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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2 2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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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波

出版社: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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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宰相

十大宰相试读:

前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在历史中生存、发展和演进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无数的著名人物。这些著名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风流才女;既有民族英雄,也有汉奸罪人;既有搏击时代风雨,高扬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人物,也有保守泥古,枭凶歹毒,为人类不齿,阻碍社会发展的反面人物。他们曾经指点江山,显赫无比;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或金戈铁马,威震环宇;或美艳绝伦,倾城倾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时下,以著名历史人物为对象的传记著作和以著名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影视文化,争奇斗艳,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欢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认识著名历史人物的渴望,我们紧紧抓住“名人效应”这个最能体现著名历史人物价值的切入点,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精心挑选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00位名人,将其置于全新的视角之下,按《十大帝王》、《十大宰相》、《十大军师》、《十大将帅》、《十大奸臣》、《十大宦官》、《十大军阀》、《十大枭女》、《十大美女》、《十大名妓》分类单人立传,详述其生平事迹,充分挖掘他们生命中的闪光点,或揭露鞭挞其龌龊卑鄙嘴脸,尽理其神秘内心世界,收历史风云舒卷到眼底,展人杰雄才大略在面前,绘妖娆妩媚之态于纸上,通过描述刻画这些名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展示五千年历史的动荡变迁。

本丛书是数十位专家、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希望它能成为图书百花苑中的一枝新葩,给您带来美好的感受与回味。编者二○○二年五月

才高齐天 谋深如海——李斯

点评:

李斯,功过昭著的秦王朝名相,一生都在毫不伪饰地追逐功利权势。少年出道,研学帝王术,初投案相吕不韦,后宫帏进言,献翦诸侯,灭六国,成帝王之策,得秦王赢政信赖,驰鹜于秦都。

以《谏逐客书》,说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万千卿容,成就了大秦伟业。批驳分封、倡郡县制,一统货币、度、量、衡,著《仓颉》篇,创“小篆”,统一文字,有万世不灭之功。“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的《峄山刻石》、《琅琊刻石》为秦象之典范!然而只为怀通侯大印归还乡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曾附赵高沙丘谋逆,最终为小人构陷,一代权谋大师腰斩于咸阳。功高亦李斯,过显亦李斯。

郊仓中鼠 研带王术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约生于公元前281年。论出身李斯乃一介平民,当时的平民二十五家为一间,阎是里巷的门,故人称李斯“起自间间”。

战国时代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富国强兵,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打破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从鄙野之士中选拔人才,因此当时出现了许多布衣卿相。这种形势,激发了天下士人美妙的撞憬,诱使他们舍弃妻子,远离家乡,探深涉险,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

李斯刚成年的时候,在地方官府做了个杂差小吏。地位虽低,但官场上那种强烈的等级对比却使他不得不考虑许多人生的大问题。一次,他见到官舍厕所里的老鼠,在粪便堆中东嗅西寻,找到一点儿吃食便如获至宝,刚要咬啮,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舍弃而惊恐逃窜。再看那官仓中的老鼠,积谷多有,无饥饿之忧;高廊大厦,无风雨之愁,更不见人或狗的经常惊扰。于是,李斯似乎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老鼠处于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本无贤良卑劣之分,爬到社会顶层,就安享荣华;居于人下,就要历经贫贱和磨难!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于贫贱,他决心想办法向上爬、做人上人。攫取权势地位的欲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烧:他要改变自己!“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资本就是要通晓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李斯也不得不走当时游学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师受教。他拜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太师苟况为师,研学帝王之术。

李斯到了苟况门下,主要着眼于学习所谓“帝王之术”,即学习那种能够打动君主的心,能够满足他们的扩张欲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学说。聪明的李斯知道,掌握这套东酉,同时也是满足个人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当时与李斯同学的还有个韩非。他们二人后来同为战国晚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李斯偏重于实践,而韩非则偏重于理论著述。

李斯学成后,便告别了自己的老师。但到哪里去?想效力于乡样故国,又眼看着楚国江河日下;连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都被秦国攻占,楚王已经难有作为了。其他东方各国,也无不苟延残喘,都不是能让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之地。于是李斯决定西人强秦,一试身手。

在向老师辞行时,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志:“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有了就应牢牢抓住。今天诸侯争雄,秦王羽翼丰极欲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游士驰骋伸展的好机会。人生的耻辱莫过于卑贱,一世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有些人自甘于卑贱贫困,毫无作为,反而讥讽别人贪荣求利;这不是他们不想要,而是没有本事去谋求富贵。我不想这样。我要到秦王那里有所作为”。

李斯这种强烈而偏狭的功利观伴其一生,成为催他奋进的动力。但又是这名缰利锁往往在关键时刻模糊了他的眼界,使他不能冷静地思考和理智地抉择,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个人悲剧。苟况批评他舍本求末,不懂得用仁义治国的重要。李斯当时却无法领悟。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十三岁的赢政成为新的君主,而丞相吕不韦执掌大权。吕不韦承袭秦国传统的用人政策,广招宾客,从东方六国引进各种人才,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为一时之盛。李斯也即门求见,成为在吕不韦身边侍从献议的告人。

舍人在当时仅属私人顾问秘书班子中的一员,还不是政府公职。但李斯的机敏和才具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受到吕不韦的赏识。于是吕不韦把他推荐到秦王宫廷里,任以为郎(从战国开始设置的帝王侍从官,有护卫陪从、顾问建议及差遣出使等各种职责)。郎的官职虽然不高,但由于身处政治中枢,有机会接近秦王,是进一步升迁高位的有利阶梯。

宫帏进言 驰鹜秦都

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经惠王、武王、昭王、文王、庄襄王六世,秦国兵强国富,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关东六国,席卷四海、统一字内的形势已经基本形成。对此,李斯也和当时许多明智之士一样,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进一步为秦王具体地考虑统一的时机、谋略和步骤,及时地向秦王献计进言。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个向秦王进言的机会,李斯便上书秦王,提出翦灭诸侯,消灭六国,并天下的谋略:“从来那些无知小人,不会抓住历史的机运。而那些成就大功业的英雄之才,却能在不利的情况下隐忍待时;一旦看准机会,就毫不犹豫,果断地采取行动,以取得成功。春秋时期,秦穆公也是一方霸主,为什么不能向东并吞各诸侯国呢?因为当时诸侯众多,周王室还有一点空名。因此五霸迭兴,还都要打出‘尊周’的招牌,来谋取本国的实利。但从秦孝公以来,情况不同了。周天子局促于一隅,地位卑微,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诸侯互相兼并,关东只剩下六国。对于他们,秦国六世以来,也是一再乘胜进击,削其国土,夺其民众,迫使他们屈服于秦,如同秦国的郡县一般。今天,真是秦国万世难逢的好时机。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想要灭诸侯,成帝业,天下一统,就好比从灶台上扫除灰尘一样,真是轻而易举!假如错过了时机,等到诸侯再度强大起来,并联盟合势,就是有黄帝那样的贤能,也叛以吞并他们了。”

这一席话,正说到秦王政的心坎上,并使他不能不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虚心延教。

李斯刚从东方来,对那里各国政权的腐败和君臣离心的状况了如指掌。他指出,对他们不能只是硬攻,而要善于运用谋略。如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建议秦王派出谋士间谍,去游说诸侯。让他们随身多带珠宝金玉,贿赂各国的权臣名士。对这些人,可以收买的,就用重金收买,让他们为秦国工作,去蒙蔽其君主,陷害其忠良,离间其君臣关系,阻止其国与别国联合反秦。金钱收买不了的,就派刺客去把他杀掉。这样,就会使六国内部越来越乱。最后,秦国再派出良将劲旅,不难以摧枯拉朽之势,扫平六国。

秦王政听罢李斯这番话,击掌叫好,立即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佐助丞相的长史。不久,又提升李斯为客卿。客卿是泰国专为从别国来的人才而设置的高级官位。李斯做了客卿,负责实施统一六国的战略计划,很受器重。秦王政遵照他的计谋,暗遣谋士、刺客游说诸侯;对各国大臣、名士,凡能用金币财帛收买者,便以重贿结交;凡不能收买者,便以利剑刺杀。与此同时,又派名将劲旅追随其后,以武力相迫。从秦王政元年至九年(前246一前238年),史书所见,仅对魏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六次,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这一正确策略的实施,秦王政才得以续六世余烈,振长策而驰骛宇内。

一纸谏书劝秦王 “二十余年并天下”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风顺之时,秦国却同时存在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它几乎使秦国的统一大业半路夭折,也几乎使李斯建功立业的理想化为泡沫。但李斯仗其过人的才智和胆略,既拯救了秦国功亏一篑的危机,又为自己的富贵尊荣赢得了新的机会。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依照秦国规定到雍城举行加冕礼。与吕不韦狼狈为奸的掌权宦官长信侯谬募乘机反叛,秦王政果断处决了嫪毐。次年,又查知吕不韦与嫪毐叛乱有牵连,秦王政早已对吕的专权深感不满,乘此机会罢了吕的丞相官职,遣送其回封地。吕回封地后,又暗中与其他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秦王政就削去吕的封地,把他发配到蜀郡,吕知大势已去,遂饮鸩自杀。

秦王政一亲政就铲除了觊觎王位、时时掣肘的两大心腹之患,政治上得到了空前巩固,这使秦王政更加志得意满,决心大力发展生产,以图霸业。首先要兴修水利,由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二人设计、领导修筑的当时第一天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

韩国为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遣著名水工郑国充当奸细,人秦建水利工程,以拖垮秦国国力。秦王政听说郑国来帮助兴修水利,十分高兴,派人随郑国到全国考察。据此计谋,郑国设计了一条引水渠,自仲山(今陕西径阳县西北)引经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作为渠口,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在今大荔县东南注人洛水。渠长300多里,工程完毕后400万亩土地可得到灌溉。但此项工程极为浩大,耗时长,费财物人力多。工程完成到一半时,秦王查明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一时舆论哗然,秦王也非常生气。秦国那些一向守旧、排他的宗室大臣乘机向秦王上书说:“所有外国客卿大抵是为其主充当说客、奸细的,应一律逐出!”秦王想到吕不韦和郑国的教训。对此也有想法,一怒之下颁布了“逐客令”,规定凡在秦国的客卿,一律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步离咸阳,踏上茫茫征途,失意之感,不忿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写就一篇《谏逐客书》转呈秦王政。因为这是一篇议论纵横、文情并茂的佳作,又是一篇思想犀利、逻辑性强的政论文章。

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上书一气呵成,鞭辟人里,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不愧为上乘佳作。秦王政读后,立刻改变主意,取消了逐客令,追回了已经上路要离开秦国的李斯,并让他官复原职。

秦国重用异国客卿的政策,既是传统的,又是独异于关东六国的。历史证明,它每每使得雄才大略的秦国国君能够不拘一格,广罗人才,以为我所用,从而保证了对内对外战略的成功。这一政策对秦国的发展强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逐客之举,明显的是一次可能产生严重恶果的决策失误。李斯的直言进谏,不仅使秦国保持了这种正确政策的连续性,使秦王政周围聚集起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速了秦统一的进程,而且也最终奠定了李斯在秦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李斯便被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延尉,成为秦国的重要卿士之一。

远交近攻 首谋灭韩

因修渠而引起的一场逐客风波平息了。郑国渠的完工,不仅未能“疲秦”,反而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平定六国已被提到秦王政的日程上来。

李斯分析了六国的地理位置和实力状况,认为地处天下之中,又正当秦军东向之路的韩国,最宜作为突破口。以韩之弱小,头一炮打响,不仅可以振奋军威,而且敲山震虎,还能从心理上慑服其他五国。

秦军向韩国边境的进击,使韩玉安极度恐慌。李斯又亲自出使韩国,威逼利诱,迫使韩王向秦称臣。于是,韩王急忙找韩非计议保全韩国之策。

韩非系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同师事苟子,攻读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口吃,不善于演讲,但擅长著述,李斯自以为才学不如韩非。可是,由于两者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大相径庭,致使结局殊不一样。李斯能择地而处,择主而仕,涉足于蒸蒸日上的秦国,投依雄才大略的秦王政,终能大展奇才,立下不朽的业绩。韩非念念不忘故国,情牵于贵族世家,身归于江河日下的韩国,希图挽狂澜于即倒。结果,他见韩国日趋削弱,屡屡以书进谏,昏聩无能的韩王每每不能听用。韩非愤恨治国不尽心修明法制,昧于求才任贤,不能力图富国强兵;宽缓时宠信沽名钓誉之徒,紧急时才征用甲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令国贼禄蠢凌驾于功臣斗士之上,使廉直之臣不容于邪恶小人。对此,真是痛心疾首,悲愤莫名。于是,他总结古今得失,奋笔撰写《孤愤》、《五蠧》、《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余篇,计有十余万言。

秦王政读过韩非著述,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交)游,死不恨矣2”也因为仰慕韩非之才,秦国更加急攻韩国,以求虏取此人。

韩王起初不信用韩非,及至情势危急,才想到韩非的用场,并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派他出使秦国,劝秦存韩。

这时的韩非身处两难之地:作为一个深谙历史大势的思想家,他知道秦灭六国,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作为一个韩国贵族,又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还得为保存韩国作最大的努力。

韩非到秦国后,“秦王悦之”,但韩非不象李斯那样一心投靠秦王政,则是依然站在维护韩国的立场上讲话。主要表现在:一是姚贾提出出使燕、赵、吴、楚四国,携“金千斤”以断绝四国的联合,韩非却以谗言间离秦王政对姚贾的信任。他说:“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贾乃)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在厉君臣也。”姚贾据理力辩,表明忠心,指出士有诟丑,而明主用之,可与立功,反责秦王政听谗,反噬韩非用心不良;“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天听谗,则无忠臣矣。“结果。秦王政仍用姚贾之谋,而对韩非产生怀疑。韩非新人秦国,便树立了一个强敌。

二是韩非为保全韩国,给秦王政上书提出“先攻赵而存韩”的建议,而当时秦国实行远交近攻,逐渐向外蚕食扩张的策略。按照这一策略,处于秦国东邻的韩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兼灭对象。否则,秦国东进就有后顾之忧。韩非存韩攻赵的主张,客观上是为远交近攻策略的施行制造障碍,这更加深了秦王政对韩非的怀疑。

李斯说,韩国对秦来说,好比腹心之患。别看它现在顺服于秦,实际是顺眼于强力。一旦秦保留韩国而东攻赵、齐,难保它不与赵、齐、楚合谋,从后方夹击秦军。这样,当年秦军惨败于晋国的崤塞之祸便会重演。故韩国决不可信!接着,李斯指出韩非此来,只能是维护韩国利益,不可能为秦着想,这是人之常情。李斯劝秦王千万不能为韩非的辩辞所惑,要明察其心最后,李斯建议,由自己前往韩国,诱使韩工人秦。秦就以韩王为人质,胁迫其大臣俯首归顺。然后秦再发兵威胁齐国,齐也必然效法韩国。这样一来,赵人破胆,楚人狐疑,魏国不敢为非,诸侯便可蚕食而尽。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客,大局或者说目地是居首要位置的,他不会因为某种感情或关系而改变他的心中那杆称!李斯对待同师而学的韩非,自然也是如此。

试想秦王政那样欣赏韩非的理论见解,迫切“与之游”,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旦韩非成为秦王政心腹谋臣,李斯行帝王之术,谋已腾达的欲望便会落空。

李斯抓住秦王政对韩非心生怀疑之机,对秦王政说:“韩非,韩之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力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就这样,韩非人秦不久便被秦工投入了监牢,紧接着,李斯派人将毒药送给韩非,迫其自杀。韩非尚欲向秦王政剖白心迹,无奈不见秦王回心转意,只得饮药自尽,一代学者就这样匆匆地含恨而死。

司马迁一再悲叹韩非不能自脱其难,说道:“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其实,这既不足为怪,也不足叹。韩非是卓越的唯物主义者,是杰出的思想家,却不是个高明的政治家。他能批判地吸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同流派的法学理论,“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并未能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因为认识同实践并非天然联接在一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终究有很大的距离。

李斯害死了韩非,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贯彻了韩非的基本思想。二人倘能联珠合壁,无疑更能完善法家流派。但是,历史是无法随意假设的。本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既饱含着合理的内核,又充满了谬误和悲剧。

此后仅三年,秦就灭了韩国。

韩非这个“障碍”被铲除了,李斯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贯彻了韩非的基本思想。二人倘能联珠合壁,无疑更能完善法家流派。但是,历史是无法随意假设的。本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既饱含着合理的内核,又充满了谬误和悲剧。

此后仅三年,秦正式灭韩国。

力驳分封制 定开国大计

秦王加冕亲政之后,在李斯等人的谋划下,就“奋六世旧秦孝公经惠文帝、武干、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共六君)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拉开了统一中国的前奏曲。从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五年中,秦国军队如秋风扫落叶,吞并了韩、赵、魏。燕、楚、齐六个国家,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结束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割据局面。李斯因功业显赫,累官至廷尉,位列九卿。

秦王政由一方诸侯变成一统天下之王,地位和形热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觉得应重议帝号、定制度,为此,召集群臣计议。李斯等人建议:“古时有三皇五帝,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过千里,如今陛下兴兵诛灭暴乱,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三皇五帝岂能相比!”为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称“皇帝”,又因他是从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称为“始皇帝”,以后,继位子孙则依次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流传万世。

一从此,秦王政成为秦始皇,为表示他至尊无上的权威和荣耀,将以前平民百姓亦可用于自称的“联”定为皇帝自身的专用词,并宣布,今后凡重大制度之命称为“制”,通常之令称为“诏”

李斯作为秦代不可多得的政治谋略家,其历史功业,莫过于他在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在强化中央集权机构之后,对于辽阔的国土如何治理,已是摆在秦王朝面前的中心议题。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坚持这样的意见:全国统一后,幅员广阔,诸侯初灭,原来属于燕、齐、楚的地区,距离都城太远,不搞分封恐怕难以管制。主张承袭周制,分封诸子为王。

王绍的主张实质上是沿袭西周“封亲建成”的理论,商轶变法已将它消灭了。秦始皇一听“请立诸子”,便对分封可能导致的结局忧虑起来。

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他坚拒反对,并举例论证,周文王、周武王曾经大封子弟同姓,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至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结果周天子也难以禁止。如今天下统一,并已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加重赏赐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心,才是长治久安之本。如果重新分封诸侯,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力,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秦始皇不愧为“千古一帝”,他听了李斯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就毅然表示赞同,说道:“朕曾深思此事,长久以来,天下苦于兵戈,都是因为列候相互对抗。如今依靠祖宗之德,初定天下,若沿袭旧制,重新封王许国,这其实是在树立兵患,要想再求得安宁、平息,岂不难哉!廷尉之意正合朕意,可照此实行!”当即命李斯负责规划疆土,定明法制,以颁天下。

李斯遵照秦始皇的旨意。下令臣属,绘制了大秦帝国疆域图;依据山川走势、地理方位把全国划分为36郡,直属中央管辖,一郡下设数县,从而设置了从地方到中央一体化的国家制度。与此相适应,他还在参考六国官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机构的设置方案。他这一套完善的区域划分和机构设置方案令秦始皇赞叹不已,说道:“李廷尉不愧是辨古通今、学识渊博、学过帝王之术的人,所做诸事,样样都合朕意!”

李斯所制定的郡县与分封制有明显的差距之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脱胎于奴隶制时期的封建社会初期,国家制度处在初级形态时,国家的显著特征表现为王权与神权、政权与族权、君与父、贵与亲的相结合。因此国王采用宗法分封制度,按血缘的亲疏,将国士和百姓像自己的家产一样分给子孙后代。分封初期,由于中央王权的强大和血缘关系的密切,还具有较强的维持力量。随着亲属关系的逐代疏远,各分封国渐渐划地自治,拥县自守、诸侯之间就不再是兄弟、亲属,而是相互功伐敌国,“相攻击如仇雠”。而中央集权由于分封,已削弱了其实力,渐渐沦为与诸侯等同的地位,从而失去对诸侯的控制权力和能力,因此,对诸侯的相残,“天子不能禁止”。春秋以来的历史就是实证。到战国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制度也相应地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秦的统一六国,是历史的必然。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李斯在这一点上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力驳分封,主张郡县制,确属远见卓识。此项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天下初定 奉命立法定制

秦统一六国后,为长远地维护自己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专心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他问李斯:“朕观前代史籍,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兵戎相见,那一朝的帝王权臣,都难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而每一次动乱中,一些豪门大富又总是争权夺利,趁机崛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斯进言道:‘’依臣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或不能明法,或执法不严,所以使得豪强兼并,百姓造反,祸乱不息。陛下圣明,只要严执秦律,使天下人都做到令行行为遵,哪个还敢作乱呢?!”这些想法得到秦始皇的赞同。李斯进一步辅佐始皇策划、制定了一系列诏命和法令。

为防止百姓反叛,令民间原有的和缴获六国的大量武器全部上缴,不准私留。当时的兵器多为铜质所铸,地方的郡守县令把从民间收缴上来的兵器都运到咸阳。始皇命人熔毁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陈设在咸阳宫门外,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为防止豪富大户聚众造反,令各地12万户以上的豪门大户迅速迁居国都咸阳(早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就曾把各国的富贾豪绅迁移到巴蜀),这样,既使他们远离家园,失去原来植根于其中的土地,失去世代居住和统治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础,又便于朝廷就近监督他们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结、暴乱。

为防止六国旧部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及原来六国构筑的堤防等,统统毁灭,使欲反叛者无险可据,无塞可依,难于作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李斯提出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建议,秦始皇当即批准实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书同文字”。这一措施的主要精神是以沿袭西周古文字的秦系文字为基础,对先秦各地域的异形文字、繁杂字体进行整顿,“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提出统一和简约的规范文字,要求全国通用。这种统一的文字,史称“小篆”,又叫“秦篆”。当时,由李斯撰书《仓颉篇》、赵高撰书《爱历篇》、胡毋敬撰书(博学篇》三部字书,作为识读和书写的范本。可惜这三部字书没有流传下来。“书同文字”是一场深刻的文字改革,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便于人们交流思想和社会交际,对全国政治经济一体化、民族的凝聚以及古文明的承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进步性突出地表现在规范和简化这一目标实施上。例如在秦统一文字前,“宝”字有194种写法。“眉”字有104种,“福”和“寿”等也均有上百种形态,而小篆只用一种字形就代表了。

秦以前的货币,种类繁杂,各国货币的大小、重量、形状都不相同,齐国、燕国流通的是刀形币;魏国、韩国、赵国流通铲形镈币;秦国流通的是圆钱,而赵国使用的则是郢爱和海贝状蚁鼻钱……而且彼此之间计算单位也不一致。

秦始皇决定使用秦半两钱。黄金以镒为单位,钱以半钱为单位,旧币一律废除,龟贝、珠玉、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一律不作货币流通。

法规颁布的同时,一种由国家统一铸造的规格、重量、形状一致的货币发放到全国各地。

铸造权归国家所有。但始皇考虑到秦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允许郡县地方政府按国家的标准设计进行铸造,并印上铸造地方的名字。国家定期检查,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格的立即废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又颁布诏书,以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定新的度量制度,并把这份诏书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器上,发往全国各地。

诏书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完全兼并了天下诸侯,称号“皇帝”,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始皇命令丞相魄林、王终把混乱不清的度量衡统一起来。为了能够使这份诏书在全国贯彻执行,秦始皇还制定了三项规定:

第一,定期巡回检查。下令铸造大量各种量值的标准量器。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规定“仲春三月,一度量,平权衡,齐斗桶。”

第二,大作宣传。使天下人都能知道并自觉使用这种新的计量体制。

第三,绳之以法。以法律来保证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准确使用,并对违犯规定者进行严厉处罚。秦始皇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雨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斗不正,半升以上,货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十二分升一以上;黄金衡赢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

这些规定对不遵守度量衡制度的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从而保证了这项法规能够在全国顺利实施。

修驰道、定车轨也是李斯的一大贡献。一次,少府卿给秦始皇造了一辆冷可防寒、热可避暑、华丽坚实、精巧别致的车子,众臣围车赞不绝口,说皇帝乘此车巡游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等等。独李斯一语惊人,他说:“这车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游四方!”众皆愕然,李斯慢慢说道:“臣刚仔细观察过,这车两轮间距是6尺,需要6尺车轨之路才能行驶。而如今天下道路都是原来各国所开,有宽有窄,很不一致,乘这车子怎么能远行呢?”秦始皇如梦方醒,遂颁发诏令,规定天下车轨一律为6尺宽。接着又开始修筑“驰道”,宽50步,修筑高土石,每隔30丈植一青松,如有什么地方发生变乱便于迅速调集兵马。这样的驰道有两条:一条由咸阳向东直达燕、齐;另一条由咸阳往南直达吴、楚。后来又接着修了“直道”、“新道”、“五尺道”等等,分别从咸阳通往北方、西南和岭南等广大区域,使咸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焚书坑儒 孰是孰非

分封制、郡县制论争后,秦始皇对李斯信任有加,井擢至右丞相,李斯遂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

李斯功成名就,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在爬到了人生的顶点之后,他苦苦思索的只是如何保住高官厚禄。

他把秦始皇的内心看得非常透彻。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愈加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严刑重赋,以至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作为丞相,李斯心知杜明。但他为什么不直言极谏?因为他这个政治谋略家,本质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旦国家利益有损于自身利益,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前者服从后者。为了永保富贵,李斯一心逢迎圣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大会群臣。博士候射周青臣当面颂扬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而今赖陛下英明神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恰然而乐。周青臣的颂词虽有奉迎之嫌,却也道着一些真缔,算不得屈意面谈。可是,身为博士的齐人淳于越却抗声反驳说:“臣闻殷、周能称王千余岁,是因其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倘有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臣篡政,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如今青臣又面谈以加重陛下之过,实非忠臣。”

淳于越的驳议,首先是选错了历史根据,殷、周国祥绵长,决非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就整个人类历史看,其发展速度表现出这样的规律:越是在初级阶段,越是前进迟滞——这是由于社会矛盾发展缓慢,因而矛盾转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飞跃也较和缓,使社会带有极大的惰性,必然历时久长。这与生物界的新陈代谢有类似之处。以周代而论,合东、西周共八百年,但名存实亡的时间过半,比先前的夏、商两朝要短,而比以后的封建王朝享国长。淳于越的社会历史观念也是守旧的、错误的。他所指斥的皇帝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正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至于“日常”、“六卿”篡国。夺位之忧,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这两例,恰恰是在分封时代产生的历史现象。基于此,他得出的结——“师古”无疑是错误的,必然导致颂古非今,走回头路。

秦始皇再将淳于越之议下达朝廷,丞相李斯申论是古非今之不利于治,主张申是古非今之禁。

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势必要求思想、理论上的统一,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但是,即使是真理,一旦过了头,便会成为谬误。李斯为使舆论一律,所采取的措施难免于荒唐:1.除去秦国史籍和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外,将民间所藏的《诗》、《书》和诸子学说等,皆送交郡中焚毁;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作筑城苦役。2.有敢谈论《诗》、《书》者处以弃市(杀之于市)重刑。3.以古非今者,举族连坐。4.官吏知情不报者,与之同罪。5.凡欲求学者,以吏为师,研习法令。

秦始皇准秦,如议实行。

越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一向怂恿秦始皇求长生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连年诈术破灭,便诽谤秦始皇一通,然后逃之天天。秦始皇大怒,命御史按问在咸阳的诸儒生“为妖言以乱黔首”之状。诸生转相告发。干是将犯禁的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坑杀于咸阳。

以上、就是历史上聚讼纷坛的“焚书坑儒”事件。对此,赞扬者不乏其例,责骂者更大有人在。本来是一桩甚为简单的历史旧案,却牵动了古今人物,以致久无了断。原因在于,赞扬或责骂者,往往与自己的政治境遇、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用以借题发挥,指点时政。其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看待这一积案,就不难得出结论。其一,这一举动的出发点在于实现思想统~,这是已经完成军事、政治统一后必然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议题。倡导“师今”,主张向前看,反对“师古”、“颂古”、裹足不前,有着进步的社会意义,尤其对于巩固刚刚缔造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积极作用。其二,一次坑杀四百六十余名政治反对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投人一粒小石子,本不足惊奇,只应引起几丝涟漪,而不足激起轩然大波。此前此后的统治者大多残忍的屠戮功臣宿将和知识分子,规模往往大于此举。其三,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借以达到愚民目的,实现文化专制和思想统制,是非常简单。残暴的,它毁灭了许多文化典籍,对后世造成恶劣影响,在当时的社会效果也很不好。后人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即是总结了历史对这一愚蠢举动的嘲讽。

玩死亡阴谋 只为怀印归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再次出巡,西还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病危。当时随行官员仅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因特蒙偏爱,得以跟随在身边。长子扶苏由于数谏。许旨,被北遣上郡,监大将蒙恬备匈奴。秦始皇在重病弥留之际,因甚忌讳一个“死”字,群臣均不敢早日奏请安排后事。直至神志昏沉,他才命赵高代诏,赐公子扶苏书,大意云:将边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阳料理丧葬。书未发出,秦始皇竟于这年七月悠然长逝。

开国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举国惶乱。何况秦始皇死在巡游途中,生前又未及确立太子。李斯唯恐诸子争位,天下生变,便秘不发丧,将尸体装人可以调节冷热的痃辌车中,沿途上食及百官奏事如旧,内置一亲信宦官作替身,代为应答。这算是忧心国事,匠心独运。

这一来,却给宦官赵高以可乘之机。赵高原系赵国王室疏族,兄弟数人,皆生而自隐其宫(割除生殖器)以求进身于秦王。他人秦宫二十余年,因其强力,又精通法律诉讼,得任中车府令(主管皇帝乘舆),兼行符玺诏令诸事。秦始皇对他十分信赖,使之辅佐少子胡亥,又得胡亥宠幸。一次,赵高有大罪,交由蒙鞠治。蒙氏本是秦国的名将世家,其祖蒙骛、父蒙武。兄蒙恬均屡建军功。蒙氏兄弟又与始皇长子扶苏关系甚密。蒙毅依法判处赵高死罪,削除其宦籍。秦始皇念赵高敏于事务,特赦其罪,复其官爵。从此,赵高心恨蒙氏,常欲寻机报复。

秦始皇即死,诸子和大臣面临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大对立营垒。一方以长子扶苏、武将蒙恬。蒙毅为代表;另一方以少子胡亥、宦官首领赵高为代表。在双方的争夺中,丞相李斯举足轻重,倚扶苏则扶苏胜,附胡亥则胡亥立。就在关键的时刻,李斯顾及身家私利,屈从了宦官赵高,与之一同谋划了沙丘政变。

赵高首先去见胡亥。他装出一付关心体贴的样子,问道;“今皇上去世,只留下一封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而没有留下分封诸子的诏令,扶苏一到,就会立即登基为帝,而公子您却连一寸封地都没有,那可如何是好呢?”

这话正中胡亥的心事。他停了半晌,只好回答道:“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临终不封诸子,为子自应遵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赵高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说道:“公子错了!如今天下大权,全在公子与高及丞相三人之手,须知人为我制与我为人制,大不相同,是为君还是为臣,请公子早自有谋。”

胡亥听赵高之说,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暗想;“难道自己真的可以当皇帝?”但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他不敢妄为。遂说道:“废兄自立,是不义;不遵从父命而怕死,是不孝;才能浅薄,靠别人的扶植而取位,是无能。此三者都是不道德的事,即使由此取得了皇位,天下了也会不服,不但自身会遭受祸殃,国家也会灭亡,此事行不得!’”

赵高嘿嘿一笑说道:“臣闻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他们的君主夏架和商纣,天下称义,不为不忠;卫君杀了自己的父亲而自立,卫国人都称颂他的功德。孔子曾把这事载人《春秋》,这不能算不孝;可见,凡是干大事业的人,就不能拘小节。有大德行的人,是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的。所以,顾小而失大,必有后害;狐疑不决,必有后悔。只有敢作敢为,必能成功。愿公子能够听从我的劝告。”

赵高的这一番话,说得胡亥连连点头。叹息道:“你说得不无道理。只是现在父皇还没有发丧,丧礼也没有举办,怎么好去向丞相提及此事呢?”

赵高见胡亥已经认可,便接口说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事由臣去与丞相商量,不劳公子费心。”说罢,便急冲冲地去找李斯。

赵高知道,自己虽然是始皇帝的亲信宠臣,但官位毕竟只是一个车府令。废立国君的大事,是没有资格过问的。此事没有丞相的参考,不能成功。但如何说服李斯呢?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深知李斯是一个极为重视权势、利禄的人,遂决定就抓住他的这个弱点,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拉他人伙就范。

赵高见到李斯,屏退左右,便单刀直人地问道:“请君侯,您知道皇上逝世前留给长子一封诏书,要他到咸阳会合参加丧礼,并立为继承人。但这诏书如今尚未发出,连同御玺都在胡亥那里,此事没有别人知道。现在,立谁为太子,就在你我口中一句话,不知尊意如何?”

李斯虽然也在考虑秦始皇去世后,局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对赵高这突出其来的问话却感到极大的震惊。他不知道赵高到底是何用意,对这关系到身家性命的问题岂敢肆意妄说?于是,将脸一沉,厉声正色地说道:“你怎讲出这种乱政亡国的话来呢?这不是当巨子的人应该议论的事!”

赵高并没有理会李斯的斥责,他只是冷冷一笑,把话锋一转,直捅李斯的疼处。问道:“君侯你自己衡量一下,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深谋远虑比得上蒙恬吗?人心无怨比得上蒙恬吗?和扶苏的情谊之深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摇了摇头说:“这五件确定都比不上蒙括,可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前三者看,既才能、功高、谋远无失,李斯绝不在蒙恬之下。后两者,李斯委实不及蒙恬;蒙恬为长子的心腹故旧,特受信任;蒙恬在秦统一后的两次重大内部政治斗争中,不象李斯那样锋芒毕露,自然未尝结怒于天下人。而直接决定李斯安危荣辱的却恰恰是后两者。这就不能不勾起李斯的后顾之虑。

赵高道“我赵高只不过是一个宦官仆役,幸而能够粗知些刑狱文书。在秦宫中管事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见到功臣和退位的丞相,有封地和爵位传及到二世的,最终都是被诛杀而死。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您都是了解的。长子扶苏刚强勇敢。对人信任,善于鼓励士人,他即位一定任用蒙括为丞相,您恐怕终究不能带着通候的印绶,荣归乡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以我之见,不如立胡亥。我奉诏教胡亥刑法数年,从没见过他有什么过失。他仁慈厚道,轻钱财而重贤士,脑子很聪明,只是口头不善于言辞。诸公子中,没有哪个能比得上他的。实可拥立为君。立胡亥为君,于你我都是有利的,请您三思。”

赵高的话确实说到了李斯的心里。但他对赵高的阴险狡诈,深有了解,仍不敢冒然行事。因而继续装作一本正经地说道:“请你不要再说了,我李斯遵奉皇帝的命令行事,顺应上天的安排,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赵高已经瞧破了李斯的内心,于是又接着说道:“您可能自认为现在的处境很平安,实际上已经是很危险了。您若同意我的意见,表面上看了很危险,其实很安全。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安危的关键,怎么能算得上是个聪明人呢?

李斯伴作发怒道:“我李斯不过是上蔡的一名百姓,幸而受到先帝恩德,被任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为官。先帝信任我,所以才将国家的存亡安危交付给我,我不能对不起先帝。况且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李斯但求自尽职守罢了。请你不要再提这种事,免得我成为先帝的罪人。”

赵高见李斯色厉内茬,便进一步用胡亥来威胁他。说道:“我听说圣人办事灵活应变,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定夺。对事物的发展,看到梢就知道根,看见去向就知道结果。事物都不是固定的,哪有一成不变的呢?现在,天下的大权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的手里。我已经服从了胡亥的旨意,可以得志,惟与君候相好多年,不敢不以真情相告。须知以外制内就是行逆。以下制上就是反叛,君侯老成练达,应该知晓利害。君侯难道不知,秋霜降,草木凋,春水动,万物生c此乃大势所趋,有谁阻挡得住吗?”赵高说罢,凶恶的目光直射李斯的眼睛,隐隐透出几分杀机。

李斯软了下来,哺哺说道:“我听说晋国改换太子,三代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君位,导致互相残杀;商纣不听劝谏大恬急忙抢人。谏止扶苏道:“今皇帝巡幸天下在外,未立太子。让我率三十万大军守边,以公子为监军,把天下这么大的重任托付给你,不是皇上的亲信怎能如此!如今仅凭一使到此,便去自杀,怎知其中无诈?请公子派人驰奔行在,再行请命,如果属实,那时再死也不迟。”使者怕生变化,连连催促,速令自尽。扶苏为人忠厚,对蒙恬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父有命,我死便了,还去请示什么!”说罢举剑自刎。

人们或以为扶苏德行优于胡亥,设想他如能承继皇位,秦朝不至于速亡。然观其行事,刚而寡谋,仁而乏智,只不过是一个愚孝的典型,实不足成大事。秦王朝的继承者只能在胡亥。扶苏等数人之间圈定,政绩均可想而知。这就是传子制度的恶果。

蒙恬是历事老臣,不肯匆匆就死。使者把他系于阳周狱中处置。

胡亥、赵高、李斯得知扶苏自杀,蒙情被困的消息,见大事已成,欢欣鼓舞,日夜兼程,赶回咸阳。一到咸阳,立即发布了始皇帝去世的消息,并宣告了始皇帝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胡亥即位登基,称为二世皇帝。由赵高一手导演的沙丘之变的阴谋,终于得逞。

胡亥、赵高知蒙氏非心腹之臣,且手握重兵,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安。他先戕杀蒙毅,随后催逼蒙恬自杀。蒙恬自信“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因系,其势足以背叛”,也自知有“孽臣逆乱”,却顾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主”,竟也吞药而死。又是一个愚忠的楷模!”扶苏愚孝,蒙恬愚忠,赵高奸佞机诈,胡亥肆意妄行,李斯原居有利地位,系可为之人,却贪利屈节。有此五个最为核心的人物,秦王朝的可悲命运就不待赘言了。

上督责之术 步入穷途

秦二世胡亥乘始皇的偶然暴死,侥幸窃取了皇位,却不能靠侥幸来支配历史进程。他本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而暴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登上帝位之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问题,他一筹莫展,手慌脚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用高官厚禄收买宠络一批地位低下、容易操纵的遗老遗少,同时用严刑苛法打击、残害难以驾驭的皇族和功臣名将。

据史书记载,在戮杀大臣蒙毅之后,又将十二公子诛杀于咸阳,再将十公主谋死于社县。此外,他还继续修筑宫室,横征暴敛,把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统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此,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对于上述暴行,李斯或退让默许,或随声附和,或公然赞助,完全丧失了一位政治谋略家应有的雄略。以至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关东豪杰并起,李斯才从京华春梦中惊醒,他企图上谏胡亥改弦更张,可是时过境迁。想当初,沙丘政变,胡亥少不更事,赵高官小身微,二人羽翼未丰,倘若李斯抛却私欲,运用谋略,定能把这次政变消灭在萌芽状态。到如今,始皇积弊未除,二世早已不可救药,赵高亦已羽毛丰满,因此,李斯的一切作为恐怕难有回天之力。

然而,当此之时,李斯尚未到山穷水尽之时。退一步,可效仿叔孙通,弃官而逃另谋高就;进一步,可凭借他在朝廷中的声威,联结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同谋,扯出反奸党赵高的旗帜,也是会有所作为的。可悲的是,李斯贪念爵位,利令智昏,只是屈意逢迎,最终为虎作怅,助纣为虐。

有一天,胡亥突然问他:“我想不受任何控制,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有什么办法吗?”为讨胡亥的信任、欢心,李斯挖空心思向胡亥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王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效死力。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一生比百姓辛苦,简直如行尸走。

所谓“督责之术”,实际上是严刑酷法和独断专横的代名民即对臣下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之不取轻举妄动;君主要驾驭群臣,不受臣下的非议……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永远统治天下。

独断专行的胡亥采纳了他的督责之术,举国上下刑者相伴于道,死者日积于市,弄得天下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

聪明半世,糊涂一时的李斯,企图想利用对二世胡亥的阿谀取荣,对宦官赵高步步退让来保全自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抛出害国祸民的“督责之术”的同时,也把他自己槁木死灰般的躯体抛向了暗无天日的人生末路。

起亦秦都 落亦秦都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秦王朝已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随着外部斗争愈演愈烈,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越发不可调和。

郎中令赵高,身居要职,把持着朝政大权,常因大臣不听从自己,擅杀无辜。他唯恐大臣人朝奏事,揭他老底,便生一计,使大臣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他对二世说:“陛下年轻,又初即位,未必尽通诸声,不宜在朝廷上与公卿议决朝政之事。”劝他深居简出,使臣下闻其声,而不见其面。于是,胡亥深居禁中,每日怀抱姬妾,在歌舞声中打发时光。朝中政事,由赵高一人专断。

赵高恃宠专权,唯觉丞相李斯阻碍自己,遂起谋害之心。遥想当年,李斯处心积虑除掉了绊脚石韩非,没想到有朝一日反成他人的俎上之肉,此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道循环,因果报应。

为了置李斯于死地,赵高苦心积虑,设下“请君人瓮”的圈套。他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势诱使李斯:“关东群盗作乱,二世却急于征发役夫扩建阿房宫,还积聚狗马等无用之物。我想劝阻,无奈人微言轻,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倒是您应当做的事,你为何不劝阻呢?”李斯无可奈何地叹道,二世不坐朝廷,常在深宫,没有上奏的机会。赵高见李斯已经动心,便说:“只要二世有时间,我就通知您上奏。”

此后,每当二世与宫女纵情嬉戏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帝刚得闲,可奏事。”

李斯丝毫不知,接二连三叩宫求见,每每不是时候,惹得胡亥大怒:“平时我多有空闲,不见丞相上奏,偏偏在我欢娱时,却来请事,岂不是见我年幼可欺,故意破坏我的隐私吗?!”赵高趁机添油加醋,进行离间:“这可太危险了!”沙丘之谋,丞相自觉功劳盖世,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的所做所为就是要裂十受封以为王啊!”赵高又说李斯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有谋叛行为。胡亥信以为真,遂派人立案调查三川郡守勾结楚盗的情况。

李斯遭到赵高的暗算,忍无可忍,立即上书二世,揭露赵高居心叵测,请胡亥尽早铲除,但此时胡亥,赵高正狼狈为奸,洗瀣一气,胡不仅不怀疑赵高,反而为期辩解说:“朕年少之时,就已失去先人,于朝政毫不知情,不懂得如何治国,您又年老,朕不依靠赵君又靠谁呢?”李斯欲借胡亥铲除赵高,无异于与虎谋皮。

赵高见二世对自己宠信有加,便对二世哭诉道:“丞相所恨,唯独赵高。我一死,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杀君谋反了!”赵高一席话,犹如火上浇油,二世下令把李斯及其宗室宾客统统逮捕人狱,交由赵高审讯处理。李斯一套上枷锁,就仰天长叹:“昏君无道,不足与谋!二世的暴政已经超过了夏桀、段纣和夫差。现在楚盗已有半壁江山,二世尚执迷不悟,仍以赵高为辅足,咸阳迟早要被夷为糜鹿出没的荒泽野薮啊!”

且说李斯被捕时,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亦受牵连。二冯坚持士大夫气节,“将相不辱”,遂自杀身亡,死得倒是壮烈。而李斯贪生怕死,自认为对二世忠心不贰,又自负辩才,幻想二世能敖其出狱重享荣华富贵。但赵高心狠手辣,严刑拷打,不肯罢休。李斯不胜痛楚,无计可施,遂在狱中上书二世。

赵高见到奏章,随手扔掉,说:“囚犯安得上书!”马上叫狱吏烧毁,然后分派门客十余批,假扮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审讯。如此反复,李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欲弊。最后,只得违心“招罪”,李斯招罪后,二世派人复查。面对审讯,李斯如惊弓之鸟,怕再受皮肉之苦,遂自诬反判。供词呈至二世,二世大喜说:“如果没有赵君,差点被李斯出卖了。

当是之时,三川郡守李由已被项梁率领的楚军所杀,死无对证。赵高就愈加肆无忌惮地制造李斯父子谋反的罪状。二世下诏,把李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斩咸阳。

功冠群臣 声施后世——萧何

点评:

萧何,汉初谋略家,汉王朝开国名相。秦末,天下大乱,萧何乃一刀笔小吏,也能乘势而起,拥立沛公,反了沛县。劝刘邦避项羽锋芒,屈尊汉中王,立稳脚跟,徐图天下,他慧眼独具,月下追回韩信,使“汉兴三杰”到了刘邦一人手下,乃汉初开国两件要事,功在萧何!楚汉相争,萧何留守关中,为刘邦大军提供了充足可靠大后方,首功在萧何!汉王朝初定,治国安邦,颁法立规,更有“萧规曹随”之誉。身居相位,历事二主,善始善终,也在萧何此人。“功冠群臣,声施后世”,太史公之盛誉,萧何受之无愧!

刀笔小吏 结交雄黠

萧何(?一公元前193年),沛丰(今江苏丰县)人。萧何和刘邦是同乡。秦时的丰、沛所在之地,在今徐州市(当时称彭城)的西北、江苏和山东交界的地方,位于微山湖的西面,战国时属宋,宋灭后归楚,被称为“西楚”。

史籍的记载说,萧何在秦时以“文无害”沛主吏椽。萧何为沛县主吏椽,应当是属于县丞之类的主管长吏。萧何这样的身份。说明他在秦时深得沛县县令信任,在当地又有一定威望,他实际上是属于秦朝新征服地区统治阶级下层中的一员。

刘邦年轻时,不喜耕稼,专好交游,爱洒色,没钱时就赊酒来喝,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刘太公不喜欢这个儿子。怪不得后来刘邦当了皇帝,曾得意地问太上皇刘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刘)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不过,刘邦胸怀开朗,倒是颇有志向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内和平安定,经济上也有所发展。刘邦亲身经历了战乱纷争的战国到统一强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大转变,感触很深。一次,他到秦帝国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服役,乘机游览,目睹帝国京城的繁荣壮观和秦始皇出巡时随行仪仗的盛况,不禁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刘邦年轻时不爱务农,壮年时通过地方政府的测试,当了沛县(秦泅水郡郡治)的泅上(今江苏沛县东)亭长。秦时乡村的基层政权,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是掌管一亭之内治安和道路的地方小吏。刘邦倒不以职务低微而自卑,他常常嘲弄县里官吏,认为这些人多系碌碌凡庸之辈。他唯独与萧何和曹参,志趣接近,交往较密。

刘邦每次到县里办事,都要和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一起饮酒,畅谈心事。萧何为人忠厚,心底善良,他作为刘邦的上级,处处照顾刘邦。即使刘邦有了什么过失,他也往往利用职权为其开脱救助,伊然刘邦的兄长一样。因此,萧何和刘邦可以称得上是患难之交、贫贱之交,他们二人的关系在日后的共同相处中得到了各种磨难与考验。

刘邦虽然当上了亭长,可是他那游手好闲的毛病却没有得到改变,整日只是借着办公事四处游荡,吃喝玩乐。正因为这样,刘邦已是二十八九岁的人了,却还没有娶上媳妇,这件事令他的父亲刘太公非常气恼,时常托人为刘邦提亲,但迟迟未有结果。乡里不是没有好姑娘,只因为刘邦向来好吃懒做,人们都不愿将女儿嫁与他。刘邦也并不急着成亲,还是混迹平康,得过且过。

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和沛县县令相识,因为躲避仇人来到沛县,就在县里安下了家。沛县的县吏和士绅、豪杰们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往祝贺。按照当时的习惯,萧何是县里的主吏,负责主持贺礼,接收贺钱,他对前来致贺的人说:“贺钱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不得进堂屋。”

刘邦在萧何等人的指点和帮助下,也进了吕公的客厅。刘邦气度豪迈,谈笑自若,特别引起了吕公的注意。酒过三巡,人渐散去,吕公却示意刘邦留下,并对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看相,我相过的人多了,没有一个有你这样好相的,愿你珍重。我有一个亲生女儿,很愿与你结亲。”刘邦走后,吕公的老伴很生气,说:“你常说我们女儿不是平凡人,一定要嫁个贵人。沛县的县令帮你在这里安了家,想娶她,你都不答应,为什么却随随便便地许给了刘季?”吕公说:“这不是你们妇道人家所能够知道的。”就这样,吕公终于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她就是后来的吕后。

萧何与刘邦的关第甚密还可以从另一件事情里看出来。一次,刘邦带人去咸阳服徭役,朋友们照例都得送点钱,帮他准备行装,一般人都送钱三百,唯独萧何送了五百钱。

五百钱比三百钱虽然多不了多少,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萧何很早就有意结交刘邦,而且处处用心,对他关怀备至。

出身沛县豪吏的萧何,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亭长这般看重呢?原来刘邦虽然只是一名亭长,但他豁达大度,很有志气,早就是沛县豪杰中的雄黠者,就连受秦始皇通缉的魏国名士张耳,也曾经多次与他交往,可见刘邦志向不凡。对刘邦的这些活动,萧何当然了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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