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斌,张实龙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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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河阳古村落研究试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引 言
浙江万里学院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周斌同志，经常带领着他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去写生，缙云河阳古村落是他们的一个写生基地。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写生，他们有意识地研究河阳古村落文化。他们多次长时间地吃住在河阳古村落里，与河阳古村落的居民结成了知心朋友，多方面地搜集了与河阳古村落相关的资料。2007年，为了系统地研究河阳古村落文化，他们组建了一个包括多名河阳人在内的科研团队，申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周斌、张实龙合写的这本《缙云河阳古村落研究》，正是他们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
对于这种将科研与教学融为一体的学术研究，我向来是支持的。因此，当周斌院长提出让我给本书写引言的时候，我便欣然同意了。看了凝结着他们无数心血的书稿，我感到他们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对古村落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不同。
在我看来，古村落研究可以利用的资源无非三块，即家族的谱谍、古代的建筑和流传于民间的风俗故事。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这些资源有不同的利用方法。目前对古村落的研究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从建筑学角度，主要研究古村落建筑的布局、造形和色彩，从中挖掘古人建筑中的实用价值与美学意义。第二类是从环境学角度，着眼于考察古村落的自然环境，探索古人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保持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三类是从历史学角度，看重的是古村落的一些文史资料和存活于人们口头的故事传说，从中寻找古代民众乡村生活演变的规律。还有第四类就是综合的研究，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某一个古村落的方方面面进行文化观照。在四种类型当中，多是综合的研究。
对古村落综合的研究，通常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自然环境。多是探讨古村落的“风水”问题，其中涉及到村落的选址，考察古人如何顺应自然山水，如何利用自然山水。其二，人文背景。大多都是依据家谱和地方志，描述居住在村落中的人们是如何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其三，建筑装饰。主要考察古村落中的私人住房和公有建筑，大的方面如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小的方面如门窗的精雕细刻。一般的古村落的建筑装饰都有值得今人称道的地方，所以这方面是古村落研究的重点之一。其四，人物事迹。主要涉及生活在村落中的那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事迹和著作。其五，社会结构。主要是探索在村落这样的小社会里，过去的村民如何实现自治，如何运作村落的集体经济。其六，民风民俗。古村落的民风民俗，有的见之于家谱和地方志，有的现在还存活于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当中。其七，旅游价值。探讨如何保护和开发古村落的旅游资源，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对策。
研究古村落的这种通行做法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条不紊地将古村落方方面面展开出来，但是也有它的局限。首先，古村落是过去的人们所精心营造的生活空间，其中的建筑物、文献资料和民风民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古人眼中，它们不是用来欣赏的，也不是供人研究的，而是与他们的生命融合一体的。我们今天将它们一一孤立出来，分别地加以观照、剖析，一定程度上就使古村落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气息，而只是将它们当作客观的存在物来研究。其次，将古村落遗存的建筑、文献资料、民风民俗等研究对象作为研究古村落的行动指南，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描述性的成果，多是回答“是什么”，很少涉及“为什么”。尽管在观照这些遗存时，有些研究者也能进行一些文化反思，但这种反思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
正是针对通常研究的两方面局限，周斌、张实龙合著的《缙云河阳古村落研究》改变了研究思路。第一，他们不是在古村落的外围打转，而是深入到河阳古村落的内部，亲身到河阳古村落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将自己当作古村落中的村民，去感受去体验过去古村落中村民们的生活。这样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贴近古村落的原汁原味。第二，他们不是以古村落的遗存物作为研究线索，而是以古村落中居民的思想来统率那些静静地躺着的文物，以内在精神性的思维之光来照亮那些村落里的遗存物，使那些文物资料都具有了生命。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改变，使得他们的研究更具有深度。
整部书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河阳古村落（或者说河阳朱氏家族）为什么历经千年磨难而兴盛不衰？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家族凝聚力和民族实用智慧的结合是河阳古村落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接着他们又进一步探问：河阳朱氏家族的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民族实用智慧在河阳人身上又有哪些表现？他们认为，河阳朱氏家族的凝聚力来源于血肉亲情和等级秩序。民族实用智慧在河阳人身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自身的灵与肉的关系，如何处理村落与外面世界的关系，如何面对命运的挑战。而接下来，又是一个又一个问题：河阳朱氏家族如何培养血肉亲情？河阳朱氏家族如何维系等级秩序？河阳朱氏家族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书稿就是这样，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又来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相互关联，逐层深入，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精心构思。作者对于河阳古村落的文献资料、古代建筑和流传于民间的民俗故事等了如指掌，能够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些材料来回答那些问题，并且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书稿以河阳朱氏家族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一些新观点，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如书稿中认为中国古代家族对抗重大灾难，主要是依靠人口的繁衍。书稿中还认为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是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家族制度不得不随之衰弱。作者还对过去乡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做了特别的关注。
周斌院长在从事艺术设计教学的同时，还承接过许多的设计项目，有不少的设计作品在业界得到好评。他对中国传统的设计文化也有自己一些思考，这次涉足古村落文化研究，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颇有新意，这对于当前的古村落研究是有益的。因此，我郑重地推荐这本书，并乐意为之引言。2011年3月19日于杭州绪 论
人类聚住的场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城市、村落和介于两者之间的集镇。在过去的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居住农村。千百年来，人们精心营造着这些村落，展露出无限的毅力和无穷的智慧。其中有许多村落，直到今天仍然较好地保存着它们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朴风貌。这些村落有自己固定的地域(1)，它们的自然环境、人造建筑、历史文脉和传统氛围，基本上还保持着过去的形态，而且这些村落里的建筑设施和自然环境，至今还在被人们享用着。这些村落在今天被称为古村落。
这些古村落就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我国大江南北的青山绿水之间。在现代社会里，林立的高楼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闪烁的玻璃墙晃花了人们的双眼，到处是喧嚣热闹的人群，到处是来往奔驰的车辆。当我们徜徉在这些古村落里，聆听着古石板上脚步的回响，人的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古村落给了我们别样的感受。但是，随着岁月之流的淘洗，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这些古村落正处在不断消亡的过程之中。因此，近年来大批专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这些古村落。一 古村落研究现状之思考
面对着这些古村落，首先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今日研究古村落究竟有何意义？在我们看来，现代人研究古村落至少有如下四方面意义：
其一，可以还原过去中国人的乡村生活。人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过去，然后才可以更好地规划未来。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中华文明是如何保持数千年而绵延不绝的？作为现代人，我们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是为了自身将来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中的文字记载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逝去的岁月，但是文学作品添加了一定的修饰成分，历史著作不可能过分地去关注细节，这些方面的空隙还是需要用现存的古村落来作为一些补充说明。古村落“赖以生存的条件不仅包含了建构村落的建筑与自然环境，而且包含了形成与发展聚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可以说古村落是活的化石”(2)。
其二，可以有助于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逐步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之中，许多古村落的建筑正在遭受着两难抉择。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古建筑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明显不适合现代人居住。而且维修和保存这些古建筑，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古村落中的民风民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现在的古村落越来越少，以至于成为一种比较稀缺的旅游资源，成为一道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异样风景。一些地方政府从经济方面来考量，有意识地对这些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但是这些保护和开发多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多是急功近利式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旅游开发中，有时为了吸引游客，强加入许多的现代元素。这样的保护与开发，很有可能是对古代村落的一种无意识的破坏。如果想要很好地保护与开发一个古村落的旅游价值，那么对古村落正确的认识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因此，研究古村落有助于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其三，可以作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大家顾不上与亲人团聚，来不及享受美味佳肴，没时间整理自己的万千思绪。现代社会对人的引诱实在太多了，大家整日地忙碌着，有做不完的事，有见不完的人，有说不完的话。人们就像无根的浮萍，常常感到身不由己，仿佛被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推着向前行进。正如荣格所说：“掌握机械的人同时也变成机械的奴仆并必须顺从机械的法则。”(3)现代社会生产力是强大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大家普遍地没有幸福感。现代的人们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却反而去怀念古人的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这似乎是庄子所说的那种“吊诡”(4)。我们研究古村落，当然不是要让现代人返回到古人的生活状态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研究古村落，是希望从古人那里获得生活方式上的一种参照，得到一些人生的启示。河阳答樵路上的马头墙
其四，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古村落，其背后常常都有一股强大的家族力量作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族为单元，以伦理为本位，国只不过是扩大了的家，家只是缩小了的国。我们只有了解了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产生过不少的误读，我们也因此承受着这种误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家族文化的特性。中华民族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如何处置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对古村落的研究，也许可以为解决这个重大课题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是看到了古村落研究的如此价值，我国学者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古村落研究。近二十年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在不断地丰富当中。就已有的成果而言，古村落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一些建筑学者，他们主要研究古村落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从中挖掘古人建筑的实用价值与美学意义。第二类是一些环境学者，他们站在环境生态学的角度上，着眼于考察古村落的自然环境，探索古人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保持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三类是一些历史学者，他们看重的是古村落的一些文史资料和存活于人们口头的故事传说，从中寻找古代民众乡村生活演变的规律。第四类是综合的研究，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某一个古村落的方方面面进行文化观照。在目前的古村落研究中，大部分都是这种综合性的研究。
目前对于古村落综合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古村落的这样几个方面：自然环境、人文背景、建筑装饰、人物事迹、社会结构、民风民俗和旅游价值等。有关古村落自然环境的研究，多是探讨古村落的“风水”问题，其中涉及村落的选址，考察古人如何顺应自然山水，如何利用自然环境为人造福。有关古村落人文背景的研究，大多都是依据家谱和地方志，描述居住在村落中的人们是如何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有关古村落建筑装饰的研究，主要考察古村落中的私人住房和公有建筑，大的方面如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小的方面如门窗的精雕细刻。一般的古村落的建筑装饰都有值得今人称道的地方，所以这方面是古村落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关古村落人物的研究，主要涉及生活在村落中的那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事迹和著作。有关古村落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在村落这样的小社会群体里，过去的村民如何实现自治，如何运作村落的集体经济。有关古村落的民风民俗，有的见之于家谱和地方志，有的现在还存活于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当中。有关古村落旅游价值研究，多是探讨如何保护和开发古村落的旅游资源，提出一些操作性强的对策。
以上是目前研究古村落的通行做法，即是按照古村落所提供的材料来进行分项研究。一般古村落所能提供的材料无非是家族的谱谍、留存的建筑物和存活于民间的故事传说及民风民俗等。于是人们研究古村落，多是按照风水、历史、人物、祠堂、民居、故事、风俗等来分项进行。这样的研究有其长处，眉目清楚，方便于研究者的操作，研究出来的结论也容易被人接受。如此全面细致地剖析，对于古村落研究来说是必需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古村落的全部。就象历史有不同的写法（有纪传体、编年体，还有本末体等）一样，研究古村落也应有其他的方法。
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关于文化的思想不应该以“技术模式”为导向，而应该以“生命模式”为导向。(5)所谓“技术模式”，就是用技术的、无机的模式用来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世界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古村落研究，“技术模式”的研究就是将古村落里的遗存物当做一些纯客观地研究对象，将它们一一孤立出来，分别地加以观照、剖析，研究者尽可能地置身于事外，尽可能地做出客观的解说。但是，事实上这种“技术模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古村落是一种人文的集合。虽然古村落中的家族谱谍、遗存的建筑物和民风民俗都已是历史的陈迹，但梁启超先生说：“此一群史迹，合之或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6)古村落是过去的人们所精心营造的生活空间，其中的建筑物、文献资料和民风民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古人眼中，它们不是用来欣赏的，也不是供人研究的，而是与他们的生命融合一体的。古村落是有生命的。当我们将手从人的身体分离出去的时候，那还能叫做人的手吗？因此，我们应以“生命模式”为导向来研究古村落。正如美国学者格里芬说：“机械论的出发点不能解释真正的有机体，而有机体的立足点则可以解释世间出现的所有机械现象。”(7)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将古村落遗存的建筑、文献资料、民风民俗等研究对象作为研究古村落的行动指南，研究者只能在事物的外围打转，所能得到的也只能是描述性的成果，最多只是回答“是什么”，很少能够涉及“为什么”。尽管在观照这些遗存物时，有些研究者也能进行一些文化反思，但这种反思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古人说，君子应该“役物”，而不应该“役于物”(8)。我们应该透过古村落的那些建筑物和家族文献，与古人以神交而不以目视，从事物的内部来探索古村落的奥秘，而不应该被古村落的遗存物牵着鼻子走。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在研究缙云河阳古村落的时候，改换了研究古村落的方法，是采用了以神驭物的研究方法。我们试图进入到河阳古村落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层层追问的方式，与古村落里的文献资料和建筑物展开对话，从而获得对河阳古村落“同情的理解”(9)。2007年，我们以此申请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项目。这本书即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希望行家里手们能够不吝赐教。二 河阳古村落研究综述
河阳古村落原只是静静地躺在缙云的山水之间。至今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多是交通不便或地处偏远之地。到了2000年，河阳古村落被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于是才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关于河阳古村落的研究，2005年10月几乎同时诞生了两部学术著作：一是金兆法先生撰写的《走进河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是洪铁城先生主编的《稀罕河阳》，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金兆法先生原供职于缙云地方志办公室，曾主编《缙云县志》、《缙云姓氏志》、《缙云县教育志》等书，其中《缙云县志》还被评为浙江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金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缙云人，非常了解缙云的地理沿革、历史掌故、人物风情，他也是较早关注河阳古村落的学者之一。他有意地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积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准备工作，2005年还以此申报了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研究课题，《走进河阳》一书便是该项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金兆法《走进河阳》与洪铁城《稀罕河阳》《走进河阳》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河阳朱氏家族的由来以及河阳的风水，主要是根据《义阳朱氏家谱》和河阳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第二部分讨论河阳村落的“八士门”与“八士门街”，涉及河阳的读书人和商人的事迹；第三部分讲述河阳朱氏的祠堂、宗谱、庙庵和牌坊，考察河阳人的精神生活；第四部分讲述河阳民居“十八间”，向人们描述河阳人的家居生活；第五部分以河阳的生产劳动工具、生活礼仪用具和民间工艺品，以此来说明河阳的民俗风物。
这本书以散文的笔法，写出作者对河阳古村落的各方面观感，并且配有各式各样的图片，还穿插一些民间故事、历史掌故，让读者“走进河阳”以后，顿时产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之感。作者始终将自己当做一名游客，以自己所看到的文物为线索，来发掘河阳古村落文化，人的思想是跟随着文物而移步换景。这种言说的结构方式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毕竟是表层的，有值得深入的必要。后来金兆法先生也成为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我们在一起共同推进河阳古村落文化的研究工作。非常可惜的是，就在2010年的6月，金兆法先生因病突然去世，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洪铁城先生是建筑研究方面的专家，退休后回到老家浙江东阳居住，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步伐。他编写的《稀罕河阳》是从另一个视角来透视河阳古村落。全书共六万余字，配有大量的精美照片和插图，其中对河阳古村落建筑的分析是很精到的。但让作者最得意的地方是谈到河阳古村落在堪舆学方面的辨误问题。一般风水朝向都是坐北朝南，而河阳朱姓始祖朱清源、朱清渊却选择了河阳这样一个坐西南朝东北的风水宝地。洪先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风水佳例，说明朱氏兄弟精通《周易》的易理。因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的缘故，其后三四百年里，河阳朱姓涌现了大批的读书人，也出现了许多的官员，家族声望达到顶峰。可是到了朱氏第十七世祖朱竹友这儿，却将村落的朝向搞反了，改为坐东北朝西南，结果再也没有人考中进士。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风水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既不可全盘的否定，又不可一概的盲从。当前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是用神秘的外衣包裹着一些理性的思想内核。现代人研究风水，应该剥去它神秘的外衣，而阐扬其理性的内核。现代读者大多不懂风水，读了洪先生的《稀罕河阳》，只感到其中的神秘而看不到理性的分析。譬如说，书中一方面认为由于风水朝向的误解，河阳朱姓再没有出现过进士，这就是说河阳的好风水已经遭到破坏了；但是另一方面，书中又提到后来河阳朱姓人做生意照样发大财，是因为“好风水挡不住”(10)。这就让不懂风水的人觉得，风水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关于河阳的风水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河阳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再详细讨论，此处暂且略过。
总之，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点，都收集了大量有关河阳古村落的资料，都揭示了某些方面的真理，这些对于河阳古村落的进一步研究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来进一步研究河阳古村落。而且我们希望以河阳古村落研究为例，为推进中国的古村落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三 古村落研究新思路
如上所言，有关河阳古村落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从外围来观察河阳古村落，将它当做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来研究它。不可否认，如此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可以得出一部分真理，但绝不是真理的全部。我们打算从河阳古村落的内部着手，将自己当做过去生活于古村落中的村民，去感受去体验过去古村落中村民们的生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是采用不断追问的方式，以鲜活的思想来统率那些静静留存的文物，以内在精神性的思维之光来照亮那些已经物化了的历史遗存物，从而给出我们对河阳古村落的诠释。为使读者首先具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地提出我们的主要观点和由这些观点所组成的研究思路。
我们的研究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来展开的，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河阳古村落为何能够经历千余年的风雨而屹立不倒？如果是站在河阳人的立场上，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问：如何保证我们的家族始终能够长盛不衰？过去的中国，每一个家族都渴望着人丁兴旺，香火不断，这是由人的生物本能所决定的。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任何生物都希望自己的遗传基因在空间上传得更宽广，在时间上传得更久远。植物的枝叶向高处争阳光，植物的根向深处争营养，就是为了将种子传得更远。猴群中雄猴为当猴王而打得不可开交，只是为了争夺与母猴们的交配权。人的出现是生物逐步进化的结果，希望家族兴旺似乎也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十八间”生活场景一“十八间”生活场景三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能够保证长盛不衰的。明代缙云人樊献科，他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封为大中大夫，曾任广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前河南道监察御史，还曾巡按南北直隶、福建等处，是河阳朱氏家族的姑爷(11)。他为河阳朱氏在明万历二年（1574）重修的家谱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道：
即今天下所谓公卿大夫者，其门第非不隆然高也。自高祖以上，使历数之，以至于子若孙者几何？自同堂期功之外，其诸昆能百数计者又几何？余往问俗燕赵，而贵族富室多不过四五代，少仅二三代，甚至流徙，日微远或不可而得知，又安得而谱哉！询之吴、会间亦然。(12)
樊献科对于河阳朱氏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这些话至少说明一种现象，在中国古代，能够做到经久不衰、子孙众多的家族，是不多见的。那么，河阳朱氏家族为何就是这些不多见者的一个呢？通过考察河阳古村落的建筑群，翻看河阳朱氏家族的族谱，聆听流传于河阳民间的一些故事传说，接触到今天生活在河阳的一些老者，我们得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家族凝聚力与民族实用智慧的结合是河阳古村落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那么，接着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河阳朱氏家族的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河阳朱氏家族依靠的是“亲亲”与“尊尊”。“亲亲”与“尊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由来久远。《礼记·大传》中说道：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亲亲”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亲近，“尊尊”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敬。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社会管理艺术。不管是古代也好，还是现代也好，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中，大家都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就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没有隔阂和猜忌，“亲亲”的社会团体才会有凝聚力。但是，如果大家只是亲近而没有差等，也就无法维持这个社会团体的秩序。因此，“亲亲”是人们的感情诉求，“尊尊”是人们的理性思考。要想做到“亲亲”，必须依靠“尊尊”；但是过分的“尊尊”，反而会伤害“亲亲”。中国古人制订礼仪就是在此两者之中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亲亲”与“尊尊”的思想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个细胞，成为许多乡村实现社会自治的指导思想。河阳古村落文化可以为此做上一个注脚。
翻开河阳朱氏家谱，其历代谱序中多次提到“亲亲”与“尊尊”。宋咸淳二年（1266）的《义阳朱氏家谱》的序言中说：“视斯谱也，俨然如吾祖在上，诸孙环侍左右，于爱于敬油然而生，虽远而不忘，若疏而实亲，亲亲长长，以联一本之爱，蔼然一家庭气象。”(13)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义阳朱氏家谱》的序言说：“自古名宗望姓，足以亘千百载而勿替者，不第恃阀阅，以夸耀门功，且非直叙昭穆，以修明世系而已，必其尊祖、敬宗、收族，实能明乎尊尊之义，敦乎亲亲之仁。”(14)河阳朱氏宗族历千年而不倒，就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宗族凝聚力。强大的宗族凝聚力即是来源于“亲亲”与“尊尊”，也就是来源于浓厚的血肉亲情和牢固的等级秩序。
那么，河阳朱氏家族又是如何维护血肉亲情的呢？他们通过家族祭祀、续修家谱、共修祖坟等家族内部的活动，反复强调相互之间的同宗共祖之义，为的是强化家族内部的血缘之亲；他们还通过建立公田、同族互助的举动，使得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有凝聚力的家族，血肉亲情是有实实在在的表现，而不是空喊口号。
紧接着，等级秩序又是如何在河阳朱氏家族中体现出来的呢？它们体现在朱氏家族的宗教仪式和乡俗家规上，正是这些形式性的东西，对朱氏成员实行着强制性的规范；它们还体现在住房安排和宗祠牌坊的设立上，这些物化的东西时刻在提醒着朱氏家族成员，同时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河阳朱氏家族，对血肉亲情的强调和对等级秩序的宣扬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凝聚着河阳朱氏家族的力量。
有了家族的凝聚力，还需要通过某种智慧来规划这样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个讲究实用的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积聚了丰厚的实用智慧。那么，民族实用智慧在河阳人身上又有哪些表现呢？主要表现在他们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关系上。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时，河阳人鼓励家族成员读书，提倡耕读并重，并以参神拜佛作为补充，以此方法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来满足家族自身的发展期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河阳人居住地的选址历来就被后人们所称颂，建筑群内部的排水系统也具有科学性，单体民居的设计也凝结着无数的智慧。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宋元时的河阳人是通过科举去做官，出了有名的八进士；明清时的河阳人多是出门经商办企业，出了许多大财主。河阳人从来就不向命运低头，一千年来他们遭遇过许多的挫折。譬如说，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人丁凋零，明朝时候银矿暴动引发的三次劫难，清朝时期叛乱军队的杀戮，“文革”时期的文化摧残……所有这些磨难都没有使河阳古村落倒下，河阳古民居依然较好地保存下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实用智慧的显现。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家族凝聚力是支撑河阳古村落的基础，民族实用智慧则规划朱氏家族凝聚力的方向。此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使河阳古村落能够经历千年而不倒。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河阳古村落，它不仅仅只是一些建筑物和文献，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命脉，这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
以上是我们研究河阳古村落的整体思路。一般说来，研究思路取决于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研究思路。众所周知，古村落包含着“有”与“无”两方面的内容。“有”是指古村落所能提供的材料，它包括家族的谱谍、历史遗留的建筑物和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无”是指这些材料背后的精神气脉，这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搏的，但它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15)我们研究古村落也应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由“有”及“无”，由古村落所提供的材料去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其二是由“无”到“有”，由内在的精神来统率古村落所提供的材料。我们研究河阳古村落所采用的就是以神驭物的方法。
究竟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主要还是要看研究对象。就古村落来说，应该是先有家族的精神意志，然后才会有古村落的建造。正如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理论所提出：“与其说世界样式构建了思想，不如说思想样式创造了世界。”(16)具体到河阳朱氏家族，他们总是心中先有一些意图，然后才来建祠堂、修家谱、造民居。那么，我们今天来研究河阳古村落，就应该“顺着古人的思想来思想”(17)，然后才可以得到古村落的真生命。四 本书整体的框架
按照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最后得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个结果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之中。本书的主体部分共为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向读者介绍我们对目前古村落研究现状的一些思考，提出我们的研究思路和写作的整体框架。我们研究将以问题为中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层地推进。着重在于精神层面的探讨，但又不脱离物质层面的文献和实物，并且尽可能地与存活在现代河阳人身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相印证，努力做到句句落实，不发空言。河阳村口牌坊
本书主体部分将围绕“河阳古村落为何经历千余年磨难而不倒”这一中心议题而展开，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家族文化的凝聚力，下编论民族实用智慧。在河阳朱氏家族，家族文化的凝聚力得力于血肉亲情和等级秩序，所以第一章论血肉亲情，第二章论等级秩序。通过考察河阳古村落演变之历史，我们知道民族的实用智慧在河阳朱氏家族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等四方面关系之上。因此，第三章谈河阳人的选址造房，第四章谈河阳人的耕读传家，第五章谈河阳人的仕商转型，第六章谈河阳人的面对命运。现将各章内容简略说明如下。
第一章是要揭示河阳朱氏家族如何加强血肉亲情的内幕。我们首先要交代这个血肉之亲的由来，于是有关河阳朱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便呈现于读者们的面前。为了强化血肉亲情，朱氏家族特别重视续修家谱和修建宗祠，此两者都是追求一些虚的东西，但有精神性的教化作用。朱氏家族还设置了义田、建造了民居“十八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其目的是鼓励家族成员之间物质性的互助。河阳朱姓人便是如此双管齐下，阴阳互补，虚实相合，使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感到彼此血肉联系的真实存在，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第二章是要探讨河阳朱氏家族所建立的等级秩序的秘密。群体生活只有亲情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秩序。家族的秩序主要表现在尊卑有序之上。为确保家族的等级秩序，《义阳朱氏家谱》中明确地公示着家法，祭祖仪式上也演义着许多讲究的礼仪，“十八间”民居的设计包含有多重内涵，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间社会的尊卑秩序。更重要的是宗法制，保证着家族的长老们实实在在地行使着处置家族事务的权力。这些措施或软的或硬的，或明或的或暗的，都是在维系着着河阳朱氏家族日常生活秩序。本章与第二章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亲亲”与“尊尊”共同凝结成河阳朱氏家族的凝聚力。
第三章是要探索河阳朱氏家族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人来源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混沌一体的。只是随着人的生命能量不断提升，人从自然中逐渐分化出来。而人类有些时候却自以为是，忘记了自己从自然而来的出身，做出许多危害自然的事情来，这实际上是损害了人类自己的生存基础。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常常考验着人类的智慧。河阳朱氏家族的这方面智慧表现在村落的选址上，表现在房屋的整体布局与单元设计上，还表现在民居与室外建筑的搭配上。这些智慧的表现体现了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生活实用与审美教化相统一的原则。
第四章是要探索河阳朱氏家族在解决人自身矛盾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人生来自身就存有矛盾，即灵与肉的矛盾，即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河阳朱氏采用耕读并重来解决人的生命本身的矛盾。《义阳朱氏家谱》中记载着众多祖先读书的故事，保留有前人的许多诗作，形成了“义阳诗派”，还记录了无数的先人获取功名给朱氏家族所带来的荣耀，随处可见的建筑物和建筑物上的题字，都是在提示着后来的朱氏子孙：人究竟应该怎样来生活？河阳朱氏能够成为缙绅家族，能够成为缙云望族，并不单纯依靠物质上的富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第五章是要探索河阳朱氏家族在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时所表现的智慧。在过去的中国，一个家族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总是不断地与当时社会交换着能量。如何与社会交换能量，能显示一个家族的智慧。宋元时朱氏家族主要依靠读书取仕，出现一门八进士的盛况；明清时主要依靠经商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望族。河阳人这种应世策略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相契合的。另外河阳朱氏家族还要处理好与当地官府的关系，处理好与周边的其他家族的关系，这方面也需要一些智慧。
第六章是要探索河阳朱氏家族在面对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一个家族的绵延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遭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外力。对于河阳朱氏来说，宋末元初有一场劫难，当时朱氏人丁凋零；明朝中期缙云的银矿矿工起事，曾波及河阳，许多建筑物遭受致命的破坏；清代咸丰年间，叛乱军队进驻河阳，烧杀抢夺；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也曾洗劫河阳，犯下了滔天罪行。另外，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等等，这些对河阳朱氏家族文化也都有所冲击。处在这些境况之中，河阳朱氏家族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都体现出他们的实用智慧。
最后是结语部分，主要是揭示我们的研究结论，关键是要回答这样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家族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家族制度，为什么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古代家族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启迪？当代续修家谱似乎已形成一股风气，但是过去的家族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今天重演。这是由于生产力、经济形式、社会风气向前发展，不可逆转。尽管过去家族生活方式不可重深，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仍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1)村落与村落之间，或以自然山水为限，或以人为标记为界，各自的区域是固定的。
(2)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荣格：《技术的完美》，转引自迪特马尔·米特等编：《有为与无为》，三联书店，1996年，第379页。
(4)《庄子·齐物论》。
(5)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7)[美]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8)《孟子·告子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9)陈寅恪先生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10)洪铁城：《稀罕河阳》，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11)有关樊献科，新编《缙云县志·人物传》有记载，见《缙云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7页。
(12)《义阳朱氏家谱·历修原序》，第10页。我们所参考的《义阳朱氏家谱》有两套，一为民国三十一年（1942）修的，一为1995年修的。后者标明了页码，但错讹之处颇多。因此，本书引用资料采用1995年修的《义阳朱氏家谱》内容上则参校民国三十一年（1942）修的家谱，有些明显错误的标点和文字，我们就径直加以改正。
(13)《义阳朱氏家谱·历修原序》，第3页。
(14)《义阳朱氏家谱·历修原序》，第18页。
(15)《老子》第一章。
(16)（美）肯·威尔伯著，许金声等译：《万物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7)徐复观：《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74页。第一章 家族亲情
从体能角度来说，人是地球生物中较软弱的一种。但是事实上，人是万物灵长，天地主宰。这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群体。人类结为群体有多种纽带，或以血缘，或以地缘，或以利益，或以信仰和价值观等。其中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成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家族，就是一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成的群体。
在一个家族群体中，血肉亲情是家族凝聚的基础。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一想到彼此来源于同一个祖先，大家的身体里都流淌着相同的铁质，相互之间自然而然也就生起一种亲近感。这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1)，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家族里不断上演着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闹剧。外在的物质利益的引诱，内在的动物欲望的驱动，常常会遮住了人们的双眼，往往使一些家族成员忘记了血肉亲情的存在。于是，在一个家族的群体之中，对于血肉亲情的反复提醒，似乎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那么，就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河阳朱氏家族是如何唤醒家族成员自身生命中本来就有的血肉亲情的？第一节 河阳村落的形成
在探讨河阳朱氏家族强化血肉亲情的秘密之前，有必要让读者对河阳古村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河阳古村落作为浙江省政府所确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它坐落在国家级名胜风景区——仙都风景区之内。仙都本是山名，此山原来叫做缙云山，在南朝初期就已经闻名于世了。它峰岩奇绝，山水神秀，相传黄帝曾在此炼丹升天。能与黄帝的传说沾上边，说明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东晋文人谢灵运曾在《归途赋》中写道：“搜缙云之遗迹，漾百里之澄潭，见千仞之孤石。”相传唐代天宝七年（748），缙云山出现了“仙乐、彩云之瑞”。唐玄宗听到地方上的奏报以后，惊叹地说道：“此乃仙人荟萃之都也！”(2)于是亲自写下“仙都”两字，仙都山的名称便由此传诵至今。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句称赞仙都的景色：“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北宋时的道教典籍记载，仙都山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二十九洞天。唐宋时期，到仙都山来游玩的人已是络绎不绝。到了明代，仙都景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所谓“六大景区”之说。现在的仙都景区融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景观于一体。1985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仙都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包括仙都、黄龙寺、盘溪、小仙都4个景区。1994年2月国务院批准仙都为国家四A级风景名胜区，包括鼎湖峰、倪翁洞、小赤壁、姑妇岩、铁城、马鞍山、小仙都、大洋湖、石门、岩门、黄龙、狮子岩等12个景区，其中仙都摩崖题记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许多诗人都曾写诗称赞仙都之美，如皮日休、王十朋、沈括、朱熹等。相关的资料，《缙云县志》第三编《仙都》第三章《摩崖 诗文 传说》中都有记载，读者自可以去欣赏。我们在此推荐河阳人朱兆雄所写的《仙都杂咏八首》。朱兆雄是缙云独峰诗词学会会员，丽水地区鸥江诗协会会员，《天柱诗联》联络顾问，他的《仙都杂咏八首》其二咏叹独峰：“黄帝炼丹羽化仙，独峰傲立几斯年。微风激起鼎湖浪，洒落银珠亿万千。”其六咏叹妇姑岩石：“妇敬姑慈玉影留，沧桑阅尽几春秋。五雷殛顶羞安在，长教游人叹不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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