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林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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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试读：
出版说明
为了鼓励福建省青年博士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勇于进取，积极创新，促进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青年社科人才的作用，进而提升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总体实力和发展后劲，经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同意，在2010年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博士文库第一辑）的基础上，2014年继续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资助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类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社科研究成果。该项目面向全省，自由申报，在收到近百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同行专家学者通讯匿名评审和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择优资助出版其中的25部博士论文，作为博士文库第二辑。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联手出版博士文库，力争把这一项目打造成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品牌。序汪毅夫
闽台历史文化的研究一直是我十分感兴趣的领域，令人高兴的是，我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所带的女博士生庄林丽也踏入了这个领域，成为一名勤勉的台湾地方史研究者。她以清代台湾道及道台作为研究对象，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这篇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初见林丽，是2010年开学伊始，第一次授课结束，根据她的学术基础与学术兴趣，我提出“台湾道”可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第二次授课过程中又与她进行了交流，到第三次授课时，她已经着手搜集整理了不少相关资料，并正式确定以“清代台湾道制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林丽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前面已经有台湾学者张舜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官制中“道”的研究》对台湾道制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这是关键。可喜的是，林丽不仅很好地将张舜华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而且能够跳出已有的研究视角，多维度切入，纵横交错、经纬交织，多学科交叉研究。另外，林丽对资料的把握和运用也是很值得肯定的。她除了尽其所能搜集各种资料之外，更下功夫的是将这些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了精细的分类整理和归纳分析，制作了大量的图表，一目了然，将多达百余人的台湾道台群体生动形象地还原出来。
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丽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为了考察台厦道在厦门的衙署这一重要问题，她多次与我讨论、交流，并向厦门地方史研究者们虚心求教。特别是对梁文煊在朱一贵事件中的功过是非的考辨，更是体现了她脚踏实地认真爬梳史料的能力与可贵的质疑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论文中不仅对台厦道在厦门的衙署、清代台湾道的性质及台湾道台的人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还对台湾道台在三大民变中的表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研究的不足。
台湾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学者们十分关注但又不容易做好的课题，因其牵涉面十分广泛，需要有大量的学术积累才能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研究清楚。林丽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收集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将清代台湾特殊的政治风貌清晰地展现出来。
首先，基于清代台湾的特殊情况，台湾道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台湾道台在地方官僚系统中的作用也都是十分特殊的。林丽的博士学位论文透过复杂的表象，理清了台湾道在闽台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及与福建其他各道的关系，梳理了台湾道台与上级之督抚藩臬、中央特派之巡台御史，与台湾总兵及下级之府州县长官的关系，从而给台湾道及道台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台湾道是闽台行政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级，台湾道台是一个庞大复杂而重要的群体，具有承上转下的重要作用。
其次，清代台湾道及台湾道台的研究是一个看似精小却包含相当丰富内容的课题，不仅仅是政治职官制度的研究。林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能够以台湾道及道台以中心，以小见大，对清代台湾开发、地方治安、文化教育、闽台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清代台湾道的设置及其变迁情况、台湾道台的基本情况及其管理制度、台湾道台与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护等诸多问题，细致地勾勒出了清代台湾行政体制结构的基本特点，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见解与观点，如通过对台湾道及道台的深入分析论证清代闽台地区的一体化问题等。
总之，林丽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篇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论文，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历史，认识台湾社会，解决台湾问题亦有借鉴意义。林丽博士生毕业之后，继续从事闽台历史文化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对她来讲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看着林丽一步一步地成长，作为她的导师，我感到高兴，希望林丽今后继续保持谦虚、踏实、好学的精神，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祝愿她今后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
是为序。汪毅夫乙未初夏于北京
绪论
一 选题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完善行政制度。从秦汉到晚清，道制的变化发展始终是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道制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道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虽然，清代道之设置经历了多次变动，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是，就台湾地区而言，台湾道的设置是相对稳定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设立各种制度，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并划为一府三县，置巡道一员分辖，台湾道正式建立（此时其全称是“分巡台厦兵备道”，统辖的区域包括厦门和台湾，其后其名称随形势变迁而时有变化，为方便论述，本书作整体论述时，统称台湾道）。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台湾地处偏远，与大陆横洋相隔，入清版图之初犹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再加上清代台湾社会动乱不断，所以，台湾道的设置在承上转下的功能上，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台湾道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驻台的最高长官，因此，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中，道台至为关键。然而，因清政府统治政策的影响，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割台为止的200余年间，台湾道的名称、辖区，道台的官衔、职掌、权力、地位等都时有变动，更显出了其特殊性。
基于以上情况，对清代台湾道（包括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台湾道和道的行政长官台湾道台）进行系统、专门研究，是一项颇有意义与价值的学术工作。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深化清代职官制度研究，加强对清代道的研究。作为清代地方行政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道位居省与府之间，可以弥补二者行政运转之不足；道的长官道台是位处督抚及藩臬两司之下、知府之上的中级地方官员，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具有承上转下的功能。因此，在研究清代地方政治制度时，对道和道台进行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
第二，深入认识台湾道的特殊性，拓展对台湾史的研究。台湾一地，自明郑而政制始立，入清版图后，更逐渐开发，树立了近代的规模，而在此过程中，官制与行政区划既跟随开发程度而修改，同时，也扮演着导引或掣肘的角色。所以，探索职官，是认识清代台湾史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台湾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个发展特殊的地区，探究台湾史既可略窥汉文化的传承，亦可见及大传统下的区域歧异。而官制及行政区划乃是塑造一地区型态的根本，研究区域史者，皆应[1]先认识其政治规制。”但目前，学界对台湾官制的研究并不积极（后文将详细论及）。因此，笔者选择了清代台湾作为研究区域，并以政治制度史作为研究的基础领域，并结合社会史视角，通过对清代台湾地方官制的研究，探寻台湾的社会发展轨迹，也从中窥视清代对台政策的发展变化及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第三，重建历史事实，还原台湾道台特殊群体。制度是行政的依据，但制度的执行者是人，行政制度的成效往往与执行的官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这些执行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成为改变制度的关键因素。因此，探讨某一职官，除了要解官制的运行与演变，更应当研究任职者的经历、作为，这样才能更彻底地了解官制的运行与演变。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择道台作为研究的对象。道台的品秩本不高，除非日后擢升至相当地位，否则国史中一般不载，而方志宦绩中或片断简略，或毫不载录，这就需要从零散的史料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进行论证、充实，把他们放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还原成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整体。
据统计，曾任台湾道台者共有91位，他们参与了清代台湾历史（从台湾道建立到割台之前）的全部过程。他们不但要处理日常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以及对外事务，在台湾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三大民变、鸦片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起到了影响时局的关键作用。作为中层行政官员，由于清代台湾本身的特殊性，台湾道台实际上比清政府中的其他多数官员更要频繁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改革，并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因此，他们对时局及所处的闽台环境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很多时候可以说有更多的无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探究的。
第四，服务现实社会，增强两岸的法缘认同。基于闽台天然的地缘、血缘优势，康熙统一台湾后，逐渐形成了闽台区域一体化的局面。笔者以清代台湾道台作为研究的中心，从他们的视角出发，考察清代台湾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把他们作为一个“联系人”的角色来考察清代中央与台湾、福建与台湾之关系，在此基础上，希望能为研究台湾历史及研究闽台关系史进一步扩宽视角，进一步增强两岸同胞的法缘认同。
第五，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辨，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对台厦道在厦门的衙署、清代台湾道的性质及台湾道台的人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对台湾道台在三大民变中的表现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期望能对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的关系有更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二 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在给台湾学者许毓良的专著《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作的序言中指出，近年来，“台湾历史的研究，在台湾已从‘险学’演变成‘显学’。学人趋之若鹜，大陆的台湾历[2]史研究，也有逐渐加强的迹象”。这说明，大陆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就为笔者研究台湾历史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平台。对近些年台湾历史研究的概况，很多学者都已有专文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与本论题相关的几个方面回顾其研究的状况。1.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概况
职官制度研究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历来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学界关于清代台湾地方官制的研究成果却一直相对稀缺。
就台湾地区来说，对周惠民主编的《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里收录的1945年到2005年间有关清代史研究的专书、期刊及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见表0-1），该书收录的1614种专著中，有关台湾官制的仅3部；收录的700多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博士学位论文竟无一篇做台湾职官制度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只有4篇涉及；收录的8800多篇期刊论文中，以台湾职官制度作为研究中心的，仅19篇。统观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其研究内容涉及清代台湾的官僚体制，厅县制度，台湾吏治的整体状况，官吏的选拔、任用、养廉制度等，并有关于巡台御史、台湾总兵、知府、书吏、差役等具体职官的专门研究等，以及研究某一官员治台政绩的。其中成果比较多的主要是许雪姬和汤熙勇二人，可以说，他们为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当然，该书不可能包罗台湾地区台湾研究史的所有作品，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台湾本土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有所不足的，而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近十年来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作品问世，这也说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是一个“冷门”。表0-1 《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 中关于台湾职官制度的作品汇总续表续表
再来看大陆方面的研究状况。这里笔者主要对国内台湾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份刊物——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的《台湾研究集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出版的《台湾研究》进行统计，结果是有些令人吃惊的。在《台湾研究集刊》自1983年至2011年第3期为止的共1691篇论文中，关于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的仅2篇，即李祖基的《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1989年第2期）和陈孔立的《乾隆年间台湾刑案与社会生活》（2004年第4期），而且两篇文章发表时间竟然相隔15年。而另一份刊物《台湾研究》在所查阅到的1994年至2011年第3期的目录共1217篇论文，其中仅有李祖基的《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考——兼答林文龙先生》（《台湾研究·历史文化》2007年第6期）一篇（当然其中也偶有几篇关于某些官员的治台政绩的，笔者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职官制度方面的研究，故不将这些文章列入）。虽然，这两份刊物刊登的仅仅是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文章，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大陆台湾研究的总体取向，大陆向来以研究职官制度史见长，但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则似乎是凤毛麟角。
再把搜索范围扩大，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可见，仅有徐万民的《建省前清政府管制台湾的若干特殊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该文对清朝统一台湾后推行的若干特殊的管制制度进行探讨，涉及赴台任职官员的任期、回避、携眷、置产和奖惩的特例，御史巡台制度，督抚将军提督巡台制度，班兵制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在大陆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凤毛麟角的研究中，近年来出现了一部力作，那就是尹全海的《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综合了以往的研究，在研究巡台御史制度的过程中，对巡台御史这一职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说是给沉寂许久的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综合两岸研究状况，不难看出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无论在台湾抑或在大陆，都是薄弱的。此方面研究虽然已经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研究成果还显得相对单薄，需要有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来“焐热”这一基础领域的研究。2.对清代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概况
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虽是台湾史研究中的“冷门”，但目前对清代台湾及台湾道台的研究却已有一定的基础。
台湾本地学者因其地理上的优势，对台湾道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张世贤的《清代台湾镇道关系（康熙二十三年至同治十三年）》（《台湾风物》1976年第3期）是较早的专门探讨清代台湾道与台湾总兵之间关系的文章。文章梳理了台湾道、镇的建置概况，对二者的权力消长进行了分析，得出台湾道虽有监督台湾镇之权，但实际上台湾镇权力高于道的结论。台湾这种道镇关系使得当时吏治、营政难以整顿，而致腐化不堪。
较为系统地研究台湾道及道台的，要数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张舜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官制中“道”的研究》。文中首先介绍清代地方官制中道的地位；其次依序叙述台湾道员的职衔，以及名称的演变。除了对于制度的全面探讨之外，又详列台湾历任共84位台道的生平事迹，并将此80余位道台的出身、籍贯、任期等，分别加以分析整理；最后，对养廉银人事制度进行探讨，还对该道台与督抚、总兵的关系加以叙述，以见清朝一代治台政策之更异兴替。文章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台湾地处偏远，中央对其是防患重于经营，且道员看似职隆权重，实则常文武不合、吏治贪浊，使得台湾未能与本土同步得以发展。该文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对最高文官台湾道进行[3]的最为系统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台湾学界做得最好的职官表之
[4]一”。
之后，1987年出版的许雪姬的《清代台湾之绿营》中有《由镇道势力之消长看清代台湾文武官员之关系》一文，亦对台湾镇、道之关系进行论述，提出镇、道势力之变化对台湾文武官员互动之影响，以及对台湾政事之处理方式的影响，并且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台湾镇、道之间的微妙关系，结论是台湾镇、道并不能和睦。
另外，薛鼎霖的《同治前清代台湾镇道府职权研究》（2007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则探讨了同治以前台湾镇、道、府建置演变及三者权力变化情形。提出在制度之运作下，使镇、道在职权上可以互相制衡，又互不隶属，镇、道之间权力互动亦随官员个人因素而产生不同模式，这些导致了镇、道冲突不断，最终逼使朝廷在台湾不得不设省以治之。该文可以说是对特定时间段清代台湾镇、道关系的系统论述。
综观上面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以整体研究为主，且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镇、道关系的论述上。而台湾道台作为一个承上转下的地方中层官员，他们还要应对作为上级的督抚藩臬、中央特派的巡台御史，并要管制下级的府州县官吏，台湾道台与这些文武职官员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这些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5]
大陆方面，对清代道制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不少专文，如南开大学2010届博士周勇进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地方道制研究》系统论述了清代地方道制的演进过程，对比明代道制的发展变化，突出清代道制渐趋稳定的特点。而新近出版的苟德仪的《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则以川东道台作为研究的对象，致力于川东道台的历史事实重建，详细分析了川东道的作用与功能，并在考察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打破道只是藩、臬二司“派出”的临时性机构的传统观点，认为至迟到乾隆十八年（1753），道已经是省、府（县）之间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其作用与功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能够见前人研究之不足，并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具有创见性的。
但是，相对而言，大陆学者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则是很少的，笔者所见，专门论述此方面问题的仅李祖基在《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考——兼答林文龙先生》一文中，根据相关史料，对台湾道“兼督船政”一事进行的考察与探究，实则为清代台湾道职官制度研究开创了新的切入点。另外，虽还可见陈良亭的《功勋卓荦 两袖清风——（清）台湾道台熊一本传略》（政协六安市金安区委员会编《金安文史》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程如峰的《台湾道台熊一本》（《历史月刊》2008年第247期）、李乃瑞的《台湾道台李明心》（《文史天地》2009年第9期）三文，但其内容则是叙述曾被授予台湾道台一职的李明心和熊一本一生的功绩，并未对他们在台湾道台任上的情况做具体的说明。另外，还有沈吕宁的《船政提调与台湾道夏献纶》（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第4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则主要是以夏献纶为研究中心，考察了他在船政提调及台湾道台任上的政绩。除此之外，几乎未见有其他专文来研究台湾道及道台的，这也说明了，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深入挖掘的。
当然，在一些有关职官制度的著作中也有零散提及此方面的内容，但因其基本上只是点到即止，故不一一列出。另外，近些年，也有部分学者在探讨台湾文化教育史、闽台关系史时，对台湾道及道台也开始关注。如汪毅夫在《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闽台文化史札记》一文中，对台湾道台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纠正，并一再强调台湾道台对台湾文学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黄新宪在许多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台湾道台对台湾教育的贡献，特别是在《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更是对台湾道台与台湾教育的关系有颇多论述。许维勤在其专著《闽台行政建置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也多处涉及台湾道及道台在闽台行政建置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论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台湾道台的研究，但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以台湾道台为中心，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探讨他们在台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的台湾道和道台研究仍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应在补充原有台湾职官制度研究不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史、文化教育史、闽台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理论，从各个角度继续深入研究，从而进一步扩展台湾史研究的领域。最后，引用杨天宏先生评价苟德仪的新作《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时说的一段话：“在普遍以为社会史、文化史才是学术研究最近趋势的今日，由年轻学者推出以某一特定区域政治现象管窥宏观政制建构的研究成果，无疑需[6]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在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对薄弱的今天，作为特定区域政治制度史的清代台湾政治制度史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的。三 史料运用
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7]。进行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虽然目前学界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为数不多，但历史文献中对台湾道及道台则有不少记载。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这些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合理的运用，是对台湾道及道台进行研究的基础。本书所运用的史料，包括正史、档案、实录、方志、碑铭、资料汇编及其他各类与之有关的资料。参考尹全海在《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一书中的分类，这些史料主要可分为三大类。（1）清代官方档案文献，包括通史、会典、历朝实录、皇帝谕旨或朱批等。如《清史稿》《清朝通典》等的“职官”部分，都专门介绍了道的设置沿革及道台的职掌等情况；《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大清律例》《钦定吏部则例》等清代官制方面的专书中，也记录了大量关于道台奖惩措施的规定；历朝实录及各朝档案奏折汇编，如《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台湾道台任免情况的信息。通过对这些官方档案文献的整理，可以在理清清代道制的发展演变情况的基础上，梳理出台湾道的发展变化及台湾道台的职掌、职权等情况。（2）台湾道台的奏折、著述。在陈云林总编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中，保存了不少台湾道台的奏折，从中可详细考察台湾道台处理各种政务的信息。部分台湾道台还著书立说，如张嗣昌《巡台录》、蒋元枢《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糜奇瑜《治台要略》、邓传安《蠡测汇钞》、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刘鸿翱《绿野斋集》、姚莹《东槎纪略》《石甫文钞》《东溟文集》、徐宗干《斯未信斋文集》、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吴大廷《小酉腴山馆文集》、夏献纶《台湾舆图》、刘璈《巡台退思录》、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等，这些著作或是台湾道台记录其在台任官的经历，或是对台湾各方面情况的记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运用，考察台湾道台的任官情况、清代道制在台湾的执行情况，可以进一步深入考察清政府对台湾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3）时人著述、台湾方志、族谱和碑碣史料。除台湾道台自身的著述外，本书还搜集了大量时人著述加以补充，如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朱景英《海东札记》、王元稚《甲戌公牍钞存》、徐珂《清稗类钞》等。另外，在现存的四十多种台湾地方志中，对台湾道的设置情况、台湾道台的任用情况及政绩等都有专门的介绍。其他还有如族谱和碑碣史料中也有一些关于台湾道及道台的记载。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辨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深度考察台湾道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台湾道台的地位和作用。
上述史料中，有关台湾的文献资料应该说是相对集中的，自1950年代起，就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309种。近些年，两岸史料整理又有显著成果，《台湾文献汇刊》、清宫台湾系列档案史料、《台湾研究资料汇编》等一系列史料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的台湾史学研究，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这些文献中关于台湾道及道台的资料则是相对分散的，对这些相对零散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对此，笔者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工作，力求在占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台湾道的发展变化及台湾道台的职掌、作用等进行深入透析与探论。四 研究方法及著述框架1.研究方法
官制及行政区划是塑造一地区形态的根本，本书研究的是清代台湾这一特殊地区的行政规制及台湾道台这一特殊的官僚群体，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区域史研究理论作为基础，并重点贯穿“闽台区域一体化”的理念。
又因台湾道的设置和发展历时200多年，台湾道台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务都有涉及，故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又具体采取了纵横交错、经纬交织、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第一，以时间为主线，交叉横向研究。本研究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乙未日本割台（1895）为止，所以，本书主要先按时间顺序梳理台湾道设置的阶段，理清台湾道名称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再分专题横向深入讨论各个阶段台湾道的发展状况及道台的活动。
第二，个案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在论述各个专题时，本书主要先以个案为导引展开论述，最后总结台湾道台在台湾民变、文化教育、中外交涉等方面的地位、作用，达到点面结合，史论结合。
第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台湾道台虽是200多年间驻台的最高长官，但仍然摆脱不了职重权轻的命运，那么，他们在台湾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如何，与上级之督抚藩臬、中央特派之巡台御史，与下级之府州县长官的关系如何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斗争中，对台湾道台作一个明确的定位。所以，本书将在研究过程中对91位台湾道台进行总体上的量化分析，从而归纳、总结其整体性特点。
第四，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台湾道台的研究不仅仅是政治职官制度的研究，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其活动涉及地方治安、文化教育、闽台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这就需要结合这些方面的理论，多学科交叉综合，从而把台湾道台还原成形象生动、有血有肉的整体，并重构当时台湾社会的发展风貌，并且从新的视角探索地域社会结构。
总之，对台湾道台的研究虽然前人已有重要成果，但是仍然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从多学科角度探索。2.著述框架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书主要分为八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第一章），对明清道制进行整体论述，考察福建设道概况，从而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第二章），围绕台湾道的性质这一中心问题，对台湾道的相关情况加以考察。分析了台湾道设置的背景，理清台湾道名称的发展变化，并考察了台湾道在闽台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对台湾道进行准确定位：从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台湾道已经具备了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所有条件，从而使福建成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区划建制，台湾建省之后，也采用了此种行政建制。
第三部分（第三章），以台湾道台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象，考察其基本设置情况，对其人数进行进一步的考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台湾道台在台湾官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对台湾道台群体能有清晰的整体性认识和定位。
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考察台湾道台的选任、考核及任期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清代对台政策的变化，并希望对台湾吏治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五部分（第五章），针对台湾道台如何应对台湾社会的各种突发事件，如何发挥其“兵备”职能等问题展开论述，从而突出作为“守土官”的台湾道台在台湾社会秩序的维护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第六部分（第六章），在深入分析台湾道台对台湾农业生产、番民、商业贸易、洋务运动等各类具体事务的管理的基础上，总结其对台湾开发的贡献。
第七部分（第七章），扩展对台湾道台文化教育职能的认识，通过分析台湾道台长期兼理学政，且大多数道台关心台湾文教事业，热心台湾书院、义学的设立等情况，突出台湾道台对台湾文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第八部分（第八章），对全书进行总结，重点分析了台湾道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探讨本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清代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是一个看似精小却包含相当丰富内容的课题。除本书所述及的内容外，对此选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地方，如对台湾道台在台湾地方外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篇幅和时间原因，本书并未专门展开论述。此外，由于时间紧迫及笔者学识有限，书中必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 张舜华：《台湾官制中“道”的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0，第1页。
[2] 许毓良：《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序言二”，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 尹全海：《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 许雪姬：《清代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制度史为例》，《思与言》1985年第23卷第1期。
[5] 对清代道制研究的学术回顾，可参见南开大学周勇进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地方道制研究》（2010年）的绪论。
[6] 杨天宏：《道与道台研究之“道”——评苟德仪著〈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92页。
[7]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一章明清道制述论
官吏在行政制度下办公并履行职责。研究台湾道台宜首先考察其所处的制度背景，追溯其行为的现实依据。基于此，本章主要对明清道制进行整体论述，考察福建设道概况，从而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一节明代道制概况一 道制的历史渊源
道作为地方行政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创于中国，且历史[1]悠久。不少学者对道的历史渊源都有所论及，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可以梳理明代之前道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道的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虽然没有文献明确记载，但[2]有学者推测“当时秦国在征服少数民族政权后，就设道予以治理”。而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则是在西汉，《汉书》中记载，县“有蛮夷曰
[3]道”。发展到东汉，随着郡县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县与道的差异[4]已经不复可见了”。由上可知，秦汉时期是道开始设立的时期，从性质上看是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东汉时已经与县同级，成为地方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道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朝时，道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被用来称呼军事区、监察区或临时的军事兼临[5]时的监察区”。隋朝承接北朝，在北朝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唐代是道制的大调整时期，道经历一个复杂的演变与改革过程，“最初作为巡察区划的道，经过改革发展，到中后期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道的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转变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6]，特别是其分巡性质，成为后代分巡道的起源。
宋初，仍沿唐制分全国为十道，但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从至道三年（997）开始，改为十五路，“道”被“路”取代。而少数民族政权辽则仍仿唐朝制度，在“州县之上设有以首都和四个陪都为中心”的五京道，从而“开创了中国行政制度的多级混合层级关系[7]的先河”。
元代，设置行省，并将其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但“在远[8]离行省政治中心的地区仍设有道一级区划管理路、府、州、县”。元初，设提刑按察司四道，以后逐年增设，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到至元三十年（1293），全国共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或一省数道，或一省一道，并成为定制。其中，包括“内道八，隶御史台；江南十道，隶江南行台（福建设有福建闽海道，[9]福州路置司）；陕西四道，隶陕西行台”。道的长官为按察使、廉访使，下设副使、佥事等官，副佥以下定期出巡。因此，元代的道制[10]“乃明代分巡道的张本”。
明代则是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上承元代，下启清代，其主要的特点就是，道逐渐由临时设置的机构演变成具有永久性的行政制度。二 明代道制的建立发展
明代设道类型多样，根据其职掌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管辖地区（府州县）的守、巡道，一为管理专门事务的专务道。1.守、巡道制度的形成
明代改元代行省制度，设承宣布政使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另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监察，合称藩臬两司。据明吕坤《实政录》载：“一省之内，凡户婚田土，赋役农桑，悉总之布政司。凡劫窃斗杀，贪酷奸暴，悉总之按察司。两司堂上官势难出巡，力难兼理。故每省四面计近远，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总司之事，所专者一[11]路之责。”也就是说，两司长官事务繁重，无法真正做到巡视地方民瘼，故而其属官——按察司副使、佥事和布政司参政、参议便代之出巡各处，并最终设立了分别隶属于按察司和布政司的分巡道、分守道来管理地方。
明代分巡道的设立较早。早在至正十六年（1356）攻克集庆时，朱元璋即仿元制设置了提刑按察司，以王习古、王德芳为佥事。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又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沿袭了元朝的分巡制度。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壬子，正式设置[12]了御史台及各道按察司。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起，朱元璋借此集中皇权，不但废除丞相，而且降按察使等秩为正四品，不久又罢按察司，以此来扩大中央监察权，缩小地方监察权。洪武十四年[13]（1381），“复置按察司，并置各道按察分司”，共计53分司。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癸亥，又“特置天下府州县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人按治二县，期以周岁迁官”[14]。但第二年三月壬申，朱元璋即以试佥事“所行多违戾，故悉罢
[15][16]之”。二十九年（1396）改置按察分司为41道，至此，明代的分巡道正式设立。
明代分守道的设立并不像分巡道那么复杂，但其具体时间则不甚明确。据《续通志》载：“永乐间令方面官巡视民瘼，遂令参政、参议分理各属州县”，这成为明代“分守道形成之发端”。而据明人陆容所记：“布政司职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统以来，添[17]官稍多，始议置分司。”也就是说到宣德、正统间设立布政分司开[18]始，分守道才正式设立。
明代守、巡道创设的时间虽不同，但都有固定的辖区，其目的是加强对地方府州县的监督。不过，设立之初，守、巡道官并不常驻地方，而是居于省城布、按二司，地方上的布政分司和按察分司只是其临时驻地和办公场所，需要时便出巡所辖区域，事毕回省。一直到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下诏令全国各省守、巡道每年“正月出巡，[19]十一月还司”。一年中除了一两个月在省城外，其余时间均要驻扎地方。嘉靖十三年（1534），更令“各省守巡道官专驻地方，不再[20]回省”。此后，守、巡道官专驻地方就成为定制。这是明代道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而“加强了守巡道从布按二司分离[21]出去，独立为地方机构的趋势”。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守、巡道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明初，隶属于布政司的分守道主要是负责政令的承转，并监督地方官吏。而隶属于按察司的分巡道的主要任务是“问录刑囚，澄清吏治，整饬纲纪”，较偏向司法方面，兼负监察之责。明中叶以后，随着巡抚、巡按对地方监察权力的削夺，守、巡道的监察职能渐小，而改向行政方面转化，甚至“超越和侵夺府州县长官之行政权力，有的俨然地方行[22]政首脑”，而这一特点也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使守、巡道发展成为省、府间的一级行政机构。2.专务道的设置
与以往历代相比，明代道制还有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就是明代开始设立各种专务道（亦有学者称其为专业道）。所谓专务道就是专门管理某一事务的道，不同于分守道和分巡道有固定的辖区，其划分依据是其所承担的具体事务。明代专务道名目、种类繁多。最早设立的专务道当是屯田道，永乐五年（1407），因督军卫屯粮之需而增设各[23]省按察司佥事，“此增设监司之始”，此后，专务道迅速发展。根据《明史》职官志的相关内容，并参考何朝晖的《明代道制考论》中[24]关于“专务道的形成和特点”的相关内容，笔者整理了明代常见专务道的设置情况（见表1-1）。表1-1 明代常见专务道设置情况续表
由表1-1可见，除分守道、分巡道这两种比较固定的道之外，明代设置的专务道种类繁多，并且十分复杂。常常出现两个或者几个专务道合为一体或者与守、巡在一地重复设置的情况，这说明明代专务道的设置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经常是“因事添[25]设，或置或罢，不可胜纪”。
另外，与守、巡道固定隶属于布政司或按察司的特点不同，在专[26]务道的形成过程中，其“与布按二司之统属关系是不确定的”。虽然，据《明史》载，“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并分司协管京畿”，而“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27]招练、监军，各专事宜，并分员巡备京畿”，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情况则复杂得多。何朝晖分析了明代专务道的形成过程后指出，既有某一专务道在不同的省份可能隶属于布政司，也可能隶属于按察司的情况；也有同一省份，有时以参政、参议任职，有时以副使、佥事任职的情况，所以，“从全国范围看，许多专务道既可属于布政司系统，也可属于按察司系统，很少有专务道是单一地隶属于某一个[28]系统的”。这也就再一次说明了明代道制复杂、灵活的特点。
明代专务道虽然数量颇多，但明代设道的主流仍是以分守道、分巡道和整饬兵备道为主。据统计，明代所设分巡道共有41，分守道[29]共有61，整饬兵备道共83，也就说明了明代道制还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从而为清代道制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二节清代道制概况
明代道制虽然由临时性机构朝着稳定性机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道的设置与划分仍然是较为混乱的。而这一弊端在清代则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清代道制日臻完善，并最终成为清代地方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一 清代道制的改革演变1.前期的改革
清初制度大部分沿袭明代，在道制上也承袭明代，仍设守、巡道和各类专务道。《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了清初置道情形：“初设布政使左右参政、参议曰守道，每省无定员，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各以其职为名；设按察使副使、佥事曰巡道，每省亦无定员，提学、兵备、清军、巡海、水利、屯田、驿传、监法诸道，各以事设各省要[30]地。”可见，清初道制基本上沿袭明制，仍具有设道繁多、灵活、复杂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故没有做太大调整。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清朝统治者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地方管理制度。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总督、巡抚成为地方最高长官，而布、按二司地位大大下降，丧失了其独立性，道虽位于二司之下，却直隶于省，不再是二司的属官。光绪朝《大清会典》载“总督、巡抚分其治于布政司，于按察司，[31]于分守分巡道，司道分其治于府，于直隶厅，于直隶州”，足见司、道并列，二者已无隶属关系。由此，守、巡道也就不再符合“布政使左右参政、参议”或“按察使副使、佥事”之名。再则，清初仿明制在一些地区重复设道，给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出于缩减财政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需要，对道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清朝道制改革从顺治朝就已经开始。之后，各朝都对道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其大致情况如表1-2所列。表1-2 清前期道制改革情况续表
从表1-2可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前期道制大变革的时期，经过一系列的裁撤和设置，清初设道混乱的情况得以改善，裁撤重复设置的分守道、分巡道，使其变得整齐划一；确定道员的品级，为正四品；赋予道员上奏的特权，说明其地位不断提高。
除上述变化外，再来看其类型上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1）更注重道的监督、纠举职权。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清[32]朝初期全国设有分守道14个，分巡道63个，分巡道的数量是分守道的4倍多，这与前文提到的明代守、巡道数量相差无几（分巡道共41，分守道共61）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清代前期的道制还有一个[33]突出特点是更加“着重其分巡道的功能”，即充分发挥道考核、监察府州县吏治的职能。（2）减少专务道，设置相对集中。清代的专业道主要有兵备道、提学道、督粮道、河工道、驿传道、盐法道、屯田水利道等，不再设清军、监军、协堂、招练等专务道。部分专务道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撤销，如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开始，各省的驿务分归各地的守巡道兼管，驿传道被裁撤；雍正四年（1726），“定各省学政[34]皆改为提督学院，去按察使副使、佥事衔”，标志着提学道也被取消了。总体而言，清代专务道的数量比明代少很多，《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所记之专务道，一共是17种，可见，清代前期设道更趋于合理，更加集中，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各道的作用。（3）注重兵备道，且避免重复设置。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沿用明制，重视发挥兵备道的“兵备”功能，在“冲要之地皆设[35]兵备道”。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清政府建立了完备的兵制，兵备道失去了其作用，清政府开始裁撤兵备道。而到乾隆皇帝时，为了[36]“加强对绿营的监管，减少军民纠纷，并增强地方自卫能力”，因此，又开始重视兵备道的设置。但此时的兵备道大多数是与分守道或分巡道同设，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加各道兵备衔开始，除了边境的几个兵备道之外，其他的主要是采用给各守巡道加兵备衔的方法，从而大大减少了守、巡、兵备三道重复设置的弊端。2.后期的变化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拖进了近代化的进程，也使清政府被迫对其统治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道制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道的类型有所增减。这主要是就形势变化对专务道的影响而言的。一方面，清朝后期，随着行政机构向分工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各类专务道也随着被裁撤。如随着布政司变为理财的专门机构，粮储、盐政统归藩司或度支使管理，督粮道、盐法道即被裁并；由于河工、水利独立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故河工道、水利道亦被裁。到清季筹备立宪时，在所颁定的新官制中，各省无一定辖区的专务道则被裁撤殆尽。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对西方势力的冲击，光绪末年，又增设两种新的道，即巡警道和劝业道。巡警道仿西方警察制度而设立，劝业道则负责管理全省农工商矿和各项交通事务。[37]
第二，道的功能增多。除了裁撤大量专务道之外，为了反抗国外侵略及与洋人打交道，道的长官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台湾等地的道的长官都参与指挥了反侵略战争，而且战争结束之后，还担负起与外国领事交涉通商事宜的职责。此外，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掀起了洋务运动，在这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运动中，道的长官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建设项目多由道台经办，且一般是“候补道经办某种新事业，而实缺道员只是会同督理，亦有某些重要企业始终都是由实缺道员督理的”，道台成为办理洋务的主要力量。而且门户开放之后，道的长官成了兼管关务的地方长官，从而对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形成也起了非常重要的[38]作用。
第三，守、巡道二而归一。根据《大清会典》及《清史稿》所载，清末道的类型除了巡警道和劝业道之外，剩下的就是分巡道和分守道，其中分守道有14个，分巡道有85个，后者是前者的6倍多，与前期的4倍多相比，差距又进一步拉大，分巡道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也说明统治者注重分巡道功能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而且此时分巡道和分守道的职掌已无太大分别了，故“不分守巡道，二而归一”是必然现象。且其趋势是分守道并于分巡道，而“巡道的地方行政权加重，[39]故最终成为地方行政单位的一种”。二 “道台”之称的来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道在清代已经是地方行政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其长官之名称在不同时期则是有所变化的：初期根据其分守、分巡性质的不同，分称为分巡官、分守官；又因多数人认为分守、分巡道员管辖府、州的情况来源于唐代不设节度使处设观察使，就加以借用，雅称其为“观察”或“观察使”；也有通称道官、道臣的，还有直接简称道的，到后来又出现了“道员”一词作为其统称。
对于“道员”之称的来源，杨武泉在《明清守、巡道制考辨》一文中曾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认为，“道员之称，只清代才有”“是随着‘员’之词义衍变而产生的”文中考察了“员”字在进入清代之后又增加了“官”“吏”一义的情况，由此，“本来称道官、道臣，则泛而不专；单称‘道’，又语气不足，员字新义出现，正好凑成道官之专称”。最后，他得出结论，“道员之称始于清初”，确切地说应是在“顺康之际，道员已正式定为守、巡等道官至专称，而入知县、知[40]州、知府等地方官之序列了”。“道员”一词是清代官方对道的长官的称呼，因此，多数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都采用“道员”作为其统称，如朱东安的《关于清[41][42]代的道和道员》、汤熙勇的《清初道员的任用及其相关问题》等。但我们还可以看到部分学者采用“道台”之称，如《上海道台研究》《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等。那么，“道台”之称出现于何时？为何会有这种称法呢？这些问题也可进一步加以考察。
实际上，“道台”的称法是下级及民间百姓对道的长官的敬称。追溯其来源，则要对“台”字的用法进行考察。《康熙字典》中列出了“台”字三种写法三种读音约30种解释，其中有一个解释是：“《唐韵》：土来切，《集韵》、《韵会》：汤来切，音胎。《广韵》：三台星。……《疏》：《武陵太守星传》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43]说明“三台”本是星名，分上台、中台、下台，两两相对，共六颗，后来被用来比作辅佐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三公”，故《晋书·天文志上》亦云：“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在此基础上，“台”也衍生出官名的意思来。“《正字通》袁绍传，三台注：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又汉百官表注：礼乐官知礼容，故礼部称容台。又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故太常称曲台。又汉秘书监曰芸台，唐改秘书为麟台，唐百官志门下省曰鸾台，宋银台司掌[44]受天下奏状。”
可见，“台”从汉代开始就被用来作为对台官的敬称，后来更被广泛使用，作为下级对上级的敬称。如《醒世恒言·白玉娘忍苦成夫》：“门下贱役程万里，奉书恩主台下：……”这是张万户手下的侍差程万里称张万户为“台下”。《长生殿·进果》：“向地上连连叩头，望台下轻轻放手。”这是驿卒称进献荔枝的使臣为“台下”。
在此基础上，“台”也逐渐被用来敬称道的长官。那么，“道台”之称最早出现于何时呢？笔者利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发的[45]“汉籍全文检索系统”进行检索，在官修正史中几乎未见采用“道台”之称，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道台”乃是一个敬称，不可能用于官方记载之中，在个人修撰的史书中则大量出现。根据检索，最早采用“道台”来称“道”的长官的记载见于崇祯年间马光的《两粤梦游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台林公讳汝翥，忙甚，初见即握手[46]谓……”《两粤梦游记》中所记乃崇祯朝之事，这里的林汝翥何许人也？据《明史·列传》记载：“……崇祯初，（林汝翥）起官右参议，[47]分守温处道，不赴。久之，起琼州道……”说明，在明朝末年民间已经开始出现“道台”之称，后来“道台”便被广泛使用，成为对道长官的敬称。
因此，“道员”主要是官方的正式称呼，而“道台”使用的范围更广，为了方便论述，本书采用“道台”之称作为道的长官的统称。三 清代道台的职掌
按上文所述，清代道仍分为三种：分守道、分巡道和专务道。所以，考察清代道台的职掌，需按类型来进行区分。1.守巡道的职掌
关于守巡道道台的职掌，清初主要承袭明制，分守道专掌钱谷等事，分巡道则管刑名，但上文已提到，愈到末期，守、巡道渐二而归一，其职掌自然也是渐趋一致。1723年，雍正皇帝一登基，即特谕守、巡道官：“尔等官历监司，所以赞襄藩臬，承流宣化者也。分守、分巡职居协理……。如守巡两道首当洁已惠民，凡府州县之廉洁贪污，俱宜细加察访，不时密详督抚，以凭举劾；地方有土豪武断，[48]尤宜禁戢剪除，卫良除莠，乃称其实。”乾隆年间所修之《清朝通典》亦载：“分守、分巡……皆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49]能、厉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倡所属而廉察其政治。”说明守、巡道台是位处督抚及藩臬两司之下，同时又是知府州县官之上的中级地方官员，具有“承上转下”的职能。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人织田万进一步概括了守、巡道道台主要有两项基本职能，其内容如下。（一）掌弹压地方。守巡二道，皆为文官，然大抵有命令军队之权，凡关于地方安宁，认为必要用兵之时，移牒各地镇营，命其出兵而亲行统率之，剿讨乱民，以文官指挥军队，乍见一若甚奇矣，其实此为支那制度常有事例，全省绿营军队受督抚节制，亦同一理也，又如保甲总巡局等警察机关，亦多归守巡道直接监督。（二）监督管内事务。守巡道监巡其管内府州厅钱谷刑名其他一切之事务，且定期或临时考察官吏之勤惰能否，以报告于布按两司。故府州厅所处办一切之事务，各衙门皆有申详于道之义务。又，现今关于裁判事件，系府所审理者，流罪以上案件，则直达于按察使司，此为常例，然普通事件，必当申详于道，然后达之按察使，然则守巡[50]道之对此等裁判所，可谓组织第二裁判所矣。
从织田万的论述中亦可见，清代守、巡道道台的职能包括“民事行政、司法、监察、军事监督以及财政工作”等各个方面，但这概括的也仅仅是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台的职能。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入侵的新情况，部分地区的道台又有了一项新的职能，即“主持对外交涉事务，洋务运动以后，其职能又从对外事务扩大到洋务，以及近代[51]化事业等方面”。
当然，根据上文论述可知，清代道制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灵活性等特点，各地道台的职能往往也是因地制宜，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因此，各地的守、巡道台又因为自身特点而有不同的具体职掌。2.专务道的职掌
清代的专务道名目也较多，且不断变化，《清朝通典》载：“分守、分巡及粮储、盐法各道或兼兵备，或兼河务，或兼水利，或兼学[52]政，或兼茶马、屯田，或以粮盐兼分巡之事”。如表1-3所列，负责某些专项事务的道大致有八种，多数是因需而设，职掌各异。表1-3 清代常设专务道职掌续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