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刁晏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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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试读：

前言

本书是本人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0BYY023）的结项成果。

关于本课题中“现代汉语”的所指，有必要作一说明：我们指的是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目前共同使用的“标准书面汉语”，具体而言大致是指各地教材、公务文书以及主流媒体等所用的规范认可度相对较高的“普通话/国语/华语”书面形式。

由于课题本身的规定，以及研究内容的特点决定，本书采取的是“跳跃式”的研究策略，即不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而是着眼于最有差异与融合内涵的若干词汇、语法现象，进行尽可能充分的观察与描写、分析和解释，因此就整个研究的性质来说，是举例性的而不是穷尽性的。

本项研究是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进行的，我们主要从“史”的角度来看待四地词汇语法现象的差异与融合，认为四地现代汉语的诸多差异是早期国语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条件下分化与发展变化的结果，而它们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必然表现。史的研究与共时平面的静态研究有很大的区别，而绝不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比如，我们强调，进行史的研究，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坚实的立足点，通常是某一或某些现象在共时平面的全面、完整表现，然后再以此为基点来左顾右盼，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通过由此而显示出的种种差异，来揭示语言的发展变化，进而探寻原因、总结规律。

在研究中，我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比较”，而是以形成一个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点为出发点和归宿。具体的做法是，主要以普通话为立足点，即先尽可能充分、全面地描写某一现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使用情况及表现，再以此为基础比较其与台港澳三地的不同与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某一现象在普通话中发展并不充分，因而不能反映其全貌的话，则以使用及表现最为充分的一地或几地为详细描写对象，然后再与内地或其他地方进行同样的比较。

我们进行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旨趣是“史、论结合”。就“史”的部分来说，力争对语言及其发展变化事实进行高清晰度（或者叫“细颗粒度”）的描述；就“论”的部分而言，则主要是注重研究性和理论性，并试图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发现、有所进步。所谓研究性，在书中经常表现于一些延伸性的内容上，比如在讨论“有+VP”句时，就有“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思考”这样一小节，而在本书其他部分也经常有类似的内容（比如最后一章），主要包括明确研究范围，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说明研究方法，提出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相关课题，等等。所谓理论性，首先表现在我们对本项研究的定位是在“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学”框架下；其次，我们确立了一个“两翼”模式，即研究差异以及在差异基础上的融合；再次，在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比较有理论内涵和思辨色彩的观点，比如提出“社区特征词”和“言语社区特征语言现象”的概念，把简缩词语分为造词简缩与用语简缩，以及倡导进行微观对比研究等。

本项研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为此建设了一个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各1000万字和澳门100万字的语料库。不过，我们经常使用的，是四地各100余万字、总计共425万字的报纸对比语料库，语料的时间分布是2011年1月—7月，所选的四地报纸如下：

大陆地区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总字数约108万；台湾的有《更生日报》《国语日报》《民众日报》《立报》《台湾时报》《台湾新闻报》《中华日报》《中时电子报》《中央日报》《自立晚报》《自由时报》《天眼日报》，总字数约106万；香港的是《成报》《大公报》《东方日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新报》《星岛日报》，共约109万字；澳门的有《澳门日报》《澳门观察报》《新华澳报》，约102万字。

为了节省篇幅，具体的行文中，在不至于混淆所属地区的前提下，引用的例子一般不标出处，在需要对比时，我们仅以“内地”“台湾”等作为出处标记。

为了行文的简省与方便，有时也考虑到与时下一般研究用语的协调一致等，书中经常采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指称形式。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一般简称“四地”。“现代汉语”有时用“语言”替代。此外，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称名，学界在与台湾对举时一般用“大陆”，在与港澳对称时一般用“内地”。我们在指称台港澳三地时，经常简称“三地”，而与之相对的大陆地区一般通称为“内地”。

第一章 关于四地的现代汉语及其对比研究

第一节 台港澳语言与早期现代汉语

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有关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对比研究的论著，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内地与台港澳地区看作有较大差异的两方，来进行对比性的考察和分析，或者说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人们经常会把台港澳地区作为一个有更多共性的整体，所以像“港澳”“港台”“港澳台”“台港澳”等都是比较常用的词语，并且经常是与“大陆”“内地”等对举。

这一认识和做法当然是有理由的，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由是：

第一，语言发展过程不同。内地与台港澳地区语言之所以会有整体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经历过分化，而在分化后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从而形成完整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个工作至今还没有人来做。

正是由于人们对国语分化的起始时间和过程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上述差异始于1949年。以下的表述就比较有代表性：“1949年以后台湾与大陆隔绝三十年，那三十年间彼此不相往来，语言各自发展，唯一往来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厦门前线每天向金门喊话。”（邵朝阳，2008）

现在通过别人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刁晏斌（2007a）对此有以下一段表述：“最初的‘国语’（我们指的是早期的现代汉语，时间大致从1919年‘五四’前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分化为后来两岸三地的不同社区变体，这种分化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时期，到1949年以后日益明显和加剧，最终形成了两岸三地语言及语言运用多方面的差异。其他学者也有与我们持基本相同观点的，比如郭熙（2004a：109—118）。”

这里我们所说的“三地”没有包括澳门，如果加上澳门，就是本项研究所说的四地了。

第二，社会环境不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都会对语言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的总体精神以及发展取向等。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港澳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内地严重封闭，与外部世界很少接触和互动，因而语言也处于一个严重封闭的环境中；台港澳则高度依存外部世界，相互之间也是联系密切、互动频繁，所以语言也呈开放状态，并且同步或基本同步地发展。

以上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紧密联系、甚至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它们的共同规定和影响下，内地与台港澳地区在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关系上处于不相等的两个点上，而这正是造成二者诸多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今四地现代汉语的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与早期现代汉语关系的远近所决定的，各种差异的背后，往往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还有不正确的认识，由此就直接影响到对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一是导致某些认识模糊不清。比如，当前人们对“华语”问题比较关注，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关于华语的内涵及其定义问题，就远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此词英译的差异就能看到：有人把华语译为HUAYU或Huayu，这显然是着眼于一个新概念而造的新词；而更多的人却沿用了旧有的称名，如Mandarin、global Mandarin、Chinese、Chinese language等。

二是易于导致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人曾经讨论过香港汉语书面语语法的三个特点，即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应用）、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指称标记的使用（主要包括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并且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来自英语的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创新（石定栩、王冬梅，2006）。而在我们看来，香港书面汉语这些语法上的特点，源自对传统国语的继承，而不是对“标准汉语”（即标准普通话）的迁移；上述形式可能与英语等的影响有关，但未必是香港人的发明创造。（刁晏斌，2007a）

三是导致对某些现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台港澳地区语言更多地使用古词或文词，因而更具文言色彩，比如有人说：“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的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黄翊，2007：176）但是，却鲜有人指出其原因，其实在我们看来，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和沿袭了早期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所以，我们认为，要对内地与台港澳语言进行对比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认清后者的“基础”（我们在后边的表述中有时也称之为“底本”），而这个基础就是最初的国语，我们一般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

以下我们主要以香港书面语言为例，来对此进行讨论。

二、关于早期现代汉语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般状况，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相关的论著中，比较成系统的研究，较早的一部著作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主要讨论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晚些时候的有刁晏斌《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辽海出版社2007年修订再版），如书名所示，本书只涉及语法一个方面。此外，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本阶段诸多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等现象也进行了一些考察和分析。

我们对早期现代汉语的认识，就是通过上述论著及研究而获得的，而这些也是下文我们与台港澳语言进行比较的基础。

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纷纭复杂、陌生化程度高，而这当然与它的“早期性”密切相关。上述特点在早期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得比较充分。就以语法来说，比如句子成分的位置就与后来有不少差异，像状语就经常与其所修饰的中心语隔离，显性关系与隐性关系不一致的情况比后来更加普遍；某些句子成分的构成也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比如能做述语的，就有及物动词以及部分不及物动词、述宾词组、形容词以至于名词等，并且它们还大都比较常见。述语的情况如此，其他各成分大抵也是这样。在句子形式方面，各种“欧化句”大量使用，“古句”与“准古句”以及“非今非古句”大量存在（刁晏斌，2006a：34—35）。这些都是构成此时期语法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三、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

谈到香港的书面汉语，“港式中文”大概是绕不开的一个概念。这是近年来研究香港书面语言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但是人们对它的内涵及所指对象等的认识却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比如有人说：“所谓港式中文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黄坤尧，2000），而有人则把它定位为“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定义为“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6）

我们认为，后一定位和定义更为准确、客观，并且是迄今为止对港式中文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表述。但是，这一定义仍有不足，这就是对“标准中文”尚未作准确的界定，由此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以及具体操作中的某些问题。

港式中文“实际上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并且在90年代开始趋于成熟”（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13），而作为它的“底本”的标准中文，如上所述，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亦即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汉语。

我们对港式中文总体面貌和具体特点的了解，主要依据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编著，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以下简称《港》）。本书主要从词语、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罗列和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诸多差异。除此之外，部分语言事实还来自本书作者自己的感知和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接触过香港地区的各类语料，也有多次赴港从事学术和教学等活动的经历，因此对香港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并不特别陌生。

对《港》中列出的诸多词汇、语法现象（也就是与内地普通话不同的现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最终都能在各类早期现代汉语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用例。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关于这一点，汪惠迪（2007）有以下一段解释和说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约30年间，境外华人社区基本上是各自沿着中文固有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在字、词、句的使用上显得十分传统。表现之一是，在大陆，50年代初就退出人们语用生活的词语，港澳台地区至今还在使用；在大陆，已经退出规范汉语甚至已被认为是病句的某些格式，港澳台地区也还在使用。‘港式中文’中一些语法现象，与内地相比，显得‘独特’，其原因或许就在乎此。”

本部分中，我们就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举例说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上述一致性，港式中文的例子主要从《港》中选取。

先看词汇方面。

构成港式中文词汇方面特色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而在内地普通话中却已消失或趋于消失的词语；二是粤语词语；三是后起词语（相对于早期现代汉语而言，包括外来词语以及其他新生词语等）。三者之中，可以直接证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一致性的，当然首先是第一类了，所以我们先就这类词语进行考察和说明。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音译外来词，内地普通话逐渐改用意译，而港式中文依旧保留原有的音译形式。这样的词有一大批，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维他命（维生素）、摩登（时髦）、莱塞（激光）、开麦拉（摄影机）、菲林（胶卷）、卡通（动画）”等。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还有一些同素倒序词。语素顺序不固定是词汇“早期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此期同素倒序词比较多见（刁晏斌，2006a：134—136）。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由此形成差异。比如表示“固有的品质或性质”义，早期有“素质”和“质素”两种形式，以下各举一例：（1）罗马在鼎盛时代，文艺的发达登峰造极，书牍的素质也因之提高。（朱光潜《艺文杂谈·欧洲书牍示例》）（2）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后来内地普通话选择的是前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后一个。

以下港式中文里的词都属于此类：找寻、替代、妒忌、宵夜、齐整、爽直、紧要、菜蔬、私隐、经已、取录、怪责、劳烦、帖服、配搭、挤拥、秘奥、人客。

除上述两类词外，还有大量共用的常用词，也反映了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一致性。《港》的某些考察就涉及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该书75—76页谈到，港式中文“开幕”的开始义搭配对象远多于标准中文，店铺、场馆的开业在香港都可以称之为“开幕”，而早在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中，就有“生活开幕”的形式；香港20世纪20年代的《工商日报》中，也有“书院开幕”“店铺开幕”的搭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沿用了‘开幕’过去的用法，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所以产生了差异。”

以下再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认真“在港式中文里除了这一用法（按：指‘严肃对待、不马虎’义）外，还是个副词，只能够做状语，不能做谓语和补语，表示‘确实、的确’的意思，这是典型的粤语用法。”（《港》65页）

其实，此义并非粤语独有，早在元代，“认真”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和用法。《汉语大词典》义项三为“确实、真的”，所举书证从元杂剧到早期现代汉语都有，后者的用例是：（3）左嘉是再三再四要求回后方的，等到认真要回后方的时候，对于敌后的游击生活，仿佛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似的，他倒反而有些留恋，有些舍不得了。（沙汀《闯关》）

由此可见，今天港式中文里“认真”的这一意义和用法，是对早期现代汉语的沿用。

意图“‘意图’在港式中文里还可以做动词用，有‘试图、打算’或者‘企图’的意思。”（《港》67页）

此义的用例在早期现代汉语中也常见，例如：（4）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

发达“标准中文指‘事业兴旺、发展’，例如：‘这个地区化学工业特别发达。’港式中文指‘个人发财或走运’，例如：‘你的运气好，今年肯定会发达。’”（《港》78页）

此义在早期现代汉语中也很常用，例如：（5）只要你肯动一动你的腿，你不会不发达的。（曹禺《北京人》）

这种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中意义和用法的港式中文词语有很多，再如“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行礼、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

再看语法方面。

相对于词汇来说，港式中文在语法方面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高，这主要是因为语法的稳固性比词汇更强，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对语言发展的反映不像词汇那样迅速而又突出。比如，港式中文复句所使用的关联词语经常可以不配对出现，而这正是早期现代汉语的常态。以下是“即使……也”中“也”不出现的用例：（6）田北俊认为，即使暂停卖地一段时间，日后的楼价（也）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其间仍有补地价的楼盘推出。（《明报》2002年9月27日，A17版）（7）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也）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港》用了两编的篇幅讨论港式中文语法方面的特点，所涉及的大多数现象，都能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找到相同的用例，以下词法、句法各举二例。

指示代词“这”在港式中文里经常不借助数词或量词而直接与名词组合，如“这女士、这集团、这改变”等，而这样的形式正是早期现代汉语“这”的常态用法之一，例如：（8）这时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线曙光，已经是摇摇欲灭的了。（《冰心文集》第一卷）

港式中文里，连词“和”经常连接两个动词性词组，如“买楼和卖楼”“只拍电影和拍广告”等，而这也是早期现代汉语“和”的常见用法，例如：（9）他自己底父亲就在他家作活和赶叫驴。（许地山《春桃》）

港式中文里，表“不幸”义的被动句较少使用“被”字，而是代之以“遭”，这也是沿用了早期现代汉语的常见形式，例如：（10）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鲁迅《野草》题辞）

港式中文表示前项强于后项的差比句，经常采用“N1形容词+过N2”的形式，如“港环保柴油贵过日本”。而早期现代汉语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形式：（11）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总之，在现代汉语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即早期现代汉语与港式中文相似程度最高，因而关系最为密切，而究其原因，则是如前所述，前者是后者的“底本”。

四、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差异性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一致性反映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则反映了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语言总是要发展变化的，并且时时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香港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自然使得此地通行的汉语书面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本小节的重点是讨论并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继承关系，对于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不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只是简单地结合港式中文的特点（其实也就是一些形式或用法的主要来源及产生原因），来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港式中文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90年代趋于成熟，在此期间及以后产生的形式和用法，自然是早期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就是再往前推，一直推到早期现代汉语阶段，内地与香港地区的书面汉语也还是会有一定差异的，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是由香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

港式中文的特点之一是有浓厚的粤方言色彩，主要表现为较多地使用粤语的常用词语，同时也有一些掺杂或结合粤语语法成分的现象。

前者如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收了很多由粤语而进入港式中文的词语，比如“私家”，义为“私人拥有的”，由此构成的词语有“私家车、私家路、私家地方、私家侦探”等。《港》第51页谈到，“纸”在粤语中经常特指纸币，由此产生了“港纸（港币）、散纸（零钱）、阴司纸（纸钱）”等；此外，“纸”还用于指纸质的单据或证明，由此又有“落货纸（卸货单）、出水纸（提货单）、出生纸（出生证明）、医生纸（病假条）、宣誓纸（证明文件）、沙纸（证书）”等词语。以上是成“族”的词语，至于直接用于港式中文的单个粤语词语，那就更多了。

后者如《香港粤语词典》收“试过”一词，词性标注为副词，释义为“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多用于否定式）”，举例有“香港从来未试过有地震”等。《港》第29页也谈到“曾经”义的“试过”，所举用例如“在正常情况下，阿富汗中部和北部的冬季会在十一月底降临，但也试过提早到来”，书中说“这显然也是受到粤语的影响”。

另外，“他特别多话题”“书展太多人”这样的“特别多”“太多”等直接带宾语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粤语用法。（《港》184页）

港式中文特点之二是中英混杂现象比较普遍，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语言生活的一种习惯”（《港》358页），有人称这样的形式为“鸡尾语言”，称这样的文体为“鸡尾文体”。（陈耀南，1994）

在汉字串中夹杂英文词语及其变化形式（比如截取一部分）早已屡见不鲜了，以下只举一组句法方面的例子：（12）相信银行调高按息，楼价泡沫将会爆破，现在是时候沽货了。（13）汲取日本核爆教训是时候检讨核政策。《港》认为，这样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是仿照英语“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这一句型而造出来的汉语句子。（307页）

港式中文特点之三是保留很多文言成分。途径有二：一是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二是使用粤方言中保留的文言词语。前者体现了它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后者则可以归因于上述第一个特点。这两个方面前边均已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五、明确二者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本小节所说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前者对后者的继承，所以本部分我们也主要立足于此来讨论明确这一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1. 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

当今语言观及语言研究的重要进步之一，就是共时与历时的真正结合，但是这一点在四地语言差异及其融合的研究中似乎体现得还不够充分，而有一些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够准确、正确，有时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前述的（2007a）刁晏斌所谈内容即为一例，以下再就“高买”一词举例说明。

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收“高买”，释义为“〔动〕指在商店偷窃商品”，所举用例为“本商店将严拿～”，“他在超市～被发现”，在“使用地区”项下标为“港澳”。《港》44页说：“有时候，如果不太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情况，对这些社区词就有可能发生误解。例如‘高买’，有人以为就是‘三只手’的小偷，其实不然。这是专门指在商店里偷商品的小偷，因为如果抓住就要罚几倍于商品价格的钱款，所以美其名为‘高（价购）买’。而一般的‘小偷’则叫‘小手’，以示区别。”

想起了20年前读过至今印象依然深刻的一部中篇小说《高买》，作者是天津作家林希，刊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1期。小说多次获奖，曾被改编为评书，还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小说《丑末寅初》《相士无非子》一起联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草根王》，曾经热播一时。

小说中有以下两段关于“高买”的文字：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偷东西的不上梁了，于是便有了更高雅的称谓：高买。真是一个雅号，这“高买”二字简直就是中华古老文化的结晶，洋人无论如何也组合不出这个词来。洋文讲词根、词尾，高就是高，买就是买，是高高兴兴地买，还是高高雅雅地买，一定要含义确切。中国文字则不然，高买就是高买，既不是高兴地买，也不是高雅地买，是买东西不付款，不掏钱。买东西不给钱，高不高？高！真是高，这就叫高买。

作家当然不是语言学家（其实作家林希还做了不少整理天津方言的工作），而文学作品也不是语言学著作，所以或许我们还不能仅凭上述两段话就得出什么结论来。

然而，如果能够找到工具书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的支持，那结果就不一样了。曲彦斌《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收有此词，共列二义，其一为“清末以来京津等地江湖诸行指专门偷窃珠宝店、绸缎店的小偷”，其二是“旧时北方偷窃团伙指伪装富豪进商店乘机盗窃”。另唐钰明（1994）曾引徐世荣《谈“高买”》（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总第1期）说，“‘高买’一词，在三十年代（我当时正在北京师大读书）北京的报端常见，但口头不太说”。唐氏最终的结论是：“隐语通用化并非个别现象，‘高买’成为京、港方言词，也不过是这股语汇支流中的一片小浪花而已”。

结合历史以及现实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

第一，港式中文里“高买”一词与很多由早期现代汉语乃至于古代、近代汉语继承而来的词语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它不是一个“新词”，而是一个“旧词”。此词的发展过程大致是：由京津地区隐语进而实现通用化，然后保留、沿用在港式中文里（在其他一些华语社区中也有使用）。

第二，结合上引词典释义以及现实的用例，此词并非只有动词一个词性，而应当是动、名兼类（前引用例中“严拿高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汉语有“动名同形”的习惯，某些词既可指动作行为，又指有此动作行为的人，古代的如“医、屠”，当代的如“导游、策划”。“高买”也是如此。

第三，此词在当代汉语中也并非完全绝迹，特别是随着电视连续剧《草根王》的热播，也不时有人用到或提到此词，甚至还出现了“高买行（háng）”这样的复合形式，只不过似乎是作为“历史词”使用的。

2. 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

既然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如果用“语言化石”来比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化石”），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由前者反观后者，从而又找到了另一个了解和认识早期现代汉语面貌与样态的途径，这当然有利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前边第二小节所列举的一致性用例，都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具体说来，大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可以作为线索或向导，就某一现象入手，追寻它们在早期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及一般特点等，比如前边对“高买”的考察，就是一例；

第二，可以作为支持或证明早期某一或某些现象存在或具有某一特点的依据之一；

第三，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从而更好地发掘其在早期使用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我们经常强调，进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有更多的“亲历性”语料可以利用。如果加上港式中文，这一语料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我们设计的现代汉语史研究方法中，有文献调查法、工具书查考法等。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借由过往编纂出版的各类文献来了解较早时期现代汉语中某些有时代特色的形式和用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看来，不妨再加上一个“港式中文反观法”，相信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3. 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如前所述，人们经常把港澳或台港澳或港澳台看作一方，来与内地汉语进行整体对比，考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两地或三地书面语言的高度一致性。对于造成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已论及，但多集中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比如汪惠迪（2007）说：“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大陆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大陆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

至于语言自身方面的原因，讨论得显然还不够充分。如前所述，造成两地或三地语言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大致都与早期现代汉语有相同的继承关系。澳门与香港联系最为紧密，语言的相似度最高，在这方面的一致性也最强；至于台湾地区国语的这一特点，也是同样明显的。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人谈及，比如周志远（1992）说：“台湾所谓的国语，是在四十年代北方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与大陆便失去了联系，因而台湾国语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周质平（2004）说，“所有台湾语文上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饶富古意’，台湾呈现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语文现象，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仍旧贯’。”曹铭宗（1993：4）说：“国语‘唐山过台湾’，四十多年来，在台湾落地生根，自行发展，已逐渐与海峡对岸的‘大陆普通话’有些不同，形成了‘台湾国语’——一些外国语言学家所称的Taiwan Mandarin。”

这样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作过一些论证。（刁晏斌，2000b）

所以，无论研究港式中文、葡式中文，还是台湾地区国语，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增加早期现代汉语这一视角，从而对一些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甚至于纠正某些不太准确或不正确的看法。就后者来说，比如有人的文章讨论了海峡两岸“因词义演变产生同形异义现象”，其中的第一点是“因词义扩大产生同形异义现象”，第一项是“大陆不变，台湾扩大”，所举例词有几十个（苏金智，1995），其中有一些就是台湾沿用早期现代汉语而内地义有所转或缩小了范围。比如“开幕”，前边对港式中文中的使用情况已作说明，而在台湾同样也是如此。其他的再如“商场、摆平、生理、黄牛”等，大致也都如此。

第二节 台港澳三地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一段时间以来，以内地为一方，以港台、港澳或台港澳地区为另一方的三地或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越来越多了，这表明语言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上述两地或三地语言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它们作为共同的一方，来与内地进行对比。

这种多地而不是两地之间的对比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长处：

第一，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和揭示整个中国区内几个言语社区的差异与融合情况；

第二，建立了更多的参照点，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内地普通话的特征以及使用上的特点，特别是更好地了解它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变化；

第三，有助于“全球华语”观念的建立，以及在研究实践中的进一步实现。

然而，相关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小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相关的比较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如果说台港澳三地语言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那么，这些一致性有哪些具体表现，造成原因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再就一些具体的研究来说，也有以下一些不够均衡之处：以词汇（特别是新词语）方面为主，其他方面涉及较少；主要限于共时平面，而历时平面的观察和对比基本没有展开；总体上以差异的发现和描述为主，对三地与内地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双向的交流融合）关注不够。

其二，如前所述，台港澳三地中，对澳门的语言及其使用状况重视程度明显不够。2012年10月，我们主办了第一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澳门大学教授程祥徽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看到“四地”的提法，感到很激动，也很高兴。其实这正说明以前对澳门语言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其三，人们在把港台或台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内地进行对比时，在相当程度上只着眼其同，即共性特征，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或者说个性特征。这样，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方面掩盖了另一个方面，显然不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台港澳这几个独立言语社区的语言及其使用特点和规律，特别是对一些区别性特征的发现与把握。

本节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部分针对第一个问题，主要讨论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的共性表现和个性特征，它们的造成原因，以及正确认识三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一、三地语言的共性及其表现

关于台港澳三地语言的共性，我们在上一节已有简单的说明。我们对于三地所用汉语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二是共性大于个性。

正因为三地语言有较大的一致性，所以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与内地普通话形成一系列的差异。实际上，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经常台港澳并称，并且多从整体上探讨它们与内地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台港澳三地最大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早期现代汉语高度一致，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传统；

第二，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保持高度的同步性或一致性，由此而使得三地之间词语（特别是新词语）的一致性高于内地。

关于第一个方面，上一节已经作过一些说明，以下再略作补充，本节着重讨论第二方面。

如前所述，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同素倒序词。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而在当今的台湾和澳门，这些与内地构成一对同素倒序词的形式也几乎都在使用，我们仍以上一节中提到的“质素”为例：（1）city' super成为您生活的一部份且提升生活质素。（台湾《自立晚报》2011.12.28）（2）除夕夜巴士服务未能有效疏导参加倒数活动人潮，居民乘搭巴士出现混乱，居住凼仔居民甚至经旧大桥步行回家，有居民批评公交服务质素阻碍公交优先政策的推行。（《澳门日报》2011.1.5）

此外，那些沿用早期现代汉语意义和用法的港式中文词语，如“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行礼、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现在也基本都是台港澳三地所共有的。另外，那些依旧保留原有音译形式的词语，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等，也是如此。

译词中明显保留早期特点和习惯的，还有人名的翻译。旧时翻译外国人名，经常凸显“归化”动机，因而趋向于往中国人名上靠，当今台港澳地区基本沿袭这一做法（详第三章）。比如，贺文照（2002）讨论了内地与台湾译名的差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化”倾向是否明显。台湾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尽可能使之“像”中国人的名字（即中国化），而内地的翻译，则尽量使之区别于中国人名。这样对比的例子如“贾拉汉—卡拉汉（英国前首相）、席拉克—希拉克（法国前总统）”。其实台湾的做法也是港澳地区的惯例，所以有不少译名三地共用一个，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奥巴马，三地均用“柯林顿、欧巴马”。有时三地译名虽然不同，但是总体上与内地的差异还是相当一致的，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Steve Jobs，台湾译为“贾伯斯”，港澳译为“钱伯斯”，显然比内地译名“乔布斯”更具“中国化”色彩（详见本书第三章）。

语法比词汇更具稳定性，因此台港澳三地在语法上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强、一致程度更高。

比如，就关联词语来说，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需要对应（成对儿）使用，往往只用一个，港式中文大量保留了这一做法。上一节中我们已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以下是台湾和澳门书面语中同样也比较常见的例子：（3）另一名党内人士认为，全代会即使要表决，预料（也）只会出现一面倒的情况，不会因为127人遭到停权而影响结果。（台湾《自立晚报》2013.5.24）（4）然而，不少乘客即使被拒载，（也）因怕麻烦而拒绝指证，令稽查行动的成功率大打折扣。（《澳门日报》2011.3.10）

有很多词语在三地同时流通，有时难辨来源，所以一般论者多以“港台”“港澳”以及“台港澳”等笼统称之，这一点，仅就一些工具书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当代港台用语词典》，朱广祁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港台词语词典》，黄丽丽、周澍民、钱莲琴编，黄山书社，1997年版；《内地及台港澳常用词对比词典》，魏励、盛玉麒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至于以此为名的论文，那就更多了，以下略举数例：《浅谈“港澳台词语”在内地的现状和走势》，孟守介，《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港台词语在内地的使用情况》，李明，《汉语学习》1992年第3期；《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程祥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关于台港澳三地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的紧密联系，不少论著都曾提到。比如，汪惠迪（2007）说：“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地域上接近，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价值取向相同，因此形成了一个华语语用圈。由于科技发达，信息传递便捷，民间交往频繁，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互动、互补状态，词语的交流广泛、快捷、频繁。五区之中任何一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程祥徽（2005a）着眼于澳门的情况说道：“新词语的吸收可以说与香港同步，当‘的’（dī）字以语素身份风靡神州大地的时候，澳门也参与其盛，创造了一个新词‘夜的’（半夜到清晨行驶的的士）。‘人间蒸发’‘人气急升’这些日本词语经香港一夜之间就传到了澳门。”

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上述共性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既有语言本身的，也有语言以外的社会方面的。

就语言本身来说，上边我们提到的与早期现代汉语的高度一致性，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曾经从“两个距离”的差异入手，来讨论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差异的形成原因。这种差异指的是：与传统国语的距离，内地远大于台湾；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内地。（刁晏斌，2013）以上两个距离差异，大致也可以用于解释内地与台港澳地区语言差异的原因。

上述“两个距离”的差异是内地与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不同发展道路和过程的必然产物。关于这一点，周清海（2008）说：“1949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

语言之外，台港澳三地之间共性的形成和保持，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一是三地相互之间的“向心力”，以及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体上与内地的“离心力”所致。

就后者来说，汪惠迪（2007）指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内地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内地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

就前者而言，比如程祥徽（2005b）说：“港澳本身由于前港英当局与澳葡当局实行疏离中国内地的殖民政策，在汉字形体乃至文字的运用和行文的风格上都是向台湾方面倾斜的。”至于台湾，由于曾经长期与内地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对内地的隔膜与有意疏离，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了。

就语言本身来说，上述离心力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三地语言与基础方言的隔绝并由此而失去某种制约。关于这一点，朱德熙（1987）就台湾的情况说道：“至于台湾国语，由于长期与基础方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绝的另一后果是使它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的不稳定的程度与普通话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认为，这种“制约力量”的减弱甚至缺失，应当是造成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与内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这种政治上及语言上的离心与向心更多地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表现，那么此后三地继续保持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的原因，一是惯性作用，二是三地互相之间往来的频繁与交流的便捷，关于后一点，黄翊（2007：185—186）说：“在今天交通、传媒事业异常发达的情况下，澳门人看的是香港电视和香港报章，关心的是香港的股票行情和八卦新闻；行驶在港澳之间海面上的轮船比陆地上的公共汽车还要稠密，因此香港的中英夹杂现象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澳门来。”

邹嘉彦、游汝杰（2007a：161—193）基于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LIVAC共时语料库所做的华语各地区新词接近率比较显示，如果以香港为基准，各地与香港新词的接近率分别是：澳门58.60％，台湾44.29％，上海29.39％，北京33.09％，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再就一些具体的新词语来看，比如“因特网”，在上海的使用率是40.17％，北京是45.42％，而在港澳台三地则分别是0.00％、14.24％、0.00％；“计算机”的上述5个数据分别是38.38％、38.14％、2.19％、19.89％、0.92％。

二、三地语言的个性特征

台港澳三地语言既有共性，也有不少个性特征。周清海（2008）说：“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和内地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

就其内部而言，首先是台湾与港澳之间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条件、地域差异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关于历史发展情况的差异，程祥徽（2008）说：“三地是各自独立的三个不同汉语社区，社会情势、语文政策及语言状况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台湾来说，从1945年光复后就开始大力推广国语，一度使得国语的地位、普及率和使用度都相当高，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一度推行‘去国语化’的路线。”程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由此必然会对台湾地区国语的使用及其面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与港澳地区产生新的不同。

至于一些具体的差异，比如田小琳（2008）说：“有人常将港台词语连在一起说，以为港台词语可划为一类，其实二者的背景来源并不完全相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田氏编写了《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收释了许多独具香港特色的词语。

柴俊星（2002）比较了以下一些词语的差异，可以看出台港澳三地，港澳之间的一致性比它们与台湾之间要更高一些（以下按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的顺序列出）：方便面—速食面—公仔面—公仔面、后代—传人—下一代—下一代、走红—当红—当红—当红、联欢会—同乐会—派对（party）—派对、反面—负面—负面—负面、中药—汉药—中药—中药、出租车—计程车—的士—的士、邮递员—邮差—邮差—邮差、服务员—侍应生—侍应/侍应生—侍应/侍应生、笑星—谐星—笑星—笑星、奋斗—打拼—拼搏—拼搏、洋烟—外烟—洋烟—洋烟。

港澳之间的一致性固然更高，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香港地区目前实行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政策，而澳门地区则存在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普通话、粤语、葡语和英语）现象，由此必然也带来一些差异，如黄翊（2007：91）所说：“澳门粤方言与隔海相望的香港粤方言也有差异。……在词汇上，香港主要是向英语和日语借词，澳门除了全盘把香港的借词再借过来之外，还有一批向葡语的借词或根据葡语构词特点构成的词。例如：科假（休假）、思沙（物业转移税）、行人情（休假期间）、过班纸（成绩单）、沙纸（证明文件、毕业文凭）、综合体（复合的建筑物，如：体育综合体）等。”

就语言内部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而言，三地几乎所有的个性表现都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外语，二是方言。

就前一方面来说，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而香港和澳门则分别由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了更长的时间，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必然在各自的语言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台湾地区国语中，一方面保留了日据时期留下的大量日语借词，另一方面在光复后的不同阶段，也都一直有从日语中引进的词语。针对前一方面，孙倩（2009）说：“台湾自身即是一个富有多种语言的地方，在闽南语、客家话以及各原住民的语言之中被强行灌输进了日语词汇，使得台湾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汇以及结构形式，主要是直接取自日语或音译自日语的词语。从电视台的‘星星物语’节目，到报纸上的‘浮世绘’，从手上的‘便当’到家里的‘多桑’，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据汤志祥（2001：343）统计，在台湾地区国语中的日语词要多于英语外来词，前者占了51.1％，而后者只有48.9％。至于后者，丁杨、王保田（2010）列举了从报纸、杂志、新闻、网络、新词语词典上收集到的179个日源外来词和6个词缀，它们都是首先引进台湾，然后才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他地区的，这些词语如“芭拉芭拉舞、出演、达人、豆乳、低迷、店长、大赏、封杀、干物女、攻略、卡啦OK、症候群、整合、职场、宅配、宅急便”。

至于香港，当然主要是英语的天下，如内地学者陈建民（1989）所说：“香港话经常而大量地输入英语外来词，而且大部分是音译词，还出现一种不中不英的混合语，对外语远非一般的吸收关系。”台湾学者姚荣松（1992）也说：“香港的外来语由于地域色彩浓厚，多半不被台湾接受，例如，呔（领带）、士巴拿（spanner，扳手）、士的（拐杖）、的士（计程车）、波（ball）、甫士咭（明信片）、遮哩（果冻，jelly）、温拿（赢家，winner）、卜（puff，台湾作‘芙’）、泊车（park）、仄（支票，check）、咭（卡，card）等。”因此，在英语外来词语的数量、译法以及使用等方面，港台之间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而这自然就构成了二者语言个性特征的一个方面。

澳门语言自然会受葡萄牙语一些影响，前引黄翊（2007）已经指出这一点，并且举了一些例子。此外，由于地近香港，加之三文四语，所以澳门语言必然也受英语的很大影响，但也与香港有所不同，即如黄翊（2007：185—186）所说：“澳门在接受英语（还有日语）影响方面几乎与香港同步，但不如香港那样丰富，也没有香港那样严重。”另外，在澳门有所谓的“葡式中文”，大概是最具“澳门特色”的语言形式，它“按葡语的语言结构写作中文，使得写出来的中文不像中文，而像是葡文的翻译作品。同时它还掺杂一些英语的借词。这样一种文体大量存在于公文中。”（黄翊，2007：194）

至于方言因素，就台湾而言，有人指出岛内目前语言总格局是“两大两小一分散”：“两大”是指国语和闽南话，“两小”是指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一分散”是指国民党迁台时从内地去的各省人所说的各种汉语方言（主要为浙江、湖南等省方言）。（戴红亮，2012：3）在台湾，对国语影响最大的是闽南话，魏岫明（1981：89）说：“台湾毕竟主要是属于闽南方言区，有大多数人以闽南方言为母语，所以在此地通行的国语还是受闽南方言的影响最深。”在语法方面，魏氏举例说，国语中的“有+动词”“用+动词+的”的形式、“来”“去”的及物用法，都是闽南语法的特色。顾百里（1985：160—164）讨论了台湾特别常用的“的样子”以及“而已”，也指出它们都是受闽南方言影响的产物。

语法方面如此，词汇方面就更是如此了。苏金智（1995）说：“台湾国语不断地在吸收闽南方言词，由此也与内地普通话产生了一些同形异义词。如‘土豆’，普通话指‘马铃薯’，闽南话指‘花生’；‘豆油’，普通话指用黄豆榨出来的食用油，闽南话指‘酱油’；‘麻雀’，普通话指一种鸟，闽南话还可以指‘麻将’；‘艰苦’，闽南话可以作为‘生病’的委婉语；‘牵手’，闽南话指‘配偶’。闽南话的这些用法在许多场合已经在台湾的书面语中出现，它们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错误。”

其他的如客家话以及原住民的语言也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基本不存在于港澳地区。

港澳地区同属粤语区，日常交流主要使用粤语，所以标准书面语深受粤语影响。黄翊（2007：164）说道：“在澳门（包括香港），运用书面语言的人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总是希望尽可能避开粤方言的纠缠，写出脱离方言影响的纯净的书面语，以此显示自己受过正式教育，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的文化身份。但是由于受粤方言的影响很深，不能完全把普通话当作习惯的思维语言来使用，因此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受此影响，在香港有所谓的“港式中文”，实际上正是处于“标准中文”和“粤语中文”之间的一种过渡型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7）这样的港式中文自然不可能产生或流行于台湾，并且在澳门书面语中也并不常见（详下）。

除以上两个因素外，因为台港澳三地分属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所以即使不考虑外语和方言的影响，仍然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所收的香港社区词，虽然有一些为台港澳三地所共有，但是毕竟也有相当多数是独具香港地区特色的，如“港督、总督、立法局、行政局、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民选议员、基本法、中英联络小组”等。柴俊星（2002）提到，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地位，欲在国际空间求得一席之地的心理，对“国”字词语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所用的“国”族词语远多于其他地区，如“国语、国府、国军、国大、国文、国立、国民、国父、国币、国民权、国民大会、国民身分证”等。在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所收的词语中，有很多在使用地区一项下都标注为“港澳”，但是也有一些仅标注为澳门的，如“巴士专道、白鸽票、阿丢、阿囡薯、百家乐、碧架、踩线、司沙、断缆、发财车、狗场、狗房、狗师、亚冬鱼、科假、啦打、啦苏、邋遢、练狗师、马介休、买关、妺路檬、奶茶、欧拿、牌官、起步笼、起步箱、前地、潜水货、人情纸、沙子、些菲、收马、手放、梳把、文案、问打、细花、新狗赛、职程、综合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的语言个性。

语法方面，本书将要讨论的许多现象都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三地“将”字句的差异（详见第六章）。

三、正确认识三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三地语言的共性表现及个性特征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从应用的角度说，有助于四地人民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书面汉语以及相互间的异同，从而缩小距离，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加强沟通以及语言文化的认同；从研究的角度说，则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着眼于”来认识和表述。

1. 着眼于三地语言的共性

着眼于三地语言的共性，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说，大致有以下三个认识角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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