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存悌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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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郑钦安(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试读：
前言
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创立了火神派，作为开山宗师，他在医林树起了一座丰碑，堪称中医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当加以发掘。本书主旨在于探讨郑钦安是如何创立火神派的，他的学术要点有哪些，其学术地位怎样评价，其在当代的学术价值如何等。
玉不琢，不成器。各家医派可以说都是由包括现代人在内的后人归纳、整理出来的。各种医学流派在创立之初，并非十分明确，至少不那么系统，各家开山宗师甚至未必想到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学派。要知道，一个医派的确立需要时间的积淀、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一语，才正式提出了医派的概念，而这话是距金元四百多年后的清人所说，这里就有历史积淀、后人检验的因素。为了整理好郑钦安及火神派这一题材，本书突出下面一些做法：
一、系统、全面、准确地阐释郑钦安学说
本书致力于系统、全面、准确地阐释郑钦安创立的学说，展现火神派的历史风貌。
所谓系统，即探讨郑钦安的学术纲领，归纳出若干理论要点，使之系统化，让浑璞归之于条理，繁杂趋之于简练，吴佩衡所谓“真传一张纸”是也。这样才便于研究继承，不至于如郑钦安所说：“徒记几个汤头，几味药品，不求至理，不探玄奥。”由是，作者归纳、提炼了郑钦安学术的“四大纲领”，作为其基本理论框架，这是本书的重点部分。
所谓全面，即尽量完整地介绍郑钦安的学术全貌，在强调其学术特色的同时，也不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典型的如在论述“阳统乎阴，阳主阴从”这一观点时，也介绍了“虽重阳气，亦论阴虚”的思想，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又如在论述“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这一观点时，提出“扶元亦顾及兼症”的细则，避免片面理解。相对于某些重要观点，作者提出一些附带命题，虽然不宜列入目录，但又确有价值，一般用“▲”号表示。例如，在“川蜀高寒，常食附子”一节中，提到“地域因素是火神派产生的一个原因”的观点，同时附设“▲地域因素并非必然因素”一节，以使读者对这一观点有全面认识。
所谓准确，即致力于揭示郑钦安的学术真谛，准确把握其方药精髓。市面上有关火神派的专著颇多，难免良莠不齐，后学难免误入歧途。书中提出“经典火神派”的概念，以及“医贵明理，方不求多”的观点，即为此而设。另如郑钦安擅长重用附子，但并非滥用，因此写了“▲重用附子有原则”一节，以供读者斟酌。
二、提出若干建设性观点
除郑钦安学术“四大纲领”之外，根据作者研究，提出火神派和“经典火神派”的概念，特别是提出了“火神派是第八个医学流派”的观点，归纳了附子运用的“五原则”，这些都是第一次提出的新观点、新看法，期望能为郑钦安学术的传承作出一点贡献。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有当，还请专家、读者品评并接受历史考验。如果由此引起争议，也是正常的。
三、有论有案，以案证理
前贤很重视医案，认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学者要想寻求前人心得，钻研医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阐释郑钦安的学术理论时，注重选取相关案例加以证明，即有论有案，以案证理，理论结合临床，以期有助于对理论的诠释，这应该是本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为此全书在论述过程中穿插了约100个案例，凡是这种引用案例，均以“■”号示意，以冀眉目清楚。
本书参考了许多专家、同仁的文章和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上的一些资料，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理论问题见仁见智，书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还望同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最后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领导和张钢钢编辑等，是他们的眼光和见识，促成了这套丛书的诞生。第一章 郑钦安生平与学术成就第一节 生平简介
火神派的开山宗师郑钦安，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称“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再准确不过地表明火神派存在、郑钦安为其宗师的事实。
郑钦安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他的祖籍是安徽，祖父郑守重为乾隆朝拔贡，被派官到了四川，迁居邛崃县固驿镇。父亲郑本智，屡次科考均名落孙山，退而开办私塾馆。郑钦安为其独生子，5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16岁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成都。其父因屡困科场，痛恨科举压抑人才，故令其子拜成都名儒刘止唐（1767—1855年）为师，专门学医。刘氏号称槐轩教主，是蜀地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见郑钦安聪颖异常，好学深思，赞许其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郑氏“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奠定医学基础；同时，“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医理日精。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郑钦安24岁时，开始在成都悬壶行医。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巷道，即今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并不宽敞。但郑钦安治学严谨，医术精湛，踵门求治者应接不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因临证善用姜、附等辛热之药温补肾阳，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重症，“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颂为“郑火神”，誉及云、贵、川数省，声名冠于一时。这里仅介绍其治愈成都知府夫人的吐血重症一案，以见一斑。
■光绪年间，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症，已经一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所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血热妄行，或认为阴虚火旺，或认为血虚，或认为气血两虚。举凡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归脾汤等治血套方，轮流服用，却愈医愈坏，夫人病症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此时有人推荐：“城中有个医生，人称‘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此人性情孤傲，必须特别优礼延请才行。”朱知府亦听说过这个火神医生，救夫人命要紧，遂派差官手持泥金红帖和自己的蓝呢大轿去接。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处方四逆汤：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看方后竟瞠目结舌，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入坦途，由此而愈。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一时人们争相传说知府大人给郑火神送匾，火神派名不虚传。
郑火神以此病作例给门人讲解说：“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犹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证候。”
门徒问：“为何开头即用此重剂，岂不惊世骇俗？”郑答曰：“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今病者已奄奄一息，真阳欲脱，若不用重剂以回阳祛阴就不可救了。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成都风物·医林佳话》）
待至中年，郑钦安学验俱富，乃设帐授徒，著书立说，将多年行医心悟著书立说，刊行于世，兼做课徒教材。清同治八年（1869年），45岁的郑钦安著成第一本专著《医理真传》四卷。5年后，同治十三年（1874年），《医法圆通》四卷刊行。两书题款，除署名“蜀南临邛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亦是其教授徒弟的明证。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经70岁的郑钦安又有《伤寒恒论》十卷问世。三本专著奠定了其火神派开山宗师的地位，成为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氏设帐课徒，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年）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承师命赴蓉从郑师钦安学用法用方之诀，三载亲炙，有闻必录，忽郑师将它往，命归里，乃携笔记百本再从颜师游”（《卢氏临证实验录·序》）卢氏继承郑氏学术思想，时人尊为“卢火神”。其子卢永定（1901—1986年）传其衣钵，在60余年临床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火神派著名医家，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入室弟子还有郑仲宾（1882—1942年），“少时从师名医郑钦安”“学医三年”，1922年曾获“奉节知县赠‘儒医’匾额”，其门生有郑惠伯，为四川万县地区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不过，郑仲宾、郑惠伯似乎并非火神派，前者“对温病学用力最深”，后者则以“辨治温病急症而著称”。上述记载见郑仲宾嫡孙郑邦本文章，载《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和《四川中医》1992年第8期。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者更多，成都地区有不少其再传弟子，其他或私淑或遥承，研究其著述，继承火神派学术思想，可称桃李众多。郑钦安可能有嫡传后人，据毕生研究郑钦安学说的唐步祺（1917—2004年）先生称，“曾专门几次走访郑氏嫡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逸闻轶事”，“他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及指明“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巷道”等，即出自访谈之中。“据郑氏嫡孙与笔者（唐步祺）谈：其祖父晚年得子，父亲体虚多病，家中常备附子理中丸与服，身体始得日渐康复”（《成都风物·医林佳话》），可知似有其事。
郑钦安一生注重医德，从无沽名钓誉之心。为贫苦人民治病，多不取钱，自奉甚俭，终身未置田地房产，又常向贫苦者施医送药，济困扶厄，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有一案例可以为证：
■某日，一中年患者就医，自诉以抬滑竿为生，跋山涉水，枵腹远行，饥饱不时，患有胸腹疼痛、呃逆嗳气痼疾。因为家贫无力延医，已有数年，希望能赐一个廉便良方，少花点儿钱。郑氏诊毕，凝思一番告之：“街头有家富户正在做家具，可去讨些锯木屑末，每次用一小撮（钱许），再加生姜5片，煎汤送下，十日后再议。”病家半信半疑，遵嘱而行。10天后患者来谢，称说多年痼疾竟已霍然而愈。原来，街头富户在用檀香木打家具，如果直言取之入药，恐富户吝啬不予，故托言取其锯末。用檀香理气舒胃，加生姜温中散寒，切中病机，价廉而效佳。患者请人写了几句话贴在郑氏诊所门前：“锯末姜汤饮，郑君医术精；小方治大病，有病快来医。”
按：郑钦安不愧名医大家，能用寻常木屑治愈此贫困患者，其怜贫济困可谓德高，数年沉疴旬日而除可谓术精。尤可钦佩者，能用檀香木屑治此数年痼疾，所谓“竹头木屑，皆利兵家”，真善于随机用巧之良医也。
清宣统三年（1911年），郑钦安病殁于成都，享年87岁。其众门徒和感恩苍生自愿集资购一穴地，葬郑氏于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坝，墓上刻有“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今已无可寻迹。第二节 学术成就
郑钦安一生著书三部，奠定了其火神派宗师的地位。《医理真传》四卷，虽不足10万字，却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火神派首领”的地位。卷一除概述乾坤坎离、阴阳五行等基本理论外，有辨认一切阳虚证法，辨认一切阴虚证法二节，制定分判阳虚、阴虚之辨诀；卷二、卷三分别为阳虚证问答和阴虚证问答，并分列数十条实例，一一加以说明；卷四系杂问、切脉、认病捷要总诀、辨认诸证法等，切要实用，易于掌握。该书要旨，治病先须分辨阴阳；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元阳为主导；同时阳虚、阴虚各列专卷，病况不同，方药亦异，各尽圆通之妙。《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之旨，列举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虚实，判以阴阳，指示经方之要，言简意赅，甚合临床实用。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时弊，而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多用，如四逆汤“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该书亦仅仅10万字，羽翼了《医理真传》，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伤寒恒论》之特点为不拘泥于前人陈说，结合临床实际，发挥仲景原文，详释方义，析微阐奥，质疑辨误，以独特见解立于医林。郑氏自序云：“余阅原文，颇有领悟。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如少阴后篇13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郑氏认为：“按少阴病而至四逆，阳微阴盛也，其中或咳，或悸者，水气上干也；小便不利者，阳不化阴也；腹痛下重，阴寒之极也。法宜大剂回阳为是，而此以四逆散主之，吾甚不解。”足见郑氏不拘于前人所说，独抒己见，对原文疑误之处进行辨证，补仲景之所未及。该书奠定了郑钦安作为近代著名伤寒学家的地位，日本学者伊藤良称其“填补了日本研究汉医史缺清代伤寒学派的空白”。第二章 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引言郑钦安学说形成的背景
郑钦安学术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应该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催生，例如理论根基、时代背景、地域气候，以及郑钦安的个人因素等，下面介绍郑钦安学说产生的历史渊源。一、重阳之说，由来久矣
郑钦安治学本于《易经》《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著，还“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因此历代医家注重阳气的观点对其肯定不无影响，进而从中吸取、构筑火神派的养分，即祝味菊所谓“重阳之说，由来久矣”。下面选录一些前人有关注重阳气的论述，借以看出郑钦安学说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按：乾属阳统天，坤属阴“乃顺承天”，阳主统治，阴者顺承，阳主阴从的倾向很明确。《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按：这段话可以说奠定了火神派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中藏经》：“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阳者生，得阴者死；钟于阳者长，钟于阴者短；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阴常宜损，阳常宜盈。”
按：这段议论被后世归纳为“贵阳贱阴”的观点，《中藏经》首开肇源。
宋·窦材《扁鹊心书》有“须识扶阳”论：“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成圣，霞举飞升。故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如强必毙伤。又云：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
明·张景岳作为温补派的代表，对阳气的重要性作了很多论述：“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造化之源，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夫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遍体之温者，阳气也；一息之存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而阴留在后。”（《类经》）“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天之阳气，惟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万物不彰矣；其在于人则自表自里，自上自下，亦惟此阳气而已。人而无阳犹天之无日，欲保天年，其可得乎？”（《类经·疾病类》）“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生化之权，皆由阳气……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阳盛则精血盛，生气盛也；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景岳全书·传忠录》）
按：张氏重阳之论对郑钦安颇多启发，由其书中立论可知。
另一明代温补派大家李中梓亦有许多重阳之论：“火者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之无日等矣。欲保天年，其可得乎？《内经》一百六十二篇，惟此节发明天人大义，最为切要，读者详之……万物皆听命于阳，而阴特为之顺承者也。阳气生旺，则阴血赖以长养；阳气衰杀，则阴血无由和调。此阴从阳之至理也。”（《内经知要·阴阳》）“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生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水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义即天尊地卑，夫唱妇随之旨也。若同天于地，夷夫于妇，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旸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常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阴阳通之。”（《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
按：李中梓不仅强调人体“惟此阳气为要”，称“《内经》一百六十二篇，惟此节发明天人大义，最为切要，读者详之”。而且提出了“阴从阳之至理”“养阳在滋阴之上”的主张，是为火神派“阳主阴从”理论之先河。
明·周慎斋：“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先……凡百病证，多宜温补，少宜凉散。阴盛阳衰之理，静验已久，本此治病，见效甚多，此实心得之妙也。”（《慎斋遗书》）
清·高士宗：“盖阳主气而阴主血，如人阴血暴脱，阳气犹存，不致殒命；如阳气一脱，阴血虽充，难延旦夕。苟能于阴阳之中，而知阳重于阴，则遇病施治自有生机，凉泻杀人，吾知免夫！”（《医学真传·阴阳》）“水为阴，火为阳。水火之中，火尤重焉。盖水者阴也，阴不能生人，必藉火之阳而后能生。故水必藉火而后可饮，谷必藉火而后可食。夫在地为水，在天为寒，在地为火，在天为热，阳热之气能生万物，若遇阴寒物必杀矣。医者于水火之中而知重轻之理，则生者多而杀者少也。”（《医学真传·水火》）
按：高士宗明确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知重轻之理，则生者多而杀者少也”。
杨西山：“阴阳之气，妙用无穷。人之一身阴阳而已，二气之中，阳气更尊。气盛者強，气衰者病；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人之阳气犹天之日，仰观乎天，可悟乎人。”（《弄丸心法》）
对照后面郑氏关于阳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与前人的认识一脉相承，某些语句甚至如出一辙，用祝味菊先生的说法，“重阳之说，千古一例”。二、扶阳学说的文化基础
不仅专业医家强调重阳、扶阳，许多士人学者因兴趣所致，习儒的同时兼习医道，“寄余艺以泄神用”，其中不乏认同扶阳学说者，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观点，表明扶阳学说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下面引录一些：
唐代大诗人李白《日出行》有诗：“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行终古不休息，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
宋代大诗人陆游“杂感”有诗：“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秋毫失固守，金丹亦奚为？”
按：李白从太阳联想到人体元气，“人非元气安能”终古不休息，认识到元气的重要性。陆游则认为，养生当以元气为本，丝毫不可亏损，否则，即使是金丹秘方，亦难以挽救。一致强调元气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明·冯元成，隆庆五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著书满家，不失为一时之冠”。其在《上池杂说》中论道：“人以阳气为主，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近世医工乃倡为补阴之议，其方以黄柏为君，以知母、地黄诸寒药为佐，合服升斗以为可以保生，噫，拙矣！人之虚劳不足，怠惰嗜卧，眩晕痹塞，诸厥上逆，满闷痞隔，谁则使之？阳气亏损之所致也，乃助其阴而耗其阳乎？人之一身，饮食男女，居处运动，皆由阳气。若阴气则随阳运动而主持诸血者也。故人之阳损，但当补之、温之，温补既行，则阳气长盛而百病除焉。”
明·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指出：“天道以阳气为主，人身亦以阳气为主，阳统阴。”
清·梁章钜（1775—1849年），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纵览群书，熟于掌故。他在笔记中强调“保扶阳气为本”：“今人气体远不及古人，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亦消长之运然也。故养生家必以补阳为先务，即使阴阳俱亏，亦必以补阳为急。盖阳能生阴，阴不能生阳，其理亦复如是……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今人动云我有火病，难服热药。所延之医半皆趋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即云中下积热，有略启扶阳之论者，不觉彼此摇头，左右顾盼，不待书方，而已有不服之意矣。夫四百八病，大约热者居多，人身之火多亦是自然之理。天之六气，火居其二，今之庸医执壮火食气之说，溺于滋阴苦寒之剂。不知邪之中人，元气盛则能当之，乃以凉药冰脱，反泄元气，是助贼害主也。”“凡人饮热汤及炙煿之物，从龆至耄，断无损人之理，故燧人立法，食必用火。热之养人，时刻不可缺。俗医多用凉剂，譬之饮入冷水，阴害黎民，良可慨矣！”（《退庵随笔》）
清代道人、《道德经讲义》作者黄元吉云：“学人有此真阳之火，任他外而肢体，内而脏腑，多年顽残宿疾，真火一逼，自然化为汗液从遍身毛窍而出。如有不能化者，只是它火力尚微，未得真阳之气。盖阳者刚也，健也，其性原来至动，身中疾病多阳弱阴强，积成沉疴痼疾。一得真火之候，犹之冬雪坚凝牢不可破，到春日载阳，其气温和，任他久凝而坚之冰雪，无有不见阳而消者。人身之疾无非因其凝结而成，有如此阳气亦焉有不化者哉？”（《道门语要》）
按：几位学者本系外行，能提出此等“阳统阴”“阳气为本”“阴常有余，阳常不足”的观点，即或内行也未必有此见地，着实令人惊叹。
有意思的是，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亦推崇“阳大阴小”论、“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论。不过，他更多的是从自然、文化的角度来论述这种阴阳关系：“泰卦谓小往大来，否卦曰大往小来。可见阳大阴小，不待辨而自明矣，而人犹不之知。再观地球，阴也，地球之外皆阳也。地球较日轮犹小，试观日轮之在天下也，不及天万分之一，则天之大，为何如哉！天不如是之大，何以能包罗万象，化生万物哉！人亦天地之分也，内景五脏为地，外则天也。外形腹为阴，余皆阳也。阳不大，断不能生此身也，亦如天不极大，不能包地而化生万物也。是阳气本该大也，阴质本该小也。何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见痨病必与补阴，必使阳小阴大而后快于心哉？经谓劳者温之，盖温者，长养和煦之气，故能复其痨也，岂未之读耶？”（《医医病书·阳大阴小论》）“前人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创为补阴之说。不知阳本该大，阴本该小，前已论之矣。窃思阴苦有余，阳苦不足也。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除去夜分日光不照之阴一百八十日，昼分日光应照之阳实不足一百八十日也，盖有风云雨雪之蔽，非阳数较缺乎？一也；再，人附地而生，去天远，去地近，湿系阴邪，二也；君子恒少，小人恒多，三也；古来治世恒少，乱世恒多，四也；在上位恒少，在下位恒多，五也。故三教圣人未有不贵阳贱阴者，亦未有不扶阳抑阴者，更未有不尊君父而卑臣子者。阳畏其亢，藏者则吉。”（《医医病书·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论》）
一句“三教圣人未有不贵阳贱阴者，亦未有不扶阳抑阴者”，道出传统文化重视阳气的广泛性。三、扶阳医家，代有其人
郑钦安作为开山宗师建立了火神派学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之前没有具备扶阳思想的医家，郑钦安更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前贤不仅理论上有重阳之说如上所论，临床实践也有扶阳之举如下所辑。事实上，在郑氏之前，确有许多医家崇尚扶阳，擅用附子，甚至享有“某附子”的雅号，颇具盛誉，可以说是火神派前期的扶阳名家，只不过他们未像郑钦安那样建立起系统的火神派学说，下面例举一些：
宋代窦材：《扁鹊心书》不仅有重阳之论，而且临床上十分强调扶阳：“人之真元乃一身主宰，真气壮则人强，虚则人病，脱则人死。保命之法，艾灸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
石藏用：“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泊宅编》）大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严曰：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浙江通志》）
吴球：16世纪上半叶人，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中均载有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
明代严观：（《名医类案·卷一》）。
■目得血而能视，血冷则凝，此理易明也，而医则罕知之。邻有管连云之乃眷目患沿眶红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为。延吴御医诊之，曰：吾得之矣。为治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脱，目复明。问之曰：此不难知也。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此可为治眼之良法。吴忘其名，专用附子，人呼为“吴附子”云。（《上池杂说》）
按：上例阴证用重剂生附子三两，复诊察觉被减量，断其“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足见投用附子的娴熟功力。下例“目患沿眶红烂”，前医多用凉药。然其“百计治之不能疗为”，知已成寒证，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颇见吴氏眼力。
清代吴天士（1620—1700年）：名楚，字天士。为清代康、乾间安徽歙县人，名医吴昆之侄孙。所著《吴氏医验录》中屡有谓其“好用温补”之语，即同道间亦盛传其名。如案中记述：某医接治病人，所患系阴证，告曰：“今之能起此证，肯重用桂、附者，无如歙邑之吴某（指吴天士），盍请商之？”可知吴氏当时以擅用桂、附著称。治疗阴证“热药多多益善”，尤其推重附子，广用附子，危症重用附子，“附、桂二味，为此证必需之药，若不用此二味，即单服人参百斤亦无益”。对附子的运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彰显其鲜明的火神派风格。作者的《吴天士医话医案集》编校版曾予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阅。
郑重光（1639—1718年）：字在辛，晚号素圃老人，江苏仪征县人，名医方有执里人，清康熙年间江浙一带名医。长期行医于江苏扬州，《仪征县志》载：“殁数十年，黄童白叟无不知其名字。”可见其名气之大，著有《素圃医案》。《扬州府志》载：“自以三阳证显明易见，故（《素圃医案》）多载亢害之气似是而非者，大半皆取效于桂附。”从全书用药来看，素圃是将附子作为扶阳第一要药看待的。案中说道：“余留热医也。”“余所以留热，以存阳也。”“盖少阴病以阳为主，热乃可治也。”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他重视阳气的观点。作者的《素圃医案》校订版曾予介绍。可以看出，素圃是一位具有鲜明火神派风格、早期的扶阳名家。
以上医家，窦材有扶阳专著问世，石藏用号称“檐头三斗火”，严观和吴球则被称为“某附子”，吴天士、郑重光各有医案专集行世，治绩均十分突出，在当时都有相当影响，可以说是火神派的早期代表。其他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只是由于他们未能留下系统医著，无法窥探其学术思想，但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无疑会对火神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因为郑钦安除了研读经典，还曾“所览医书七十余种”，理应有所收益，加之窦材、严观、吴球、吴天士、郑重光等医家的经验传播，火神派的创立绝非偶然，郑钦安将其归纳、发扬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
刘力红教授曾扼要总结了郑钦安学说的形成渊源，可谓要言不繁，引录如下：“中医学之重阳、扶阳思想源自《周易》《黄帝内经》，并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中得到充分体现。仲景以降，此一思想虽延绵不绝，然或损或益，或偏于理上一得之解，或限于临证一方之用，终未能成体系之学。及至晚清，邛州郑寿全出，始将此一思想之来龙去脉及临床运用之层层次第揭露无遗。若于学派言，殆此乃得构成。”（《扶阳论坛》）四、批判时俗，补偏救弊
医学是为民众服务的，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能证明这一点，如李东垣就是在金元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环境中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补土学说的。同时，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钦安学说同样是为批判世俗时弊，在补偏救弊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叶天士更将温病学说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则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近代著名医家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清轻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清轻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多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丝瓜络、豆豉、大豆卷之类的轻灵之品，被祝味菊等名医讥讽为“两豆派”，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代的《吴医汇讲》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庸俗医风流行，更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的流弊。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所谓“此先医医，而后医病家”（《医法圆通·卷一·敬批》）。“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医法圆通·卷四》）“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医法圆通·卷一》）“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辩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地推出了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火神派首领”。
顺便提一下，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火神派学说，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群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相当于办了一个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主导地位，由他提出火神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五、川蜀高寒，常食附子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一定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区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天下附子在四川”，擅用附子的火神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谢观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入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我们可以找到资料佐证。已故川籍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2005年）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一包一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一碗四五片，有一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中国中医药报》2002-6-3）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火神爷’。这位火神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我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山祖师的艰苦奋斗。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火神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按：从南怀瑾先生这段记载来看，考虑时间、地点、医家风格等因素，所述“火神爷”当系重庆名医补晓岚先生，此属作者推测，读者可再考证。
有意思的是，在川渝等地，民间医家中擅用附子而被誉为“火神爷”“火神菩萨”者大有人在，如自贡市李延秋先生即是一位享有“火神菩萨”之誉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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