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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5 06: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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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洪涛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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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与中医学

武术与中医学试读:

作者简介

郭洪涛,主任医师,中华佛医药研究院(香港)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临床及佛医、中国传统文化等研究。出版《花类本草》《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文明与健康的圣火——奥运与健康纵横谈》《中西医结合急难病临证指南》《佛陀医话》等著作11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先后被评为山东省首届优秀青年中医、山东省滨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

李良松,53岁,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世界巾医学会联合会中陕药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分会会长。为中医文化医史文献与佛教医药专家,现代佛医理论体系的开拓者和创立者。历获第i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片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多年来,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传统义化与医学》《中医文化探津》《佛医观止》等专著36部,主编《中国佛教医药全书》《中国佛藏医药全集》等文献集成类著作共l00多册。

张庆业,山东滨州渤海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主任陕师。1985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临床及研究工作30余年,运用健脾活血法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代谢综合衙,首视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饮食、运动疗法和健康管弹,临床疗效屁著。为首届山东中医约学会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滨州市中陕药学会理事,滨州市内分泌学会理事,滨州市首届名中医。发表及交流学术论文数十篇,多项科研成果荣获滨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吕宣君,男,1970年生,陕西西安人,南京大学工学硕十,中国传统文化知名学者。中国武术六段,极真空手道.黑带五段,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国学与中医文化专家李良松教授的医门人室弟子。现任陕西传统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分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管理课程特邀讲师。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方中医学丛书》总序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2017年3月6日于北京前 言

武术和中医都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粹。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武术,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军事战争和社会活动。武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养生学、兵法学、中医药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营养,理论内涵丰富,内外兼修,德艺兼备。诸如武术的整体运动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观、气论、动静说、刚柔说、体用说、尚武崇德说等,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民族文化的光彩,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以技击性为特征的武术,其主要功能是技击、防身、健身和修身。就技击而言,就是有效地打击敌人,甚至消灭对手。防身和健身是技击的基础,为了能够战胜对方,就必须锻炼自己的体能和学习技击的技艺,只有有了超强的体力和娴熟的技击技巧,才能在技击中取胜。古代武术在为军事服务的同时,也具备了强身壮体的功能,如在古代军事训练中就有“搏刺强士体”的记载,武术用于军事训练可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可见,从武术技击、防身、健身的任何一方面来看,习练武术都必须熟悉和掌握人身的五脏六腑、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等,也就是说要掌握中医药学的基本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身体素质。熟悉人体的要害或容易受到损伤的部位,一方面可以有效攻击敌人,另一方面则可做好自身的防护,防止敌人来攻击这些地方。所以,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熟悉人体结构都是非常重要的。武术从一诞生起就与中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冷兵器逐渐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健身、修身的功能占据了武术的主要地位,体育功能成为武术的主要的职能。这期间,武术在民间流传,主要用以防身、健身、修身、娱乐,其社会功能是多元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被正式确立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属于民族传统体育类。在向体育倾斜靠拢后,武术的健身与竞技功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武术的技击性被寓于体育之中,就套路而言,是以演练的形式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攻防技能,进行功力和技巧等方面的较量;从健身和审美的角度、动作的幅度和要求来看,虽然与实用的技击术略有一些差距,但仍然保留了技击特性,只是更加符合体育竞技与健身的要求而已。武术从整体运动观出发,强调“内外合一”和“形神兼备”,讲究“内三合”与“外三合”,注重心、神、意、气与动作的协调配合,更有助于人的身心锻炼和健康。

所谓修身,即指武术道德(简称为武德)的修养,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武德的理论很丰富,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萌芽、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武德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仁学思想逐渐形成了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孔孟仁学的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武德主要表现在练武与修身的统一,习武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求习武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与宽广的胸怀、宏大的气魄。

虽然武术的技击性、战争性逐步淡化,体育锻炼属性在不断彰显,其与中医学的关系却仍在继续深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武术和中医学都是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植根在中华古代哲学思想的土壤里。因此,武术中也就随处闪现着诸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辨证施治等中医学理念的光芒。以至于少林、武当、峨眉等很多武术流派都在汲取了中医药学营养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自己的医疗学科,如少林医学、武当医学、峨眉医学等。诚然,武术各派别医学产生的环境不一样,接受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各具特色的医学体系。如少林医学产生于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所以其医学带有佛教特色,故又称为禅医;武当医学诞生于道教圣地武当山,含有浓郁的道教元素,故又称为道教医学;峨眉医学创建于道释文化兼具的峨眉山一带,因此兼有了佛家和道家的特征。武术各流派医学从理论到临床都各成体系地发展着,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医药学著作,成了后人研究和探讨武术各流派医药学的宝贵资料。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总结、归纳和研究这些产生于武术各流派的医药学内容和思想,甚至是医学体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武术医学”这一新概念。武术医学虽然源自武术流派,并带有武术流派的一些思想特点,但其实质内核还是中医药学。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临床实践,也不论是养生健身还是治病疗疾,都是在中医药学的范围之内。可见,武术医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中医药学的思想、内容,又促进了中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编辑付颖玥老师对书稿逐字推敲,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当然,本书作为对中国武术与中医药学的探讨仅是个尝试和开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感绠短汲深,难以准确把握武术与中医药学的内涵和全貌,庶几能够引起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从而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编写目的。

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斧正。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读者朋友,书中所载录的一些方药和推拿、点穴手法等,仅作为参考,具体应用时还必须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编著者谨识2017年3月第一章武术的概念与源流

武术即中国武术,又称国术。中国武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精深,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武术的传统价值,一是用来御敌格斗,二是用来强身健体。其内容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武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武术自唐宋后,就逐渐传向国外。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国家习武者不少,并形成一些武术门派。在欧美国家,中国武术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被称为“功夫”。很多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首先是从了解中国武术开始的。中国武术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第一节武术的概念

武术是华夏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中提炼凝结而成的一种人体运动形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渗透之下,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性,融技击、防身、健身、修性、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期对武术概念的表达不尽相同,它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武术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上看,有不少归属武术类的名称,春秋战国时称“技击”(兵技巧一类)、“武功”;汉代出现了“武艺”一词,并沿用至明末;“武术”一词,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庶士倾风,万流仰镜。”“偃闭武术”,当时泛指军事。宋朝又有了“武学”一词,民国时称武术为“国术”,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武术”一词。在讨论武术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以上这几个有关武术的词语做一梳理。

技击:击刺之术,武术。《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杨倞注:“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汉书·刑法志》:“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新唐书·淮阳王道玄传》:“淮阳壮王道玄,性谨厚,习技击,然进止都雅。”明朝魏禧《大铁椎传》有“工技击”,即精通武术。也就是说,“技击”是武术的前身;换句话说,武术在先秦时期叫“技击”。

武功:①以武力征服人的功绩。《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又如“文治武功”。②武术。唐朝张鷟《游仙窟》:“张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见武功,又复子南夫也。”当武术解时,亦作“武工”。现在有武术之别称的说法。

武艺:指武术上的技艺,也指骑、射、击、刺等武术方面的技能。《三国志·蜀志·刘封传》:“(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现代汉语词典》中,武术又称国术或武艺。

武术:①军事技术。南朝宋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庶士倾风,万流仰镜。”②我国民族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几千年来为我国人民锻炼身体或自卫御敌的一种方法,有的已被列为竞技运动项目。

武学: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北宋庆历三年(1043)正式设置。古代所说的武学,只有军事学校一义。显然这与我们今天说的武学不同,但又有一定关联。我们现在所说的“武学”,是指现代武术的学科体系,它是已经在使用的“武术学”的简称。其概念既不同于古代的兵学,又不同于指代古代武备学校的武学,而是一个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学科概念。田克在《武学十讲》中认为,武学是研究人在搏斗状态时,身心力量(人体力)的产生、运动、变化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的科学。

从渊源关系上讲,“技击”“武功”“武艺”“武术”“武学”等概念似同,但又包含对其内在规律及形而上属性和特征的探讨,甚至包括传统哲学、医学、兵学对“武术”滋养的思考。即不仅包括武“术”,同时包括武“道”的内容。“武学”应直接承袭战国的“技击之学”,以及后来长时期存在并发展演变的武艺、武术。战国时,齐国曾实行过一种以训练个人技勇为主要特征的军事制度,称为“技击”。迄今我们对齐国“技击”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太了解,但战国以降,“技击”成了一切击刺搏斗技术的代名词,即使在“武艺”一词已广泛流行后也还是被人们使用着。从这一点看,齐之“技击”很可能是我国最早走向成熟的武术体系之一,其内容应该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备,包括有了一定的指导性理论,有了某些著述。宋代学者刘敞曾经说:“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鹜,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刘敞用了“技击之学”四个字,表明他把战国的“技击”看成一个学科体系、一门学问,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武学”很相近。至于武艺、武功,在内涵上与武术还是有区别的。

清末到民国初,废弃了“武艺”这个古老的词汇,接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术。弃“武艺”而用“武术”,以“术”代“艺”,这是近代武术转型的标志,是武术体育化进程基本完成的重要象征。武术无疑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学科概念,是在现代科学和社会背景下对武学概念的阐释。武术的学科建设受到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取得了一定成果,有些成果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并被不断完善着。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一门现代学科,从教育、体育、运动、技击、社会、哲学、医学、生理等多角度,对包含武“术”和武“道”在内的“武”这一多元文化现象,进行无限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入的研究。

从历史演变上看,随着冷兵器的逐步消亡,专用武术器械的生产及拳械套路的大量出现,对抗性项目、武术竞赛规则的制定,武术已演化成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武术的体育化使其内容、形式及训练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到今天,武术的基本定义可概括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并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从这一定义出发来认识武术,其有以下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武术属于中国传统的技击术。它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徒手或借助于器械的身体运动表现攻防格斗的能力。无论是对抗性的搏斗运动,还是势势相承的套路运动,都是以中国传统的技击方法为核心的。就人类的社会生活来说,技击术不可能是中国独有的。比较世界各地的技击术,中国武术在技击方法上更为丰富(诸如快摔法、擒拿法等);在运动形式上,既有套路的,也有散手的,既是结合的,又是分离的。这种发展模式,也迥然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技击术。在演练方法上注重内外兼修,演练风格上要求神形兼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技击术的运动特点。

其次,武术是体育项目,它明显区别于使人致伤、致残或致毙的实用技击技术。套路运动中尽管包含丰富的技击方法,但其宗旨是通过演练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攻防能力,进行功力与技巧上的较量,在技术要求上与实用技术有一定的区别;散手运动的技术固然更接近于实用技术,但由于有竞赛规则的规定,亦被限制在体育竞技运动之内。归结为一点,武术具有明确的体育属性。当今武术在社会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气功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熏陶下,吸纳和融汇了诸如整体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论、气论、动静说、刚柔说等学说,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貌的武术文化体系。它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既具备了人类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体育领域中的智慧,也反映了东方的民族文化光彩。因此,从广义上来看,武术不仅是一个运动项目,而且是一项民族体育,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宗宝贵文化遗产。

对于武术的定义,从1932年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开始,迄今为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因为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故而不再详论。一、止戈为武

我国的武术历史悠久,是伴随着原始社会人类活动起源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的“鬥”(甲骨文,金文)字刻成的形状,生动、形象地将两人徒手搏斗的情景描绘出来,斗也就有了搏斗(主要是徒手)之意。这反映出了殷商时期人们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清代魏禧《兵迹》中说“民物相撄而有武矣”,这里的“武”便是指军事战争。从历史上看,有不少属于武术类的名称,如春秋战国时的“技击”,汉代出现并沿用至明末的“武艺”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并一直使用到今的“武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武术的“武”字,是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那么,对于“止戈为武”的释义,现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为:“止戈为武”,即消停战事是武(军事实力和战争功劳)。止,停止;戈,兵器,引申为战争。武术,是制止侵袭、停止战斗的技术。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楚庄王最早提出这一著名的论点。书中记载,潘党(楚国大夫)说:“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庄王回答:“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潘党认为楚庄王战胜了敌国,应该让敌人的后代都知道,不要忘了楚国的武力威风。而楚庄王告诉潘党:“武”字是由“止”和“戈”两字合成的,真正的消灭暴乱,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器,这才是真正的武功。《说文解字》里面提到:“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戢,是藏的意思。止戈为武的意思就是制止干戈。《北齐书·文苑传·樊逊》亦曰:“然后除其苛令,与其约法,振旅而还,止戈为武。”所以要能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后来也指不用武力而能化干戈为玉帛,才是武术的最高境界。

另一种观点认为:止,通“趾”,意思为奔跑;戈,武器、兵器。武术就是军事技术,也就是古代战争技术。所以兵器被称为武器,军事被称为武事,军备也被称为武备。武,本意就是拿起武器奔跑,去战斗,去杀伐,去参加战争。武术即为杀伐之术,也为战争之术。《汉书·刑法志》曰:“斩左止。”颜师古注:“止即趾。”可见“趾”与“止”同义。止,“趾”的本字,象形。甲骨文的字形,上像脚趾头,下像脚面和脚掌,本义为脚。戈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武”字是个合体字,按古代造字法的“会意”看,“武”从止、从戈,由止、戈二字上下合成。甲骨文中“武”()字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足戈并立”,左边画一个“足形”,而右边画一个“戈形”,二者组合成其字形,并以象形取意,即立足持戈,是一种静态;后字体变为上下结构(现在的武字为左右结构),即“止戈竖立”的组合,此时最大的变化在于“足形”被“止”字所代替,而“戈形”被“戈”字所代替,使字的象形具体化,其意是持戈而行,处于一种动态。

甲骨文的“斗”和“武”这两个字虽然都具有搏击之意,但造字原意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徒手(或采用石块、棍棒等还不能称作武器的原始工具)搏斗,后者则表示人们手持着武器进行搏斗。进入青铜器时代,金文中的“武”()字,已由象形向会意方向发展,并形成“动静”结合的字体,笔画粗细一致,结构相对协调,以适用于人的习惯认识和记忆。在金文中,“止”依然构成人的脚趾之形;在篆文“武”()中“止”依然如此。

从甲骨文中“武”字看,其本意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或兽搏斗,与人搏斗是争夺地盘和剩余价值,与兽搏斗是维持生存和生命。从甲骨文、金文的“武”字,到如今的“武”字,经过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古人与现代人对“武”字的理解是有区别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它的实用性和扩充意义。

汉时也常有“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的提法。在古时“干戈”是两种用途不同的兵器,戈主以攻杀,干主以防御。在战争交斗时,常常是一手执戈,一手持干,类似后来的矛与盾。“干”为象形字,上面一横指的是“干”,下面的“十”指的是“戈”,有“以干抵戈”的意思。大动干戈是指将武库中的兵器都拿出来,充实于军队而准备打仗。毋庸置疑,动干戈或大动干戈,就是用武力的一种形式,而止息干戈,就是以武禁暴。与“武”字的本意有本质的区别。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古时对“武”字的理解,主要是象形意义上的“武”,即上要手持兵器,下要步走行军。这才是武的本意,而其他方面的含义都是后人赋予的。

另外,“武”原义也可从武术的近义词“武艺”一词中得到印证。“武艺”的“艺”字,应是源于西周所谓“六艺”。《周礼·地官司徒》载,西周时,大司徒以“三物”教民,其三曰“六艺”,即后来孔子用来教徒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顾颉刚先生说,“六艺”之中,除了书、数二艺,其他内容其实都与战争技能的训练有关。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周代的各级学校,如《孟子》所谓“设庠、序、学、校以教之”的庠、序、学、校,都是传授和训练射箭等军事技艺的地方。据此,周代所谓的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实战技能,于是由“六艺”而衍生出“武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先秦古籍中,“艺”字既有“才艺”的意思,又有功课、学科的意思。儒家所谓“六经”也被称之为“六艺”。由此联想古人最初所谓“武艺”,其实是含有“武学”的寓意,即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军事学校培养的军事人才,就是为了战争。

以上两种认识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然。没有武力来抵抗,入侵的敌人不会退却,战争不会平息;没有强大的武力威慑,敌人也不会臣服,打消发动战争的想法。所以武术分为三个层面,最低层面是依靠武力平息战端,即所谓的以暴制暴;中间层面是用强大的武力起威慑作用,打消敌方挑起战乱的念头,即所谓的“攻心为上”;最上层面是以德服人,偃旗息鼓,不靠武力,争取和平相处,最终消弭战争。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武力杀伐只是为了消灭战争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没有战争,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才是武术追求的理想目标。如果没有一定武力储备,要想和平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历史上也是很难找到这样先例的。今人梁小露在《说文学武》说的“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喆,安身心;下武精技,防侵害”,也就是这个意思。二、攻心为上《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上兵,即兵之上者,就是指上乘的用兵之法。伐,即进攻,攻打。谋就是谋略。伐谋就是指以谋略攻敌而取得胜利。孙子这段话的核心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为使用谋略胜敌,不是依靠血腥的武力。孙子在“上兵伐谋”这段话之前还说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部敌人,才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能使敌人降服,其法宝就是“攻心”。这是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思想,对后世的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孙子的“上兵伐谋”,虽然与后来的“攻心为上”叫法不同,但内涵是一样的。《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记载诸葛亮与马谡讨论评定南中(今云贵部分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叛乱的事:“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之法虽然早已有之,但直到三国时期,马谡(一说诸葛亮)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心战”的概念,并首先提出了“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观点。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讨伐南中少数民族部落,参军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诸族恃险不服,屡征屡反,最好的办法是用“攻心”“心战”的心理战术,只有征服其心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诸葛亮采纳了这一策略,七擒七纵该部落首领孟获,终于使其部众心悦诚服,直到诸葛亮去世时再没有反叛作乱。马谡这句话不但精辟地总结了前人的心战理论,也对后世兵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心战的方法手段不断得到完善。《庄子·达生》中有一故事:纪省子为周宣王培训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鸡可以斗了吗?”纪省子答:“不行。雄赳赳,气昂昂,到处挑战。”过了十天王又问,纪省子答曰:“不行。虽然不挑战了,但是仍然应战。”再过十日,王第三次问,纪省子说:“不行。虽然不应战了,但是眼射凶光,胸怀斗志。”又过了十天,周宣王第四次问。纪省子说:“差不多了。听到其他鸡叫,不见任何反应。看起来好像一只木鸡,德行完善了。站在斗鸡台上,神闲气定。其他的鸡不敢应战,一见到它回头便跑了。”这个故事诠释的就是“攻心为上”。

在本节的前面说到武术的三个层面,其中中间层面是用强大的武力起威慑作用,打消敌方挑起战乱的念头,即所谓的“攻心为上”。这只是“攻心”的初级阶段,是靠武力的震慑。最上层面是以德服人,最终消弭战争,这才是“攻心为上”的终极目标,也是最高的理想境界。三、强身为要

武术不管最初是为了培养战士、战争人才,还是后来具有了体育娱乐功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必须使训练者体魄强健。所以,强身为要是贯穿于武术的全过程之中的。

练习武术是通过人的身体运动实现的,练习者只要进行适度的身体运动就能够增进健康,即使是在以武术作为技击手段的古代,人们也没有忽略它的强身价值。所谓“搏刺强士体”(孙子语),一方面说明通过“搏刺”这种形式使人体运动可以“强士体”,另一方面也说明为更好地“搏刺”也需要很好地“强士体”,所以说“搏刺”和“强士体”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为了生存,在狩猎的活动中开始用棍棒、石块等作为武器,同野兽进行斗争,并逐渐产生了击、刺、劈、砍等动作技能,武术就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发端起源了。后来,随着生活物品剩余的出现,各部族之间有了争斗、杀伐,武术进一步得到重视,从而也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成熟。在武术萌芽的时期,人们无论是为了生存同自然界做斗争,还是从事狩猎活动,都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如果身体羸弱,行动迟缓,就无法猎取到生活必需品,赢得生存的权利。武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们在学习武术技能的同时,也一定会锻炼好身体;甚至好的身体条件是学好武术技能的前提,特别是在古代武术主要作为技击手段的时候。

古代,武术作为军事训练手段,是与军事斗争紧密相连,其技击的特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在实用中,其目的在于杀伤、制限对方,它常常以最有效的技击方法,迫使对方失去反抗能力。这些技击术至今仍在军队、公安中被采用。军旅人员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怎么能学好技击本领?即便是掌握了一定的技击技巧,也难以在战争严酷的拼杀中赢得胜利。从军事的角度讲,强身与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武术作为体育运动,技术上仍不失攻防技击的特性。它将技击寓于搏斗与套路运动之中,而搏斗运动集中体现了武术攻防格斗的特点,在技术上与实用技击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从体育观念出发,要受到竞赛规则的制约,那就是以不伤害对方为原则。武术的搏斗运动具有很强的攻防技击性,这固然需要技术、技巧,但是更需要耐力,需要有强壮的身体。

武术到了现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健身运动,如太极拳等。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武术始终让练习者的心身处于不断的协调配合当中,并适当加以外在的压力进行艰苦的训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通过苦练达到与常人不一般的体质特征,如有力、强健、有毅力等。习武的过程不仅是学习武艺,更是在锻炼身体。所以说练习武术的核心就是强身健体和修心养性。第二节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候,人类即已开始用棍棒、石块等原始的工具作为武器同野兽进行斗争,一是为了自卫,二是为了猎取生活资料。这样逐渐积累了击、刺、劈、砍等攻防格斗的基本技能。尽管这些源于生产生活的攻防技术是简单的、原始的,但是却为武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氏族公社时代,各部落之间为了互相争夺财富、领地经常发生战争。明末清初魏禧著的《兵迹》中说“民物相撄而有武矣”,这里的“武”便是指军事战争。后来又制造了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山海经·大荒北经》就有“蚩尤作兵伐黄帝”的记载。在战争中,双方厮杀常常是很激烈的,远则掷石射箭,近则棍打矛刺,有时候还要徒手搏斗。同时,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比较成功的击、刺、拳、腿等动作技巧,被模仿、传授、练习着,使得武术逐渐形成。可以说,武术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同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是同步的。

在殷商时期,徒手搏击多被称为“手搏”“手格”等。《诗经·大叔于田》描写了袒身赤膊手搏猛虎的打猎场面:“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叔到围场去打猎,四匹马儿拉车跑。一把缰绳像丝组,两匹骖马像舞蹈。叔在湖边草地,几处烈火齐烧。赤膊空拳捉虎,捉虎献给公爵。)“暴虎,空手以搏之。”(《毛传》)据《史记》记载,夏王、殷王和纣王都是拳技术能手,能徒手生擒猛兽。随着青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铜制武器,如矛、戈、戟、斧、钺、刀、剑等。同时,也出现了这类武器的用法,如劈、扎、刺、砍等技术。为了提高技击能力,这时已有了比赛的形式,如《礼记·王制》所载“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意即较量武艺高低。

春秋战国时期,手搏已经成为当时一门比较成熟的搏击技术。《穀梁传·僖公元年》记载鲁公子友与莒“相搏”,范宁注:“搏,手搏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杜预注:“搏,手搏也。”随着铁器出现,步骑兵兴起,为了在步骑战中发挥作用,长柄武器变短,短柄武器(特别是剑身)变长。这样,武器的形制、种类就更加丰富了,武术的技击性进一步突出;同时,武术的健身作用也受到重视。这时,比试武艺的形式已广泛出现,更加推动了武术的发展。据《管子·七法》载,当时齐桓公每年举行“春秋角试”来选拔天下英雄。据《庄子·人间世》和《荀子·议兵》所载,当时比试武艺已非常讲究技巧,拳术打法有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春秋末期,出现了“擒拿”“跌摔”和“暗器”,越国女击技家越女在“手战之道”中从动静、虚实、攻守、快慢、内外、顺逆、呼吸等方面对其理论做了精辟论述。这些都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手执兵器而舞的古代“武舞”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韩非子·五蠹》记载,早在舜时已经有了类似军事操练和炫耀武力的“干戚舞”。干是盾牌,戚是大斧。《礼记·乐记》:“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后汉书·崔寔传》:“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可见,这种武舞在周朝前军事色彩十分浓厚。从西周开始,武舞的活动样式和功能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的武舞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象舞”,《毛诗序》云:“《维清》(《诗经·周颂·维清序》),奏象舞也。”郑玄《〈毛诗传〉笺》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毛诗正义》亦云:“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所谓象舞即模仿“击刺之法”的人体活动形式。据《礼记·内则》记载,当时年满15岁以上者,则要求学习“象舞”。再一种亦名“干戚舞”。《乐记·乐化》上说:“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同“屈”)、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舞蹈的行列和活动区域),要(配合)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这时的“干戚舞”已经与《韩非子》中说的“干戚舞”不同了,弱化了炫耀武力的成分,具有了体育训练的功能,彰显了娱乐观赏性能。另一种是“万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万舞”者,“习戎被也”(即是军事训练)。《国风·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毛传》:“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陈奂《传疏》:“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汉朝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可见,万舞先是武舞,舞者手拿兵器;后是文舞,舞者手拿鸟羽和乐器。不论“干戚舞”,还是“万舞”,都是从实用军事开始,在发展演变中又向娱乐观赏方面转变。还有一种是“大武舞”。西周时期的“大武舞”是周武王为了庆贺灭纣成功而作,全舞分为六段,有一定的情节性,用以表现武王伐纣胜利的全过程。该舞一共64人,举干扬威,顿足踏地,向四方击刺四次,以象征战争之状。值得注意的是,该舞开始持盾站立起舞,经过一系列的表演之后,最终仍需回到原位跪下,以示尊崇天子。这种程序与后来武术套路演练程序有某种相似之处(周伟良《中国武术史》)。尽管两者形似,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大武舞”有可能对后来的武术套路产生过启迪作用,或者说武术套路曾借鉴过“大武舞”的表演流程。

秦代盛行角抵和手搏。战国末期六国诸侯们“以为戏乐,用相夸示”的角力活动,在秦统一后正式更名为“角抵”。在秦代,这种活动主要也是在宫廷中进行。《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把角抵和优俳并列在一起,可见角抵本身具有观赏性。那么,对于角抵的运动形式,东汉学者应劭解释为:“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颜师古也说“抵者,当也”,即抵挡、抵抗之意。颜师古进一步引文颖注:“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我们可以从秦汉出土文物中窥见当年角抵比赛的情形,如1975年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背面上就彩绘了当时一场比赛的盛况:台前有帷幕飘带,台上3个上身赤裸的男子,只穿短裤,腰部系带,足穿翘头鞋,2人在比赛,1人双手前伸做裁判。可见当时的比赛有裁判,有赛场,有一定的服装。

学界认为红拳的起源可追溯到周、秦。西周沣、镐(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两岸)盛行“武舞”“角力”;秦时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盛行“手搏”“角抵”“击剑”,尤以长安附近为甚,并以对练套路娱乐提高技艺(《中国武术史》),这就为红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又据《史记·张仪传》记载:“秦人秦声,舞秦舞,击缶弹筝,击膊拊髀。”是说秦王嬴政打完胜仗后的庆功宴上,武士“击膊拊髀”(跳拍打舞)以示庆贺。这与红拳演练套路中“放炮”“十大响”有着同样的表现形式,与民间流传的红拳谚语“击皮为鼓”也同出一辙。“击膊拊髀”体现秦人的粗犷豪放,既练了“拍打之功”,又练了“撑斩之法”。红拳以“撑斩为母”,撑斩是红拳拳法的精髓。红拳扬名唐宋,盛行于明清,其内容丰富,套路繁多,技法全面,德艺并存,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以撑补撑斩为其母、勾挂缠粘为其能、化身闪绽为其妙及钻身贴靠、腿法凌厉、刁打巧击为其法,享誉武林。红拳流传地域甚广,有豫红、陇红、川红、滇红、晋红、鲁红等,尤以关中为最。

汉代,武术深受统治者重视,国内经常举行表演与比赛。被视为“习手足、勤肢体”,“防身杀敌”,“以立攻守之胜”的实用之术;汉代还出现了观赏性与健身性相结合的“沐猴舞”“醉舞”“五禽戏”等,有了剑舞、刀舞、双戟舞、钺舞等。这都说明,汉时的武舞已有明显的技击性,有招法,又多以套路的形式出现。汉朝是武术大发展的时期,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技术风格的“武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武术派别的早期萌芽。如《汉书·艺文志》收入的“兵技巧”类就有13家、199篇,都是论述“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武术专著,其中有《手搏》6篇(已亡佚)。这说明,汉时手搏已发展为具有多种相搏方法的专门技能。手搏,即徒手搏击之意,后世的拳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官僚贵族或耽于宴乐,或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其影响也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中,如视剑为具有神秘色彩的法器,甚至以木剑代铁质刀剑,用荒诞无稽的邪说取代练武,致使武术停滞不前。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武术重新兴起,唐初天罡拳开始流行。唐代开始实行武举制,并用考试办法授予武艺出众者以相应称号,如“猛殷之士”“矫捷之士”“技术之士”“疾足之士”等,且每个称号都有具体标准。如“猛殷之士”要“有引五石之弓,矢贯五扎,戈矛剑戟便于利用……”(《武备志·太白阴经·选士篇第十六》)。这一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促进了社会上的练武活动。

随着步骑战的发展,在战场上,戈、戟逐渐被淘汰,剑作为军事武器多被刀所代替,但作为套路演练仍在发展。

宋代,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校——武学开始创办。王安石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汴梁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以唐前7种兵书为《武学七书》,作为主要教材。又设武学博士等官,“掌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八十六)。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朝廷在临安设立武学。乾道七年(1171)七月庚寅,诏武学该赴解试(又称州试)之人,以50人为额。淳熙五年(1178)置武学国子员。淳熙七年(1180),设“武举绝伦从军法”,学武者可以考取功名。南宋共出现27名武状元。其后庆元五年(1199),诸州州学置武士斋舍,按其学生武艺而选任官员,闲时耕种,“籍在官荒田,以备饩廪”,但此制过了不久便废止了。明朝也曾设置过武学,但并无定制,迅速被废。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

宋朝立国之始订下的禁止民间组社、私藏兵器的禁律,到南宋时实际上已经废除。北宋末年随着北方国土被金侵占,大批难民南渡,出现了浪迹江湖、以习武卖艺为生的“路歧人”(《都城记胜》)。他们带来的北方拳种逐渐开始与原来的南派拳种融合。宋太祖或岳氏长拳就在这一时期形成。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室南迁,在以岳飞、韩世忠为首的爱国将领提议下,大部分军民奋起习武。杭州流传的为南拳,拳势多以上肢为主,肘膝为辅,很少飞身离地,称“拳打卧牛地”。当时还出现了民间练武组织,见于记载的有“锦标社”(射弩)、“英略社”(使棒)、“角抵社”(相扑)等。这些社团因陋就简,“自置裹头,无刃枪、竹标排、木弓刀、蒿矢等,习武技”(《宋史》卷一九一)。在城市中,据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所载,在街头巷尾设立场地演武,十分热闹。表演的武艺有角抵、使拳、踢腿、使棒、弄棍、舞刀枪、舞剑及打弹、射弩等。这时,集体项目也发展较快,例如,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但对抗性的攻防技术由于受了宋理学家倡导“主静”的影响,都逐渐走向衰微。

元代统治者规定民间“二十人之上不许聚众围猎”(《元典章》卷三“赈饥贫”),在《元典章》卷五十七中还专列有“禁治社会习学枪棒条”,不准结社练武,民间私藏武器也属犯罪。武艺多以秘密家传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传授。

明代,武术又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有长拳、红拳、弹腿等,有单练,也有对练的形式。不仅在技艺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出现了一批武术论著,如《纪效新书》《武篇》《耕余剩技》等。这些论著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拳术、器械的流派特征、运动方法等,有的还附有动作图解。明迁都今北京后,将南方(指南京)武术如长拳、红拳等带来,与原本北京、天津、沧州之武术,如十八手(叟)、六合等拳术融合,今人称为少林拳种。明将戚继光(1528—1588)在福建整理当时全国武术,包括长拳、短打、红拳、巴子拳,以及当时少林派及武当派武术等,以发扬光大,后来人们将其统称南少林拳。明朝沿海一带常遭倭寇搜劫,俞大猷、戚继光在沿海抗倭,在当地留下了长拳、短打、五拳及华拳等拳种。福建由此演生了五形拳、鹤拳,两广衍生了洪拳、咏春及蔡李佛等南拳,山东将原来之罗汉、六合等演变成了现在的罗汉螳螂拳和六合螳螂拳。万历年间,张松溪又创立了内家拳(此时称拳不称派)。

明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拳术:长拳(后演生为太极拳)、红拳、华拳(后演生为心意六合拳)、五拳(后演生为五形洪拳)、查拳、巴子拳、弹腿、短打(后演生为螳螂拳)、内家拳等。

清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曾一度限制练武。但由于武术在民间已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反清复明的组织,武术不但未被限制,反而各流派的武术不断发展,纷呈于世。民间以“社”“馆”的秘密结社形式传授武艺,并以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分为南派、北派。南派精于拳法,北派精于腿法,故有“南拳北腿”之说。以练功方式和技击风格的不同,又分为内家和外家(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外家注重外形动作,主张“先下手为强”,内家注重内功,主张“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所谓“外家”即出家之意,外家拳便是指出家人练的拳术。而我国中原拳术大多与少林拳术有渊源或者受其影响,因此,便将与少林拳术有相同特点的一大批拳术划归外家拳。与此相对,“内家”就是在家,即练拳之人可以娶妻生子。内家拳大多创立于道观,而我国的道教(指正一教等教派)最初是允许娶妻生子的,后来也只有元朝丘处机创立的全真教派不允许道士结婚,因此人们便将这类拳术统称为内家拳。所以,人们习惯上也将道士视作“内家”。当然,并不是所有源于道观的拳术均符合内家拳的特点,也不是所有源于寺庙的拳术均为外家拳的风格。人们最初区分内家拳和外家拳,只是一个大体的分类而已。清代的中后期,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和炮拳等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拳术。

明末清初人姬际可(1602—1683)传授之拳术称“六合拳”,内容包括十形(势),后演生成心意拳、心意六合拳等,今人称为“北少林拳”。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进士王自诚作《拳论质疑序》云:“拳之种类不同,他端亦不知创自何人,惟此六合拳则出自山西姬龙、姬凤,二师乃系明末人也[应为姬龙峰(凤)之误],精于枪法,人皆以为神……”入清之后,退隐的明末带兵官陈王廷将其拳术(包括长拳、炮捶、红拳)加入道教元素、吐纳养生之法,在家乡陈家沟传承陈氏长拳,属刚拳。清初期交通不便,货运安全必须保镖行业。河北沧州为货运入京主要之途,故当地人习武成风,当时盛行的拳术有六合拳、罗汉拳等。

到明清时,各类拳法论著大都有势、有法,图文并茂,如《武编》《纪效新书》《武备志》《苌氏武技书》《太极拳法》《内家拳法》《六合拳谱》《拳术教范》等武术名著,流传至今。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流派林立,拳种纷呈。拳术有长拳、猴拳、少林拳、内家拳等几十家之多,同时形成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

民国初期,倡导“强国强种”“强种救国”“御侮图强”,武术得以鼓励和推行,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拳社,对传播和发展武术起了积极作用。1928年,“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1936年,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奥运会参加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被作为优秀民族遗产加以继承、整理和提高,成立了各级武术协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开展武术运动,将武术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53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竞赛大会,接着又举行多次全国性武术比赛或表演大会。为了推动武术的普及和提高,国家组织创编了比赛规定套路,编制了群众武术活动所需要的初级套路和简化太极拳等,出版武术书籍和挂图,拍摄武术影片和录像。为探讨武术运动锻炼的价值,还组织有关生理的测定和研究,使其逐步科学化。此外,各体育学院、体育系相继设立武术课和武术专业班,大、中、小学也把武术列为体育课教学内容,青少年业余体校也建立武术班,各地武术协会设立各种形式的武术辅导站。第三节武术的内涵

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武术,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军事战争和社会活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哺育下,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凝聚了千百年来历代人民的智慧,成为当今世界众多的体育项目中,最富哲理、最具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一、武术汲取中国古代哲学营养

武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传统哲学、伦理学、养生学、兵法学、中医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营养,使之理论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注重内外兼修,德艺兼备。诸如武术的整体运动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观、气论、动静说、刚柔说、体用说、尚武崇德说等,都从不同侧面反射出民族文化光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它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气”是“道”的体现,并以“气”的聚散来解释生命的形成,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在古代武术理论中,“气”被视为武术的原力与本根,是武术的生命所在。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武术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由于生命的盛衰变化都是“气”作用的结果,人体“气”的质量好坏决定着生命状态的优劣,因而“气”也被视为武术养生的理论基点。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本体论的范畴。所谓“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武术是人体的运动,要达到目的,练武实践必须顺应自然,效仿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寻求发展。“知行合一”是武术的认识论基础,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机制。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切身体悟,进而指导实践,认知与实践是统一的和一致的。这一理论在武术中的表述经常是“学以致用”“直觉体悟”。中国武术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下而产生的,学以致用正是演练武术的宗旨。而武术的意境、神韵等又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就要求学者用直觉去领悟、体验,进而把握。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特点。“反者道之动”的方法论构成了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对立的事物向其反面转化是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刚能克柔,柔也能克刚;强能胜弱,弱也能胜强。因而,中国武术便要求技击必须符合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等原则。其实,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在武术中的应用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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