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本义隆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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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试读：
译者序
本书作者山本义隆曾就读于东京大学理学部，在1968年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曾担任东京大学的学运领袖。因为这段经历，作者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学术界，而是去了高考补习学校任职，成为一名物理教师。不过，他在教书之余坚持开展研究活动，不仅出版过多本物理学专著，还编写了不少科学史方面的著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和学术背景，身为科学史专家的作者虽然无法获取档案馆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通过广泛涉猎科学史、技术史、经济史以及政治史领域的诸多资料和文献，并以简洁精练的文笔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这本可读性极强的历史书。同时，他还提供了一种与一般历史教科书和科技史专著迥然不同的，以能源革命为主线来纵观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崭新视角。
作者认为，迫使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的军舰——带来的是一场能源革命，自此日本开启了由国家主导、全民参与的近代化之路。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拼命学习、吸收西方科技，也取得了与欧美相差无几的成果，却未曾重视引进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未能同步吸收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依然固执地片面追求并享受着能源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然而，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却暴露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破绽，直接宣告了日本原子能“安全神话”的终结。作者指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将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对美科技战的失败”，所以“生产第一、增长第一”的价值观在战前和战后不仅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导致了日本对败给中国的事实置若罔闻，进而无视侵略亚洲所应承担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另外，作者还指出，“面对欧美时所抱有的自卑感让日本想要尽可能地接近欧美，在那一刻，面对亚洲，这种自卑感就转换成了优越感”。
作者在书中着重探讨并反思了科学技术以及科技研究人员在近现代日本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不断追问，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这一理念主导下对欧美科技的引进到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作者首先讲述了日本引进欧美科技的背景，即以寻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与基于经验和知识而形成的“技术”，这两个概念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初是以“为技术服务的科学”这种功利主义的形式而被引入和为人所接受的。然后，作者以战前、战时、战后的连续性，以及“总体战体制”这一经济的军事化视角，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说。
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产官学一体化”的社会构造依旧如故，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在政府层面的表现是，在战前和战时，从事军事技术研发的技术人员在战后被政府和大公司所重用，并在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积极参与军事研究的大学教授，战后依然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军事研发。而这一体制导致的负面效果是，在日本各地爆发的公害污染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乃至部分大学教授都对事故极力遮掩；袒护肇事企业，故意拖延对被害者的救济行动。
江户时代打开国门之后，日本面对着十分严峻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对日本来说，在这样的“乱世”中，如何避免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维持东亚仅有的完全独立国地位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虽然历史证明，这一过程最终以日本的战败而告终，但是，日本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给人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深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于这段历史的挖掘颇有深意，为我们多角度地看待和评价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译者衷心地希望本书能给广大读者朋友们带来收获。2019年8月16日蒋奇武
序言
PREFACE如果将19世纪中叶，具体来说也就是1868年，作为日本近代史开端的话，那么2018年正好是第150年。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过工业革命，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从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欧美各国一方面在国内推动重化工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对外以“强国”自居，不断拓展海外殖民地。日本被卷入这些国家的竞争中，对西欧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思想方面）和人权思想（社会思想方面）都未能做出充分理解和尊重，却完成了天皇制国家的构建。然而，与此同时，日本极其贪婪且高效地引进和吸收着西欧的科学技术，在政府的指导和军需的拉动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并于20世纪初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的一员。虽然上述历史进程曾因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一度遭遇挫折，但是，战后在新宪法之下，日本再次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
一般认为日本近现代史是由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代（从明治时期到太平洋战争战败）和战后宪法时代两部分构成。但是，无论是明治时期，还是战前战后，日本都在列强主义、大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不断追求以能源革命和科技进步为支撑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近现代史是一样的。(1)
美国海军提督马休·佩里率领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迫使德川幕府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即“黑船来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是，他在1854年第二次“来航”时，赠予幕府一座蒸汽机车模型和一台电报机。这些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发明正是西欧近代能源革命的直接产物。
一直以来，人类只知道利用人力、畜力、水力、风力驱动和抬升物体，将蒸汽动力用于机械的创举引发了人类的动力革命。水车和风车只能将一种类型的动能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动能，与之不同，蒸汽机证明了以前仅用于加热和烹饪的热能也具有驱动和抬升物体的能力。这又促使人们发现了能量的概念——可以实现热能与动力相互转换的超级能力。电能不仅可以提供动力，还可以用来照明、供暖和通信。随着人类对电能的认识不断加深，能量的概念得以明确。因此，蒸汽和电力的使用与普及是超越动力革命的能源革命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完成了能源革命。
恰好在这一时期，已经打开国门的日本以实现能源革命为目标，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实际上，那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热能和电能可以在生产、运输、通信、照明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日本在1867年开通了第一条连接新桥和横滨的铁路，同年首座配备完整蒸汽动力的缫丝厂在群马县的富冈落成，1869年架设了第一条连接筑地和横滨的电报线，由此拉开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帷幕。随后，以继承幕府末期的军需工业为形式，以绝对服从新政府的军需优先为导向，日本的近代化在重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各个领域正式起步。此后，蒸汽机在运输和生产中普及，电能在工厂和家庭中广泛应用，即通过热能和电能的普及实现了近代化的目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
能源革命的影响直接反映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在江户时代的260年间，日本的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万左右，几乎没有变化。然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人口迅速增长，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已接近7200万。之后，人口增长势头不减，1970年超过1亿，2010年达到巅峰——1.28亿，此后迅速下降。这意味着，在1870年之后的140年间，除了战败后的复兴阶段，日本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同时，能源消耗不断增加。21世纪前十年，迎来转型，目前正处于需对经济发展政策进行重新评估的关键时期。历史人口学家鬼头宏指出：少子化象征着依赖化石燃料和铀等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已经
走到尽头，预示着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已经
迎来了向可再生能源社会转型的时期。（《东京新闻》2017年3月
25日）
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就是这一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它预示着一味追求增加能源消耗的模式已经被打破。
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关注欧美的科学技术，明治时期真正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吸收借鉴，这成为日本近代化和经济增长的支柱。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通过中央政府、各行业、军方与帝国大学（为贯彻国家政策而设立）之间的通力合作，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而科学技术则一直被认为是实现振兴必不可少的。战后的复兴重建也是在这一价值的推动下完成的。经历了旨在“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战时“总体战体制”之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这一明治时期的国家目标，最终在战后被“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的目标所继承。
日本这种“官产（军）学”一体化政策的思想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增长意识”把通过经济增长来提升国力作为第一要义。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对科技进步无条件地信任和不加批判地赞美。自明治以来，“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生产和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样的观念超越阶级立场和思想信仰，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对此首次公开提出疑问是在明治维新100年后——20世纪60年代。
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导致大日本帝国彻底崩溃，日本社会也遭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战败后，日本的科学家随即表示要用科学重建日本，并称赞美国开发的原子弹是“人类的伟业，科技的精华”。媒体也将原子能和宇宙开发描绘成20世纪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梦想。这一梦想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变为现实。1965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恢复，并预言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以机械工业和重化工业为核心。这也是对从水力发电到火力发电，再到原子能发电的能源更新需求的预言。其中，原子能发电尤为重要，它象征着战后世界大国的地位，甚至象征着军事潜力，它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具有政治和外交意义。1954年，日本首次将原子能的研发经费纳入预算；1955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1956年，设立原子能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厅；1957年8月，东海村的核反应实验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20世纪，科学作为维持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受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这就是科学史专家广重彻提出的“科学的体制化”。从研究层面上讲，这一体制实际是通过官（中央政府机关）、产（产业界）、学（大学），抑或官、产、学、军（军方）之间的通力合作完成的。虽然在研究经费的分配上对前沿领域有所侧重，但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的发展取决于产业界和军方的需求以及政府的指导。
通过1968年、1969年的东大学生运动，人们开始质疑那些被纳入国家体系的大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四大公害诉讼（熊本县“水俣病诉讼”、新潟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痛痛病诉讼”、四日市“公害污染诉讼”），再加上三里冢的农民为反对建设成田国际机场所做的抗争，都表明日本依靠产业发展和研发而推进近代化是以农民和渔民的牺牲、社区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这些事件也引发了对只顾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做法的批判。
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的“理工热”是战后复兴的资本主义进入国际竞争行列的产物。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科技热潮也在席卷全球。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到1969年美国通过阿波罗计划成功实现人类首次登月，20世纪60年代，美苏的航天航空竞赛在那个年代似乎预示了科技无限进步的可能性。
这场竞赛看起来似乎是战后两大强国的科技之争，但实际上，它是以导弹技术优劣之争为核心的军事竞争，同时也是国家尊严的激烈交锋。在20世纪后期，科技的强弱往往代表了一国工业和文化力量的强弱，同时还代表了军事力量和政治话语权的强弱。正是因为这样，肯尼迪总统才下令执行阿波罗计划，无论耗资多少，美国必须在登月领域领先苏联。在辉煌的航天航空竞赛的背后，由于苏联经济陷入停滞，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大幅度下降；即便在美国，在投入巨资的阿波罗计划的背后，黑人被抛入了遭受歧视和忍受贫困的深渊，频繁发起暴动。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越南战争（美国侵略越南）愈演愈烈，虽然没有使用原子弹，但美国在越南狭窄的土地上投下的炸弹相当于其在“二战”期间投放炸弹的好几倍。从大型凝固汽油弹、集束炸弹到枯叶剂，这些尖端技术被用于摧毁越南贫困的村落、杀戮普通的平民。直至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被枯叶剂摧残的土地上，仍有畸形儿出生，这就是20世纪化学技术催生出的剧毒——枯叶剂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讲，其非人道性毫不逊色于核武器。
枯叶剂最初是由一家美国化学品制造商于1938年开发的。它是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种除草剂，但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2)的爆发，它被转而用于军事研究。同样，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3)和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在1938年发现了核裂变。战争期间的这一发现被用于军事领域。七年后，也就是1945年，原子弹被制造出来。战争期间，任何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军事用途的考虑对象。原子弹和枯叶剂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了强化战斗攻击力的层面，达到了摧毁人类生存条件的程度。
美国国内的反越战浪潮中，质疑和谴责的不仅仅是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径，还有被纳入美国军事战略的美国科学界，以及让战争的破坏力更强、使受害者更多的科技进步本身。1968年至1969年，美国学生以静坐抗议和占领运动的形式展开反越战斗争。他们斗争的对象是以哈佛大学为首的从事军事研究的全国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反越战和民权斗争运动中，美国国内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逐渐冲破禁锢，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了。(4)
这是向垄断资金、信息和尖端科技的失控的产军学复合体提出的异议。但是，这种产军学复合体以一种比20世纪“科学的体制化”更为先进的形式——21世纪的“利维坦”——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全人类已经开始质疑一直推动近代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即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认同科技进步和由其带来的经济发展对人类来说都是绝对的好事。
日本正面临着明治以来的种种巨变：象征科技神话破灭的福岛核电站事故，预示着经济增长终结的人口下降，等等。重新审视在大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走过的日本近代化历程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基于此，本书主要讲述日本近现代科学技术150年的发展历程。(1) 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舰队迫使锁国时期的日本打开国门而闻名于世。(2) 奥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德国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原子核裂变的奠基人，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3) 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奥地利－瑞典原子物理学家。(4) 产军学复合体是指产业界、军方和以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间形成的利益联盟。“产军学”的紧密关系推动了日本的军事扩张、产业发展和大学教育。
第1章 与欧美的相遇
1 从兰学到西学
直到江户末期，日本的统治者才开始关注以物理学为中心的西欧近代科学。在此之前，人们学习的所谓“兰学”，实际上主要是医学，最多再加上学医时附带学习的本草学和化学，以及用于计算日历的天文学。而且，当时只有少数医生和极少数武士是完全出于兴趣而私下学习的。虽然当时的人也知道时钟、望远镜和其他西方技术，但是这些高科技对醉心于兰学研究的“兰癖大名”和富裕商人来说不过是高级玩具一般的摆设而已。
随着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日本随即正式开始认真学习欧美的科学和技术。“武士的西学”取代了“医师的兰学”。当时，欧美列强的舰队频繁靠近日本沿海，再加上公认的强国——清朝被装备近代武器的英国军队击败。这些眼前的事实除了给日本的统治者留下了欧美军力强大的印象之外，还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1)
对此，土佐藩的吉田东洋于1852年写道：(2)近古以来，物理功夫之精密，不得不推泰西人为绝妙，而(3)
以貌利太妮亚为第一。今观其斡旋大舰巨炮，神速如风霆，足(4)(5)
以知意匠之精妙矣。向者支那人，殉俗泥古，慢自尊大，曾(6)
无取长补短之心。是以一旦与之角，望风骇走，不得一措手也。
盖泰西人学艺之功夫，日益精。如天文地志历算之术，亦皆古粗
今精，以今观古，昭昭然如白黑之在目。（福岛成行，《吉田东
洋》）
紧接着，在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提督马休·佩里率领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抵达日本。强烈的危机感转化为现实，日本全境被恐慌的气氛所笼罩。
面对列强的威胁，幕府于1855年匆忙开办了以国防教育和情报收集为主要目标的洋学所（翌年改名为蕃书调所），主要负责收集和翻译欧美的军事技术书籍。与此同时，为建立一支西式海军，设立了长崎海军传习所，开始聘请荷兰海军军官教授造船和航海技术。这些举动意味着，在学习欧美科学技术上，作为幕府官方教育的“武士的西学”取代了作为私人兴趣爱好的“医师的兰学”。
当然，并不仅限于幕府，其他地方各藩也深受影响。在佩里来航之后的一年内，实际有多达225位大名向幕府申报铸造大炮，总共铸造了1657门大炮。1854年，在绪方洪庵的适塾学习荷兰医学的播州(7)医师大鸟圭介为了学习西洋兵法而远赴江户（东京）。1856年，中(8)津藩的福泽谕吉本应继承家业却向藩主提出申请，希望学习兰学。结果却被告知，如果是以学习炮术之名申请的话，就可以被批准。此事还被写进了《福翁自传》（以下简称《自传》）中。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完全是从军事技术方面开始学习欧美科学技术的。上面提到的“武士的西学”取代“医师的兰学”中的“西学”，至少在当时指的就是“兵法”。当时学习的主要是技术（军事技术），只有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迫不得已才去学习科学。长崎海军传习所也教授相关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但并非因为重视数学和物理学本身，而是因为这些知识对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有益。
总之，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近代西欧文明的优越性不是体现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而是体现在科学上，而且这种科学又体现在以“黑船”为代表的具备蒸汽动力的坚船利炮，即先进的军事技术上。
2 遭遇能源革命
不过，欧美的优越性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军事力量。19世纪中叶，日本的技术与欧美相比整体存在显著差距。作为献给幕府的礼品，佩里在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带来的蒸汽机车模型和整套有线电报在欧美社会已经投入使用。据说这些代表能源革命的尖端技术让当时的幕府官员兴奋不已，特别是蒸汽机，它的实际应用掀起了一场动力革命。对于当时只知道将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作为动力的人们而言，蒸汽动力是一种崭新的能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分别是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但这里的机器指的是自中世纪以来使用的机器，例如，在农村使用的水力磨粉机和在采矿中使用的马力卷扬机等。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发生变化的重点不仅在于实现了机械化，还在于机器的动力从水力和畜力变成了以蒸汽为代表的热力。基于这一变化，人类摆脱了使用水力和风力的地理限制，也突破了使用人力和畜力的体力限制，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可调配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地方，都可以建造大型工厂。由此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在日本，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江户末期有机会直接接触欧美社会的武士们。
1860年，幕府使节团乘坐蒸汽船“波瓦坦”号前往美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书和考察美国国(9)力。玉虫左太夫作为使节团的一员详细记载了此次行程，并留下了《航米日录》。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出发前将美国视为野蛮的“狄夷之国”，随着海上的经历和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同时还能发现，美国人对他们毫无歧视、热烈欢迎的态度让他对生活在身份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的卑屈、自大产生了怀疑和厌恶。在这一点上，《航米日录》是本很有趣的读物。不过，在此我想重点关注的是他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印象和感想。
对于使节团乘坐的蒸汽船、在巴拿马地峡体验的蒸汽机车、在美国本土工厂里所见到的各种蒸汽动力的机器或照片以及其他的近代技术，玉虫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了它们的外部构造和功能。他还反复强调，“对其精密而又奇巧的设计唯有惊叹”，“不能理解其中的精密性”，而对其中的原理却只字未提，自始至终压根就没想过要理解它。这种态度在他对避雷针的描述中可见一斑：“那个器械针头有15厘米被镀上了金，并直立在桅杆顶端，下面连接着垂到海中的铁链。据说这样就能避雷。我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但认为这是个非常奇妙的方法。”让玉虫产生钦佩的不是驱动这些机器、设备的复杂精妙的原理，而是它们所具备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工作能力。
实际上，玉虫在美国不仅考察了大型工厂、造船厂等重工业，还考察了印刷厂之类的轻工业和酒店之类的服务业。以蒸汽为动力的生产机械化的普及有效地节省了劳力，这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对此，他在文中频频提及。以下分别是他在造船厂、印刷厂和酒店的见闻：（在造船厂）参观其制造，发现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都是以蒸
汽为动力的精巧机器，无须人力。一两人即可承担一项需上百人
方可完成的任务……铸造炮弹和加工木材都是利用蒸汽完成的。
此外，原本需要百人之力才能完成的巨铁的锻造，在这里只需一
两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蒸汽带来的便利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卷三）（在印刷厂）全都是以蒸汽为动力的精巧机器。机器上约有
20个齿轮，墙中央有一个大型齿轮，凭借蒸汽机不停地旋转，
与之连接的几个齿轮也随之转动。凭借机器的巧妙设计，纸张的
放入和取出、铅字的印刷以及上墨等全部工序都能自动完成。仅
需一两个小女孩在一旁负责放入和取出纸张即可。（在酒店）从酒店的工作到衣物的洗涤都由带蒸汽机的机器
完成，人力使用得很少。（《日本思想大系66：西洋见闻集》，卷
四）
玉虫特别关注的是机器能够节省劳力这一点，即机器所具备的强大工作能力。这正是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所带来的成果，而这一成果仅通过机械化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从中可以看到，通过蒸汽动力实现机械化的美国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福泽谕吉也乘坐与“波瓦坦”号随行的“咸临丸”号一同赴美。他在《见闻报告书》中对美国社会机械化的普及做出了同样的描述：“所有费力的事情全都交由蒸汽动力装置完成。锯木、制造金属器具、铸造货币、制糖、磨小麦粉等所有工作都由相应的蒸汽动力装置进行。”
然而，与玉虫不同，掌握荷兰语和英语的福泽在自传中表达了自己“对理学之事，见多不怪”的从容心境。因为他曾经在大阪的适塾学习过当时最先进的法拉第电磁学，福泽多多少少对欧美的自然科学有所了解，对电为何物也有一定的理解。而且，福泽是幕府末期唯一一位去过欧美三次（两次美国、一次西欧）的日本人。从这点来说，他是当时最熟悉欧美社会的日本人。
福泽关注和感叹的对象不仅限于蒸汽动力革命，更有以蒸汽即热能的动力转换和电力在通信领域的应用为代表的能源革命。
1866年福泽的《西洋事情》出版。该书扉页上方赫然印着两排大字“蒸汽济人，电气传信”，扉页的中央是一个环绕电报线的地球，下方是冒着浓烟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对福泽来说，在明治维新即将到来之际，佩里带来的蒸汽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发明就是欧美科学技术的代表。
福泽于1864年就西欧近代所实现的变革，再次发出如下感慨：19世纪，美国不断研发蒸汽和电信技术，最近三四十年以
来，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社会面貌也不断改变。无论是军备战
争还是工业生产都取决于这些技术。尤其是在交通运输方式上，
自古以来，以蒸汽发明之日为界，可以说其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时事小言》第一编）
福泽所说的，蒸汽机和电报机出现之后世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实际上指的是能源革命这一西欧变革的核心。
3 文明开化
基于这些经历，针对与欧美各国的贸易，玉虫左太夫得出了明确的教训：如果想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必须将制造能力提高十倍。因
为人力是有限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国力
羸弱，如果想要改善这一点，与其讨论账面上的盈亏，不如着手
制造蒸汽机器，利用它让单人去承担百人的工作。
幕府末期的高级武士位居“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的最上层，但他们不仅对欧美社会知之甚少，而且对手工业和商业也十分鄙视。对于他们来说，上述玉虫所得出的教训大概就是他们访美的直观感受吧。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的精英们通过对欧美社会的实地考察，再次认同了玉虫对于欧美的印象和得到的教训。长州和萨摩的藩士们占据新政府的要职，他们是日本唯一拥有与欧美军队直接作战经验的人。长州藩在下关战争中与荷、美、英、法联军开战，萨摩藩也在萨英战争中与英军有过交锋。结果，萨摩藩还算差强人意，但长州藩则以惨败告终。这些亲身经历使他们深知欧美军力的优越性，也使得明治新政府的危机感日益强烈。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随即于1871年派出了以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为首的，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数十位政府首脑在内的使节团赴欧美考察。通过近两年的考察，他们毫无遗漏地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其中，对各国的制度、法律、财政、产业、军事等进行考察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在这方面，使节团收获颇丰。对此，使节团的一员久米邦武提交的官方记录《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以下简称《实记》，下文中引用末尾的数字表示连续的卷号）中有着详尽记载。
在书的序言中，久米对此次访欧的情况描述道：“坐火车抵达一个城市后，去酒店放下行李，就立即开始视察活动了。白天，在机器轰鸣、蒸汽弥漫、充斥着铁味和煤烟的工厂中来回奔走。傍晚带着满身的烟尘回到房间，刚拂去衣服上的灰尘，宴会的时间就到了。仪容端庄地赶去赴宴，之后带着疲惫，直到深夜才能上床睡觉。一觉醒来，工厂派来的接待人员已经到酒店了。”每到访一个欧美城市，使节团都争分夺秒地考察产业、参观工厂。
在对美国的记述中，占据大量篇幅的是机械化已经普及的美国机械工业。其中一段是“在现代采矿业中，无论怎么说，利润最大的肯定是煤和铁……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钢铁工业的繁盛（2）”，“美国人自豪地认定他们在机器领域是世界第一（12）”。同样，关于英国，他写道：“英国的财富最初来源于采矿业。其国内的铁、煤产量都是世界第一。英国人利用这两种资源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和铁路，通过火力驱动蒸汽实现了经济增长，并垄断了纺织业和航海业，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其蓬勃发展的钢铁工业让我们一行人大为吃惊（21）。”之后，他认定并在书中反复指出，英国的工业和财富的根基在于铁和煤，且这一结论普遍适用于欧美各国。他说：当西方人谈论工业时，人们一定会说铁和煤的生产是一个国
家财富的源泉……铁的优势通过煤呈现出来，而煤的价值则通过
铁体现出来。在推动工业技术发展和增强国民经济实力上，煤和
铁在欧洲着实发挥了巨大的效用。（50）
使节团还发现，正是由于大型机械化工厂实现了商品的大量生产才使得欧美的工业和商业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西欧的工业革命，即以铁为原料的机械化制造业和以煤为原料的实用化蒸汽机所引发的动力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实力给使节团留下了直观且深刻的印象。
当然，发出类似感想的还有别人。因将卢梭及其“天赋人权”学说引入日本而闻名的自由民权论者中江笃介，曾作为政府公派留学生留法两年（从1872年开始）。他在1888年的《告工商诸君》（《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4：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从生产形态和资本数量上对西欧的工业和日本的制造业进行了比较。他写道，西欧的工业是通过“利用大型设备制造商品的工业资本家”实现的大规模生产。相比之下，“而我亚洲，迄今为止制造货物仅靠修习自然和人的智慧、勤劳，工人也大都以住所的一间房为工厂，仅靠自身拥有的少量存款或找人借来的稍许钱财为资本，即同时任雇主和雇工。因此，拥有大型设备的资本家少之又少”。
留学前中江曾任职于司法省，所以他是以研修法学的名义通过留学选拔的。留法期间，他一直关注文学和思想领域。尽管如此，在资本和技术上，以个体手工业（充其量是批发商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为主、未经历工业革命的日本，与已经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大型工厂机械化的西欧之间的巨大落差，应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对此，经济学家在书中写道：“几乎没有任何近代工业的日本与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发展了几十年，即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欧美各国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限大的。”
回到《实记》中来，久米指出，虽然“（统治阶级）本应重视人们生活的便利、安稳，增强他们的经商能力”，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统治阶级却“将关乎民众切实生活的工作视为微不足道的卑微小事，丝毫不放在心上（7）”。由此，久米得出结论，日本与欧美的差异根本上是由对待商业和贸易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也就是说，“在欧洲重视商业是人们的共识（93）”，“欧美人将贸易视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4）”，“当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其辉煌的文明而自豪，它们国力富足、贸易繁盛，并拥有先进的技术……这是由欧洲重视商业的传统逐渐形成的（23）”。与之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重视贸易”，至少这样的想法在统治阶层中是很普遍的（18）。由此，久米和使节团得到的教训是，这样的做法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中行不通。
但是，应该重视并学习的并不仅限于产业和商业发展。福泽还对1851年、1855年分别在伦敦和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有如下叙述：虽说西洋各国建造博物馆收藏世界各地自古以来的物品，但
是各国的制作工艺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不断推陈出
新。因此，昔日的稀世珍品，如今却沦为陈腐之物；昨日的利器，
如今却成为无用之物，这也是常有的事。（《西洋事情》）
他在之后的《劝学篇》中写道：“世上无论何事都是这样向前推进的，昨天认为便利的，今天便觉笨拙，去年认为新颖的，今年便觉陈旧。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其各种各样的电气设备和蒸汽机器，无一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九编）他还在《时事小言》中写道：“在和平时期会爆发工商业的战争。”给福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由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工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还有这种增长和发展正在各国间展开竞争这一事实。世博会不过是为这些已经实现了进步和增长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一决高下的场所而已。另外，久米也关注了西欧各国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实记》中，他将这种竞争称为“太平的战争”，并将其描述为“开明之世中最为重要的任务”（82）。
在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福泽和久米等人不仅看到了科学与技术直接相关，是工业发展和军力强大的基本要素，而且还看到了国家积极支持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创新。在正式分割世界的大战前夜，福泽和久米准确地掌握了欧美各国的情况。于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日本被慢慢地引上了征服世界的近代化之路。
日本统治者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与欧美列强开始接触，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与他们存在巨大的差距。“若想不亡国，唯有不断进步、成长”的观念已深入他们的脑髓。基于这一观念，久米也对新生的日本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诸多思考。随着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当今世界进入了贸易时代、国际关
系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为了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必须举国
上下团结一致，首先尊重财产权，以实现富强。（《实记》24）
确实应该全民团结一致，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不过，这绝不是仅仅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就能实现的，因为它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之前的统治思想。
4 逆转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由“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构成，其中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处于社会最上层，而手工业和商业处于最底层。武士作为幕府和各藩的官僚，享受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劳动果实，却认为工匠的手艺活和商人的唯利是图是卑劣的，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避而远之。明治之后，虽然大力宣扬“四民平等”，社会风气却难有根本性的转变。福泽在1874年执笔的《文明论概略》（以下简称《概略》，引用末尾的数字表示出自第几章）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载，“士君子们是绝对不会去谈论理财（经济）的，因为他们认为不知者不为耻，知者为耻”。（9）出生于豪农之家，曾是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官员，(10)(11)之后离开大藏省进入实业界的涩泽荣一，在同一时期的谈话中也曾证实，自古以来日本人“以武士为尊，将成为政府官吏视为无上荣光，却以成为商人为耻”。1885年，实业家吉田平二在谈及撰写《工业振兴论》的动机时写道，“世间的普通人都瞧不起从事手工业的人”，并感慨“虽然世间有很多论客，但为何不见有公然声称要改变手工业和商业地位的事情呢”。由此可见，这种偏见根深蒂固。
在从“士农工商”这种阶级固化的社会向全民团结一致努力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彻底转变之前的价值观。为此，日本对从欧美引进的科学技术与传统技术进行差别化对待，让前者更值钱、含金量更高。另外，日本统治阶层认为，为了实现价值观的改变，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为此，一方面需要福泽等知识分子参与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需要国家主导制定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通过启蒙运动，让人们产生一种认识（更确切地说，是意识形态）：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绝对优于亚洲和日本早已形成的自然观。还要让人们接受一种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幻想）：欧美的技术是有近代科学支撑的科学技术，它拥有合理的体系。然后，再将这种认识和观念合二为一，灌输到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中。“文明化”或称“文明开化”，就是促进和支持这一运动的象征。
明治初期，福泽谕吉最明确地提出将“文明开化”作为明治新政府的发展方向。他在1866年出版的《西洋事情》一书中写道：“观察历史可知，人虽始于愚昧，但会逐渐走向文明开化。”福泽使“文明开化”一词固定下来，并在《概略》中断言，“人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文明”（3），“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那么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4）
简而言之，福泽的历史哲学观为：人类是按照“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单向过程逐渐进化的。他对当时的世界的认识是，非洲处于“野蛮”状态，亚洲各国处于“半开化”状态，而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已经处于“文明”状态了。也就是说，“西洋各国都已经实现了文明，而我日本还未达到文明的程度”。日本应该以处在文明最高阶段的西方文明为目标，推进日本的“文明化”，并以类似于欧美各国的形式实现独立，这就是他得出的结论。而他所向往的“文明化”不过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已。反过来说就是，“生产技术的落后是我国文明尚不发达的证据”（《概略》10）。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实现文明化，必须促进工商业蓬勃发展。“求学问要崇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日益发达的工商
业，开辟幸福的源泉；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
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作现代文明。”（《概略》2）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文明的指标在于有无“科学技术”保证巨大的生产力，并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一点恰恰正是作为“实学”即“有用的学问”的西欧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物理学的特征。对于这一点，福泽在晚年的《福翁百话》中也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如果把今天的实学视为文明，将其与日本、中国的古代学问进行比较，其唯一的差别在于是否基于物理学的原理。”在《自传》中，福泽断言：“如果把东洋的儒教主义与西洋的文明主义加以比较，可知东洋所缺乏的是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两点。”对他而言，以物理学（作为数理科学）为代表的西欧科学，是绝对优于亚洲和日本之前形成的自然观的。
在《概略》（6）中，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有谁能将大板车和火车相比，又有谁能将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这里还在流行阴阳五行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凶吉的时候，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之上，而他们已经知道大地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此番感慨正是福泽在明治初期率先致力于物理学——(12)当时称为“穷理学”——启蒙的理由。
5 物理学热潮
明治初期，在森鸥外的小说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兴许是遭到开化了吧。”就在那个时代，的确出现了被称为“穷理热”的西洋科学技术启蒙书的出版热潮。掀起此番热潮的是1868年即明治元年出版的福泽及其盟友小幡笃次郎撰写的《训蒙穷理图解》和《天变地异》两本书。
福泽的这本《训蒙穷理图解》是对“初等物理学”的介绍，实际上是本很薄的物理学入门书。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在江户后期的青地林宋、幕府末期的川本幸民等人的兰学书上出现过，只不过语言更加通俗化而已。其主要区别在于，兰学书的读者仅限于狭隘的兰学人群，而福泽的书作为“文明开化”的传道书却能将兰学知识普及给广大民众。
虽然福泽的书以扫除人们传承下来的各种迷信的启蒙精神为指导，但真正引发高潮的还是绝妙的出版时机。
国内，德川幕藩体制已经崩溃；国外，近代西方文明正以一种未知的强大力量扑面而来。民众被置身于一种模糊且对未来一片茫然无知的境地。这种不安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的变革。
幕府末期，1854年7月发生了伊贺上野大地震，受害者超过15000人。同年12月23日和24日，发生了罕见的双子地震（安政东海地震和安政南海地震），再加上随之引发的大海啸，总共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次年1月又发生了安政江户地震（直下型地震），据说死伤者有7000～10000人。此外，1858年4月发生了飞越地震，富山、岐阜受灾严重；随后，7月在八户和二户两地又接连发生了地震。频频发生的7级、8级大地震使得地动山摇成为真实场景并接连上演。这些自然灾害也让广大民众深感不安。
随着幕府权威的丧失，一方面，过去的常识被推翻；另一方面，人们面对完全未知的事物和文化而陷入不安，感觉走投无路。福泽和小幡开导道：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其实“只要发现其中的规律，就没什么好惊讶的”，“天地万物都不会脱离其自身的规律”。同时，他们又向民众传播了穷理学以证明这种观点。这些活动时机绝佳，与“文明开化”形成了呼应。
于是，自那以后，穷理学的书籍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在幕府末期，学过欧美语言并对西学有所了解，但由于幕藩体制的崩溃(13)而丢了饭碗的部分文笔好的士族们，抑或是那些学过已经被翻译成汉语（古汉语）的西方科学书的人们，竞相执笔、翻译“穷理”书籍，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传道于民。例如：1872年，土屋政朝翻译的《训蒙穷理余谈》，鸟山启的《强说穷理》，永泽克久的《训蒙穷理新编》，后藤达三的《训蒙穷理问答》，清原道彦的《穷理智环》；1873年，西尾猛翻译的《穷理训蒙》，中神保译、瓜生政和校订的《穷理和解》，尾形一贯的《穷理通》，东井洁全的《穷理日新 发明记事》；1876年，真山温冶的《穷理一端》等书。这些书的内容不仅涉及重力、自然现象、天文现象，还依据初等物理学对蒸汽机、电报机、气球等人工机器做了相应的说明。
此外，记载了气球、摩擦电等内容的《奇机新话》（麻生弼吉撰写，1869年出版）；记载了轮轴、杠杆、滑轮、斜面等力学基础知识，并论及水车和蒸汽机的《图解机械事始》（田代义矩编辑，1872年出版）和《话说电报》（高濑四郎摘译，1873年出版）；还有对静电进行解说的《电气论》（中神保抄翻译，1871年出版）之类的书也相继问世。这些书的内容大都以机器、蒸气和电力为主题。
对此，瓜生政和在1873年出版的《素读穷理双纸》一书中写道：“近来，穷理之书盛行，尽管这些书的发行量和构成都大同小异，但内容都有根有据，并非凭空捏造，可取之处甚多，所以人们都特别喜欢看这类书籍。”据估计，这类书籍实际出版的数量应该是上述机器蒸气、电力类图书的10倍。
实际上，除了1872年的《穷理捷径十二月帖》、1873年的《穷理赠答之文》这类冠以“穷理”之名的习字练笔书之外，还有1876年(14)增山守正的《滑稽穷理，脐之西国》之类的落语书。不过，虽说形式上是落语，但内容上多以物理学、化学为题材，或以一些物理学、化学的知识为前提，与书名中的“穷理”相呼应。名为《原素坊》的落语，讲述了一位僧人为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给孩子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的故事。故事里，这位僧人给出的名字从“铝”开始，到“钾”，最后一直到“锆”，前后讲到的元素名称总共有62个，最后以“造化(15)单纯用太郎”收场。由此可以看出，福泽所说的“他们（西方）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的知识在日本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那时，即使是娱乐使然，零星的关于西方科学的知识已经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了。
剧作家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1871年出版）中写道：“冥顽不化的家伙们，说什么一旦吃肉就不能合掌面佛，身体会变得不干净，那是因为他们不知穷理学的缘故。真想让这帮家伙好好看看福泽谕吉的《肉食之说》。”另外，他在1872年出版的《通俗穷理话》一书的卷首写道：“有人在西洋式建筑的门口挂上一块写有‘穷理学教授之所’的牌子，并称之为‘文明斋开化’。”穷理学正是因为与食肉一同成为开化的象征，才引发了此番热潮。
不仅如此，此番热潮甚至还通过将穷理学与文明开化的正面象征意义相结合，向民众宣扬穷理学（近代物理学）的优越性，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半强制性的价值导向，即不知穷理学的人会被冠以“不正常”的称号。1872年，在青木辅清的《画本穷理物语》中，一位城里人为了让儿子学习西学，在拜访教授西学的私塾先生时，谈了自身的感受。时下，西学盛行，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只要不学西学就
难以立足……不过我认为，只要认真钻研学问，便有可能获得优
于西学的知识，发现更好的新方法，让西方人为之震惊。所以此
次特地带犬子前来，恳请先生将其收入门下，教授洋学，让其能
够成为正常之人。（秋田摩纪《围绕穷理学盛行的磁场》，收录
于《日本思想史学》第35号）
上文中提到的《滑稽穷理，脐之西国》初篇中的《手与指相异》一文写道：“在当时文明开化之际，穷理、化学遍及各地，甚至在娼楼妓馆的人也不爱金钱爱穷理了。”福泽也在1871年写下了近乎恫吓的话：“能看见东西却不知其中原理的人就如同睁眼瞎。所以，不读穷理书的人与盲人也并无不同。”（《启蒙习字文》）
这种不寻常的热潮超越启蒙书，由此，江户的“洋学”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大量的虚夸，却得以普及。其最大的遗产便是，“洋学”由幕府禁止的密教变身为新时代的教养。从德川幕藩体制崩溃到明治维新完成后不久，整个社会瞬间处于前途未卜的失重状态，在此之际，“洋学”让民众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他们理性地认识自然，并运用这些知识利用自然的力量。即便仅停留在表面，也多多少少让人们建立了一点自然观，并懂得了一些与自然相处的方法。
6 科学的技术
结合以上所述，本书把日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所接触的欧美技术，特别是蒸汽机和有线电报装置等统称为“科学技术”。这里的“科学技术”指的是基于科学而产生的技术，或是经过科学证实的技术。
然而，实际上，在西方，技术最初并不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技术也没有科学的实证相伴左右。另外，科学研究也不是为了技术应用。事实上，科学技术这一称谓，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期，在那之前，科学和技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以理解和解释世界为目标的科学，是一种可以在学院式氛围中讨论的，以哲学或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观。除了实践性很强的医学，人们从未打算将科学用于实际。然而，以制造和实际操作为目标的技术，是由多年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无论是机械制造还是金属提炼，都没有得到相关机械理论或化学理论的证实。在人们搞清楚力学定律之前，杠杆和滑轮的原理已经被运用于各种工作之中。在炼铁是用碳还原铁矿石中铁的氧化物这一理论发现之前，炼铁这一技术也早已存在。最后，这些技术性的知识并没有形成理论，而是通过学徒制在实地传授技能的过程中被传承下来。
原本大学内充满学院风气的学问就是语言和论证的学问，主要的任务就是阅读古代文献以及对其进行解释。即使在中世纪末期，英法大学内出现了针对亚里士多德运动理论的批判，但受到质疑的也仅是其逻辑的缜密性而已，没有人尝试通过实验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与否。甚至在理论与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医学领域，做手术和配药等工作，也是交由大学以外、接受过技能教育的“手艺人”——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来完成。“手艺人”和他们的技术通常是学术界鄙视的对象。
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主宰了由文字记载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被学术界的学者和宗教界的教会神职人员垄断。直至16世纪，随着印刷书籍的出现和伴随宗教改革的俗语国语化运动，僧侣和大学知识分子对文字文化的垄断被打破了，“手艺人”内部出现了将自身经验写成俗语书的人。这是一场应该被称为“16世纪文化革命”的知识界的地壳运动。并且，与之相呼应的是，在学术界内部也出现了一批亲自组装实验装置并重视观察和测量的新型学者。经过伽利略(16)(17)(18)(19)、托里拆利、胡克和波义耳等人的努力，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实证科学逐渐形成。这就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
即便如此，科学和技术也是彼此互不相干的。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中，随着蒸汽机技术的发展，动力革命和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得以实现。但是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名校对此毫无贡献。就像詹姆斯·瓦特，以及在瓦特之前就研究过(20)(21)蒸汽机的托马斯·塞维利、托马斯·纽科门，在瓦特之后发明了(22)高压蒸汽机的理查德·特里维希克，对高压蒸汽机进行改进的亚瑟·(23)伍尔夫，还有将蒸汽机车正式用于交通运输事业的乔治·史蒂芬逊(24)，这些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高压蒸汽机所具备的高效性也是凭经验发现的，当时没人知道它的理论依据。另外，发明滑轮梭子(25)（俗称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珍妮纺纱机的詹姆斯·哈格里夫斯(26)(27)，发明水力纺织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还有发明了骡机（又(28)称走锭纺纱机）的塞缪尔·克伦普敦，以及成功实现了骡机自动化的理查德·罗伯茨(29)，这些人也都是通过当学徒，在实地经验中培养出来的工匠。唯独发明动力织机的埃德蒙德·卡特赖特(30)是个例外，他虽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在40岁之前一直从事牧师工作，他的学问与技术似乎也并无交集。这些人的改进和发明既没有以力学理论为依据，也没有受到力学理论的指导，而是完全基于他们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经验和对现有机器的直接观察。
包括提炼金属的化学工业也是如此。根据学术书籍记载：“回顾早期（19世纪中叶）的化学工业，即使是最熟练的专家，他们的化学知识也是极少的。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化学教育的人，在那个时代能做出如此多的业绩真是令人惊讶。”
他们的发明热情并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是出于热爱制造业的本能。同时，那个时代的专利制度已经保证了成功的发明带来财富的可能性，这才是最关键的。处在竞争中的各种技术由市场决定谁能胜出。
1769年，瓦特因改良蒸汽机而获得了他的第一项专利，这是基于科学的首次技术创新。虽然瓦特与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以科学的方式改进了蒸汽机。即便如此，在那时，技术还是领先于科学的。而科学领先于技术并对技术发挥指导性作用，最终形成科学技术这一概念则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点上，武谷三男对技术做了相当经典的定义，他认为，“技术就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地应用”。这个定义正是笔者所说的“科学技术”。在中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客观规律”一说。甚至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直到18世纪末，技术始终独立于研究“客观规律”的大学之外。
18世纪末，伏打电池的发明使电流的研究取得了飞跃性进展。1820年电流的磁效应被发现。电与磁相结合的电磁学由此产生。在此基础上，19世纪30年代，有线电报被发明了出来。可以说，这是纯科学技术的开端，即这是在纯物理学发现的引导下最先诞生的实用(31)技术。1831年，英国的迈克尔·法拉第和美国的约瑟夫·亨利几乎同时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由此，开启了动能转化为电能的新时代，打开了日后电力文明全面普及的大门。
另外，随着19世纪40年代热力学原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发现，能量的概念得以确立。由此，对18世纪就已经投入商用的蒸汽机和内燃机进行物理理论基础上的改良成为可能。19世纪末，(32)德国工程师鲁道夫·狄塞尔发明的柴油发动机标志着原动机工学的诞生。(33)
1856年，英国的威廉·帕金成功合成了苯胺染料，这标志着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诞生，同时也开启了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新纪元。(34)
在19世纪后期，英国记者沃尔特·白芝浩说过，“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不知道利用已有的自然学发明新工具和发现新事物，这种想法是在少数欧洲国家中独有的近代观念”。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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