否确当，也离不开临床思维能力。因此，把辨证论治的定义简单地分作前后两个步骤来解说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辨证论治的定义应该包括四诊、基本理论、临床思维三个要素和辨证与论治两个步骤，这种纵横结合才是完整的定义。从现存的中医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反映先秦时期医学成就的《黄帝内经》里，就已经有了关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形神等在生理与病理状态下产生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等不同现象的论述。此后，历代医家在《内经》基础上续有发挥，在医疗实践中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多种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的辨证方法。但是，明确提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气血津液辨证”等名词，则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因此，于1921年问世的，由著名中医学家谢利恒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词典》里，还不曾有这些辨证方法以及“辨证论治”的条目。今天被学者们看作一切辨证论治方法总纲的“八纲”二字，在清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问世的《医学心悟》里不称“八纲”而叫做“八字”。“八纲辨证”则是由擅用附子而名噪上海滩的祝味菊先生在1950年问世的《伤寒质难》中首次提出来的。这些情况对于现在初学中医的年轻学者来说，也许会感到惊奇，甚至不敢相信，然而历史事实的确如此。至于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1. 辨证论治体系的局限性
如上所说，辨证论治学说体系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现代某些中医专家认为，中医学拥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而体系又相当完备的辨证论治学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并坚信这就是中医学的特色，从而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中强调坚持突出这个特色。似乎中医学里的这个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登峰造极的境界，临床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笔者也曾经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才逐步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是一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不然的话，中医学只能永远保持现状，永远在老框框里打转儿。这样一来，还要研究它干什么？中医教育还用得着改革吗？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辨证论治的作用，而且至今还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手段；更不能否认，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建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的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因此，“凡是特别重视体系的人，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人”，除了拜倒在这个体系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重复验证这个体系的科学性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一切科学研究，包括高科技的应用都成了多余的“无事忙”。由上述可知，以坚持突出中医特色的主张，而摒弃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应用，不求发展创新，乃是一种极端保守的思想，是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想。我们只有突破这种保守思想的束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医，中医学才能有所发展，才有可能摆脱陷于消亡的困境。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历代中医方书中记载着一个方剂乃至一味中药治疗多种病证的大量的宝贵经验，这是现有的辨证论治学说解释不了的东西，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如果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把它作为一项重点攻关课题，那么就有望找到中医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从而扭转数十年徘徊不前的现状，走上大踏步前进的康庄大道，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2. 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专利
上面已经说了很多，似乎没有该说的话了。但是，笔者觉得尚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医界里存在着的某些夜郎自大式的糊涂观念必须澄清。历史告诉我们，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其思维方式就有可能各有差异；对同一事物和现象可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作出不同的解释，因而对于解决事物相互间的矛盾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共通之处，因为人类的知识都来源于实践，都是思维的产物，就医学而言也不例外。传统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的理论和技术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也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东西。比如，西医在急救时常用的心肺复苏术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体外按压，与东汉时代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的缢死急救术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样的例子甚多，不再一一列举。但必须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中西共通而且中早于西的东西一概送给西医，认为是西医特有的，那么就免不了遭受“数典忘祖”之讥。因此，我国中医界的领导干部也好，一般工作人员也罢，我看还是多了解一些中外医学史为妙，免得弄出笑话。至于“辨证论治”这个词，在现代西医学里如同清代以前的中医学一样是没有的，但不等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在辨证方面强调：“要研究总的和各地区的气候特点，研究病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职业、年龄、言谈举止、沉默、思想、睡眠、做梦特点和时间、胆量、瘙痕、涂画、哭泣……大便、小便、吐痰、呕吐……出汗、寒战、畏寒、咳嗽、喷嚏、打呃、呼吸、腹胀、安静或喧闹、出血及痔疮。通过这些方面想到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论治方面，则强调应该采取“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以偏救偏的反治法”等等（《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译本，安徽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如果单从这些话来看，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某位中医专家的言论。但历史是不可以、也不会被割断的，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语言等等）从来就是继承的。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观点与主张，有很多在现代西医学里是可以找到它的踪影的。再说，现代西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与此同时，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期（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如此等等，难道不是辨证论治吗？
总而言之，现代西医学尽管还没有辨证论治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已具有辨证论治的观念，不过是在思维方式、诊疗手段与方法上与中医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把“辨证论治”当作中医学独有的特色来大力鼓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除了暴露自己的无知之外，岂有他哉！(王玉川著于1999)（二） 关于“有是证用是方”的反思
最早由《素问》提出的建立在因人、因地、因时基础上的“同病异治”的思想，乃辨证论治学说的先河，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辨证论治学说发展过程中，这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逐渐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替代。因而在明清以来的“名医方论”里，无不以“方证相对”作为阐述方义、解释成方疗效机理的唯一准则。殊不知古代方书里的记载与现代研究的结果都表明：除了“方证相对”之外，还存在着“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它们相反相成，都应该是构成辨证论治学说体系不可偏废的组成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采取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的偏见。已往的历史已经证明，片面强调“方证相对”的重要性，其结果只能使它走向反面，成为发展中医药学的桎梏。
为了改变中医基础理论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我们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结合现代科研成果，重新审视方证相对的得失利弊。1.“方证相对”的利弊
何谓方证相对?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来说，就是“合是证便用是方”。换句话说，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这种观念的起源，在现存古方书里有明文可证的大概以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为最早，其文曰：“雷公云，药有三品，病有三阶。药有甘苦，轻重不同；病有新久，寒温亦异。重热腻滑咸酢，药石饮食等，于风病为治，余病非对。轻冷粗涩甘苦，药草饮食等，于热病为治，余病非对。轻热辛苦淡，药饮食等，于冷病为治，余病非对。”（见卷一，处方第五）病证二字，古人往往混用，所以，孙氏所言当是原始的方证相对说。后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将其继承下来，并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的主张，大家认为这是揭示仲景临证制方奥秘的唯一法宝。然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当今学者通常所说的“对证治疗”而已。
从中医理论的发展史来看，这种“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对于《伤寒论》的阐释和方剂组成的理论剖析及其临床应用的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它决不是《伤寒论》的真正精髓，况且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门科学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相对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古代方书里的记载和现代研究都表明：除了“方证相对”或“有是证用是方”之外，还存在着“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因此，方证相对的理论在中医学里也决不是什么终极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千百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方证相对之说只占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一半，把它夸大为普遍适用的真理，并将其看作辨证论治的唯一规律，那是历史的误会。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不过中国医药学里的情况，似乎比恩格斯所说的还要复杂些，那就是，凡是不能纳入规律的、不知道的东西，不是不加理睬，而是人为地把它改造成“已知”的东西，强迫它纳入规律中去，至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那反正是不可证伪，因而可以不必考虑，只要能自圆其说，就算万事大吉。方证相对说在辨证论治学说体系里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然而，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不完全真实的，因而必须打破。不然的话，中医药学包括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就只能在主观上认为“已知”的范围内打转转，除了反复印证那种“已知”的东西之外，已经无事可做。发展也好，提高也罢，充其量无非只是古今中西语言表述上的差别，而其实并无本质上的突破。2.“方证相对”理应让位于“方证相关”
如前所说，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的观念，一种病证只能用一个方剂来治疗，而一个方剂只能用于一种病证。可见，“方证相对”之说，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极为可取，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换句话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所以，形而上学的方证相对说是不可彻底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偏执方证相对的思维方式，无条件地夸大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那么就会背离辩证法的原则，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有的学者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把原先的“方证相对”改称为“方证相关”，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必须指出，“方证相关”并不等同于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因为，“方证相关”的内涵虽然包含了“有是证用是方”，但同时也包含着“同证异方、同方异证”在内。两种提法，虽只有一字之差，而含义迥别。再说“方证相关”要求探索的目标，不是方剂单方面的作用，而是方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方证双方在治疗中的相互作用。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现代方剂学的研究也表明：方剂的功能的多样性，只有在对人体的动态变化的作用中才能观察到。方剂的配伍规律也只有在同机体作用时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方证相关这个命题本身，较之方证相对要正确得多、科学得多。我们相信，随着方证相关研究的深入，必然会给中国医药学开创出更加美好的前景。3. 关于同证异方、同方异证
那么，什么是“同证异方、同方异证”呢?所谓“同证异方”，就是同一种病证，可以用不同的方剂治疗；所谓“同方异证”，就是同一个方剂可以治疗不同的病证。因此“同证异方、同方异证”与“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相反相成，成为辨证论治学说里的不可分割的一对重要范畴。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是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创始人，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从仲景书里也不难发现后世学者提出的“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无法解释的一些条文。例如：（1） 五苓散：
由茯苓、猪苓、白术、桂枝、泽泻五味药物组成。根据吴谦《医宗金鉴》之说，其主治证主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很显然，这是以张仲景《伤寒论》之说为依据的。至于汪昂的《医方集解》则说五苓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这是从历代医家临床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吴、汪二氏所说的主治证尽管详略不同，但论其方取效之机理，莫不以为是利水渗湿之功。所以，现代方剂学大多把五苓散列入“利水渗湿剂”中。然而，仲景书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而从来没有“小便利则愈”的说法。可见，把五苓散列为“利水渗湿剂”，是议方药而不议机体反应状态即病证机理的片面观点。此外，我们从《千金要方》还可看到如下的记载：“五苓散，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目光）语言不与人主相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卷九•伤寒上•发汗散第四）。观其所叙证候，近似“如狂”，与水逆、消渴、水饮、水肿、水寒射肺等迥然有别；其取效之由，亦非利水渗湿而是“发汗”。再看仲景书，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里说：“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当，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饮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然则，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这哪里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所以，清代不著撰人的《伤寒方论》称“五苓散为两解表里之首剂”，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
至于《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二“头发秃落方一十九首”里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现代研究发现，五苓散对健康人及正常小鼠和家兔均无利尿作用，只有在水液代谢障碍时，才呈现其利水渗湿作用。这从一个方面表明，方证相互作用是方剂学也是辨证论治学说的灵魂。（2） 肾气丸：《金匮要略》既有以之利小便的，如云：“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妇人病……转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又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里的“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病种不同，“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证候表现亦恰好相反。至于肾气丸的现代研究报告，可以治疗高血压、前列腺肥大、慢性肾炎、白内障、脑出血后遗症以及糖尿病等；动物实验有说可以降血糖，也有说可见血糖升高。所有这些，亦正好说明任何一个方剂在机体不同状态下，可以呈现出所谓的“双向作用”或多样性功能。
以上仅以五苓散与肾气丸为例，说明“同方异证”在古方书中并非罕见。至于“同证异方”之例，见于仲景书者也有很多。例如《伤寒论》141条说：“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又如《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说：“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又《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说：“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又《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说：“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更有一证用三方者，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说：“小便不利者，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对于这些“同证异方”的条文，在坚持“有是证用是方”的学者那里，尽管都有所解释，但无一不是运用“以方测证”的方法，即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来。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推测的结果不用说必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所以，初看起来这种解释似乎达到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水平。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因而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在机体不同状态下就会呈现不同的功能。二味药物以上组成的复方，则尤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唯一正确可靠的科学方法。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20世纪初以广义相对论成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说：“当一个复杂现象中起作用的因子数目太大时，科学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中药复方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方证相对”和“以方测证”的水平上，那么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中医药学的现代化也将遥遥无期。（王玉川著于1998年）（三） “同方异治”之我见
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与同病异方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两者都是历代医家千百年来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宝库里两颗交相辉映的明珠。这个问题笔者在《关于“有是证用是方”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因篇幅所限，未得展开，颇有意犹未尽之慨。今续撰此文，以补《反思》之不逮。仓促成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多加指正。1. 从“同方异治”的基本概念说起
所谓“同方异治”，即是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各不相同的多种病证。因而，与同一种病证可以用各不相同的方剂治疗的“同病异方”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对传统的辨证论治观念来说，是一种逆向思维，后者则是不背离传统辨证论治观念为准则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们在中医学防病治病方面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对中医学的发展也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对立面的事物，一切事物只有在相互对立的统一中才能生长发展，因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中医学所谓的“独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同方异治与同病异方之间必然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2. 同方异治说的渊源
凡是读过《内经》的都知道，《素问》里只有“同病异治”之说（见于《病能论》和《五常政大论》），本文在前面所说的“同病异方”，实际上即是《素问》“同病异治”的翻版。近年来出现的“同病同证异治”和“异病同证同治”的说法，则是随着“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在“同病异治”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因为“病”与“证”在古代方书里往往是混用着的）。有人以为，这个结果是中医发展的标志之一。然而，它仍然以“证”为立足点，仍然囿于辨证论治、依证立方的传统理论，并没有多少进展可言。至于“同方异治”，实际上是“异病同治”的同义语。由于“异病同治”这个命题在《内经》里不曾出现过，所以它的提出较“同病异治”要晚得多，远不及“同病异方”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至少也已有359年的历史了，明末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程衍道在其《重刻外台秘要方•自序》里的一段话可作证明。其文曰：“余亟欲以《外台秘要》公诸海内……向购写本，讹误颇多，因复殚力校雠……十载始竣厥功。客阅而谓余曰……同病而异方也，同方而异治也，毫厘不几千里乎？余曰：三部微妙，别之在指；五藏精华，察之在目。合色脉而后定方，求其曲当可也。”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有关“同方异治”说的最早资料。程氏在其《自序》里所谓的“客”，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假设的一个人物，为的是便于用“问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此乃上自《内经》，下迄明清各家论著中常见的一种写作形式。由《自序》表明，程氏在校勘《外台秘要方》长达10年的过程中发现：同方异治，即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多种不同病症的例子，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个别的偶然现象了。我们认为，这个新的发现按理应该可以使长期禁锢在以同病异治为基础的辨证论治观念中的中医学获得解放，从而以新的面貌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但是他的这个新发现，最终还是被他用“合色脉而后定方”的结论埋葬掉了。后之学者对此亦未深究，因而迄今为止的中医学，依然是辨证论治独领风骚的一统天下。当然，话还得说回来，程氏的这个新发现，即使在今天也只能作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突破口（一项重点课题），要想从这个突破口冲将出去，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3. 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的位置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同方治异病的例子相当普遍，不是什么罕见的偶然现象。为了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除了《反思》提到的五苓散与金匮肾气丸之外，不妨再举数例：（1） 同方治二病之例：
①《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四味药物组成，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证：“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②《肘后方》的“疗少年气盛，面生皯疱方”，与《和剂局方》中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三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③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之说，把它视为“润下剂”，言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名医严用和，则将其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见《济生方》卷四）。笔者于1970年在河南省镇平县高丘公社巡回医疗队工作期间，遇到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患阴囊积液，妨于行走而别无他苦。一时不知所措，偶忆严氏《济生方》之说，以脾约麻仁丸治之，获得良效。足证严氏之言非虚，然其取效之机理，迄今尚未明了。（2） 同方治多证之例：
我们在中医古籍里看到，一方治多证曾经是古代医家们着意追求的理想目标。例如，《千金要方•卷十二》有“万病丸散”一门，载方一十三首，每首方剂的主治证无不多种多样。比如：①”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余条，并说：“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②“芫花散”的主治更多达30余种病证。以上两方，用药均极庞杂，“耆婆丸”由31味药物组成（具体药名从略），其中有：发散风寒、清热燥湿、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攻下、峻下逐水、利水渗湿、温里、活血化瘀、化痰、止咳平喘、安神、平肝息风、开窍、补气、补血、收涩及其他等，合计有19类不同功能的药物。“芫花散”所用药物更多，凡56味，分别属于：峻下逐水、化痰、止咳平喘、发散风寒、发散风热、清热燥湿、清热凉血、补血、补气、补阴、补阳、祛风湿、芳香化湿、利水渗湿、温里、理气、活血化瘀、开窍、安神以及其他等，合计有23类不同功能的药物。如此复杂的组方，即使造诣极深、学识广博、对方剂学研究有素的名家，也无法为它作出合乎传统理论的解释。孙思邈也不例外，所以，他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引者）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接下去又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其方药组成原理的芫花散，在临床上却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深切心情。
寻找一个方剂治疗多种病症的热情一直持续不断，所以此类方剂在宋代医家的著作里尚可见到。例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就有一首名为“万病散”，又称“无忧散”的方剂。其方由黄芪、木通、桑白皮、橘皮、白术、木香、胡椒、牵牛子8味药物组成。从方剂学角度来说，本方不至于像“芫花散”那样难于分析，其主治症似乎也不会太多。然而，许氏在方后注中说：“此药万病皆治……功效不可具载。”
如果说上述3方今已无人使用，不必予以深究。那么，不妨再举一首至今还在使用的方剂，例如：王璆《是斋百一选方》第17卷所载的“紫金锭”，据原书所说，该方对内、外、妇、儿、五官等科16类各不相同的病证都有效验。经现代医家临床应用报道证实的，即有：感冒、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蛔虫病、食管梗阻、贲门痉挛、幽门梗阻、急性胃肠炎、萎缩性胃炎、中毒性痢疾、急性化脓性感染、慢性咽炎、药物中毒、药源性静脉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癫痫、带状疱疹、接触性皮炎、顽癣、鹅掌风、晕车船、水土不服以及儿科急症、小儿惊风、小儿脏积等多达20余种不同的病证。本方由两味峻下逐水药（续随子、红芽大戟）、一味收涩药（五倍子）、一味清热解毒药（山慈菇）和一味开窍药（麝香）组合在一起，何以能治愈这么多的病症？迄今为止还是难解之题。难怪清代名医王旭高在《医方歌括》中说：“此秘药中之第一方也。所治之证，与本草不甚相合，确有良验，真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所以该方在现代方剂学教科书里难觅其踪影。（3） 单味方治多证之例：
这一类例子，在古方书里更为多见，这里仅就李时珍《本草纲目•附方》收载者，略举数例，以见一斑。①以一味白术为方的主治证有“久泄痢”、“胸膈烦闷”、“湿气作痛”、“自汗不止”以及“牙齿日长”的“髓溢病”等5种不同的病证。②以黄连一味为方的主治证有“心经实热”、“卒热心痛”、“伏暑发热作渴呕恶”、“赤白痢”、“消渴”、“肠风酒毒”、“泄泻”、“消渴尿多”、“热毒血痢”、“酒痔下血”、“鸡冠痔疾”、“痢痔脱肛”、“小儿赤眼”、“目卒痒痛”、“泪出不止”、“牙痛恶热”、“小儿鼻”、“小儿月蚀、生于耳后”、“预解胎毒”、“腹中儿哭”、“因惊胎动出血”、“妊娠子烦、口干不得卧”等20多种不同病证。③以一味甘草为方的主治证有“伤寒心悸脉结代”、“伤寒少阴咽痛”、“小儿初生解毒”、“小儿撮口发噤”、“小儿羸瘦”、“小儿遗尿”、“小儿尿血”、“大人羸瘦”、“舌肿塞口”、“一切痈疽”、“痈疽秘塞”、“乳痈初起”、“阴下悬痈”、“汤火灼疮”、“小儿中蛊”、“解牛马肉毒”、“解水莨菪毒”等等不同病症。此外，60余年前，笔者曾目睹一名3岁小儿，患阴茎卒然红肿，妨于小便之病，经多位小儿科医生诊治，或用清热解毒方，或用清热利湿方，皆未建寸功。最后，一名姓范的喉科医生，只看了一下日益红肿的患处，既不诊脉，也不视舌苔，即以甘草一两为方，浓煎为汤，外洗1日3次，便收全功。用一味药物治愈多种病证的例子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最后必须指出：在那些沉湎于辨证论治的医家那里，对古代方书中许许多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往往视而不见、不屑一顾。尤其对单味方治多种病症，更是视作江湖医生的伎俩、骗人的把戏而一笑置之。然而，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故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笔者以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倒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现实意义，更能作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这是因为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学的全部，而且它经过千百年众多医家的分析研究之后，发展的余地已十分有限，而“同方治异证”则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4. 结束语
总之，发源于“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在历史上日臻完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近20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辉煌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阴影，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也不例外。首先，它的成就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它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这就难怪一位1992年毕业的中医大学生说到中医问题时讲了这样一句话：“苍蝇撞玻璃，有光明没前途。”众所周知，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如果把中医固有的理论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那么还用得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研究它吗？历史是无情的，任何一门科学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能走上日趋消亡之路。诚如王永炎院士所说：“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医学发展的趋势……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庄子•在宥》里的一句名言：“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但愿当今之世的学术界，少一些“世俗人”的偏见，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王玉川著于1999)（四） 温胆汤的命名与主治证及其他1. 前人的论述
温胆汤是临床常用的一首古代名方，由生姜、半夏、橘皮、竹茹、枳实、炙甘草六味药物组成。前人立方之初，用于胆寒不眠证，故名温胆汤。例如《千金》、《外台秘要方》并谓“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温胆汤”。《外台》标明其方源于《集验方》。成书于南宋淳熙元年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下简称《三因方》），在“虚烦证治”和“惊悸证治”条下所载之温胆汤，即是由陈皮、半夏、茯苓、炙甘草、竹茹、枳实、生姜、大枣，共八味药物组成。与《集验方》相比较，多茯苓、大枣，与二陈汤相较则多竹茹、枳实、生姜、大枣。温胆汤为宋代医学发展的产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三因方》对温胆汤主治证及其病理的论述，也表明了这一点。《集验方》仅仅把它看作是大病后，胆寒而见虚烦不眠证的康复用方。《三因方》则说：“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梦寐不祥(王老注：即做噩梦)，或异象感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抟，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其以为凡是心胆虚怯之证，皆可服用温胆汤，不必限于大病之后，并指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抟”是其适应证的基本病理。气血运行不利，自在不言之中，而“胆寒”之说则不再提及。后来，明清医家大多沿用此方，并在临床应用上提出不少加减化裁之法，如心虚神怯者加人参；烦热者加黄连；失眠者加枣仁；痰滞者加胆星等等。
随着温胆汤的方药组成、主治证及病理机制的认识等一系列的改变，对于方名和药理作用的解释，也必然会作出相应的改变。例如，《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说温胆汤：“方以二陈治一切痰饮，加竹茹以清热，加生姜以止呕，加枳实以破逆，相济相须，虽不治胆而胆自和，盖所谓胆之痰热去故也。命名温者，乃温和之温，非温凉之温也。若谓胆家真畏寒而怯而温之，不但方中无温胆之品，且更有凉胃之药也。”其认为温胆汤是清热祛痰之剂。显然，这是针对《三因方》的温胆汤证来说的，若以此释《集验方》温胆汤证则并不确当。因为任何一味中药的功能都是多方面的，《集验方》用竹茹未必是为了清热，用生姜并非只是为了止呕，用枳实也决不是为了破逆。
综上所说，南北朝姚僧垣认为温胆汤证的病所在胆，病性属虚寒，而后世医家则认为是病所在心，病性不属虚寒而属痰热。胆病与心病，相去甚远，寒证与热证则正好相反，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演变！2. 现代研究进展
近十年来，有关温胆汤加减应用的临床报道甚多，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全国各级中医期刊者即有60余篇（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其所治病证，除“虚烦不眠”之外，尚有：嗜睡多眠、夜游症、眨眼症、斜视（展神经麻痹）、神经衰弱、梅核气、眩晕、耳鸣、高血压、偏正头痛（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等）、中风（包括脑卒中、脑溢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癫狂（精神分裂症）、癫病、风心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肌炎、惊悸、神经性呕吐、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尿毒症、慢性淋巴结炎、慢性咽炎、哮喘、肺炎、妇女更年期综合征、脏躁、带下、闭经、妊娠恶阻、小儿受惊抽风、小儿厌食，等等。此外，还有用治头部损伤、腹部损伤、肋骨骨折、四肢骨折者。上述内、外、妇、儿各科中西医病证名合计有40余种，涉及多个脏腑组织系统，而以中医的心脑血管系统的病证占有较大比例。有学者指出，这是“辨证论治，异病同治”原则的实用价值在温胆汤临床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温胆汤方名与性能问题的探讨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主要观点或主张，约之不外如下数说：①温胆汤之“温”，是温和之意，非寒温之温。②名为温胆，实际是清胆和胃。③胆气虚寒，疏泄不利，胃气因之不和，致生痰涎。温胆汤功能和胃祛痰涎，痰涎消，胃气和，则胆气自温。④温胆汤的功能在于降胃气，胃气降则胆逆自除，此即所谓胆随胃降也。⑤胆少阳之气，治宜和解，故温胆汤实为和解剂。如此见仁见智，各执一端，迄无定论。我们认为，这些见解多能自圆其说，而实际上都是《删补名医方论》的翻版或发挥，与《集验方》温胆汤以温性药物为主的情况并不相符，与当初命名之意相去甚远；而且论不及心，与《三因方》相较亦颇有倒退之嫌。3. 我们的考证和发现
南北朝姚僧垣的《集验方》是最早记载温胆汤的方书，其所以命名“温胆”，是针对“胆寒”而来的，方药组成亦以温性药物为主，因此，它符合“寒者温之”的论治原则。那么，南北朝医学在脏腑辨证方面具有怎样的特色呢？《删繁方》的作者谢士泰与《集验方》的作者姚僧垣都是南北朝名医。《删繁方》独具特色的脏腑辨证模式，即：凡皮、肉、脉、骨、髓等脏腑外组织器官的疾病，“实则热，虚则寒，热则应脏，寒则应腑”。
一是“《删繁》论曰：夫五脏六腑者，内应骨髓，外合皮毛肤肉。若病从外生，则皮毛肉关格强急。若病从内发，则骨髓疼痛。阴阳表里，外皮内髓，其病源不可不详也。皮虚者寒，皮实者热。凡皮虚实之应，主于肺、大肠。其病发于皮毛，热则应脏，寒则应腑。”
二是“论曰：夫肉虚者，坐不安席，身危变动。肉实者，坐安不动，喘气。肉虚实之应，主于脾胃。若其脏腑有病从肉生，热则应脏，寒则应腑。”
三是“论曰：凡脉虚者，好惊跳不定。脉实者，洪满。凡脉虚实之应，主于心、小肠。若其脏腑有病从脉生，热则应脏，寒则应腑也。”
四是“论曰：骨虚者，酸疼不安，好倦。骨实者，苦烦热。凡骨虚实之应，主于肾、膀胱。若其脏腑有病从骨生，热则应脏，寒则应腑。”
五是“《删繁》论曰：髓虚者，脑痛不安。髓实者，勇悍。凡髓虚实之应，主于肝胆。若其脏腑有病从髓生，热则应脏，寒则应腑。”
以上五条引文，认为髓与肝胆之间，有着特定的相应关系；髓病表现为实证、热证者，应当从肝论治；表现为虚证、寒证者，应当从胆论治。这是指髓病而言，却并不意味着肝病只有实证、热证而不会有虚证、寒证，胆病只有虚证、寒证而不会有实证、热证。《删繁方》的这种“热则应脏，寒则应腑”的理论，无疑即是南北朝医学的特色，即是《集验方》温胆汤命名及其主治证属性的依据。换句话说，由于大病后虚烦不得眠者，在南北朝通行的辨证论治模式里，被认定为“髓虚、胆寒证”的表现，服用生姜、半夏、橘皮、竹茹、枳实、炙甘草组成的方剂能治愈此证，故称此方为温胆汤。4.《删繁方》的启示
读了《删繁方》的上述条文，不但使我们弄清了《集验方》温胆汤命名之真谛，而且对《三因方》温胆汤的主治证，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删繁方》所谓“凡髓虚实之应，主于肝胆”、“热则应脏，寒则应腑”，只是脏腑辨证模式里的归类方法，而“有病从髓生”一句，即病生于髓，才说到了病证的关键所在。故名曰肝热而其实是“髓实”，名曰胆寒而实际是“髓虚”。其“髓虚者，脑痛不安；髓实者，勇悍”之说，显然与《灵枢•海论》“脑为髓之海……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之论，是一脉相承的。“髓虚者”即是“髓海不足”，即是脑虚；“髓实者”，即是髓海有余，即是脑实。实者邪气盛，虚者正气衰，故温胆汤名为治胆寒，实则治脑之正气不足。至于脑病之实热者，自当采用清肝泻热之方。
脑的功能，在中医古籍里又往往归属于心，即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而《素问•痿论》说“心主身之血脉”，《素问•五脏生成》亦有“诸血者皆属于心……心之合脉也”之说，可以看出脑、心、血脉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现代临床报道应用温胆汤加减有效的病例来看，如风心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在西医学中就是属于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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