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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6 16: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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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伦·霍妮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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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

我们内心的冲突试读:

内容提要

每个人都渴望健康成长,都愿意成为更好的人。学会处置内心的孤独、疯狂和迷失,重建人生自信,才能找到内在的安宁。本书通过对病人和自身心理的剖析,讨论了人内心主要的冲突类型以及各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以及被冲突困扰的人在尝试解决冲突时遭遇的失败情形,最终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作者序

这本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书中的部分内容源自我对患者和自己进行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尽管书中的理论孕育了很长时间,但直到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一系列演讲时,我的这些观点才最终成型。我的第一个演讲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问题》,主要围绕精神分析的技术层面展开。我的第二个演讲题目是《人格的整合》,其中包含了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在专科医学院和精神分析推进学会上讲过的一些主题,如“精神分析疗法的人格整合”“疏离心理学”以及他们需要我们给予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需要专家来解决,但我认为在我们的坚持和努力下,我们也能够帮助自己解决内心的冲突。

我要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与我一起工作,让我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的兴趣和热情鼓舞了我。这些同事中,有的是学术背景资深的人物,有的是正在接受研究所培训的年轻同事,他们批判性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我还想提一下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在我的工作过程中,用特殊的方式给了我支持。第一位是埃尔文·约翰逊,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院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要知道,那个时候只有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才是唯一被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我还要感谢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人文系的主任克拉拉·梅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还鼓励我把所有在分析工作中得到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拿出来,和他们一起分享讨论。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就是我在对本书进行修改时,给我提出诸多有效建议的出版人诺顿先生。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我想向米纳特·库恩表示感谢,感谢他帮我更好地组织材料,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卡伦·霍妮

引言

在对神经症进行研究时,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过程如何曲折,最终我们都会认识到,人格紊乱与失调是神经症的源头。事实上,几乎所有其他的心理学发现都包括这一内容,可以说这是一个再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内心平静、头脑清醒的人很少会患上精神疾病,往往都是那些被内心冲突折磨的人,才容易沦为精神紊乱的受害者。用现代理论来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它的表现是什么,都是性格神经症。为此,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更应当努力地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起源理论很贴近这个观点,只是他没能把这个观点更清晰地表达出来。后来,有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研究,特别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和哈罗德·舒兹汉克,他们更清晰明确地界定了这个概念。不过,他们对于性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诱发动因的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

我和他们的研究基础不太一样。我认为神经症和文化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我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的假设进行研究后产生的想法。通常,我们都认为男人是阳刚的,女人是阴柔的,但这恰恰是文化因素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弗洛伊德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才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我花费了15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课题,并跟埃里希·弗洛姆一起共事过,他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知识渊博,这也让我愈发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意义绝不只是停留在女性心理学上。1932年,我来到美国,更加印证了自己的观点。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和我在欧洲国家看到的人,在态度和神经症的诸多方面都有差异。唯一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就是文化差异。最后,我把我的观点发表在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主要探讨神经症源自文化因素,具体来说,就是人际关系的混乱和缺失,是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

在我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的几年里,我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神经症的内驱力上。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内驱力是一种强迫性动力,他认为这些动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本能,目的在于得到满足和不能忍受失败的心理。因此,他认为内驱力作用于所有人,而不只是神经症患者。可是,如果神经症是失调的人际关系的产物,那么弗洛伊德的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简单来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动力;它们是患者从孤单、失望、害怕、敌视等感觉中,得到的面对生活的方法;能否得到满足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感;它们之所以有强迫性的特征,是因为背后藏着焦虑。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详细探讨过对感情和权利这两种驱力的异常需求。

虽然我内心铭记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但那时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和弗洛伊德背道而驰。如果按照弗洛伊德所说,本能都是由文化决定的,那些叫作“力比多”的东西都是因为想在与别人交往时得到安全感而产生的忧虑,所引起的对情感的异常需求,那么力比多的理论就是不成立的。童年经历固然重要,但应该从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样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理论。为此,我觉得有必要明确地表达出我的观点和弗洛伊德观点的不同之处,所以后来我出版了《精神分析新法》一书。

在此期间,我继续研究神经症的驱动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描述了10种这样的倾向。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神经症性格结构的重要意义。当时,我把这种结构视为多种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中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理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那就是如果精神分析不是把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和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用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只需要专家的一点点帮助,甚至无须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认识和改变自己。当前的情形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有着广泛的需求,但真正能够获得帮助的却是凤毛麟角。从这一角度来说,自我分析让我们能够满足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因为那本书中的多数内容都在讨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把它命名为《自我分析》。

不过,我并不是特别满意自己对个体倾向的阐释。虽然我对这些倾向本身已经有准确的描述,可我依然担心自己只是简单罗列了它们的独立形态。我能够看到,爱的神经症需要强迫性谦卑和一个形影不离的“同伴”,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个体倾向结合起来就代表着对他人和自己的一种基本需求,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学。我现在将这种倾向称为“亲近他人”。我还看到,强迫性追求权力和名望与神经症野心之间有共同之处,它们大致构成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被我称为“对抗他人”。虽然追求完美以及渴望赞美,都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也影响了神经症与他人的关系,但最主要的影响似乎还是他与自己的关系。同样,剥削需要看起来不如爱或权力需要那么重要和广泛,就好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更像是从一个大的整体上取下来的小碎片。

事实证明,我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在后续的几年里,我把研究的焦点致力于冲突在神经症的作用上。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提到神经症是通过矛盾神经症倾向的冲撞而出现的;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又提到,神经症倾向不仅彼此加剧,还会制造冲突。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将其视为被压抑和正在压抑的动力之间的较量。我注意到的冲突与之不同,它们作用于两组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它们最初是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品质和矛盾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现象让我意识到了冲突的重要性。最初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的矛盾一无所知,当我为他们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感觉莫名其妙,甚至毫无兴趣。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情形后,我意识到,他们的莫名其妙实则是对于处理这些矛盾的一种反感。最后,当他们突然意识到冲突后,就变得惶恐不安。他们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我正在玩“炸药”,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担心这些“炸药”会把他们撕成碎片。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患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尝试“解决”冲突,但这种努力是看不到希望的。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制造虚假和谐的努力。为了“解决”冲突,患者们主要做了四种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它们的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尝试是,疏远他人。现在我们对于神经症性疏离,也就是孤独的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最初的矛盾态度,同时它也是一种解决途径,因为它使得自我和他人之间保持一段情感距离,让冲突无法发挥作用。

第三种尝试有点特殊,它不是疏远他人,而是远离自己。他的整个现实自我对他来说,变得有些不真实,于是他创建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的自我形象。在这个理想的形象中,冲突的各个部分都被美化了,因而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是成了丰富人格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尝试帮我们解释了之前很多不能理解也无法分析的神经症问题,也把之前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进行了归类。对完美的追求,表现为要努力达到理想自我的标准;对赞美的追求,被视为患者需要外部的肯定,让其确定自己真的是他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就越难得到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意象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着整个人格。不过,它转而制造了一条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更进一步修补。

第四种尝试,主要是消除这一裂痕,尽管它曾经悄无声息地掩盖了其他冲突。通过我说的外化作用,患者会认为内心的活动是发生在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远离现实自我,那么外化依然是一种激进的分裂方式。换而言之,它又制造了新的冲突,也就是进一步放大了原来的冲突,特别是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

上述是我列举的患者为“解决”冲突而做的四种尝试,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有规律地在神经症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另一部分是因为它们造成了人格的深刻变化。但是,它们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其他不太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如绝对正确,主要是消除内部疑虑;刻板地自我控制,是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把破裂的个体连在一起;愤世嫉俗,通过诋毁所有的价值观,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同时,我逐渐看清了这些未解决的冲突的后果,如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对道德和操守不可避免的损害、由于感情纠葛而产生的深深的绝望。直到我理解患者完全丧失希望的状态后,我才注意到施虐倾向。现在我知道,它是一个对自己感到绝望的人,通过替代性生活来补偿的尝试手段。这样的人对于报复性的胜利有着无休止的欲望,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施虐倾向中。为此,我开始明白,破坏性剥削需要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是某个更全面广泛的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暂时无法用更精准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群体,也就将其称之为施虐狂。

就这样,一种神经症理论出现了,它的动力中心是亲近他人、对抗他人和远离他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担心自己人格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持自身的完整功能,因此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努力解决冲突。虽然他可以制造一种伪平衡来解决这些冲突,但新的冲突又会不断产生,持续不断地需要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消除它们。这种维系统一性的努力,让神经症患者变得更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他人,导致病情不断加重,很难真正地解决冲突。到最后,患者会变得绝望,继而在施虐行为中寻求补偿,而这种做法无疑又增加了他们的绝望,产生了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和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悲惨状况。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的理论称之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呢?首先,我的理论消除了不切实际的乐观,这种乐观让我们误以为只需要简单的手段就能治愈神经症。我之所以认为它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并消除神经症绝望,还因为它虽然承认神经症纠葛的严重性,但还是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观点,不仅能缓和潜在的冲突,还能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这些冲突,帮助我们为整合人格而努力。神经症冲突无法靠理性的决策来解决,患者们的那些解决方式不仅可能是无效的,甚至还是有害的。但是,这种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状态而获得解决。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变这些条件,它能让人变得不那么无助、恐惧、充满敌意,也不再那么疏远自己和他人。

弗洛伊德之所以对神经症治疗持有悲观主义,在于他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长。他认为,人注定是要受苦和被毁灭的,人的驱动本能只能被控制,至多是“升华”。而我认为,人既能够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是,如果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潜能就可能会丧失。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够不断地改变。随着对神经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这一信念也变得愈发坚定。 第一部分神经症冲突和解决途径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患了神经症。总有一些时刻,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会跟周围的人发生碰撞。就像我们经常与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如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大都取决于本能,有明确的规则,并超越个体抉择。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作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有时,我们必须要在两个相反的欲望中作出取舍,如渴望独处,又渴望有人陪伴;既想要学音乐,又想要学医。或者,我们的欲望和义务之间也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可能想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左右为难,既想跟他人保持一致,又觉得应当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最后,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中摇摆不定,比如在战争时期,认为参军是一种义务,但同时又觉得应当留下来照顾家庭。

这种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决定。如果这种文化是稳定的,恪守传统,那么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会很悠闲,个体所产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可即便如此,冲突依然存在:忠孝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和集体利益相矛盾。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就还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且非常困难。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广泛交际,他也可以独自隐居;他可以追求成功,也可以对成功嗤之以鼻;他可以严格教育孩子,也可以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不同,也可以认为应当一视同仁;他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完全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超越肤色的立场。

毫无疑问,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必须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也能预料到这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更没想过用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他们多半随波逐流,经常被意外的事件所左右,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妥协,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矛盾中。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没有神经症的正常人。

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选择,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还要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真的为父母的离世而悲伤,还是惯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这种职业受人尊重并能获得高收入?我们是真的希望孩子幸福、独立,还是嘴上随便说说?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回答。换而言之,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

冲突总是跟信念、信仰和道德价值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这些冲突。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价值观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也不足以导致冲突,更难以指导我们作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观念影响时,这些观念就很容易被摒弃,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并拿过来当成自己的,那么关系到我们自身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儿子从不怀疑心胸狭隘的父亲,当父亲让他做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不会有什么冲突;当一个已婚的男子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他已经陷入了冲突,当无法确定自己的婚姻信念时,他就会干脆选择一条省事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面对冲突并作出选择。

就算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可惜,很少有人能够清醒理智地自觉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在一起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做不到坦然放弃。

一个人作出抉择的前提条件,是他愿意并有能力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这其中包括要承担作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并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托给他人。这里面包括“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的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无论承认与否,大多数人都被冲突捆住了手脚,所以我们经常会羡慕和嫉妒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不被冲突干扰的人。这种羡慕是情有可原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明显,作决定已经不那么迫切,他们因而获得了一种宁静。但是,表面的平静容易迷惑人,更多的时候,那些让我们羡慕的人,因为冷漠、顺从或投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或是用一些手段得到了一些实惠而已。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往往会给人带来痛苦,但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我们越是去面对冲突,寻求解决的途径,内心就越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些看似安宁而实则麻木的虚假冷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陷入软弱之中,而不敢面对现实。

当冲突和生活的基本问题相关时,要面对和解决它就更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没有理由去逃避。教育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树立信念。当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方向。

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认识和解决冲突更是难上加难。有一点要说明,神经症通常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是指那些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了,只有当他人攻击到他的弱点时,他才会有意识地、明确地体验到恐惧和愤怒。即便如此,他的这些感受还可能被压抑下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深受强迫性标准的影响,失去了识别和决定方向的能力。在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他们丧失了放弃的能力,更不用说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困扰正常的人普遍性问题,只是这些问题的种类截然不同,于是有人会质疑:能否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知道两者的差别所在。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和他人合作研究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经常被阵发性疲劳和烦躁折磨,其中有一次是由下面的事件引起的: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的时候,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而同事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久之后,大家又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决议,之后也没有给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他本来可以以程序不公平为由,据理力争;亦或者可以毫无怨言地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都是协调性反应,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内心感觉自己被忽视,但没有作出反抗,他只是感到愤怒,而且这种愤怒只出现在他的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既有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懦弱的愤怒,这就是他感到疲劳和烦恼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有作出协调性反应,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意象,这个意象需要别人的尊重来支撑。那个时候,他是无意识的,一直把“在这个专业领域,我的聪明才智是没有人能比的”这种想法作为行动出发点,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蔑都会因为触碰这一“底线”而引起他的愤怒。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指责和羞辱他人,他很不喜欢这种态度,所以就用友善来掩盖了。此外,他的无意识内驱力,也就是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想要利用他人,所以他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风度。再者,对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加之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的态度,更加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就这样,冲突产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反应,即愤怒和施虐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对爱和认可的需求,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在自己眼里表现得正当合理。结果就是,虽然外人看不出他内心的动荡,但他的疲劳和打不起精神的状态却呈现得淋漓尽致。

观察到这个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先是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既颐指气使地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又要讨好和迎合他人,这简直是最为极端的对立。其次,工程师对于整个冲突完全是无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倾向被深深地压抑了。他内心的纠结只有一点点外在的表现,情绪也很理智:我的方案比他们的好,他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是无视我的存在。最后,冲突的两种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在理智上感觉自己的要求过分,以及对他人存在依赖,但他依然无力改变。想要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而他受到了两方面强制性动力的夹击,失去了控制:他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种需要,这些需要都是迫切的心理需要。可是,没有哪一种需要是他真心需要的,他不想剥削,也不想顺从,他内心是鄙视这些倾向的。可见,这个例子是有深刻意义的,它加深了我们对神经症冲突的了解,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另一个例子也是如此。一个自由职业设计师,从好朋友那里偷了一些钱。他的偷窃行为难以被人理解:他的确需要钱,而他的朋友也愿意借给他,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形。更何况,他是一个特别注重友谊的正人君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它的根本冲突在于,这个设计师对于爱有冥想的病态需要,尤其是渴望在所有问题上得到他人的照顾,其中也混合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即想利用他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样低劣的手段,既想得到他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前一种倾向本来会让他愿意接受帮助,但他脆弱的自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认为,别人应该对为他服务感到荣幸,而开口向他人求助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他厌恶被迫地提出要求,对于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让他更加反感求助他人,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忍受把自己置于义务之下。因此,他只能索取,不能接受。

显然,这里的冲突内容不同于第一个案例,但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其他神经症冲突的例子,也都表现出冲突动力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正因为此,神经症患者不可能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非要给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划一条界线,那么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正常人冲突的两种倾向的悬殊远远小于神经症患者。正常人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选择,任何一种模式在相当整合的人格框架中都是合情合理的。用图形来说,正常人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只偏离90度或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夹角可能达到180度。

从意识上来说,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就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言:“真实的生活太多元化了,以至于不能仅靠展示诸如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无意识的绝望这样的抽象对比来描绘。”然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究其主要因素来说,通常都是无意识的。尽管一个正常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冲突,但只需要一点点帮助,他就能够认识到冲突。可是,当这些产生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被深深压抑的时候,就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意识到冲突的存在。

正常的冲突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希望得到的;或者是在两种信念中作出选择,两种信念都是他所珍视的。对他来说,他有可能作出一个合理的抉择,虽然很难,甚至需要有所舍弃。陷入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没有办法自由抉择,他受到两股方向相反的强制力的作用,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跟随,所以很难作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他停留在原地,找不到方向,只有通过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有可能消除这种冲突;只有通过激励改善他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帮助他摆脱这些倾向。

就是因为上述的这些特征,让神经症冲突变得如此尖锐。它们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令人感到绝望,还会产生让当事人感到恐惧不已的破坏性行动力。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铭记于心,否则我们无法弄清神经症患者为消除冲突所做的努力和尝试,而这正是神经症的主要构成部分。第二章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然而,要发现这种冲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神经症患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有什么迹象能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冲突是存在的呢?

在前一章介绍的两个案例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明显的因素呈现出来的,一是疲劳,二是偷窃。其实,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换句话说,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我们会逐渐发现,没有消除的冲突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是如何产生焦虑、抑郁、怠惰、孤僻、优柔寡断等情绪的。弄清楚这里的因果关系,就能让我们穿过显性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尽管我们尚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冲突存在的一个标志性的表现就是相互矛盾。比如,第一个例子中的工程师,明知道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却没有表示出任何抗议。第二个例子中,明明是一个很重视友情的人,却偷窃朋友的钱。这种相互矛盾的表现,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是非常明显的,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指征,就像体温升高意味着人生病了一样。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非常渴望结婚的姑娘,却害怕跟任何异性接触;一个母亲过于关心自己的孩子,却经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他人慷慨大方的人,对自己却很吝啬;一个向往离群索居的人,却从来不肯一个人独处;一个对别人胸怀宽广的人,却总是对自己极度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让我们对冲突的本质作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急性抑郁表明一个人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一个看起来深爱孩子的母亲忘记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她更热衷的是做一个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母亲这个角色本身。我们还可能承认,她的理想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冲动发生冲突。

有时候,冲突也会浮出水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体验到冲突的存在。这听起来似乎跟我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悖,但实际上,浮出水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扭曲或变形。因此,如果一个人必须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虽然他可能会选择逃避、闪烁其词,但这无济于事,他还是可能会陷入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难以自拔。他可能无法决定,是要和这个女人结婚,还是要娶另外一个女人;是做这份工作,还是做另一份工作;是继续维持一项合作关系,还是干脆解散。他会饱受折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他可能充满忧虑,向精神分析师求助,希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问题。可惜,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当前的冲突不过是内心冲突的最终爆发,如果不继续探寻下来,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外化,出现在患者有意识的思维中,表现为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或者,当他发现那些看起来毫无原因的恐惧和压抑,与他的愿望相矛盾的时候,他可能会意识到,他的内心冲突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越是我们熟悉的人,就越能辨别出引发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所以我们必然会问:在这些冲突的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而且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不能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解读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表面上的不融洽,涉及到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吵,都源自这段婚姻关系本身的不和谐?

一直以来,人们都确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观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较量,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是本能驱力与禁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本能驱力盲目地渴望满足,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戒律森严。这种环境在幼年时被内在化,从此便以冷峻的超我出现。

在这里讨论这一假设似乎不太恰当,那样的话,我们需要把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地论述一番。所以,我们倒不如去尝试理解这种概念本身的意义,而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放在一旁。如此一来,剩下的争议就在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动力和我们的禁忌意识的对立,我们各种冲突的基本来源。就像下文要说明的那样,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觉得大致与这种对立差不多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对它的基本性质有所迟疑,我认为,虽然它是一种重要冲突,但不是首要的,而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后面我会详细解释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的看法,这里只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渴望和恐惧中的任何冲突都能让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分裂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也不认为它们所引发的危害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处境,那就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依然具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阻碍了他的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种东西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是分裂的,换而言之,他所有的欲望都是背道而驰的。这样所形成的心理环境,必然要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更严重、更复杂。

跟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大,但也认为最终消除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具有普遍性,很难消除,所能做的就是更好地妥协或控制。在我看来,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它出现了,也就有消除的可能,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承受分析过程中的痛苦,冲突是有可能被解决的。我和弗洛伊德的观点的区别不在于乐观或悲观,而是我们在假设上的差异。

在基本冲突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后来的回答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可如果把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抛开,他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为人类建设性动力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理论和冲突联系起来,他更在意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把受虐和施虐驱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结果。

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冲突研究中,就不得不引入道德观念。可是,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东西是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者,依照他的信念,努力发展一种与道德价值观无关的心理学,才是目的所在。我认为,正是这种“科学化”的努力,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理论的治疗方法被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导致了他的失败,让他无法领会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虽然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荣格也很重视人类的相互冲突,在个体中起作用的种种矛盾。荣格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也存在。例如,外在的柔弱意味着内心的刚强;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表面的思维和理性占主导地位,内心却很重视情感,等等。至此,荣格似乎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他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的就是接受双方面,向理想的完美状态靠近。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那些过于注重某一方面发展而陷入困境的人,他用互补法则来阐述这一观点。我也认为,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会体现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但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并被患者一味地坚持着,它们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比如,一个人沉默、内向,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无视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表现视为一种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在本质上是由体验所建立和强化的,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成立的。有效的治疗过程就是,先让患者明白他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偏重于某一个倾向都是有危害的,鼓励他接受和实践这两种倾向。如果我们把内倾性视为一种逃避冲突的手段,那么我所要做的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表象之下潜在的冲突。只有消除这些潜在的冲突,才能够真正接近“内在完整”的目标。

现在,我要继续阐述我的观点了。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在展开讨论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化身博士》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又残忍、无情、自私自利。我不是要暗示神经症患者总是跟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我只是想说明,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经常能够观察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就要提到我说的“基本焦虑”,它指的是孩子在潜在的敌对世界里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孩子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外界环境中各种各样的敌对因素,比如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冷漠、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个体需求、蔑视态度、过分称赞或苛责、缺乏真实可靠的温情、必须在父母争吵中选择立场、责任过多或过少、歧视、不公平、不守诚信、敌对气氛,等等。

孩子是能够觉察到环境中的伪善的,他会认为父母的爱和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等,都可能是装出来的。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孩子所感觉到的某些东西确实是虚伪的,但还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对种种矛盾行为的反应,而这种矛盾是他透过父母的行为觉察出来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对孩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分析师也没办法迅速弄清楚,因为这些因素总是一起出现,且不都是暴露在外面,有一些藏得很深。

孩子会为此感到心慌,因而产生烦恼,甚至是质疑和害怕。为了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他开始无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不断探索各种各样的策略。他发展的不仅仅是应对策略,还有持久的人格倾向,而这些倾向就是我所说的神经症倾向。

要了解冲突形成的原因,必须广泛地观察孩子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真正选择的行动,若只是单纯地观察个体倾向,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暂时无法看到细节,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孩子应对环境的基本动向。最初可能没什么章法,但渐渐地会有三种情况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孩子会亲近他人、抗拒他人或疏离他人。

当孩子亲近他人时,虽然带着隔阂与恐惧,但他还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愿意尝试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依赖他们。只有这样,跟他人在一起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发生了争执,他会选择有至高权威的一方,通过顺从来得到归属感和支持感,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孤独无助。

当孩子对抗他人时,他接受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有意无意地进行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情感和意图,采用一切手段进行反抗。事实上,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变得更强,以此报复别人、打败别人。

当孩子疏离他人时,他认为自己很独特,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他既不想归附他人,也不想反抗他人,只希望一个人待着。他会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用玩具、书籍、梦想和自然建立起的世界。

对于每一种态度,都涉及到基本焦虑的突出因素:第一种态度中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是孤立。事实上,每一种态度出现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这三种倾向的影子,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所以,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

要更好地理解上面所说的内容,我们不妨把话题转移到充分发展的神经症上面。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也会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在发挥着作用。比如,一个习惯依赖和顺从的人,他也有攻击倾向和对孤独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需要爱。

然而,决定实际行为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取决于主导性态度,它代表着一个人应对他人最有利的途径和手段。所以,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通常会用无意识技术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在任何需要与人共处的情况下,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总是他意识所最能接受的态度。

这不等于说,不显眼的倾向就没有影响力。比如,我们很难说,在明显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强烈程度就不如爱的需要;只是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不够直接而已。很多例子都能证明,隐匿态度的潜力是很大的,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的倾向和次要倾向是逆转的。我们在孩子和成年人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女性患者中这样的情况也很常见。一个女孩原本野心勃勃、顽皮叛逆,可当她恋爱后,却变得百依百顺,不再雄心壮志。亦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变得异常依赖他人。

这里要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否被童年的处境所引导和控制,无法改变了?成年后的经历没有任何价值?从冲突角度看神经症的发展,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性是:如果童年时期没有受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影响他性格的塑造。如果孩子在早期被培养得循规蹈矩,那么后来任何新的经历都不可能让他的行为有所突破。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刻板让他无法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可能很孤僻,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亦或者他的依赖性太强,以至于总是被迫附属他人、受人支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在用旧的观念看待新的体验,如具有攻击性的人在受到他人的友好对待时,会把这种友好视为愚蠢,或是居心叵测,新的体验只会强化旧的观念。当一个神经症患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后期经历给人格带来了改变,但这个改变其实并非那么彻底。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内忧外患的压力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导性倾向,而选择另一个极端,如果没有发生冲突,这种改变就不会出现。

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当既能够迁就他人,也能够敢于抗争,还可以不与人来往。三者之间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关系。如果其中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表明他在某个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对于神经症来说,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些态度不可调和。神经症患者很难灵活地应对世界,他总是被迫顺从、对抗和疏离,不管这种行为在具体情形中是否恰当。如果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感到恐慌。所以,当这三种倾向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就陷入了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还会蔓延到他的整个人格中,就像恶性肿瘤一样,扩散到整个机体组织,最终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特性,就会忍不住把冲突的结果看成绝对矛盾,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服从与对抗等。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根据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来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诸如它们在宗教信仰或权力统治上的差异。不同的态度确实有区别,但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点就会混淆视听,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原本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冲突源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终影响到人格,这不是偶然的。人类关系十分重要,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气质、品性、目标和价值观。反过来,这些东西又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两者难解难分。

我认为,神经症的核心就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因此应当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点,我用“核心”一词不仅仅是要表达它的重要性,还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神经症的能动中心,神经症由此向外扩散。这个观点是一种新神经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的含义在后面会愈发明显。从广义上来说,这种理论可以说是我对早期观点的扩充,即神经症是人类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第三章 亲近他人

仅仅依靠一些相关个案,是无法把基本冲突描述清楚的。基本冲突具有破坏性,神经症患者构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不仅让基本冲突难以被看清,甚至还把它深深地掩藏起来。结果导致,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都是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简单地观察病史的细节根本无法发现其含义和种种细微的差别,这样的描述会让人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无法弄清楚问题的真实状况。

我在前面章节所叙述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要了解基本冲突的全貌,我们必须从研究所有的对立因素入手。要做好这一点,就得观察那些某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对他们来说,这个因素代表着更能接受的自我。我将个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顺从型、对抗型和疏离型。我的重点会放在那些人们愿意接受的态度上,至于被隐藏的冲突,暂时不去考虑。我们发现,每一种类型中的某些需求、品德、敏感、郁闷、忧虑以及一些特殊的价值,都是由形成之后的基本态度引起的。

这种做法利弊兼具,对于这些类型中比较明显的态度、行为和信念等,可以先检查它们的功能和结构,这样就能进行更好的辨别,看清楚这三种态度本质上的不相容。还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来比喻: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要了解这种区别,我们不能一开始就选择一个既信仰民主主义,又暗中钦佩法西斯主义的人为研究对象。我们先得对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纳粹党的文字和行为来描述法西斯思想,然后再与民主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套信仰的明显对比,从而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折中两种信念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种是顺从型人格,这类人有亲近他人的特质,对爱和赞赏有强烈的需要,特别是需要一位“同伴”。这个人可以是他的朋友或是爱人,“他们能满足他对生活的所有期待,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善恶和成功负责”。这些需求和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相同,就是具有强迫性、盲目性,受挫后会引起焦虑或沮丧。这些需要与有关的“他人”的内在价值、真实感受没有任何关系。无论这些需求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的核心都是对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的渴望。顺从型的需要是盲目的,他总是高估自己和周围人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他对别人的误解,完全是由于强迫性需求导致的,而非因为无知、愚蠢或缺乏观察能力。就像一位患者描述的那样:她感觉自己像一个被陌生人和危险动物包围的婴儿,她孤独地站在中间,周围有想要蛰伤她的大蜜蜂、想要咬伤她的狗,还有要扑向她的猫,以及要撞伤她的公牛,她觉得自己渺小又无助。显然,这些动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那些具有攻击性也令人感到恐惧的恰恰是这位患者最想要获得的“爱”。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念他、爱他、接纳他、赞赏他、欢迎他、钦佩他;同时还需要被他人重视,特别是被某一个重视;他还渴望别人帮助他、保护他、照顾他、引导他。

当分析师指出患者的这些强迫性需求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甚至认为这些需求都是很“正常”的。有一种人除外,那就是被施虐倾向完全扭曲的人,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情感的渴望,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谈到。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爱和归属感的需求,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但神经症患者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对情感和赞赏的疯狂需求是真心实意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都被他对安全感的永不满足所掩盖了。

他对安全感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导向。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塑造他人格的某些品质和态度,其中有些品质和态度是惹人喜欢的,比如他能敏感地捕捉到他人的需求,当然这要在他情感所能理解的范围内。举例来说,他总是忽略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喜欢独自待着,却对别人在同情、帮助和赞赏等方面的需求非常敏感。他不自觉地尽量去满足其他人对自己的期待,或是他自认为他人对自己的期待,甚至不惜忽略自己的感受。他表现得慷慨大方、自我牺牲、过度体贴、过于欣赏、宽宏大量,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真实的他内心深处并不太在意别人,甚至认为他们都是虚伪自私的。如果要我用有意识的术语去描述无意识的过程,便可以这样讲:他说服自己,他是喜欢所有人的,他们都很“友好”,值得信赖。然而,这种错觉不仅给他带来了失望,还加重了他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对他而言并没有那么珍贵,主要是他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判断,盲目地把自己之欲强加给别人,如果得不到相同的回报,就会陷入到焦虑不安中。

与这些品质相似的还有其他一些品质,其表现是:在碰到争论和竞争或是感觉他人不满时,会选择逃避。他们总是有意地降低身份,把主要位置让给别人,让他人出风头;他会选择姑息让步、息事宁人,并且毫无怨言(这一点是主动的)。他把对胜利和报复的需要深深地压抑着,表现出一种愿意妥协和无怨无悔的态度。同时,他们还习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但凡碰到批评和攻击,他们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自己用不着因为错误而羞愧,也不管批评是不是正确,更不在乎自己该不该受到攻击,而是立刻选择认错,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真实感受。

这些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小而奇妙的过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攻击,他的选择都是回避,对此他也感到苦闷。即便自己有想法,也不敢坚持;明知道对方是错的,却不敢指出来;明明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却把它拱手让人;明明有自己的目标,却不敢去追求;完全没有命令和要求别人的能力。同时,他想享受一下也办不到,这都是因为他以别人为中心导致的。时间久了,他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无论是一顿饭、一场演出、一段音乐还是一处风景,但凡是体验,都需要有他人的参与,否则就变得没有意义。在享乐方面,他对自己十分严苛,这让他越来越依赖他人,生活也变得愈发乏味。

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种代表性特征,就是喜欢用软弱无助来形容自己。当他独自待着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像迷失方向的小船,或是失去仙女帮助的灰姑娘。这种无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一个人无论在面对什么情况时,都感觉自己没有反抗能力,那他无疑会变成懦夫,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这种无助感经常会出现在他的梦里,还会成为他不断向他人诉说的话题,甚至被他当成一种引起别人注意或进行自我防御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谅解我,你不能抛弃我,因为我是那么的脆弱、无助。”

由于他总把自己置于次要的位置上,且表现得无怨无悔,因而就产生了第二个特征。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比自己优秀,都比自己更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能力无法正常发挥,即便在他擅长的领域作出了一些成绩,他也会觉得成绩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在那些具有攻击性或傲慢自大的人面前,他更是自惭形秽。即便是独处,他也会感到自卑,轻视自己的天赋、能力,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在于,他习惯依赖他人,通过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来看待自己。对他来说,别人如果喜欢他、夸奖他,他的自尊感就强;如果别人辱骂他、讨厌他,对他来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他心中的逻辑方式很独特,会因为别人不回请他而把自己的自尊降到很低。对那些威胁他、批评他、拒绝他、背叛他的人,他会尽全力去重新获得他们的尊重。在被人打了耳光之后,他内心的唯一想法就是把另外半张脸也凑过去。他的逆来顺受不是因为某些隐秘的受虐倾向,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做的唯一努力。

这一切形成了他特殊的价值观。当然,依据他的成熟情况,这些价值观在清晰和坚定的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这些价值观建立在善良、同情、慷慨、无私、爱和谦卑的基础上;他对野心、冷酷、自私、麻木、狂妄、挥霍权势等深恶痛绝,尽管他可能在心中暗暗地钦佩这些代表着“力量”的属性。

上述就是神经症亲近他人的特征。很明显,要用一个词语来表述这些东西,如顺从或依赖,似乎是不太恰当的,因为这些特征背后隐藏的是一套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说过不去讨论反面的因素。可是,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患者是如何坚守他们的态度和信念的,就必须了解压抑对立倾向是如何巩固主导倾向的。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反面的因素。在分析顺从型时,我们发现患者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攻击性。和表面上的关系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其实对别人漠不关心,或者经常对他人持有蔑视的态度,无意识地想要利用、控制和支配他人,甚至想要超越他人,享受报复性的胜利。当然,这些受压抑的驱动力在形式和强度上不太一样,部分原因是与童年期遭遇不幸有关。比如,了解一位患者的成长史,他在5~8岁的时候会乱发脾气,后来逐渐变得乖巧懂事。但是,很多因素都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以至于成年后他的攻击倾向也在不断加强。这样说下去,可能会偏题,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自谦和与人为善可能会被践踏和利用,对他人的依赖也会让人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当患者对情感或赞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忽视、被拒绝、被羞辱的感觉。

我这里说的感觉、驱力、态度等都被“压抑”,是按照弗洛伊德所解释的意思来使用的。在他看来,压抑是存在的,只是患者并没有发现,而且他们希望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唯恐向自己或他人露出半点压抑的迹象。所以,每一种压抑都给我们带来了疑问:患者为什么要把内心的某种驱力压抑下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在顺从型的例子中,我们能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但多数答案需要我们在讨论完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后才能够理解。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对于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影响到他喜欢他人和被人喜欢的需求。此外,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攻击和自助行为,都是自私的,他会谴责这种行为,并认为其他人也会谴责这种行为。他害怕承受这种谴责,因为他要靠他人的肯定来获得自尊。

压抑所有带有肯定、报复、野心的情感和冲动,都会产生其他的作用,这是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制造统一、完整、整合的感觉的诸多努力之一。我们内心对统一的渴望不是秘密,因为人格统一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当我们被反方向的驱力牵扯时,自然很难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害怕人格分裂。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试着对人格进行整合,把一种倾向扶持到主要位置上,进而对其他倾向形成压制。当然,这种努力通常是无意识的。

神经症患者故意压制攻击性冲动,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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