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厉以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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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试读：
前言
寻找红利的“新源泉”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现在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关于改革，我过去发表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讲，也出过一些书。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没有终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
在这本书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我们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的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前后多次写到它们的重要性。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这是对的。
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时，国内不少人担心旧红利会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时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第一章改革走过的路[1]60年回顾和当前的改革中国的三次突破
第一次突破是1949年的制度更替。1949年以前中国长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最后建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替代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
第二次突破是1979年开始的体制转换。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体制上开始转换，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30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改革尚未完成，今后还要继续在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努力。
第三次突破是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在此以前，我国的制度和体制已经确定。2003年我们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前的增长模式是速度型的而不是效益型的，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传统的发展观支持和支撑了以往的经济增长。2003年以后我们逐步做到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区别：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重物质生产，而对人并不是特别重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原则和指导思想。
第二个区别：传统发展观重生产轻生活；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个区别：传统发展观把GDP（国内生产总值）看成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不管是粗放型还是速度型，目的只是提高GDP；科学发展观认为GDP是重要的，但是绝不是唯一的，因为经济增长是基础，必须要发展，但是不能只以GDP为主，而应该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四个区别：传统发展观不重视可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速度型的发展就是掠夺型的发展，就是竭尽能源换取发展；科学发展重视的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节能减排、保护生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强调这样才能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要树立这样的信念——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有的，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所共有的；资源也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享的，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共享的。我们必须走循环经济的道路。
循环经济至少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要充分利用资源，不能浪费资源。比如一个铜矿，里面可能有各种伴生的矿，不能只开采铜而其他都不要，必须要综合利用和充分利用资源。
第二个特征：尽量减少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
第三个特征：要从已经排放的这些废水、废气、废渣中回收可以利用的物质。比如废水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炼，废气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回收，废渣也不完全是废物，比如煤矸石就可以用作建筑材料或者燃料。
第四个特征：实在无法利用的就应当做无害化处理，不能乱丢，比如深埋等。我们要保护生态，保护子孙后代的健康。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挑战，即环保的概念有所延伸和发展。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要注意的问题。以往我们的环保着重的是有没有毒，比如产品中是不是含有农药，产品是否安全、可靠，或者废水排出去以后是不是有危害人的健康的东西，环境是否清洁、安全。近年来环保标准已经改变，即使没有毒的东西也不能胡乱排放。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跟气候变暖有关系，如果大量排放就可能最终导致气候变暖，这对全人类都是灾难。
现在已经不再是有没有毒的问题。二氧化碳没有毒，但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实行低碳经济，碳排放分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我们工业化起步比较晚，历年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加起来不多，可是我们的增量很大。这是国际谈判的重要指标。国际上认为我国现在排放得多，可是我们过去排得少，存量少。但是如果不注意，增量就会慢慢地变成存量，也许将来某一天世界其他国家就会抵制中国产品的出口，他们会说我们的产品不符合低碳经济的标准。所以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转换。现在还没有大突破，但是方向已经定了，我们正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这就是我对60年的简单总结。一分为二地看计划经济
1949年我们开始循序渐进推行计划经济，到1979年体制转轨刚好是30年。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实行了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呢？
首先，得承认这是历史环境造成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发达国家对新中国是抵制的，不跟我们来往，所以我们主要跟苏联阵营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往。我们当时可以学习的，并且跟中国能够联系上的、对中国有帮助的，就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受到封锁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很自然地向苏联学习。
此外，我们从国民党那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党时期私营经济不发达，主要的大矿山、钢铁公司、铁路都是官僚资本的，也就是国营的。大矿山和大钢铁企业都归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管。我们把这个摊子接过来，当时不能设想卖掉这些国有企业，因为外国人不会来投资，中国的私营企业又都很弱，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学苏联搞国有化。
对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在当时这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只有走这条路。苏联援助的150多个项目都是国有企业，这为我们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问题，主要是效率比较低，也没有真正解决公平问题。
在革命胜利以前，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都在宣传资本主义有各种毛病，都认为计划经济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两大问题，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实行计划经济。
一是短缺问题。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并不是如马克思当年所讲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比如十月革命的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就不用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组织全国的生产，安排各种原材料的分配，在短期内使经济上去，解决短缺问题。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通过计划经济能够把重要的生产资料都组织起来，原材料经过配置，最后产品也得到公正分配，贫富差别就可以缩小，于是公平问题就能够解决。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为什么？
首先，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短缺问题。
第一，要解决短缺问题，就必须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积极性。因为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过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个人在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下也没有积极性。生产者没有积极性怎么能够使产量大幅度上升，解决短缺问题呢？
第二，增加供给，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满足市场需求。而计划体制是排斥市场的，完全是根据计划实行的，增加的供给中有一部分是无效供给，生产了就积压在仓库。无效供给不仅解决不了短缺问题，反而使短缺更加严重，因为资源被浪费了。
第三，增加供给，就必须增加投资。投资应该是有效投资，生产出来以后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然而计划体制下很多投资是无效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不承担风险，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所以很多投资迟迟不能形成生产力。这就浪费了资源，使资源短缺更严重。
第四，计划体制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在封闭体制之下不能实现资源的转换；而市场体制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可以实现资源转换。例如，瑞士是一个小国和山国，资源很贫乏，可是瑞士资源不短缺，因为它实现了资源的转换，利用很好的旅游资源换取外汇，购买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日本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要铁没有铁，要石油没有石油，煤也不多，可是日本资源不短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依靠自己的高科技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计划体制下的苏联尽管地大物博、资源很丰富，可是体制封闭，短缺很严重。
根据以上四点，当初设想计划体制能够解决短缺问题，不符合实际。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不短缺的。这就说明历史事实否定了计划经济能解决短缺问题。
其次，计划经济能解决公平问题，同样不符合实际，也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什么叫最大的公平？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计划体制下连短缺都不能解决，这怎么能达到共同富裕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很普遍，就不能够实现最大的公平。
第二，机会均等是公平。什么叫机会公平？运动场上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有多大本事就跑多快。也就是说出发点是相同的，差别是竞赛能力。而计划体制下不是这样，比如百米赛跑，有些企业和人在起跑线上，有些得到照顾在起跑线之前60米，有些受到排斥，在起跑线之后40米，还有些不让参加比赛，这公平吗？三四十年前的多数年轻人能够上大学吗？即使他成绩好，也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了机会，大家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977年以后恢复高考，让一切有资格来参加考试的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公平。
第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公平。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农民企业家，这些农民企业家从哪来的？过去怎么都默默无闻？过去不可能有成绩，因为生产要素不让流动，他被束缚在生产队里，不能自由流动，不能到城里来找工作，更谈不到自己创业。而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农民企业家有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了一定成就。生产要素不让流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计划体制下就是这样。
第四，计划体制下最大的权力是分配的权力，分配的权力就掌握在那些机构和负责人的手里。比如说当年到农村插队的有好几十个知青，上面来了10个招工指标，给谁不给谁完全由当地的领导说了算。送礼、走后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说分配权力的滥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
因此，苏联从成立到解体，计划经济实行70年，依然是一个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国家。
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承认当时的历史必然性，肯定它起过的作用，同时又必须认识到体制转换的必要性。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
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比如，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贵族世世代代是贵族，农奴世世代代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这个看起来好像挺硬的体制，实际上就跟一个铁锅一样，禁不起砸，一砸掉在地上就碎了。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每个庄园都能够自给自足吗？不能，因为很多东西它没有，庄园不一定能生产好的武器，不一定有好的马匹，不靠海边没有盐，必须到市场去购买，而且没有钱，因为你生产粮食别人也生产粮食，你生产葡萄酒别人也生产葡萄酒，你生产橄榄油别人也生产橄榄油，你有什么东西好卖？所以说没法捞钱。大农场主就想方设法捞钱去买东西。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些有手工技巧的农奴，别在田里干活，到外面去，会做鞋的做鞋，会织布的织布，赚了钱以后回来交租就行了。有一批农奴就离开了，聚集到集市上，形成了城市。最早的市民都是农奴。城市一旦建立就要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就要自治，于是逃亡农奴就往城市里跑，城市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这样，西欧封建社会就出现了城市这一新的力量，城市市民就是最早的市场经济主体。城市慢慢壮大起来，资本主义就代替了封建社会。
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是典型的刚性体制，上面是豪门望族，下面是一般老百姓，做官的都在上面。但是从隋朝以后就开始转变，比如科举制度，家里再穷，只要考取了科举就可以做官。而官员的儿子如果没能考取功名，即使家里有钱，但也不能做官。欧洲庄园是领土，领土不能分散，一分散势力就会变弱，就会被别的庄园吞并，因此欧洲的土地是一子继承制，或者大儿子，或者最小的儿子，很多国家是传给长子，但也有一些国家是传给幼子，因为幼子是最弱的，哥哥们到外边去闯吧。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分家制度，如果做官赚了3 000亩地，5个儿子一分，一人600亩，5个孙子又一分，一人120亩，再往下分，不断分就变得平衡，社会在不断流动。经过中晚唐五代二百年过渡，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从宋朝开始转变，已经变成一个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社会可以不断流动。接下来，从北宋10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延长了1 000年。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外来强大力量摧毁了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这表明，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城市，结果是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体制上改了，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就延续下来。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了。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资本主义就出来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最后变成了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制度还不变，但是延续下来了。
同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改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再继续保留下去，可能就会遭遇苏联那样的状况。中国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制度做了调整，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延续下去。经济改革的开头“三板斧”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计划体制很牢固，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的。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农村。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的，比如城里人只要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多元一个月工资就有了。生活上也是，再怎么物质短缺，有粮票、油票、鸡蛋票、肉票，一个月3两也好、5两也好，反正都有。但农村就不一样，农村生产是管制的，生活则不包，所以在农村，被逼得没办法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油灯下签了协议，搞承包，这就是后来的联产承包制度。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开始了。
农村改革开始，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什么东西都有了，农村的劳动力也富余出来。富余出来的劳动力想办法到城里找下脚料，靠村里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到上海大城市找退休工人来指导，乡镇企业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火车、长途汽车上到处都看得到推销员提着包，带着样品找地方推销，于是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接着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按市场规则运行，高楼一栋栋起来，短短几年内深圳全变样。在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经济一样可以高速度发展，内地的发展速度不低于香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三项重要改革。这好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三个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层层波浪，再也不可能回去了。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从1984年开始，农村改革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也建立了。这时人们盯着城市怎么改。
两种改革思路就开始出现。一派认为，要改价格。跟穿衣服一样，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下面的扣子全错了。第一个扣子在哪里？就是价格。因此放开价格就行了。当时国外专家以联邦德国为范例，也推崇这种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联邦德国经济很强，可是战后联邦德国被英、美、法占领，物价飞涨、物品短缺、匪盗猖獗、失业严重，怎么办？西德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行改革，把物价全部放开。果然西德经济就乱了，但是经过几年之后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复苏。外国专家就建议，西德能这么改，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改。
当时国务院准备采纳这个方案，各种方案都在酝酿怎么放开价格。在这个紧要关头，1986年4月底，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由我做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叫“改革的基本思路”，人山人海，我的座位后面全是人，窗子上都是人。我的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失败可能就是由于价格改革失败，中国经济改革想成功必须依靠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改所有制就是要改企业，从企业改起。那场报告反响热烈，国外报道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改革思路，就是改所有制。
那年夏天，我带几个学生到哈尔滨去讲学，讲完之后本来是黑龙江有一些招待活动。但是课刚讲完，大家就要准备第二天坐火车的行装，因为北京来电话催我连夜回北京，谈谈为什么不主张改价格。当时我的汇报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西德是个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把价格放开，企业就会自我调整，优胜劣汰，经过这关，西德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定价格要听上面的，如果亏损还是国家埋单。所以条件不一样。
第二条，西德是在美国援助下搞的改革。当时有马歇尔计划，物价上涨之后，通过进口面包、面粉、黄油、汽油，就可以稳定物价。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不可能大量地援助我们。我当时感觉这两个理由很充分了，但是似乎没有打动听我汇报的领导，于是就提出了第三条、第四条。
第三条，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放开价格是改善环境，改革的内因是企业改革；不改企业，价格怎么能起作用。
第四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中国的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而关键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不改企业，不改生产领域是不行的。
最终价格改革暂停，方向转到了企业改革，推行股份制。可是股份制的推行波折很多，有重重阻碍，几次受到批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市场西方国家有，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好将来再关嘛；股份制西方有，我们一样可以有嘛。于是开始做试验。到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因此，价格改革不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而是整个改革的最终成果，价格全部放开是改革的最终成果，到现在还要继续改，比如有些资源价格要放开。但是企业改革是关键，企业改革最重要，要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没有牢固，宏观经济政策最近也不必急于变动。
回升基础不牢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的经济回暖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带动的只是中间需求，并不是最终需求。投资所需求的是用来再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而最终需求是民间的消费。
二是投资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投资多了反而把民间投资向外挤了。应该是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不能挤它，而要带动它。
三是某些指标还不理想。其中有三个重要指标不理想。第一个指标，2009年后半年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虽然比年初要好，但没有恢复到过去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决定对外贸易，它受到欧美国家复苏缓慢的影响。第二个指标，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不如以前，这表明国内各省之间的运输没有恢复到以前水平。第三个指标，厂房的闲置率还比较高。这主要是我们在广东调查所得出的看法。过去港澳台的投资撤走了，厂房马上就被租用，因为新盖厂房慢，买现成厂房要快一些；但是现在不同，投资撤走了，厂房长期闲置在那。这就表明外资来投资的愿望不如以前，所以说基础是不牢固的。
但是目前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现在流动性偏大，不是量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要注意让信贷的量真正进到实体经济，而不能停留在虚拟经济当中。我们在外面调查遇到的情况是，很多大企业不想借钱，可是还要借给它，因为银行有任务。结果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楼市，还在虚拟经济中。
二是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中国中小企业范围太广，雇3 000人以下的都叫中小企业，雇10个人的也是中小企业，这么大一个范围，全国99%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很少。我们去调查，他们告诉我，中小企业贷款有的给了，给的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的、中等偏下的、小企业很难贷到款。我们在广东省跟那些企业家谈，平时流动资金还是需要的，小企业贷不到钱怎么办？因为我是教授，他们讲话比较随便，说你不知道，我们只能全借高利贷，高利贷利息很高，政府也不管。我们到工商局反映，工商局说这些借贷是双方自愿的，是签了协议的，我们不管。
这个方面需要改革。2009年全国政协会上有一个委员曾提出，要细分中小企业，中等就是中等，小就是小，不能混为一谈。小企业还要分出微型企业，就是雇10个人以下的或者自己单干的最小的企业。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指标细分。现在含混地讲中小企业，结果贷款的全是中等偏上企业。
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要不要变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变了，因为重点应该转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假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来了，就应趁早防着；现在货币政策再这样适度宽松是不行的，要开始调整。但另外一方意见认为，现在不宜变动，因为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迹象，消费品价格现在是平稳的，个别的生产资料价格有所上升。
考虑到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存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暂时还需要继续不变。但是这不等于不可以微调。可以进行微调，在某些方面适当地调。也不是说一直不变，而是要再观望一下。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一冷以后，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比如就业问题。中国经济跟一辆汽车一样，刹车容易，起步难，你让它刹车，一踩刹车马上就停了，但是启动很难，发动半天也发动不起来。
原因何在？刹车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货币阀门一关，马上就刹住了；但是经济的启动需要民间消费、民间投资的带动；民间不消费、不投资，只观望，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三年不买衣服、不换电器、不换家具，日子照样过。解决就业问题要靠民营企业
第二个问题，就业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经济学中有一条规律，叫作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对称性。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来的，称为“奥肯定律”。经济开始滑坡，就业并不会立刻滑坡，就业滑坡是滞后的。因为经济滑坡了企业不会裁员，要观望一段，现在把人都裁了，万一接到订单以后怎么办。如果过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订单，就业率就下来了。经济上涨，就业率也不会立刻上升。因为企业会先使用现有人力，发挥他们的潜力，不急于招人；等潜力发挥得差不多了再开始招人。所以经济增长周期和就业周期是不对称的。而且由于技术在进步，人均资本的装备率在提高，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比以前也更高，每一次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多。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规律。
我们还要懂得，中国就业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2008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我在西欧跟那边的经济学家开座谈会，西欧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一个问题：西欧国家年增长率保持在2%~3%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发生就业问题，因为退休的工人下去了，岗位空出来了，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工人就填补上去。西欧如果发生就业问题，那不是本国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北非来的移民的就业问题。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非要保持经济增长率8%。
我的回答是，你们的工业化已经有200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农业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有家庭农场和住房的农民，生活过得还可以。另外，城乡社会福利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里一样，他们没必要进城。
中国不一样，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5%，农村人口55%，农村户口的人数比例比这还要高，因为农民工进城以后还是农村户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跟老的农民工不一样。80年代中期出来打工的一些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或者小学毕业，但是打工目标非常明确，在外面挣了钱回家盖房子、讨老婆，是要归根的。新一代农民工根本就不想回农村，他不是为了收入，主要是因为农村跟城市居民的待遇相差太大，他们要留在城里，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30年以后我们才达到75%。一个百分点意味着2 000万人要进城找工作，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吗？新生代的农民工要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孩子要在城里上学，住房、医疗、社会保障都跟城里人一样，所以就业压力很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国家投资修公路、修铁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可是不能解决现在的农民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沿海一带企业倒闭了，出口加工企业倒闭了，那些回乡农民去修公路吗？他在外头干了十来年，30岁到40岁，习惯了城市生活，在工厂里有了一定的技术，修公路他是不去的。修公路是另一批人，18岁到20岁的，男的。修公路又能增加几个人呢？办个大钢铁厂、办个大工厂能安置几个人就业？
现在如果放宽政策，让小企业、微型企业能够融到资，公平准入问题解决，将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全国的个体户上千万，日子好一点，每个个体户找一个亲戚来做帮手，每一个小企业增加几个学徒帮工，就可以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问题不是靠国家自己投资解决的，主要靠政策。把融资政策解决了，个体户税负减轻一点，正常情况下工作有保证，就业马上就会增加。
农民工回乡以后，如果田租出去了，租约没有到期不能把田收回，一般人也不愿意务农了，怎么办？创业吧。在县城住、在镇上住，自己出一点钱，有一点积蓄，亲戚朋友帮助一点，再给他一点小额贷款，几万块就够了，开个小店，办个小作坊，就可以维持下来。比如，在沿海服装厂工作过的，开个裁缝店没问题；在沿海鞋厂工作过的，开一个卖鞋、修鞋的小店也没问题。或者在村里办一个养鸡场、养猪场，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但也得有贷款。
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大事情，林权制度改革可以说相当于1979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农田承包了，山林没有动。当时刚改革开放，人们担心政策说变就变，今天赶快砍树，砍完以后再种；如果过几年再砍，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林权承包（包山到户）一直拖了好多年才开始试点，2008年中央才有政策规定。中国的耕地18亿亩，中国的集体山林25亿亩，一家可以包好几百亩。现在到福建、江西、湖南去看看，那里林权制度改革走在前面，情况都变了。因为林权承包讲的是70年不变，中央文件写着呢，所以现在大量地种树，爷爷种树让孙子辈砍。湖南种的是油茶树，果子可以炼油，茶油比橄榄油的营养价值还高。农民又增加收入，又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生态效益大。所以整个都变了，林下经济发展起来，养鸡、种蘑菇、种药材，有竹子的地方编织一些东西，热火朝天地搞。林区需要的劳动力很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大办法。所以福建、江西从沿海一带回来的农民很多都上山了。这种情况对中国就业是有好处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怎么解决，当然现在有各种办法。全国政协开会，有委员介绍服务业外包的经验，这是中国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地方。西安一个博士生毕业，专门替美国人的仓库值班。因为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仓库要有人看，在美国夜晚上班工资要高很多，成本太高，就找中国人看。中国人不用去美国，全部通过电脑网络，很多电视探头，上班就坐在电脑前面，如果有可疑的人出现，在第几个探头下照到了，哪里冒烟了、失火了，可以直接给当地警察局、消防队打电话，通知他们赶快来查。这个工作，大学毕业生一训练就行了。
重庆则有一家公司专门做网络诊所，给日本人看病。日本人相信中医中药，可是到中国来看一次病太贵，网上看病费用大大降低。那边透视、血液检查报告、CT、核磁共振图片出来了，在中国诊断，网上开药和邮购。服务业外包可以干的事情挺多，大学生不用怕没地方就业。中国人一般是勤奋、肯干，而且成本比外国低。
中国就业问题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现在全国新增劳动力的75%，是民营经济吸收的。解决就业问题最大的基础还在民营企业，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发展转型和自主创新
第三个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型，从速度型变成效益型。
现在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把经济转型放在重要地位。为了将来在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连美国都在积极转型，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经济转型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要投资。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们的经济最好是V字形的走向，滑下来就立刻上去。
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受到欧美国家市场复苏影响。它们复苏慢，我们哪能一下就上去呢？而且一下来就上去也没有什么好处；没完成转型，上去有什么好处？还是跟过去一样，将来旧病又会重犯。所以宁肯上去慢一点，变成U字形的，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再上去。这样可以在U字下面这个阶段进行经济转型。美国都正在转型，我们再不转型，在国际市场中能有多大竞争力呢？
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规划、指导、服务，这是政府的作用。
下一轮经济我们突破口在哪里？很多自然科学家、工程方面的专家、经济方面的专家在政协几次讨论，一般认为有四个突破口。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新能源。新能源会带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全部改造。他们设想小汽车用电池，太阳能电池、风电电池、锂电池、氢电池等，目的是要把汽油省下来，或者至少一半用汽油一半用电池。他们还设想，将来电瓶一定要减小体积，一下班或者一回家，汽车一停就可以回家充电，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开。
第二个，新材料。在新材料方面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突破，比如中国的建筑材料，形状可能全部都变了，有智能控制的新材料，冬天保暖、夏天凉快。还有装备制造业的新设备也采用了新材料。
第三个，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影响面很大，医疗、卫生当然是一个方面，食品也是一个方面，包括将来吃的蔬菜、牛羊猪鸡鸭肉，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变得又安全、又营养。
第四个，环保产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环保产业能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加上环保产业，是我们将来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第四个问题是自主创新。大家都谈自主创新，实际上在过去长期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这点一定要充分注意。有两个例子很典型。
第一个例子，20世纪末，中国彩电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但是传统电子管式的彩电很快被液晶的、平板的彩电所替代，而日本在液晶、平板彩电方面领先。自从液晶、平板彩电出来，我们就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当初我们疏忽了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照相机居世界前列，可是我们也是忽略了自主技术创新，几年以后，数码照相机代替了传统的光学照相机，日本、韩国在数码技术方面走在我们前头。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日本的，就是韩国的，没有中国生产的。世界领先地位被占领了，世界市场被占领了。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加快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问题对于品牌来说也至关重要。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品牌是靠自主创新来支撑的，没有自主创新的品牌不可能维持多久。有的企业家觉得自主创新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我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自主创新是科技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要做的。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样要自主创新。
这次我们去广东调研，做玩具的，传统产业；做服装的，传统产业；做鞋的，传统产业。有的企业说我在设计上创新，先有创意再有创新，这样就能够占领市场；还有的企业做玩具，在原材料选择上有突破就能打开市场；还有的企业在环保方面有突破，别人对环保的重视不如他们，他们的产品就好销；有的企业营销方式有创新，内部管理有创新，等等。所以说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要重视创新问题。因为没有自主创新，就创造不了品牌；即使有了品牌也难以保持。
最后一个问题，培养新型的企业家队伍。
时代在变，整个世界在前进。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停留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就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应该注意到怎样才能不断跟上时代，做一个新型企业家。
新型企业家首先要认识到，企业做精是最重要的。小而精也是精，做精是第一。先不谈做大、做强，先做精。做精可大可小，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好处，但在精的基础上，做精就做强了，做稳就做大了。很多企业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垮了，为什么呢？大而不固，所以做精、做强、做稳、做大，这是最重要的。“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这三句话对每个企业家都很重要。只要站得高、看得远，思路是新的，那就能够大富。
最后讲一个故事。树上停了一只鸽子，树下躺了一只蝎子。蝎子抬头跟鸽子说话，我想过河去，可是我没办法，你背我一段路飞过河吧。鸽子说可以背你，可是你别扎我，你扎我，咱俩都会掉下来摔死。蝎子说，你要命，我也一样要命的，不会扎你的。于是鸽子就下来，蝎子就爬到它背上。飞到半空中，蝎子扎了鸽子一下，鸽子就掉下来了。鸽子说，叫你别扎我，你看我俩都得死。蝎子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惯性，扎惯了。所以以后蝎子再要鸽子背它过河，两个同时都说，我们是同命运、共生死的，这样就能平安地飞到对岸。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垮了，地方政府首当其冲，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了，失业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管惯了，就要管你。所以说应该学鸽子跟蝎子的故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是同命运的，应该共同把地方经济搞好。
[1] 本文创作于2009年10月。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股份制改革设想的提出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刚起步时，国内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另一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产权并未明确地界定，政企不分，生产和销售都由政府规定，企业根本没有投资权和自主经营权。简单地说，企业只不过是政府的附属物。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样是产权不清楚不明晰的。产权归于谁？谁是投资人？“集体”概念一直是模糊的。这些企业实际也归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同样纳入政府的计划，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者。这就是改革刚开始时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了。股份制也在悄悄地推进。这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有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供给丰富了，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业。于是乡镇企业兴起，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采取集股的方式，组成了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当时流行的两句话就是：“以资带劳，以劳带资。”这些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雏形。198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顺红砖厂面向企业发行280万股股票，获得成功。这是改革开放后银行代理股票发行的最初尝试。
经济理论界参与有关股份制讨论，据我所知，最早是1980年4~5月在北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工资与劳动就业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经济学家们就形势严峻的就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确，当时的就业压力很大，因为历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回城了，回城青年有1 700万人，再加上没有上山下乡、继续留在城市的青年300多万人，一共2 000万人以上，他们被称为“待业青年”。他们急需找到工作，但工作岗位远远不足，所以有的城市就发生了“待业青年”包围市政府、请愿等事件。经济学家们在会议上各抒己见。在会议上我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以入股形式组织新的企业，也可以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增资，扩大规模，以此解决就业问题。会上，林子力同志问我：那么中国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了？我的回答是：只要实行了股份制，股票流通就是正常的，股票交易所的建立是迟早的事。
隔了三个月，即1980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股份制问题在会议上被热烈讨论，被看成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对策。这时，赞成股份制的经济学家很多，据我所知，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同意推行股份制，认为实行股份制是一个好办法。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从这时起，有关股份制改革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市改革从何着手？重点何在？当时成为主流意见的是放开价格的思路。“休克疗法”常被人们谈起。“休克疗法”是1949年联邦德国经济改革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三国占领联邦德国，苏联占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经济混乱，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失业严重，不得不实行物价管制和凭票证供应的做法。1949年起，联邦德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主要的措施是：放开价格，听任市场调节。这样，虽然经济乱了一阵，但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几年之后，联邦德国经济转入复苏和繁荣。这种做法就被人们称作“休克疗法”。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既然联邦德国的经济改革有成效，为什么中国不实行“休克疗法”呢？放开价格的思路当时被国务院领导接受了。
198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制定价格放开的方案，并准备在1986年起实施。于是就引起了两种改革主线之争。两种改革主线（一是价格改革主线，另一是企业改革主线）之争在1986年公开化了。
1986年4月末，我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做了一场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报告中还指出：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股份制。至此，我已经不再把股份制仅仅看成是集资和扩大就业的方式，而是把股份制的实行看成是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才能重新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完成市场化改革。尽管价格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价格的放开将伴随市场化改革而逐渐推进，价格的市场化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果，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我的这一改革思路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我解释了为什么不宜实行价格放开。联邦德国是私有制国家，价格一放开，私营企业就根据市场状况自行调整，企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使联邦德国经济将走向复苏。中国则是一个公有制国家，价格放开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达不到体制转轨的作用。我还进一步分析，如果国有企业体制不改，即使放开了价格，一旦局面不好收拾了，一夜之间可能重新管制价格，退回计划经济老路上去；而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则不同，可以分期分批推进，走一步是一步，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改革，因此看起来不像价格改革那么“激进”，但这种“渐进”却是稳妥的。甚至可以说，它貌似“渐进”，实际上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几经波折的股份制改革
虽然价格改革主线和企业改革主线之争仍在继续进行，但从1984年到1986年，股份制改革却一直持续未停。1984年10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年，北京市开始了天桥百货公司股份制改革的试点；1985年，广州绢麻厂、明兴制药厂、侨光制革厂三家国有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允许各地少数有条件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
1986年11月，我随胡启立同志到四川考察，准备以四川作为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当时，重庆市仍属于四川省。我在成都和重庆做了两场有关股份制试点的报告。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很支持把四川作为股份制改革的试点。为什么会选择四川作为试点呢？一是因为四川的国有企业数量多，二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中有一些是重要的大型企业，有影响。
胡耀邦同志是支持股份制改革的，以四川为试点进行股份制改革，得到他的同意。然而，当我们从四川考察回来以后，才两个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股份制改革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判。在这种形势下，股份制改革受挫。1987年5月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正式出台。人们都议论道：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股份制改革的代替方案。实际上，股份制改革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和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样，改制后的公司将以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身份活跃于市场上，企业自主经营，投资人自负盈亏。于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就有了与市场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则完全回避了产权界定和产权明晰化这一关键问题。
第二，股份制改革使企业不再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只能依据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的运行，而不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直接操纵企业、干预企业。这样，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起作用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则不然。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之下，企业仍然不能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无法确立。
第三，通过股份制改革，企业关心投资人的利益，既包括投资人的近期利益，又包括投资人的长期利益，企业的发展是有机制上的保证的。企业在承包制之下，只可能考虑近期利益，因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期以后的情况是不可知的，于是，承包以后企业很可能出现短期行为，拼设备，拼资源消耗。这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又不利于国民经济。
这些都是我当时对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批评意见。当时经济学界坚持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杨培新同志，同我私交不错，往来也多，但在股份制与承包制的争论中，我的观点一直是十分鲜明的，寸步不让。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胡耀邦同志辞职后终于全面铺开，效果不好，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1987年10月，李铁映同志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提出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带头，建立课题组，提出方案。我是北京大学课题组的组长，带领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讨论，最终拟定了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方案，报送给国务院。在这个方案中，我们提出，尽管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推行，但这绝不是长久之策，要尽快过渡到股份制，把明确产权放在首位。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我们的方案的核心。
正是由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没有什么成效，所以到了1988年夏天，国务院又回到了价格改革为主的做法上来。为了使“价格闯关”顺利进行，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准备采取“控制货币，物价放开”的措施。然而，消息一传开，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而“控制货币”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控制货币”至多只能抑制投资，但挡不住人们利用手头的现金和动用储蓄存款来购买商品。不得已，政府又宣布暂停物价放开，改行“治理整顿”。这一“价格闯关”的失败，证明了在市场缺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的条件下，以价格改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是行不通的。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灵，“价格闯关”又行不通，国务院再度回到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1989年3月底，在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接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请柬，要求认真准备，参加4月27日在中南海召开的有关股份制改革的座谈会。但谁都没有想到，胡耀邦同志在4月15日突然去世，形势骤变，原定4月27日召开的座谈会参加者寥寥无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接着，90年代初，股份制再一次遭到批判和质疑。从这时起，对股份制的否定和质疑，实际上是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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