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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昭强,芦青,唐汉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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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不败试读：

横空出世非一般，继往开来济世艰；

奋舞德赛自由剑，拨云现日整坤乾；

赤胆忠心联众志，指点江山开纪元；

铁肩担道行大义，志存高远居峰巅！

以上这首诗，是一位北大校友忽尔“参悟”北大之后的由衷感赞。这首诗高度而真切地道出了北京大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功效和历史地位。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北京大学一开始成立，就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并曾一度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既是中国古代国立高等教育的直接承继者，又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伟大开端者。更可贵的是，在中国近百年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北大以其独特的内涵、卓越的成就，一直居于发展的领先地位，并代表着中国高校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而且这一发展趋势日益显著。

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看：北京大学的诞生就是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变法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所结出的硕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初步成就之一；而它诞生之后，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思想文化之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党部的摇篮……；它还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者和行动者，又是“小平您好”（象征着支持和倾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高擎者；……放眼量，展未来，北大还必将和中国及世界人民一道，向着“迎接新纪元，再创新辉煌”的新目标奋发迈进！

北京大学虽然只是一个小社会，可它却以自己先进的思想和大智大勇的实际行动，发动和团结了广大的民众，在关键的时刻及时地登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这个大社会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中国的新时代并总是居于时代之前列，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

北京大学，在自己本民族的高等教育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不仅在中国高校、即使是在世界著名学府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这是北大的自豪，是北大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大坚牢的基石！

北京大学，仅仅是一所高校，可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作为学府的北大本身，而且还在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史上占据着无可非议、不可动摇的特殊的历史地位。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吗？！这其中的奥秘，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思考吗？！

是的，历史铁证如山，最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考察和思索！

一、北大的“老”与“大”

每一所学校，都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物一样，有着“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独特内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各有各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决定着某一事物具有某种功能和影响的主要因素。北京大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著名哲学教授任继愈先生曾撰文指出：“北大有北大的特点。特点是什么呢？近来认真想了想，可用两个字概括：一是‘老’，一是‘大’”。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也曾在其文《我观北大》中写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如果我们也把鲁迅先生心目中的北大用两个字概括的话，那么可谓之为“新”与“坚”。

因此，我们可认为，北大的特点应该是：“老”与“大”的融合，“新”与“坚”的统一；以及“老”与“大”和“新”与“坚”的贯通与超越！

在本文，我们先着重谈一谈北大的“老”与“大”。

太学——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

北大究竟有多“老”呢？也就是说北大的历史究竟该从何时算起呢？一般情况下，北大的校史是从北大更名前的直承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年，即戊戌变法时的1898年算起。这种算法当然有其道理和方便之处，但不符合北大的历史实际。因为京师大学堂及更名后的北大，是中国古代官办国立大学——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一脉相承地发展而来的，因此计算北京大学的历史，就不能仅从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算，还应上溯到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高等教育，源远流长。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西周时代就有了大学。《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不过当时不叫大学，而叫“明堂”或“辟雍”，是把教学和祭礼合在一起的一种机构。后来经过春秋战国，朝代递替，战争频仍，官办的大学被破坏无遗。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但由于汉武帝锐意武功，乐于征伐，对文化教育无暇过问，董仲舒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到汉成帝时，刘向又建议：“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汉成帝下令在长安城南兴建太学校舍，但没有落成，成帝就下世了。直到新朝王莽时，“辟雍”才落成。随后刘秀起兵打败王莽，建立了东汉，称光武帝，国号建武。刘秀就当过太学生。“建武五年（公元29年）乃修建太学”。二十七年后又建“三雍”（指辟雍、明堂、灵台），都是具有太学性质的机构。这以后，经过东汉、三国、魏晋，大学教育时断时续。直至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经南北朝，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并设。到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唐、宋两代亦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和太学。元代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为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兼具有国子学性质。入国子监学习的是举、贡、生、监。

1840年鸦片战争后，吃尽了苦头的中国人看到自己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于是兴起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的风尚。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亡国危险。为了救国救民，于是一些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鼓吹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兴办学堂，培育人才，以图自强。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1898年初，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几次上书光绪，建议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他说：“京师设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同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在诏书中，他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光绪的奏折中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要“草定章程，规模略具，举其要义，凡有四端：一曰宽筹经费，二曰宏建校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四曰简派总教习”。7月4日，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材”。同时任命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匙良为西学总教习。这样，京师大学堂就创办起来了。于是，由梁启超代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第一个办学章程。章程规定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还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根据这些方针，设置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普通学科要学的课程有：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以及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和文学、体操等；普通学科各课为全体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要学的课程有：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专门学科备课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学生凡在三十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门外语，三十以上者，可以免修外语。章程还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人，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人，总管教学工作。章程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大学堂，以便核考”。这样，京师大学堂就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具有国子监的性质。实际上它是取国子监而代之了。1902年，张百熙受命出掌京师大学堂，他决心脚踏实地改造这所学府。他在给清廷的报告中说：“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人材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行，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套章程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其中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作了详细规定。章程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科下又分目，相当于后来的系。当时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四目。大学预备科学制三年，毕业后给予举人出身，大学堂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给予进士出身。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至1949年，北大仍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1903年6月，张之洞受命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订了学堂章程。修订后的学堂章程称为《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一直沿用到清末。1905年，国子监正式裁废。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发生了显著变化。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蔡元培到北京就任教育总长后，5月1日，由教育部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当时的北大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本身，是直接继承中国古代大学——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历史发展而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它是一座历史渊源十分久远的古老大学。今天世界上的著名大学如牛津大学，创办于公元1168年，至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巴黎大学创办于1253年，至今有七百多年历史；罗马大学创办于1303年，至今有六百多年历史；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至今有三百多年历史；莫斯科大学创办于1755年，至今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北京大学的历史，如果从历史渊源来说，也可以从汉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正式设太学算起，或至少可以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算起。那么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到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改设国子监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比西方古老的牛津大学的历史早了五百多年，比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则早了约一千年。

由此可见，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北京大学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许多国学大师都在这里讲过学。这种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古老的历史地位，无疑是使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因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前文我们谈了北大的“老”，这里我们再谈谈北大的“大”。北大之“大”：不是夜郎自大，不是狂妄自大，不是假大空之大，也不是指校舍恢宏意义上的大；而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思想的实实在在的“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意义上的“大”：决非是自由散漫的“大撒把”，亦非是良莠并揽的“大染缸”，更非是茄子、萝卜、烂白菜、陈渣、黄货、黑帮等胡乱汇集在一起的“大杂烩”；因为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着优良的导向规范和优良的条件选择，也就是说，北大的“大”是有其特定涵义的积极的“大”。

北大之“大”：严格意义上讲，主要是从蔡元培先生入主北大后，开始真正地“大”起来的；因此，蔡氏自己的精辟论述是对北大之“大”的最好诠释。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生。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光绪时进士，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组织过光复会，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1月9日，蔡氏到北大发表就职演说时，就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学行”、“敬爱师友”的三项要求。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学生“品行不可以不谨严”，师生共处一堂，“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庶可收切磋之效”。可见，北大之大的第一个涵义即是：学校宗旨的“正大”。

为了把宗旨落到实地，就必须要树立强大的能够将学生意志纳入正轨的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因此蔡元培先生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包并。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为了破除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以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者，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蔡氏还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囊括大典”，是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即对诸家“兼容并包”之并发挥其所长，让他们“思想自由”，相互切磋或碰撞。自然，“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由此可见这北大之大的第二个涵义是指北大的学术“气度大”。

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蔡元培校长所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指导思想，在北大这块特殊的土壤上一经播种，便迅速地生根发芽且长盛不衰地开花、结果了，而且对其他高校和学术机构以及整个社会有关领域也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它和后来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指导方针相比，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蔡氏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决非仅是口头上或书面上的，而是卓有成效地予以贯彻实施了的。

在对人才的“兼容并包”上，蔡氏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为此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协助校长联系和选聘教职员。他选定了创办《新青年》、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且影响渐大的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与此同时，又请了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沦的夏元琛任理科学长。1917年11月，又因章士钊之荐，请李大钊接替章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则因创立逻辑的学名，专请他讲授逻辑学这门课。1920年7月8日，北大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此，李大钊又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1918年春，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留学英国、日本，专攻哲学和教育学的杨昌济，也受聘来北大任伦理学教授；刘半农则受聘为北大文预科教授。1920年8月，在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正式受聘北大，成为北大的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鲁迅和蔡元培早有交往，蔡当北大校长后，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蔡元培十分崇重、信任鲁迅，他到北大后不久，即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图案，鲁迅设计好后，于1917年8月寄交蔡元培；这个图案就被蔡元培采用做校徽，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和全国解放后一个短时期内，长期都被北大师生所佩戴；直到现在，仍是北大的一种特别标徽。鲁迅还向北大推荐周作人，1918年后周作人也到北大任教。1917年下半年，因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陈独秀通信、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受到陈独秀推崇的胡适，这时也被蔡元培聘请进北大，任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是中国用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1919年春，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推重，也受到北大师生的广泛欢迎。

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师中，加上原有先予蔡元培进校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余宝璜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就形成了一个以蔡元培、陈独秀为核心的革新营垒，推动着北大以至全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不断向前发展。

此外，当时在北大文科教员中，还有马叙伦、吴承仕、陈垣、徐悲鸿这样一些为人正直、学有专长的人。而马裕藻、黄节、朱希祖、孟森、张星粮、沈兼士、崔适、黄侃、陈汉章、顾兆熊、吴瞿安、梁漱溟、燕树棠、陈衡哲、陈大齐、陈介石，马衡、杜国庠、许季上，包括刘师培等，也都是学有根底的人物。就连那位常年身穿枣红马褂、身后拖着一条大发辫、满嘴秋春大义、坚持保皇复辟的辜鸿铭，由于他精通英、德等国语言，在文科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蔡元培认为他所授课有内容，与政治无涉，也继续延聘。理科方面，除以夏元瑮为学长外，还请来知名教授李仲揆（四光）、冯祖荀、颜任光、何育杰、温宗禹、任鸿隽、胡濬济、俞同奎、李书华、王仁辅、秦汾、何杰、孙云铸、翁文灏、丁文江、丁燮林以及外籍教授葛利普（A．W．Grabau）等。政法科教员原多是政府官员兼任，蔡元培改为专任教员，并规定专任教员不得在外校兼课，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等。当时的政治科教员有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周鲠生、黄右昌、高一涵、王宠惠（英美法系）、张耀曾（大陆法系）等，也都是国内知名学者。这批国内学术界的精英，在五四时期的北大讲坛上，各展所长，开设了许多有自己特色的高质量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

在对“思想自由”的“兼容并包”方面，蔡氏一向反对专己守残。而是注重学术自由、兼容诸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能力。

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实际上是旧式书院的恶劣学风。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当时北大教授中就广泛地包含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黄侃等，有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等；经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等；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林损等，有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训诂方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介石、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崇汉魏的黄侃，等等。可谓容古、今、新、旧各派于一校。教员中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唱“对台戏”，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教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昕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气氛。”

蔡氏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他从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强盛的愿望出发，十分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对于教员，他认为主要应看他有无专门学问，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只要不涉及所授的课程，就不必强求一律。他要求“学生对于教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他还针对守旧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蔡先生知人善任的高明和伟大之处。

蔡元培先生不拘一格地广泛延揽人才，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和要求，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这是与北大的“正大”之办学宗旨相关联的。因此，他对那些滥竽充数或品行不端殃及教学的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撤。例如：他把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年轻英文教员徐佩铣等裁撤出校；1920年，又把虽然精通英语、德语，又有古文根底，但在课堂上大部分时间胡诌“君师主义”那一套陈词滥调，讲《英诗》课一年只讲了六首零十几行诗的辜鸿铭也裁去了。对那些或托中国驻外使馆、或由外国驻华使馆介绍进来而确属不称职的外国教员，也一律撤聘而不顾各方面的压力。有一个被裁撤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拿出聘约为据，使对方败诉；有一个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把他们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请出来进行无理干预，蔡元培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听后，一笑置之，坚持把这种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外籍教员毅然辞退。经过这一番整顿、充实，全校教师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少数仅二十七八岁。他们中不少人和蔡元培原来并不相识，而是从已发表的论著中发现后聘请来的。这支队伍年轻有为，多数思想倾向革新，这就给北大带来了朝气。

蔡校长所倡导的办校方针和办学宗旨，不仅体现在教职员方面，在学生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他改革了教学内容和教学体制，增加了选修课，给了学生更自由的选择；增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自己爱好的专业用心钻研，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

蔡氏所开创的“正大”“宽容”的优良之风，不仅在当时颇为昌盛，以后的北大也很好地保持了这一传统。正如任继愈先生在《北大的“老”与“大”》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我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邋遢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有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全国解放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解放后的新校风。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印象最深”。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北大倡导和贯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和“正大”的办学宗旨，才使得那些拥有先进思想和具有真才实干的人士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并充分施展才能的乐土。北大也因自身的美好氛围和卓越的人才优势，一再创造着颇引为自豪的北大历史和“北大人”的形象；并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方向。现在看来，敬爱的蔡元培校长所倡导并亲自落实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和“正大”办学宗旨，不仅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而且仍具有其现实的价值，并有颇为值得发展和弘扬的深远意义！

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北大是敢为人先的。1920年的春天，蔡元培在北大开天辟地正式招考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开创了中国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其影响所及，以后国内各大学都陆续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早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时，就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加给女子的深重压迫，提倡男女平等。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占有半数的女胞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能增加一倍。当他决绝仕途从事教育救国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与实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他参与创办并始终支持的爱国女学校，是中国一所最早以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的女校。他在这所学校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之女性为目的。在年长的女生中，他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使学生具有以暗杀为手段的献身革命精神。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开始在全国推行小学男女同校。1917年12月创办的北京孔德学校，蔡元培被推为校长。孔德学校学生以北大教员的子女为主，采取了男女兼收的办法。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那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一类的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十分顽固。民国初年实行新学制后，初等小学虽然实现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学则往往就无法实行。至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很少，自然更谈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国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校，仅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后合并于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三处。北京女子师范虽在1917年开办过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1918年又开办过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这时北京高等师范分男女两校，彼此防备，门禁森严。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这就是当时男女同学问的情况”。

对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极为不满。他积极呼吁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大学实现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的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次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他十分痛心这种落后状态，奋勉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会又作了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进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矫正轻视女子的恶习，尊重妇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强调随着女权的发展，男女社交公开，权利平等，已成为世界的进步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他主张：“不论何等工作，只要于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在这个讲演中，他已有在大学试验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很高，进步舆论纷纷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但各大学还不敢向教育部提议，因为一提议必通不过。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就声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兹障碍。”蔡元培则认为，“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这个意思，他在同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的谈话中，作了公开的说明。他在谈话中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这个谈话，在这家报纸1920年1月1日的新年号上刊登了。这就公开向社会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封建礼教仍然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里，无疑是一个很勇敢的号召。在这里，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规定的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来实现男女同校的革新；这样就绕过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的教育当局不得不承认。后来有人责难说：“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就据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上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使对方无话可说。

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少数知识妇女也开始发出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1919年四五月间，甘肃省有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她在信中说：“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对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着希望：“先生任教育总长宣布政见于参议院，曾一及之，乃如昙花一现，遂无人过问矣。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表示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长期以来女子受到社会的歧视，即使这位勇敢的女学生也没有提出直接进大学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到北大补习班学习；而补习班是北大专为那些没有考取的学生办的。这封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恰好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所以没有结果。6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刊登了她写的一封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女禁的信。这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重视。《少年中国》在这一年8月专门出了一期妇女号的特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并转载了邓春兰的信。在许多人撰写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关于大学不禁女生的谈话公开发表了。1920年2月，江苏籍女学生王兰向北大提出入学请求。由于这时招收新生的考期已过，学校遂同意她入学旁听；两天之后，她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于是，援例请求的，“日必数起”。这一年春北大先后招收了九位女学生（旁听），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此专门发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详细介绍：

本校自允女生入学以来，各处函询入学资格而欲来者，日必数起，其已经得许入学旁听者，文科有九人：

王兰：江苏无锡，二十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杨寿璧：贵州贵阳，十九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芸：四川南溪，二十八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华：四川南溪，二十三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邓春兰：甘肃循化，二十二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刘 慎：江苏南汇，二十一岁，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查晓园：浙江海宁，二十一岁，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韩恂华：天津，二十一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程勤若：安徽歙县，二十六岁，国文系一年级旁听。

从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的这一进步措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就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既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时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云。”周刊第十号（3月7日）又在封面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晓园、奚浈、王兰三位女生的照片，并加了“本校开放第一次的女同学”的标题。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这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成就是蔡元培积极倡导和勇于革新的结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深刻影响。第一个进入北大的女生王兰，曾这样叙述她的思想变化：

这时正是新思潮发展的时期，我的弟弟在北大念书，常把些新思潮的杂志带给我看，脑筋里便渐渐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旧思想逐渐减少，从前的旧生活也就逐渐觉得否认起来了。我入北大的动机实在很早，并非从新思想输入岳才发端的。不过往前耶种想入北大的心，只是因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动而已。直到新思想输入后，这种观念才算到成热的日子了。

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视。这一年4月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弹老调，称：“旁听办法虽与招正科学生不同。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而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共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借口。

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逐渐酿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学，都开始陆续招收女生。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准备合并，在他们召开的男女两校联欢会上，蔡元培被邀请作为男校代表致词。蔡元培在讲演时风趣地说：“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做男校么？”为了尊重主人，他还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贺之忱，但他仍借此机会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张：“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自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以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

诚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男女同校是很困难的。据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人男女生总数为二千二百四十六人，其中女生仅十一人，而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国，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革命的重大意义。难怪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的情景时，使这位女教育家不胜感动，她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二、北大的“新”与“坚”

北大的“老”与“大”，赋予了北大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恢宏的包容内涵；北大的“新”与“坚”则又赋予了北大朝气蓬勃的强大生命力和英勇坚忍、顽强斗争的行为内涵。

被称为“北大派”的鲁迅先生曾撰文说：“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树人先生之言，的确精辟斯哉！

北大这些独有的内涵，有的是“天生”即赋予的，但更多的则是“北大人”在艰苦卓绝的奋争中练就出来的。北大正因为具有了这些优秀的内涵，才使得“科学与民主”在北大这块圣地上终于第一次战胜了愚昧和专制。在这个古老的民族上空升腾出五四运动的灿烂光华，从而翻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辉煌的第一页。从此，它又以其独有的精神和风度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贡献而独步风云，成为中国大学的楷模和骄傲，成为千百万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也成为中国学校和学生参与社会、改造社会、贡献社会的榜样和旗帜。

北大之“新”“维新变法”，“一枝独秀” 如前所述，北京大学不仅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而且它还是中国最早接受近现代文明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创办既是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新生事物，也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步革新力量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早期重要成就之一。

早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和官吏中，就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861年，冯桂芬提出“采西学”，主张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之“颖悟文童”入学，“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这样，“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他要清政府“鉴诸国”，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两句话随后便逐渐被概括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公式，成为清廷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与洋人打交道，下令在总理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选出十人学习英文，聘请洋人为教师，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以后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和东文（日本文）馆。1866年，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此后，同文馆又逐步扩充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学生也增加到一百二十人。同文馆的设立，是中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它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公立新式专科学校。1902年，同文馆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是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发起了一个以变法维新相号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行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办学校做起。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京师大学堂于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创建。

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新时代的精魄，使它的“基因”在遗传时又有了新的突变，她从一开始诞生就打上了进步的印记，富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不久，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室顽固派发动政变，百日维新运动流产。举凡各种新政措施大都被取缔，唯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其后清室顽固派尽管百般加强统制，竭力要把大学堂办成一座读经的封建书院。但大学堂中寻求进步与革新的气势却延绵不断；研讨学术、探索真理、学习科学、输入文明的努力，从未止息；爱国思想十分浓郁。这种进步和良好的校风，无疑是使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又一种因素。“脱胎换骨”，“全新自我” 京师大学堂的领导人也多为主张变法维新的进步人士。其第一任和第二任管学大臣分别是孙家鼐和张百熙，前者是光绪帝的师傅，后者曾为光绪帝的侍读，他们都是维新改良的支持者。

1912年民国肇始。5月1日，由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原大学堂总监严复，继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严复，福建人，早年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的知名学者，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

严复主管北京大学的任期，从1912年2月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算起，虽然只有八个月，但在任期内，他积极开设外语学科和研究西方文化的新课程，产生较大影响。

从前文我们知道，使北大真正“大”起来的是蔡元培先生入主北大时期；实际上，使北大真正“新”起来的也是蔡老先生入主北大时期。在此期间，北大完成了自己脱胎换骨的嬗变，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型综合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飞跃！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的先驱，不在于他按部就班走完了封建教育的全过程，而在于他能批判地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给以扬弃，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的内容。在掌管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期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得到充分体现。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所制定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清末旧制决裂，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1912年5月，办法正式通令全国执行。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这座尚存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的学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精髓，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的办校方针，也是中国教育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教义中解放出来却始终未能达及的目标。关于这一方针的内涵，前文我们已做了一定的阐述。在北大正因为包含这种人们梦寐以求的学术自由和宽容精神，才有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长辫子的封建复辟狂在一个校园里并存的现象。毋庸置疑，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新曙光，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与刘师培、辜鸿铭等能在一校之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面看来，“兼容并包”好像不偏不倚，实际上它是代表新兴的民主主义者在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因为对于封建文化思想来说，在当时的北大并不发生“容”与“包”的问题，它本来早已存在，而且到处泛滥，充斥各个学科；只有“新学”，才要求“兼容”和“并包”。因此，实际这个方针是为新文化的发展开拓道路。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新兴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在北京大学冲破了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在中国占据了一块稳固的阵地。北大自身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

蔡元培在北大期间，不仅学术空气自由浓厚，同时各类社团也繁荣活跃，而且学风良好，秩序井然。师生关系和道德风尚也大大改善，旧北大那种“老爷”作风渐渐失去市场，北大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学生们能自由地吸收新的思想意识，从客观到主观上对新文化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大是善于尊重和继承优良传统的，北大更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北大总是“敢为天下先”的，也是敢于正视自我和善于突破旧我而蜕变新生的！

北大之“新”，北大人不断地谱写着自己的新篇章！

北大之“新”，北大人在自我新生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的新时代，并不断地给国人和世人以新的气息、新的感觉和新的涵义！

北大之“坚”

北大之“坚”是指北大具有坚持正义、捍卫真理的精神，以及英勇坚忍的顽强斗志。这种精神和斗志，既表现于“北大人”捍卫学校之权力和中国教育之权力方面，也表现于捍卫民族及民众之权力方面，还表现于对信仰、对学术之真理的坚持和捍卫上。后两个方面我们将于“独树一帜的北大精神”一篇集中阐述；这里主要阐述北大之坚的第一个表现方面。

严复义驳教育部北大尚在京师大学堂期间，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就曾以种种借口——比如“经费紧张”、“人心浮动”、“妄腾异说”等企图对它进行裁撤或镇压管制，由于师生的强烈抵制和国内的形式所迫，大学堂才又得以恢复并有所好转。

民国伊始，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北大校长，他上任时，正逢初生的北大因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停拨教育经费而面临危机，被迫停课。严复不得不四处借债度日，并为节省开支而归并科目，裁减职员，使北大本科预科得以复课，大学得以勉强维持下来。复课不久，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又以经费困难、程度不高和办理未善等理由，提出要停办北京大学。这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严复也坚决表示不可停办，他在给教育部的《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愤然陈词，申述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他指出：“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今若将其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关于经费问题，严复说：“今之大学，固当问其宜存与否，……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恃以存立者，奚翅九牛之一毛”。关于程度问题。严复认为，北京大学的程度，“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但仍不失“为全国中比较高之学校”。而且“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至于学校以前办理未善，“固为学界所共知”，只要不取消，今后尽可改进。严复的说帖，义正、辞严、情切。教育部无言以对。迫于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教育部只好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

由于以严复为首的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北京大学才没有被取消，而得以坚持办下来。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北京大学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严复在坚持继续办北京大学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却得罪了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当权者。1912年10月，他终于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学生欲挽留，而教育部不允所请”。严复辞职后，章士钊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章因事未能到校，教育部又任命马良代理校务。学生中对这项任命多数持反对态度。11月底，因寒假将到，下学期经费尚无着落，马良便向比国银行商借款项四十万法郎，约定以学校地产做抵押。学生闻讯后，认为马良公然“盗卖校产”，群起反对。年底，马良被迫辞职，由何燏时继任北大校长。

坚决反对两校合并 1913年9月初，教育部忽又通知北大，并提出要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理由之一是：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理由之二是：按照上年教育部拟定的学区制（划全国大学教育为四区，分别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为本部，各设一大学），因京津距离太近，故不能设两座大学。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北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北大毕业同学会上书大总统，指出：“唐虞三代以来，凡在国都，莫不修起大学，以树风声。今东西各国，其著名大学亦多在首都。岂宜背古今中外之通例，而反以首都大学，归并省会？”又说：“我国教育，操自外人，忧时之士，常以为耻。京内外已有外人建设大学，万一我国方事裁并，而彼则大加改良，面面相形，恐伤国体”。校长何燏时也明确反对停办北大。他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说：“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对停办北大之事，各界社会名流也多表示反对。国会开会时，有些议员也提出质问，要求教育部答复。停办北大的计划受到各方反对后，教育部只好自我解嘲地声明：“本部职司教育，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但仍认为“京津咫尺”，“倘能将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合并改组，以谋扩充，则可事半功倍”。同时又表示：“唯合并之手续甚繁，非仓促所能蒇事”，北大“应即定期开学，所有学风功课仍当加紧整饬，而免訿议议”。

1914年春，教育部又要求将北洋大学合并到北大。这个意见也遭到北洋大学师生的坚决反对。最后，教育部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规定将北大之工科移并于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之法科，移并于北大。但由于两校师生都加以抵制，这个方案当时也未实现。

在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中，何燏时与北大广大师生站在一起，为保全北京大学作了很大努力，但也因此得罪了教育部。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索薪斗争”与“教育独立”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因教育基金无着，薪资积欠，遂举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1921年3月，各校教职员相继罢教，要求政府指定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李大钊亲自领导八校教职员向反动军阀政府进行“索薪斗争”。在斗争后期，李大钊担任了八校职员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反动政府对于国立八校教职员的要求不加理会，敦职员因此由罢教发展到一律辞职，并和学生一起向反动当局请愿。6月2日，北京公立二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齐集新华门向国务院请愿，代表们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次日，三百多学生又冒雨前来，北大等国立八校的教职员也相继赶到，一时新华门前挤满了请愿的人群。反动政府不但拒不出见，还指使军警大打出手，北大教授马叙伦等教职员和学生数十人当场被殴伤。李大钊不顾自己头部被刺伤流血，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了军阀政府的暴行，使请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发出“京中已无教育”的呼声，马叙伦教授曾愤而绝食。这次斗争主要是以争取教育经费为目的，以经济问题为内容，但它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对军阀政府的黑暗政治是一个揭露。

在历届军阀政府的摧残下，教育危机日益严重，教育界由原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进一步提出整个教育独立的要求。他们对由于军阀派系之间内战频仍、政潮迭起、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濒破产的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三个要求：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这种教育独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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