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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4 05: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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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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牤牛河

牤牛河试读:

作者简介

韩光 1958年1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市光辉乡(现龙凤山镇)。1975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黑龙江省林区、大庆油田、中原油田从事文秘和党务行政管理工作。2000年返回故乡黑龙江成为自由职业者。自幼热爱文学,阅历丰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对名人传记等纪实类作品情有独钟。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纪实作品。序韩明

弟弟写书,兄长作序,有意思;弟弟出书,兄长美言,有点意思。弟弟韩光的这部《牤牛河》,勾起了我的一片思乡之情,也唤起了我对童年、少年岁月的记忆。

透过《牤牛河》,我方知晓韩光确实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实实在在地说,他的阅读量甚至超过了我,令我汗颜。从小看大,按道理说,他应该往文学的道路上发展,实属阴差阳错,我在这条道上多迈了一步。但绕了一个大圈子,韩光终于绕了回来,而且经过这一圈一绕,他的脚步扎实了许多,他的阅历丰富了许多,他的内涵厚重了许多。因此,他的作品也就耐看了许多。

从《牤牛河》中,可以窥见我们童年、少年的生活轨迹。不言而喻,那一段生活像牤牛河水一样,清澈透明,没有一丝的污染;牤牛河偶尔发怒,从上游带下泥沙,着实浑浊几日,但终究归于平静。我在想,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公社,区区一两万人,在那个特定年代,演绎出了怎样一种传奇。它的喧嚣、狂热、躁动乃至变态,都是一个时代、社会的缩影。我惊异于我们的放纵、恣肆、执拗乃至偏激,那是一个人那一段生存、生活的胎记。韩光用白描的手法,几乎没有任何修饰,把一个懵懂少年无知无畏、无法无天的混沌浪迹活生生地展示开来;它真实得如一张白纸,洁白无瑕得没有丁点儿伪装,大凡书中写到的人和事,都能找到出处和注脚;他用一副善心佛意,诠释人性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有无数的家庭,都不可抗拒地受到了摧残和打击。如今那场闹剧早已谢幕,场上场下也已物是人非。或者,有的只是因果报应,生死轮回。

我和韩光的文学创作,萌动于我们的“右派父亲”,他老人家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不惜节衣缩食,为我们储备了精神食粮——书籍,而且大多是文学作品。我们家订阅了全公社唯一的一本大型文学期刊——《收获》,还有那台给我们带来知识和艺术享受的三播段“美多”牌收音机,这在当时都属于奢侈品。父亲有一个手抄日记本,第一页上,用他那潇洒倜傥的“韩体”抄写道:“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下面标注:“这是郭沫若五岁上学时写的诗,我要教我的儿子背会。”由此,我们感受到父亲喜欢文学,他肯定做过“作家梦”,只是受限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使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后来,我成为了专业作家,也曾不止一次地萌生过要撰写一部歌颂家乡的作品的念头,但几欲构思动笔,都因案头工作繁忙等原因而搁浅。令我吃惊的是,当我们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后,从未涉猎过文学创作的弟弟韩光却捷足先登,不声不响中,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一部近三十万字的描写家乡的长篇纪实文学,赫然地呈现在了家乡父老和读者面前。大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大器晚成之势,令人惊叹!离别故乡四十余年,韩光不忘乡里,怀念乡亲,述说乡愁,我们应该为他点个赞!

我和韩光相差三岁,他自幼聪颖顽皮,兴趣广泛,阅历丰富,志向高远,性情豪放豁达,且张扬又桀骜不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他属于另类。所以就有了如他书中所写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少年经历;有了他踌躇满志、沉醉于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地位中的不能自拔;有了他首次登台演出样板戏,就获得巨大成功时的自我陶醉;有了他十二岁时读完古典“四大名著”,并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演说时的忘形得意;更有了他为朋友不怕两肋插刀,仗义执言和横渡牤牛河时的勇往直前……继而,丰厚的生活积累和超强的记忆剪接,伴随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牤牛河》——从我们魂牵梦萦的家乡起步,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往往,很多作者第一次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生活输送到作品中,使那些琐碎的、无章法、无拘束的年少行为成为作品的主体素材。韩光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捡拾起来,咀嚼一番,变成有滋有味的作料,把一个个朋友、身边的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转述和临摹,带着回忆感觉的笔触,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有年少者特有的迷茫与彷徨,还有着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又能隐隐感觉到在那个特定时期人们的真挚与纯洁。作品很朴素朴实,也厚实厚道。很多人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个混沌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生存的,他们没有太高远的思想境界,包括成年人也是如此,狂热是那个年代的集体特征。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待那个世界,叙述那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作品中的他(她),哪个是生活中的他(她)。合上书时,他(她)们都已鲜活地站在读者面前。应该说,作者完成了自己创作的初衷。

作者第一次驾驭长篇作品的创作,我们无须从专业的角度去苛求,作为一个中年人,回过神来,转过身去,回忆儿时的事件并书写出来,这本身就是穿越。穿越的过程中,他以一种全新的姿势,冲开羁绊;他以一种未有的热情,讴歌真善美;他以一种超然的自我,评说往事故人。他成为了主宰。这正是《牤牛河》独特的魅力。诚然,我以为,作品中至少有几个人物可以独自鲜活起来,自成体系,可以留给作者今后继续挖掘。假如,我是说假如,这部作品立足于少年、儿童文学,那么它的价值会是另一番天地。

我们无法设计韩光的人生,想他势必从此开端,去开掘更深刻、更广阔的文学矿藏。这部作品仅仅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始,更厚重、更深邃、更有韵味的文学高原、高峰正在悄然形成,他的人生三部曲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我怂恿他继续前行,因为他的朋友、同事、亲人们都在期待着,期待着在他的笔下看到自己的故事或别人的故事,或美或丑,或荣或耻,或喜或忧,给他时间,给他鼓励,让他挖掘!借用鲁迅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路,只要走下去,总是很长很长……

此书献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此书献给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此书献给我们的家乡!2016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三

引子

公元二〇一四年的春天,一场春雨刚刚下过,空气清新,万物复苏,户外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迎着早晨的阳光雨露,乘车从居住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出发,向阔别四十年之久的家乡——黑龙江省五常市光辉乡(现龙凤山镇)进发。

当汽车驶上哈(哈尔滨)大(大庆)高速路后,车速明显加快了。绕行过哈尔滨市郊的外环,驶入哈(哈尔滨)五(五常)公路,很快就进入了五常市管辖的地界。一个个熟悉的乡镇和村落在眼前掠过:牛家镇、拉林镇、八家子、背荫河……当汽车驶过“九三公里”收费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岸边竖立着一块醒目的木牌,上面书写着“牤牛河大桥”。“牤牛河”三个大字使我的眼前一亮,不由惊叹:“不曾想老家的牤牛河竟然流淌到了这里!”原来只是知道由哈尔滨市到这里刚好为九十三公里,也知道这里有一条河流,河面上分别架设着铁路和公路大桥,人们习惯称这里为“九三大桥”,却不知这桥下流淌的河流竟然就是牤牛河!望着桥下翻滚着浪花的清澈河水,还有两岸被滋润浇灌的万顷粮田,心头不禁热浪翻涌,思绪仿佛也回到了家乡的牤牛河畔……

此刻,尘封已久的童年、少年时期的模糊记忆在脑海中浮现,内心中本能地萌发出一种要抒发情怀的冲动。写点什么呢?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汽车在飞快地向前行驶,过了安家,穿过五常市城区,宋乡屯、草庙、傅家屯、石庙子等村屯被纷纷甩在了车后。随着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响,猛一抬头,我已跨上了家乡的土地。望着车窗外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山水村庄,我的头脑突然清晰起来,不由脱口叫道:“有了!就从家乡写起吧!”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写耳濡目染所熟悉的事儿,写发生在家乡街头巷尾的凡人琐事儿。

屈指算来,我自十七岁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黑龙江省五常县光辉公社(那时兴叫人民公社),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代李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又有诗曰:“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我本为一介草民,读书到高中一年即辍学。本人既不善写诗赞美,又不会提笔抒怀,即便是对家乡情有独钟,也只能用最普通、最直接的实话白描来有感而发。凭借着对故乡的无比眷恋和一往情深,从光辉返回大庆后,踌躇了许久,我终于决定动笔了。

我的家乡五常县原名叫欢喜岭。早在清咸丰年间,放荒开垦,陆续在欢喜岭境内建立举仁、由义、崇礼、尚智、诚信五个甲社,遂将此地概称“五常堡”。光绪六年设五常厅,宣统元年改为五常府,民国二年更名为五常县。一九四九年东北全境解放,五常县正式由共产党接管,并分别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五六年将毗邻的山河县、拉林县划归五常县。

该县位于黑龙江省最南部,拉林河的上游,东南临张广才岭西麓,西北接松嫩平原。与黑龙江省的海林、尚志、阿城、双城以及吉林省的舒兰、榆树等市县毗邻。境内山多林茂,河流纵横,资源丰富。早年隶属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专署管辖。到了一九九三年,更名为五常市,直属于省会哈尔滨市,辖管二十四个乡(镇),总人口九十八万,是全省重要的水稻种植基地和商品粮农业大县,享有张广才岭下“水稻王国”之美称。

我的出生地光辉人民公社(原称蓝彩桥)地处五常县中部,其历史沿革也很久远,早在清光绪七年,曾在蓝彩桥设立分防巡检。在一九四七年东北土改后,蓝彩桥划属五常县第三区(人称三区政府)。一九五六年春,开始并村划乡,蓝彩桥更名为光辉,分设光辉、志广、团结、长兴四个乡,光辉为中心乡。一九五八年秋,光辉人民公社在锣鼓声中诞生了!悬挂着毛主席像的公社政府大门,醒目地矗立在光辉十字街路东。沿着政府红砖围墙的马路向东走,是我就读的光辉中心小学;继续向东走,是当时周边公社中仅有的一所中学,即我的母校——光辉中学;再向东走,进入人们视野里的是日夜流淌、滋养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母亲河——牤牛河。

据史文记载,牤牛河发源于黑龙江省海林市西北部张广才岭山脉的老秃顶子山,由多条山泉汇聚而成,通过龙江天险的第一峡(又名通天河)和龙江千尺的第一瀑(又称雪谷),乘势飞泻而下,流经五常县境内的冲河、龙凤山、小山子、志广、卫国、民意等乡镇,在与当时的蓝彩桥乡擦肩而过后,流入到下游的背荫河附近拐了一个弯,又汇入拉林河,最后咆哮着向松花江奔去……解放前,这条狂躁暴怒的牤牛河,经常引发洪水泛滥,生活在中下游的劳苦大众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驯服这条桀骜不驯的牤牛河,当时的五常县人民政府举全县之力,于一九五八年在位于牤牛河中游的龙凤山修建了以灌溉、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的龙凤山水库。千米大坝东连龙山,西接凤山,将牤牛河拦腰斩断。从此,牤牛河停止了它的喧嚣咆哮,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平静温顺、蜿蜒缠绵的牤牛大河,日夜奔腾不息地辛勤灌溉着所经流域内中下游的大片农田。而生活在蓝彩桥境内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吸吮着牤牛河的甘甜河水而繁衍生息,成长壮大。

我的家乡蓝彩桥处于张广才岭余脉,属于山区半山区地带。但最早的光辉《乡志》却记载,光辉公社境内地形南北长、东西窄,东部为河谷平原,西部为丘陵和山地,文中根本无山区半山区的描述。但毋庸置疑,我的家乡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两面环山,一面依水,山清水秀,地杰人灵,堪称“鱼米之乡”。放眼望去,东有从龙凤山水库喷涌而下的牤牛河;西有举首可望灌木丛生的云盘山和四方岭(也有称四方顶的);南有被护城壕和二道河子拦腰穿过的沃野良田;北有直通三十五公里以外县城的省级公路,由县城还可乘火车去省城,去京城,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为何叫“蓝彩桥”这样美丽诱人的名字?史料上没有记载。而我的家乡所谓的桥梁也十分罕见稀少,除了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在必经之路的南二道河上和北小山脚下架有两座简易木桥外,其他再无桥栏所现。就连居住在牤牛河两岸的居民,几十年如一日,都是用一根粗粗的钢丝绳连接着一只飘零木船,靠人工摆渡而行走于两岸之间。在我的记忆中,从不曾见过有什么“蓝彩桥”。

即便如此,我还是听到过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牤牛河一带人烟稀少,有个姓蓝的孤寡老汉拾了个儿子取名叫蓝生,父子俩在此以打鱼为生。这一日雨过天晴,老汉又来到河边打鱼,忽见平静的水面泛起白色的浪花,不多一会儿,从水里升腾起一朵荷花,荷花上面端坐着一个眉目清秀的俊俏女孩,正笑盈盈地冲着老汉笑。老汉忙丢下渔网,三步并作两步下到河里,抱起女孩喜滋滋地回了家,并给女孩取名叫彩妹。从此,父子三人相依为命。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彩妹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蓝生则长成了威武挺拔的英俊后生。兄妹俩男耕女织,相亲相爱,蓝老汉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正当老汉张罗着准备给二人办喜事时,突然有一天,彩妹悲伤地对老汉和蓝生道:“爹啊!女儿就要离开您了;生哥,你要好好照顾咱爹。”二人听罢大惊失色,忙问缘由,彩妹欲言又止,只是暗自垂泪……原来那彩妹本是天上的荷花仙子降临人间,现玉帝下旨令其速返天宫。午夜时分,但见夜空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荷花仙子不忍离去,想到蓝老汉和生哥的一片恩情,不觉泪水涟涟,那泪水滴到门前的清水池里,便长出一片荷花来。她强忍悲痛,咬破手指,在手帕上写下几行字留在池边,随即驾云而去。天亮了,雨停了,蓝老汉父子俩在池边看见了水里长出来的美丽荷花和彩妹留下的手帕,但见斑斑点点血迹中依稀可见十二个字:“若相见,雷雨散,彩虹现,蓝桥连。”蓝老汉父子举首仰望天空,但见天际边升起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在彩虹的另一端,若隐若现中可见彩妹正在向他们招手。“蓝彩桥”由此而得名。

这毕竟是传说,并且是经过演义后的传说。其实就整个五常县境内的气候土壤条件而言,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出荷花来的。可是有一年夏天,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距家乡南二道河子不远的池塘里,竟奇迹般地开出了一朵美丽灿烂的荷花(仅此一朵)。“彩妹回来了!彩妹回来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顷刻间传遍了全县,人们奔走相告,或坐汽车,或坐马车,或骑自行车,或徒步跋涉,从十里八乡蜂拥而至,就连县里的大领导也不甘寂寞,坐着当时的国产豪华轿车“京吉普”来到现场一看究竟。我随着滚滚人流拼命往前挤,但很遗憾,虽几经努力,我仍被阻隔在公路边上的稻田池埂上再不能近前一步。透过人墙,我分明看见了那朵粉红色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曳。

可惜的是,这朵美丽的荷花在人们毫无顾忌的注视下很快就凋谢了。

站在家乡海拔不到五十米高的北小山向下俯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东起牤牛河畔,西至云盘山脚下,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农家房舍和升起的袅袅炊烟连成一片;山脚下流淌着静静的河水,河的两岸是平整的稻田;公路上缓慢地行走着马车和牛车,间或有几个肩扛农具的村民懒散地在田间小道上走着,远处不时还传来几声鸡鸣狗吠。一旦雨过天晴,一道彩虹就会挂上天空,一个东西长、南北窄、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弥漫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东北小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刻,触景生情,“蓝彩桥”有如横空出世,一幅美丽生动的乡村画面在人们的眼前缓缓掠过。

牤牛河和蓝彩桥的传说固然美丽,但在那个年代,贫穷有如灰蒙蒙的雾霾,始终笼罩在蓝彩桥的上空,压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东起牤牛河畔,西至云盘山脚下,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农家房舍和升起的袅袅炊烟连成一片。

天天都在企盼着荷花和彩虹的出现。尽管荷花再没出现,但能居住在公社政府所在地——街里,仍然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在我的记忆里,当时街里有人们赖以生存所必需的中、小学校,卫生院、供销社、旅店、饭店、土产站、信用社、邮电局等,一应俱全。还有客运站、林业站、水管站、农机站、兽医站、电影院和公社政府机关。另外,在街西头还有一个社办企业,我们叫它“铁木社”,实际上是个对废铁、木材进行简单再加工的铁木器厂。距离街里约二里路的西南角,还有一个名叫“二道城”的屯落,好像也划在了街里居住的范畴。当时居住在街里的国庆、东兴两个农业生产大队的社员家庭,为自己能与公社政府相伴为邻而感到荣耀,自豪地称自己为“街里人”。

在经历了一次次疾风暴雨的洗礼后,光辉公社顽强不屈地走了过来,且不断发展壮大,最为显著的是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由以前的一万多人,发展到近两万人。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社变乡行动,光辉公社又还其本来面目——蓝彩桥乡,辖管国庆、国旺、东兴、长兴、民兴、新兴、民志、民利、裕民、劳动、新华、四合以及三个朝鲜族生产队(光辉、辉煌、北星)等十几个农业大队。到了公元二〇〇七年,县乡体制改革搞乡镇合并,将龙凤山乡和蓝彩桥乡合并成镇,人口已近五万三千多人,全镇辖十八个村七十八个自然屯,占地面积达四百三十多公顷,镇政府仍设在光辉街里,但名字已改成龙凤山镇政府了。

一直到十七岁离开生养我的这片热土,“光辉”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尽管蓝彩桥有着那么美丽动人的传说,原来的光辉也改叫成了龙凤山镇,但我早已习惯了“光辉公社”这个称谓。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称我的家乡为光辉,我很喜欢“光辉”这个既响亮又好听的名字,并且会一直叫下去。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是模糊的、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已成了遥远的追忆和无法拼凑起来的历史碎片。若想回忆已逝去半个多世纪的童年,还要从我的家族身世说起。祖辈的足迹

据我父亲讲,我们韩氏家族的祖籍本在河北省唐山市东南部的乐亭县。该县北仰燕山,南望齐鲁,东连秦榆,北眺京津,濒海傍河,地势显要,资源丰富。我的祖上或是靠近海边的渔民,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农夫,或为官,或为民,他们又是缘何离开这富饶的“燕东天府”之地,现在已无人知晓。家谱中记载:我的太爷爷叫韩文喜,膝下有四子,我的爷爷身为长子,名叫韩福,另三子依次唤作韩禄、韩祯、韩祥。这“福禄祯祥”代表“四大瑞兽”,分别为麒麟、凤凰、龟和龙。能叫出如此吉祥和高深莫测的名字,足见我的祖上识文断字,并且是个大户人家。按照阶级成分划分,我的祖上即使不是地主,至少也是个破落地主或者富农。这一大户人家是在什么时间家道中落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据说是到了我太祖父这辈,全家由关内辗转迁徙,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过了奉天(沈阳)和新京(长春),最后来到了当时隶属于滨江省的五常县。太爷爷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了几天,见没有落脚之处,无奈全家只好出了五常县的东门,沿途过了宋乡屯、草庙,来到了傅家屯的岔路口上。太爷爷站在路口左看右望,思忖了片刻,最终选择了往左拐的线路,直奔诚信(现志广乡)而来。待走出林粉坊屯,正北方约四五里路远,稀稀落落的有十几户人家的屯落映入眼帘。太爷爷手搭凉棚四下一望,见周边大片大片的荒郊野地尚未开垦,心中大喜,不觉得陡然来了精神,就见他弯下腰身抓起一把黑土,放在口鼻间贪婪地闻着,连说:“好土、好地!”然后挺直腰板用手指向那屯,对家人高声叫道:“看见了吗!那!就是我们要落脚的新家!”言罢,带了全家人直奔那屯落而来。这个屯落就是现在的志广乡东兴旺村,彼时叫孙家油坊。

落脚孙家油坊后,我的祖辈们在太爷爷的统领下,起五更爬半夜地辛勤劳作,面朝黑土背朝天地不断开垦,经过若干年的艰苦打拼,家里逐渐拥有了可供自己口粮食用的土地,并且还备有了车马和简单的生产农具。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住在一个院落里,每天男耕女织,昼出耘田夜绩麻,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彼此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勤俭度日,逐步成为了孙家油坊为数不多的大户人家。

我的父亲韩喜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孙家油坊出生。接着,我的二叔韩喜奎(父亲的亲兄弟)、三叔韩喜财(三爷独子)、四叔韩喜杰(四爷独子)相继问世。由于我二爷膝下无子,故将二叔过继给了二爷。这样,韩氏家族在我爷爷那辈是亲弟兄四人,到了我父亲这辈,仍然是弟兄四人,虽不是一母所生,但仍亲如一奶同胞。我的太爷爷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过世。我的爷爷韩福因是长兄,被推举为家中新的“掌门”人。日子在困苦中继续艰难前行……在我父亲八岁那年(一九四三年),我爷爷也一病不起,家里不惜卖掉车马求医治病,可仍未能挽留住爷爷的生命。爷爷在弥留之际,将家中“掌柜”一职交给了四爷韩祥,并一再叮嘱:四子中若有肯求学上进者,当不惜一切代价供其读书。言罢,撒手西去。四爷主事后,家境日渐衰落,最凄惨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家族中竟有三位亲人因患伤寒病相继离世。正可谓屋漏又遭连夜雨,旧伤疤上又添新伤痕。眼见韩氏家族在饥寒交迫中摇摇欲坠,四爷在我奶奶和三爷的鼎力支撑下,没有让这一大家人散伙儿,全家人咬紧牙关挺过了这一艰难困苦的时期。家境稍事好转后,四爷并未忘记爷爷的嘱托,忽一日,将父亲和二叔叫到面前,不无感慨地说道:“想你二人也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但以咱们家目前的境况,也只能供起一人上学,你们俩儿看谁更愿意去读书呢?”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的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小时曾跟着读过私塾的爷爷读书学字、练写书法,对笔墨纸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八岁前已能半生不熟地读写《百家姓》和《三字经》了,唯独对庄稼院里的农活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即便如此,父亲还是率先打破了沉默,懂事地向前推了一把二叔,说道:“还是让二弟去读书吧!我在家里帮着大人们干活儿。”而此时尚不谙世事的二叔却拼命地摇头,连说:“我不读书!我不愿意读书!”四爷见状瞪着眼问二叔:“那你愿意干什么?”二叔把手里拿着的小马鞭甩得啪啪作响,态度坚决地回答:“赶车!”就这样,二叔留在家里赶车种地,父亲被送到五常县城里的实验小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高小毕业。此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正值国家急需教育人才之际,父亲本想继续升入五常一中深造,然后报考师范学院。当他兴冲冲地回到乡下,把高小毕业证递到四爷手里,说出想要继续学习深造的想法后,就见四爷手拿着毕业证却面露难色,然后低下头只是吧嗒吧嗒抽着烟袋不吱声。此时我的奶奶已过世,父亲身上的三个姐姐均已出嫁,家中急需劳力下田种地。父亲见四爷愁容满面,只好舍弃读中学深造的机会,直接报考了黑龙江省阿城中等师范专业学校(一年简师班)。虽然师范专业学习只有一年,但父亲学习刻苦,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九五一年初,怀揣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第一批中专简师学业证书,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原籍五常县,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三区政府的诚信乡李家街屯学校任教。从此,父亲走上了当时令人就见四爷手拿着毕业证却面露难色,然后低下头只是吧嗒吧嗒抽着烟袋不吱声。

羡慕的吃国家粮、拿政府工资的教师岗位。那一年父亲刚年满十七周岁。

父亲任教的李家街小学(后来改称团结大队),是周边屯落的一所中心校,离当时我母亲家住的八道岗屯不足三四里路远,由此也就引发出了与我母亲的相识,而我的大舅张海臣、二姨卢英华竟成为了我父亲的学生。当他们回到家中对我姥姥学说新来的年轻老师讲课如何声情并茂、神采飞扬时,我的母亲在三区政府诚信乡所属的林粉房供销社上班已有一年之久了。

我的母亲卢淑华原本姓张,一九三四年八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市区的北门外,是外祖父母迎来世上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太外祖父的原籍在哪里,又是何时“闯关东”的,别说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外祖母也不曾谈起过,所以也就无从考证。据我母亲回忆说,我的外祖父在家排行第六,大号叫张友轩,早年上过私塾,识文断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精明能干,曾当过教师,后改行做小本生意,开一小杂货铺养家糊口,经常往来于开原、沈阳之间采购货物。从母亲口中获知,尽管那时我的大舅、二姨也已出生,但母亲幼年时曾随家人逛过庙会、游过白塔,还被外祖父利用进货之便,带着去过开原和沈阳,甚至还游览过当地的著名景地龙首山和悲清寺,并且还被送去学校读书。由此可见那一时期外祖父的家境还算殷实。

但好景不长,由于伪满洲国和日本人的长期统治,百姓生活朝不保夕,生灵涂炭。外祖父的家境也每况愈下,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走投无路之时,一九四一年的深秋,在母亲上学还没有读完一年的时候,外祖父携妻带子,一家五口沿着京哈铁路线,也是一直向北,过了四平街(四平)奔新京(长春),再到哈尔滨稍事停留,然后直奔西南方向一百多公里的五常县而来。此时,外祖母的弟弟刘永全在五常县铁路的住宅系就职(相当于现在的房产段),又因其懂日文,偶尔兼做日语翻译,因此在当时日本人管制的铁路上混得不错。外祖父在内弟刘永全的帮助下,在铁路工务段谋得了一出苦力的差事,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儿,全家人仅靠外祖父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此时,还不到十岁的母亲带着七岁的大舅,开始到车站候车室和往来的火车上卖水,到铁道线上捡拾煤核儿以贴补家用。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我的舅姥爷刘永全还是说服外祖父,把母亲送去学校继续读书。当年被舅父带着去入学的情景,母亲仍历历在目。母亲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曾代表五常县小学生到哈尔滨参加过日语比赛,并获过奖。

到了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东北解放战争也随之打响。此时,在铁路上已干了四五年的外祖父,因有文化,头脑灵活,干活儿肯出力,又写得一手好字,遂被调到铁路庶务股(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办)做内勤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逐步有所改观。就在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东北解放的前夕,母亲的家里却接二连三地遭遇变故。先是在光复后不久的某一天,住在母亲家(李元屯)后院的一个叫王庆云的伪满铁路警察(后被镇压),酒后失态,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竟手握匣子枪,站在铁路站台上胡乱放枪,刚好外祖父下班横过铁路,不幸被打中,子弹从左腿穿过,又射进右腿……但老天保佑,子弹并没有伤及筋骨,治疗几天见无大碍,在子弹不曾取出的情况下,外祖父就拖着伤腿继续上班了。可祸不单行,此事发生还没过去一年,就在一九四六年秋,外祖父刚过完四十四岁生日没几天,在上班的路上又突发急性肠道疾病(据我外祖母讲叫“绞肠痧”),被紧急送往铁路医院就治。尽管中医、西医治遍,但仍未能挽回外祖父的生命,他撇下了年仅三十四岁的外祖母和尚在腹中的二舅,还有三个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撒手人寰。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二十一天。霎时间天塌地陷,全家人围着躺在屋地门板上一动不动的外祖父,看着他至死也难以瞑目的双眼而痛哭失声……这一凄惨的场面,给母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外祖母刘桂珍是一位深明大义、心地善良、性情刚毅的女人。就在外祖父去世后的第五天,我的二舅来到世上(俗称“梦生”)。从此,外祖母拉扯着四个孩子艰苦度日……此时,我后来的姥爷(母亲的继父)卢凤山因家境贫寒,年过四旬仍孤身一人,无处栖身,长年寄住在五常一石姓拜把兄弟家中,靠给人种地、打零工为生。住在母亲家西院的一位袁姓老太太,见外祖母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袁老太太心软,跑到石家去给外祖母提亲,不到抽袋烟的工夫,领来了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卢凤山。外祖母见来人面相朴实厚道,身体健壮,再看一眼怀中嗷嗷待哺的二舅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无奈只好点了头……从此,我的外祖母带着母亲姐弟四人改嫁到卢家,并且婚前有约,除大舅一人保留张姓外,其余三人均随为卢姓。故而大舅叫张海臣,母亲、二姨、二舅分别叫作卢淑华、卢英华、卢振华。同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就有了我三舅、三姨、老姨、老舅的相继降生。

我母亲的家境并未因卢姓姥爷的到来而有所改善。尽管他信心满满,立志要改变家中一穷二白的面貌,可惜力不从心,几经努力,收效甚微。用我母亲的话讲:我的张姓姥爷聪明能干、勤俭持家、烟酒不沾,但脾气火暴、沾火就着、伸手就打。我的这位卢姓姥爷则是老实忠厚、心地善良、和蔼可亲,但头脑简单、四体不勤、烟酒均沾。他先是与人合伙跑到离家二十多里路远的安家镇屠宰生猪赔了钱,后又因在五常县里常年无职无业,而不幸列入迁民行列被驱逐出城。在离开县城前,外祖母眼见拖儿带女的一大家人,恐到乡下生存难以为继,无奈与卢姓姥爷商议,决定将刚满两岁的二舅送给邻居一无儿无女的周姓人家添继。正当母亲含泪帮着外祖母整理二舅的小衣物,准备隔天连人带物一起送人时,卢姓姥爷住在乡下的兄长卢凤财获知了此事,当即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城,进门对卢姓姥爷劈头就是一顿训斥:“想你也是堂堂一五尺汉子,顶门养家过日子,难道就多了这一张嘴不成?我卢家香火本不兴旺,送上门的男丁岂有送与他人之理!”说得卢姓姥爷羞愧难当,遂打消了将二舅送人的念头。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数九寒天下大雪,一家人坐着到县城送粮返程的马爬犁,顶风冒雪地出了县城东门。也是过了宋乡屯和草庙,来到了傅家屯的岔路口,但此时外祖母一家坐的马爬犁选择了往右拐,一直奔石庙子驶去。可跑了不到半程,那马爬犁又左拐下了公路,天黑之前来到了一个叫大粮户的屯子,停在了屯中卢姓姥爷的哥哥卢凤财家的当院。外祖母一家本想落户到这有地有粮的大粮户屯,可那屯长一看拖家带口的一下子来了五六口人,恐人多地少百姓有意见,说什么也不敢收留。无奈,全家人只好在大粮户屯借宿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坐着马爬犁,又顶风冒雪地向着大粮户屯西南方向的那个叫八道岗的屯子驶去……不知通过何种关系和费了多少口舌,终于,母亲一家在当时隶属三区政府诚信乡的八道岗屯安了家。

在八道岗屯,年满十五岁的母亲结识了当时担任李家街妇女主任、家住八道岗屯的袁淑琴(杨占波母亲)。那袁淑琴虽不识字,但因在土改工作中表现积极,被发展为党员,每天往来于各村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减租减息,工作热情十分高涨。特别是在镇压伪满政府杨区长的行刑大会上,当时规定哪个村屯代表开枪行刑,即可获得分配那伪区长的“浮财”配额。为了能给李家街等屯户多争到一些“浮财”,妇女主任袁淑琴毅然决然地手握匣子枪,向跪在不足五米开外的伪区长打响了行刑第一枪。就听砰的一声,可能是因为平生第一次打枪,也可能女性天生胆怯,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而是从那伪区长的耳边擦过。那杨区长听到砰的一声枪响,自己却毫发无损,不觉下意识地回过头来,眼露凶光,定睛仔细地看了一眼这打枪的究竟是何人,仿佛要把这打枪人的长相牢牢地印在脑海中。这回头一望不要紧,竟令从未打过枪的袁淑琴不寒而栗,举枪的手竟再也扣不动扳机。站在旁边的区民兵队长一把夺过匣子枪,砰砰两枪将那伪区长打倒在地,立刻血浆四溅。虽然那杨区长不是死于袁淑琴的枪下,但她仍为李家街争得了荣誉和部分“浮财”。而我的母亲对袁淑琴的英勇壮举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跟在梳着短发、腰扎皮带的袁淑琴屁股后边颠颠跑,走村串户贴标语,召集开会做记录,忙得不亦乐乎,俨然也成了妇救会的成员。转过一年,全国解放。到了一九五〇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具有初小文化程度且聪明伶俐的母亲,被当时在三区政府工作、经常下乡包队的区干部齐国卿发现。他一纸推介信将母亲介绍到了林粉坊供销社上班。从此,母亲也成为了吃供应粮、拿国家工资的供销社职员。那一年,母亲的年龄也刚满十七周岁。

前面说了,母亲家住的八道岗屯,离父亲上班的李家街学校不到四里地,李家街学校是母亲去林粉坊供销社上班的必经之路。每逢周日或节假日,母亲会往返于两地之间。偶尔在学校门前经过时,被父亲的同事曹孝先、姜玉堂、马祯等人发现,忙叫来年轻的父亲隔窗远看。姜玉堂鼓动道:“喜堂老弟,你看那走过去的女子如何?人长得端庄秀丽,举止又沉稳大方,给你介绍对象怎样?”站在一旁的曹孝先手里一边卷着纸烟,一边不无羡慕地插话道:“关键是人家既有文化又有工作,现在上班的女子可不多。我们都早已有家室,否则……”“否则什么?莫不是你要给娶了去不成?”姜玉堂白了曹孝先一眼。父亲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则连连摇头:“不行,恐怕不行,我的家境实在困难,人家不会相中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提倡婚姻自由,提一嘴试试呗!说不定人家同意了呢!”伸着脖子望着窗外的马祯老师边看边说道。在几个同事七嘴八舌的鼓噪之下,父亲被说得有些蠢蠢欲动了。又过了几天,那姜玉堂和曹孝先竟通过林粉坊学校的于永祥老师,将此话捎到了母亲那里。最初母亲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外祖母对父亲的家境也的确颇有微词。直到有一天,母亲在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书信后才有所心动。这完全要得益于父亲从小练就的一手漂亮潇洒的毛笔字,母亲相信“字如其人”。又过了几日,父亲怀着忐忑的心情,与母亲在林粉坊供销社屋里那个光线灰暗的柜台前见了面……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在介绍人曹孝先、姜玉堂的见证下,由于永祥、马祯在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父母亲的《婚约》。那《婚约》不知由谁执笔,读来语法用词显然不通,其中写道:“韩喜堂与卢淑华在思想上、精神上、工作上经长期的酝酿,为了便利于双方思想、文化、工作逐步的进展起见,更加正确地拥护和适应新《婚姻法》之规定,为广大有志男女青年们提供争取自由和独立之良机,……二人决心在新式家庭的互相努力下,积极地燃烧起红红的火焰,做到人财两旺,蒸蒸日上,过上美满幸福的新生活……”云云。现在读来虽有些令人捧腹和匪夷所思,但我的父母亲的确没有到所谓的区乡一级政府登记备案,就是凭着这一尺红布上所书写的《婚约》而成了亲。那一年,我的父母亲分别是年满十七和十八周岁的青年。

我的父母亲成家后,二人的所谓新房就安在林粉坊于永祥老师家不足两平方米的北炕上,说是新房,不过是在炕沿上挂上一个幔帐(布帘)。尽管家徒四壁,生活艰苦,日子过得很是清贫,但二人在那里还是度过了三年艰辛而又美好的幸福时光。这期间,我的大舅张海臣在李家街读完小学后,于一九五二年也到林粉坊供销社参加了工作,又于一九五四年应征入伍,兵种为沈阳军区空军地勤。后又考入军事院校,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导弹部队提职提干,一步一个脚印干到了正师职。也就是从那时起,家住八道岗屯姥姥家的房门上,挂起了令全屯人都羡慕不已的“光荣军属”的木牌。同是在一九五四年,我的父亲在全区教师考核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被一纸调令调到区政府的光辉中心小学校任教。母亲的工作也随之一同迁往当时的三区政府所在地的光辉供销社。

父亲在举家迁往三区政府(光辉)前,带着二叔、三叔和老叔,再次来到祖坟前祭拜先祖。我家的坟茔地在孙家油坊东南方向约三四里地远的刘家屯西侧,据说是请了当时住在光辉新华屯、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左贵在夜半三更时节亲临此处,发现该地雾气缭绕,四门环山,藏风纳水,风水极佳,最终将韩氏宗族坟茔位置确立在此。该茔地坐北朝南,背靠牤牛河支流,面向三合顶山脉,屈曲蜿蜒,明堂开阔,当属风水宝地。此时,我的太爷爷、爷爷、二爷等先辈已长眠于地下。父亲等一行人在坟地烧过纸钱后,回到孙家油坊四爷家落座,四爷备了简单酒菜,众人举起酒盅刚要下咽,忽见一算命先生由院外走进屋来。但见来人有六十余岁,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来人与众人打了个招呼,劈头问道:“刚才我在路上行走,见东南方向烟气缭绕,灵雾升腾,可是你等在茔地焚烧纸钱?”众人应了一声是。那人又道:“我本是一占卜之人,寻到你家自是缘分,算上一卦不必付钱,只消讨得一杯酒吃即可。”众人齐说:“也好,也好!”那算命先生将众人逐一打量一番后,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之乎者也地说了一通众人听不懂的话。突然,那人睁开双目,将目光停在父亲脸上,口中叫一声:“怪哉!你家祖上两代四支单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已是第三代了。此代四支虽然多子,人丁兴旺,可就日后前程所测,单单是你这长门家族一枝独秀。”那人又转向二叔:“你二人虽是一母所生,但皆因你已过继他人,其运势远不及你的家兄,此乃天意。”众人见他如此神机妙算,不由得惊恐万状,均不敢作声。那人回头仔细端详了父亲片刻,又言道:“你本是一善良孝敬有福之人,心地坦荡,口无遮拦,常言道‘祸从口出’,正可谓成也在口,败也在口。你一生自然是命运坎坷,多灾多难,但其后人命中自有贵人相助,帮你解围,使你能遇难呈祥,苦尽甘来。有道是前人栽树,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人不等众人搭话,兀自抓起酒杯,一饮而尽,转身跨出房门,来到院中,仰天叹道:“虽有贵人相助,但机不逢时,难享富贵,反倒成为无福之人,只有后人乘凉,惜哉!惜哉!”言罢,扬长而去。众人见状皆愕然,只有面面相觑,待回过神来向外张望,哪里还有算命人的踪影?

父亲并未将此事挂在心上,而是很快张罗着将家搬至光辉街里居住。时隔不久,我的那位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求知欲极强的二姨卢英华,也来到了当时号称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最好的区政府中心校就读。更为神奇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二姨报考五常一中时,父亲根据自己教授语文的经验和对时政形势的研判,在考试的前一天尝试着将作文进行模拟押题,并亲自撰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作文,让二姨当晚反复温习牢记。待第二天参加考试时,作文题果然被父亲所押中。二姨以超常记忆,竟连标点符号都一字不差地答完了考卷,以作文满分的优异成绩被五常县一中录取。当时能被五常县一中录取,意味着敲开了到大、中专学校继续深造的理想之门。接下来,二姨果然不负众望,又考取了校址设在省城三棵树的哈尔滨石油中等专业学校(东北石油学院前身),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从此,二姨的人生轨迹被改写。同时,也就有了前面算命先生所言的贵人相助,有了后来我们卢、韩两个家族成员的门庭改换和命运改写。此为后话。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三年间,对于我们家来讲,可谓好事连连:先是大舅应征入伍,紧接着父母亲的工作从乡下的屯子调到了区政府所在地,再以后是二姨考取了五常县一中。这期间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坎坷已无关紧要了。最大的喜事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韩氏家族第四代的长门长孙、我的哥哥韩明(乳名寒冰)呱呱坠地了。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又有我们兄妹四人陆续来到了人世间。从此,开启了我们多舛人生的艰苦体验。苦涩的童年

我生于公元一九五八年农历正月三十凌晨三四点钟的寅时。出生地在光辉街里南趟街路西一个邹姓人家的租住房里,接生婆为家住街里路南的老庞太太,因其嫁给了一个长年烂红眼边子、外号叫“庞二瞎”的老头,大家又习惯称其为“老庞二奶”,但绝非现在流行的“二奶”。据母亲讲,我们兄妹五人都是“老庞二奶”所接生。那时接生一个孩子费用是人民币五元钱,五个孩子刚好二十五元。若与现在到医院生小孩儿的费用动辄几千元、要么上万元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而这“老庞二奶”在光辉街里接生孩子无数,自己膝下却无儿无女,你道奇是不奇!

据讲,我出生时天空并无异常征兆,既没有雷鸣电闪(笑话,大正月里哪儿来的雷电),也无祥云飘过,倒是迎来了一场漫天飞舞的雪花。所以我父亲先前给我起的大号叫韩霜(谐音寒霜)。我的属相是狗,而且是黄狗,后来我们家还真养了一条黄狗。按照生辰八字测算,我是船底木命。这个属相的人为人率直,天性厚道,诚实仗义,热心助人,聪明勤奋,志向高远。如有贵人相助,日后定是骑马坐轿之人,可堪大任,前程看好。但缺点也尤为明显,主要表现是缺耐心,少毅力,恐吃苦,好争强,多自傲,善言辩,易冲动,坦荡有余,防戒不足。由此看来,纵然日后我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苦苦奋斗,拼命挣扎,我的人生轨迹和最终结局也已是昭然若揭了。

我的姑家表哥张子平,家住志广公社宝香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我开始装模作样地看小人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看司马迁的《史记》和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了。按照我的生辰八字,他曾在卦书上查出了我的十二字命运秘诀。但见那卦书上赫然写着:“一条大路,直达青天;半途而废,令人可叹!”记得表哥看后不禁扼腕叹息,连呼:“可惜!可惜!”我对测字算卦从来就不屑一顾,但时至今日回顾近大半生的经历,细细品来不由得暗自称奇,直呼那算命的卦书所算还真准。

时间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九五七年,我虽然尚未出生,但后来听大人们讲,此时,共和国很快就要迎来建国十周年的大庆,新生政权的缔造者们,尤其是革命领袖毛泽东,面对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他既乐观自信而又高瞻远瞩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旋即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

与此同时,执政的共产党又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此举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知识分子们深感党的英明伟大。此时,我的父亲刚调来区中心校不久,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竟怀着一腔坦荡,对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学校领导直抒己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一场以文化教育领域为重点的反“右”派运动全面爆发了。这场运动来得突然,并被人为地加以逐级扩大化。以我父亲的坦诚直率和口无遮拦,必然遭到时任学校领导的反感和打击报复。为此,父亲毫无悬念地被扩大成了“右派分子”,罪名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年,父亲刚年满二十四岁。紧接着,父亲又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与全县三百多名“右派分子”被统一发配到牤牛河对岸的胜利公社双山大队进行劳动改造(相当于现在的劳动教养)。

父亲这一去就是三年零八个月,其间停发工资,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隔半年可回家探亲一次。此时三弟韩亮已出生,另有家中雇用的保姆老孟奶。一家老少五口人的生活,仅靠母亲不到三十元的工资来维持。其间因生活窘迫无力支付工钱,母亲曾打算辞掉保姆老孟奶,可看到老孟奶孤苦伶仃一人,无依无靠,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无奈地对老孟奶说:“大娘,从此以后咱们祖孙三代就要相依为命了,我不能保证按月发你工钱,但只要有我们吃的,就少不了你一口。”老孟奶则连连摆手:“可别这么说,我不要工钱了,不要啦!只要能收留我,给口饭吃,让我每天能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我就知足了。”那时雇用老孟奶一个月的工钱是十块钱。后来据母亲讲,那几年对老孟奶的工钱虽时有拖欠,但最终还是都给补上了。

受全国“困难时期”大气候和父亲“右”派劳动改造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吃粮陷入了艰难困境,吃糠咽菜已成家常便饭,吞食野菜野果也屡见不鲜。记得在我四五岁时,由于长期服食糠米糟粮、菜叶和豆腐渣,形成大肠干燥,每次排便既痛苦又恐惧。一次,我与弟弟同时排不下便来,憋得喘着粗气,握着拳头,喊着口号,满地打转,足有一刻钟仍排泄不出,真是苦不堪言。俗话说:“拉屎攥拳头——有劲使不上。”此话一点不假。母亲见我们小脸憋得通红,痛苦异常,终于下了决心将家中瓶子里已剩不多的一点蜂蜜(解决大肠干燥的专用药)慷慨地给我和弟弟各吃上了一小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暂时大肠干燥的痛苦解除了,旋即发生的则是继续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由于吃糠咽菜,营养不良,加上受农村环境和饭前便后不讲卫生等恶习的影响,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患有蛔虫病,一个个被蛔虫折磨得面黄肌瘦。那时有一种叫宝塔糖的驱虫药,吃起来很甜,但很快肛门就开始发痒,蛔虫开始向外蠕动,排泄出的几乎全是足有半尺多长,并且还在不停蠕动的一团蛔虫,看着实在令人作呕。我的大妹妹就因误将粉条当成蛔虫,而至今仍拒吃粉条。想想那时吃到肚里的食物本无多少营养,还要供养这些腹中的寄生虫,足见当时的生存是何等艰难。

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寒冷,也可能是从小营养不良所致,我打小就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每年入冬和开春季节,此病必犯无疑。从我记事开始,哮喘病始终折磨着我,每次犯病都要持续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我记得经常给我看病的是家住北门外路西的张在光医生。张大夫留给我的印象是待人和善,医术精湛,外出时肩上永远都挎着医药箱,头上还戴着苏联时期比较时髦的坦克帽,见到患者脸上永远都堆着笑容。另一个印象是若干年后,当我坐着由五常开往光辉的客车从张大夫家路过时,我已不再注意张大夫是否还背着医药箱了,而是从车窗里伸长脖子,贪婪地看着他家果园里树上挂满的已熟透了的沙果和李子,并不停地咽着从嗓子眼儿里冒出来的酸水。此外,还有公社卫生院的于海荣大夫也给我看过病。此人戴一副宽边眼镜,还镶着几颗金牙,人送外号“于大眼镜”,其医术在当时的公社卫生院数一数二,他给我看病的时候不多。再有就是中医大夫张文生,由于他与我父母亲是至交,我们称其为张大爷。张大爷的中医技术在光辉远近闻名,且为人慈善,医德高尚。他有边给人号脉边与患者唠嗑儿的本事,天南海北东长西短地能扯半个钟头,言语间带着韵律且有板有眼,最终还能准确地说出你的病症,真乃神医。可以说,尽管条件有限,但我周围已会集了当时光辉街里的顶级医生。那时吃的药主要有扩充气管的氨茶碱和消炎类的四环素片,打针则主要是青霉素和链霉素。我因长期服用四环素,所以形成了一口很不雅观的四环素牙,使我苦恼至今。

记得有一年刚开春,天上还飘着小清雪,正是冬去春来的交换季节,也是我哮喘病发作的时段。我已又连续病了几日不见好转,母亲只好把“于大眼镜”请来家中,彼时我蜷缩成一团,小脸烧得通红,嗓子喘得有如拉起一扇风箱,只有上气没有下气。于大夫见状不禁失声叫道:“哎呀!这孩子病了几天了,咋成这样啦!这不眼看着要完了吗!”慌得母亲赶紧说:“已经病了有四五天了,一直在吃药,可就是不见好,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光是吃药是不行了,还是打针来得快,我先给他打上一针,若还不见好转,那可就得往县医院送了。”于大夫边安慰着母亲边打开药箱拿出针管。这是我第一次打针,看见那又细又长的针头,我已吓得顾不上喘气了,哭着喊着直劲往炕梢里躲。可那于大夫却根本不理会我的哭喊,一把抓过我来,按住小屁股蛋,一针青霉素油(不用试敏)麻利痛快地扎了下去,疼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早已没有了哭叫和反抗的力量。必须承认,那时青霉素的药效真是非同小可,针打下去不一会儿,我的喘息就平复了许多。那于大夫临走时摸了一下我尖尖的下颌,说:“这孩子缺乏营养,抵抗力差,会经常感冒发烧引发哮喘,得想办法给他补充点营养,弄点好吃的吧!”母亲听罢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说:“上哪儿弄好吃的?家家粮食都不够吃,他爸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外加一个老太太,只能是硬撑着往下熬啦!”于大夫见状只好同情地拍了拍我的头,背了药箱踏着路上的清雪径自回公社卫生院了。

母亲这里正在为给孩子们补充营养的事发愁,冥冥中仿佛是心有灵犀,此刻在牤牛河对岸四里界屯的父亲左手拎着平日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十多斤苞米子,右手提了一条“右派”同事送给他的足有五六斤重的大鲶鱼,正在急匆匆地往家赶。这一天是父亲获准回家探亲的日子,同行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劳动改造的另一名“右派”分子,家住光辉公社的朝鲜族学校校长全东元(朝鲜族)。二人来到牤牛河畔时天色已晚,但见河面上冰冻三尺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大块大块断裂的冰排浮在水面,正顺着河流缓慢地向下游移动,河面上不时地传来冰排撞击声和冰层的断裂声,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二人见状不觉大失所望。全校长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喃喃自语道:“我上个礼拜从这儿走还不曾见到冰排,这才过了几日,竟然开河了。”父亲眼望着不到百米之遥的河对岸却无法逾越,更是心急如火。透过冰面上升腾起的团团雾气和天空飞舞的清雪,他仿佛看到了家里昏暗的灯光,看见了灯光下孩子们渴望见到父亲的期盼眼神,更看见了孩子们因食不果腹而面黄肌瘦的面容。他突然蹲下将棉裤脚挽了起来,一手握紧米袋,一手提了大鱼,大步流星地往河面走去。“韩老师!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要从冰排上走过去不成?这可太危险了。”全校长见状不由大喊起来。父亲又拿出了他血气方刚的气概,嘴里喊了声:“孩子们还等着我回去吃鱼呢!”就头也不回地走下了河岸。其实父亲本不识水性,牤牛河水深处可达几米,走在漂浮的冰排上,倘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可此时的父亲不知从哪儿鼓起了一股勇气,竟身轻如燕地跳到了尚在移动的冰排上,待在这块冰排上稍事站稳后,又抬脚跳到另一块冰排上。随着他前脚跳起,后脚就传出冰排断裂的声响,这令站在岸上的全校长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只有不停地大喊:“韩老师!不行啊!危险,快回来!”也可能是天助神勇,随着父亲的健步如飞和脚下冰排传出的咔咔声响,他竟奇迹般地从牤牛河的冰排上一路涉险过关,毫发无损地跑到了对岸。在双脚落地的一瞬间,高度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父亲这才父亲不知从哪儿鼓起了一股勇气,竞身轻如燕地跳到了尚在移动的冰排上,待在这块冰排上稍事站稳后,又抬脚跳到另一块冰排上。

感觉到早已出了一身冷汗。待平复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后,父亲想起了被丢在对岸的全校长,便隔岸高声喊话:“全校长,你可千万不能过来呀!太危险啦!今晚先到四里界住一宿,明早从石庙子绕道回来吧!”那全校长应了一声“知道了”,口中则仍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自言自语道:“我可没有你那个胆儿,敢从冰排上跑过河去。”说完转身投奔四里界去了。

傍晚时分,当看到身披一层雪花的父亲提着大鱼推开房门时,我们小哥仨发出一阵欢呼。母亲惊喜地问:“都说已经开河跑冰排了,你是怎么过来的?”又见到父亲手中提的大鱼:“刚才于大夫还说得给小霜子吃点好的补充营养,你这就拿回鱼来了,真是及时。”父亲则摆摆手说:“先不忙着说怎么过的河,老孟大娘,赶紧把这条鱼炖上,多放点油,给我的儿子们解解馋。”老孟奶手脚麻利,很快就把炖好的鲶鱼端到桌上。父亲盘腿上炕,端起酒盅,意味深长地呷了一小口小烧后,才开始像讲神话般地叙述他这次有惊无险的过河经历。而我对父亲眉飞色舞地讲他如何跑冰排、战冰河的英雄壮举丝毫不感兴趣,只是闷声不响地低头把鱼肉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生怕动作慢了吃得比别人少。由于吃得性急,一不留神鱼刺扎在了喉咙里……从此竟再不敢食鱼。而多年以后,每每当父亲讲起横跨牤牛河的壮举时,仍然是神采飞扬。

我的父亲在“右派”改造期间,由于对所犯错误认识深刻,劳动改造表现积极,在临近解除改造的最后一年,被派到胜利公社双山大队所属的四方地生产队下放包队。这一年,因受涝灾,收成不好,农民拼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去掉应上交的公粮,各家各户连口粮都没混上。待到年底上级催交公粮时,全屯六十多户近三百多号人的口粮成了队干部的难题。寒冬腊月里,大雪封门,家家户户躲在屋里猫冬,可生产队长老刘和队里的几名干部却坐在队部里低头抽着旱烟愁眉不展。沉默了好一会儿,刘队长掐灭了手中的旱烟,站起来坚决地说:“这事成不成就看韩老师一句话了,一会儿他从公社回来我们就挑明了说,以韩老师的品行为人我看他能答应。”大家纷纷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话音未落,随着一阵风响,门被打开,我的父亲一身雪花进了屋。刘队长赶紧迎上前去,帮着拍打父亲身上的雪花,其他人也一边让座一边倒水……待父亲坐到火炉前,刘队长开口了:“韩老师,这一年来和我们屯里人摸爬滚打地吃住在一起,你觉得大家伙儿和你处得怎么样?”父亲喝了一口水,爽快地说:“没说的,这里的老百姓淳朴厚道,对我也很照顾。老刘,看你们今天这阵势是不是有什么事呀?”刘队长上前一把抓住父亲的手,语气深沉而凝重地说:“韩老师,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也知道今年的收成如何,若交了公粮群众连吃的口粮都没有了。我们合计了一下,只有你能救这一屯子的百姓了。”父亲吃了一惊:“难道你们想让我做‘瞒产私分’的事不成?”“正是如此。”刘队长接过话头,加重了语气说道:“我们知道这样做对你来说要承担风险,你虽是下放包队之人,但也是‘右派’改造之人,一旦被上边知道了,你定要罪加一等,恐怕要坐大牢了。可这一屯子人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几名队干部也齐刷刷地站在父亲面前,异口同声地说:“韩老师,你就帮了这个忙吧!全屯子人都感激你!”此刻,门呼的一声又被打开了,呼啦啦地从外拥进来半屋人,父亲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庄稼人,看着他们满眼乞悯告怜的目光,鼻子一酸,五尺高的汉子眼泪差点儿没掉下来。父亲本是淳朴的性情中人,心地善良,从小吃苦受罪,知道饥肠辘辘挨饿的滋味。父亲低头沉吟了片刻,霍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叫道:“好!就这样定了。由我来给上级打报告,这个‘瞒产私分’的责任由我来承担。”此刻,父亲仿佛觉得自己突然变得伟岸高大起来,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正确的决定。一屋人被父亲的英勇壮举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救命之恩,永生难忘!”那一年,虽然全县的农业粮食都在减产,挨饿要饭的现象随处可见,可四方地屯的百姓却家家囤积了富足的口粮,顺利地度过了最为困难的一九六一年。

事情过去了若干年,父亲早已解除劳动改造返回光辉中心校上班,早将此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数九寒冬,西北风刮着“大烟炮”漫天飞舞,家中父母亲正在为冬季取暖拉柴火犯愁。这一天大清早,忽听院外人喊马叫,继而房门呼的一声被推开,只见四方地屯的刘队长眉毛胡子挂满了霜花,粗门大嗓边进屋边喊道:“韩老师,我们来给你们家送柴火来啦!”父亲跑到院外一看,齐刷刷的四挂马车停在院外,车上装满了圆木烧柴。他感动地拉着老刘的手一个劲地摇,连说:“老刘哇!你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呀!让我怎么感谢你们才好呢!”老刘则说:“不谈感谢,你留下的一片恩情全屯子的人都没有忘记,好人总会有好报的。”父亲赶紧让母亲和老孟奶烧火做饭,可卸完车后,老刘他们屋都没进,就打马返程了。父母亲呆呆地站在路边,望着远去的马车背影,站了许久。母亲不无感伤地喃喃自语道:“多实在的人啊!可他们连口水都没喝……”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火炕烧得特别热。后来,父亲还曾被四方地屯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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