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表:回忆谢希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2-23 11:40:31

点击下载

作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师表:回忆谢希德

师表:回忆谢希德试读:

谢希德自述

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谢希德

1952年8月,我和爱人曹天钦一起,乘坐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启程回国,至今已36年了。36年来,我心情舒畅地为祖国贡献力量,感受到欣慰与欢乐,也在“文革”中有过痛苦和悲伤。粉碎“四人帮”之后,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不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早有考虑的,因此回答得很坦然:“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今天,每当我回顾自己从海外归来这段历程时,心情还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1921年3月,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4岁时,生母因患伤寒病过早地离开人世,此后,父亲、祖母和我一家3口迁居北京,住进了燕园。我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后归国应聘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继母很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健康。1932年,我在念初中时,天钦恰好与我同班,彼此相互了解,再加上我们的父亲在燕京大学是同事,因此我俩有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1946年春,我正好25岁,便与天钦订婚。当时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正准备到英国深造,而我却在福建长汀县的厦门大学即将毕业。虽然我们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但国内的状况不能不使我们忧虑。抗战胜利的喜悦已为内战的愁云所代替,物价飞涨,生活颠沛,我们认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能暂时出国学习。临别时,我俩约定,我随即争取赴美深造,两人结束学业时在美国聚合,一同回国。

1946年夏,我告别母校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秋天开始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不久,我考取赴美自费留学,即通过在美友人联系就读的学校,1947年进入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学院在麻省的一座小城市,当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七所著名女子学院之一,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我在该校物理系任助教,并攻读硕士学位。在顺利完成两年学业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堪称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我更幸运的是能在W.P.Allis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特别是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在运筹学领域是开拓者,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和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1949年10月后,母亲和弟弟们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学者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希望我和天钦早日归国。在校的中国同学大都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但是,后来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我心想,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

时间很快推移到1951年春天,天钦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我也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准备按原先的约定,让天钦到美国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美国移民局在1951年下半年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回国的办法。

我俩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我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天钦即向英国有关部门提出为我签证的要求,不料英国方面鉴于当时国内情况,表示除非我提出保证,在3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我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3个月离开英国回国的保证,又会给我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李先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亲自到英国有关部门,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我签署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凭此我可以进入英国。

但是,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发给出境证明,我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我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由我以赴英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并向移民局出示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结果移民局为我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我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我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因此,天钦关照我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电报,只有到那时,我的出走才算成功。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像到了英国国土。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来到船上,问我为什么去英国,我镇定地一一做了回答。他看了看我的行李,再也没有继续盘问下去,递给我正式的出境签证。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和联系回国的事。天钦早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先生有书信往来,并决定到他那里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们为我联系到交通大学任教。结婚仪式很简单,请了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父亲不支持我们的这一举动,他希望我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我们早已决定,父亲再也不理我们了。

1952年8月底,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到达深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我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列车在上海火车站一停下,我们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便又风尘仆仆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天钦的父母。从北京返沪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物理系大部分并到复旦,11月中旬,我便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开始紧张的工作。1956年5月,曹天钦和我在同一天分别由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在“文革”中竟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我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我说,平时你讲课时逻辑性很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却讲不清楚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我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难以讲清。因此我和天钦都遭到批判、斗争,我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9个月之久。低温实验室是我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却成了禁闭我的隔离室。我的10岁儿子在家里独自生活,天天盼望母亲归来,我家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在残酷的斗争中,我身心受到摧残,乳腺癌病情加重,只得请求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出现的这些反常现象绝不是党和人民所能允许的,只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倒行逆施。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我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同时挤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近年来,又参加了党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36年前,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不远万里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怀抱,做了一点工作,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母校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大学也授予我科学博士的荣誉称号,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再立新功。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资料专辑之八》

一段珍贵的回忆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谢希德

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丈夫曹天钦在各自的党支部不约而同地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本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要邀请曹天钦来参加,后来得知就是在同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党支部也要讨论天钦的入党问题。这对我们二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从此我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立志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同志。当天我恨不得要立刻飞回家。到家后我们交流了各自支部大会的情况,对我们所提的意见。我们都感到很兴奋,认为能被接纳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感到很光荣,但是也都觉得还很不够标准,只好在今后不断努力。这种新党员的思想一直持续到1982年去北京开党的十二大的途中,国栋同志提醒我入党已有26年。我才意识到不能再以新党员自居了。当然在老同志面前,我永远是新的。

在那难忘的一天的晚饭后。住在楼下的李林和邹承鲁给我们开了一个祝贺的晚会。张友端和陈瑞铭也参加了。他们都是天钦在英国的同学,当时都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现在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明党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知识分子从党外人士转变为共产党员都经过了一段各自不同的历程。曹天钦已于1995年1月8日离开人世,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写下我们二人如何得到党的关怀走上革命之路,作为献给党的七十五周年的一份心意。

我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天钦则早生一年。我们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仅在历史书上读到令人气愤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史实和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亲自体验到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当时的北平日本宪兵的耀武扬威的气焰。家庭给我们的教育是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我也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在1937年夏离开了当时的北平,先后到武汉和长沙,1938年夏在长沙福湘女中毕业后患股关节结核,卧病贵阳,休学达4年之久。曹天钦中学毕业后入了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的化学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日本统治下还能勉强苟安。他仍怀着“科学救国”的美梦,在给我的信中,除去鼓励我安心养病外,还不时寄给我他课外阅读的读书心得,或是假期在工厂实习的一些报告的点滴,当时他希望可以通过献身化学来救中国。1940年左右他和同学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乃和一些同学于1941年春天离开北平南下,先到上海栖身于当时的租界,后分两批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抗战后方。他选择了走北路,经开封到达西安,参加了新西兰友人路易·爱黎的工业合作运动,在当时陕西凤县双石铺的综合工业研究所作技正。分析一些矿石。次年他又转到在兰州的皮革合作社任经理。他的以化学工业救国的愿望,在这一段工作得到部分的满足。但他的确又不满足于留在兰州。他的大哥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离开学校到解放区,这对曹天钦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到达双石铺工作的那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日交战,燕京大学被迫在北平关门,不久迁到成都华西坝复校。曹天钦认为还是应该完成大学的学业,于1943年到成都继续攻读。当时抗战已6年,在成都就读的一些离乡背井的学生,生活都很困难。有些人生了肺病,也有人因此不幸身亡。和他同时离开北平的同学,有些人奔向解放区。我们虽未走向革命之路。但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心之所向是很清楚的,很羡慕那些朋友的决心。

毕业前夕,曹天钦遇到了重要抉择,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成都攻读研究生?当时我已病愈,在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就读。他怕去解放区后,和我见面将更遥遥无期。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通过友人介绍,他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该馆为在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和书籍。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一方面协助李约瑟为写中国科学史收集材料,一方面也了解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科研的情况。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少科学工作者还是努力在工作,曹天钦看了非常受感动。这些科学家的工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出国前他到长汀去看我,我们订了婚。由于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去英国的交通还很不正常,没有定期的轮船或飞机。他被迫在南京和上海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边工作边等待。当时我也从厦门大学毕业,来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因此在他出国之前,我们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重聚。没想到这一别又是6年。

1947年我得到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录取作为研究生兼助教,于当年8月启程赴美。1949年得到硕士学位后转到位于美国麻州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和英国的剑桥相隔一个大西洋。曹天钦本打算在得到博士学位后先到美国作一段研究,然后在我得到学位后一起回国。我们都从家人的通信中得到有关新中国的情况。感到很兴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少在美国和英国的中国同学纷纷奔回祖国参加建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了胜仗。美国政府不许中国学理工科的学生回国。当时曹天钦虽然已得到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邀请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决定,他打消了去美国的计划,坚决要我在1952年春到达英国。因他已联系好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他改变了去美国的计划,使我很失望。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听到种种关于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消息,诸如某某人自杀等,其中有的是真的,也有许多是谣传,这些都使我对回国产生了一些疑虑。同时我最担心的是回国后是否有机会进行当时刚开始的半导体研究。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根据天钦的意见,做好去英国的准备。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承认新中国,但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英国要求我要有三个月后离开英国的证明,但是我要以去英国结婚为由才有可能被允许离开美国。正在为难的时刻,李约瑟博士以个人名义到英国的有关部门担保我三个月后离开英国,我才得到了英国颁发给我的旅行证,终于在1952年5月从纽约启程去英国。当时在菲律宾的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回国,他要我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我没有听他的话,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在英国结婚后。于1952年8月乘“广州”号客轮从英国南罕普顿港启程,经历了1个月才到达香港。9月下旬我们经罗湖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广播声中进入深圳。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最高兴的是遇到从北京来的天钦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他是从北京专程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他们都向我们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限,进行思想改造。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东省教育厅只有一个干部兼管接待归国留学生的工作。我们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到达目的地上海。我们在稍事休息后即到北京探望我的母亲和曹天钦的父母及其他家人和朋友。有一些天钦的老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改了姓名。老同学吴惟正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护厂,被特务杀害。天钦很伤心。为了纪念他,我们后来给儿子起名为惟正。

回上海后即投入紧张工作。天钦在上海生理生化所开始建立实验室,我原联系到周同庆教授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经院系调整,我也随周教授到了复旦,开始繁忙的教学工作。我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课程,当时百废待兴,两个系都有很多学生,和我在厦门大学时代数理系很不相同。当时还强调要一边倒,学习苏联,用苏联的教材,或自编讲义。因此对初次走上讲台的我,是个机遇,也是挑战,相当紧张和忙碌。好在同学们对我都很好。该年进校的新生,今年刚好是毕业四十周年。前不久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在母校相聚,济济一堂,他们中有不少人已是科研院所的骨干,也有些人已退休。我一直认为,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在新中国教书的启蒙老师。

1955年我们投入“肃反”运动,当时虽然对这个运动很不理解,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参加过思想改造,任何运动对我们都是一种补课,也就积极参加。1956年春国家为了开始组织12年科学规划。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了关于半导体的报告会,当时我已怀孕,将近临产,未能前去参加,但半导体工作即将在我国开始的前兆,扫除了我回国前的顾虑。为了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向科学进军的行列,我们鼓起了勇气,向各自的支部提出了入党的申请。我们深知和许多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同志不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天钦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紧要关头,是他做出了重要而正确的抉择。现在他已离开了我,在党的领导下,我将继续勇敢地向前。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为《风雨同舟半世纪》作序

谢希德

上海政协之友社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风雨同舟半世纪》一书,在众多社员的支持下,经主编王兴和全体编委、作者的共同努力,编书事宜进展顺利,行将付梓。对此,我深感欣慰。

作者们大多是退下来的历届委员和部分长期从事政协工作的老同志,他们根据各自在政协舞台上的实践和感受,精心构思,认真下笔,写出篇篇华章,这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献上的一份火热的、诚挚的心意,是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是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笔思想财富。

就我个人而言,自任第二届市政协委员开始,直到今天被选为上海政协之友社理事长,期间虽中断数届,但和人民政协仍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我出任第七届政协主席,感觉上还是一名新兵。由于教学、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繁忙,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对政协和政协之友社工作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10年来,我向大家学到了许多政协工作的经验,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当本书出版后,我在捧读之时,想必是又一次和大家重温美好友情的极好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协,好比是一个充满团结、民主氛围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家庭。退下来的委员们的职责虽已不同于在任之时,但依然是政协大家庭的一员。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社员们个个都是有着丰富阅历的长者,个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50年发展的见证人,个个又是根据各自特点在社会上发挥不同作用的可敬可爱的老人。想及此,更使我对我的前任——第六届市政协主席李国豪教授深怀敬意,是他首倡建立政协之友社。上海政协之友社自1987年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她是有生命力的,有凝聚力的。本书在短短半年内编成出版,也是一个明证。我为此由衷的高兴。正像书名所揭示的,我们大家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地走过了半世纪的历程。21世纪在向我们招手,而过去半世纪里大家风雨同舟的经历,必将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里取得更大胜利。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

回忆谢希德

命运始终在敲门

——谢希德校长的“第九交响曲”潘真

1921年3月的某一天,当女孩谢希德诞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时,日后的一切,无论幸与不幸,都看不出任何先兆。

她长到4岁,生母病逝。此后,她随父亲、祖母迁居北京。

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协和大学,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回国,应聘为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第一乐章:从小病号到洋博士

在北京,谢希德的童年里,有没有风筝呢?有没有小人书呢?有没有冰糖葫芦呢?有没有……从她对个人生活惜墨如金的叙述中,我们不得而知。她同样不曾谈及的,是自幼缠绵病榻的凄冷情景。

事实上,命运的第一次敲门可以上溯到童年。

早在小学里,她就开始为疾病付出代价:尽管她的功课在全班总是名列前茅,但由于经常请病假给扣分,她连一次榜首都无缘登上。然而,这又瘦又小的病号,并不因此低下高贵的头,一以贯之地用功、考高分,令人又怜又爱。

高中毕业,更大的代价接踵而至:她得到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法入学。因为股关节病变刚做完扁桃体手术,她不得不申请休学1年。当她的同龄人意气风发地迈进大学校门之时,她唯一能做的是,躺在寂寞的小床上背词典自学英文。后来,又被确诊是股关节结核,病腿必须上石膏。等到1年半内换过3次的石膏完全拆除,她竟得重新学习坐起来、学习走路了!

4年后,她考进厦门大学。也许是迫于失而复得的心理,她比任何同窗更懂得珍惜时光,黎明即起,一头扎进课堂或实验室,恨不能不吃不睡把失去的分分秒秒补回来。

1946年夏天,风华正茂的谢希德告别家乡、告别母校,去南京参加出国考试。次年,她便顺利进入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她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

在那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一名纤弱的中国女子夹杂在一群群不同肤色的佼佼者中间,几年如一日,咬紧牙关,以数倍于旁人的努力,坚持不懈,向心中的目标冲刺……

古人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之说,信乎?谢希德头上的这一顶博士帽,该比别的博士帽沉重得多吧!

以后,命运依然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敲门:1958年,她因为肾结石手术,不得不中断正在北大进行的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组的工作;1960年,她因为植物性神经早搏,差点儿晕倒在讲台上;1966年,她被确诊患了乳腺癌,10年里与绝症拼搏了3个回合,与此同时还承受着政治上的痛苦折磨……第二乐章:从海外到新中国

当年留洋,初衷是迫不得已的。25岁的谢希德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曹天钦订了婚,正面临大学毕业。一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多么向往报效祖国啊!怎奈其时,抗战胜利的喜悦已经被内战的愁云所替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报国无门啊!两人合计,要想有所作为,只有暂时出国学习。天钦已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准备留英。希德随即争取赴美自费留学。临别有约:待学业结束,在美国相聚,一同回归祖国。

在美国,谢希德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偏于麻省一隅的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是全美七所著名的女子学院之一,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她兼做着助教,完成了两年的学业。而麻省理工学院,其藏书之丰沛、设备之齐全,尤其是其师资之雄厚,使之无愧于举世闻名的地位。她有幸在W.P.Allis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为运筹学领域的开拓者,在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与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根据他的建议,她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信及别的渠道分别有正反两方面的消息不断传来。谢希德和同学们奔走相告,为祖国的振兴而欣喜,同时又为一些传说而担忧。在这个过程中,心早已飞回了北京:在迎接祖国新生的日子,我们出国求学,没能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们责无旁贷!

1951年春秋,他俩先后获得博士学位,正拟按原计划行事,不料节外生枝。鉴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移民局规定,凡在美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只好商议新的行动计划——她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他立即向英有关部门提出为她签证的要求。可是,英国方面表示,除非她保证在三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他们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那样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当举棋不定,他的老友、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热情相助,以个人名义担保她三个月内一定离英。她这才得到了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她再以赴英结婚为由,申请离美,并向美移民局出示“旅行通行证”。结果,美方开出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叮嘱她结了婚快快回来呢,哪里知道她将一去不复返!

归意已决,岂止移民局官员,即使生身父亲不投赞成票(他希望女儿留在工作条件优越的英美发展),他们亦义无反顾了。伤心的老父,从此不理女儿、女婿。1952年8月底,历经奔波曲折,他们终于登上英商蓝烟囱公司的客轮“广州”号。别了,剑桥!别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近了,近了,他们听到了深圳码头激荡人心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您好,祖国!您好,妈妈!第三乐章:从讲师到院士

这个过程,满含了光荣与痛苦,谢希德悲欣交集。

1952年11月,谢希德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她就在复旦的天空下、在教学和科研中尽情舒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直到2000年3月,她最终没能扼住命运的喉咙,“蜡炬成灰泪始干”。

1956年5月,她与丈夫在同一天分别被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夫妇俩把这件事看得相当重,“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36年后,她在一篇《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回忆录中写到。

艰难的历程,使得这朵生命之花绽放得异常绚烂: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固体力学等七八门课程,为复旦物理系的学科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1956年之秋,她与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黄昆教授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一书问世,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必读教材。1958年,她参与筹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兼职副所长。1962年、1963年,她与方俊鑫合著的《固体物理学》上下册先后出版。1966年1月,她率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赴曼彻斯特出席英国物理学会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她主持的科研项目,都是国家科委的重大课题……

美妙的乐章,恰在此时被粗暴地打断——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一夜之间,那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谢希德是“特务”,其理由竟然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她,平时讲课逻辑性蛮强的,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倒讲不清楚了?她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9个月之久,那是她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啊,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实验室变成了禁闭自己的隔离室!

当时,他们夫妇双双失去了自由,家里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恫吓而自杀身亡。刚满9岁的儿子惟惟独自生活,眼巴巴地盼着母亲回家。“一天,她回到家里,告诉我:‘妈妈得了癌’……”稚嫩的心里,这一幕永远永远抹不去啊!手术以后,仅仅休息了两个月,她又恢复了挤车去接受批斗的日常生活。然后,进“牛棚”。再然后,去罗店劳动。“她一点不叫苦……每天走得很早、回来得很晚,因为她不能挤车……”那是怎样的惨痛!但惟惟记忆犹新,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爸爸、妈妈还一直跑福州路外文书店,他们是外文书店每个星期的常客。妈妈她一直在努力地学,我想,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促成了她后来转向表面物理研究的契机。

有一阵,谢希德还天天赶到长乐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厂,参加《辞海》的定稿工作。1996年春天,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志给她送去辞海编委会副主编的聘书。提起往事,她笑了,“那是‘文革’期间,我挨批,不能讲太多,可我实在着急,这些年我们国家已经大大落后了!”她又急切地说:“不知现在《辞海》是否采用计算机,我建议尽快采用新技术。这看来是获取信息、加快出版步伐的必由之路……”

终于,在1972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主持了政府工作,又由于李约瑟教授的来访,他们才又可以工作了。惟惟回想:“恢复工作以后,他们俩一个样,只知道拼命地干,有一种饥渴感。他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

而对于一起经历“文革”的复旦人,许多年以后,刻骨铭心的记忆说起来还是令人心酸不已:“物理楼的厕所是全校最干净的……因为那是谢希德打扫的!”

雨过天晴,谢希德从物理系的一名普通讲师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命运的频频敲门,对常人或许是灾难,对这位杰出的女性却分明是动力。“时间不多了,我要赶快工作。”为保持自己在专业领域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她从不间断努力。

20年来,常有外国友人关切地问起:“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苦头,不后悔吗?”走过昨天的谢希德坦然地回答:“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第四乐章:从复旦到世界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

据记载,她的“就职演说”是这样的:“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平易,务实,一如她惯常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

她从1977年当上副校长起,就坚持天天与复旦的教工同乘巨龙校车上班。学校自8时开始坐班,她往往提前1小时就已在车上和同事们讨论工作了。她习惯选择那个靠车门的双人座,虚位以待找她议事的同事。就这样,许多问题没进校门便解决了。在每一次的校长会议上,她也喜欢实话实说、长话短说,反对套话、空话。有一次,她在复旦作一个关于学校实行全面改革的报告,这么大的题目,仅仅用了45分钟就讲清楚了。她还乐意带了领导班子去基层现场办公,干净利落地签署一大沓文件。时间、效率,对于她,好比生命啊!

在复旦,谢校长的打字速度也是出了名的。“谁能做得好她的秘书?她打字像开机关枪……”有人见过年近八旬的谢校长还在亲自打文稿,她单脚站立,那病腿则靠在电脑前的椅子上,简直就是永不向命运低头的海明威!

我和我的同学们,有幸在谢校长的任期内置身于复旦,深受严谨治学风气的熏陶,又尽享活泼开朗氛围的抚慰。女生如我,更是把Madame Xie视作偶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给她主持的“校长信箱”写过信,在她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学生活动中心跳过舞。偶尔,远远地望见她由校园小径蹒跚而过的矮小身影,我的联想之中哪会有什么病痛、有什么孤独,有的只是她人格魅力的闪烁。

人格魅力,是的,在那几年间,复旦正是靠了谢校长独特的人格魅力,一点点地走向世界,直至赢得“东方的哈佛”的美誉。复旦打破了只有文理科的格局,发展成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在她“有限的任期”内,学校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教师超过了600人次。

有获得“上海市科技精英”的某博士生导师,忘不了当年主管外事工作的谢副校长对他出国当访问学者的支持,“你需要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回来。”谢校长甚至顶着压力为其妻赴美团聚作担保。当他参与的长达7年的重大项目一结束,他就毅然放弃彼岸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复旦。因为,“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

有师从过谢校长的物理系教师,忘不了递交的第一篇英文论文,经导师批改,空白处都被写满了意见,内容竟超出原文几倍!他请谢校长写一篇推荐材料,不巧正撞上曹天钦先生去世,本想先撤回搁一搁,没想到两天后,谢校长亲笔书写的4大页材料已经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谢校长本人,还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多所大学的名誉科学博士和荣誉工学博士,198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巴丁教授评说:“在中国科学界,谢希德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1988年,已步入生命黄昏的谢希德完成了由大学校长到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角色转换。虽然人们仍叫她“谢校长”,虽然她的学者身份依旧,但这个熟识的身影从此更多地活跃在另一个舞台上了:她主持政协会议,她率委员深入基层调研课题,她上电视、报纸发表真知灼见,她会见外国友人,她出席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而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则往往从电视新闻里、从曹天钦教授的病床边,交换着角度——一会儿是主席,一会儿是妻子,注视这位素朴、典雅的名女人。欢乐颂

有段时间,和人一说起谢校长,我的心里就会浮出“伤花怒放”“蚌病成珠”之类的词汇。那是何等锐利的叫人心痛的美丽啊!

可是现在,我坐在同样位于麻省的波士顿的书桌前,轻轻敲打出这篇文字的时候,谢校长促使我思考人生:一个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几乎终身与病痛相伴相随的弱女子能够成就为一部传奇?人的一生究竟应当怎样走过才算没有虚度?为什么大多数没病没灾的人反倒一辈子庸庸碌碌?我们如何去争取使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成正比?……

我的眼前,回闪过一组组温馨的镜头:她爱穿一色的套裙配以鲜亮的真丝衬衣,她理发的时候捧读英文小说,她用弹钢琴的双手给第三代的小婴儿换尿布,她访美为病榻上的丈夫带回一台配有教程的小英文打字机,她每周出一些数学题发E-mail给在美国的孙女练习,她在物理系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夹了Einstein的名言“A clean desk is a sign of a sick mind”,她戴了老花眼镜宽容地审读我的专访稿,她在政协主席会议间隙疲惫地小憩,她中午到文化俱乐部简简单单地吃一碗面条……

我想,几时去一趟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查阅半个世纪前这位中国女子的博士毕业论文。我不会读懂相去甚远的物理学专业,但我相信会读懂泛黄的字里行间跳动的音符,因为那正是谢校长“第九交响曲”的旋律啊!

有的人死了,她还活着。

让我们为这精神之永恒,高歌一曲《欢乐颂》!

四年疾病折磨 三次高考搏击

——谢希德的学生时代醒梅国家在胸中

在一艘由福建北上的轮船上,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唱一首流行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几个大哥哥一旁和着她。轮船缓缓开进上海港,这时大哥哥正色对她说:“过了上海就不能再唱这首歌了。”“为什么?”“因为北方有军阀。”女孩虽然不太懂,但从此心里有了“军阀”“列强”这样的一些概念。

这是1927年的谢希德。当时谢希德父亲谢教授到燕京大学任教,全家跟去。谢希德在燕大附小、附中及贝满女中读书,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七七事变后,谢希德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活,先是来到武汉。父亲到湖南大学任教,她则考入圣希理达中学读高三。本来一般学校高三不收插班生,但国难当头,逃难学生不少,便破例收了她。可仅此一学期还未读完,武汉受到威胁,全家又逃到长沙,谢希德转入长沙福湘中学,毛泽东夫人杨开慧曾是该校学生。当时教谢希德国文的老师是李淑一的父亲,学期结束她考了第一名。

谢希德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这使她强烈地感到,没有一个强盛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安定的生活。所以1952年,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虽然她身在美国,又是美国禁止回中国的物理学科学家,但她还是转道英国,与她在英国的同学、生物化学家曹天钦结合后,同道回国。挫折压不倒

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统考,她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由于父亲在湖南大学教书,为便于照应,也就考入湖南大学。就在这时灾难出现了。

一天,她突然感到腿痛,以为是扭了,并不在意,可疼痛一天天加剧。在长沙湘雅医院拍了X光片,医生认为骨头没问题,作为风湿来治。然而没有用,终于,不能走路了。这时,又开始逃难到贵阳,由于公路路面很差,到了贵阳病情加剧。令她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39年2月4日这一天,大批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因她不能走动,母亲和弟弟也没有逃入防空洞,炸弹在离她家很近的地方爆炸。这时候,如果炸弹偏一点点,那她们家就只留下在长沙没有同来的父亲了。

千方百计入住医院,那时南京中央医院一批医生也来到贵阳,经重新拍片,确诊为股关节结核。可那时没有特效药,只能牵引,把发炎的关节松开。痛是不痛了,但不能动,当然不能读书了,只好休学。牵引半年,以后上石膏把关节固定,每上一次是半年,连上3次是一年半,加上先前卧床1年,一共3年过去了。病是好了,但下床后不能走路了,学习走路又用去1年。这时浙江大学搬到贵州湄潭,于是她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考入浙大。还未及读,她的父亲转去厦门大学任教,当时厦大迁至福建长汀,那里交通不便,日寇没有侵入,她第三次参加高考,进入了厦门大学。虽然她走路不方便,但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和意志。

就这样,高中毕业后,她经过4年疾病的折磨和3次高考的考验,终以优异成绩进入了高等学府。一寸光阴一寸金

在她卧床的4年中,光阴似乎应该从她身边悄悄溜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不少人来看望她,当然有人送给她吃的东西或鲜花,但也有不少老同学送书给她,其中有一些英文小说,她就看了起来,可好多看不懂,怎么办?查字典又不方便,她硬着头皮看,从上下文关系中来揣摩、验证,日积月累,她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病愈后她的英文水平超过一般的同学,同时她还自学数学与物理,读大学时轻松不少。

谈及往事,谢希德笑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4年卧床,我的知识面扩大了不少,我高中毕业的时候17岁,是全班最小的,但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5岁了,是全班年龄较大的了。”

她影响了我的一生

——复旦博导朱传琪与谢希德的故事郭颖“因为谢校长的信任,我才得以出国,又是因为她的信任,我回来了。”提起谢希德教授,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朱传琪一脸的敬重。

1982年,已在计算机并行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的朱传琪得到了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作学术研究的机会。但在当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为此,朱传琪找到了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谢希德。“谢校长思想解放,对后辈非常关心。”朱传琪想出国深造的想法,得到了谢校长的理解。不久以后,朱传琪出国的事便“批”了下来。按规定,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满2年就应回国,但朱传琪参与了历时7年的美国计算机领域重大项目——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从申请经费到研究完成的全过程。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人,朱传琪当时有些“舍不得”马上回国,希望能在美国多留2年。于是,他又写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谢校长。

1984年,谢希德访美期间,专程从芝加哥驱车几百里到伊利诺大学看望朱传琪。“谢校长当时就同意了我的想法,她对我说:你需要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回来。”1986年,已分居太长时间的朱传琪夫妇想团聚一下,又是谢校长为他妻子赴美作担保。“谢校长对我的这种信任实在太令我感动了!”朱传琪后来才听说,为了担保他妻子出国,谢校长当时是承受了一定压力的。

尽管从并行处理计算机研究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来说,伊利诺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与朱传琪共同研究的库克教授也为他办好了留美的一切手续,可项目一结束,朱传琪便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他对热情挽留的美国人说:“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

1988年,朱传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复旦校园。“报到的第二天,谢校长就安排学校有关方面,解决了我的职称问题。要知道,当时提教授的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谢校长特意为我留了一个名额呵!”

已获得“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的朱教授真诚地告诉记者:“谢校长将永远是我的人生楷模!”

生命是可爱的

——我所了解的谢希德先生孙小琪归国,心灵深处的呼唤

谢希德,1921年3月出生于依山傍海的泉州。父亲谢玉铭教授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一,曾长期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他终日埋首书房的身影给了少年谢希德极大的影响和熏陶。

谢希德的青少年时代,一面是积弱积贫的祖国;一面是五四运动唤起的民主与科学的觉醒。摆脱强权压迫,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浸润着两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发奋读书学好本领,是当时谢希德生活的主旋律。1946年秋,她在厦门大学数理系毕业,一年后即赴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物理系任助教,同时攻读硕士,以后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理论物理。青年谢希德很幸运地有一位志同道合、相知颇深的男友,名叫曹天钦。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闽西万山丛中依依惜别,曹天钦先谢希德一年去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化学和生物化学。整整五年,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无情地隔开了两个热恋着的年轻人,但共同的志向又使他们在频繁的书信中亲密无间。纵然远离故国,在留学生中间辗转流传的进步报刊,使他们的脉搏和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像划破苍穹的闪电,飞越万水千山,飞渡大海重洋,传到英伦三岛,传到波士顿城。两个年轻人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互相告勉:一旦学业结束,马上启程回国,把青春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51年,已获博士学位的31岁的曹天钦,被剑桥大学Caius学院破例吸收为荣誉院员,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英联邦科学界获得荣誉;同年,刚满30岁的体弱多病的谢希德也获得博士学位。

回祖国去,回祖国去!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执拗地在耳畔回响。他们归心似箭,一面节衣缩食积攒路费;一面冷静地筹划归国路线。

就在这时,在朝鲜战场屡吃败仗的杜鲁门政府突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时间议论纷起,传说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威胁。

怎么办?惊讶而愤怒的谢希德没有动摇;1952年3月,和她心心相印的曹天钦拍来一封急电,决定取消原定的到美国和谢希德一道返国的计划,让她想尽办法尽早来英国,并且告诉她,已经订好了两张回国的船票。他们要把英国作为回到新中国的跳板。

然而,英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谢希德几番穿过悬跨于查理士河上的铁桥,走进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百般说明只是路过英国而不会久留。但她没有成功。曹天钦向他敬重的李约瑟博士求助。由于李约瑟先生在英国科学界的声望,内政部官员只得把电话打到波士顿。

1952年8月,一艘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部南安普敦的海港码头拔锚启程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们的急切就像孩子要扑向母亲的怀抱。

谢希德顾不得拍打身上的仆仆风尘,立即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矮小却不知疲倦的青年女教师。

当时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尚处于初兴阶段,教材十分缺乏。常常是她刚刚开设了一门新课,编好教材,打好基础,又根据需要去准备新的课程,把这门课交给别人去教。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披肝沥胆

1956年的一个晚上,当容光焕发的谢希德推开家门,几乎同时,和她同样激动万分的丈夫曹天钦也脱口而出:“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这一天,他们各自被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为了奠定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在不长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党中央决定,把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电子学列为主攻方向。

十万火急的军令,从中南海传遍全国,各路兵马迅速调集,一场威武雄壮的科学攻关大战即将打响。国家决定集中复旦大学等5所高校物理系部分师生,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半导体专门组,加速培养专门人才。谢希德接到通知,兴奋至极。她在美国就参加过半导体研究,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展半导体科学。现在,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而且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这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谢希德像出征的战士,告别亲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尽管当时她唯一的孩子刚满5个月,但她没有丝毫犹豫,不无歉疚地对同样忙碌不堪的曹天钦说:“我走了,你又做爸爸又做妈妈吧。”

两度春秋,一个病弱的身影时时在风光秀美的未名湖畔奔忙。白天,不会骑自行车的谢希德不辞辛苦地从宿舍奔往几里外的教室,又匆匆奔往距离更远的另一个教室。她在和时间赛跑,和遥遥领先的先进国家竞赛。夜阑更深,燕园睡了,她的宿舍依然灯火通明,她在不知疲倦地翻译国外文献,起草讲稿,同教员们一道研究教学方案,作业务辅导。

1958年,谢希德和黄昆教授成功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的科学论著《半导体物理》,这是一部在当时国际上堪称权威的专著。

两年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专门人才300多名。半导体的种子从未名湖畔撒向大江南北,从实验室的单炉撒向工厂车间。近代物理学的一项最新成就奇迹般地在我国广泛普及,连小学生也开始学着装配半导体收音机了。

为我国半导体科学的诞生付出辛勤劳动的谢希德,马不停蹄开始了新的艰巨而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回到上海,她一面主持筹建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同时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技术物理研究所。国家把培养我国固体物理专门人才的任务交给她,要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在固体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成果,填补这门学科的空白。

教学、科研,谢希德恨不能一天多出几个小时,多干一点,干好一点。每天天刚蒙蒙亮,她便已等候在市区西南端的公共汽车站,然后搭早班汽车斜穿整个市区,到地处东北端的复旦校园上班。她总是提前到校开始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当城市的灯火早已闪烁辉耀的时候,幼小的孩子往往等不到妈妈回家,便呼呼睡着了。一身疲惫的谢希德回家,必定还要在灯下工作到深夜:审定、修改研究生的论文,替青年教师校对翻译的外国文献,连夜起草给兄弟科研单位进行学术辅导的讲稿……

几年时间,她同方俊鑫副教授合编的《固体物理学》出版了;她和助手们以硒化锌、锑化锢的能带研究获得初步成果;他们先后在《物理学报》《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群论在固体物理研究中应用的科学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揭开物质结构的奥秘有积极的意义。

1965年冬,谢希德作为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英国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当她走出机舱,她的眼睛湿润了。13年前,她仅仅要求在这儿转程,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必须限期离境;然而今天,她作为新中国一个科学代表团的团长,在这儿受到尊重和欢迎。祖国母亲的神圣意识又一次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扉。在参观中,她向朋友们介绍新中国的科学成就,也向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物理学的最新动态。她感到自豪,让祖国插上科技翅膀腾飞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鼓舞着她,催促着她。两代物理学家的沉重话题

1998年7月,有过多次患病经历的谢希德突然觉得很难受,到医院一查,很快被确诊为乳腺癌,立即住院治疗,并在上海罕见的高温天气里又一次作了右侧大面积切除手术。手术前,她还在华亭宾馆主持了“'98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不少境外专家是由谢希德出面邀请的,大家对发展上海的高科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手术后谢先生恢复得很好。医生在病房门口贴出“谢绝探望”,但来探视的人依然很多,床前、窗台上始终摆满了鲜花。

谢希德4岁丧母,以后继母生了几个弟弟,父亲谢玉铭对家里唯一的女儿、自幼多病又勤奋异常的谢希德十分钟爱。父亲1946年去了菲律宾,1947年谢希德去美国留学,父女间常有通信联系。

1952年回国后就和父亲断了联系。

谢希德的父亲和杨振宁的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是同学,相交甚深。杨振宁和谢希德是同辈人,他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文中写道:“我很偶然地在一本研究物理学史的书中发现,在发现重整化概念的实验与理论的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加州理工大学工作过的谢玉铭教授有过重大贡献,他与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先于后来因此发现而两次获诺贝尔奖者10多年。”向来对推介中国科学家成就极其热心的杨振宁非常兴奋,又猜想这可能就是谢希德的父亲。正巧不久谢希德访美与他通话,杨振宁便在电话里问她。《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十分简洁真实的笔触,描述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因为那之前不久,谢希德突然得到消息,父亲在台湾去世了。父女情深,又是同搞物理学且有相当成就的,但他们有整整40年不通音信!他们没有任何讨论物理学的机会。谢希德在电话中对杨振宁说:“他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杨振宁对这个“真实的故事”未做评论,谢希德在《杨振宁传》的“序”中谈到这次电话和这篇文章时称:“这些对我心中的震动,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杨振宁先生使她了解了父亲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这是无法释怀的思念,也是一个女儿为父亲的成就而体验到的无比自豪。除此,她还能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忠孝不能两全,就像精忠报国的岳飞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当时他知道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就写信说:‘嫁鸡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