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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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应对复杂新世界的思维方式试读：
序言
如何确定我们当前的方位，如何明确我们的目的地，以及如何驾驭我们的船只驶向它，航海考验的是舵手的本领。
高超的航海技术是在未知的领域仍能辨明方向的能力。所谓“未知的领域”，即我们不确定自己处在什么位置，面对的目标是变动的，而且有几条路径可供选择。
展现在当今大多数组织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新世界”。本书描述的就是在这种新世界里航行所需要的方法，包括在不确定和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的思想原则和行为准则。
对于我们来说，新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未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能了解些什么呢？或许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比如，我们知道新事物是复杂的。管理复杂的局面将是我们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商业企业、医院也好，政府机关、学校、城市和国家也罢，概莫能外。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组织都需要在日渐复杂的情况下运行，没错，恰恰是这种复杂性使得它们运行得更好，而且运行方式也是全新的。本书阐述了应对复杂局面的方法和工具，以及系统控制论管理方法如何帮助我们掌控错综复杂的情况。
因此，尽管面临如此的不确定性，我们却能在这些变革时期从容应对。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会了解更多一点，因为与复杂性相匹配且拥有设计良好反馈回路的控制方法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新世界诞生于21世纪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 21），这是我在1997年新创的一个术语，因为我看到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持续进行的根本性变化过程。它可以让我们摆脱旧世界对组织和管理的约束，使得我们更好地行使职责，换成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并且设计出新的东西。
若非经过多年与各种高级管理团队中众多经理人、客户和朋友的合作和探讨，以证明其内容有效，我是不会出版我的任何书籍的，这是我的原则。因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我还要感谢尤塔·谢勒（Jutta Scherer），以及与我长期合作的出版商坎普斯出版社[1]（Campus Verlag），尤塔的翻译很有见地。尤其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基思·罗伯茨（Keith Roberts）用挑剔的眼光审阅了我的英文手稿，安纳利萨·察科纳（Annaliza Tsakona）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马利克管理中心的高级编辑塔玛拉·贝希特（Tamara Bechter）为本书的篇章结构和规划做出了贡献。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圣加仑（St.Gallen），2015年12月
[1] 本书英文版是由尤塔·谢勒（Jutta Scherer）从德文版翻译而来。——译者注第1章我们为何必须彻底转变思维方式
我在哪里？“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道路？我该怎么办？我如何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虽然智能手机和卫星导航系统已经让我们在地理上的迷惑大大减少，但在排除细分市场、技术、职业、学科和调节等困难，并取得进步方面，我们很多人仍然缺乏定向的能力。获得可靠的指导已成为这个社会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而其他人则让太多令人困惑的选择和可能性弄得不知所措。观察结果（1）就像目前的情况一样，唱反调的人比比皆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做不到的，这些人的存在常常是深刻变革来临的一种标志。曾经正确的突然成了错误的。很多人在新事物中只看到了旧事物，就将他们的行动调节到了错误的方向。在变化的时代，这是一种常态。（2）从我们已知的旧世界转向一个我们未知的新世界，企业和社会都面临着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转型之一。这个转型几乎要改变一切：我们做什么、如何做和为什么做，以及我们是谁。（3）新世界的最大挑战是其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复杂性是地区和全球危机的次数逐步增加的主要原因。（4）危机源于落伍的组织，它们没有能力掌控更加复杂的局面。越来越多的组织不堪重负，行动迟缓，效率低下，陷于瘫痪。（5）这种能力的丧失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包括不很灵光的导航系统，始于20世纪的组织结构，对管理的理解陈旧过时，用过时的方法和工具引导、指引和影响等。（6）正是由于这种能力的丧失，越来越多的组织采用错误的战略应对挑战。它们试图降低复杂性，以便可以抱残守缺，紧抓住那些已经过时的职能不放。在它们看来，复杂性是完全消极的东西。这种态度会阻止它们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并进一步加重危机。（7）正确的战略是利用复杂性。这是创建解决方案的唯一战略。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性是自我调节、自我组织以及所有重大成果创新和演变的基础。复杂性和差异性是新世界及其新的组织所赖以建立的基础。21世纪巨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地变革社会及其管理的组织结构。（8）对一个健康运行的组织来说，充分了解复杂性和掌控复杂性的方法是它的关键资源所在。系统知识、反馈回路和控制机制的运用会让我们的效率大增，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却收获更多。控制论知识将比金钱更重要，明智地授权自我组织的子业务单元将比抓住权力不放更重要。（9）这同样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之前，人们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来进行政治分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在复杂的社会中，万事万物不存在一个最佳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集成系统取而代之，并把它当成在日益混乱的时代用于导航的指南针，这个系统即人体功能系统（human functionism）。第2章21世纪巨变
我们对世界的熟知改变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条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我们时代的标志？
我会偶然遇到愿意跟我解释什么事情不能做的人，相比以往，现在的次数更多了。这种事情在各个管理层级上都有发生，甚至是最高层的管理者，其中包括在过去绝不会说出类似话的人。
在我看来，唱反调成癖的人在不断增加，这大概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如果我要是把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的人也算入其中，他们甚至占到了多数。过去习惯的“怎么都行”已经变成了“啥都不行”。
也就是说，当今老是唱反调的人已经跟旧时代有所不同了。他们往往不“只是反对它”，通常还有充分的理由。很多理由甚至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很多事情不可能了，或者说不再有可能了。
我把这当成是“这个世界一直在转变”的一个标志，之前的转变节奏缓慢，现在进入了加速和强化的阶段。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但多数人搞不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迷失了方向。
在旧世界，很多事情因为行将逝去而失灵。在新世界，很多事情还不起作用，那是因为它们还没有通过试验和测验被加以完善。这正是为什么所有组织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寻找促使事情发生的方法。这全都关乎在重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如何导航的问题。我们正在踏进新的领域，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它。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在世界各国，企业和社会正在经历最根本的变化之一，这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从我们已经了解的旧世界进入目前还未知的新世界，我们是这场深刻变革的目击者。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社会运行的新模式亦如此，这种新模式即一种新的社会革命。
表面看似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或债务危机，实际上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出现，可以把它们理解成“新世界分娩的阵痛”。在新世界中，一切皆与过去习惯的方式不同。即使回想起来这种转变并没有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我们也不会因为假设如此而犯战略性的错误。与低估其挑战性相比，高估它反而危险性较低。彻底的改变
倘若转型产自总在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发生的渐进式创新和改变，你如何分辨它是一次真正的转型？
其中，第一部分答案在于整合跨越多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领域，以及准确的历史知识。第二部分答案在于观察，即寻找你自己，而不是听信媒体告诉你的内容。第三部分答案在于提出问题，不仅要问关于底线的问题，而且要问关于上限的问题，可谓要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我们始终要自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的吗？第四部分答案在于系统性思维：整体而言的理解和思考能力，不抹杀连接，反要建立连接，并关注新兴的模式。另外，你需要正确的方法理顺所有的事情。
更确切地说，要了解其背景，因为线性思维可能不会有什么帮助。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是圣加仑系统导向管理理论的创始人，对此，他进行了清晰的表达：“整体思维是创造性的，因为它将以前被认为是无关联的东西联系了起来，由此创建了将个人的观察系统化的模式，得以让我们能够理解所看到的内容。”
关键是要把这些碎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使之成为一以贯之的整体。从整合的角度看，你会突然注意到在你分别考虑事情时不曾看到的东西，就像它们不在那里一样。为了正确判断其重要性，你需要模型——它们是知识的组织者，支持穿越未知领域的航行。
如同在实证社会研究中习惯成自然的那样，通常的做法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数据，甚至更糟的是，还会没头没脑地躁狂，但这一挑战并非寻找新的数据。多年以前，持不同的态度是适宜的，因为那时的数据意味着重大的瓶颈，离开数据就没法活下去。现在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超过了我们的所需，多到我们无法用富有意义的方式加以处理。如果再认为更多的数据会导致更多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知识就能得到更深刻的见解，那就很荒唐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质疑我们拥有数据的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基于隐含于数据集的相互关系，甚至更重要的是，基于各因素间可能因时而变所建立的连接。
哥白尼开启了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变革，但他并非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而实现的。他接触到的数据、观察结果和观感与他同时代人的所看、所感是一样的。我认为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他用不同的方式质疑这些数据的含义。这使他认识到完全相同的数据未必仅仅意味着宇宙的地心说，也有可能是它的对立面——日心说。
航行在转型的时代需要我们社会的管理者拥有类似哥白尼的这种能力。做到这一点通常无须天赋异禀。多数情况下，掌握某种技能就足矣，但它是哪种技能呢？
在长达约140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质疑过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在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传统观念受到怀疑，甚至有时遭到抛弃时，哥白尼开始对地心说进行深刻的反思。几百年前，人类发明了印刷术，这让人们更容易获取知识。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宗教动荡的时代、一个农民反抗的时代。既有的社会制度开始摇摇欲坠。
在哥白尼时代，航海业蓬勃发展。为了在七大洋航行时不至于迷[1]路，水手迫切需要精确的天文数据。熟悉的导航规则依然存在。各自拥有物理规律的星星、太阳和地球还跟从前一样。发生变化的是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联系。将所有的事情拼凑在一起会花一些时间，但如果成功了，已知世界的边界就会发生根本性的移动。
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个重要的案例，因为它表明根本性转变的进程非常缓慢，时间跨度很漫长，以至于不见得有可能看到这种转变。你需要训练有素的眼睛和特殊工具才能观察甚至是发现巨大的转变。这是典型的导航问题。从媒体和互联网中，我们得到无数关于个别事件、数据和事实的时事新闻。但它们的含义和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的模式几乎总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或发现。
1997年，我正忙于撰写有关公司治理的书。在那本书中，我尖锐地批评了美国股东的方法，当时我还写了一章，章名为“大转型”。我在其中分析了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资料主要来自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和彼得·德鲁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描述了之前的此类进程。他们俩彼此非常熟悉。在波拉尼写作其关于巨变的经典著作——《我们时代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ur Time）时，德鲁克写出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ial Man）。虽然他们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两位作者殊途同归，目前仍然存在着关联。他们的著作之间比许多新出版物更相关。
1993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在引言的标题中也出现了“转型”一词。在这本书中，他概述了两个重大发展，即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的发展，以及单一民族国家到超越国界的特大国家的发展。
借由“选择”这一术语，我整合了以前描述21世纪巨变过程的某些广义概念。此外，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性、全球互连系统的出现和自加速变革的动力学，因此，我们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新挑战。掌握它们需要从根本上创新生物型组织形态、管理的控制论系统、公司治理和领导力以及更为有效的社交技术。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专题讨论会和研习班中，我曾经与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者开展合作，这让我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整体思维（这一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今天，“可持续性”和“系统思维”已成为董事会议室中的时髦词汇。
对我来说，在1997年能够理解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因为我正着手确定正确的公司治理形式，即让大型公司稳妥、可靠地发挥功能所需要的那种治理形式。我必须强调的是，它不仅适用于商业企业，而且适用于任何一类组织，事实证明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常常被人误解。在描述符合其基本目标、运转可靠且状态最佳的组织的词汇中，我能找到的一个最常用的词是“运行”。那是我著书的主题。
1986年，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Alfred Rappaport）在其书中介绍了股东价值学说。对我而言，当时流行的这一学说标志着企业管理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著书立说时，它仍然很受推崇。但我确信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直至灭亡。
在我看来，新世界的早期预兆包括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和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于1959年出版的《控制论与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ement），而《控制论与管理》代表维纳的控制论在大型组织管理上的首次应用。对我来说，这些作品标志着一个令人兴奋之旅的开始。
多年来，我在那本书中描述的很多内容已成为现实。然而，我们可能顶多才走过了1/3的旅程，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才实现了1/3。它远不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是种类的变化。
[1] 此处七大洋是对我们所熟知的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细分，分别为：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这是一种旧式的分法。——译者注1997年的旧世界
让我们暂时回到1997年，也就是我出版前述书籍的那一年。在那一年出生的人到2015年已经满18岁了。他们至少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电脑，每天花数小时上网，使用各种社交媒体，并且每当需要一条特殊信息时，他们就会用谷歌搜索，谷歌成为一个动词还是最近的事。
1997年，这些东西还没有出现。谷歌公司是在一年后成立的，远没有预料中的那样令人兴奋。算法的运用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不过，那些熟悉它的人意识到所发生之事无非是又一次炒作而已。不管是谷歌，还是另一个搜索引擎提供商，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算法的应用原理是一项现实的技术，可以大规模地应用。
早在1948年，这个想法就已经存在了，然而，当时的机器速度太慢，传输线路薄弱。改变即将发生，其影响巨大，而且影响了我们整个生活。根本无须那么多的想象，你就能看到它涉及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的私人生活、公民自由和安全。2004年，谷歌公司上市。
早在1975年，管理控制论的创始人斯塔福德·比尔在其《变动用的平台》（Platform for Change）一书中写到过算法及其数据跟踪技术。他描述了如何创建用户资料及其用途，例如，减少营销中的散乱损失，即使在那时它的规模也是巨大的。冷战时期，该项技术被用于大规模的情报刺探活动。1975年，同样一本书中也有一章题为“科学与大众传媒”。比尔预见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传播媒介的挑战。
1997年，我写过对新经济的炒作：“无论什么，只要是能用电脑处理的就是新经济，只要是能自动化的就是新经济。”那是我的创新研讨会的标准话题。数字化已经到来，但在1997年，还没有智能手机。
第一代iPhone于2007年进入市场。单单这一个产品就几乎改变了一切，而且大部分改变的方式非常激进：我们的沟通、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数据安全和保密的问题，以及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所有方式。
作为金融中心，瑞士在1997年就做得很好。但仅在3年后，即2000年3月，金融风暴就横扫了苏黎世。20多年来，全球股票市场第一次临近崩溃的边缘。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困境。然后，发生了“9·[1]11”、恐怖活动、美国对公民自由的侵犯、伊拉克战争、北非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以及更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早在1999年，随着北约的第一次东扩，出现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直接导致了目前的许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接踵而至，这一次它更具破坏性。众所周知，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被认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1] “9·11”以后，随着《爱国者法案》的通过，美国政府200多年来第一次得到了不经法院批准即能搜查公民房屋等权利。法案中的某些条款十分过分，使得CIA、FBI和白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侵犯美国的公民权。——译者注“古典管理”：一个即将过时的模型
有一点越来越清晰，传统的管理观念将会过时，甚至更糟的是，此类过时的管理正导致不为人所需的发展。它极其薄弱，而且过于专注于短期目标，以至于无法应对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复杂局面，它对其中的事物无法发挥指引、操纵或控制的作用，更别说塑造它们了。
不足为奇，因为这种管理深深根植于20世纪，即存在于一个更简单、更缓慢的世界。为了掌控快速增长的复杂性，应对全球互联性日益增加的动态局面，这就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具。
所以，最大的变化有可能在组织和管理领域发生，而非在经济学领域。虽然信号仍很微弱，但基于此，人们不难看出，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将要面临根本性的变革，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远不止是商界。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它们需要新的管理系统和新的运行模式。所有的管理系统组件必须进行适应性的改变，大多数情况下要在多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谓的管理系统组件包括战略、结构、流程、文化、经理人的职业素养、制度、使命、导航、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流程以及通信系统。这种发展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创新都在加快步伐，它现在正在加速进行。
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返回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瑞士的圣加仑为基地，围绕在汉斯·乌尔里希周围的那群人多么富有远见。他们已经开始运用基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新管理模式来超越传统的管理。循环控制论模型取代了线性思维，整体的、跨学科的方法取代了单纯关注企业管理的思维。1972年，在第三届圣加仑管理论坛上，乌尔里希提出了他的管理模型［与沃尔特·克里格（Walter Krieg）共同提出］，那次专题讨论会是由贝内迪克特·亨奇（Benedict Hentsch）和我共同组织的，我们俩是国际大学生委员会（ISC）学生委员会两位年轻的主席。[1]
回想那个时候，《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首次发表，它是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由德内拉·梅多斯（Dennis Meadows）等人撰写。现在看来，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显然，汉斯·乌尔里希及其项目经理沃尔特·克里格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我曾经是汉斯·乌尔里希研究小组的一员。圣加仑管理模型引起了轰动。它对企业管理学科带来了彻底的变革，对于领先的圣加仑大学尤其如此，使其将课程的重心变成管理培训。这在德语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之后不久，其他地方开始设立系统论导向的教授席位。
[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译者注几乎一切都要变
巨变过程远没有结束。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或社会部门不被这股洪流所裹挟。
对于公共事业单位来说，变化带来的挑战甚至更大。如果仍采用当前的组织结构、运营和决策流程，它们将无法生存。不论是健康、教育、公共交通、能源，还是工会和行政管理，它们全都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
我假设我们沿着这条道路才走了大约1/3的里程，这意味着转型刚刚起步，正蓄势待发。但在短短的几年内，几乎一切将会崭新而不同。我们做什么、如何做和为什么做要改变，比如我们如何制造、运输、融资和消费，我们如何教育、学习、研究和创新，我们如何分享信息、交流和合作，我们如何工作和生活，甚至“我们是谁”也会改变。
维持组织运行的所有社会机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不可逆转，而且会波及世界各地。因为不再满足新的标准，种类、规模不一的无数组织必须要因应变化和重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学习，各代人皆需如此。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承袭已经造成了诸多“精神混乱”，而这是我们摆脱它，并获得新的洞察力和理解力的唯一机会。
这个“百年一遇”的根本变革过程也在不断地改变政体的形式，民主化进程的做法，意见和偏好形成的方式，我们的沟通、参与和协作的方式，以及用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法。
巨变过程正在改变商界及其组织的方方面面，也正在改变人，也就是说，它正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目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生活意义。新世界的分娩之痛
当前“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一次普通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遑论它是一次世界可以轻松“掌控”，然后恢复至先前状态的那种危机。不过，这恰恰是政治和中央银行一直试图要达成的目标。
更进一步的深刻变革已经发展到了无论如何它都无法扼制的地步，这种深刻变革包括科技领域和人的社会价值结构，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这体现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展望和感知。我们不应试图阻止它的发生。相反，我们应加速这一变革，并加以引导，使其尽可能朝着有所助益的方向发展。走回头路既不可能，又不可取。
经历一次真正的蜕变，毛毛虫变形为蝴蝶，什么都与过去不再一样。就像毛毛虫的蜕变一样，在新世界，只有很少一部分东西是与过去相同的。
例如，毛毛虫受地球动力学定律的支配，而蝴蝶必须在遵从空气动力学的世界才能生存，这两种动力学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而要做到这一点，蝴蝶需要一个相比于毛毛虫完全不同的运行体系，它需要不同的传递感觉的能力、不同的神经回路和不同的生物导航系统。虽然地球动力学定律并非不再对那只蝴蝶有效，但它们的关联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于同样的原因，旧世界主要遵从金钱和经济学的法则，而新世界将取决于信息、知识、洞察力、复杂性和紧密互联系统的动力学。
无须预测就能看到这一点。从各种新的实际情况看，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新的现实已经开始渗透到国际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并且加速改变了社会的运行规则。互联网是最明显的例子。当然，经济秩序失衡也发挥了作用，但控制论的控制和通信之力则影响更大。
知识战胜了金钱，信息打败了权力。这让我们抓住了新世界的核心。其显著特征是其激增的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仅有经济学还不够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经济学为核心的思维方式盛行一时，但这种思维方式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正在进行的转型。它远不止是一种金融或经济现象。虽然其最早的征兆在2007年夏天的美国股市已显而易见，或许更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2008年9月的系统性崩溃，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普罗大众而言，该体系的首次崩溃早在2000年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经济危机、股市崩溃、大面积破产和大规模裁员全都是幼稚预测的结果。如往常一样，推测的趋势仅仅只是推测，即使最荒谬的结果也没有对所应用的思维方法和方式提出质疑。人们再次没有考虑到机械式的因果思维无法把握经济的脉动，并加以调控，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模式。谈论知识管理的人越多，所忽略的知识也就越多。
运用适当的工具，则能更早地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如前所述，有些危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我的研讨会、主旨演讲和出版物即以此作为标准论题。
迟至2008年夏天，雷曼兄弟崩溃前三个月，98%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德语国家的经济研究所预测2008年将实现2.5%～3.5%的经济增长，而且几乎是异口同声。除了为数极少的异议为人所知之外，没有人提及这场风暴一直在聚积能量，而且即将袭来。
然而，人们对仅在三个月后就要震撼世界的这场崩溃普遍视而不见，难说如同经常宣称的那样这是经济学家群体的失败。它只能表明正在发生的事情迥然相异，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方法已经无法察觉。
即便如此，巨变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直接涉及的范围及其意义与潜在风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正是它们确定了多年以后所发生之事的进程。这场危机最具挑战性的阶段仍在前面。
注意，当前的债务水平不会引致通货膨胀，尽管事实上，直到2014年12月，几乎所有经济学家还都认为不会走向其反面，即发生通货紧缩。那是错误的。部分政府的财政紧缩方案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扼杀了经济的活力，该方案本身产生了通货紧缩的效应。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讲通货紧缩的警报已经解除很可能就表明通货紧缩将要继续，甚至愈加严重。
更有甚者，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进一步阻碍了许多公共部门组织正常运行的能力。不合时宜的制度不会随着财政紧缩措施得到改进。然而，按照传统的思维，这是别无选择的。功能障碍的危机
一个城市必须要有效地发挥作用。满足我需要的只是我自己。——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因为许多障碍已被消除，新方法和辅助系统使得组织得以用更少的钱发挥更大的作用，反而不用实行财政紧缩的方法。
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好像是一场经济危机，人们对它的感觉依然如此。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场导航的危机，尤其是运行的危机，则要容易得多。这种观点突出强调了完全不同却更强大的解决方案。
不可避免的革命拥有造成社会灾难的破坏力，但它们也有可能促生一个新的经济奇迹和一个让人更好发挥作用的崭新的社会秩序。确切地说，这种发展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全球杰出的领导人物究竟有何对策，他们会认可哪个，以及他们的最终选择。对于政治、社会和企业的传统方法和工具而言，一旦越过其效力的高峰期，肯定不足以让它们拥有太多的余力引致新的危机。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也有机会摆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过去，我们很多思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有机会在更合理的层面上整合两种制度的积极特点，并发展成一种可持续的新运行模式。
这个制度需要既拥有市场经济的效力，又能让人享有在其进化过程中从未停止寻找的社会共同体。的确，甚至是最知名的支持资本主义的人都坚持认为这两种制度无法兼而有之，比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但即便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不能创新一种制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两方面急需的元素整合起来。组织革命
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意识形态体系，而是我们现有的组织及其运行出现了故障，且日益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造成危机的这一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忽视。我们当前组织的逻辑基础要追溯到20世纪。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远不能应对复杂性和动力学所带来的新挑战。
然而，这正是它们为人所需要的地方，因为它是另一个普遍为人所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个体社会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社会。不管做什么，任何人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作为组织的成员或用户而行动的。组织失败了，人也就失败了。在当今的世界，离开运行中的组织，人几乎就是无助的。
所以，能否掌控21世纪巨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改革社会组织结构的能力。
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拥有无数形式多样和用途多样的组织。在发达国家，它们的数量只占到了总人口的约5%，其中德国有400万人，而欧洲有2500万人。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国家实际的社会结构。没有了它们，什么都不能运行。
由于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这些组织就成为人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而且它们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晚上和周末。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这就是它们必须有效的原因，以便这些组织可以为其目的服务。
这些组织互相影响、竞争和合作，它们不断形成变化中的子系统和超系统，并通过互动生成无数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社会的大黑匣子。如果经济和政治措施想要有效，它们必须触及并渗透进这个组织的结构。
但如何做到呢？这是一个在无数次关于这场危机的辩论中从没有涉及的话题，十分明显的是，它不能只专注于某个领域，比如银行业。相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影响社会组织之间无数互动的方式。既然如此，毫不奇怪，用于帮助应对危机的资金实际上从未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而是快速地流回到了金融系统，加速了它的自我毁灭。
历史上，新转变时代是以出现革命性的机器为特征的，如蒸汽机。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来说，技术自然非常重要。不过，若要成功实现21世纪巨变，关键却是组织及其管理的革命。
如我之前所述，如果我们坚持传统的手段和方法，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灾难。另外，如果我们设法在较大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反思，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有待于共同发挥作用的新社会秩序。第3章变化的基本规律
模型是用来联系……——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变化本身没有什么稀奇的。创新、改进和适应是常有之事。我们在此谈论的是一类很特殊的变化，即那种将要用新东西替换现有东西的变化。我们谈论的是替代。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此类变化为“创造性破坏”。他用这个词说明了变化的基本规律，而这个规律也会左右自然界的进化。
熊彼特将此原则套用到企业家身上。在熊彼特看来，塑造某种东西、超越现有的东西和创新是企业家的重点任务，而非“仅仅是”资本家的责任。
这些转变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毫不相干，而它却因此而受到批评。相反，它们有助于能力的大幅提升。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象征，它从来没有与当时拉重物的牲畜争得你死我活，这会让它们变得毫无意义。马和牛因此没有逐渐退出舞台。它们只是失去了其中一个用途，即不再需要当成一种提供动力的工具。增长、不确定性和创造性破坏示意图
混乱之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单单有知识还不够，更不用说只有信息和数据了。如果对正在发生之事及其意味着什么缺乏深刻的理解，那是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做事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细节。重要的是要了解事件的基本模式。假如你熟悉基本的模式（见图3-1），依靠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以及信息与活动，识别转型变革并不是一件难事。
巨变的模型是两条重叠的S形曲线。它们都呈S形，这是因为它们体现的是成长的轨迹，除了在某些商学院和经济理论中有所描述之外，这种线性增长过程其实并不存在。
如图3-1所示，黑色曲线代表我所谓的“旧世界”。它代表了我们现有的基础，它可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灰色曲线表示“新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基础。图3-1 21世纪巨变之模式
在两条曲线之间，我们会看到一个动荡渐增的区域，因为新世界正在取代旧世界。这里是关键决策区，它是破坏发生之地。在这里，旧世界开始消退，新世界初见端倪。
让导航和管理变得很棘手的难题正是出现在此区域。之前它们从来不会自我呈现，至少不会这样极端。以前的关键资源变得毫无意义，它们不得不被替换，或被重新创造出来。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反思会围绕旧方法展开，虽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但我们会下意识地紧抓着它们不放。这些旧方法从一开始就是麻烦制造者。
此外，关键问题在于：“黑色曲线”业务的人才是否还能对“灰色曲线”业务有所贡献，而且突然之间，你拥有的最优秀的人才在将来是否还能为你所用也值得怀疑了。
这个转变和重新部署的区域是一个黑箱：这就是在控制论中所谓你无法窥视的“系统”，对于它的运行情况，你一无所知，并且它会不断地产生你设想不到的新东西，更别说预测了，这是一个破坏区域。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区域，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区域。理性与感性会在这里冲撞，存在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而且情况极为复杂。
我们缺乏与这些事物打交道的经验，因为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破坏。以前被证实有效的思维方式、工具和方法现在反而成了阻碍，而非帮助，甚至经验也因此变得有害。仅此一点就把一切都给打乱了。驶向未知的世界
无论是什么，现存的东西都将被取代，这是变化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一规律极少有例外，包括自然法则和一些基本原则在内。在某一时刻，代表旧事物的黑色曲线会终结，且会被代表新事物的灰色曲线所取代。不是因为旧事物变得更糟，而是因为新事物更好。错误的信号
一旦你掌握了整体情况，回顾往事，你就会知道模型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也会知道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你可能会对较早一代人犯下的错误摇摇头，并且在目睹同样的错误再次重犯时感到目瞪口呆。
然而，处在当下（见图3-2），不了解那个模型的任何知识，你就会在使用传统的管理和导航仪器时自动读取错误的信号，但由于你的思维是一种传统的框架，你永远不会注意到它是错的。图3-2 当下：进入未知的世界
在当今世界，尽管我们完全注意到了灰色曲线，而且认真考虑过它，我们的旧罗盘却警告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信号告诉我们的是要继续沿着黑色曲线前进，但当我们的旧系统发出警报时，已经太晚了。需要三项而非一项战略
但是，创造新东西的能力还必须内置于组织才行。——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这一模型让我们认识到，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的第一项战略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黑色曲线的优势。我们需要的第二项战略就是及时确立灰色曲线，在我们需要它时能够得到它。我们需要的第三项战略就是实现从黑色曲线向灰色曲线的转移。
这不仅是我们需要的三项不同的战略，而且是三种不同的管理和治理方法的应用。此时，我们在何处需要真正的领袖及其必定需要什么也变得非常明显。当所有的迹象似乎表明我们应该停留在过去时，领导者需要具有闯进一个未知未来的勇气。
在组织存续的过程中，有些企业把握住了几次变革，但主要是通过使变革发生而做到的，比如西门子、博世和通用电气，但柯达不在此列。比如，当替代的数字化技术出现时，没有什么比在照相行业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化学家更没有用的了。柯达拥有的技术顶尖人物的知识曾被视为最宝贵的资产，实际上，这项宝贵资产相当于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
更糟糕的是，除了原先的技术变得“无用”之外，这些人还强烈地排斥数字化。替代和体验创造性破坏
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此类替代，有的规模较小，有的则是大规模的。从约1890年开始，汽车系统性地取代了马车。在以前兴旺的欧洲纺织业、采矿业和能源业、钢铁业与农业部门，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这些全都是些旧案例，但它们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我们自己则目睹了一些比较近的案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统的电话机被手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而代之。如前所述，2007年，苹果第一代iPhone推向市场，与此同时，化学照相术被数字成像技术取代。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用智能手机取代了数码相机呢？
我亲自参与了上面很多案例中企业的战略开发，具体而言，是在计算机技术和摄影技术领域，因此，我能够看到面对新的形势时经理人所经受的困难。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从那时起我一直观察到的现象：有些经理人很清楚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也知道他们必须要做什么。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他们缺乏实施的方法和工具，也无法控制必要的变化程度。这种窘境仍然是当今经理人所要面对的，而且更加严重。根本性的转变
目前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变可追溯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其关键性事件包括《美国宪法》的确立、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对蒸汽机的改进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法国大革命，而蒸汽机的改进标志着工业化时代的开始。这一转变也导致了现代大学和拥有各自思想体系的政党的创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促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并用宪政民主体制取代了封建制度。
然而，根据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判断，21世纪的巨变可能比以前的社会变革带来更大和更深刻的变化。例如，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大学不会再继续存在下去，此外，现有的政党将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流行了200多年，现在也不会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们并没有为当前的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众所周知，民主政治正在接近其发展的极限，在2007年出版的《公司策略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Policy and Governance）[1]一书中，我已经指出了这一事实。
目前的转变是全球性的。越来越多的体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转变的步伐不再有什么先例可寻。诸如巨变（mega-change）这种以前表示变化的最大量级已不足以描述新变化的规模。
另外，1455～1517年也发生过同样深刻的转变，它始于印刷术的发明，并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当时是哥白尼时代，本书开始时我提到过此人。那次变革过程的里程碑包括文艺复兴，美洲大发现，科学的形成，医学、音乐和戏剧的复兴，以及阿拉伯数字的传播。
甚至可以追溯至更远，那种秩序的转变早在13世纪就已经发生——始于歌德时代。在这种秩序的转变中，诞生了现代城市，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大学成为精神生活的中心，而且成立了行会，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从历史上看，这种转变大约每200～250年发生一次。它们与延长了的经济兴衰周期相对应，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j Kondratieff）最早对它进行了探讨。
这些时期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每个不同的社会，乃至当今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间大约为50年，以至于后人简直搞不清楚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生活的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社会变革：奴隶制的废除、义务教育的推广和妇女的解放。
纵然在历史的长河中，50年转瞬即逝，但在人的一生中，50年似乎是岁月悠悠。与生活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相比，50年算是很长的寿命了。因此，这些时代的转变跨越了几代人的时间。
今天，50年在人的一生中显得不那么漫长了。因此，当前的转变要比早期的转变意义更加深远：人们认为它会更加剧烈，因为人口和心理的底线不同了。之前，适应带来的压力会延及好几代人，而到了今天，它伤害的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两三代人。这种人口形势让人惊叹。
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一代是历史上第一批共同经历过美好时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将永远如此继续下去。之前没有哪一代人一直享有同等程度的富裕，从没有人如此地“受宠”。这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人们不应轻视它的存在。
早前时代的人们对生活、社会和政府的期望不大。他们不抱任何幻想。在社会转型前后，大多数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善，因此，他们没有特别的期待或要求。
时至今日，情况已不同了。在西方国家，不断发生的变化正冲击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富足的一代人。结果是，即便是生活水平的小退步也被认为是剧烈的变化。因此，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带领人们渡过转型期的领导者和相应的导航工具。
[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译者注勇立变革的潮头
正如存在可替换的模式一样，成功的公司和组织所坚持的战略方针亦如此：勇立变革的潮头！它们会积极地促使变革的发生，而不是等待它们袭来。它们会利用这一残酷无情的商业法则（不仅仅是商业法则），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而非逆流而行。它们提倡首创精神，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因此，对它们来说，变革不是必须要做的事，而是它们想要变革。组织自身决定要发生什么，而不是随波逐流。通过自身的蜕变，并突破自身的限制，实际上是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无论如何它都会发生，这就是它们的准则。第4章推动转型的力量
我们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很多细节，却没有发现此类系统。——迪特里希·多尔纳（Dietrich D？rner）
巨变受到某些互相强化的因素驱动，这些因素早在1997年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什么方法推动了这些最有力的转变？什么已经全面展开，而什么暂时还没到来呢？什么被误认为是一种主要趋势，而什么又被忽视了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