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探索与构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绍东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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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探索与构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序王立胜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二战后形成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大批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观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提炼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宝贵经验的工作中应运而生的。武汉大学周绍东研究员的新著《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探索与构建》（以下简称本书） ，正是这项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相比，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 ”因此，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体系，应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组成的三元结构，而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在这个三元结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本书理解并把握了中国特色经济科学体系的三元结构，不仅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尝试。第一，本书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和分析线索，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第二，本书始终坚持科学的理论导向。在结构安排上，本书进行了详细的中外文献回顾，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路径、循环和螺旋等多个理论概念，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将抽象的生产方式具体化、形象化，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经济学学术素养。第三，本书始终坚持实践和应用导向，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中国发展实践的分析中来，探讨了农地制度变革、企业技术升级、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金融化、生态导向的城镇化、区域生产方式选择、政府与市场关系、生产方式开放模式设计等大量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发展问题，描绘出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实现了一系列的范式创新、学科创新、观点创新和方法创新。以本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继续深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定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绪论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追赶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以农业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切入点，继承并发扬了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成功实现了分析范式上的跃升，以AK模型、干中学模型、产品多样化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为我们更好[1]地理解什么是发展、如何更好地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发展实践，这表现为两条历史线索的交汇：第一条线索来自生产力层面，中国正从基本实现小康迈向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第二条线索来自生产关系层面，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2]段演进的制度转变。遗憾的是，与丰富的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领域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政策阐释阶段，即使形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研究成果，大多也还是碎片化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系[3]统化的后发经济体理论相比，目前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不仅对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的提炼、总结和分析不到位，在理论体系框架构建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譬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两部门模型仍然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实际上，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产品创新和分工广化极大地扩张了产业门类，有必要通过构建多部门模型考察经济的内生增长问题，并由此形成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

为此，本书提出，可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下，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发展进程中交汇融合的两条历史线索，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发展[4]经济学，并以此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界定，这导致其学科定位模糊不清。在发展经济学创立之初，研究者将其理解为一门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追赶和经济发展的学科。这一定义的问题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其研究的具体领域确定的，例如，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布局和资源的空间配置，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劳动经济学研究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而欠发达经济体本身就面临着各个领域的具体经济问题，譬如区域问题、产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资源环境问题，那么，发展经济学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大综合呢？换言之，发展经济学是否应被界定为研究经济学的“欠发达版本”呢？如果做这样的界定，那么，发展经济学所涵盖的内容将非常庞杂，其[5]学科定位与经济学的其他学科也将是严重重叠的。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欠发达经济体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要研究生产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发经济体的经济追赶行为，实质上是生产方式变迁的过程。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先生早在其1945年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对工业化做出如下界定：“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6]的过程。 ”这里的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方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后发经济体的经济追赶活动，就是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要素组合方式向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要素组合方式的演变。

将生产方式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学是否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首先，发展经济学并不孤立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发展经济学不同于技术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偏重于研究生产力的经济学科。其次，发展经济学也不同于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偏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科。

但是，发展经济学不单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结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研究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 ，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7]动资料结合的方式，我们将其定义为“生产方式（一般） ” 。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我们将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特殊） ” 。

发展经济学研究生产力，是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生产方式（一般）至少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这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是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劳动方式” 。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 “技术—经济”范式是与“劳动方式”较为接近的概念，如福特制、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生产、弹性专业[8]化生产等等都属于劳动方式的范畴。第二是中观层面的区域和产业，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组合和搭配的。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行政区域、城乡、国内国际等多个维度，产业概念则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含义。第三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等三种类型。严格意义上来说，微观和中观的生产方式一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为了凸显资源配置方式在宏观和总量层面的特定含义，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一种独立形态来处[9]理。

发展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是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特殊）是与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方式（特殊）的前置项，只有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背景下，讨论生产方式（特殊）才是有意义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这个纽带间接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过程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和控制，劳动成果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因此，我们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始终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特殊）联系在一起研究，譬如，农地制度改革必须适应和引领农业生产方式的演进，必须对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田大户、 “公司＋农业”等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才能设计出合理的农地制度。

总体而言，发展经济学研究欠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而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本书将结合生产方式（一般）研究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结合生产方式（特殊）研究我国生产关系的演进。三、本书的研究内容

除绪论和结论外，本书包括五篇十六章，分别是

基本原理篇

基本原理篇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文献梳理和述评，简要回顾了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是全书的理论枢纽，我们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对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进行辨析，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路径Ⅰ是“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 ；路径Ⅱ是“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 。同时，第二章还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发展循环的两个分析维度，并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类经济发展必将在这一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复归” 。第三章从统计视角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并以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为案例，刻画了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

微观行为篇包括三章内容，围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行为变迁展开探讨。第四章探讨了新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运用“知识性生产资料”概念，分析了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的变迁机制及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从生产方式（一般）来看，新科技革命弱化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与传统物质性生产资料之间的密切关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从生产方式（特殊）来看，知识本身开始成为生产资料，“知识性生产资料”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是一个完全由资本摆布的过程，两者自然结合的可能性有所提高，资本监督和控制劳动过程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同时，劳动者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第五章依托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福建省泉州市企业“数控一代”专项调研，研究企业应用智能化数控技术的主要动机和影响因素。数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标志着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逐渐转变为间接结合，劳动者开始通过操纵数字化系统来控制工作机，完成生产工序。数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内部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第六章探讨了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金融化问题，提出现代借贷资本家将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及其工资收入纳入金融体系，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经济金融化体系。

中观结构篇包括三章内容，分别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迁问题。其中，第七章承接新科技革命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路，研究了劳动者阶层的结构性分化，提出“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就业空心化”现象，低端劳动力被边缘化和高端劳动力核心化趋势同时存在。第八章研究生态导向的城镇化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蓝绿”“白绿”“红绿”“金绿”四种生态导向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路径，并进行了案例研究。第九章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分析了小农生产方式未能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原因。 “互联网＋”的出现使小农生产方式获得了一个新的推动力，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卡夫丁峡谷” ，形成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小农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宏观建构篇包括四章内容。第十章总览性地提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分别从农地制度、政府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战略等方面进行宏观上的制度设计。第十一章探讨我国农地制度改革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特殊性质，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新科技革命降低了农业中资本监督劳动的难度，使得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为此，应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引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第十二章提炼总结西方经济学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三种主要范式，也即斯密范式、凯恩斯范式和“撒切尔—里根”范式，从理论依据、本质特征和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将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与这几种西方范式进行对比。从把握经济规律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扬弃和超越西方范式，并提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于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所提出的要求。第十三章研究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开放模式的演进，我们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环境指数，以双方经贸额作为对外投资意向的显性指标，对中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分类讨论。

理念演进篇包括三章内容。第十四章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探讨由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及其新变化，以是否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依据，从“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分析了“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开放包容的理论气质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第十五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基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基于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实践路径，基于宏观层面展望了中国发展的理想愿景。第十六章探讨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本书提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理论探索和体系构建的过程就是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和构建，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参照样板。四、本书的研究方法

总体上来看，本书的研究过程采用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方法，即从中国发展的经济现象出发，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过程，逐步走向规律性事实。从方法论特点来看，本书坚持唯物史观分析范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遵循系统论和整体论原则，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研究。具体来说，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1．文献梳理与学派述评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四个理论源泉进行了述评，这四个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经济追赶的分析、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2．历史回顾与统计评价

本书对全球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应用统计方法进行了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在测度全球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主要采用单指标（国民收入水平）的比较分析方法，用于比较的统计指标包括极差、标准差和增长率差异。在测度中国的发展水平时，依据“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采集并整理了人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类指标，设计了综合发展指数并进行了统计分析。3．质性研究与案例分析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还原论，其特点是通过演绎实现“从一般到个别” ，也即从某些特定的经济学“公理”出发推演经济现象，表现为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等量化研究方法。本书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原则指导下开展质性研究，我们参与到自然情境而非人工控制的实验环境中，充分地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和形成理[10]论，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实际互动来理解其行为特征。譬如，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进城务工人员的行为决策特点。在研究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企业的数控技术决策问题。在研究农业生产方式和农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在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4．跨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对具体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本书还综合运用了博弈论、运筹学和复杂系统理论等跨学科方法。譬如，采用合作博弈理论和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方法研究了多主体联合选择产业技术路线（产业层面生产方式）的问题；采用基于区位熵的灰色关联方法研究了区域主导产业（区域层面生产方式）的选择问题；采用复杂系统理论研究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广义生产方式”问题。这些方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出于问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开展对话与交流，并在共有的学术平台上展开讨论。五、本书的特点与创新

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经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向应用经济学延伸，学科发展缺乏扩张力，理论发展缺乏支撑力，知识传授缺乏说服力。有鉴于此，本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以理论创新引领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研究对象，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将微观层面的主体行为、中观层面的区域和行业资源配置、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等多个领域纳入研究视野。一方面，本书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形成“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另一方面，本书应用这一框架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力图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正如本书结论部分所指出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以发展为主线，以中国特色为视角，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路径。注释[1]一般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四条分析思路：第一是AK模型，第二是干中学模型，第三是产品多样化模型（研发与生产两部门模型） ，第四是人力资本模型。也有学者认为，干中学模型是两部门模型的一个变形，而人力资本模型实际上是干中学模型的变形（此时推动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熊彼特所提出的质量改进和工艺创新思想可以被看作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五条思路。参见：菲利普·阿格因，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7-149．[2]周绍东．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N］．新华日报，2017-09-06．[3]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发经济体理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概念，根据笔者的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经济发展理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多个理论分支。[4]周绍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8-16．[5]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着逻辑混乱，目前，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专著的篇幅都比较大。譬如，托达罗等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19页，瑟尔沃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21页，热若尔·罗兰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00页，波金斯等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更是达到了795页之多。这些教科书和研究专著所覆盖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从农地制度到金融危机，从产业结构到收入分配，一应俱全。武汉大学马颖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使用了上下两册110万字近900页的篇幅，探讨西方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发展。谭崇台教授在为《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作序时就提出该著作的篇幅是否可以精练一些，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对著作本身的中肯建议，其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的过度扩张。参见：A﹒P﹒瑟尔沃．发展经济学（第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1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热若尔·罗兰．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L．林道尔．发展经济学（第六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马颖．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3．[7]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81（6）．[8]需要注意的是，将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已经不同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抽象性质了，而是更接近于具有所有制特征的生产方式（特殊）概念。[9]周绍东，解勇．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政治经济学报，2017（1）．[10]马克思主义抽象方法的具体运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实际上，以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统计问卷、人物访谈等为代表的质性研究，符合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法要求，因此，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载体。实际上，《资本论》中大篇幅的社会调查资料是运用质性研究的光辉典范。基本原理篇基本原理篇共包括三章。第一章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述评，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是全书的理论枢纽，我们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对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进行辨析，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路径Ⅰ是“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 ，路径Ⅱ是“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 。同时，第二章还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发展循环的两个分析维度，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类经济发展必将在这一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复归” 。在此基础上，本书从历史视角出发，区分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两种划分方式，重点探讨了以社会关系和分工决策为划分标准的“三阶段论” ，提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某些先兆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既不是所谓要素报酬递减，也不是所谓人口红利衰减，更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新一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快速变化，从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发展动力衰弱、经济结构出现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仅要适应新常态，更要通过改革引领新常态，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和收入分配关系上。第三章从统计视角出发，对后发经济体近20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总体判断。同时，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在比较各种发展价值观取向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问题，设计了一个测度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体系，并应用该体系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量化测度。第一章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源泉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源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 ，二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经济追赶的分析，三是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一、经典作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

从广义上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一套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构思。从狭义层面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而这其中又着重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在经典作家的表述中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其中的精髓可以被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1．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而唯物史观的首要观点，便是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我的观点[1]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这种观点实际上在《资本论》手稿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中，马克思提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

[2]的”。这就意味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最高产物，但人类社会仍然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自然因素始终渗透于、包含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像自然界那样遵循着客观规律，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变换都是一种继承性、创造性和兼容性的发展。正如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解释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3]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 ”2．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理解社会形态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解释社会形态的历史更迭，是每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所必须阐释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着手分析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人类社会先后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这一分析框架以及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是经典作家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3．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单向线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毫不回避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物质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发展的相对发达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该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发达程度。

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也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于资本具有逐利的本质，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摄取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漠视。4．经济发展需要遵循协调和平衡原则

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为强调“协调”和“平衡”原则，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协调和平衡。《资本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社会总资产再生产中务必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价值量平衡，同时又是实物量平衡。第二是中观层面上的协调与平衡。这主要是指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也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两者之间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将无法顺利进行。第三是微观层面上企业生产的协调与均衡。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要恰当，要把生产资本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类，同时保证三者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二、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大量有益成果，但是，与同样继承古典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经典作家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事业发[4]展等领域，而是提升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哲学高度。

从内涵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两个层次的界[5]定。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唤醒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使之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第二个层面的两个规定同样立足于“人的一切潜能最充分的发展” ，着眼于人的外显活动、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既是人的一切潜能发展的途径，又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基础上，马克思通过高度的抽象方法，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6]个阶段创造条件。 ”

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基本上不存在社会分工或发达的社会分工，原始人群只有在集体的庇佑下才可能生存，仅有的社会分工也只是建立在性别等生理特点上的自然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本身的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但这种“全面”同时又是极为有限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7]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

在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完整个体的生命活动被分割开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科学和艺术、劳动和享受这些本是个性整体活动和存在的各个方面，就开始由不同的阶级分担，从而造成“人的细分” 。也正是由于分工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商品交易来满足，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个阶段也被马克思称为“物的相互依赖”阶段。

分工造就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以人类个体的片面化为代价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关系。当然，矛盾的运行过程就是矛盾的解决条件的孕育过程，矛盾发展到顶点时，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分工培养起来的片面的个人能力，织成了人类的全面能力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源于分工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成为消灭分工的有力工具，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为[8]劳动者提供了巨大的剩余劳动时间。正是在这些空闲时间中，劳动者可以充分发展各方面的能力，这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个性”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打下了基础。三、经典作家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经典作家所做的经济学分析，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9]研究和比较。 ”

经典作家研究后发经济体问题，使用的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更多的是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适用性，重点是研究欠发达区域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从历史上来看，后发经济体实现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没有先例。日耳曼部落侵入衰败的西罗马帝国之后，使得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封建社会形态。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在几百年的漫长时期内发展缓慢，一直处在同时具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征的“黑暗时代” ，但是，进入17世纪之后，西方世界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进一步通过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西方社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我国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也使得社会经济形态从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加以讨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便是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土地集体占有制为基础的，与它并存的却是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利用当时现成的物质条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造从而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过，马克思提出，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 。经典作家甚至还设想，俄国发生革命后，将会波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后，会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向俄国输出，从而为俄国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一课。

遗憾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不代表着经典作家的预想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忙于争夺殖民地并进行分赃，因此，在其全球统治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和焦点地区，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农业国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跨越[10]“卡夫丁峡谷”成为现实。四、东欧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东欧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因袭了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战后东欧的经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因此，东欧经济学界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僵化教条，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欧学派”[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欧国家，大部分都处于经济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东欧国家的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欧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针对生产方式变革展开分析，因此，东欧学派所研究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属于经济发展领域。主要包括波兰的“兰格—布鲁斯”模式、匈牙利的“科尔内—里斯卡”模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针对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兰格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对市场进行模拟，实现计[12]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布鲁斯进一步深化了“兰格—布鲁斯”模式，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经济决策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经济决策，这一类决策需要由中央当局决定；第二个层面是在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上的个人决定，这种局部决策既可以集权，也可以分权；第三个层面涉及“企业和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结构、消耗的数量和结构、销售战略和原料供应、较小的投资、工资的具体形式等等”[13]，布鲁斯认为这一类决策除在战争等特殊时期，都应由个人分权

[14]决策。

东欧学派的另一分支是匈牙利的科尔内和里斯卡等经济学家。科尔内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短缺现象的根源，而要解决这些短缺问题，就必须改革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下，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力图实现计划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有机结合。与科尔内不同，里斯卡·蒂博尔的研究中心则注重所有制改革，这与东欧学派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研究问题的思路具有很大差异。里斯卡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承包经营模式” 。里斯卡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社会继承，即人们通过占有它而享有的从事承包经营竞争和获得以货币形式体现的利息的权利，因而感受到真正的占有权。

东欧学派的第三个理论分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模式” 。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曾一度担任捷克经济改革的领导职务。锡克主要的改革方案是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并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因此，一方面，锡克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锡克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还包括资金市场，企业拥有自主的投资权。但是，锡克将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这就使得这种市场体制缺乏完整性。另一方面，锡克在东欧学派中较为突出地将经济利益刺激提升到较高的理论位置，强调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中[15]仍然需要利用物质利益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独立展开对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分析一样，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发展问题探讨，大多数仍然是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个别的例如卢森堡（Rosa Luxem‐bourg）等人，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扩张过程，提出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寻求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目的，必须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尽管这些结论颇有意义，但仍然是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

二战之后，大量原本隶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经济独立和政治自治，而这个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重新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建立起一套将第三世界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理论学说体系，这就是以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 ，它初步奠定了将全球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二元”分析的基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拓展，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板”打造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现代的方式可能只是从对现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形成的分析中推导[16]出来的。 ”

但是，一些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跟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他们提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分割开来的做法并不符合现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紧紧纳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不对称结构。在这种总体思路下，形成了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脱钩理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学派，我们将其统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另一方面，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探讨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发展经济学最初的理论动机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环境问题暴露出来，并且，这些问题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后发经济体更为严重地被卷入了生态危机的旋涡。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此，本节专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概述。

本节还依据国别和区域标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选择了东欧、日本和非洲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文献述评。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社会体制变革后，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发展中经济体，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东欧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优良的人口素质等因素，又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发展，其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日本在二战后同样也面临着迅速提升经济实力的任务，日本马克思主义也形成了有关后发国家如何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观点。此外，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滞后的经济体，非洲国家面临着沉重的发展任务，非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值得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丁美洲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因此，本书将其统一置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一并阐述。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经济发展理论1．依附论与不平等交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依附论和后面要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开始都是“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学者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或[17]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的副产品。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时显得进展缓慢，而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化扩张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机制迫使发展中国家紧密依附在发达国家周围。但是，以巴兰1952年的开拓性文献《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以及1957年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18]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获得了明显突破。巴兰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这样，中心和外围的分化就取决于世界剩余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以及它们在这些地区被使用的方式。这种分化始于16世纪，那是西欧国家开始殖民扩张和原始积累的时期。西欧各国国内的剩余和欧洲以外的剩余不断地被投入生产，这种剩余的转移破坏了拉丁美洲、非洲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在这两类地区产生了分化。巴兰以印度和日本为例，印度的剩余被英国殖民者吸收，而日本成功地逃脱了殖民控制，因此保持了自己的工业，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把剩余用于本国的生产性

[19]投资。

安德烈·冈德·弗朗克（1978）结合史实对这一类思想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的历史产物。 “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将影响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的速度。譬如17世纪西班牙的衰落、19世纪拿破仑战争、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大事件都放松了“关系链” ，进而不发达国家在此时期获得了部分发展。但这些历史事件趋于平息后，原本的世界体系又恢复了， “关系链”又被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20]发展又受到阻碍。

当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依附”与“发展”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就此提出了“依附的发展”这一概念，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对于那些陷入“依附”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受制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损害明显小于没有外资进入、只依靠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损害。因此，这种受阻碍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这种“依附的发展” ，是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扩张的[21]一种形式。2．边缘化理论

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相似，边缘化和内部殖民理论也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与依附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和压榨不同，边缘化理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更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收入分配问题。“边缘化”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他指出，通婚或移民使得一些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边缘上的人群[22]常经受心理上的失落，他们得不到文化团体的接纳。20世纪60年代，拉美学者接受并改造了“边缘化”概念，并形成了“二元论”和“结构主义论”两类观点，前者以智利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学者为代表，而后者则以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和阿根廷政[23]治学家何塞·纳恩等为代表。“二元论”认为边缘化通常出现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某些人和团体不能参与这一过程，也不能从这一过程受益，因此只能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阶层主要由城市中的“次无产者”组成，这些居民大多数是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或低生产率的职业，这就使得这些群体既无法为城市完全接纳，同时又失去了回到农村的动机，从而成为边缘人。“结构主义论”的特点是将拉美国家的边缘化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也正因为如此，结构主义论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论将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边缘化劳动力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积累规律的表现，也即这种边缘化劳动力的实质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相对人口过剩和产业后备军。此外，结构主义论还通过界定“边缘小资产阶级”和“边缘无产阶级”等概念，提出了拉美国家边缘化劳动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差别。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是墨西哥人类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的，主要分析方法是从社会关系视角剖析拉[24]美国家贫困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所谓内部殖民，是指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由此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以拉美为例，尽管二战后大部分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社会分化却依然存在，尤其表现为习惯西方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梅斯蒂索人（即伊比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 ，以及保持着本地民族文化传统的印度安人，两者之间就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内部殖民关系，这种内部殖民恰恰是拉美长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社会原因。3．世界体系理论与脱钩理论

尽管与依附论同属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世界体系理论和脱钩理论仍然具有一些与之不同的特点。依附论更倾向于认为：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但两者仍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别的独立主体。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颠覆了这种观点。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一体化”观点奠定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在《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巨著中，沃勒斯坦将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时间定格在“延长的十六世纪”（1450—1640） 。在1450年前，一些独立自主、彼此割裂的小文明体系组成世界，因而，世界尚不是同一的体系。但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主要包括：经济上具有现代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资本积累；政治上具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政治保障；地理优势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变化加速了西欧各国向外扩张的速度，也使得西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头。东欧率先成为西欧扩张的目标，西欧逐步将其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形成以地区性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单一欧洲经济体。接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更广的范围拓展，美洲、非洲、亚洲相继成为其目标，在这之后，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帷幕。从时间轴上，世界经济体系可划分为：形成阶段（1450—1640） 、巩固阶段（1640—1750） 、发展阶段（1750—1914）和衰落阶段（1914— ） 。从空间上，它以欧洲为中心，逐渐扩展至全球。从功能构成上，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生产体系（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全球交换体系（世界市场）联系下，相互交流、彼此依赖，进而构成了世界经济体[25]系。

既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一体化的经济体，那么，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独立的经济社会发展，题中之义就是与发达国家实现“脱钩” 。在这方面，代表学者是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者，阿明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关系在双方的不平等交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要根除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摆脱发达国家，即改变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全球化”战略的状况，根据“具有民族基础和[26]民众内容”的价值规律去选择具有合理性标准的体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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