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雪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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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试读：
绪论
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不仅可以深刻地懂得新中国经济的奠基、创业和发展是来之不易的，而且，能够从中获得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服务。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求实。坚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一个显著的特点。早在1922年3月，周恩来给湛小岑、李毅韬的信里，在重申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原理的坚定信心的时候，特别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我求真的心又极盛。”这告诉我们，正处于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在选择自己的信仰这一重大问题上，就采取了求真的态度，对各种主义坚持求实的比较方法。数十年如一日，他在对待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上，也始终坚持这样的科学态度。1956年2月，他明确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1962年1月，他又强调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1963年，他指出：“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周恩来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什么地方，周恩来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大家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们，对此感受颇多，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做到“准”、“勤”、“严”三个字。“准”就是反映问题、汇报情况、整理材料必须准确，实在，有根有据，不容有半点虚假。“勤”就是要脑勤、手勤、腿勤、口勤，动脑筋，想问题。反映问题要事先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严”就是严谨、严密、严守纪律。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反映，总理日理万机，对实际情况了解是那么清楚，记忆力之非凡，精力之充沛，考虑和处理问题之细微周到都是常人所望尘莫及的。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在26个春秋里，不断地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所绘制的总蓝图付诸实施，他和他的战友们做了大量的具体而又细致繁重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精心组织、精心实施。要使一个个建设蓝图完全符合实际是很困难的，他都多方设法及时地加以修改，使蓝图变成现实，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他在领导和组织我国经济建设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的实践中，在出现错误倾向干扰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扶正纠偏，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但他能一方面忍辱负重，一方面同林彪、江青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这是周恩来最突出的功绩。周恩来这种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彻底性和坚定性，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
第二，全面。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片面性。这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又一个突出的特点。周恩来曾强调：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要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他指出：“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基本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也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周恩来认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个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认识和分析我国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共产党人靠什么来不断认识那些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呢？唯一的理论武器就是辩证唯物论。而绝不能靠唯心论、形而上学。周恩来说过：“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一贯重视遵照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个大问题，他说过：“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在建国以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周恩来非常关注经济工作实际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理顺各种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这一点在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60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实践得到充分的证明。相反，每当我们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泥坑时，不可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理不顺各种关系，整个经济秩序陷入混乱，毫无疑义，我国经济建设就要遭受破坏和损失。这一点在“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浩劫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经济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一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一贯注意防右反“左”，力求减少错误倾向对党对人民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这又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工作是党领导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周恩来在党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活中，深深懂得，无论党内发生右的或者是“左”的错误，都要损害甚至断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大众遭灾难。周恩来身为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国家的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两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周恩来反复强调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一敛性。他还常讲这样一句话：“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他为了使经济建设健康地迅速地得到发展，对待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一是观察敏锐；二是及时提醒；三是妥善处理；四是重在总结。这样做．使一旦出现的错误倾向获得迅速的纠正，把损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1956年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就是这样做的。“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针对这个深刻的教训，1962年2月2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参加福建小组讨论时发言指出：关于党内斗争，反右出“左”，反“左”出右；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就反，没有就不反；内部、敌我、界限要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经验总结。他还强调，反右防“左”，反“左”防右，不主张搞“一刀切”，更不能只反右，不反“左”，更不能搞人为制造的反右斗争或者扩大化的反右斗争。能够这样总结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经验，在60年代之初，宁“左”勿右思想笼罩党内的情况下，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需要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的。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决心和行动，与全局性的严重的“左”倾路线抗衡，批判极左，力挽狂澜，同林彪、江青一类党内反革命斗争，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做到了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文革”的逆境中，他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在重病缠身而“四人帮”活动加剧的时候，周恩来说过：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会有公断。总之，建国后的26年来，周恩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防右反“左”的一贯性，充分表现了他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
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所具有的求实、全面和一贯的特点，集中起米其突出的特色就是利国利民。这来源于他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献身，也同他近乎天才的智慧与能力相联系。美国外交家、1973年担任美国政府驻中国首都联络处主任的戴维·布鲁斯在为悼念周恩来而写的题为《光辉的品格》一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显示出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数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始终在毛同意的情况下）他还指导对外政策。”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周恩来对我国内政外交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具有“近乎天才的能力”，更重要之点，正像美国著名记者阿尔登·魏特曼所说的：“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一章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框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周恩来一方面以主要精力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发动胜利的进攻，歼击敌人；另一方面，他又兼顾处理和解决日益突出的财政经济工作。自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起，周恩来规定每天晚上10时到次晨1、2时作为处理财经工作的时间，指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他亲自指导研究和处理各项财经工作。这段时间，主要是解决军队后勤补给和地方财政经济工作的关系，保证前方供给需要；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和合理安排工人生活；各解放区货币统一；对新解放区城市财政经济工作和一系列政策规定，等等。由于上述问题得到正确而及时的解决，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推动新解放区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和稳步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周恩来思考并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基本政策。在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阐明了中共对发展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1948年6月21日，在西柏坡，周恩来写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反映了他对全国解放后行将全面展开的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原则问题所作的设想和思考。1949年3月20日，周恩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解决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期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作《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重要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12月间，周恩来对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作《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个关系》的讲话，阐述了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处理好经济工作的几个关系是当务之急。上述讲话和文献，反映了周恩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框架。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及其性质
周恩来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针对党内出现的主要是“左”的倾向，同时也有右的倾向，为进一步阐明“十二月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建设同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界限，在1948年6月21日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尽管没有读到周恩来根据这一提纲写出的论文或发表的讲演，但是，从这一简要的提纲里，清晰地反映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总方针的本质的思考，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显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的行动纲领。“十二月会议”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规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面临重大转折关头，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诸方面，出现了右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为此，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考虑到党内外的情况，从理论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总方针的本质，促进了“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的进程。
第一，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原则：1．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经济；2．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3．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4．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5．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在这里他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经济。
周恩来还考虑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总方针指导下，要正确处理工业与商业、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与私营、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力如何在经济建设中运用、企业经营管理等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政策。
关于工业与商业的关系，他提出：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对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要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这样以利于限制商业的投机性，促进工业生产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关于金融斗争，他预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国家银行和私人钱庄，要有正确的政策。对私人钱庄不能取消，当它于我们不利时，应暂时容忍而采取加以限制的政策。
关于税收政策，他提出了超利润税、限制税、普通税、免税、减税及区别营业牌照、所得税、摊派包税的各种根据，并提醒全党注意：制定正确的税收政策，对筹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资金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关于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提出要分清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脉所系或非国家命脉所系、于国计民生有利或不利，这是党正确的制定、实行相应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问题。
国家权力如何运用，这是周恩来提出的又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如何运用政权、法律、监狱、税收、管制、奖励、贷款、禁令、会计核算等手段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这不但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周恩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组织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这里涉及新中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既要有新民主主义特色，也应吸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也就是建立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工会和党委的作用等问题。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正确处理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原则的阐述，具体地体现了周恩来按照“十二月会议”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的精神。“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指导方针确定了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中心，为此，必须解决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必须解决的劳资关系。所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运用国家权力和经济手段，充分发挥各个阶级、阶层，各种经济成分的自身作用，既要保持公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发展合作经济的力量；又要注意到对私营经济必要的限制。这样，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实现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这些构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符合我国国情，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周恩来提出这个观点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的。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表现是多方面的：农村工作中提出平分土地，开仓济贫，忽视土地改革后发展生产；城市工作中侵犯民族工商业，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人民眼前福利，盲目主张增加工资，不注重城市生产建设等等。错误地引导工农群众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民主政府，救济又救济、分配又分配，而没有巩固地树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力发展生产的观念。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的依然贫困。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方针的。并从七个方面对这两条对立的方针作了区别。即：“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向谁学习，学习什么？”尽管周恩来没有撰写成文，但从这份提纲中看出他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必须坚持工业无产阶级立场，实行工业科学管理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坚持生产观点，坚持技术进步，向一切先进的经验学习。与此同时，还必须反对所谓“贫雇农路线”，靠后方机关制度的办法和供给制，靠救济恩赐，安于落后，摆资格。这样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有效实施。
周恩来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既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经济方针的，又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述，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或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真正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因而，是落后的、错误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坚持技术进步，才能使中国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二、主持制定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7月，周恩来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过渡发展的形势当中。也就是说，首先，要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然后，要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在于：面临军事与经济双重艰巨的任务。形势的过渡性在于：无论军事与经济的斗争正处于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军事上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经济上面临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的前夜。形势的发展性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正迅速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取代。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提出“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口号，无疑是适时而必要的。
周恩来为实现上述口号，在他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十二月会议”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指导方针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在建国后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1949年9月，他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改组和恢复发展生产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新中国诞生伊始，1949年10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为此，摆在我们面前要做好三件大事：
第一，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是旧中国的经济结构是畸形的，不合理的。城市和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过去城市的工厂生产原料，主要来自进口的原料，产品向国外推销，完全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完全变了，原料、运输、推销完全应该自力更生。所以，原有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二是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企业，管理机构臃肿、人力浪费、开支庞大，也增添我们很大的负担。三是农村受到战乱的破坏，生产下降，提供工业生产的原料有困难。以上情况说明，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务之急。
第二，恢复生产。周恩来一再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发展。”“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根据上述考虑，周恩来具体地提出了恢复生产首先要实现交通运输畅通无阻，然后，逐步恢复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等诸方面措施。
第三，制定1950年国家财政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全国还处在战争状态，不可能制定一个几年时间的发展计划，但为顺利实现重新组织经济结构和恢复生产两大任务，制定1950年度计划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提出了制定计划的四点根据：（1）承受负担。周恩来指出：“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这里包括战争的军费负担和部队补给，旧政府人员的负担，改编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遣散的负担，全国文武加起来就是900万。周恩来认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为此，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的办法。他强调说明“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事实证明，这个决策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恢复生产。周恩来指出：“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他还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周恩来强调，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3）开源节流。周恩来指出，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首先是来自农村的负担；其次是来自城市的负担；再次是国家企业的收入；最后是预支，即借债。农村负担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国家企业收入占17.1%，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还要发行公债解决，国家财政经济计划安排是节约的，开支主要用于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恢复生产。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但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传统。（4）掌握政策。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避免犯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错误。周恩来根据恢复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掌握政策要注意主次的问题：“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做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这些原则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做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各种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周恩来认为：能否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百业待兴，必须抓住重点，分清轻重缓急，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都要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具体条文去办。这样做，才能使全国恢复生产的工作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实现。否则，乱抓一气，不分主次，不仅达不到目的，只会把事情办糟。周恩来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具体地说明了必须处理好经济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关于城乡关系，周恩来认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他指出：“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他主张：“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周恩来提出，处理好城乡关系，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要防止以农业为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谁忽视了城市和工业的领导作用，也无法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二是要防止不能因为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周恩来科学地概括了城乡、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这也是把民主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
关于内外关系。面对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封锁的敌视政策，周恩来明确了三点：一是我们决不能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轰炸，要迎接困难，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坚信“多难兴邦”。二是打破依赖观念，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4亿5000万人的大国更应该是这样。在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对帝国主义不依赖，也不怕他们。三是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这三点，对建国之初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工商关系，周恩来明确肯定，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产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处理好工业与商业，处理好国营、合作社与私营工业和商业的关系，对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公私关系，周恩来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进一步就《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着重说明：（1）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当它们遇到困难时，政府是会帮助它的，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生产发展有利。（2）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尽管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3）私人资本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关于劳资关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资两利”方针作了科学的说明：（1）劳资两利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2）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3）对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即鼓励私人企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对有害的则禁止。对于私人资本取得的利润有两个条件：首先是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其次是不能有过份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4）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努力生产，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使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工人的劳动应该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般在8个多小时到10个小时左右。按照上述原则处理劳资关系，即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劳动积极性，促进私营企业在恢复生产中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
关于上下关系，周恩来认为，要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既要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在还不能完全实行民主集中制，做到完全的集中和统一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总的来说，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死气沉沉。周恩来提出：“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周恩来正确阐明要解决好各种关系，无论对政府各部门和生产各部门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样，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和工作在全局工作中选择好自己的适当的地位，保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顺利地得以实施。四、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积极领导和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建国前夕，周恩来指出：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首先是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其次在公营企业中的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再次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和平力量。
周恩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一方面，鲜明而正确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性质，严格地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同旧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同农业社会主义经济、极端平均主义经济区别开来，这对提高全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认识，防止产生“左”或右的错误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另方面，为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他从实际出发，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把握住重点；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并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国际建设和文化建设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基本思想的具体阐明是发挥了自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到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基本方针和原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做好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章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始终要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
领导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留下许多闪光的思想和实践。一、建国伊始，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以革命的胆略和娴熟的领导艺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正确把握全局的重点。1949年12月，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他并具体说明：“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但是整个说来，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他强调“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他要求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级领导机关树立整体的观念，把握工作的重点，发挥自己在建设新中国中应有的作用。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针对全党解决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废墟。数以百万计的反动军队有待肃清，华南、西南、西北一部分国土尚待解放；各级新的政权需要建立和巩固，仍在猖狂地进行破坏捣乱的反革命势力必须镇压；长期战争和反动统治．造成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灾区救济，失业安置等问题急待解决，总之，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为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在这当中，根本解决财政经济的极端困难和混乱，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在周恩来和陈云主持下，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工业、农业、交通等各项生产事业，制定税收、工资、物价、出口贸易、发行公债、救济安置失业人员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恢复市场、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作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筹组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协助毛泽东制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在后勤支援上作了极大的努力。同时，他坚决贯彻“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做好国内工作，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以他的领导实践，实现了他自己提出的关于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的正确主张。二、一届人大，宣告“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位”
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随后，他对这个论断又作了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根本目的来看，周恩来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国弱民穷，要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获得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民主，然而，近代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历史任务仍然没有解决。而这一任务不真正解决，那么，已经获得的独立、统一、民主也是无法的巩固，而且有可能出现得而复失的危险。所以，从中国人民革命根本的目的的高度来认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客观条件来看，周恩来指出：“在1949年至1952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195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上述的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无疑是有着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再次，从其重要性来看，周恩来指出：“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恩来明确提出：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年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周恩来立足于依靠全国人民来完成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的使命的思想，立足于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的主张，充分显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胆略。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周恩来在处理千头万绪而繁重的内政外交的国事方面有着非凡的本领。周恩来工作忙而有序，像弹钢琴一样节奏分明，而节奏的最强音始终是经济建设。周恩来认为，外事服从内政，内政为了经济建设。他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的目的是要采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民主、自由、安定团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这一切努力都为了国家经济建设。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为开创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周恩来于1950年春同毛泽东一道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收回了中长路、旅大的主权和一切权利，取得了一年贷款。新中国的和平友好外交从苏联开始，扩大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2年秋，周恩来第二次到莫斯科，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经济状况，并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是51项。到1956年，经过对一些项目进行调整合并，又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些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随后，为创亚非国家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周恩来于1953年出访印度、缅甸，发表中印、中缅声明，宣布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又出席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期，周恩来也积极争取与欧洲国家建交。这一切外交活动，都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争取了外援，促进了国内建设。
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领导政务院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进行了复杂繁重而有效的工作；接着，又参与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三大改造”过程中，他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环节。”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理论上作出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科学的论断；在实践上，他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功地解决了内政外交一系列的重大国事，使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三、60年代初，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中共八大宣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所当然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开始抬头，从1958年起，强调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难以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只能导致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下的“大跃进”的掀起。三年“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根本立场的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初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正确分析和估量我国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趋势的基础上，1962年重新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为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八大”以后，对阶级关系现状的估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估计，逐步离开了“八大”的轨道，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对知识分子采取越来越“左”的政策。周恩来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指导方针，从我国实际出发，1962年3月，在二届三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现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在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趋势，他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明确指出：“我国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就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的，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这些论述是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右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这就全面地、正确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如果违反了这个客观规律，就要遭到历史的惩罚。周恩来在当时能够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基于对我国阶级关系现状和阶级斗争总趋势的正确分析，周恩来在1962年3月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62年4月三届二次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这是为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又一次重大的努力，对于全党摆正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极不寻常的，体现了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家的风范。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同他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是分不开的。1962年9月22日，周恩来在会见西欧一位外宾的谈话中，着重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现在我们搞什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还说：“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他在这里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由李富春、周恩来提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我党领导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中的重要转变。周恩来在这个重要转变的关头，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繁荣经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全力以赴，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千方百计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共同奋斗，以致得以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有了可喜的进步。四、“文革”之初，呼吁“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阶段。经济建设极端困难，社会秩序全面混乱。周恩来为保证经济建设工作正常进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左”倾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文革”之初，全国迅猛地陷入了反常的状态。学校停课“闹革命”；到处揪斗、游街；大中城市掀起所谓“破四旧”的狂潮；工农业和各行各业遭受猛烈的冲击；生产指挥系统开始失控。周恩来面对此情此景，十分焦虑。他意识到，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国务院主管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和研究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处于特殊反常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正确主张，为国为民，寓意深刻。
面对“大串连”对交通运输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秩序的冲击，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他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指出：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面对工交系统即将遭受“文革”的全面大冲击的形势，周恩来同陶铸、余秋里、谷牧等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干部和工人一起，竭尽全力防止“文革”把工交企业全盘搞乱，顽强地抵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要搞乱工厂农村的行径。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周恩来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力挽狂澜。但是，“文革”大势业已酿成，工交企业已被卷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努力把抵制斗争引向疏导，他语重心长地在工交座谈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恩来就是以这样的胸怀和精神，在那动乱的年代中，坚持努力使经济建设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力求尽可能减少损失，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
从1966年底到1968年整整两年间的“天下大乱”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先后提出：（1）“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工人同志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2）农业生产鼓励“藏富于民”，“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3）“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4）“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他严正指出：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5）针对各地武斗出现，周恩来草拟了《制止武斗措施》的指示。要求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6）1968年12月，周恩来提出组织起来编制1969年计划，随后，成立了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起草小组。这是扭转两年来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的努力。从1969年起，经济建设从全面混乱的困境中转向回升。自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有了转机。周恩来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勇气，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要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破坏性的后果，努力排除江青一伙的捣乱，重申党中央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经济工作从瘫痪状态逐步恢复。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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