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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6 12: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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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W.道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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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作者:[美]约翰·W.道尔排版:skip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1-01ISBN:9787508685861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西方人眼中的战争这幅漫画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凯里·奥尔(Carey Orr)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天后发表的。它成为一个极其明确的提示,表明这次突然袭击在美国已成为日本人奸诈性格不可磨灭的象征之一,并激发美国人立即投身于一场残酷的复仇战争之中。日本的军事策划者沉迷于作战,他们被美国人颓废、倨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刻板形象所误导,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袭击美国舰队的决定将会对美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后果。1941年7月,当人们还在争论日本下一步将进攻哪个国家的时候,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大卫·罗(David Low)对日本“猿人”与白人列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一年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刊登了一幅漫画,将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暴行与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进行了对比,以图解的方式刻画了美国人眼中两类不同的敌人形象—— 一只代表着全部“日本鬼子”的猿人正在模仿“希特勒”。这幅漫画发表在1942年1月中旬的《笨拙》漫画杂志(Punch)上,它占了整页篇幅,漫画下面的说明摘自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这幅漫画发表时,日军正沿马来半岛南下进攻新加坡。1942—1943年,日本人试图控制阿留申群岛(Aleutians),《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因此登载了一幅典型的猿人漫画(图5)。当阿图岛的日本驻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美国媒体发表了这幅漫画,进一步证明敌人的亚人类本性(而同样一件事,则使日本人赞颂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为“玉碎”(直译为破碎的玉石)。《科利尔》杂志在1943年5月刊的封面上,采用了以动物绘画闻名的英国漫画家劳森·伍德(Lawson Wood)的作品,两名被击落的日本飞行员被刻画为滑稽可笑的猴子和黑猩猩(图6)。将日本人画为猿人还含有一个暗示,暗示日本人是邪恶的丛林动物,必须被彻底消灭,正如1943年4月针对日本人处死杜立特空袭被俘飞行员的事件,《纽约时报》引用了《日本天皇》(The Mikado)中的一句话:“罪刑相当”(Let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图7)。此外,把日本人称为害虫(vermin),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歼灭主义者的情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3月出版的《海军陆战队员》刊登了“日本虱子”(Louseous Japanicas),正是从这个月开始,美国采取向日本城市低空投掷燃烧弹的战术。《海军陆战队员》1945年9月刊的封面主题是庆祝日本投降,这表明战时刻板形象的可塑性,因为漫画中的猿人几乎迅速被转变为一个满脸恼怒但已经被驯服甚至看起来可爱的宠物。在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后,除了将日本人视为猿人和亚人类的观点外,又出现了一种把他们看作是超人的论点。《纽约时报》在1943年中期的一篇文章中,采用这幅英国漫画作为插图。日本超人的形象迅速激起了更多关于“黄祸”和危险的亚洲“游牧部落”的传统观念,例如,奥尔(Orr)在1942年1月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漫画(图11)。在原图中,“一大群日本鬼子”的脸和手都被涂成明黄色——这几乎是所有用色彩对日本鬼子进行描绘的作品的一个常见特征。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后,《芝加哥论坛报》上的另一幅漫画更明确地唤起了人们对“黄祸”幽灵的印象(图12)。还有一幅画描绘了一名日本兵掳走了一位祼体白人女子的形象,反映了在“黄祸”下的性恐惧和反“有色人种”的情绪(图13)。这幅漫画是1942年主题为“这就是敌人”的漫画大赛的参赛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并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西方人认为日本人是“小男人”或“亚人类”的观点,非常适于将敌人刻画为原始、幼稚、低能和具有情绪障碍的形象。这幅漫画最初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被刊登在《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上,后来又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上重印,拥有了更多的读者。日本人眼中的战争1942年5月,发表在官方主办的幽默杂志《漫画》上的这幅作品,以其新颖的方式表达了战时日本人对纯粹和净化的强调。漫画标题为“洗涤一个人的英美头脑”,并进一步告诫“清除附着在你头上的头皮屑!”梳下来的头皮屑被认为代表了奢侈、自私、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英美思想。1942年1月,《漫画》以池田英柱(Ikeda Eiji)的一幅内容丰富的漫画来回应战争的爆发。具有净化功效的太阳象征着日本的荣耀,赶跑了“美国、英国、中国与荷兰”(ABCD)四大列强;代表美国和英国的是两名暴徒(象征着富豪统治的犹太人皇冠“J”正在从代表美国的暴徒头上滚落下来);代表中国的是一个有着蒋介石面孔、四肢在空中乱舞的人,长着一条像野兽一样的短粗尾巴,这一野兽印记经常被用于描绘国民党;最后用一只木靴代表荷兰。在池田英柱发表于1942年中期《漫画》上的另一幅漫画中,同盟国领导人被刻画为像拿破仑一样妄自尊大的人,脚下践踏着受压迫的亚洲人(典型的有色人种)。《马脚狸尾》(上图)发表于1942年1月,著名漫画家近藤日出造(Kondō Hidezō)使用人们熟悉的民间俗语,揭露战争爆发的欺骗假象。日本飞机掀起英美领导人的衣服,暴露出虔诚敬神、实际上却长着与狡猾的狸一样尾部的丘吉尔,身穿带有骷髅图案的衣服;而神父罗斯福的后半身和马一样(暗指“露出马脚”),手中拿着一个十字架作为匕首,身上的衣服实际上画着“万能的美元”。在近藤(Kondō)1942年7月创作的《晚祷》(Vespers)(下图)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被链子拴在一起,旁边的干草叉上挂着表示投降的白旗。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绝望的后代蒋介石正在乞求,画的背景是堆积着被屠杀尸体的田地。这幅画模仿了米勒著名的绘画作品《晚祷》(The Angelus)。在小野佐世男的《叹息的自由女神》(Grieving Statue of Liberty)中,罗斯福以典型的魔鬼形象出现,他一只手挥动着“民主主义”的标语,而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根“独裁”大棒。美国的衰落通过自由女神桂冠上的其他人物展示出来:正在畅饮狂欢的“反战”水手;被束缚起来的“军事行动”(military action);手中举着“罢工”的牌子大声尖叫的工人;像小丑一样的“犹太人”,正在吹起一个画着美国国旗国案、象征着利润的气球。在作者签名上方的“2601”是按照日本人新实施的皇纪表示的年份(1941年);这幅漫画发表于1942年。大多数描述恶魔敌人的绘画都使用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面部。在上左图原作的日文注释中,头上长角的罗斯福高呼:“魔鬼就是我!魔鬼就是我!”上右图和下图发表于1944年10月,当时日本人正在加强宣传所谓的盟军暴行。后一张图中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描绘为堕落的魔鬼,正在富士山的背景前面痛饮,旁边的文字劝诫人们,杀死“魔鬼一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美国的日本文字写法》(The Ideograph for America)(左图)使用了视觉上的双关含义,将“美国”的日文写法变成了一幅罗斯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漫画。《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的这幅漫画也说明了日本人对刺刀的喜爱,事实上,刺刀在战争时期被描绘为代表着日本人纯粹的正义之刀,敢于面对并消灭敌人。后一幅漫画发表于1942年2月,标题为“印度!现在是崛起的时候了!!”(India! Now is the time to rise!!)旗帜上的标语是“大东亚圣战”,而敌人的魔鬼本性被丘吉尔(或约翰牛,指典型的英国人)头上长出的小犄角暴露出来。这幅古怪的漫画于1944年7月被发表在《漫画》上。漫画表现了随着战争对日本人明显地不利时,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绝望心情。该漫画的标题为“通过增产杀死敌人”(Kill the Enemy by Increasing Production),描绘了样子滑稽的美国苍蝇被钉在象征着正义之剑的稻穗尖上。上面的漫画通过描绘一个经典的民间传说,将日本战时的使命与神一样诞生的桃太郎(Momotarō)联系在一起。桃太郎在狗、雉鸡和猴子的帮助下,战胜了远方岛屿上的凶恶魔鬼。漫画中的旗帜上写着“建立东亚共荣圈”,而桃太郎身上袍褂的门襟上则印有“世界第一”的字样。翻过来这一页上的幽默连环画是这一传说的一个“现代”版本。在一场拳击比赛中,蒋介石被打得靠在围绳上,老弱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过来解救他,但一上场就被日本拳击手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桃太郎式的拳击手是日本的象征:年轻,洁净,头上扎着一条有旭日图案的头巾。在最后一帧中,美国黑人为日本的胜利兴奋地高呼,而白种人则表现得震惊和沮丧。《南方的人》(People of the Southern Region)发表在1942年12月的《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上,这是一组对在西方人统治下的亚洲和被日本“解放”后的亚洲进行“前后对照”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日本人表明的他们相对于其他亚洲人的优越性的很多方式,都在这幅作品中体现出来。在这幅画上,依然画了熟悉的、具有净化功能的太阳(标注为“共荣圈”),它的光芒笼罩着印度尼西亚,并赶走了荷兰人;当地人的一只手被日本人的手紧握着,如同握着神圣之手——事实上,这只手被称为上帝之手(西方画家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联想)。日本人手的颜色要比皮肤黝黑的当地人浅得多,外套袖口上有明显的标志,而“南方的人”显然是体力劳动者,他半裸的上身暗示其仍处于半开化阶段。他们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和文化,显然处于低等的“合适位置”(proper place),不仅如此,他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劳动分工中也扮演者一个从属的角色。序言

大约在五年前,我正致力于撰写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专著,在草拟开篇章节时,曾顺便提到了发生在亚洲与太平洋战区曾如此明显的种族仇恨和残酷战斗。要知道,盟军军事占领日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是战败的日本人与盟军——主要是与美国人在一起如此友好地、建设性地合作。日本投降后,同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战争罪审判;数月以来,新闻记者与法官密切关注关于战争暴行的报告;日本社会的每一处角落几乎都受到了严格审查;然而,战争中的仇恨对象本身似乎在一夜之间自行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如此迅速,确切地说,战争仇恨现在已如此轻易地被忘记了。

在这样一个持续经受了如此多暴力与种族仇恨的世界里,从强烈的仇恨到真正的合作——如此戏剧性的巨大转变虽然令人振奋,但战争记忆的逐渐消失又让人感到矛盾。值得庆幸的是,所有阵营的民众可以将曾经如此可怕的冲突抛于身后,然而,如果忘记战争如何轻易地在日本与西方盟国之间发生,并且忘记战争曾如此异常猛烈战争双方曾如此势不两立,那么将会危及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致力于纠正与再现历史记忆,那么,我们永远别指望理解在亚洲区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一般的国际冲突与种族间冲突的本质。退一步说,盟军军事占领日本,以及日本人和他们昔日的敌人之间战后修好的重要性,也只有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的强烈的愤怒与肆无忌惮的暴力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正是牢记这场战争深层的重要性,才促使我在那份有关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稿子中提及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不做任何详尽阐述的情况下随意提起种族仇恨,这似乎十分突然,以至于站不住脚,当我试图阐明这意味着什么时,这本书就由此诞生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可能是许多其他历史学家既非常熟悉又感到苦闷的。最初的简短评论被扩充至一段,接着又发展为一节,然后又成为单独的一章,最后以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形式出现。本书对这个小小的“展开阐述”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某些领域进行了总结,与此同时,对盟军军事占领日本的研究则依然被搁置一旁。

尽管这不是历史研究最有条理的路径,但它却是令人满意的——对自然涌现的问题,更多的是以问题而不是以论题的形式出现,并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展开。为了理解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亚洲地区的战争行为,需要越出历史学家通常凭借的正式文献和战争报告,充分利用诸如歌曲、电影、漫画以及各种各样的当时出版的流行书籍和学术著作。在有的学术圈,这些都不是受人尊敬的一手资料,并且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处理起来很难,但是,对于再现战争年间支撑男人、女人们的看法和行为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无价资源。然而,最大的挑战并非是回忆起战争的原始情感,而是分辨洪水般的战争用语和图形图像的动态模式,以及通过论证刻板的经常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思想如何导致蹩脚的军事情报和战争部署、战时暴行以及对歼灭主义政策(exterminationist policies)的采用,将这样的抽象化方面还原回现实之中。此外,这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对如何这么轻易地消除战争年代的蔑视与仇恨做出解释。

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交战双方出现的被扭曲的观点与无节制的暴行,正如读者将发现的那样,太平洋战争也因此提供了一个从历史角度对种族主义与战争进行观察的绝佳机会。对一则简短评论的注释,最终引起了一项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在“白人”与“有色”民族冲突中对自我与他者看法的详尽研究,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日本方面,显然大量的“种族”惯用语在更广阔的等级与专制思想的大背景下将会得到清楚的诠解。总而言之,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对种族与强权的思考不可分割、如影随形。正如结果所展现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许多乍看起来显得独特的方面,相反,却都是人们熟知且以模式化方式表达的,关于种族仇恨如何给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不平等但又和谐的关系让路的解释,大体上也可以基于政治语言与形象的可塑性进行理解。

为了在如此众多的方面追寻种族仇恨的意义,我已经欠下了许多人情债。在收集战争期间有关日本人对自我与他者看法的史料方面,Takako Kishima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有关日本章节中的一些观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间故事《桃太郎》(Momotarō)在战时的象征性使用,就是在与Takako Kishima讨论的过程中获得的灵感。这部书稿的编者、我学生时代以来的朋友汤姆·英格哈特(Tom Engelharet),以其对书稿严厉的批评意见与极为慷慨的时间付出,证明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由于对汤姆·英格哈特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做出回应,本书几个主要的部分进行了完全修订,或者从头撰写。赫伯特·毕克斯(Herbert Bix)经常促使我重新思考日本历史,要我注意最近公之于世的二战时日本政府所做的机密研究,这成了第十章的基础。慷慨的Rinjirō Sodei,他让我复制他收藏的战时发行的杂志《漫画》(Manga)与《大阪小精灵》(Osaka Puck),我因此能探究战时日本的漫画世界。在从英文媒体与其他图书馆资源里查找相应资料这项耗费时间的困难工作中,我得到了Julie Bogle与Ken Munz的帮助。Yoko Yasuhara从华盛顿提供给了我需要的档案资料。

多年以来,许多人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参考、建议、批评意见与帮助,在本书的终稿中也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对诸如此类的帮助,我要感谢Thomas Archdeacon、Sonja Arntzen、David Bordwell、Paul Boyer、William Brown、Roger Daniels、Daniel Doeppers、Susan Friedman、Mikiso Hane、Milan Hauner、Draper Hill、J. Vernon Jensen、Sandy Kita、Stanley Kutler、Yusheng Lin、Edward Linentha、James Lorence、Genji Ōkubo、Eric Van Young、Chieu Vu与Morio Watanabe。Fred Wiemer细心的审稿救了我,使我避免了几处错误。我再次感谢Julie Bogle和Karen Delwiche、Catherine Ganshert、Sandra Heitzkey、Kathleen Kisselburgh,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全体工作人员。最后的注释已显示出我从学术界获得的巨大帮助,但对那些给予我极富启发作用的有关种族主义或有关亚洲地区的战争著作的作者们,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相应感谢。希望对此项研究的更广泛背景进行了解的读者,可以在Louis Allen、John Costello、Roger Daniels、George De Vos、Richard Drinnon、Stephen Jay Gould、Saburō Ienaga、Akira Iriye、Stuart Creighton Miller、Richard Minear、Ben-Ami Shillony、Ronald Spector、Christopher Thorne、John Toland和Hiroshi Wagatsuma的著作中找到大量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最后,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靖子;因为这本书的性质决定了其写作过程比通常情况下更为辛苦。约翰·W.道尔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市1986年1月5日 第一部分敌人第一章种族战争的模式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太多的含义。

对五千多万的男人、女人与孩童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死亡;对另外数亿沦陷区与战区的民众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人间炼狱;对普通民众来说,当战争时期令人恐怖的事件发生时,他们感觉到的是苦难与悲伤,除此之外,他们常常并不知晓战争背后的动机或来龙去脉。

对世界各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技术的革新、官僚主义的扩张,以及对人力资源与狂热的意识形态方面非同寻常的动员。各国政府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圣战——是为了国家荣誉与生存的圣战,为了捍卫、传播他们的国家与文化中最优秀的价值观念的使命。根据某些日本知识分子使用的措辞,轴心国宣称他们正在创建既复兴传统美德又“超越现代”的强劲的世界新秩序。在反对暴政和压迫、捍卫根据《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与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论四大自由”为范例的理想道德秩序旗帜下,同盟国的领导人团结起了民众。许多人怀抱着他们正在为这样的理想牺牲自己的信念、献出他们的生命。

与此同时,对大多数高官政要来说,战争首先意味着最狂热的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它见证了各个帝国的衰落、崛起与再次衰落——欧洲列强与轴心国盟国迅速转换的命运,美、苏超级大国的兴起——决策者们都清楚意识到卷入其中的利害攸关。对领土、市场、自然资源与其他民族的控制,这些总是与战前决心、战争计划存在着关联。这是亚洲战争的真实情形,因为亚洲民族独立主义者对真正的解放与独立的强烈愿望,遭遇到了欧洲人、美国人与日本人同样的抵制。在亚洲,不仅在当时、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全球性的战争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遗留产物以爆发性的表现方式纠缠在了一起。

对上百万的战争参与者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种族战争。战争暴露了原始的偏见,并被来自各方面的种族骄傲、自大与愤怒所激化。最终,它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种族意识上的革命,这场革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了许多次战役,这些不同规模的战役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进行,因此,我们不可能用一句简短的话去描述这场大战;这场全球范围的冲突被视为一场种族战争,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诸多方面中的其中之一而已。尽管如此,这却[1]是一个极少被系统地详细考察的重要方面。

除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之外,种族主义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忽视的重大话题之一。然而,通过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二战时期种族灭绝的重要性略见一斑。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族在何时、何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呢?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几近过分的简单化,然而,结果却是没有简单的答案——即便是二战中的大屠杀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本身既非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纳粹独有的暴行。德国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并不局限于犹太人,也扩展到了其他“不受欢迎的”(undesirable)民族。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隐藏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也就是说,一场被选择遗忘的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法国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与拉脱维亚人,都曾积极地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现在也有文献证明美国和英国的反犹太主义者曾经阻止这两个国家尽可能地公开这些种族灭绝政策,或者发[2]动一场紧急的营救战役。

在反轴心国阵营,纳粹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引起了对“优等民族”论点的普遍而持续的批判,大量西方科学家与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威望,谴责有关不同种族具有天生的优等或劣等能力的伪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同盟国阵营对纳粹种族主义的批评具有两面性,因为它暴露了西方同盟国的虚伪,反犹太主义不过是种族主义在美、英两国所有层面存在的一种表现。甚至当美国政府谴责纳粹“雅利安人”至上理论的时候,在美国政府管辖下的社会,黑人仍在遭受侮辱人格的《黑人法》(Jim Crow Law);种族隔离甚至被强加进军队编制;种族歧视的适用范围扩展及国防工业;移民政策对所有非白种人都有着严重的偏见和歧视。紧随珍珠港事件后,这些反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以另外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即决监禁了110000余名日裔美国人。

这样的种族歧视为轴心国的舆论宣传机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德国人指出美国的黑人地位,并以此为证据来说明德国人信条的正确性,以及盟军抨击纳粹信仰的虚无性。日本人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对“有色人种”问题极度敏感(虽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他们的德国盟友的白种至上论),充分利用美国种族冲突的表现吸引其他亚洲人,然而,不论敌方宣传者的宣传内容是什么样的,在同盟国阵营内的种族主义,其自身就是一个易变的问题,尽管只有少数人为受迫害的日裔美国人的利益辩护,但对黑人的压迫与对亚洲移民的排斥都变成了战时美国的政治问题。黑人提出有关“为白人而战”的质疑,并强烈要求黑人在美国国内外的“双重的胜利”。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与印度人,强烈谴责政府与一个认为他们不适合获得其公民身份的国家结为同盟的羞辱;战争期间整整有一年,美国国会一直在讨论关于修改突然间声名狼藉的《排华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laws)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对迅速提高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意识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且也极大地促使遭受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提出更彻底的要求与更激进的策略。

在美国国外也同样如此,尤其在亚洲,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斗争暴露了欧洲和美国殖民体系的种族主义基础。日本侵犯的并不是处于独立地位的南亚国家,而是被西方人统治了几代人的殖民地前站,在这些地方西方人绝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优越于这些地方的亚洲臣服者。日本作为一个姗姗来迟有影响力的亚洲强国,它的崛起在1941—1942年毁灭性的“南进”中达到巅峰;日本不仅挑战了西方的势力范围,也挑战了欧洲与美国数世纪来进行殖民扩张所依赖的整个白种至上论的神秘性。所有的人从很早就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包括日本人、陷于危险之中的欧洲和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居民,尤其[3]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遭受压制的亚洲人。

日本的泛亚洲口号利用了上述这些情绪,许多亚洲人对日本针对美国、英国、荷兰最初胜利的积极回应,加剧了西方人在亚洲进行全面种族战争的预感。在亚洲,日本人已经说服了汪精卫这位以前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担任他们的傀儡政权的首脑。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印度与缅甸的爱国者都与日本人合作,组成了独立的民族主义军队,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通过所谓的AAA运动的鼓动人心的三重口号,表达了他们的亲日派情绪: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日本是亚洲的保护者;日本是亚洲的光明。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Assembly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在东京高调召开,一连串的亚洲领导人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并把战争置于东方对西方、东方人对西方人,最后到流血对流血的背景之下。例如,缅甸领导人巴莫(Ba Maw)曾激昂且直言不讳地告诉大东亚会议的代表们:“我亚洲人的血统,始终在呼唤其他亚洲人”,巴莫宣称他的梦想——亚洲人团结一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进行思考的时候”,巴莫解释说,“这是用我们的血统进行思考的时候,正是这种使用血统的思考方式将我从缅甸一直带到了日本”。缅甸总理反复强调“亿万亚[4]洲人”团结一致,这一愿景也同样唤起了亚洲其他领导人的共鸣。

缅甸与菲律宾分别是英国、美国殖民统治很久的两个国家,1943年,日本授予缅甸与菲律宾名义上的独立,遭受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后来也被允许独立,尽管迅速结束的战争使权力移交过程紊乱无序。1943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被蓄意谋划成泛亚理想主义与白人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终结的激励人心的象征。尽管这次会议最终成为一场空谈,但是,它所激起的不仅是亚洲人的种族梦想,还刺激了西方人的种族恐慌,西方官员们对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豪言壮语耿耿于怀。举例来说,在战争的头一年里,罗斯福的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西(Admiral William Leahy)在日记中记录了对日本人可能“成功地联合绝大多数亚洲民族反对白种人”的恐惧,与此同时,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Admiral Ernest King)担心日本人的胜利“在非白人世界中”形成的影响。1943年,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私人特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发回了有关“肤色意识”逐渐升温,从而看起来正在东西方民族之间构筑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极为悲观的报告。1945年3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前一个月,他以消极的态度,再现了与1943年亚洲领导人在日本东京强调泛亚团结(Pan-Asian solidarity)几乎相同的形象化想象,“1100000000名潜在[5]的敌人”,总统对他的一位密友说,这“是危险的。”

西方媒体频繁地以更灾难性的措辞来表达他们这样的恐惧。《赫斯特报》(the Hearst Newspaper)宣称,亚洲的战争完全与欧洲不同,因为日本人不仅是“种族威胁”,也是文化与宗教威胁,如果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赢得了胜利,那么“东西方理想之间将会出现持久的战争”。通俗作家们将这场与日本的战争描述为“一场圣战、一场比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任何战争都更加具有重大意义的种族战争”。作为中国事业与自由亚洲理想的发言人,譬如赛珍珠(Pearl Buck)与林语堂,他们从西方人本能地对反日战争一概而论的种族措辞中,感到极为震惊与焦虑,他们警告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事实上,泛亚统一体(Pan-Asian unity)只是一个神话,尽管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十分顽固的神话,但到了最后,日本人自己对其他亚洲人的暴虐行为,使日本人招来了更多的仇恨,而不是其他亚洲人的支持。巴莫,这位亚洲血统呼唤亚洲血统的梦想家,最终变成一名对日本充满仇恨、尖锐批评日本人“残忍、傲慢与种族自大”的批评家;与他的梦想一样,巴莫的醒悟具有代表性。作为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英勇无畏、抗争与迅速移动兵力的象征,日本人值得整个亚洲的钦佩。然而,日本人自我标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首领,这证明日本人与曾在他们面前妄自尊大的西方人一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更加严酷:他们控制政治舞台、接管地方经济、强加广泛的“日本化”方案;他们在公众场合侮辱与掌掴非日本裔人、酷刑拷打与处决持异议者;他们极其严酷地剥削、利用当地劳动力,使得当地劳工在1942年至1945年间死亡人数以成百上千万计。不可计数的亚洲平民死于短暂存在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由于战争、暴行、伤亡惨重的苦役和经济政策以及战争破坏后随之而来的饥饿与疾病。对一些批评家来说,这种压迫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本质;对另一些批评家而言,这最好理解为日本到末期出现的、极度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势力孤注一掷的反映。还有其他的批评家认为,日本的行为与纳粹的优等民族理论[6]一样,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致命地暴露出种族优越论。

毋庸置疑,在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中存在着明显的种族主义要素。尽管日本政府频繁地提醒日本官员与市民避免所有种族歧视的表现形式,但是,新共荣圈最重要的语言事实上基于这样的信念——日本人注定要在所有民族与种族的固定等级结构中居统辖地位。例如,从1942夏开始,日本帝国军队的文件将亚洲民族划分为“支配民族”(master races)、“友好民族”(friendly races)与“依附民族”(guest races),为“大和民族”(Yamato race)留出了不可争议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3年,日本的文职政府机构进行了一项规模庞大的秘密研究,这项被定名为“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全球政策”研究,详细阐述了日本人作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指导民族”的天命。这项研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将在物质方面与心理方面有助于“永久”保持这样的绝对优势。对日本人而言,泛亚主义(Pan-Asianism)因此是涉及多方面的思想意识,它不仅包含对西方殖民列强及其价值观的正面攻击,同时,对除日本人之外的亚洲其他种族、民族与文化[7]也含有歧视。

我们把亚洲的战争考虑进去时,就会明显发现,无论是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还是白种至上论(white supremacism),在其更广泛的表现形式上,二者都不足以阐明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面影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日本人在美英两国比德国人更遭受公众的憎恨,当代观察家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在美英两国,德国人与日本人被视为互不相同的种族,甚至是互不相同的物种——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观念。在西方盟国的公众意识中,没有与“好德国佬”对应的日本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人自己也开始过度地强调他们的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与日本人的敌手在宣告“为民主而战”时所奉行的歧视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陷入了一张自相矛盾的网,那就是他们在鼓吹解放的同时创建了新的殖民等级制度;他们公开表示支持广泛的、包括一切的泛亚主义的同时,歌颂他们的绝无仅有的皇道荣耀。

与亚洲战争随行的种族主义影射攻击性词语(The racist code words)与形象化描述,常常是极端的形象生动与过度的蔑视。例如,西方盟国一贯强调日本人“亚人类”(subhuman)的本性,并惯常地借助猿猴与害虫形象来表达日本人的这种“亚人类”本性;他们采用的更缓和些的鄙视方式是将日本人描绘成生而下等、必须根据原始主义、孩子气的(childishness)、集体精神错乱与情感缺陷方面来理解的男人们与女人们。漫画家、流行歌曲作家、制片人、战地记者与一般的大众媒体,他们普遍都抓住这些形象——社会科学家与亚洲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尝试分析战争中日本人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正是在战争初期,所谓下等的日本人像旋风般地席卷了西方盟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俘获了数十万盟军俘虏,于是另一个成见(stereotype)固定下来,深入了人心:那就是日本超人,他们具有难以置信的训练方法与战斗技能。亚人类、非人、低人一等与超人——所有这些用语都缺乏将日本敌人视为与自身相同的人类的观念。此外,为了加强日本人是威胁性极大、绝无仅有的卑劣的敌人,是应该决不留情、几乎需要彻底铲除的敌人的信念,我们可以列举出日本人从暴行到自杀性战术行动等层出不穷的证据。

日本人所依赖的那种把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刻板表达方式和生动的视觉图像,在表面上是相当的与众不同。日本的领导人与思想家们,他们持之以恒地肯定日本人的种族、文化中独特的“净化”(purity),并将战争本身——最终大规模的死亡——视为个人与集体净化的行动。在战时日本人的想象力中,美国人、欧洲人作为形象的妖怪、恶魔与魔鬼而存在,日本人只要指出对日本城市的轰炸(或对美国黑人的私刑),就能证明这种比喻说明恰如其分;而为了说明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指导民族”(leading race),日本人也回过来再谈“合适位置”(proper place)的理论,长期以来,这一理论一直被用来对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进行合法性解释。

盟军与日军双方有关敌人的占主导地位的这些看法,本身就是相当有趣的观点,而当人们意识到即使在抛开亚洲地区冲突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依然独立存在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当然,不论是成见还是辩解,都被用来为他们与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或其他亚洲民族自身的确没有一点关系辩护,然而,它们是与总体上不公平的人类关系相关的典型的形象化描述,并且其根源都溯源至数个世纪前。例如,西方盟国将日本人称为“黄祸”(Yellow Peril)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情绪,这在20世纪开始之前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毫不掩饰地反对“黄种人”的种族仇恨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这种种族仇恨的粗俗性与普遍性同样令人震惊地联想起猿人形象化的普遍流行,然而,“黄祸”观本身却起源于更早的数世纪前。有许多战争和种族词汇主导了日本的白种敌人的宣传,这些形象有猿人、小男人、原始人、孩童、疯子、展现了特殊能力的生物等,它们在西方思想中的谱系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并且在欧洲人与非洲黑人及西半球印第安人的早期接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修辞中,日本人是如此的“独特”,这事实上被强加上了欧洲人、美国人数世纪以来在征服新大陆、进行奴隶贸易、美国的印第安人战争、美国煽动反对中国移民、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扩张,以及20世纪初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过程中施加在非白种人身上的沉重的种族偏见。此外,19世纪的西方科学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种族偏见。

事实上,这些表明优等与劣等的具有倾向性的惯用语,归根到底超出了种族的限度,并大体上代表了自我与他者的刻板表达方式,这在日本人一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国继承来的儒家经典中发现了“合适位置”,他们的“净化”观包含在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宗教仪式中。不那么明显地,日本人对美国人、欧洲人做出的反应也受到民间信仰中有关陌生人与外来人,以及受到对日本人要么仁慈、要么毁灭的模棱两可的神或恶魔神力的强烈影响。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甚至将他们最喜爱的一个民间故事,变成了日本人命运的寓言与种族关[8]系的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被忽视的这些方面,不仅说明了种族与军事思想的整体模式,它们同时还提醒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正是在西方战地记者常见的观察报告中,太平洋上的战斗与欧洲战场相比,前者要野蛮得多、残酷得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格杀勿论、不留俘虏与战斗到底,这些都是出现在战争前线的常用语,在战争最后的这一年,甚至到了日本战败十分明显、败局已定的1944年中期,这样的态度导致了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放弃残酷杀戮。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学者们对正式文献的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渐渐地变得模糊,人们非常容易地忘记了震撼心灵的情感,也忘记了在国内与海外的这场战争中对所有的战争实际参与者形成支配,以及在当时对若干军事行动和决策产生影响的纯粹的种族仇恨。种族偏见与歧视常常扭曲了日本人与盟军对敌人的意图和能力的评估,种族仇恨助长了暴行,暴行反过来煽动起种族仇恨的火焰。他者的非人性化对扩大便于杀戮的心理距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不仅是在战场上,也在远离真实战争场景的军事家所采取的作战方案中。例如,他者的非人性化,毫无疑问地推进了使平民成为遭受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集中打击目标的决策。以无数种不一样的方式,战争用语与种族语言结合在了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反映了战争的野蛮,也有助于加深在相互完全敌对的敌手之间名副其实的二元对立斗争的想法,而敌对双方对这样一种想象力做出的自然反应,即是彻底地铲除对方的强迫观念——双方进行了一场毫无怜悯的战争。

可是,尽管如上所述,双方的确具有共同之处,其共同之处不仅包括种族仇恨与狂怒的军队,也包括在战场上的勇气与对和平的梦想。“合适位置”的理论依据与同样从身份、不平等,以及从劳动与报酬的层级划分角度观察世界的西方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战争净化自我,作为被精心培育的大和民族神秘性中如此显著的部分,也是在西方与亚洲其他地方常常得到提倡的理想,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左派与右派思想家发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活动,激情燃烧的爱国[9]者期盼着一场圣战,军国主义者高度赞扬生死搏斗的净化性质。战争各方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揽将另一方指责为“兽性”的特权,尽管西方人在表达方式上拥有一系列更复杂的比喻。

甚至面对生死时最基本的态度——这个许多参与这场战争的日本人与西方人宣称存在根本差异的态度,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进行推敲,可以证明日本人与西方人在生死面前的态度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异。许多日本士兵战死而不是投降,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战死外别无选择,这不仅由于来自他们自己一方的压力,也因为盟军没有兴趣接受俘虏。在战争来袭的第一波冲击中,盟军遭受了屈辱性的战败与大规模投降,之后盟军士兵也几乎从不主动投降。的确,太平洋地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争本质,迅速使任何一方的参战者在决策个人生死方面几乎变得毫无选择余地。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指挥官与思想家们试图将战斗至死变为一种崇拜,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可以从日本帝国陆军在某些战役中疯狂的自杀性进攻,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日本创建特殊的敢死队,例如神风特攻队上看到这方面的极大成功。而西方人也颂扬士兵战斗至最后关头,有几个这样的实例可以说明。盟军的最高层领导者,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10]MacArthur),确实曾命令其麾下的指挥官们决不投降。甚至当美国人蔑视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的日本人且几乎将他们视为另一种生物物种时,他们对自己大规模的失败——例如阿拉莫之战(the Alamo)与小大角战役(the Little Bighorn)怀有感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最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是《马革裹尸还》(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这部由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主演的纪念卡斯特最后抵抗战役(Custer’s last stand)的影片。

在亚洲最激烈的战争中,这些有着共同基础的观点被忽视了,敌人的行为被视为无与伦比的极端可憎,暴行问题在各方对他者的看法上都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野蛮的日本人在中国、整个东南亚,以及对盟军俘虏的暴虐行径,这些全都作为敌人与生俱来的残暴行为的证据被提供出来。日本人以相同的方式,通过宣传恐怖的战场行为,比如盟军收集日本人的头骨与骨骼,以及对盟军恐怖轰炸日本平民还完全自认为正义的反应,激起日本民众对盟军的仇恨。有关敌人暴行事实依据不足的谣言总是会得到盛传,并激起对敌人的狂热仇恨,这正是在生死搏斗时的传统智慧。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因为事实上暴行紧随战争就像胡狼紧随受伤的野兽一样。政治宣传常常采取的骗术不是去虚假宣扬敌人的暴行,而是道貌岸然地将这种暴行描述成另一方所特有的行为。虽然对二战亚洲战场上存在的被称为残暴事件的细节、不断变化的合理的战争目标的定义以及火力与空中力量的新技术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中暴行的含义都有讨论的余地,但正如没有人可以回到卡斯特与小大角战役、没有人可以目睹双方的战争是多么残酷一样,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做出这样的承认——交战双方在太平洋战争中都发生了残暴的行为。这样的暴行与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宣传,形成了导致战争仇恨、种族仇恨以及数十万条生命死亡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如果将日本平民和其他亚洲人的死亡也计算在内,那么,死亡总人数将达到数百万人,甚至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后,死亡仍然持续了很久。

从各个角度看,“种族战争的模式”变得像一本反复擦写的抄本,不断揭示出意想不到的、直至今天仍然被层层遮掩的经历。久远的语言片段与图像被拖到了表面。我们发现残酷的话语和最残酷的行为——战争和杀戮密不可分。原先被视为实证观察的内容只不过表明其充斥着虚构、偏见与一厢情愿,表面上看似完全归于“种族”的类别被扩展到了“他者”这个更宽泛的大类下。

随着日本与同盟国从战争年代转变到和平时期,20世纪40年代早期尖锐的种族说辞本身随之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适应性。此前曾表明在敌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的惯用语,被证明也能作为和解目的之用。对胜利的一方而言,猿人变成了宠物,小孩变成了小学生,疯子变成了病人。对日本人来说,净化现在被视为与和平等同,而不是军事上的追求;现在的净化与清除腐败的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而不是战争时期所排斥的颓废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盟军的胜利证实了同盟国优越性的假定,而“合适位置”的思想体系使日本人可以调整为输得起的民族。甚至恶魔般的他者——日本人的敌人美国人、英国人最流行的形象,随着日本人迅速处于美军的保护之下,带来了从敌对到友好关系毫无障碍的转换。因为在日本民间传说中恶魔原型总是长着两副面孔:作为毁灭性的妖魔,以及同时也作为潜在的保护神与守护神存在的恶魔。

在十分明显的程度上,曾经如此激进地促成了二战时期凶残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思维模式,在1945年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变,并获得了升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为了控制亚太地区残酷无情的斗争,战时凶残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思维模式让位于征服者确实表现出来的仁慈的军事占领,以及战胜者与战败者间若干相同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友好。然而,尽管恶意的种族偏见被改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偏见因此就烟消云散,相反,种族偏见依然潜伏着,在危机与紧张时期可以被双方重新唤醒。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潜伏性在日美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两个国家间新形成的经济紧张关系,促使露骨的种族形象化描述与恶言谩骂复活了。与此同时,那些二战时塑造了美国人对日本敌人仇恨看法的刻板模式,也被证实没有特定目标且很容易地被转移给了冷战时期的新敌人: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人、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朝鲜敌人、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越南敌人,以及整体敌对的“第三世界”运动。在事实上,种族和强权的影射攻击性词语、惯用语隐喻引起了对优秀的自我与十恶不赦、性质不同的他者的区分。人们甚至经常被提醒,苏联的极权主义也是来源于斯拉夫人,并在根本上是起源于“亚洲人”。

当然,如此持久稳固、可预测的偏见模式仅仅是整幅画面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暴力的残酷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批评与谴责别人常常可能完完全全的合乎情理。一方面,显而易见的种族仇恨问题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又一次简单证明了这些种族与民族的附属物可以是如此深沉、盲目与残忍。形势虽然改变了,但悲剧的种族歧视模式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灵魂里。

[1] 此陈述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里斯托夫·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的广泛分析。克里斯托夫·索恩对这场战争的种族歧视问题与其他关键却又被经常忽视的方面保持着同样的敏感。参见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 (1978: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尤其是第3—11页、第725—730页;“Racial Aspects of the Far Eastern War of 1941—1945,”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6(1980):第329—377页;“Britain and the Black G.I.s:Racial Issue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1942,”New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ssion 3.3(1974年夏季):第262—271页。入江昭(Akira Iriye)在他关于美国-亚洲关系的许多著作中,也一直在关注种族问题;有关入江昭早期的作品,尤其参见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197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入江昭在他最新的著作“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198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正如目前本书的研究一样对战争采用了比较方法,但是,涉及种族歧视却只是一带而过,而强调美日双方更积极融合的观点;有关对此项重要工作的进一步述评,参见John W. Dower,“Rethinking World War Two in Asia,”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2.2(1984年6月):第155—169页。Louis Allen呼吁关注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马来亚臣民的种族问题,并在其著作《新加坡1941–1942》中,用了整整一章专门叙述“种族因素”。参见Louis Allen:Singapore 1941—1942(1977:Davis-Poynter),第247—263页;还参见Allen的论文:《The Indian National Army》in installment 107 of Purnell’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d.),第2984—2986页。在最近一篇关于评价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关日本情报工作的文章中,David Kahn认为“难以置信,白种人优越性的看法强化了日本人的进攻”。参见Ernest R. May编: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198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有关更全面的研究,参见Hugh Tinker,Race,Conflict,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Empire to United Nations (1977:St. Martin’s Press);也参见Rubin Francis Weston,Racism in U.S. Imperialism:The Influence of Racial Assump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1893—1946页(1972: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 Theodore S. Hamerow,“The Hidden Holocaust,”Commentary,1985年3月,第32—42页,David S. Wyman,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5(1984:Pantheon)。

[3] 例如,西方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对亚洲已经产生了种族方面的担忧,参看Bradford A. 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1973:Stanfo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es),第94页;Thorne,“Racial Aspects”,第338—339页;另请参见下面第五章。

[4] 大东亚国家会议(the Assembly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被重印于Contemporary Japan 12.11(1943年11月):第1339—1386页。

[5] 克里斯托夫·索恩对普遍存在的种族恐慌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参见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尤其第8、157—158、175、291、359—360、401、433、539、594—595页。关于海军上将金,参见Ernest J. Kingand,Walter Muir Whitehall,Fleet Admiral King:A Naval Record(1952:Norton),第382页。菲利普斯(Phillips)给美国国务院、总统与国务卿发出的大量急件,收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年,4:尤其在第197、217—222、229、231页;以及1945年,6:第249—251页。

[6] 《暴露的危险》(“Peril Exposed”)收入San Francisco Examiner,1943年1月25日;Walter B. Clausen,Bloo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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