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俊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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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会工作评论(2016年第2期/总第2期)试读：
卷首纪事
越秀区社区治理的“五协”机制
[1]谢俊贵最近，笔者对社会实验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于是抽空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广州市越秀区的社会实验项目“三元治理，打造幸福社区”进行了学习考察。越秀区“三元治理，打造幸福社区”实验项目的目标是，探索在城市社区建立党委政府、社会及居民相互协同的“三元治理”新模式，把三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三元互动、良性运作的体制机制，开创社区治理的新局面，有效回应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把越秀区诸社区建设成共融、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家园。在这一社会实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亮点，其中包括“三元、四主、五协”模式。“三元”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架构，也就是党委政府、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四主”是指功能作用，也就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者”作用；重视社会协同，激发驻社单位的“主力军”作用；落实社区自治，提升社区居民的“主人翁”作用。至于“五协”，乃该社会实验的最大亮点之一，故下面略加叙述，以飨读者。
一是协同联动机制。“三元治理”只是一种治理结构，为了保证“三元”联得起来，动得起来，越秀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科学构建社区三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在宏观层面，建立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居民之间相互协同、良性运作的体制机制，通过发挥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政府的“主导者”作用、驻社单位的“主力军”作用和居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在微观层面，既有“三社联动”，以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为导向，以社区为平台、社区居委会为枢纽、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骨干，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通过“项目联动、矛盾联调、服务联供、组织联培、人才联建”，共同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向纵深发展；又有“九联共建”，以“区域党建联动、军地双拥联手、居民自治联推、公共安全联防、社会矛盾联防、社区服务联供、公共设施联享、环境卫生联抓、精神文明联创”为内容，加强驻区单位与社区之间的联动，使各方所拥有的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充分利用，形成互利互惠的共赢格局。
二是分工协作机制。协同并非单纯的“一体”，它所强调的是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基于这一协同机理，越秀区着力构建社区三元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一是“委居站”分工协作机制。社区党组织主要是落实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领导和协调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各项工作；社区居委会主要发挥其“居民自治”功能；社区工作站以政务服务工作为主，承担街道延伸到社区的政府服务职能。二是社区公共服务分工协作机制。“社区服务站+社区居委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有机结合、有序分工，社区居委会负责居民自治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是双向转介机制。街道召集社区居委会、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月召开一次沟通会，实现服务需求双向转介，促进社区公共服务联供优势互补。居委会将居民群众诉求及时转介街道或相关职能部门解决，街道或社区工作站将专业服务个案转介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或社区专业社会组织跟进解决，社区组织将服务过程中发现的政府管理事项转介社区工作站或街道办事处解决。
三是协商议事机制。社区事务繁杂，居民想法不一，关键是要做好协商。越秀区各社区均成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居民监事委员会，由社区居委会牵头组织，对涉及整个社区的重大自治事务实施议事、决策、执行、监督的自治流程。同时，设置了居民议事厅（点）、社情民意接待室、民情信箱、民情热线、社区民生事务联络员，多途径收集社情民意，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全区各社区居委会普遍形成了居民议事厅主导下的居民协商程序，并形成了居民自治有人干事的良好开端。在多个社区，群众选举片长、楼长，推行“社区的事务大家协商着办”。如白云街东湖新村通过“三议两公开”工作法，成功地解决了业委会换届选举、社区流动图书馆建设、陈旧电梯整修等30多项社区事务。一些社区吸纳社区内个人会员和机构会员（如“两代表一委员”、社区能人、机团单位、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产生理事会，结成社区治理联盟，设立社区发展专项基金会，资助支持治理联盟协调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
四是沟通协调机制。有关社会协同的研究表明，社会协同“不可能是理想化的完全类似激光的协同”，“社会协同是一种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协同。它是为了整个社会系统的生存、发展的求同存异。”从这样一个学理的角度来看，在社区治理中，在不同社会主体的协同中，沟通协调必不可少。越秀区在“三元治理，打造幸福社区”的实验过程中，针对社会主体之间的差异、矛盾，积极开展沟通协调工作。在组织主体层面，社区党组织针对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党建的工作沟通与协调，以及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一致。在居民关系层面，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在老旧社区加装电梯的问题上，利益相关方多有不同想法，居民之间分歧较大，矛盾突出，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积极承担了沟通、协调任务，解决了不少问题。现在，沟通协调、化解矛盾、协调关系，已成为越秀区社区治理中的一种常规机制。
五是协定规约机制。社区治理的协定规约机制来源于中国“乡规民约”的优良传统。在传统社会中，为了规范居民的行为，预防矛盾的产生，减少冲突的发生，省却许多不必要的沟通协调麻烦，提升社区治理的效率，保证社区和谐，各乡各村往往会以相对正规的形式制定乡规民约，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越秀区针对当前城市社会的流动性与商品性、社会矛盾的易发性与多发性，将利益相关方组织起来，制定共同遵守的协定与规约，使之按照规约达成自治共识，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例如，随着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本就拥挤的越秀老城区社区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拥挤。针对社区不文明停车现象，越秀区引导社区制定了“文明停车”规约。“文明停车”规约规范了社区车辆停放场所，不仅有效地服务了车主，也保证了社区道路的畅通，维护了社区的交通秩序和生活秩序。此外，针对社区的其他问题，越秀区还引导社区制定了宠物管理公约、建筑施工管理公约等，不断推进社区治理的自治化、规制化和规范化。
越秀区通过社会实验所探索创建的“五协机制”，是“三元治理”的一套落地运行机制，是“四主功能”的一套功能整合机制。这样一套机制，是建立在“三元”主体结构的基础上的，用以确保“四主”功能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样一套落地的机制，有利于激发社区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这样一套落地机制，“三元治理”也好，“四主功能”也罢，都可以通过“五协”的助力形塑出来、彰显出来、发挥出来，为推行社区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幸福社区做出重要的贡献。
[1] 谢俊贵，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广州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统计与社会政策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
特稿专刊
中国社会工作提升发展的研究课题及视野
[1]陈社英摘要 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从起步探索迄今已有三十年。进入一个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的“后经济国家”时代，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的局面，社会工作可以说代表着社会科学的重点应用方向。中国社会工作目前仍被定位为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感觉到“有问题”的人并不一定都说得清楚究竟有哪些潜在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如何去开展研究。本文通过举例，展示了一个国际比较与历史的视野，希望有助于相关的探讨，以促成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迈向更高阶段，取得质的飞跃。中国社会工作提升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但不仅限于本文列举的人类多样性、人权与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等。中国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以当年拥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胸怀，学习各国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中积极的东西，包括健全法制、坚持原则，反对各种各样的歧视，尊重人类多样性，推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在日益强调法治的中国，社会工作者、社会政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参与下，一些常见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将会逐步非法化，而人权、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能提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最好案例。
关键词 社会工作 专业教育历史 后经济国家时代 人类多样性 人权与社会正义 社会公平一 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三十年感言
适逢《广州社会工作评论》创刊，主编谢俊贵教授向笔者约稿，作为广州大学的客座教授，笔者义不容辞。这本新学术刊物体现着广州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特色与首创精神，并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着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际发展水平。
广州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发源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4级研究生和本科生最早见证并亲历了这一新兴专业的孕育过程：从原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教授为我们首届研究生班讲授社区研究，老一辈社会工作者吴桢教授专程前来主讲个案工作（1985年），到中山大学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三年合作计划的实施（1986～1987学年度），并由此培养出首批初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训练的本科毕业生（1988年夏）。作为合作项目中方具体负责人，笔者深深感受到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起步阶段的艰辛，其中包括首次自行开设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课程、主持设计全国首届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1988～1989学年度）、撰写《中国民政》“社区”服务讲座（1988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社区”条目、开展广州城市社区服务研究和深圳农村基层社会保障探索，以及主导与广东经济领先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制定（有劳动、人事、民政、卫生等各部门参与）。当时的艰辛，并不仅仅体现为有一种早期在广东“孤军奋战”的感觉，更体现为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的苦苦思索，以及历史转折必然形成的“一个中心”方针下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前途的担忧。虽然后来对总体公共政策的研究给出比当时作为社会政策学科基石的“福利国家”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答案，但“拨乱反正”去政治化之后刚刚还原的一个“经济国家”能为社会工作提供多大的生存空间（或发挥舞台），还[2]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所幸的是，经济改革的成功与经济的突飞猛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实现“经济国家”进一步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政府结构中经济部门的大量关停并转以及社会管理服务功能的扩充与加强[3][4]，NGO的兴起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试行，社区服务与建设的进一步
[5][6]发展，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后经济国家”时代的到来。虽然中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跟西方一模一样的“福利国家”，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意味着社会政策将在中国的公共政策体系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专业社会工作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甚至在广东工业大学这[7]种理工院校都已生根开花并受到重视，这在三十年前“经济国家”主导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笔者由衷地为年轻一代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感到庆幸。《广州社会工作评论》创刊是广州社会工作学者交出的一份靓丽答卷，值得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实际社会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其刊载内容中所体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创新思路，既有切合广东实际的实例分析，又有全国乃至国际的研究视野。在此，笔者向《广州社会工作评论》的问世表示热烈祝贺。作为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笔者向所有社会工作者和在校师生予以特别推荐。二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重建社会工作专业之初，正值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时代，有关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听。后来到中国香港然后到美国，见到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倒性批评，促使笔者去寻找原因和答案：为什么一个积极寻求改革开放的国家或政府，却在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表现出所谓的“不情愿”（reluctance）？一味地否定，有可能把这个国家推回改革开放前的老路。“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笔者当年求学和研究经历的真实写照。在国际历史的大背景下准确透彻地理解和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共政策发展路线的特点、规律和未来方向，是这种探索所要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而这与社会工作学科的重建以及[8][9]社区服务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结果却发现，“先进”的西方基于福利国家的学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中国的社会政策制定问题。换句话说，社会政策还不是一门完整的学问，即便它在西方公共政策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在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建设才是中心。而中国的公共政策与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回避基本路线这个中国特色的关键问题，哪怕纯属政治的路线斗争从未提供学术研究与改善（或“修正”）的空间。而这是西方社会政策学界的泰斗们所不能理解和预见的。只有紧密地结合中国当代史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在一个科学系统的新研究框架之下，才能更贴切更透彻地诠释中国党和政府的基本路线，及其各种政策制定与国家治理行为。这就是笔者所倡导的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10]或GPP）研究。这一研究拓展了社会政策学科领域和视野，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置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按照这个学说的观点，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在结构功能和指导思想上与西方福利国家截然不同[11]的、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国家”的诞生。而其曲折变迁发展历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其GPP走了极大弯路，从错误地极度政治化（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到“拨乱反正”（即还“经济国家”以本来面目）、矫枉过正“唯GDP论”，实现彻头彻[12]尾的经济化。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甚至于不避“唯生产力论”之嫌，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只有当国家经济面貌发生根本改观之后，才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去经济化，从而进入一个“后经济国家”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后实行了30多年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逐步为“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经济全面综合平衡发展”的新[13]时期GPP所取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尤其发人深省。把一个学科专业的建设写进执政党的核心文件，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反映了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新的重大转变，而社会工作可以说代表着整个社会科学的重点应用方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当代中国才有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社会工作[14]和社区服务蓬勃发展的局面。
这就是笔者对中国社会工作现状及前景的基本看法。所以笔者常常寄语前来听讲的师生和实际工作者：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一个需要你们为社会经济良性平衡发展而发挥领导作用的、社会社区服务工作者可以引领潮流的时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作用，不断研究改进，担负起建设健康美好中国社会的重任。而对GPP的比较研究和动态考察及监督，将有助于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沿着正确路线不断前进，避免重走过去的弯路，也避免专业社会工作再次遭受重大挫折。三 中国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重要课题
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从起步探索到迅猛发展迄今已经30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也已有十年。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组部和民政部等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旨在更加快速地推进社会工作及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全国已有近40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养输送[15]逾3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但同时，中国社会工作被明确定位还[16]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也有很多观察者甚至社会工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感觉到“有问题”的人并不一定都能说得清楚，究竟有哪些潜在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如何去开展研究。这里，通过举例展示国际比较与历史的视野，希望有助于相关的探讨，以期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走向新的阶段，取得质的飞跃。（一）人类多样性（Human Diversity）
最近，一位在美国攻读社会工作博士学位的学子撰文分享学习心得时指出：在美国，“多样性”（diversity）是社工界的一个热点。“社工应接受多样性教育，并寻求对社会多样性的理解，做到尊重不同种族、民族起源、肤色、性别、性取向、年龄、婚恋状况、政治信仰和[17]宗教信仰等”。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社工教育和实践中，对多样性或有提及，但远算不上一个重点或热门议题。“中国虽不像美国种族差异如此明显，但我们在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家庭观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和多样化选择。因此，我们也同样需要发[18]现、理解和尊重彼此之间的个体差异性”。
多样性（diversity）或多元化主张/多元主义（pluralism）是当今[19]世界上一个主导潮流的议题。尤其在美国社会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等），具有极为重要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尤其在种族关系与民族文化上，过去对于美国“大熔炉”（melting [20]pot）理念的认识，是将其视为对人类早期以禁止灭绝（cultural annihilation/genocide）、驱赶隔离（population migration/segregation）等野蛮处理异族方式的否定，也是“美国梦”的重要基础。这个“大熔炉”（melting pot）理念，是建立在同化（assimilation）或适应[21][22]（acculturation）等理论主张基础之上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十分令人向往。但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对这个曾备受尊崇的“大熔炉”理念提出了挑战。其主要论点是：“同化”或“适应”都是以一个所谓的主流民族及文化为前提，而其他民族和文化都要去单方面适应或被同化。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单一“美国文化”，而只有既共存又相异的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包括白人、黑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等等。这种多样性和相互适应（accommodation），才应该是美国社会的最基本特质，也是美国文化绚丽多彩、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所有重要领域）保持和提倡多样性，被称为多元化主张/多元主义，也成为（否定历史上公然压迫和歧视的）“大熔炉”社会理想的否定之否定，它被形象地描述为更高更新的“沙拉盘”（salad plate/bowl）模式。虽然有人认为提倡多样性也有负面社会效应，但这一运动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主流。
多样性在理论上可具有无数方面的含义，从而形成内容极为丰富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个人以及群体。但是，不同方面的区别和差异有主次轻重的不同，因而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规范制约或保护。在实际生活中，人类个体和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残健等，是社会实践所关注的基本方面，对于多元化的提倡来说，也受到最为严厉的社会规范约束，包括最正式的法律保护。在美国，主要的反歧视立法有：1964和1991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1967年的反就业年龄歧视法案（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和1975年的反年龄歧视法案（Age Discrimination Act），1963年的（男女）同工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1973年的康复法案第504条款（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和1990年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还有各州、市等地方性法规。这种约束保护的作用与焦点，在于保证社会公平、反对歧视。但是，若缺乏对人类多样性和社会多元化主张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就难以全面深刻理解其立法基础，社会工作者也难以担负反歧视和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和使命。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或CSWE）把在实践中遵行多样性与差别（engag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in practice）作为社会工作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competency）之一。
每个人包括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当事人或委托人（client）的生活经历都是不同的、有差别的，对于其身份认同都有着关键的影响。CSWE认为多样性的维度应该理解为多种因素的交汇，包括但不仅限于残健、年龄、性别、性别认同、性取向、婚姻状况、种族、肤色、部落、移民身份、文化、宗教、政治信仰、阶层，等等。而这些差别的后果则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可能包含了遭受压迫、贫穷、边缘化和异化，也可能包括了享受权力、特权、喝彩追捧（acclaim）等。社会工作者必须要了解压迫与歧视的形式和机制，并认识到一个文化的结构和价值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排斥可能造成的边缘化、异化，以及在另一方面形成特权、权力等的程度，才能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实践层面交流和运用多样性及差别在形成生活经历时的重要性，把自己当作学生，并把服务对象看作是他们自身经历的专家。社会工作者要能够自觉和自律，在面对各种不同服务对象时，防止个[23]人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这些都要求社会工作者既要熟悉研究特定的法律体系，又要在更广阔的专业实践空间里发挥助人的作用。
多元性问题的重要性，包括民族问题等，在中国正日益显现。这里要注意的是，多样性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不可随意套用于人类，因为这种差异极有可能造成不平等和不公平对待（例如二战时期纳粹关于优等和劣等民族的邪恶主张）。而很多科学研究证据表明，与动物界不同，人与人之间生物类型特质的差别其实极为微小。人类不管是哪一个群体，它的基因可能99.9%是相同的，而动物的群体差异可以很大。所以，人种或种族若作为生物学上不可逾越的，尤其是有优劣之分的差别，被许多自然与社会科学家认为是一个伪科学概念。生物学根本就不承认这种人类种族的存在。要说它存在也只是一个社会学观点，跟民族差不多画等号。这一点，对于反对种族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人类多样性主要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个体的概念，而这种差异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等努力达到平等相待的。不过，另一方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不同的种族群体对于某些药物的反应确有一定差异，因此，目前美国有些医学检验指标和用药指南会将非裔与[24]其他族群患者加以区别对待。从社会生活经历来说，皮肤的黑与白，这一点点生物区别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同对待。总之，多样性的问题千万不能小看，而种族或民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性别、年龄、残健状态等的不同，都可能造成差异对待。所以，笔者经常跟学生说，我们学来学去都是学的多样性，如果没有这个多样性，你跟所有人都一样，那就什么人都不需要研究，看看你自己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解全世界、全人类。就是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他跟你也不一样，所以才要去研究。
在中国，通过资料搜索可以看到，关于多样性的讨论范围还非常有限，主要仍是生物学界对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探讨，只有[25][26]人类学家及少数其他学者在谈论人类多样性。中国许多学科对于人类多样性的研究，亟须加强并与国际接轨。社会工作专业及其教育需要奋起直追，加强学习迎头赶上，以系统的研究指导实务并参与有关的政策对话。还要学法懂法，促进各项社会法规的尽快制定和完善。应该以科学态度谨慎从事，采取鲜明立场反对各种歧视和偏见。这里，尊重人类多样性，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以差异为借口反其道而行之。（二）人权与社会正义（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曾几何时，人权在中国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西方连年不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指手画脚。但[27]是，人权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内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战败，也是世界人权的重大胜利。中国对人权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在向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和注重民生的方向转型。尤其是近年来在反腐、扶贫、社会福利、社区治理等方面的迅速进步，使中国在人权问题的讨论与对话中更加自信。
社会工作者以专业的态度，在尊重人类多样性基础上来探讨人权这个重大问题，则更有必要，其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和社区的福利，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我们需要明确把推进人权和社会、经济、环境正义（advance human rights and social，economic，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作为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每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有基本的人权，譬如拥有自由、安全、隐私、足够的生活水准、卫生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需要了解全球相连的压迫和违反人权现象，懂得人类需求和社会正义的理论以及推进社会经济正义与人权的策略，也需要了解消除压迫性结构障碍（oppressive structural barriers）的策略以保证社会商品、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28]使公民、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人权都得到保护。
社会工作者必须以社会正义为己任。但是，在美国有一个保守组织叫全国学者协会，它专门瞄准几个学科对象进行攻击，其中一个是社会工作专业，一个是教育专业，说这两个专业是伪科学，因其专业评估要求有一项就是社会正义，而它认为社会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教条，是人为的、为了某些人的利益，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观点。所以，别以为教科书上写着社会正义就人人都认可，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去控告学校，说在读书的几年中被洗脑，影响其言论、信仰、自由，等等。后来教育专业也好，社会工作专业也好，都要花很大的精力考虑社会正义要怎么表述和实践。总之，不要以为听起来很好，就可以想当然照着去做，必须深入了解，加强研究。在具体实践中，特别要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是近年来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29]。首先是分配不公，包括收入和财产等。自1978年“经济国家”自我实现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社会的高度两极分化。随着后经济国家时代的到来，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这里应该指出，当前的反腐败措施不仅对于维护国家政权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公平也有特殊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中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也超出简单的道德范畴，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还要指出的是，公平[30]（equity）并非简单的平均（equality），机会平等更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必须身先士卒地维护社会公平，尤其是机会的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在这一点上，中国还存在严重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今天，无论是公司招聘还是政府规定，公然、合法的年龄歧视就是一例。而在美国，这种广告打出去就会被控告，如果是一个大雇主的话，可能会被罚几百万美元。当然中国国情不一样，有年轻人失业等因素要考虑，还有历史的原因，如干部制度改革之初年轻化的需要等。但从公平原则上来讲，在年龄、性别等方面明目张胆地歧视，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也不乏年轻人失业和妇女怀孕生子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排斥老年人和女人工作的借口，因为这是原则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先进国家”和人类普适价值的存在，那就应该认真学习别国社会制度中这些积极的东西，而不是去学追星、学两极分化，甚至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差别导致区别对待有时是必要的（公平并非平均主义），但应该适可而止，不能导致两极分化和歧视、排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强社会立法以保证社会公平。而社会工作高级人才的培养，要在社会政策的研究制定以及法制的健全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可以预料，在今日强调法治的中国，在社会工作者、社会政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参与下，一些制度性的不公与歧视会逐步非法化，而人权、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能提[31][32]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最好案例。四 总结
中国社会工作被明确定位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有很多观察者以至社会工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感觉到“有问题”的人并不一定都能说得清楚，究竟有哪些潜在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如何去开展研究。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能通过举例展示一个国际比较与历史的视野。更多的研究课题，将在后续论文中加以阐述，希望有助于相关的探讨，以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有一个质的飞跃，从而迈进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从起步探索到迅猛发展迄今已经30年。广州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建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发源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4级研究生和本科生最早见证并亲历了这一新兴专业的孕育过程。中山大学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三年合作计划从1986～1987学年度开始实施，并于1988年夏培养出首批初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训练的毕业生。同年中国第一个“社区”服务讲座在《中国民政》上发表。全国首届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也于1989年4月在中山大学成功举办，广东与经济领先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改革总体规划于同年出炉。但是，“拨乱反正”后刚刚还原不久的“经济国家”能为社会工作提供多大发展空间，还是一个巨大问号。所幸的是，经济改革的成功与经济的突飞猛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实现“经济国家”进一步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总体公共政策也迎来了一个新的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经济全面综合平衡发展的“后经济国家”时代。这意味着，社会政策将在中国的公共政策体系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专业社会工作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当代中国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社会工作和社区服务蓬勃发展的局面。社会工作可以说代表整个社会科学的重点应用方向，社会社区服务工作者处在一个可以引领潮流的时代，一定要好好珍惜，充分发挥作用，不断研究改进，担负起建设健康美好中国社会的重任。中国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重要课题，包括本文举例所展示的人类多样性（human diversity）、人权与社会正义（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等，说明中国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改革开放，应该以当年拥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胸怀，学习各国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中积极的东西，健全法制，坚持原则，反对各种各样的歧视，尊重人类多样性，推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可以预料，在今日强调法治的中国，在社会工作者、社会政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参与下，一些制度性的不公与歧视会逐步非法化，而人权、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能提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最好案例。Research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for Advancing Chinese Social WorkChen Shey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arative view of Chinese social work by putting related issues in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maintain a historical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field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ebuilding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 is reaching a 30-year milestone since its beginning. The first sociology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witnessed the initial stage，which produced mainland China’s first graduates with systematic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1988. China’s first 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social work educators was also held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1989. However，it was not until China entered a new era of a “post-economic state” emphasizing truly balanced development that social work flourished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It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entire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At present，Chinese social work is still officially considered at an infant stage with its weaknesses. Yet，all those who felt “problems” might not be clear about potential issues for research，and how to study them. By giving examples on a few fundamental issue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it is hoped that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will benefit from related research with a “quantum leap” leading to a more advanced stage of development. Human diversity，human rights，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equity are used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such research. It also shows that to continue reform and “open door” at a higher stage，China needs to embrace the essences of social thoughts and social systems from other countries，just lik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Wes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include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sticking to principles against all kinds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respecting human diversity，and advancing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equity. In today’s China emphasizing on rule by law and with more and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social workers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ers，more and more social injustice and discrimination will be outlawed while human rights，social justice，and social equity better protected. On the other hand，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y produce best practice lessons for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Keywords：Social Work；Histor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Post-economic State Era；Human Diversity；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Social Equity
[1] 陈社英（Chen Sheying），清华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中心特邀顾问，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中北高教委员会高级评审、香港高校研究资助局评审，上海交通大学等客座教授，广东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顾问，国家外专局高端专家项目之广州大学“大都市治理国际合作研究”首席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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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广东省劳务移民治理：实践探索与未来前景——基于全球趋势和中国困局的分析
[1]左晓斯摘要 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务移民潮的出现。从全球范围来看，移民的确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战略，多边和双边治理成为主流趋势。从认知与观念、战略与规划、体制与制度、资源与能力、协调与合作、数据与研究等六个方面观察，中国可能正陷入移民治理困局。广东省劳务移民治理处于中国最前沿，有宝贵的经验，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果能够实现六个方面的突破，也许能够为中国探索出一条既有自身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治理之路。
关键词 劳务移民 移民治理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移民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最具活力的区域。香港、澳门是移民在总人口中占比最多的中国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大区域，也是移民，特别是务工型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正是这一庞大群体的陆续流入和长期存在，使这三个区域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集中的地方和世界制造业基地。但是，一旦这一群体的规模发生异动，将对这些区域的整体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压力；一旦这一庞大群体的思想、行为发生异常，特别是因为不平等、不合理的治理体制和机制引发矛盾和不满，将对这些区域的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中国的务工型移民既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一笔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可能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沉重负担，甚至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效应的正负以及强度取决于怎样治理。事实上，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和劳资矛盾的爆发已经证明，我们亟须一种新视野下的移民治理，包括新的理念、新的体制、新的机制。为了探索这种新的务工型移民治理思路和政策，我们需要先将视线转向全球，然后转向全中国，最后再回到广东。一 全球移民与移民治理的新趋势（一）全球移民增长与特点
据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GCIM）和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报告，国际移民数量增长迅猛，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由1970年的0.82亿、2000年的1.5亿、2005年的2亿增长到2010年的2.14亿，预计2050年将上升到4.05亿。全球移民的主要特点是：移民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一直是所有国家中移民数量最多的；国际移民越来越向都市区集中，全世界有超过20个城市拥有超过10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有25个城市外国出生居民占到其总人口的25%以上；国内移民数量更为庞大，2009年世界各国国内移民总数为7.4亿左右；国际汇款数额巨大，2009年的国际汇款约有4140亿美元，其中3160亿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是最大受益国；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移民的态度总体满意但出现分[2][3]化，发达国家趋向正面，而发展中国家转向负面。（二）移民成为一种发展战略
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体现和标志之一，日益成为国际上最为重大的公共话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加入进来，试图寻找出使各相关方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移民治理方式与方法。各种尝试主要针对四个问题，一是驱动移民，特别是务工型移民（labour migration）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二是国家的移民政策源自什么（基于怎样的考量）；三是如何[4]测度和评估政策的效果；四是移民趋势和相关政策走向。
IOM相信，2008年前后的经济危机使移民的规模、构成以及到达的目的地均发生了深刻转变。这种新的发展既有人口分化、环境变迁、技术革命、社会网络、全球政治经济流变等方面的影响，更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增长迅猛，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市场至少在2030年前都将停滞不前，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差不断扩大。加上其他原因，发达国家对移民劳工[5]（labour migrants）的需求很可能会持续增长。
管理得当的移民无论是对目的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还是对来源地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都是强大的力量，也能够为移民及其家庭提供自由和发展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民在不同的接受国一度被认为既可能是潜在的威胁，也可能是资产。2000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加积极的移民观：人的流动（移民）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以是积极有利的；要让人的流动积极正面，就必须至少让利益直接相关的三方（来源国、目的地国以及移民自己）均受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其2009年年度报告中提出，流动是人类发展的必[6]要条件。因此，移居到机会更多的他处也是一种发展战略。（三）全球移民治理呈现合作趋势
人类社会的移民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到最近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议题，引发了国际合作在其中发挥怎样作用的热烈讨论，但规范国家对移民问题反应的国际制度框架与二战后联合国规制其他国际议题的多边主义完全不同。国际移民量的增长使移民问题日渐突出并且不断被政治化；国际移民质的变化，包括日益增长的南北流动和随着劳工市场国际化而不断提高的务工型移民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将导致各国开始追求以合作的方式将移民利益最大化，同时将与不合需要的移民相关代价减到最小。各国终于认识到，孤立行动无法实现自己的移民目标，协作和合作成为必要。然而除了难民体制，世界上还没有正式或综合的多边体制来规范各国如何应对人员跨境流动，也没有专司此责的联合国组织监察各国是否遵守规范和规则。后冷战时代发展新的正式合作机制的尝试不仅十分有限而且总体上是失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