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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6 04: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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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明港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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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试读:

前言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验与感悟。“现代”,首先表现为一种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其核心是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历史想象。现代时间逻辑以其清晰简明的方式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因而被现代中国逐渐接纳,并成为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者思考国家和个人问题的先在领会,不论认同还是拒斥,生在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这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随着现代时间意识的进入,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空间关系被转换成时间关系,国家和个人的未来通过历史进程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美好的未来从历史深处走来。奔赴历史是现代中国的强烈冲动,融入历史是国家自由的实现方式,也是个人生命意义的建立方式。

现代时间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观念”。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理性的、明晰的,而体验却总是具体的、私人的、感性的、含混的。体验是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感受与领会,它不是由观念生成,而是根植于鲜活的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现代时间意识、价值逻辑、进步想象不可能覆盖在“现代”生存的中国人的具体生存体验,在宏大的“现代”话语下,事实上有着纷繁驳杂的生存体验。现代,如果从体验的维度看,远非整一有序,而是纷乱错杂的,也是丰富多姿的。“体验”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总是具体的、感性的、鲜活的,展现人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感受、领会、决断。优秀的文学总是关注具体的生活与生存,传达作者对生活的所感、所知、所悟,而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生存体验、生存智慧乃至生存信仰。文学并不排斥观念,关键是文学中的观念必须与作者的生存体验相谐和,甚至必须是从体验中生长、升华出的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哲学的,这种哲学的生成不是对哲学观念的引用,而是由生存体验自然生成的生存信念、生存信仰。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现代历史时间,甚至,这种历史时间和其内蕴的价值逻辑是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自觉追求。当“感时忧国”的现代知识者试图用文学担当救国济民的重任时,他们很难摆脱现代历史时间的诱惑,现代历史时间及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往往成为现代文学叙述的内在支撑和价值追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现代历史时间支持下的话语也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景观。但是,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特别是现代时空下的“轮回体验”却有可能与现代历史意识产生矛盾与冲突,导致对这种历史想象与进步逻辑的质疑、拒斥、拆解,甚至否定,使现代文学场域成为充斥确信与质疑、宣告与反诘、应和与独语的话语空间,驳杂多样。“进步想象”与“轮回体验”的纠结,使现代文学的作品世界、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文学的场域充斥着分裂、矛盾、冲突,有着内在的复杂性和紧张感。现代中国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声音、各种信念、各种领悟的纷杂空间,现代历史意识自然是最响亮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只有一种声音,在各种具体体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信念真切而坚实,并不能被现代历史想象所湮没。“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的生成可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轮回的时间意识,可能来自对现代中国沉滞不前的情势的认知,可能来自个体有限生命与宏大历史逻辑之间的本有裂隙,可能来自对人生基本结构和基本困境的深刻领会,也可能来自现代都市繁华背后的荒凉与寂寞。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现代宏大话语遮掩之下的驳杂多样的真实景观。一个整一的现代只是一种理论推演和观念叠加,真正的现代并非如想象一样是整一的,而是多样的、纷繁的。现代,是一个多声音、多景观的场域,现代文学同样纷繁复杂,异彩纷呈,二者都很难被简约的概念与理论所收纳,任何简约的概括必然是以丰富性和具体性的失落为代价的。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恢复现代文学景观的纷繁,尊重现代文学的驳杂多样,比寻求整一的理论阐释更有意义。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增加对现代历史意识下个体生存处境的理解,进而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进路。现代历史逻辑要求个体投入历史进程,在历史时间中实现社会与个人的解放,然而短暂而有限的个人却与宏大的历史之间存在天然的裂隙;现代历史时间允诺了个人困境的历史解决,而生命的具体性和生存基本结构与基本困境的非时间却决定了历史的救济并非永远有效;现代的进步更多地体现为人的外在生存条件的改善,却未必带来人的生存本身的“进步”,物的繁华与人的沉沦往往是现代的两面。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时间、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得与失。文学可以依据历史时间展开,但依托时间的文学可能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却很难获得超时间的价值,而那些真正切入了人类生存的非时间结构的文学却可能获得超时间的意义;优秀的文学往往是哲学的,但必须是基于体验、从生存体验中生长出来的哲学领会,依靠外在的哲学理念很难创造出血肉丰满的文学。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将有助于我们穿越现代文学研究中层层理论话语的屏障,直接回到一个丰富、纷杂、妖娆的现代文学世界和现代中国场境,回到真实的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正视那些丰富而复杂的灵魂,回到一种生存的具体性和文学的具体性,回到成长于具体的生活与生存,并关心着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充满着生存的感受性和生活的鲜活性的文学。帮助我们更恰切地理解文学,并最终“穿越文学”切入到人的具体生存,对感性的、具体的生命与生活给予足够的尊重。

从“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入手,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有效方式;是我们检视对文学的理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有效方式;是我们反思传统与现代,反省我们的现代化进路的有效方式。

本书选取周作人、鲁迅、茅盾、张爱玲、曹禺、穆时英六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探讨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轮回滋味,并以此为入口,寻求对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的有意义的理解。

引言

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悟,是与在现代中国所流行的线性时间意识和进步想象截然不同的、基于具体生存体验之上的社会认识和人生领会。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一种直线向前的线性时间意识,在这种时间意识中包含着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社会历史想象。不论是努力进入现代历史时间,还是怀疑、拒斥甚至有意消解这种历史想象,一个基本的现实是,生于现代,无法不与这种历史意识和进步想象发生关联、对话。

历史时间是一种宏大的时间观念,进步想象是一种理性的推定,而生存的现实却是具体和细腻的,这种历史许诺和进步想象与具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常常有着难以弥合的裂隙,正是在这种时间观念和进步想象下,众多现代作家深切地体验到了沉滞、重复、回返的轮回滋味:或者拒绝现代历史意识逃向古典的轮回;或者在进步或革命的渴望中纠缠轮回的绝望与惶惑;或者怀疑乃至谨慎地拒斥这种进步想象,书写人类超越时间的生存记忆;或者关注人类基本的生存困境,寻找非历史的救助;或者在都市的繁华中沉沦,体味生命的快慰与寂寞。进步想象与轮回体验是现代社会特殊的景观,二者互相映衬,互相诠释,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关键。

当现代作家把自己复杂的生存体验融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进步想象和轮回体验纠结、冲突、呼应,使现代文学饱含渴望与犹疑、宣告与质问、建构与拆解、追求与放逐,纷繁杂沓,独具魅力。一、现代的时间逻辑“现代”首先体现为一种时间意识。“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神话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吴国盛断言:“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现代线性时间观的建立,包含中国人对天、地、人的重新认识,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再次领悟和对个人、社会、国家信念的深度调整。“‘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 ‘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海德格尔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生命在时间中展开,时间是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维度。康德把时间列为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是认知的先在条件,从这一点说,康德的领会是极其敏锐和精准的。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总是以一种先在的时间领会为前提,不同的时间观往往导向不同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文学观。

文学作为一种言述行为,总是在时间中发生,时间是这种言述的先在条件,也经常是作品的内在构架。作者对时间的领会是文学言述的基础,因为生命在时间之中,真正的文学是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现代文学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是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领会。在现代,从空间意义上讲,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是世界诸国的一员,并且是弱小民族的一员;从时间上讲,中国进入了“现代”,现代时间意识往往是思考和领会的先在结构,至少,不得不与这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时间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历史时间。生命时间指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历程,由出生始,以死亡终;生活时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领会到的时间,或者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时间节律;历史时间是一种宏观时间,指的是整个国族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时间首先是一种标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度量方式存在,但是,时间的意义却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标度,因为它深刻地包含着人们对人生与历史的领会。吴国盛说:“接受一种历法和计时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接受一种时间,也就接受了一种生存哲学。而文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哲学的表达。

汪晖强调了现代时间意识的历史维度,但并未忽视这种历史意识对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的影响,这种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人总是在对世界的领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决定对待世界的方式的。现代时间作为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意识,不但重设了历史,也重设了个人时间及其意义,把个人纳入了现代历史轨道,从而也就重设了人的生活逻辑和生命价值,也就是说,在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种样态中,现代历史时间具有统摄意义,在价值的最高点,试图把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生活时间统合在内。现代生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现代是面向未来而生的时代,生活的价值在历史中展开。

现代时间意识是我们理解现代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现代历史时间及其“进步”甚至“超越”的允诺,给内外交困的中国以明朗的未来,现代中国人的思考往往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1912年,公元纪年被定为官方纪年方式。采用西历公元纪年而非“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暗示了中国人把自己与列强置于同一时空之下的决心。黄帝纪年、孔子纪年提示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历史记忆,而采用公元纪年则表明了一种更宏阔的空间意识和累进的时间意识,一种把自身置于“世界”之中的决绝和直往无前的渴望。

但是,就是在这种时间意识下,在进步与超越的渴望中,“轮回体验”却时时显形,呈现在作品中,呈现在现代文学景观中,也呈现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问题。二、现代时间的生成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说:“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在这样做之前是没有时间可以测量的。”“时间的规则性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内在部分,它是一个人为的概念。人为了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环境之中。”时间是通过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间隔的体认来创生的,表现为某种社会生活的间隔,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月往复,河水涨落,生老病死,兴衰成败。这种从现实生活中领会而得的时间,往往具有轮回的特征,这种轮回的时间深植于生活轮转、重复的体验之中。

但是,现代时间逐渐脱离了与具体物象和社会活动的联系,成为自为的、客体化的时间,并且挣脱了自然与人世给予的轮回印记,成为直往无前的线条。“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气引擎,而是钟表”,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摆脱自然束缚的人工世界,时间作为独立的体制获得了与人的存在相脱离的自律形式。随着18世纪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使用,钟表开始自己行走而且越走越精确,时间最终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中分离出来。在现代社会,再也没有人可以实现对时间的垄断,时间体制脱离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也脱离了人类直接的生存经验,成为支配一切实践的力量和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现代社会成了时间的政治。这种单向线性的钟表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冷冰冰的代言人,它不再与月亮的阴晴圆缺、海水的潮起潮落、四季的变化更迭这些生命的节奏相联系,它对应于和自然界的生命周期节律不同的人工世界”。时间意识本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世变迁的体悟,但现代时间脱离了人类的直接生存经验而“虚化”,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创生了自在自为的客体时间,在时钟的帮助下,时间脱离了水落潮长,草青叶黄,日月经行,脱离了“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原初的自然环境,人为构建的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城市——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与自然世界和农耕、游牧生活相关联的时间意识渐渐远去,钟表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定时间,人们的生活不再围绕草木荣枯、河水涨落、日月经行展开,而是伴随钟表的嘀嗒声均匀展开,“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最美的展示”。时间成为客体的自行自为的时间,成为自在的均匀流逝、直线向前、义无反顾的时间,它不再与人的具体生存感受相关。它以钟表这架时间机器生产自身,却规定着人类的生活节奏。

随着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的建立,地域性的、与自然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被统一的工业时间取代,工业成为社会的重心,工业时间——钟表时间——随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一同播散;同时,钟表的不断被校准,使把世界各地纳入同一时间下成为可能,一个普世的、客体化的时间被构建出来,并逐渐把世界纳入怀中,宰制人类的生活世界。“追赶时间”是现代人强烈的冲动,时间焦虑,是现代人的典型病症。

如果说钟表时间只是一种更精细的生活时间,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节奏的话,现代历史时间则是在根本上重谱了生活的意义。

历史时间不是简单的时间标度,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刻度,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历史时间是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历史规律和价值的理解与设定。现代历史时间总体而言是对社会历史不断发展、进步规则的认定,或者简洁地表述为四个字:进步逻辑。

古人并没有强烈的不断演进的历史观念,甚至对探讨历史时间的逻辑缺少足够的兴趣。柯林武德说:“古希腊的思想整个来说有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的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句名言:“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那些对目前有用的以外,我们再深思也是徒劳无益的。”类似的情状也见于印度,人们认为社会生活是不变的和反复的,并且印度教徒一心追求超凡和永恒,历史感是淡漠的。在中国,人们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试图探索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史演进法则,中国人修史是为了“鉴古知今”, “以史为镜”,编年也好,纪传也好,虽有通史,但注重的是得失兴替的智慧,而非历史逻辑,如果历史有逻辑的话,那一定是永远的起兴衰亡的轮回,在本质上重复过去,唯有如此,过去才具有对现在的意义,“鉴古知今”才真正可能。

从历史现象和历史体验中进行解悟,历史或是人事的兴灭轮回,或是诸神的意志,要么被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真正有明确而强烈的历史时间意识的是“犹太—基督”传统。这种历史意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引入了一个“超世”的愿景——救赎。“犹太教对现代时间观的独特贡献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 “犹太人不再指望现世(现在)的公正与幸福,而认定一个善良正义而被害的弥赛亚必将死而复活,他将以一个美好的 ‘新世界’取代罪恶的旧世界”, “‘未来’世界并非回复循环历史曾有过的辉煌,而是实现对善恶最终裁判报应的从未有过的至善世界”, “‘新世界’尚 ‘未来’,因而呈现出的是一种指向终极目的(末日)不再可逆的直线矢量时间”。“基督教使弥赛亚期盼成熟为完整的救赎历史运动。耶稣的降临不仅为这一救赎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起点(由此划分开公元前与公元后),而且与十字架受难事件共同充实了 ‘过去’与 ‘现在’的意义。……属人的现世(现在),由于神人二性的耶稣牺牲时间引导中介,而提升转化为属神的救赎史时间。……犹太—基督教的直线矢量时间观本质上系于救赎意义所规定的世界演进序列。这已是历史观。”“犹太—基督”传统通过引入一个彼岸世界,使社会生活转化为向“上帝之城”的仰望和开进,从而赋予了社会生活新的秩序和意义。历史不再是分分合合、生生灭灭的轮回,而是通向天国的脚步,历史被设定了明确的方向,现在和过去,因“未来”的“救临”的必然发生而有了意义,社会生活不是在平面上轮回,而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前进”。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已经显形,虽然还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奥古斯丁以来凡约一千五百年,历史神学的救赎史观历经基督教世界化扩张,特别是中世纪千年政教合一的制度强化,终随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启蒙进步主义信仰为根基的世界历史及历史哲学的观念:世界历史取代救赎史、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神学、历史理性取代末日期盼、自由王国取代上帝之国、人取代神。”启蒙运动是以“人”对抗“神”、以“人世”否认“天国”的运动,人类相信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地上建立理想的世界。“上帝死了”,人抛弃了上帝回到人自身,人发现了“人”。有意味的是,人并没有取消未来的承诺,也无法取消未来的承诺,只是把上帝的救赎转化成历史的脚步。天国不在彼岸,而在人世,实现天国的方式不是等待耶稣的救临,而是历史的道义。“犹太—基督”传统中的历史神学脱去了神学外衣,化身为历史哲学,进步信仰为人类设置了历史的救赎方式,我们可以非常明了地看到,从历史神学脱化出来的进步信仰保留了历史神学的精神核心——时间的救赎,“救赎史的终极价值意义及其历史终点所规定的进步阶段性、直线时间在未来主导下的不可逆前进,现代性时间这一历史模式的主干框架被启蒙进步主义承续下来了”,从而“以超越此世为目的历史神学滋育了以改造此世为目的的近代历史哲学”。发生于未来的救赎行为不再由上帝担当,而是将由人类自身通过理性实现,人决定自己拯救自己。

人是“大地上唯一有理性的创造物”,这种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 “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教诲着;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人决计自己创造一切,理性是人类最有效的凭借。理性确认世界具有内在的秩序,对这种秩序的准确把握即是“真理”,理性要求人服从真理。非但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地向前进步,通向某个理想世界。

现代人的历史时间建立起来了,历史逻辑被赋予历史,人们相信,人类可以凭借理性认识历史,并且实现历史的预言。这一理解从启蒙时代开始,经黑格尔、马克思的天才发展,日益精细,并影响深远。现代历史时间具有强大的统合力,它以宏阔而深邃的视野为社会和个人指明了方向,并以“未来”的名义,为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赋值,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

历史时间与钟表时间在形式和品格上十分接近。在形式上,都具有直行不返的线性特征,虽然历史会有偶然的回复,但并不意味着历史逻辑可以回复;在品格上,二者都是脱离了具体生存经验的客体时间,自在自为,按自己的节奏前进。人类的微观生活时间成为钟表时间,宏观生活时间成为历史时间,二者合为一体,从微观到宏观,操控了现代人的时间意识。客体化的时间是现代生活的主宰,不但制定生活的节奏,而且生产生活的意义,现代人的时间焦虑被进一步强化了。

现代历史时间要求生命时间的重构,这种重构不是生命长度的重设,而是生命意义的重置。当传统信仰崩解之后,现代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信靠,否则就无法逃出虚无的泥淖。“生命是一个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话语,这个过程是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是待填充的意义空白,这就是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已存在,但意义尚未完成。

历史逻辑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重要解决方式,历史以未来的完美设定了现在的意义和生存于现在的人的生命价值,是拯救虚无的方剂,历史的救赎是上帝和传统信仰救赎的替代方式,这种解决方式注定了人类意义的解决方式将在时间中完成,生活成为追赶钟表时间,进而追赶历史时间的匆匆步履,间杂着站在历史潮头的激动与自豪,现代人的时间体验往往是“时间焦虑”和“时间陶醉”的参差错杂。

这就是现代时间。它是直往无前的钟表时间,它构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时间,并生成了世界在同一时间节奏下运行的想象;它是现代历史时间,赋予历史进步的逻辑,并且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直进不返的线性时间,是超地域的普世时间,在这一时间维度上,将不同民族按进步与落后进行重新排列;它是切己的生命时间,因传统信仰的崩解陷入虚无,寻求着新的信靠,或者已经奔向了历史救赎。

现代来到了中国。三、遭遇现代

中国人习惯称1840年至1911年的历史为近代史,但1840年却是我们遭遇现代的真正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扩张本性,现代与中国相遇是必然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场因经济战而引发的政治经济冲突,中国是否可能内发地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

遭遇现代之前,中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

在中国文化中,对时间向来是极其敏感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诗十九首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李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易安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苏东坡有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蒋捷《一剪梅》有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落花流水是中国诗人最常吟咏的对象,正是在这些物象之中,诗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没有敏锐的时间体验,就不会有生命力充盈的诗文。

但古人的时间与现代不同。

在生活世界,时间是舒缓的、富有自然节律的。农业文明有自身的时间节拍,不可人为地加速或减缓,并且这种节奏也是宇宙大道的显现,人的生活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节律的同一,这就是“天人合一”。“揠苗助长”是违反自然节奏的,也是背离生命节奏的。

中国人有强烈的历史感,但无明朗的历史逻辑。世事分分合合,起兴衰亡是自然规律,就像月满则亏,物极必反。兴与亡不是缘于某种历史逻辑,而是因为对理想之境的趋近与背离,对道德修为的坚持或否弃。中国人的“理想国”是“三代之治”,是“大同”社会,这种理想并不存在于未来,并不是一种时间的许诺,而是一种非时间的道德理想国,不必在时间中追寻,而是在君、臣、民的道德修为中实现的。

于个人来讲,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的意义是充盈的,而且,这种意义的实现也不一定在时间之中。所以古人的时间焦虑是有限的,古人在生活中敏锐地感受着时间,也在生活中消融、超脱或超越时间,从时间中脱身而去是古人极高的智慧。《三国演义》卷首词以“滚滚长江东逝水”起,彰显了时间,又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与时间握手言和;东坡《前赤壁赋》以“饮酒乐甚”始,至“托遗响于悲风”的情绪转变,而终以“喜而笑”煞尾,超脱了时间;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起,终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雄伟抱负超越了时间。

生命在时间之中,但在时间之中的生命可以通过向时间之外的超时间境界皈依完成对时间的超越,“把自我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具有永恒性的无生命的物体上,即把时间凝固在空间中,时间就有了永恒性,生命也有了永恒性”。千秋功业,万世芳名,家国责任,道德文章,浑朴天道,菩提真如,这是中国人为自己设置的超时间境界,至少,超越了有限的生命时间,凭借这些,中国人从时间中脱身,成就了一种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的生存风度。最好的古典诗文往往是驱逐了时间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拘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当然,传统的中国人也有时间焦虑,但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种面对无穷宇宙的孤独感;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是一种天地永恒、人生瞬息的忧伤。古人的焦虑更多的是短暂与永恒的矛盾,而不是追赶历史的匆匆,是长度的而非速度的,与其说是时间的,不如说是空间的。况且,在中国文化中,总是能找到一种时间之外的境界可以皈依,最终得到消解。生命的意义往往不在历史逻辑中展开,而是在向超时间的价值的皈依中得到实现,古人的时间焦虑是有限的,即便有,也不是历史焦虑,不是追赶历史脚步的激动或慌乱。

时间,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即便是历史意识,也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悟相系相连,生活与历史的形态规约着时间的形态,所以从总体而论,中国人的时间是轮回的:生命是生老病死的过程,无中生有,终归于无;日出日落为一天,月盈月亏为一月;积月而为时,积时以为岁,而终六十年一甲子轮回;对于历史而言,兴亡绝续是历史的核心内容,每一个朝代都有起兴衰亡的历史,天下大事,无非分合兴亡,历史中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历史逻辑,而是历史智慧,过去对现在是有效的,因为现在中有过去的影子。

现代的钟声惊醒了古老的清梦。“现代”进入中国,现代时间意识——尤其是现代历史逻辑——成为我们思考中国境遇的基本方式,而进步观念则是这一遭遇的直接产物。

中国本有“变易”的思想,直到清末,依然不绝如缕。“自古至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上大学士书》)但通常认为变的只是器物、形式,“道”仍然保持不变,“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魏源《默觚下·治篇五》)。这种变易思想总体上属于“因时而变”的旧论,在这里并没有一种打开历史循环的冲动。

与传统的“变易论”不同,康、梁等维新派结合了旧有的“变易论”和新近的“进化论”建立了新的历史想象。康有为提出,社会的迁演就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进化,虽然还有“公羊三世”的影子,但已经隐约显现出一种前进不返的历史逻辑;梁启超指出:“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把“进化”作为世界的根本法则,并且进一步强调了“今胜于古,后胜于今”以至无穷的价值逻辑。

最系统地阐释进化观念,也是影响最大的进化论者是严复。1898年2月,严复将其译述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结集为《天演论》出版,如“放出烈日一般的强光,照着思想界,登时改变了颜色,许多观念,都换了样式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观念风行天下。胡适言:“1898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书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从来没有人反对天演论未免有些不符实际,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社会对天演学说的热情。

严复宣称:“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天演论·导言》)“变化”才是不变的法则,并且,“变”不是不变之“道”的显形,而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尤其是这种发展中蕴含着价值尺度——进化,“由纯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至画”(《天演论·导言》),“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源》——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争,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动植如是,民人亦然”(《原强修订稿》)。“物竞天择”是自然与人世的根本法则,但严复不同意斯宾塞“任天为治”的态度,强调“人治天行,同为天演”(《天演论·导言》),突出了人自强不息的价值。

进化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种新的历史逻辑在此现身。

进化论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历史循环的铁环被拉直了,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并初步显示了其自在的逻辑。社会历史不再是分合兴替的轮回、潮起潮落的更迭,而是向更高价值、更善境界运行的过程。从此,先王之法、三代之治不再让人憧憬,信而好古的人生情怀开始让位于对未来的尊崇和期待,“世界之进化无穷”无限延展,社会的更高价值将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历史时间进入现代中国的思维,并成为秩序重构的框架,也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落地生根准备了条件。

进化论给了中国人对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简洁明了的解读方式,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虽然还比较笼统、粗略,但对于在困境中苦苦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来说不啻具有“拨云见日”的奇效。“严译进化论……第一次向中国人完整明晰地展示了一种统摄历史目的与自然规律于一体的现代时间——历史观。它为民族国家竞争(物竞)提供了以线型进步时间——历史大势(天择之道)为本体根据的实然规律与应然价值相统一的定位。……在中国民族危亡与传统意识形态垮台的历史关头,对 ‘自强保种’提供了一个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根据。现代性的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性定位的第一个意识形态。严译进化论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精神及其心性结构亦即中国现代性兴起的开端。”

现代历史逻辑有着极强的统摄力,它以“进步”的许诺将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生活时间纳入自己的轨道。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以未来为基点建立,生活于现在的人的归宿不在现在,而在将来,社会人生在为将来而奋斗的过程中获得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设定中,最高价值往往是超时间的,不论这种价值是自然大道、伟大人格,还是大同社会,都不会随时间的展开而自然呈现,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是时间关系,意义不在时间中实现,也就没有追赶时间的迫切性。现代历史意识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价值的展现方式是时间的,价值在时间中呈现,根植于未来之中,也只能在时间中获得,所以人无法跳出时间,而只能把全部生命托付于时间,尤其是托付于历史时间。

进化观念从意识深处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最终依据是某种天命或神启。中国封建王朝进行合法性论证的通常手段是天命和伦理结合,也就是“受命于天”的神秘话语再加上三纲五常、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等道德话语。天命也好,伦常也好,都具有超时间的特征,趋向于宣称自己是某种最高的永恒。现代历史时间的介入将王朝政治纳入了历史时间之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陷入了现代历史逻辑,从根本上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永恒。

进步观念宣告了革命的天然合法性。“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进化论内蕴着“革命”逻辑,如果更高的价值是在未来中展开的,革命,作为一种除旧布新的行动自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革命,在人们心中由一种社会变革的手段被想象成通向真善美的路径,成为一种救赎方式。不断进步的历史时间正是革命的内在支撑。章太炎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与历史上曾有的革命不同,“武王革汤命”,汤武革命是在空间中展开的,现代革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至少宣称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文学革命”是进化逻辑在文学界内的应用,而“革命文学”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进步意识指明了它的历史选民。“少年”被描绘成民族的未来,是“老大帝国”的真正希望,因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在现代进步逻辑下,旧有经验对于未来世界的有效性令人怀疑,信而好古转为求进慕新,重过去、尊老年转为尊少年,因为少年是民族的未来,是“历史的选民”。在进步逻辑下,少年定胜于老年,少年中国只能由中国少年建成,“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中国的青年崇拜从此生成。马克思主义以阶级论取代进化论,进步逻辑仍是其内在支撑。

进步意识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秩序、心灵秩序重建的思维框架。遭遇现代,这一场相遇不但瓦解了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秩序,也扰乱了中国人的精神——心灵秩序。现代中国从社会到精神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建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时间,或者说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是现代中国重建社会与人的基本框架。四、秩序重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担当

周作人用“王纲解纽”四个字来概括他所处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境状。“王纲解纽”,中国本有政治——社会格局及其内逻辑遭遇了空前危机,大厦倾倒,尘土飞扬,伴随着封建秩序崩解的还有人的精神秩序。

寻求秩序是人的天然属性。秩序即是规则,是外在世界的法则和人类应对世界的依据,没有秩序的世界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也是无法控制的。人总会将秩序加之于世界,以寻求对世界的理解与控制,进而求得生存的安适。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是外在的秩序,人类还需要内在的心灵秩序来维护精神的安泰。固有一死是人生的必然,加谬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人能不能自杀,也就是说人值不值得活下去。海德格尔认为,“死”是人类最本己的属性,因为死总是自己的死。心灵的秩序以信仰为核心来确立,有意义的生才是值得活下去的,意义是对死的超越,而信仰是所有意义的最后基石。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总是有两重秩序——外在的社会秩序和内在的精神秩序,当然有时这两种秩序会在一个框架中得以建立,如儒学。

传统中国社会的外在秩序是以儒家伦理为论证方式,与王权政治、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封建意识形态,这一体系回答了社会如何运转,国民依据何种法则生活的问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为本,从“父慈子孝”推衍出“君明臣忠”的政治伦理;由兄弟之“悌”推衍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间友爱;由推己及人演绎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世温情。这种家庭、社会、国家伦理与自然经济、王权政治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

对于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也给出了有效规划。以有限生命向无限的道德、功业、天道、真如的皈依消解生命有限的焦虑。在孔子是重建“三代之治”的不朽功业,在孟子是“养吾浩然之气”的道德修为,在庄子是与道同行的逍遥,在佛家是勘破幻相的从容淡定。其中,儒家的伦理政治构成了传统中国人建立自身生命意义的基本方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但是治国方略,也是人生意义的实践法门。

随着王朝政治的崩解,与之一同瓦解的还有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 ‘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人从君、道、父母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成为“自己”,郁达夫没有注意到,人的发现也意味着人的危机。人,是由人的种种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构成的,弃除这些规定性,人就还原成赤裸裸的生物,也就不能称之为“人”。现代人从传统的社会规定中脱离出来,成为“自己”,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重建自己的规定性,重新成为“人”。儒家伦理的崩解,如同上帝信仰的崩解,使得人丧失了旧有的规定性,而面临虚无的深渊。

现代中国是“王纲解纽”的时代,也是“主义”风行的时代。几十年间,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安其那主义、自由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主义等主义话语纷纷登场。主义纷杂正折射出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混乱无序。“何谓‘主义’话语?‘主义’话语是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言论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并不是任何思想论述者具有 ‘主义’话语性质,只有当某种思想话语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时,或当某种由个体提出的思想论述要求社会法权时,思想论述方转化为 ‘主义’话语。一旦 ‘主义’话语获得社会法权,就成为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区分三个不同层次的话语:个体言说、‘主义’论述和意识形态。”任何一种主义都内在地包含一种价值设定和个人生存、社会运转的根本法则,如刘小枫所说,“‘主义’话语是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言论”,也就是说主义总是先设定一种个人或社会价值,然后建立一系列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并且一旦获得社会法权,这种价值标准和这套社会、个人法则便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普遍尺度,主义也就成为意识形态。主义或意识形态,包含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渴望自己皈依某一种主义。主义、意识形态、宗教在提供生存意义和生存法则这个意义上是一致的。

现代中国人面临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双重失序,就必须进行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再建,并且是在现代时空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登场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总是抱着一种为社会、人生建立法则的宏愿,他们继承了孔子在“礼崩乐坏”时代为世人立法的决心,继承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中国的文学是典型的“杂文学”,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情感、信念关乎社会人生的几乎都可纳入怀中;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济世、文章干政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文人即便以辞章为业,也总把自己想象成经纶天地之材,把文章想象成匡世济时之药。

现代文学打着各种新近输入的“主义”旗号,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古老精神,关注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浸润着主义的味道和对现实紧张的思考,试图在一个失范的空间中重建秩序:社会的和心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成为现代作家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弄文为生之外,大都抱有鸿鹄之志,这是传统中国文人的根本精神。陈独秀、茅盾、巴金、蒋光慈等人,包括鲁迅,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抱负,决非简单地弄文为生。在一个生存失范、内外交迫的时代,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钟情于家国,关注现实,切问民生,这是现代文学的根本精神,“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急于为国家指出富强之路,为个体指出信仰与真理,这是大变革时代的文学,简明、直率、粗朴,有着明显的说教训诫腔调,但是未必不适合那样一个慌乱的时代。当我们重回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场境,不论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文学研究会的对文学是“一种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的宣言,创造社表现“时代的使命”的冲动,还是流行一时的“问题小说”,甚至“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无不浸透着家国重建和个人重建的焦虑与兴奋。

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历史时间以其对国族困境和出路的简洁解释征服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进而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时间观念,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与个人重建的基本框架。现代文学急切地投入了这一重建工程,并与现代中国社会分享着进步的焦虑与渴望。

时间不仅是文学叙述得以展开的条件,更包含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和价值判断。线性时间——尤其是现代历史意识——进入文学的叙述,甚至成为大量作品的内在逻辑,“进步”“革命”等现代价值也被植入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进步”“革命”乃至“解放”从未如此地成为众多作品潜在的价值预设甚至刻意追求。作家和文学努力使自己融入现代历史进程,渴望成为历史理性的代言人、国族未来的描摹者、社会人生的指引者。成仿吾指出,革命文学运动“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批判,它将描绘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 ‘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哪里干起”,这也许只是这一渴望比较激切的表达。

现代文学是焦虑的。这种焦虑来自作家对国族命运的关注,来自从旧有伦理框架中脱落出来的兴奋和面对“被发现”的自己的惶惑,来自追赶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慌乱和激动。郭沫若在《天狗》中说:“我把太阳来吞了,我把月亮来吞了,我就是我了呀!”我就是我了,我是谁?冰心在《流云·八七》中说:“青年人!/只是回顾么?/这世界是不住的前进呵。”时间在前进,快快追赶吧。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首语中高喊:“倘若我们是勇敢的,/那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宇宙。/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国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

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地方,不是在技法上,而是在精神上,在人生哲学上,在时间意识上。当我们隔了近百年的历史回望时,那些焦灼的生命是如此的可爱、可敬。可敬可爱,不在他们的作品,而在那些生命本身,这不是一个审美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

历史时间进入现代文学写作,不但影响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设定,也影响了文学的手法、风格和体例。写实的手法和现实主义风格成为主要趋向;现实是中国文学最关切的方向,写实手法是历史逻辑最好的展示手段;小说成为最流行的体裁,小说是虚构,但必须合情合理,也就是和“真实”有着血脉、至少是精神的联系,小说是现实的模拟,是人生的实验室,热切关注中国现实的现代文学自然地催促了小说的成熟;长篇作品日益增多,三部曲式的系列著作成为作家热衷的形式,历史的脚步要在更长和更广的时空跨度中才能显现,短篇作品不足以展示历史的身影;历史浪漫主义成为作品的流行气质,历史的光明许诺最终形成了作品的“光明尾巴”,现实主义最终化身为“时间的浪漫主义”;生存的苦难被掩蔽,人道的同情被消解,历史的车轮碾过渺小的个体生命,同情与悲悯消减了,“五四”初期的人道主义被历史主义稀释了,有条件的同志之爱取代了无条件的生命关怀。五、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现代作家遭遇了“轮回”,这种轮回是鲁迅“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残酷和“革命,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无奈,是茅盾对“追求”与“幻灭”的惶惑,是张爱玲对过去与现在重叠的体认,是曹禺对命运轮转的沉思,是穆时英沉沦于当下的迷狂与焦虑……

轮回是一种生存体验。观念不是体验,历史的逻辑不一定等同于生活的轨迹,体验是个人在生活中的遭际、感受、领会,彰显了生命的具体性、生存的丰富性、生活的现实性乃至命运的残酷性,体验往往是暧昧和含混的。现代时间意识与“与循环的、轮回的或神话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线性时间的接纳一定会覆盖、消弭循环的、轮回的生存感受。

古人的时间是轮回的,这种轮回的时间意识和轮回的生存感悟是一致的,古人的时间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现代人的轮回不同于古人的轮回,它是在线性时间和进步意识下的轮回体验,是与进步想象相反的沉滞、重复、回返的人生况味。

现代时间下的轮回体验的生成是复杂的。

现代线性时间是一种虚化了的、客体化的时间,它脱离了具体的生活经验,是外在于生活的,并不具有与生活体验的天然同一性。它所标示的直线向前永不回复的时间之流和建立于线性时间基础之上的不断革新、进步以及通向更美好未来的历史的允诺未必能与人们的真实而具体的生存体验相合不悖,现代的允诺和生存体验之间的裂隙从一开始就潜存着。

进步意识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结论,是理论的、观念的,而体验是具体的、私人的,注定是异彩纷呈的,并且,生活不是按理性逻辑生成的,它模糊、含混、歧义纷纷,当我们把历史理性加之于生活时,生活却可能以其自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复杂性拒绝历史逻辑;进步意识是魅人的,它显示了国族的希望、社会的未来,以其宏阔的胸怀包容了生活时间,并在上帝和传统信仰退隐时给生活和生命以意义支点,要求个体生命通过追逐生活时间进而融入历史时间,但生活又何尝不是妩媚多姿,充满着足够的魅力?现代的声光化电、家的温馨、情爱的浪漫、生命的苦难,乃至生活的真实细琐,可触可及可感,显现着另一种真实的味道;历史的脚步必须在大的时空跨度中显影,但是人的生命不足百年,个体生命可以以理性认识历史逻辑,却很难从具体生活中体验到历史逻辑,生活是感性的,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却可能是无法脱身的泥沼;人类的生存有基本的生存结构,也有基本的生存困境,存在于一切时代,非时间的生存问题不能在时间中得到救助;并不是所有的生存问题都是公共的、社会的,而更多的可能只是个体的、私人的,宏大的历史逻辑正因其宏大性以致并不能应对每一个人生存的具体性,也就不一定能救济私人的痛苦。

生活是具体的,生活的体验提供了细腻而真切的生存感受。日复一日的时间轮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兴替,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兴盛衰亡的历史印记,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都宣示着“轮回”的切身性、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轮回”是生活的本色。“轮回体验”不会因线性时间的介入而倏然消散,自然、社会、人世的往复轮转的体验也不会因线性时间的介入而被消弭。生活是具体的,生活的恒常的一面远远大于变易的一面,生老病死不可避免,食、色之性不会消失,个人的悲辛喜悦是最真切的体味,生活是建立在恒常的基石上的,这就是张爱玲所说的人生“安稳的一面”。一旦进入具体生活,历史逻辑就会褪色,生活逻辑却会明朗起来。历史逻辑以其宏大的必然性统摄着生活,但生活却是具体而充满偶然性的,细琐的生活中,历史的必然失去了效力,而生活的偶然凸显着生存智慧的价值。生活,消解历史。

历史逻辑指明了方向,但是,如何进入历史的轨道却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也许历史是明朗的,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种明朗的进入历史的方式。办实业还是做教育,维新还是革命,思想启蒙还是军政行动,每个人的选择总是具体的。历史理性也许可以提供信仰和方向,但并不能提供具体的策略和技术,更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进路。生命是如此的具体,没有一种历史理性可以为每一个人提供具体的决断方式。当个人进行决策时,无法确认自己的决断是否刚好契合了历史的方向,或者根本找不到一条介入历史的具体方法,“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走的时候脚下是没有路的。

历史许诺了未来的美好,但是,幸福永远是具体的,苦难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许诺和个体的具体期求之间并不总能一致,生命的苦厄不能全部托付给历史来解决。历史逻辑中并没有对个人苦难的真正同情和悲悯,历史中的爱是有条件的,又会轻易地转化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冷漠。不幸与生俱来,生老病死总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命运的残酷总是个人的残酷,历史进步可以消除不公,但不能消除不幸,历史可以生成有条件的爱,但不能生成抱慰人生不幸的无条件的爱,曹禺说,“我用悲悯的心情”来写,要让观众坐在上帝的位置“怜悯地俯视”人生,认识苦难,而后从中生出“悲悯”,命运的轮回不但显示了苦难,也呼唤着温情。

历史逻辑为生活和生命赋值,但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接受这一种赋值方式。历史以未来为基点为现在赋值,但“未来”永远不来,永远在无尽的延宕之中,于是现在的意义也变得模糊。如果取消了历史逻辑,也脱离了本有的传统信仰,人就只剩下自己,确切地说只剩下感性的肉体,沉浮于时间的乱流之中。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虚无体验,没有信仰,没有意义,只有感官的狂欢和无尽的荒凉,“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现在的过渡性和未来的虚幻性实际上架空了人类生存的意义归宿”。现在隔绝过去,未来却尚未现身,“当下”被空前强调,也被空前孤立。人只能生活于现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有不断像流沙一样从手中流失的现在,“现在”不但缺少崇高而且错乱无序。努力抓住现在,拼命享受现在,在现世中“沉沦”,享用现在的欢娱和对时间流逝的惶恐彼此错杂。沉沦于当下,生命堕入虚无。

历史试图规约生活,生活却总是逸出历史;理性设定方向,体验却扰乱了脚步。历史的逻辑和体验的真切,理性的引领和感性的蛊惑,历史的要求和个人的眷恋,进步的想象和沉滞的现实,交织于生活世界,交错于现代文学的写作之中。

文学是生存体验的表达、生存智慧的寻求、生存信仰的追索,好的文学总是浸润了作者深切的生存体验。体验是复杂的人生感触,体验永远无法被观念规约和覆盖。观念与体验不是抽象程度不同,而是它们根本“异质”:体验与生活的现实血肉相连,具有形而下的天然秉性,观念却倾向抽身而去,有着形而上的热切追求;体验复杂而暧昧,观念简洁而明快;观念可以从书本上习得,体验则必然来自与生活的搏战;观念可以是公共的,体验却永远是私人的。

文学关注个体的生存遭遇,作家也会把自己的生存遭遇、生存体验融注在文学之中,正是这种体验的融入使文学不同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造就了文学的个体性、亲切性、具体性和丰富性,这也正是文学之所以迷人、感人、动人的根本原因,一旦离开了具体的体验成为观念的演绎,文学也就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变成了宣传、说教,失去了固有的魅力。“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好的文学不是理念的产物,不是别人的命令的传达,而是内心体悟的流泻。真正的文学不一定与时代观念同质,甚至不能被作者的理智拘禁,“尽管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与理论无疑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和 ‘进入’所有作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作家是按照一个时代的理性思潮进行着填空式的创作,我们对于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说明并不能代替作家面对实际人生的真切感受。作家作为个体的存在,他个人的艺术感觉状态不仅不等于大的时代文化 ‘思潮’,甚至也有别于自己理性思考时的状态”。

真正的文学并不拒绝理性的思考,杰出的文学作品一定同时是深刻的哲学作品,但是,由理念演绎成的作品却一定不是好的文学。思想是文学的骨骼,体验是文学的血肉,没有血肉的文学,即便伟岸,仍然是死的文学;没有思想的文学,即便丰满,却没有灵魂。好的作品是思想与体验的有机结合,但思想必然是由体验生出的思想,而不是由外在植入的以规约体验的思想。

现代历史时间及其内含的进步意识以简洁明了的方式指明了中国的困境和出路,并以未来的允诺为个体生命和生活提供意义,成为大多数现代中国作者思考的先在结构。当现代作家运用笔进行表达和思考,并且试图用文章勾画现代中国社会和个人重建的图景时,历史时间和进步期待自然地成了文学叙述的时间框架和价值预设。现代作家往往急切地想表达自己的人生与社会见解,指引现代中国的方向,有意识地将思想引入文学作品之中,“观念先行”是现代大多数作家写作时很难避免的问题。问题不在“先行”,任何一位作者的写作都以对生活的先在领会为条件,否则写作就无法进行,即便所谓的“自动书写”本身也包含了作者对世界的先在领会,不然就不会采用“自动书写”这种方式。真正的问题是“先行的观念”与作者的生存体验之间的关系,即这种“观念”是从生存体验中生成的哲学思考,还是由外引入的用于宰制体验的观念。当观念与体验协调时,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当二者抵牾时,作品中就会充满歧义和矛盾;当观念征服体验时,作品就变成了观念的演绎,失去了文学的魅力,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失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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