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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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研究试读：
插图
——袁江画
李辉著
序（一）
近年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也促进了党对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新认识、新探索和新实践。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它涉及党执政行为的方方面面。执政党建设研究要起作用、有影响、受欢迎，关键就在于其成果能够解现实之渴、释现实之惑、应现实之需。研究只有立足于解决问题来开展，才能紧紧围绕中心、有力服务大局；只有真正突破难题，才会有作为、有地位。李辉博士《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研究》这本书恰好找准了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由对这个点的研究拓展到对整个执政党建设面的研究，由对执政党建设一个特殊性问题的研究延展到对整个执政党建设共性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
讲执政能力，首先要从党的整体能力看，比如，科学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能力；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包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的制定执行）；制度和体制安排能力；知人善任的用人能力；拒腐防变能力；等等。其次要看各级领导干部掌权用权的能力，这是执政的关键环节。再次要看党的基层组织和各个领域中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如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这是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基础。以上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党在执政能力内容方面的新拓展。比如，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党的理论资源不仅为人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人们提供政治信念和精神动力，所以党要有效执政就必须充分利用理论资源。提高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同时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成果，从而增强党的理论生命力和政治感召力。再就是，党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快速发展。还有就是，党与社会各阶层进行政治沟通与利益协调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党要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实到加强社会阶层的政治沟通与利益协调上，提高党与社会各阶层进行政治沟通与利益协调的能力，这样才能够保持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实现整个社会的深层次的稳定。执政党执政效率问题是执政党执政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链条，搞好这个链条则明显有助于降低执政成本，使执政效率达到最优。
李辉博士把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有机统一融合起来研究：把执政效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有力抓手，不是为党建而搞党建，而是党的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建设服务。他在书中对在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对提高执政效率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提高执政效率的原则、路径和方法，以及如何评价和保障执政效率等，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坚持问题意识，写作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时代性、系统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对今天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富有借鉴意义。此外，这本书结构合理、清晰，资料比较详实，特别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尤为可贵。
以上是我阅读李辉博士的《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研究》的一些感受，是为序。2016年4月6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序（二）
关于政党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研究是当今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热点之一。但关于执政党执政效率问题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缺乏。李辉博士从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他在书中对执政效率做了学术涵义上的解读，详细阐述了信息网络时代对执政效率提出的要求，分析了影响执政效率的相关要素，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提高执政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着眼于执政效率的提高，论述了相关的遵循原则、实现路径和评估机制，研究全面、系统，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举世瞩目，人们关于中共党史党建的研究也应当多视角、多维度。政党政治中，执政效率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和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科学化历程为背景，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现实为基础，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及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为出发点，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出新成果并服务于党的建设实践为目标取向，对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现代化水平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力求形成一些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在新形势下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提供学术支撑、决策咨询和有益借鉴。这本书本着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对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使用的材料也很准确到位，结构十分清晰。同时，在深入调查研究、准确分析和把握党的执政效率现状的基础上，对提高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效率的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基本思路、主要途径和具体举措等进行了对策性研究。另外，作者还实地考察了典型发达国家主要政党在提高执政效率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教训，着重考察了一些政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创新性做法和有益借鉴；在全国范围内，对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和党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了解了大量来自基层一线的党建工作创新做法。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坚持了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一般研究与重点难点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一般调查研究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等方法。
这个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实用意义，研究的问题具有前沿性且具有较大的难度。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概念把握准确，对所研究的问题，学术梳理清晰，为深入开展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第二，思路开阔，理论体系完善，能将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和学术范畴引入对执政党建设的研究，观点鲜明，对认识执政效率问题具有较大的启发。第三，研究基础扎实，作者调研工作充分，书中利用了大量调研、访谈资料，并有深入的剖析，显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第四，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问题，切入准确，分析得当，观点正确。第五，对构建执政效率评估模型的研究具有创新价值，作者从多个角度论述的提高执政效率测量标准，有个人独到的创见。第六，在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的研究上，分析比较全面，着眼启示的思考具有一定的价值。综观全书，写作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密，资料翔实，观点正确，笔触流畅凝练，学科知识全面，能够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原理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学术规范强，引用资料准确、规范。
李辉博士为学严谨，勤奋钻研，不怕困难，怀忧党之心与学术之责，将国家民族利益尽皆端置于胸。为人宽厚，素朴勤勉，善言多思，于学行相济之余且能与时俱进。
总之，这部专著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专著。专著的研究能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学术支撑、决策咨询和有益借鉴；也有助于党建研究者、党建工作者特别是新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党建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党建理论的研究水平。当然，究竟如何，还需读者来评论。2016年4月16日于北京世纪村
卷首语
1.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叫安泰，他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只要他紧挨大地母亲就所向无敌，后来敌人赫拉克勒斯发现了他的秘密，在一次搏斗中把安泰高高举起，使他脱离了大地，最终安泰命丧黄泉。因此，我们就把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为安泰和大地母亲的关系。做大地之子，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2.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3.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形势解》
4.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东汉政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
5.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哲学家张载
6.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
7.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清郑板桥：《墨竹图》
8.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9.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10.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11.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推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2.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
13.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14.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15.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1]
16.“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执政者一旦手握权力之剑，就应该积极有为，以大无畏的坦荡精神，躬行善政、仁化大行，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切实履行执政职责，真正解决现实问题。
17.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绰绰有余者锦[2]上添花，而是看我们能否使那些缺衣少食者丰衣足食。
18.中国是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行得通的，哪些是行不通的。它一直在边干边学，曾摔过跟头，也失败过，但它一直坚持前进，并着眼于安全到达河对岸这一目标。[3]
19.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
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4]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注释】
[1]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主题歌歌词。
[2]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时的就职演说。
[3] [美]J·奈斯比特，[德]D·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
[4] 习近平：《2016年4月19日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导论
一、本书写作由来及研究意义
1.写作由来网络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其海量信息的存储性、交流互动的及时性、生活方式的便捷性等显著特征注定与“效率”二字结下不解的渊源。信息网络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自由空间，大到国际气象、政治动态观察、社会的变迁，小到家中一个闲置物品的交易，都可以通过它来得以实现。网上通讯、购物娱乐、旅游美食、报刊订阅、求职招聘、医药咨询、交友互动，等等，这些涉及衣、食、住、用、行、学、乐等民众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关对应答案。“无网不在”已成为当下人们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知识都在网络上，思想都在微博上，朋友都在QQ上，情感都在微信上，购物都在淘宝上”。信息网络传播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功能于一身，实现了全球范围传播、形态多样、迅速及时、自由交互、开放实时，大大提高了传递与处理信息的效率，开辟了一个新的获取信息、学习、交流和互动的空间，不仅给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党的建设以深刻的影响，而且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做法。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覆盖的人群范围更加广泛，黏性不断增强，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和交往工具，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生活节奏也随之加速，“效率”问题被人们普遍重视，已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政党是当今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主要、最有力而且最现实的组织要素之一，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而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在本国执政党的主导下探索前进的。随着信息网络化的不断发展，西方乃至世界各国政党都在积极主动地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手段和方式方法（例如：目标管理、标杆管理、3E管理、人力资源开发、效率评估等绩效管理技术纷纷得以运用）来促进政党在体制、机制和方式上的转型以提高执政效率。随着3G、4G等技术的深入推广，互联网、手机、电脑、无线网等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应用将进一步升级，党的建设与信息网络技术的融合共生度将进一步增强，执政党执政活动的信息基础性建设，信息质量的优劣、信息传输速度的快慢、信息应用的合理与否、信息互动的反应等都已成为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性因素。网络给执政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社会各阶层的声音都可以通过网络上传，来自上层的决策也可以通过网络下达，尊重网络民意，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是建立服务型政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四大强调一定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1]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入，其中一些做法不仅扩大了民主，健全了法制，调动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政党政治的时代，一个需要科学、高效执政党执政的时代，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2]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国际上，执政效率问题已成为现代执政党竞争比拼的重要领域，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提高党的建设现代化、科学化、效率化水平，则充分体现了科技力量与执政力量的结合，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现实之选。
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就是要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能否以最低的执政成本赢得最高的执政效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能否切实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效果是否能够使国家权
力沿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一方向不断前进。从执政效率的视角来研究信息网络时代的中国政党政治，有助于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更好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一直都非常重视执政效率问题，在执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执政资源，取得了丰硕的执政成果，这些都是保障执政效率提高的基础性条件。在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对于党的执政效率的提高也具有重要而现实的借鉴指导作用。提高党的执政效率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政党发展前景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有鉴于此，本书立足于目前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政党执政效率建设的主要经验和做法，分析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效率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探索，阐明信息网络时代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原则和具体途径，提出在信息网络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对策设想及有效提高执政效率的相关保障措施，以期实现执政党由“传统”向“现代”、由“相对封闭”向“有序开放”、由“单边灌输”向“多方互动”、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由“管制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的转变，从源头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实现社会治理的端口前移，从而全面提升党的执政效率和水平，最终得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评估和保障体系，进而为构建科学型、节约型、学习型、阳光型、开放型、亲民型、有机型、创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3]体系服务，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代际公平”，当好人民的“守[4]夜人”。笔者于2010年先后到上海嘉定、广西多个市县、安徽省驻京办、河南省
新乡市、首钢集团等单位进行走访调研；2011年在北京市平谷区委区政府、海淀区委区政府、东城区委区政府、安徽省合肥市委市政府、六安市叶集区等地进行多次走访调研并与相关领导进行深入座谈；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在北京市东城区党政机关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2011年11月至2013年2月分几次赴安徽、湖南、山西、山东、广东、甘肃等省的政府党政机关进行调研；2012年在北京市房山区、朝阳区多个街（乡）、村（社区）就机关干部科学决策与执行效率、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及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村（社区）党员教育、干部信息网络知识、党政人才、从严治党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研、座谈等；2012年6月至7月前往欧洲四国和新加坡进行调研，采取口头采访、问卷调查和网络调研等方式进行学习研究；2015年6月至10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多个街（乡）再次进行深入调研；2015年7月前往台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民众调研，期间与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台湾中正大学多名教授、学者进行交流、访谈、座谈。在每回初次访谈、调研结束后笔者通常会与访谈对象互留QQ、MSN、E-mail、微信等常用的网络联系方式，在空余时间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借助网络既消除了面对面访谈时的紧张气氛，又拉近了与访谈对象的心理距离，还能灵活地运用时间，不影响访谈对象的正常工作。通过网络聊天，笔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聊天内容也成为面对面访谈的有益补充。笔者平日里也特别注意关注门户网站、各大论坛、网络博客、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通过大量接触一线资料和“草根”信息来加深对本专题的研究。加之笔者硕士论文为《信息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研究》，所以对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问题有着深切的感悟和研究兴趣。以上诸多信息的获得，给笔者研究本专题带来了很强的动力，也大大增强了笔者研究本专题的浓厚兴趣，对本专题的写作亦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多次拜访了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委党校、朝阳区委党校等单位的众多党史党建、政治学专业的专家学者，他们提了很多建议，让笔者受益匪浅。笔者也对近年来的相关著作、历年学术期刊的相关论文、各大院校的相关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最新学术出版物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关注，加之对基层档案资料的调研和对相关理论及观点提成与凝练，力图在理论上构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多维科学体系，在实践上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思路借鉴和现实操作模式，以期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为扫清中国民主化进程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一臂之力。2.研究意义
注意力就像阳光一样，我们关注什么，什么就会生长；我们忽略什么，什么就会枯萎。研究和关注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问题就等于抓住了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关键点和核心内容。抓住了这个突破口，我们将能趁势扬帆远航，为执政党的执政奠定牢固的基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深入、系统、多角度地研究政党信息网络传播的现状与发展，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更为现实的实践价值。（1）理论意义[5]“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信息网络时代执政效率问题的研究顺应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植根于党的建设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是一个富有时代性特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目前有一些关于执政效率研究的论文发表，但是全面、系统、深入、多层面、多维度并结合国际、国内和基层实际案例进行党的执政效率问题研究的却较为少见，更未有专著出版，这就使得本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和实际。（2）实践价值
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让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好这个机遇，迎接及应对这样的挑战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话题。由于信息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逻辑迥异于以往，传媒环境的变化正在一步步改变着执政党的信息传播与管理方式。党的执政效率问题作为“党的建设信息化、科学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充分显示了其
在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对执政效率问题做出全面研究，认为执政是要讲效率的，降低执政的成本投入、提高执政效率，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由于本书选择了执政效率这个新视野、新角度来研究党的建设，并且由于执政效率的具体性、经济性和可测算性等特征，使得执政成本投入与执政效率之间的关系被揭示得更为透彻、具体和现实，会使人们深刻意识到执政效率与党的性质、宗旨、领导、执政地位的巩固、执政体制和机制的构建、执政信息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等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密切的联系。换言之，一个执政党如果不重视执政效率问题，不仅党的自身建设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连执政地位都难以为继。在本书中，笔者以执政效率为主线对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形成了自己对执政党建设的相关新的理论认识，在一定意义上会填补当前党建理论研究的某些空白，并为党的建设实践工作提供一套现实的可借鉴、可操作模式，因而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和现实性意义。【注释】
[1]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3] 最早由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维丝提出，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的需求。本书要表达的是我们这代人为了下一代的利益所要流传下来的优良政治资源。
[4] 出自亚当·斯密的《原富》（又名《国富论》），斯密分章分节地详细讨论了政府如何以守夜为天职。根据他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守夜人”的角色，竭力主张政府不要去干预市场。本书要表达的是执政党要以“守夜人”的角色定位自己，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执政效率，施惠于民。
[5] 所谓观念，是指人对主客观的一种认识和看法，是主体对所认识的事物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与看法。如果从字面上解读，“观”就是看，“念”就是想。有所见，就会有所想，看得多了，想得多了，对事物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认识，就会形成观念。由此而言，观念不是简单的观感与一般的看法，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实践与思考的结果，是主客观融合而形成的世界观。一个观念的改变，或许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或许改变一个单位、地区的面貌，或许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毛泽东曾以“精神原子弹”来比喻正确的观念所起到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国内有关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研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研究，中国政党及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关于党的执政成本、执政绩效和执政效率问题的初步研究。
第一，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宏观及专题研究。国内学术界大都力图走出传统的党建研究模式，注重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更加注重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李君如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赵刚印等人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金钊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执政党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祝灵君的《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一个政党社会学研究框架的尝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王长江的《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和《世界政党比较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吴美华的《执政党建设论》（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周永学的《世界政党比较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年）；高新民、张希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张志明主编的《中央党校学员关心的党建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古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执政的》（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等。博士论文有王保庆的《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2004年）；肖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厉有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研究》（2009年）等。硕士论文有李建锋的《公共危机治理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2009年）；韩宏亮的《论中国共产党对新社会阶层的整合》（2008年）；丁彬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探》（2007年）等。期刊文章较多，如习近平的《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载：《学习时报》，2008-09-08）、虞云耀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22期）、孙秀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党立法研究综述》（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周敬青的《破除党内潜规则，重构政治生态——基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等。可以说，近些年来从跨学科、政党比较和执政规律角度研究的专著较多；研究执政规律的博士论文有几篇，硕士论文相对较少；从跨学科、政党比较角度研究的学位论文整体上较少；从以上三个角度研究政党建设的期刊文章很多。总之，出现了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新特点，也突出了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表明学术界已经很重视对执政规律的深入探索。
第二，关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陆续开始对执政方式进行研究，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高潮，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主要学术专著有冯秋婷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探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林勋健主编的《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王长江等人编著的《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博士论文有郝首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1999年）；刘新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研究》（1999年）；张晓燕的《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2000年）。专著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编的《农村社区化发展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熊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现代化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杨绍华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刘凤云的《权力运行的轨迹》（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蒋周明的《为政三要》（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等。博士论文有孙秀民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的构筑和完善》（2004年）；王建军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研究》（2004年）；田芝健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2005年）；张金来的《依法执政研究》（2008年）；冯军旗的《中县干部》（2011年）；韩宏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权力机制研究》（2012年）等。硕士论文有谢长锟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2010年）；刘文广的《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规范化研究》（2008年）；刘瑞鹏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索和认识》（2006年）等。期刊文章有姚红的《改革开放30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李良栋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原则》（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卢先福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科学》，2003年第2期），吴海红的《利益共同体的缔结：官场庇护关系的形成机理分析》（《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9期）等。这些学术成果从总体上考察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形成的历史原因，剖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落脚点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和谐化的方向发展和完善，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和措施建议。
第三，关于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中国的政党及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专门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著作有17部，主要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李朝录的《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邦佐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杨爱珍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黄华光的《2020：未来世界将向何处去》（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等。进行中外政党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著作也有几部，有影响力的除上文提到的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外，就是梁琴、钟德涛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政党制度为题名的博士论文有5篇，其中3篇研究的是中国政党制度，这3篇中有两篇涉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研究，分别是钟德涛的《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演变》（2007年）；胡月英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发展》（2007年）。硕士论文中，以政党制度为题名的有31篇，以中国政党制度为题名的有13篇，如靳呈伟的《政治发展视野中的中国政党制度》（2007年）；于江涛的《政治生态视角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析》（2006年）；李东娟的《试析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构建》（2005年）等。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题名的有两篇，即刘鹏博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关性研究》（2008年）；洪太阳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及其社会基础》（2002年）。以中国政党制度为题名的期刊文章很多，大约有300多篇。以多党合作为题名的期刊文章有近2000篇，如王江燕的《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的“破”与“立”》（载：《新视野》，2009年第3期）；楚向红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历程、成就及经验》（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李燕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曾文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与经验》（载：《新重庆》，2009第11期）；姚桓的《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载：《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9期）等。
第四，关于党的执政成本、执政绩效和执政效率问题的研究。如何判断执政能力的强弱？这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关于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的评估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并且有相关研究的成果面世。主要著述有：王长江的《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详细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整合功能、党的执政能力与公共治理、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自身活力、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的体制机制，此外，还具体论述了执政必须讲成本的理论。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与季建林的《执政成本论》（时事出版社2008年）论述了执政成本是事关执政党建设及其实践的重大课题，从经济、政治、党的建设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执政成本的意义、内涵，并对有关执政成本的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执政成本与执政体制》（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执政成本的合法性研究》（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7期）、《执政成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载：《探索》，2007年第1期）也都是季建林关于执政成本的系列研究成果。其他还有：龙茂雄、张润彤的《电子政务与政府行政流程再造》（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普永贵的《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载：《行政与法》，2001年第5期）；王长江的《执政必须讲成本》（载：《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7期）；梁学轩的《执政成本探析》（载：《执政党建设》，2006年第3期）；郑永廷、曹群的《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的辩证及转化——兼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杨绍华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黄宇、樊继来的《论执政党的执政效率》（载：《党的建设》，2003年第4期）；杨忠科的《论执政效率》（载：《职业圈》，2007年第20期）；张道航的《执政：既要讲成本更要重成效》（载：《领导科学》，2005年第8期）；钟廉言的《瑞典社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载：《科学决策》，2005年第8期）；张远新的《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问题初探》（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周定财的《执政成本：执政理论必须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4期）。硕士论文有：中国海洋大学张永国的《高绩效机关建设研究》（2007年）；湖南省委党校谭鹏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效率问题研究》（2008年）；河南师范大学石福州的《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提高》（2009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执政成本、执政绩效和执政效率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研究的基础。总的来说，这些对执政效率问题的研究多数是从原因剖析和路径探索两个方面进行的。在原因剖析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在执政效率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路径探索方面，多数学者则强调要通过有效合理的政治资源开发、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及执政能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等途径来提高执政效率。但总体来说，目前对执政效率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表层研究较多、深层研究较少，单维度研究较多、多维度研究较少，零散的研究较多、系统研究较少，实践分析较多、理论探究较少。
第五，关于信息网络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研究。截至目前，国内尚没有从传播学和信息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专著出版，但有部分学者从管理学、电子政务的角度对于政府在网络时代的管理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毛寿龙的《“网络政治”带来了什么》（载：《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分析了当下网络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程曼丽的《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挑战》（载：《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12期），分析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政府传播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府传播策略与管理手段的调整问题，但限于篇幅，文章的论述尚不够深入。2007年大连理工大学吕连合的硕士学位论文《信息网络社会政府形象传播研究》从政府形象塑造这个特定的角度对网络社会的政府传播做了一定的研究；陈凯一的《西方政治网络讨论的两大决定因素——新闻与互联网应用技巧》（载：《科技信息》，2007年第26期），对西方国家的网络政治现状进行考察；刘文富的《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属于早期比较全面梳理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成果；陈刚等《网络时代的政治学和网络政治学》（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3期）则从网络时代的变革与影响入手，比较宏观地论述了网络对经济、政治等的影响，以及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此外更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政府网络安全、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政府信息控制、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再造等方面入手，如李安宁的《关于我国政府网站信息安全问题的思考》（载：《电脑知识与技术》，2007年第23期）、席丹的《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新体制》（载：《华中科大学报》，2002年第5期），谈到了电子政府建设更加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缩减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降低执政成本，提升社会整体效益；马以林的《我国政府网站的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载：《山东经济政略研究》，2005年第4期），汪玉凯的《公共治理的和谐与电子政务建设》（载：《光明日报》，2006年l2月14日），佘绍敏的《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控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4期），曾长秋，薄明华的《电子化政府：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再造》（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马长山的《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及其风险控制》（载：《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2期），刘宗洪、韩洋的《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价值、问题及其对策》（载：《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9期），张亚勇的《以党建工作信息化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载：《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9期）；孙景峰、刘佳宝的《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新论》（载：《探索》，2015年第4期）等都对“政府与网络”的问题进行了某些方面的初步关注。2007年6月，《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官员“开博”彰显“电子民主”》（载：《半月谈》，2001年第11期），同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党政官员，直面网络时代》等一系列文章，则属于对网络影响下我国政治发展现状的一种现象性描述和解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利用网络开展反腐肃贪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彼得、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艾根的《反腐败，因特网是重要工具》、任建明的《网络反腐应走制度化之路》、王廷连的《网络反腐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田湘波的《网络反腐：一种新的舆论监督手段》、姚晓娜的《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等等。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概述了网络反腐的内涵和本质、分析了网络反腐的优势和特征；二是提出了网络反腐所面临的诸多困境，预测了网络反腐的发展趋势；三是开始关注网络反腐所涉及的法律保障等问题。2.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外的专家学者对信息网络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学术成果。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olfgang Deutsch）1963年发表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中，将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划分为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治执行、执行效果、反馈7个环节，进而又将系统信息网络、环境变化速度、系统反应速度、系统变易能力、系统预测能力等作为衡量政治系统适应能力的指标。K.E.柏思德、郑永年的《回归政党：如何治理中国》(2004)(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一书中有P.兰德里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共在地方的权力仍然稳固但缺乏效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使用了“干部晋升有序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y model of cadre promotion）来检验，结果发现干部的任免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共的组织体制仍在稳固地控制着干部的使用，但是作者也发现，党的权力虽然稳固，但缺乏效率，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激励机制，用以奖励能者、惩罚无能者。没有这样的机制，中共建立有效的地方管理体制就会面临困难。K·E·柏思德、郑永年主编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2006)(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一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内在转型的动力和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压力时对社会经济变迁的适应能力。该书还指出，在对中国民主化趋势做出总体判断时，必须谨慎。中国的政治参与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不同社会群体的“发言权”是不平等的。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决定了政治发展同样不可能是均衡的。如同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一样，政治领域也可能存在着从威权专制到民主等不同的成分。从这点看来，中共很可能将长期维持混合政体。T·赛奇的《中国的管理和政治》(2001)(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一书，回顾了毛泽东与中共怎样从胜利走向灾难；重新审视了改革的进程，以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在讨论党的组织结构和成员构成时，着重考察了党在政治体系中变化了的角色；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结构、政体中法律体系、权力机关和军事机构及省的角色做了详尽的描述；回顾了毛泽东时代特色鲜明的政治参与体制，并考察了其在改革时代的变化；介绍了当代的政治参与机制，如群众组织、选举参与及NGO组织，分析了体制内外出现的异化现象；以更宏观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等。作者指出，21世纪中共面临的挑战，第一是体制性的，因为经济增长而缺乏问责制会带来更加突出的腐败问题；第二是信息技术给中共统治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挑战；第三是政治改革不充分导致的潜在危机。魏明德的《棕色中国还是绿色中国？国家政党的两难》(2007)(Chine Brune ou Chine Verte?Le dilemmes de'Etat-Parti），认为，今天的中国缺乏一套清晰的社会模式，但它选择两种范式中哪一种，是“绿色”还是“棕色”，却非常容易被识别。在社会控制方面，在对媒体、网络、NGO管制方面，正在不断地强化。在国际层面，中国“文化例外”的对话、普世价值的对话以及国际社会的挑战等，也将长期存在。他呼吁欧洲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文化与合作政策培育必要的资源，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推动一个“绿色中国”的出现。中欧的文化交流将大大地推动“文化运动”秩序或称为“礼节性交换”，并且将有利于国际关系。同时，欧洲必须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以预防中美对话中经济与策略的不平衡，以及地区上的冲突。最后，欧洲不应该在煽动印度对抗中国中扮演角色，而应推动三者间的共同效益。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08)(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共分8章，主要陈述了中共同时存在着衰退与调整的两种状态，总结了西方学者对共产主义党政国家及其衰亡的分析，描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以及中共党政国家的研究，介绍了中国对共产党执政国家和非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分析，研究了近年来中共如何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重建自身、如何从其他体制中吸取教训并重新制度化和合法化的一些相关政策。F·哈尔迪希的《今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改革党》(2008)(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heute:Von der Revolutions-zur Reformpartei),F·哈尔迪希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阶级型的革命党转变成了治理型的改革党，而其所持的意识形态也随之有所转变。香川正俊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治、行政、社会改革——贫困·差距·腐败·人权》（2008）认为：中国有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规定，这就限制了各党派的独立政治活动，影响了它们在参政方面的客观性和自主性，而且政协等组织的最高权力者是共产党书记，政协委员只担任副职。因此，在他看来，如果贪污腐败等问题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民众的不满情绪必然上升，那时候就会有要求改变权力不平衡和事实上一党统治的现状，而谋求新的多党制度和民主选举的可能。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China Model:Experience and Difficulties）指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实现了两个转变，即从一个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党转变为一个用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党，从一个用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党转变为一个用政治方式治理国家的党。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Chinese Shock:The Rise of a Civilized Country）中谈到了关于良善政治，认为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良政。在张维为看来，以专制和民主来区分政体，缺乏解释力，世界上的政治只有良政与劣政之别。中国人强调从“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话语是一种颠覆，是一种范式转换。作者还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一是实践理性；二是强势政府；三是稳定优先；四是民生为大；五是渐进改革；六是顺序差异；七是混合经济；八是对外开放。八个特征背后是八大理念：一是实事求是；二是民生为大；三是整体思维；四是政府是必要的善；五是良善政治；六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七是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八是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他还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没有理念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会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还会非常严重，如寻租腐败、贫富差距、生态问题和医疗问题等，非认真解决不可。美国学者H.A.基辛格的《论中国》(2011)(On China）是一本时间跨度大且内容丰富的著作，作者尝试阐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对西方国家态度的影响，并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是继费正清之后影响极大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通过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梳理，对现行政治体制和国家面临的挑战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预测。匈牙利学者玛利亚·乔纳蒂的《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李陈华、许敏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从权力结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她把中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权力结构进行比较，认为正是中国内部比较分散的权力结构造就了中国激进式的改革成功。还有一些相关学术专著陆续出版，如雅米尔·吉瑞赛特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拉塞尔·M.林登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无缝隙政府》；西奥多·H.波伊斯特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凯瑟琳·纽科默、爱德华·詹宇斯等著，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迎接业绩导向型政府的挑战》等著作。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学术著作。美国学者詹姆期·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专门介绍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另外也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作为执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执政效率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猎了一些有关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果，但总体上来讲，目前的研究依旧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重要性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工作中存在的效率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三是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意义、方法和手段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量的观点和措施；四是基本上都能认识到信息网络技术给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做了积极的思考。其中，已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网络党建具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可是，整体而言，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党建理论研究，纯粹性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文章数量却较少，且多是实践在基层党务第一线的工作者的经验总结，尚无权威的有分量的著述面世，关于党的执政效率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缺乏科学、全面、系统、实践层面的分析。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对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定义未能做出明确的界定；二是对信息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不够深刻，目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缺乏一定程度的实证研究；三是对信息网络时代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提出的建议和对策还不够全面、系统、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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