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春来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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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止一种选择(鲍春来首次书写赛场上的激情热血，冠军背后的艰辛磨砺及转型后的执着挑战)试读：
推荐序1
我眼中的小鲍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大男孩。在竞技球场上，他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从小我们就在不停的竞争中一起成长，挖掘彼此的潜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都成为国家队的绝对主力，这是一种默契。虽然冠军只能有一个，但冠军精神属于奋斗的每一个人。
场上的小鲍沉稳执着，场下的小鲍特别好学，这点让我很是敬佩。我非常支持他退役之后选择跨界进入演艺圈的决定，在很多人眼里当教练似乎成了运动员退下了唯一的出路，而他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很需要勇气。我特别希望小鲍能成功，当然他也需要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
我是林丹，我推荐我的队友鲍春来的自传。林丹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羽毛球世界冠军
推荐序2
献给我们沸腾过的热血2016年的整个夏天都在旅途当中度过。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醒来意外收到鲍春来的微博私信，迫不及待打开——原来是他的自传即将问世，问我能否给他写点推荐语。 他那活泼而礼貌的语气带着羞涩，一如其人；可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么幸运，有一天能为他的自传作序。
因为热爱运动而且业余练过羽毛球，所以好多年来，鲍春来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员，喜欢到甚至不愿意用“偶像”或“体育明星”这种俗套的称呼来概括对他的关注。在体育界，“偶像”这样的称呼大概是属于超级王者的，那些光环下的冠军，耀眼的金牌，随着国歌一起升起的鲜红梦想。
可我坚信，喜欢鲍春来的人们一定有更特别的原因，是真心为他身上的全部经历所着迷，他的胜利与失落，汗水与泪水，如此真实，从他那里你看到了全部的自己。
每次看他的比赛，我都不断试着去想象，在竞技体育的高压下，一个性情相对温和、内向的球员是怎么熬过那些赛前赛后的漫漫长夜的？巨大的压力犹如黑夜一样覆盖，欢呼或嘘声如海啸一般扑来，紧绷的情绪，伤情的阴影，挥之不去的魔咒绰号，对手眼中血红的杀气……在技术大都不相上下的时候，比赛往往是心理战术，气势抢胜，他这一路下来该有多不容易。
带着这样迫切的好奇，我在颠簸的巴士途中抱着电脑，迫不及待读完这本自传，抬头便是车窗外的细雨和绿叶，轮廓柔软的丘陵像所有往事那样，消散在公路的两侧。那一刻我的耳畔只回荡着一句话，“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所有关于他的，你想看到的，都在这本书中。
你会看到，他是那个翻墙逃去打游戏的邻家小子，也是那个被晨训的号声吵醒，却不愿钻出被窝的追梦少年；是在寝室跟队友彻夜聊天听歌的伙伴，也是在灯光通明的赛场上挥洒汗水的职业球员。
他说他有次错失冠军的时候，当场落泪；但耳边全是观众排山倒海的叫喊声，为获胜的对手欢呼着。他不得不抓起毛巾佯装擦汗，就这样捂住泪水，在欢呼中大哭着，走下赛场。 他早就翻过了这一页，而读到此处的我却泪意盈眶。
在残酷的竞技体育中，欢呼与掌声都为冠军加冕，这些他当然得到过。但比起狮子座王者，鲍春来有自己特殊的光芒闪耀在中国羽毛球的黄金时代。银色的奖牌，像镜子一样照耀着他的刻苦与拼搏，照耀着他如何从一个个噩梦里醒来，像勇士持剑一样拿起球拍，继续回到赛场，咬牙把自己逼到一个又一个极限。
他像所有的运动员那样，一身青紫，隐忍伤痛，咬牙苦撑，但梦想的终点总是拥挤的，冠军只有一位，这就像人生。 你也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相似。 世上有太多遗憾可以感慨，既生瑜，何生亮，既生林，何生鲍？如果关节没有受伤，如果风湿病痛的阴影远离他的职业生涯，如果……无奈人生没有如果，幸运如美人，是错肩而过的一瞥，而命运的安慰常常是姗姗来迟的。 一路都从胜利中走来的人，大概是无趣的；只有像鲍春来这样，从跌宕的胜负中一路摸爬滚打，最终能与自我和解，悟得“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之真谛的人，才是可爱与可贵的。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他更坚强了——你一定懂，如果离冠军差了十名，你大概能潇洒挥手轻松转身，安慰自己参与为荣；但如果那么多次，离夺冠只有咫尺之遥，触手可及却又不断错失的时候，你才能体会，需要多么强大的信念，才能平复那些刀子一般插在心中的失落与遗憾。 只有他做到了。 外界给他取一个诙谐的绰号是容易的，顺口一叫，带过一笑；可有没有人想过，皇冠有多重，魔咒也有多重。他承载起来，有多不容易。但最勇敢的，莫过于敢于做回自己的人。 他也许输了比赛，但他一定赢得了人生。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在我们短短一生中，每当回首来路，深信自己曾经热血沸腾过，曾为梦想燃烧过，也就足够了。 读他的传记，就像看着他在赛场上倍显修长的身影。我总是忍不住想说：大地上的人们天生就爱搏杀，可你生于天空，就别忘记飞翔。七堇年著名作家2016年7月16日
推荐序3
我和春来虽然算不上是相识很多年，却一见如故。也许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我们在性格上总是能找到一些相同的观点或相似的感觉。例如，有一天他约我打羽毛球，我跟他说生命在于静止，从此以后……也就没以后了，哈哈……
言归正传，春来这本书以回忆录的方式书写了他这过往的三十年，涉及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还有这三十年来他和羽毛球的渊源以及难舍难分的情感。我在读春来这本书的时候，时而让我忍不住大笑，时而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我和春来都是80年代生人，但我比春来要大一些，所以书中他所回忆的一些场景不时地会把我带回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共同的经历，但那个和青春擦肩而过的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猝不及防，深陷其中。
虽然书中的春来没有刻意地煽情，但你会被他的真实所打动；没有过多的修饰，你却会被他的单纯所吸引，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直面自己伤疤时的勇气和每一次从失败中汲取到的深刻的自我反思。文中更多的是尽量还原“现场”和春来他当时的心里动机。
或许有些“现场”让你似曾相识，而有些“现场”你一定也在。陈楚生 著名音乐人
写在前面的话
湘江像一条玉带，自南向北将长沙市分为两半。
三十年前的湘江比现在更加清澈，也更加辽阔。
那时的江边，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一个身着衡器厂工服的瘦高男人在江边流连忘返，时而驻足远眺，时而低头吟咏。他最喜欢吟诵的一首诗便是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每读至此，男人都会两眼闪烁有光，自觉万丈豪情在胸中激荡。
然而1983年4月份的这一天，当这个名叫鲍长安的男人再次出现在湘江边上时，却没有了往日的激愤或悠闲，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幸福的喜悦和兴奋。他也不再吟咏毛主席的“万类霜天竞自由”，而是有些焦急地翻看着手中的各种诗集，试图从中寻找更加宝贵的东西。
终于，鲍长安的目光聚焦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那首千古名作——《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来江水绿如蓝”，鲍长安反复品味着诗中的这一句，忽然如获至宝般合上诗集，快步奔回家里。
鲍长安家的堂屋里，一群老少亲戚正围着一个刚刚出生的白胖小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个说：“不如叫鲍捷吧，捷报频传的意思。”
那个立马出来否定道：“不行不行，太俗了。”
鲍长安挤进人群，把手里的诗集放到了怀抱婴儿的女人面前。因为一路小跑和过于激动的心情，鲍长安竟有些语无伦次起来：“这句，看，这个，春来，春来江水绿如蓝。”
女人看看鲍长安，再看看他手中的诗集，脸上带着疑惑地问：“你的意思是……叫鲍春来？”“对。冬去春来，只把春来报。怎么样？”鲍长安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话音刚落，还没待女人回应，怀里的婴儿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看着孩子，女人也笑起来：“那还说啥，你看，春来自己都同意了。”
鲍长安抹着额头上细密的汗水，憨憨地笑着。围在一起的亲戚们也都笑成一团。
就这样，这个出生已经两个多月的孩子才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鲍春来，也就是我。
你看，我曾经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我的回忆。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关于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只是来自我个人一闪念的想法。本来我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发达我改成在博客或者微博上记录自己的心情，但是曾经手写的日记本也积攒了厚厚一摞。2014年过年回老家收拾房间时，我重又翻出了早已被束之高阁、落满尘灰的日记本。看着本子里一行行已经有些陌生的字迹，一串串几近被忘记的往事历历涌现眼前。我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笑出声来，一会儿啧啧感叹，一会儿扼腕懊悔，心中可谓五味杂陈。我忽然想到，这些破旧的本子里储存着我多少珍贵又美妙的回忆啊！我得把它们好好整理出来。于是，就这一闪念的想法，让我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在时间上，我想用这本书回顾并梳理我从有记忆以来直到退役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情。然而因为工作学习的繁忙安排，我只能见缝插针地想想写写，写写停停，竟然就这样拖了一年多。
还好，如今它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如前面所说，我曾经得意扬扬地为这本书写了那样一个自认为精彩的开头。本想就那样一路把我二十多年的生活演绎铺展开来，却忽地发觉自己可能走错了方向。
虽然我出生的故事在我的描述下变得传奇而好看，但是显然那样小说式的文字语言带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往事中自然有让我止不住兴奋的趣事，也有我不愿去触碰的伤心事，而且还不在少数。曾经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前，乃至写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在问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美化自己的过去继续做一个头戴光环的体育明星，还是卸下光鲜的面具，直面自己的过去，甚至许多不堪的往事，也借此书梳理、反思那已离我远去又熟悉的羽毛球生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要想忠实地还原一件往事的本来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处在回忆中的人或事都已经在当你要记起他们时变换了面目，有时甚至因为人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意识作祟，一些曾经使我难堪的往事已经自动在我个人的记忆库中被封存，直到其他当事人提起，它们才从记忆的最底层沉渣泛起，把我带回某个不愿回去的时刻。如今回忆这些往事，无异于揭开一块块表面早已结痂的伤疤。我说过，我不是一个惯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人，所以，当我退役之后开始回忆自己二十多年的生活时，才发现那些过去的事情实在颠倒凌乱，纠缠不清，这也一度让我陷入恐慌。作为一个羽毛球运动员，虽然我取得了好多选手难以企及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却自认并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我试图寻找原因，然后解开疑惑，用来指导今后的路。我知道，那答案就埋藏在过去。
所以，我不打算为大家写一本好看的传记，而是想放下一切顾虑和包袱，力所能及地老老实实地回想那些构成我过去人生的故事。我要求自己做的是不去为了好看而编织，只求为了真实而呈现。最后，唯愿我的朋友们在喜爱关心书中那个单纯、认真、孝顺的鲍春来的同时，也能包容谅解那个幼稚、自私、懦弱的鲍春来。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坦诚面对那个鲍春来，因为那是真实的我。鲍春来2016年7月Chapter 1成长之初那些快乐时光
其实那时爸妈对于羽毛球的了解跟我差不多，我们全家对羽毛球的接触仅仅来自家中的一张照片：憨态可掬的我一手拿着一个羽毛球，一手拿着一个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羽毛球拍，懵懵懂懂地笑着。长大后，我无数次对着这张照片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 疑似“多动症”的孩子
长大后，我曾经一再追问我的父母，我出生那天有没有什么奇异的天象，诸如红光满屋、暴雨不止。但是很让人失望，我的出生跟千万个普通的婴儿一样稀松平常。
1983年2月17日，在一个新年过后乍暖还寒的初春，我来到这个世界。重约八斤一两，算是个大胖小子，遂了父母的心愿。
不像现在，爸妈会早在孩子出生前就想好名字候着，我的名字却是父亲在我出生两个月后、临上户口前才从古诗词中翻找出来的。情形虽不如前面所写的那样传奇，但我想过程大抵也差不多。然而，父亲煞费苦心为我取了“鲍春来”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名字，但是在我来北京之前的记忆中它却很少被用到。家中的长辈一直到今天都喊我“坨坨”，这是湖南话中对小孩子的习惯称呼。现在考据起来，有点像北方人叫小孩子“狗蛋儿”“狗剩儿”一样，给个低贱的名字好养活。再大一点，身边同龄的朋友忽然开始叫我“鲍雷”。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去问朋友，他们也是一团迷糊，简直成了我的一个身世之谜。直到现在，我回到湖南老家见到那些儿时的玩伴，他们仍旧这样喊我。“鲍雷，什么时候回来的？”“鲍雷，我的孩子都打酱油了，你怎么还没找媳妇呢？”“鲍春来”这个原本属于我的大名是我来到北京之后大家才开始叫开的。开始时我还不太适应，竟然花了一段时间才对这个名字产生了认同感。再后来，大家对我“小鲍”“春来”的亲昵称呼，也都是从这个大名演化而来的。
听父母和其他亲戚说，我生下来就肤白肉嫩，惹人疼爱。小时候，幼儿园的老师给我剪过一个锅盖头，好多人都以为我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妈妈带我出门，经常会有人说：“哎哟，你家姑娘可真俊啊！几岁了？”有一次坐火车，我在上下铺之间爬来爬去，旁边的一位旅客对妈妈说：“让你们家姑娘小心点，这摔了可怎么得了。”每每这个时候，母亲都是哭笑不得。
虽然长得像小女孩，但我的性格完全是纯爷们儿的。听我妈说，我从肚子里钻出来时就不老实，小手小脚不停地扑腾，一刻都不得消停。长大了一点，更是成天舞刀弄枪，和小伙伴玩各种追逐打仗的游戏。我的童年正赶上中国城市建设大潮的开端，那时候，孩子们的游戏相对匮乏，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游戏。所以那时候最常见到的画面就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在大街小巷捉迷藏，弹玻璃球，用弹弓偷偷摸摸地打鸟，或者直接爬上十几米高的树掏鸟窝。院子里、床铺上，到处都是我们“年轻的战场”。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打碎了别人家的玻璃，一群人哄然而散，只留下一个闻声追出来的大爷或者阿姨对着空空的街道叫骂。
在那些“流窜作案”的孩子中间，我就是那最不安分的一个，也就是邻里街坊间的“孩子王”。每次家里来人看到我总是不敢靠得太近，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那个被伤及的无辜。每次在路上看见了小石子或者瓶盖儿，我肯定要踢一路，总之一刻不得闲。不是今天把膝盖摔破了，就是明天把胳膊擦伤了，每天都要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才肯回家。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险些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闯下大祸。小时候，父亲在长沙衡器厂工作，我时常跟小伙伴们在父亲的工厂旁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那一次，为了跑得更远，躲得更严实，我便爬上了工厂的院墙，试图顺着院墙边上的大树溜进工厂里。可不知怎的，就在我跳下院墙的一瞬间，我的一只脚被卡在了墙和树之间的缝隙里，整个人被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我急得吱哇乱叫，小伙伴们纷纷跑来看着，却也无计可施。无奈之下，有人跑进工厂喊来了我的父亲。
当时父亲看到我倒挂在墙和树之间的那一幕也是吓傻了。他先是试图用双手掰开大树，最终未果，便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根结实的木棍插到墙和树之间，想用力把缝隙撬大一点。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记父亲在拼命救我时那着急的眼神，那是当孩子处于危险时，作为父亲的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我想，那一刻我的心里应是闪过了一丝愧疚。最终，在父亲和小伙伴们的一起努力下，我被救了下来。对于父亲来说，儿子从危险中得救的喜悦大过了对于我调皮捣蛋的苛责，我也不觉得后怕，立马变得像没事人一样傻乐。
关于这件事，慈爱的父亲帮着我一起瞒住了严厉的母亲，否则我又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我之所以无法无天，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我有一个可以在闯祸之后逃避惩罚的避风港，那就是我外婆家。外婆可以说是整个家里最宠爱我的那个，所以哪怕我犯了天大的错，在外婆那里也都会得到庇护。
印象最深的一次，妈妈提着鸡毛掸子满大街追打我，一路上鸡飞狗跳。我抱头鼠窜，奔到外婆家。妈妈气势汹汹地追进门，看我正钻在外婆怀里哭得鼻涕横流、眼泪汪汪。妈妈本来要不依不饶，但是看到外婆一沉下脸，她立刻乖乖地放下了“凶器”，并且还在外婆面前保证回去不再找我算账。我这才抹掉满脸的鼻涕眼泪，得意地班师回朝。
说到这里，还要提一下我的外公。从小我最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是外婆，最害怕的那个人就是外公。外公是军人出身，印象中从来都是铁着脸不苟言笑的样子，搞得我几乎都不怎么敢跟他讲话。每次去他家，我只是匆匆跟他打个招呼就赶紧躲到外婆身边去了。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也开始跟外公有了对话，明白了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善良和蔼的老人，只是不那么善于跟晚辈亲近罢了。外公得癌症去世时，我因为在外比赛没有陪在他身边，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2 误打误撞去学羽毛球
到了小学一年级，我这个好动分子终于“出事了”。
那是正式入学之前，学校举办一个学前班，让即将步入校园的孩子们有一个心理准备，适应一下学校的环境。每天上一节课，只是课时会长一些，相应地，课铃会响两下，上课一次，然后直到放学，再响一次。这意味着只要听到第二次铃声，我们就可以放学回家了。这个学前班是可以选择不上的，但是爸妈巴不得早点把我这个“瘟神”请出家门，所以让我上了半年的学前班。
半年之后，我终于正式踏进了校门，迈出了人生中全新的一步。尽管“意义”非凡，但相对那些没有上过学前班的新生来说，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已经是有半年学龄的老生。我平静地走进了教室，找到位置，等待老师的到来，看到身边有些不知所措的同学，心中暗自得意。这种人生体验让我莫名地自豪，好像经历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小孩子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就能让他们兴奋不已。
很快，第一堂课结束。响起第二次铃声，按照之前的惯例这是放学铃，可以回家了。我收拾书包准备走出教室。看到同桌的女同学没有走的意思，我善意地提醒说：“放学了，赶紧回家吧。”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女生瞪得大大的眼睛和满脸疑惑的表情。最后，在我真诚眼神的感召下，她开始慢吞吞地收拾起书包来。随后，我们一起离开了学校。一路上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其他同学一起呢，平常不是都一起走的吗？
就这样，上学第一天我就晕晕乎乎地让自己放了学。第二天自然就少不了老师的批评警告。不过，那属于不知情状态下的逃课，无知者无罪，因此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可是，我竟然从那种状态中获得了早早从学校出来，自由自在回家的大好体验！于是第二天，当第一节课下课铃响起时，我又义无反顾地收拾起了书包。这一次，同桌女生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惊奇，瞪着大大的眼睛目送我走出教室。我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被定性为公然挑衅老师的权威，受到了学校严厉的处分，老师还通知了家长，那时我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现在，我常会揣摩当时的心态，是心存侥幸吗，想过后果吗？这就跟我用大人的心思揣摩身边“熊孩子”的心态一样，自然是无法想通的。最后我只能一边因那时好傻好天真的举动发笑，一边为那时义无反顾的勇气鼓掌。
久而久之，爸妈终于忍无可忍，觉得不可以再对我这样放任下去了。于是他们想了办法，让我去学画画、学写字，希望能改改我多动的毛病。一开始因为对画画写字感到新奇，我开始变得安静下来。在爸妈看来这方法似乎是颇有成效。但没过多久，爸妈便发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开始用新的作案工具——毛笔，在家里的墙上画山水，画小人，甚至画圈，乐此不疲。
我爸妈都是本分人，在他们那一代人的传统认识中，老实规矩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面对自己不停制造“离经叛道”事故的儿子，妈妈开始有些着急了，“不会是有多动症吧？”妈妈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大家各种猜测。
朋友的话不知在那时的爸妈听来是该喜还是该忧，不过却启发了他们的逆向思维。我爸就跟我妈商量，“既然他这么喜欢动，精力旺盛，咱们就来个以毒攻毒，让他多运动呗，把精力耗没了，看他老实不老实。”所以，基本上我是因为疑似“多动症患者”，才最终导致了与体育的结缘。我至今很感谢爸妈这个百般无奈之下做出的明智决定。
接下来，爸妈就给我报名，让我进入了业余体校，学习乒乓球。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一天，长沙市业余体校的羽毛球教练宋庚保来学校选拔人才，一眼就看中了坐在最后一排长胳膊长腿的我，把我叫了过去。“你这条件不错，来跟我打羽毛球吧？”宋教练充满期待地看着我。
我那时刚刚在打乒乓球中找到了乐趣，心想，羽毛球，我哪会打？乒乓球才是我的最爱，就想随便找个借口拒绝他，“我是左撇子，打不了。”宋老师拉过我的双手比了一下，满脸欣喜，“嘿！我要的就是左撇子！”不过，我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但宋庚保教练并没有放弃，居然敲开了我家的门。当看到爸爸接近一米八、妈妈快要一米七的身高时，他更是铁了心，“你们放心，凭这孩子的条件，一定能学出来。”其实那时爸妈对于羽毛球的了解跟我差不多，我们全家对羽毛球的接触仅仅来自家中的一张照片：憨态可掬的我一手拿着一个羽毛球，一手拿着一个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羽毛球拍，懵懵懂懂地笑着。长大后，我无数次对着这张照片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问及爸妈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时，他们却都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拍照的地点是在长沙老城墙旁边的天心阁公园。
宋教练走后的几天，经过再三商量，父母决定：“就让这孩子去试试吧，打什么球不是打。”就这样，我鬼使神差般地开始了我的羽毛球生涯。
那一年，我八岁。3 我的铁杆球迷是我的父亲
似乎在中国的大多数传统家庭里，都会有一张红脸、一张黑脸，我的家里也一样。不过跟别的家庭有所不同，在我家里红脸属于父亲，黑脸的则是母亲。
现在想起来，基本上我的童年是这么度过的：先是我在外面调皮捣蛋犯了错，接着是我妈一通怒斥或者气急了开始找家伙动手，再接着便是我爸慌忙地伸出双手拦下我妈，说一些基本不起多大作用的劝阻的话，顺便悄悄地给我使个眼色，最后是我趁乱跑出家门一路狂奔到外婆家避“风头”。
我爸四十五岁那年才有了我，按咱们中国的说法，叫作“老来得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可这个最小的儿子，他是最宠爱的。在我看来，我爸在他们那个年代多少有些“异类”。我爸崇尚自由，在遇到我妈之前，他曾经因为各种原因东奔西走，足迹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那个年代，爸爸虽然学历不高，但很喜欢看书。他喜欢读书写字，还会弹琴作诗，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爸也算得上是一个文艺青年了。由于爸妈性格的原因，从小我便是敬畏我妈而亲近我爸的。这个亲近不只是因为我爸对我有更多的袒护，还因为我始终觉得我爸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柔软细腻的气质。大概我个性里的一些因素也多是受我爸的影响。
关于我爸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热爱运动。他非常喜欢打篮球，乒乓球水准在他们那个几千号人的厂子里也是名声在外的。我的运动细胞应该绝大多数遗传自我爸。
小时候，我爸在长沙衡器厂工作。在那座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有一个露天篮球场，那里常常上演着各个车间之间的对抗赛。我爸司职中锋，印象中，每每他一拿球，就会被两三个人围在中间。场上纠缠得难解难分，四周的水泥看台上也是人声鼎沸。刚刚下班的工友们几乎都是站着看，他们将白毛巾搭在脖子上大声助威，或是干脆用毛巾当作拉拉棒挥舞得上下翻飞。此时，小小的我就夹杂在大人们中间，看着我爸处于舞台的中央一次次传球得分，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长大一点后，我爸也会带着我到那个球场打篮球。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乒乓球。为此，我爸常常把饭桌当成球台，手把手地教我。父亲很有耐心，不管我打成什么样，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当大人们都上班了，宿舍大院中间的洗衣台上摆上一排砖，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竞技场。室外球台的干扰很多，刮风、落叶，球蹦跳后或掉进水沟里，或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那时这些干扰反倒成了我们打球的乐趣所在。我继承了我爸的运动天分，又得到我爸的真传，所以成了常胜将军。记得那时候就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我走路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孩子的心理很简单，希望同龄人能够崇拜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当宋教练选拔我去练羽毛球时，我的心里满是对乒乓球的依依不舍。
父亲沉稳细腻，温柔宽厚，印象中似乎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很少。但这样一个一直很安静的父亲，却又同时具备动如脱兔，甚至瞬间移动的能力。那时我实在想不通，他是如何做到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仿佛我的一举一动，都尽在父亲的掌握之中。
刚开始练羽毛球那会儿，正是电子游戏厅犹如一夜春风吹遍长沙大街小巷的时候，对这种新鲜玩意儿，我这种好动分子自然是毫无抵抗力的。于是，每次出门前，我都会软磨硬泡地跟父亲讲条件，希望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按照那时候家里的“规定”，我每天的零花钱是两毛，我就找训练后要吃冰棍或者肚子饿等借口，争取再多要两毛。对于我这样的小算盘，父亲当然是心知肚明。但他一开始不会拆穿我，而是期待我自己醒悟浪子回头。父亲的期待终于落空，只好当我正在游戏厅激战正酣的时候出现，也不打我，而是耐心地跟我讲道理，我羞愧得面红耳赤。在羞愧中抬头，我看到的是父亲于心不忍的眼神。
关于父亲神奇的无所不知和无处不在，我还有一次难忘的记忆。那时虽然是业余体校，但也时不时会去外地打一些比赛。这对于从小家教甚严的我来说，吸引力可想而知。摆脱家长的看管，自由自在地打桌球、吃夜宵……似乎外面世界的空气都比家里更加新鲜和清爽。但让我不爽的是，父亲常常非要和我一起。别人的家长只是偶尔跟着一两次体验一下，而我爸却几乎每次都坚持随队出征。有一次在外地打完比赛，我为了摆脱父亲故意没有回宾馆吃饭，而是跟小伙伴们一起跑去大排档犒劳自己。正当我大快朵颐之时，满头大汗的父亲忽然出现在我跟前。原来他已经心急火燎地在街头找了我一个多小时。坐在杯盘狼藉的桌边，我低着头不敢看父亲。父亲依旧没有指责我什么，最后默默地走向柜台，为我们埋单结账。
随着我的羽毛球越打越好，父亲便把他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全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成了我的铁杆球迷。从媒体第一次报道我开始，父亲就开始收集关于我的报纸杂志消息，用来做剪报，至今已经贴满了四五本大书。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是我的比赛，父亲都会提前去了解分组和对手情况，然后打电话过来帮我分析，给我鼓励，为我减压。
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台录像机，他把好多羽坛赛事甚至与羽坛有关的新闻都录了下来，一方面，他能及时全面地了解羽坛动态，以便跟我沟通；另一方面，他可以通过反复看录像了解我和其他球手的优缺点，给我提供一些参考。这个录像的习惯父亲保持了有七八年，一直到电脑普及好久之后，父亲才开始学会从网上下载。现在那些录像带还放在家里的柜子里，录满了回忆。因为几乎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羽毛球上，所以有时父亲竟然比我更了解世界上一些高手的打法和状况。每每有了一些心得体会，父亲总会找我聊一聊。起初，我挺不屑的，我打了这么多年，你还和我聊这个，不是初级指导大师级吗？因此我和父亲经常为打羽毛球的战术争得面红耳赤，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败下阵来，最后选择了沉默。我那时为逞一时之快，急于确立自己比父亲更懂羽毛球的地位，所以赢了争论时都会欣欣然高兴。然而有些时候，当我在训练或比赛中实际遭遇我跟父亲争论的问题时才发现他是对的。不过碍于男人的尊严，我自是不会去承认自己错了，只是在心里对父亲的敬佩又多了几分。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的状态持续低迷，陷入逢林丹和李宗伟必败的怪圈，戴稳了“千年老二”的帽子，那段时间也是父亲最难熬的时期。每次回家我都会假装乐呵呵地说没事没事，父亲为了照顾我的情绪，也不多问，只是耐心地告诉我说只要把自己的潜力展示出来就好，结果并不重要。而那也正是我心底一直在回响的声音。我诧异地发现，原来父亲是如此了解我。4 我有一个严厉又可爱的母亲
老天总是合理地均衡每个家庭的配置：正因为我有了一个这样宽厚慈爱的父亲，所以我也才有了一个严厉苛刻的母亲。
或许是当过老师的缘故，母亲一贯对我奉行的培养原则便是“严师出高徒”。正是在母亲这样的要求下，我从小对她就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无论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只要我做了错事，惹母亲生气了，她的一个表情，便足以让我吓得不敢出声。小的时候我最想不通母亲何以对我如此严厉，受到母亲苛责时还会心生怨念。然而随着一天天长大，我才在母亲一点一滴的行动中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在我成名之后，媒体记者们没有费太多力气就挖出了小时候母亲接送我训练的故事。“因为孩子小，程润延（母亲的名字）不放心鲍春来从业余体校下课后自己回家，于是每天中午不休息，加班将下午的一些工作做好，然后在下午4点骑自行车将儿子从学校接到体校，之后再赶回单位上班，快7点时，她再赶到体校去接儿子回家……”
关于母亲骑车接送我这件事，曾有一个场景让我永生难忘。那是一个周末，下着很大的雨，本来我以为终于可以睡个懒觉在家休息，但是妈妈却要求我必须去训练。妈妈穿着雨衣，让我坐在车子前面的横梁上，缩在雨衣里。去体校的路是起伏不平的，总会路过很多坡。平日里遇上大的坡，我都会从后座上跳下来在后面推车，待车子上了坡我再跳上后座。但是那天我缩在前面的车梁上没法下来，母亲竟然就那样一路推上好多坡，把我送到学校。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略显单薄的身体中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我想，那大概就是母爱的力量吧。我站在训练馆门口看着母亲转身离去时，才发现因为把大部分的雨衣让给了我，母亲的后背已经全都湿透了。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母亲当时那样的接送是不领情的，觉得她就像个监工，完全剥夺了我训练后的自由时光，我还曾为此跟母亲闹了很多别扭。也是长大后从媒体上读到出自我自己口中的这些文字后，我才意识到那些无缝衔接的时间点背后隐藏了母亲多少的艰辛。那个时候，很多像我一样练球的孩子因为家里不支持早早退出了体校，还有的因为父母的疏于管教而成了混社会的小混混。我则在父母的悉心照顾和按时接送下把基本功练得更加扎实，进步自然就比其他队员更快。
有了全家的支持，我在业余体校的训练渐渐走上正轨，我对羽毛球的兴趣和打球的技艺也是逐日见长。现在想来，小时候为了练好球我也是蛮拼的。那时从体校回家后我还会自己加练。没有队友做伴，我就在房檐下用绳子吊一个球，一个人练习挥拍。我这样练习时附近路过的邻居就停下来看，我觉得不好意思，便转身背对他们，继续练。在家里，父母有时间时也会帮助我练习。有一次，为了让我做网前的技术性训练，他们专门给我买了一张网，在本就不大的家里吊起来，他们扔球陪我练。
然而就在此时，母亲的工作却出现了大的变故。她之前供职的大立旅社效益不佳，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发现路上来来往往的中巴车生意很好，就开始一起跑车。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母亲其实是会晕车的，但没办法，为了生计她还是硬着头皮逼自己克服了晕车。有时周末我也会陪着母亲一起去跑车，在车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破旧的中巴车上那个混合着汽油味、汗臭味和烟味的奇特味道我现在想起来都受不了。再后来，跑车生意不行了，母亲又换了很多工作，她卖过保险，同时做好几份兼职会计……总之，母亲用她坚韧的意志，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
然而想来可笑的是，这样一个雷厉风行又满是韧性的母亲，却因为受不了情绪的起落而从来不敢看我的比赛。母亲不但从没到现场看过我的比赛，就连电视直播，也都是尽量“回避”着。听父亲讲，每次一到我的比赛，特别是世界大赛，母亲都会吓得远远地离开电视，躲到别的房间去看书。然而母亲表面是在看书，心里却是放心不下，于是只好隔一会儿就跟电视机前的父亲隔空喊话：“老鲍，咋样了？儿子赢了没？”看到我打出了好球，父亲总是抑制不住兴奋喊母亲来看，母亲便放下书跑出来看一眼回放，看完了又赶紧跑回房间拿起书。没过一会儿，父亲便又听到母亲的喊话：“老鲍，咋样了？儿子赢了没？”真是固执又可爱的母亲！
那时候家里除了要供养我的哥哥和姐姐正常上学读书以外，还要支付我的训练费用，而打羽毛球又是比较费钱的。因为大运动量的训练，球拍和球鞋耗费得很快，在饮食上又要比平常的孩子好。家里赚钱不容易，但只要是为了训练需要的装备，或者是听说什么营养品对运动员身体好，不管多贵，爸妈都会出手买下，看上去像是小事一桩。其实，私底下，他们俩都非常节省。
不知道是否是小时候穷苦留下的习惯，直到现在爸妈都还是简朴成性，他们穿了十几年的衣服到今天都舍不得扔，我逢年过节给他们买好的鞋子也几乎不穿，非要等着上一双鞋彻底穿坏了才舍得换。小时候家里吃一顿鸡鸭鱼肉不容易，爸妈便从来不吃鸡腿，吃鱼也从不吃好肉，都留给我吃。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爸妈却还是保留着这些吃饭的习惯。我知道是他们出于对子女的爱而养成的这些生活习惯已经深深地烙进了骨子里。
小时候的慈父严母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都变成了和蔼的老人。长大后，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越来越渴望和父母待在一起。于是我就把他们从长沙接到了北京来住。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家吃饭，陪父母聊天。一方面，我想让他们了解我的状况以免太过担心；另一方面，也想听听父亲给我提一些打球的意见。那时我突然发现，父亲对于整个世界羽坛现状、发展趋势的见解真是有独到之处。
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开始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想留在北京，好离儿子近一点，也方便见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安土重迁想念家乡，实在在北京待不下去。最后我还是决定把父母送回去，并向他们保证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直到现在退役了，每晚11点前我爸或者我妈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有时就两三句话，知道我一切都好，他们才睡得着觉。
关于在业余体校那段时间，还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如昨。那时为了保证我下午训练时有充足的体力，从第一天送我学球开始，母亲都会在单位附近的一个食品店买一个炸鸡腿，再装上已经洗干净的苹果和新鲜的牛奶，在我走出校门时递到我手中。于是，从学校到体校那段40分钟车程的道路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妇女奋力地蹬着车子，后座上的儿子在奋力地啃着鸡腿。
这个画面，一直持续到我进入湖南省队才结束。5 “快乐教练”玩闹中培养兴趣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宋庚保教练跨进了长沙市业余体校的大门。但是很快，不安的情绪便一扫而空。因为我发现原来打羽毛球也很好玩啊！跟乒乓球相比，羽毛球的场地又大又漂亮，满足了我能跑能跳的欲望。最重要的是，周围还有那么多小朋友一起。羽毛球之于我，竟然像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业余体校的羽毛球队里共有十几个人，却只有两把铁拍子，剩下的都是木拍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训练都是在呼啦啦哄抢那两把铁拍子中开始的。抢到铁拍子的人扬扬得意，无奈只能用木拍子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印象中，我时常是扬扬得意的那一个。现在我们打球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拍子，然而我却时常怀念那时抢到死沉的铁拍子时的感觉。
随着成为职业球员，走上要用比赛成绩说话的职业化道路，我对于羽毛球的热爱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赢球自然欣喜若狂，输球也难免失落悲伤，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和刺激性所在。然而在那个资源相当匮乏的年代，我对于羽毛球的喜爱是建立在单纯的乐趣之上的，它无关输赢。
我在业余体校期间之所以对羽毛球产生极大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宋教练。你想啊，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自然是快乐！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宋教练带我的那几天的感受的话，那便是“快乐”。也许在旁观者看来，宋教练手底下的队员似乎每天都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总是在玩，但只有他知道，对于这些刚刚起步的孩子来说，这玩闹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是多么的重要。我到现在都庆幸那时的我碰上的是这样一位奉行“快乐羽毛球”的“快乐教练”，换作其他人，或许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别看对于学生的嬉笑打闹总是包容，宋教练本人却是一个对于羽毛球运动无比认真和专注的人。作为羽毛球运动员，宋教练没有获得过很高的荣誉，但他却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对羽毛球发自内心喜爱的人。用专业的话来讲，他属于那种真正钻进去的人。比如讲解一个简单的击球动作，有的教练简单示范一下就行了，宋教练则会把每一个步骤做详细拆解，直到学生真正领会。在教学上，宋教练是一个坚持“鼓励式”教学的人。我当时的身体条件本来就较其他学生更好，加上我认真踏实的性格，自然就成了宋教练嘴里激励别人的楷模。“你看鲍春来，步伐走得多好，动作做得多标准。”这是在训练中宋教练最常说的话。我本就是一副“吃顺不吃逆”的性格，这么一来二去，受到的表扬多了，我对羽毛球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厚。在训练中获得教练的褒奖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孩子的成就感。所以，那时的我一站在场地上挥舞着球拍就感到特别的兴奋。
一直到现在，我都跟宋教练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只要我有机会回湖南老家，一定会去看望他。他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年纪，还在坚持带学生。对于宋教练而言，我自然是他所带学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他的球馆里一直挂着我跟他的合影，我们俩走在路上，他逢人就介绍，说这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是世界冠军，每次都会搞得我不好意思。
在长沙业余体校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虽然跟宋教练无关，但不妨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是我十岁时，大概练习羽毛球三年了，那时我们一个个自觉已经是球技高超的专业选手，天天等着湖南省队来把我们招走。那一年有些奇怪，我们没有等来湖南省队，却等到了广州体校来选拔的人。因为我是当时我们学校那一年龄段里最好的一个，所以一下子就被他们看中。不过对于要不要去广州试训，我们全家却陷入了犹豫。广州，一个在我听来几乎远在天边的城市。最后，爸妈一来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二来也想锻炼一下我的自理能力，毅然狠心地把我送去了广州。
我记得是母亲陪我去的。她把我安顿好，当天就得赶回长沙工作。我在宿舍楼的阳台上哭着跟母亲挥手告别，母亲站在楼下同样泪流满面。两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概母亲意识到这样哭下去会没完没了，决然地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我这个从没有一个人离开长沙来到外地的孩子，独自应对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
在家时，因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所以我们打打闹闹，我可以做“孩子王”，但是面对广州陌生的环境和周围一群大讲粤语的陌生人，我一下子陷入了无助和孤独。加之他们当地孩子本身对外来户的排斥，更让我变得孤立无援。再加上来广州本就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所以我这个温室里的花朵骤然被风吹日晒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都搞不定，我不会洗衣服，不会洗餐盒，不怕大家笑话，我那时甚至还会尿床，十岁了睡觉还“画地图”，自然成为队友们的笑柄。
生活上的困难还可以草草对付，学习上的问题却让我无能为力。因为体校里基本都是广东人，所以老师讲课全用粤语，我自然一句也听不懂。为此，体校的教练专门把我安排到外面一所讲普通话的学校上课，我还记得那是广州当地很好的一所学校，名叫先烈东小学。于是，每天早上7点，一个体育老师都会在体校门口等我，骑车载我去先烈东小学上课。那时先烈东小学旁边有一个卖肠粉的摊位，就是一辆三轮车拉着好多层蒸笼那种，我跟体育老师都会吃一碗肠粉做早餐。肠粉两块钱一份，用刀切好，放酱油和辣椒，特别好吃。后来长大后每次去广州比赛我都会满大街找肠粉店，却再也吃不到那时的那个味道。每天早上美味的肠粉，算是那段不算美好的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了。
总之，陌生的环境和差劲的自理能力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试训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不过现在想来，我却是从那时起便与广州结缘，几年后又一次造访广州，待了近一年之久，那是后话，后面会提。曾经试训的体校如今早已被拆除，变成了天河火车站，距离我后来一次次征战的天河体育馆咫尺之遥。所以每次去到广州，我都会觉得莫名地熟悉，大概这也是广州成为我“福地”的原因所在吧。6 是“魔鬼教头”，也是铁血柔情的恩师
在广州经历了两个月艰难的试训后，湖南省队来我们学校招人，我也如蒙大赦般回到长沙。因为我不俗的成绩和宋教练的极力推荐，我顺利地从业余体校被选拔到湖南省体工队。
那年是1995年，我十二岁。“省队”两个字，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比市业余体校更高大上的单位，至于更深的含义却似懂非懂。从大人们的描述中我知道，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去到省队时，因为离家较远，我开始了寄宿生活。经过了广州两个月的挫折和磨炼，我的独立能力提高了许多。因为是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朋友，我对未来的生活又充满了好奇，也满怀期待。但没想到，进入省队首先收获的并非梦想成真的喜悦，而是意料之外的当头棒喝。
省队的教练们，不像宋教练一样，对我抱着欣赏和称赞的态度。和业余体校相比，省队里云集了当时从全省各地选拔来的精英。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大一些的队员加起来一共有二三十个，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高手云集。曾经在业余体校一直很出色的我，放在省队里就不那么显眼了。省队的教练非常严格，只要训练对抗中出现一点问题，教练都会很严厉地批评并指出问题所在。这对于从小在表扬声中长大的我来讲绝对是一种打击。
几次三番这样下来，只要看到教练脸色一变，我的心情就格外紧张，生怕做错了什么又遭数落。在那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下，原本可以做好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的心态开始烦躁起来，甚至难以承受——自己以前打球任何方面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哪里都不对？慢慢地，我产生了逃避心理。此时，散布于训练基地四周的电子游戏厅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最好的慰藉。在那里，沉浸在三国英雄们的快意恩仇、街头霸王的炫技比拼里，训练场上的不安与不快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二位恩师张绍臣终于出现了。张教练是湖南省羽毛球男队的主教练，他在训练基地一向以严苛闻名。虽然如今我称他为“恩师”，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默念的却是“魔鬼教头”。
关于“魔鬼教头”的魔鬼训练，有些事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是练习多球，就是有成百上千个球，你要一个一个地练习击球，重复一个动作。练着练着我脚上的老茧裂开了，钻心地疼，脚下没法移动，我就趴在地上不动了，跟张教练求饶。可是他摆出一张完全没有人情味儿的脸，说：“没关系，接着打，我陪着你练。”我只好强忍着脚痛咬牙再打。那天打完，我哆哆嗦嗦地走回宿舍，甚至都出现了尿血。
在生活上，“魔鬼教头”也是个不近人情的管家，有着铁打不动的生活作息规律。每天5：50准时出现在我们宿舍楼下，冬天披星戴月，夏天风雨无阻。为此，我们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叫苦不迭，能够多睡哪怕十分钟的懒觉都成了奢望。记得有一年苏迪曼杯，张教练被请去做解说嘉宾。那天的比赛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结束，知道这些的我们简直欢欣鼓舞，心想终于可以破天荒地睡一次懒觉了。可是谁知道早晨5：50张教练的身影在楼下准时出现，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这点小侥幸的心思实在是too young，too naive。
晚上，张教练要求我们必须9点半上床，10点钟关灯睡觉。为了配合晚上熄灯后对我们的突击检查，“魔鬼教头”还练就了“魔鬼的步伐”，真正是神出鬼没，神不知鬼不觉。开始时有的队友还曾想尽办法试图挑战张教练的管教，结果不得不服，再顽劣的人在他面前都变得乖乖巧巧。在训练基地的院墙边有一条路，那是张教练从家走到基地的必经之路。张教练魔鬼一样的身影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近的画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那个十多岁的我感到心惊肉跳。
张教练接手之后，对我们最大的“伤害”便是想出去玩简直是不可能。就算好不容易出去了，要不了多久也会被他逮回来，根本就休想逃过他的火眼金睛。我们千辛万苦翻过围墙来到了游戏厅，买了硬币到机子面前坐下，刚开始有些状态，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你的后面，阴沉地问一声：“你在干吗？”一句话吓得我们屁滚尿流。有时我不太确定，也祈求后面站着的不是他，带着这种绝望的侥幸缓慢回过头，没有奇迹，每次都是张教练站在那儿。每次这个时候张教练都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但这种沉默的威严才最让人害怕。他挨个看了我们一会儿，转身就走。当然我们也是知趣地马上紧跟其后，哪怕再恋恋不舍，哪怕是游戏进程正好在关键时候，都得乖乖回去。至于之后的遭遇，不提也罢……
回忆，真的是一件魅力十足的事情，敲下上面的文字时，好几次我都禁不住哑然失笑。不管当时的情景如何惨痛、悲凉，但时过境迁，若干年之后回想起来，总是会多多少少地涂上一丝暖色。如果你以为张教练只是这样一个冷血的魔鬼，那就错了。其实再回忆起那些往事，我忽然觉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张教练似乎更合适，便是“铁汉柔情”。是的，张教练的魔鬼特质只是体现在训练和管理上，而除此之外的私下时间里，这个不苟言笑、不近人情的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平时张教练会跟我们这些脱离了父母管教的孩子讲好多做人的道理，比如关于孝顺，关于诚信，关于简朴。他其实心思细腻，会关注到我们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他时常教导我们食堂里的饭菜要吃干净，时刻当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那时我们过完周末之后，有的队员会由家长在周日晚上之前送回队里。张教练每每都会利用这段时间跟队员、家长搞个“三方会谈”，跟父母通报队员在队里的进步，希望父母一定要继续支持；跟队员讲述父母的不易，叮嘱队员千万要珍惜，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日后用以指导我人生的好多朴素但正确的道理想来都是从那时起受张教练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进了省队之后，有的队员离家比较远，有时连过年过节都不能回家。每当这时候，张教练都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这铁汉到柔情的转变还搞得好多队友一下子不适应。所以，表面上张教练呈现的是恨铁不成钢的严苛管教，心底里流淌的却是父母对儿女一般深沉的爱。
我本质上属于比较乖的孩子，所以在张教练的管理下一门心思投入训练上，不管是多么魔鬼的训练安排，我都会保质保量地完成。我的态度很受张教练的喜欢，我的努力也被他看在眼里。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自己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骄傲的——我从小到大都非常有耐性。就像我们湖南人经常说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正是因为有这种耐性，当好多队友因为管理太严受不了约束，或是觉得训练太苦太枯燥而纷纷选择离开时，我坚持一路走下去。说起耐力，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另外一项爱好对提高耐力也有助益。
上学之前，我曾上过几节书法课，刚学会“一”“二”“千”“水”这几个字怎么写，就被挑到了业余体校，使得刚刚起步的书法学习暂告中断。进入省体工队不久，妈妈得知她同学的女婿是书法老师，便又重提书法这回事。她对我说：“艺多不压身，我觉得毛笔字这个特长不能丢，你还是接着学吧。”尽管百般不愿意，可我还是被我妈带到了大小李老师那。于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周一到周六动如脱兔地打球，周日静若处子练字的日子。
现在细想起来，我并不讨厌练字。我学习书法的过程跟当时学羽毛球是一样的，都是从最开始的不愿意到慢慢习惯，再到真心喜欢。随着慢慢练习，我的隶书、行书、草书都有所长进，还有几幅作品拿到日本和新加坡参加比赛且都得了金奖，奖状至今还放在家里的橱柜里。这些小小的成绩又进一步激励我坚持练习。大概在十几岁的某一次练习中，我隐约感受到了心如止水的心境。那种感觉像是高僧得道时的顿悟一般。我清晰地记得就在那次书法课后我跟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心里好踏实。”从此，即使不是为了参加比赛，这个练字的习惯我也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每在训练或者比赛后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写一些字，慢慢地，心绪变得平和，这也成了我减压的一种方式。
渐渐地，因为我较好的表现，张教练无论在生活还是训练上，似乎对我都多了一份特别的照顾。为了提高技战术水平，张教练还会从各个方面对我展开针对性训练。十几岁时的我，性格特别腼腆。如此性格在比赛中的体现便是有时虽然技术上不输人，却因为在气势上不够斗狠而让对手占了上风。也因为内向的性格，我经常在一些集体活动中缩在角落里，以避免成为当众讲话或者表演的那一个。然而为了锻炼我的勇气，有一次在队内的联欢会上，张教练非要逼我上台唱歌，唱那时正在流行的《心太软》。我紧张至极，打死不唱。张教练的倔劲儿也上来了，喊停现场一切活动，让所有人陪着一起等。最后没办法，我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唱了歌，现在想来真是羞愧难当。再比如当众大吼，也是张教练为了改变我的个性而对我制定的专门训练。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性格慢慢外向开朗许多，这都要感谢张教练的魔鬼训练。
其实还有一段心酸的往事。我刚进省队没多久，因为湖南省羽毛球男队一直在国内各项比赛中拿不到成绩，一度传闻我们刚选上来的这一批队员要被解散。越没有成绩，队员们也越没有信心，陆续地，我们那一批八个人走掉了七个，最后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张教练的管带下训练。一段时间之后，父母考虑到我未来的发展，便跟张教练商量送我去广东。张教练虽不想让我走，却实在无力挽留。于是，几年之后我再一次南下广东，只不过这次去的城市是深圳。
在深圳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又随着广东省队的选拔再次去了广州的广东省体校。那次在广州，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台风，听着台风来时屋外的厉声呼啸，看到台风过后倒下的电线杆子和满街凌乱的树枝和叶子，我被吓得不行。广东省体校的训练条件有限，甚至还不如湖南队，场地都是水泥的。我们十个人住在同一间宿舍，当时我的舍友中就有后来成为国家队队友、“风云组合”的傅海峰。经过大半年的训练，我凭借良好的表现进入广东集训队，准备要往广东省队输送。这时候，湖南省的男队也在国内比赛中打出了好的成绩，张教练又开始重组我们那一批人马。张教练惜才，苦口婆心劝了我母亲好久，终于把我接回来。不止劝回了我，张教练还一个又一个地劝回了其他走掉的七人。在这件事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教练，便没有我们那一支湖南省羽毛球男队。
人员重新聚合，训练照常恢复。在张教练的督促训练下，我的水平提高得很快。1995年湖南省第八届运动会上，我代表长沙市队夺得男单冠军、团体冠军和男双亚军的优异成绩，并以此得到了人生第一笔巨额奖金800元。那年年底，罗毅刚、龚睿那些师哥师姐进入国家队，临走时，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件国家队的训练服。那件衣服我时常拿在手上看，却一直没有穿。那时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声音：“打进国家队，成为国家队队员，亲手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字号’衣服。”7 树木岭上的快乐时光
我们当时在省队训练的地方叫湖南省长沙市树木岭体院。那里是一个综合的训练基地，除了我们羽毛球队，还有柔道队、拳击队、体操队等好多队伍。一听“树木岭”这个名字，想必你也能猜到几分。没错，我们的训练基地就是建在一座山上，还是一座市郊偏僻荒凉的山上。进出体院的交通很不方便，上山下山都要徒步跋涉很长的山路。当然，因为是座山，也就有山的乐趣。树木岭就像一个开放式的生态园，特别是到了夏天，那可真是热闹非凡。每当夜幕降临，蛇、鼠、蜈蚣及各类昆虫就会出来聚会，凡是有植物的地方，各类声音就会响成一片。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蛇就是在树木岭上。那是进体院不久，老听人说山上有蛇，走路要小心，我却一直都没见过。有次，听到有人抓了一条蛇，我就赶紧跑去凑热闹，挤进去一看，一个男队员正用根竹竿顶住一条蛇的头，蛇的身子在挣扎扭曲着。那是一条黑色的大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接下来要怎么办。后来僵持了好久，我因为还要训练便走开了。听说那条蛇最后竟然突破了众人的围追堵截，逃出生天。自那以后，我在树木岭上走路时便都格外小心起来。
树木岭上的老鼠也相当多，多到有的鼠小弟干脆举家搬进了宿舍与我们同住。到了晚上，鼠小弟一家就会出来伸伸懒腰，吃吃小食，咯吱咯吱聊聊天。我经常能在昏睡中听到它们的啃食声，有时还害怕自己搞出动静坏了它们的雅兴。印象中，鼠小弟们似乎不曾咬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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