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伴随》编辑部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试读：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传略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印象

夏丏尊忆鲁迅：周先生尚年轻时，风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1926）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郑振铎忆鲁迅：初次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

兄弟

清水的印象：“干瘪黄瘦的脸庞，高起突出的颧骨，浓的眉，长的发（未修装），短髭，布鞋，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

上海立达学园胡行之回忆：“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他之不爱修饰，随便的衣著，说话时常带讽刺，使人发笑，使人感到沉痛，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样。古人说‘文如其人’，确是一些不错的。”

上海暨南大学黄慕度回忆：“他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显出别致的风采。他微笑着向大家不断地点头。”

李乔的印象：“穿灰布长衫，朴素得像一位老农民似的先生。没有戴帽子，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不由得会使人想起‘怒发冲冠’那句词来。他的颧骨很高，两眼炯炯有光，方形的脸庞，那两道浓眉，那撇隶书的一字形的胡髭。”

由茨看到的鲁迅：“脸色很苍白，除了两撇浓黑的髭以外，在鬓边也长出几根粗硬的须，看去就是好几个月不进理发店。穿着一袭黑布面的山羊皮裘，一条狭窄的腊肠式灰尼西装裤，和一双胶底平跟鞋。”他觉得鲁迅“庄严而不傲慢，和蔼而不轻佻”。

林曦回忆：“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明显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的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只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忆：“鲁迅的态度有似和家人谈家常，从容，安详，毫不矜持，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从他身形看，头上刺天的短发，饱含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挺硬齐平的胡须，随着讲话动作着。时已冬季，穿的却是一件夹袍似的青色薄棉长袍，脚穿的却只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网球鞋。讲话有时用手轻摸着桌上他的旧毡帽，给人以极为简朴的印象。”

1923年，大学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这时，她眼中的鲁迅是“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

许寿裳的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蒋廷黼谈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卖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对鲁迅的印象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张辛南的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叫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的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末平静的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评价

周作人说：鲁迅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即千字一二圆。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郑振铎说：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恶痛绝地在责骂。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叶公超说：“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陈独秀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保持着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愤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孔另境说：“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没有气节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

淡漠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地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晚年的王瑶如此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婚恋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他们是1906年7月26日在绍兴结婚的。朱安是绍兴城里人，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她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这一年的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不料，他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

鲁迅觉得母命难违，只好听之任之。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时，由他的童年朋友周冠五和衍太太的儿子明山扶着鲁迅上楼，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鲁迅睡在她母亲的屋里，母亲多次要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他都婉辞拒绝了。第四天就东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国。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鲁母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

反目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她与鲁迅相敬如宾，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兼课时认识的女学生。她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

当年的北京女高师校长是许寿裳，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因之两所学校的联系较多。女高师聘请了北大的资深教授来兼课，北大的一些活动，女高师的师生也可以参加。鲁迅是在许广平读二年级时，到女高师讲《中国小说史略》的。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因此鲁迅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便求得他的指导。她就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不料鲁迅在收到她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信的她激动不已。接着，他们在一个月里就互相往还了六封信。尽管每周听课时能见到鲁迅，可是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925年4月12日，许广平约了同窗好友林卓凤一起到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许广平见到鲁迅在家里很忙碌。除了备课、上课和在教育部办公外，还要写文章，编《莽原》，校稿子，看清样。许广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干些杂事。这样，课余时间她到西三条胡同去的次数就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鲁家，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鲁迅，帮助他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而且还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种关怀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在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这时两颗心都很激烈地跳动着，鲁迅顺手将许广平揽在怀里，如饥似渴地吮着对方的香唇。

1925年5月9日，女子师大校长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马裕藻、沈尹默、鲁迅等教授联名抗议，校内反对杨荫榆的情绪更加高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使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顺利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提掖

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他们两家还是世交。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时，鲁迅经朋友陶成章介绍加入，蔡元培对这个小老乡很器重。他的提掖几乎是重写了鲁迅的人生历史。1912年初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他接任后就广纳人才，发函请许寿裳荐举的鲁迅来教育部就职。后来教育部迁往北京，教育部次长趁机网罗亲信，欲将鲁迅除名。蔡元培察觉后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还请他为北大设计校徽，并沿用至今。此外，鲁迅被聘为中国大学特约著作员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都是蔡元培推荐的。

鲁迅对蔡元培很尊敬，不管当面还是书信，总是恭敬地以“先生”称之。鲁迅称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蔡元培发现鲁迅喜欢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他。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密切到爱屋及乌的程度。他对鲁迅的弟兄也很关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来到北京，就聘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挤，蔡元培就将周建人荐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蔡元培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执掌北京大学后，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移北京，使得这所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最高学府，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为鲁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面世。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鲁迅，为鲁迅的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时，亲自执绋送葬。《鲁迅全集》编纂好后，蔡元培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蔡元培为这部全集写了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忘年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相识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双雄

鲁迅与胡适都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并立双雄。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他的同乡好友、《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经常到鲁迅的住处来，将《新青年》拿给他看，并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对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鲁迅、胡适都应邀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新青年》改组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他们成了同一战线上的盟友。最初，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发表文章相互配合。当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时，鲁迅则与之相呼应，创作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更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与胡适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学术领域经常互相切磋，互通信息。胡适研究《红楼梦》提出作者“自叙传”一说，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用过胡适考证过的资料。胡适早就有写作中国小说史的想法，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他给与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虽然鲁迅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持有异议，但真正形成鲁迅与胡适分歧的原因还在于对国民党的看法上，鲁迅面对国民党的黑暗与强权，所采取的态度是“黑暗至极，无理可说”，只有反抗。而胡适也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满，但他却标榜美国式民主，冀望通过“负责任的言论”来引导政体走上民主化轨道。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选举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时，胡适则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仍然固执己见。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两天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而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鉴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得将胡适除名，由此鲁迅与胡适也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尽管鲁迅与胡适成为不同立场的代言人，可是胡适对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鲁迅逝世后，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指责鲁迅，污蔑鲁迅，极力贬低鲁迅的价值和影响。胡适闻知立即给苏雪林去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苏雪林还翻出旧账说，曾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著作，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胡适，在给她的信中写道：“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种客观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慈爱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哪！”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哪！”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都收到五花八门的稿件：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迅的母亲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说：“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两人见面晤谈后，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伯纳对鲁迅的殷勤样子，电梯司机很是窘迫。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文学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每到夏天，上海十分溽热，周海婴的胸前和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便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由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耿介

鲁迅一生共演讲过60多次，北京、西安、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文学团体，都曾邀请鲁迅前往演讲。作为被时人称为“文豪”的鲁迅，演讲时听者众多，有关部门也是隆重礼遇，而鲁迅却从未因场面需要改变自己的谈话风格，反而常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让人心生感慨。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刘的目的是让鲁迅在讲演中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同时指出：“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士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军阀的目的彻底落空。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演讲开始前，黄登台致词，又恭颂鲁迅以前提倡世界语之功，然后请鲁迅演讲，而鲁迅登台后就又声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

而最能见出鲁迅风范的，是1926年11月在厦门集美大学的一次演讲。当时的集美大学校长叶渊请鲁迅和林语堂一同前往，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鲁迅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一起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鲁迅吃了人家的却嘴不软，足令叶校长露出“失望不安的情态”。鲁迅自己也曾对这次演讲发表过看法。“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悖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地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呀！”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样菜。”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严苛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鲁迅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和文具，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才交给增田涉。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读期间，鲁迅是她的老师，因此许广平经常向鲁迅请教。有一次，许广平写了一篇题为《罗素的话》的论文，交鲁迅批阅。鲁迅看过之后，在论文后面写下这样几句话：“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轶闻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看他衣着平常，于是乱剃一气。没想到鲁迅给了他一大把钱，理发师既惊讶又惭愧。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便悉心伺候，但鲁迅只照价目表付了账。理发师问其故？鲁迅说：“上次你乱理，我乱给；这次你认真地理，我就认真地给。”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跑到鲁迅家，坐在鲁迅床上，翘起双脚对鲁迅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犹豫地拿起冯的鞋子，去门口修好取回，亲自套在冯的脚上。冯未称谢便走了。而鲁迅日后提及此事，总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某个夏夜，鲁迅正在写东西，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穿着睡衣到鲁迅家门口说：“我睡不着，特地来同先生谈谈。”鲁迅开门让他进来，钟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位深夜来访者既不是失眠，也没有失恋，而为诉苦，两周前，钟因晚上兴奋，叫了一辆车围着北京城兜了一圈，没钱付十五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司机几个耳光，下场是被警察厅关了两周。他向鲁迅诉说在警察厅里吃黑面馍馍、受蚊子臭虫叮咬之苦，一直聊到天亮，结果鲁迅文章未写觉未睡，还要去上课。但鲁迅日后聊到此人，总说：“四川青年真勇敢！”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呐喊》出版之后，有人拿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迅穿着非常朴素，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以至于这种打扮带来了很多麻烦，经常受到羞辱。有一次鲁迅去银行取工资，他拿出周树人的公章，但银行里的人不肯把钱给他，因为他们不相信穿着破烂的人有能力取这么多钱。还有一次警察看到鲁迅提着箱子，就要求开箱检查，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卖鸦片。而鲁迅在进出大楼时被保安轰出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鲁迅投稿，编辑者按字数计算稿费时将标点除去。后又向鲁迅索稿，鲁迅乃精选一篇无标点稿送去，编辑者不能断句读，乃请鲁迅注上标点。鲁迅笑曰：“标点固须费事也，何不算稿费？”编辑者以后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妙评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兵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名言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说过的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搞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

名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九月十八日

周作人：心里住着两个“鬼”的淡漠旅人

传略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苦茶庵老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过90多个笔名，常用笔名有独应、周逴、周遐寿、仲密等，绍兴人。鲁迅二弟。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光绪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日本，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淡漠

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被光绪皇帝钦判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时，周作人住在花牌楼，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这段生活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作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视而不见”，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语堂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记载，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运动，逮捕了许多人。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到周的办公室请其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松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将来一定给你写。”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反目

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周建人是经羽太信子搭桥，与她的妹妹结婚的。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羽太信子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当佣人一样对待，指使他们干这干那，一点儿也不尊重。鲁迅知道周建人老实，不甘心他在这个家里受人支配，就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帮助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个职位。这是鲁迅出于对弟弟的关心，迫不得已而为之。

羽太信子变相挤走了周建人还不满足，她还想独占这所四合院。于是便设定阴谋向鲁迅开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闹地对周作人说，鲁迅从后窗户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来就是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听到她的诉说，也不细问根究，就气呼呼地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以后你不要到后院来！”鲁迅接到此信十分诧异，亲兄弟在前后院住，怎么忽然写起信来了？他想问个明白，可是周作人却拒绝与他见面，更不用说弄明白原委了。无奈，鲁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湾，他母亲也跟着他一家搬出去住。这样，羽太信子就独霸了八道湾这所四合院，达到了她的目的。其实，羽太信子诬蔑鲁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陷害，八道湾后院的房屋，北窗户很高，外有泄水沟，沟外还栽种着花卉，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往屋里看的。

良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这一消息就匆匆回国。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大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学生，被军警拒绝，未能见到。6月4日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事。那时，北大文科院红楼外已经驻兵五棚，而周作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一点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演讲学生。当夜，他就在灯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愤怒谴责军警的所作所为。6月14日，他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看望。

1926年“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3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可哀与可怕》，“我固然哀刘杨二君之横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这一天他又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再次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的文字是平稳而不是激烈的，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和他的兄弟鲁迅并没有什么两样。

4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恕府卫》，指出恕府卫的理由：一，他们无知识；二，他们是奉命的。尤其要谴责的是那些“使用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4月5日他在《语丝》73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的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称她们是“新中国的女子”。

不足一个月，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个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京报》被封，邵飘萍先生于4月26日遇害，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到严峻的挑战。周作人在5月24日发表的《闲话四则》（《语丝》80期）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5月31日，他还在《语丝》81期发表《死法》一文，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为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沙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

6月28日，离“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写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他说：“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恩师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益友

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支持，其中尤以李大钊为著。周作人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周作人说，李大钊的“雅儒”，不失谦谦君子，故而感到亲切，称之为“畏友守常”。周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李大钊还和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周作人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等等。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其“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蝇营之辈说三道四！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周作人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婿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周作人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渡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历经风雨变故，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全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周作人一直保存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全国解放后，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全集》才以4卷本出版。

情事

周作人情窦初开是在14岁那年。第一个梦中情人是大概比他小一岁的杨三姑。当时为了陪侍狱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寓在杭州花牌楼，隔壁一家姓姚。杨三姑便是邻居姚老太太的干女儿，尖面庞，黑眼珠，瘦小身材。周作人临摹陆润痒的字帖时，杨三姑常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含情脉脉地在一旁观看。她的出现使少年周作人亲近喜悦，于是便在不知不觉间振作起精神，用尽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去练字。就这样，杨三姑成为了周作人“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

半年后，杨三姑患霍乱夭折。听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伤，后来到杭州，经过杨三姑住过的清波门，仍然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1946年，62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作《往昔诗30首》，其中还追忆起这位初恋的对象。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变之前，大约15岁的时候，地点在绍兴小皋埠的娱园。娱园的老主人是清代举人，诗人兼画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鲁怡堂的岳父。鲁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娱园的西厢房。娱园内有一座微云楼，还有水池，是当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饮的地方，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录。庚子事变（1900年）之前，鲁怡堂的独生子成亲，周作人前往参加婚礼。当时姨表姑表同时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称她为郦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但他也知道，这位姑娘从小已定亲，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时，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进她房中拿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拿着跳起舞来，感到非常得意。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郦表姐婚后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早年的照片在周作人母亲那里。

周作人的第三个梦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荣子。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完婚之后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寄宿在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她当时16岁，兼做伏见馆的女佣（日本称作下女），替客人搬运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恶缠足，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所以乾荣子两只白如雪的光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给周作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际跟随鲁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7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5个中国留学生。为了照料这5个单身男子汉的生活，特请羽太信子来到这里做杂务（即跟乾荣子一样的“下女”）。据日本东京警方档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登记结婚。这就是说，从初见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个多月时间，感情可谓是发展神速。

据史实推断，周作人新婚之后的一段时光应该还是开心的，所以他在诗中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一类的句子。但结婚归国之后家庭就时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会大发脾气。到了晚年，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匮乏，再加上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怀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东游日本时曾与乾荣子幽会，遂冷嘲热讽，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事实上，周作人此次东游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贯惧内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轨之举，更何况他并不知道乾荣子的下落，也已表示“无心再去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怀疑辱骂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写日记发牢骚就成为周作人宣泄的爆发口。早在解放初期，周作人跟妻子发生冲突之后就在日记中留下了“甚不愉快”一类记载，后来经常“不快”。到了1960年家庭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致使周作人“精神动摇”，“终日不快”，无法工作，惟祈速死。在矛盾剧烈时，周作人曾发出感慨：“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确跟她的宿疾有关。更何况她平素信佛，崇拜观音，不但长年照顾周作人的饮食起居，而且也帮邻里做过一些好事，既不是“圣女”，也不是“恶魔”、“冤孽”。

评说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说：“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郁达夫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舒芜说：“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周建人说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矛盾问题，却包裹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

徐志摩说周作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

冯雪峰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学生废名说，他和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二人认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一个躬行君子。他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他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俞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两人都回答不了。废名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说：“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张中行谈论老师周作人：“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无所不谈。”

钱理群说：“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朱光潜说：“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摆脱‘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舒芜说：“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国家命运突然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或是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而失败，一切文章学问，功绩成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周作人的悲剧；或是毕生同这个消极核心战斗，鲁迅就是这样谱出了胜利的乐章。”

名诗——《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般，稳稳地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

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怯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地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你我的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条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到沙滩上，

伴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下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注：此诗作于1919年1月，被胡适称之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朱自清则下断语：“周作人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

趣诗——《五十自寿》

周作人五十寿辰时，曾作有自寿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妙文——谈酒

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马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宾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却有极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坛，按次第埋园中，二十年后掘取，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此种陈酒例不发售，故无处可买，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像一定是个与“三西”结不解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兰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蒲陶酒与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葡萄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兰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工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我喝着酒，一面也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沙宁（Sanin）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张恨水：惹得读者为作品人物“请命”的书生

传略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祖籍安徽潜山。童年就读于旧式书馆，并沉溺于《西游》、《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青年时期的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并开始创作。他自1914年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这时期创作的作品，如《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均可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中。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一行，目睹陕甘人非人类的艰苦生活，而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如小说《燕归来》）。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作品致力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创作了《五子登科》等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67年初，张恨水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文华

张恨水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先生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能背出来。先生逐渐增加背诵量，他也能迅速背诵下来。乡人传言张恨水过目不忘，母亲并不相信。一天，她将张恨水叫来，找了一本张没有读过的书，顺手拿起纳鞋底的锥子，使劲扎下去，一下扎透半本，让张背完被锥子扎到的书页。第二天早上，张竟一口气将半本书全部背出，全家人惊诧不已。

十岁时，张恨水随父亲坐船去新城县赴任。在船上，张从本家四叔那儿发现一本《残唐演义》，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到新城后，张进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每次先生不在，张就过去偷看几页。他对《三国演义》很是着迷，希望能自己拥有一本。从此，他便开始攒零花钱，偷偷买小说看。

父亲反对张恨水看小说这种“闲书”，张便将小说藏在箱子里。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已经睡熟，他才悄悄取出书，放下帐子，将一个小凳子放在枕边，在凳子上点上一支蜡烛，津津有味地痴读起来。张恨水看小说，不仅看正文，也看批注，不仅看内容，也看书评。在他看来，这些旁人读来有些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儒林外史》为张恨水所特别推崇，他认为《儒林外史》不着一“贬”，却通篇充满了讽刺。他又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许多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对欧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尤其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非常喜欢。他还认真读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对这部小说中的诗、词、曲很是赞赏，在这部小说的启发下，日后他创造了特有的“九字回目”。

张恨水认为中国章回体小说有三个缺点，一是缺少心理描写，《红楼梦》有一些，但还不够；二是缺少景物描写，《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关于雪景的描写还不错；三是缺少细节描写。日后他在创作章回体小说时作了改革。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的《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春明外史》。在随后的五十七个月中，张发表了长达九十万言的文字，风靡整个北京，张一举成名。

从《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

首创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报社的工作，专事写作，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写作，有时一直写到深夜12点。唯一的娱乐便是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每晚上床后，张恨水总要拥被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记载，每日下午两三点钟，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春明外史》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售罄，接连数版，都迅速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就售完。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全集，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此举轰动了整个上海，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每次都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稿，似乎井水不犯河水，张恨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的第一人。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张恨水也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小说连载到21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疾，危在旦夕时，读者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留情，免梨云一死，甚至有人给梨云开出救命的良方。还有人质问张恨水：“你忍心让梨云送命吗？”《金粉世家》在连载时，也发生了“请命”风波。当读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洒下同情泪。张恨水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万枚子，看到此处，竟和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时，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超生”，不能让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张恨水“口出不逊”。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他看《金粉世家》时，曾给张恨水写过一封信，要他不可“笔下无情”。

当《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唯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成书后，张恨水有事到江南，看到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他说：“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啼笑因缘》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由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与明星公司素有积怨的大华电影社的顾天为，迅速请人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并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抢先向民国政府内政部申请了准予拍摄《啼笑因缘》的执照，并与黄金荣勾结，高薪从明星公司挖走主要演员。只有女主角胡蝶不为金钱所动，依旧效忠明星公司。时有人谣言称张学良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与胡蝶跳舞行乐。顾忌恨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谣言。于是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不胫而走，事实上两人并不相识。张恨水对顾天为的恶行十分恼怒，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公司。1932年6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终于上映。当影院已座无虚席，观众们期待电影上映时，顾竟从法院弄来一个“假处分”，带着法警来到电影院，要求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映。明星公司无奈之下，只能向法院交了3万元，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得以准时放映。接着，顾又请黄金荣出面，让内政部下令明星公司停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杜月笙居中调停，章士钊做法律顾问，交了10万银元的巨款，与大华达成了“和解”。《啼笑因缘》出版后，要求张恨水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张只好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因“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

1933年，张恨水送母亲回安庆时，顺便赴上海探友。张一到上海，就被书商包围，天天磨着他写续集。而且当时《啼笑因缘》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面对此种局面，又联想到国难，张写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人物都投身抗日，并且为国捐躯。这样的安排一来为宣传抗日，二来是为了不会再有续集的续集。

虽然张恨水最畅销的书是《啼笑因缘》，但他最喜欢的却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他曾对子女说：“《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太好，你去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吧。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然后再来问我。”儿子张伍的恋人第一次上门，张对未来儿媳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金粉世家》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张恨水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问他和《金粉世家》有关的问题。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每天晚饭后，张恨水的母亲就让儿子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张每日的“工作”，他亦乐此不疲。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是张恨水迷，每逢张的新作出版，鲁迅便买回去孝敬母亲。1934年，鲁迅写信对母亲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普通民众爱读，连被尊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也是张恨水迷。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的《水浒新传》，让人每日读给他听，这也是他病中唯一的消遣。

张学良看了《春明外史》，非常喜欢，前去拜访张恨水，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本欲聘请张恨水为司令部秘书，张恨水婉言谢绝。张学良见张恨水家中人口众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张学良还曾希望张恨水为他执笔写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笔。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函邀张恨水为之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小说。9月，张恨水开始撰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

张恨水每天给多家报纸写稿，从来不中断。他的小说不仅救活了多家报纸，更是以一支笔养活了他数十人的大家庭。

1928年，张恨水同时有六部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分别是《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度各不相同，张却能应付裕如。他采用轮流写作的方法，先将一部小说写出若干章回，估计足够连载一段时间，再写另一部小说。他每天要写五六千字，案头放着四五支铅笔，铅笔写钝了，磨磨笔尖，就算是休息了。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社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从不拖延。《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有女儿患猩红热夭亡，伤痛之余停稿一天，且二十四小时后即补上。《金粉世家》中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张恨水同时还在创作《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儿子张伍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他心里，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父亲，张恨水回答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张伍所知，张恨水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张恨水的儿媳妇也曾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张恨水反问道：“你自己的孩子，会乱吗？”

当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

1932年，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绣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

张恨水每日写作时，除了吃饭如厕，几乎所有时间都不停笔。有时他上厕所也在构思，想到一个理想的情节，急于记下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自言自语。他写字速度很快，但字迹工整端正，从不写草书，且极少涂改。弟妹们学习之余常帮他抄写稿件，往往他写好两页，弟妹们才抄好一页。

无论是在嘈杂的环境中，还是偶患小疾，或者抱着孩子，张恨水都保持着高效的创作。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间，张恨水累计写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据说张曾在26天内，完成了三篇宣传抗战的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两组诗。

在南京时，张恨水除了主编《南京人报》的副刊《南华经》外，还为南京、上海的六家报社写《燕归来》等七部小说。好友张友鸾回忆：“有人认为，写长篇小说要几经修改，初稿、再稿、定稿，总之要有时间仔细推敲；还有，搞文字工作，撰写稿件，也应有个安静环境。可是恨水先生却不然，他的小说是每天晚上要发稿时才写，写好后，与《南华经》副刊稿一并交付排字房，第二天再来看大样。他写稿时不怕噪音干扰，尽管临街窗户传来卖馄饨的小锣叮当声、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汽车喇叭声、马车嘚嘚声，但他闹中取静，埋头振笔疾书。他写小说稿，估计已是心中有数，写到发排够用了，就把它裁剪下来，然后又在下面的稿纸上写上三四行，以便第二天有个依据继续写下去。”

张恨水善于写杂文，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小说外，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文字犀利老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多达一百一十余部，堪称著作等身。

义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也掀起了查禁外货、罢市罢课的学生运动。群众把日本草席钉在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有一个卖艺人在芜湖街面上大放媚日言论，在群众的反对下，此人逃进日本人办的丸山药店中。五月初五，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借口芜湖人仇日排外，派日本兵一队，荷枪实弹，到芜湖向人民群众挑衅。下午，张恨水用屈原爱国精神激励工友，率众高呼口号，在丸山药店前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芜湖人民称为“爱国义举”。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的同仁一起，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指责段祺瑞政府，要求段辞职以谢天下。邵飘萍遇害后，张恨水又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报道事件真相，为报界同仁伸张正义。

张恨水因反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被迫离开北平，来到南京，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因张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的南京市，第一天就销售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的“破纪录”新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小说《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张对日本人也极为气愤，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但《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当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将小说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是放弃，重新写一部。张恨水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法，他整整思考一个礼拜后，开始动笔修改。

1944年初，张恨水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们是前段时间死守常德的将士后，张让儿子去买来两包好些的烟招待。二人说明此次来意，是为保卫常德阵亡的57师将士请命，希望张能将常德保卫战记录下来，永垂青史。张恨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下《虎贲万岁》一书，歌颂了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八千余人在六万日军包围中，誓死保卫常德的悲壮之举。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发表了上千篇诗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犀利泼辣。“最后关头”在创办一年后，由于触怒国民党政府，被勒令停刊。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考察。张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时，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张的同乡、汉奸侯少福见后，忙将张从车上拽下，打了张两个耳光，斥道：“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凑热闹，滚回去！”侯此举虽救了张，但张却并不感激侯，反而对其甘于下水深为厌恶。抗战爆发后，张回到家乡潜山，在应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作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亦决定加入，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资金，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便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便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沦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曾任冯玉祥秘书长的何其巩，在抗战前担任过北平市市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何其巩为驻北平的代表，于中南海勤政殿成立了八大处。何是安徽人，便打起了安徽会馆的主意。

安徽会馆建于民国初期，由于段祺瑞、李鸿章都是安徽人，兴办会馆引起多方关注，建设规模很大，内有庭院，书房也多。为安徽籍的文人提供了写作场所，在会馆吃住都是免费的。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就是在安徽会馆里写的。

何其巩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安徽会馆私自变卖了。1945年10月，何向在北平各界的安徽人士发出通知，在他北池子的家里宴请同乡。

那天，来宾中有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兼兵站总监张知行；有十一战区的咨询委员会顾问余心清；有十一战区秘书长、军法总监徐惟烈；有十一战区党政处长周范文；有北平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吴觉先；还有著名剧作家马彦祥；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张恨水及其弟新民报采访主任张濮野。宴会进行中，张恨水突然走到何其巩面前，大声地质问：“何其巩，我不客气了。这个安徽会馆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何其巩一下子没闹明白，慢悠悠地回答：“当然是公家的。”张恨水目光紧逼何其巩：“那私人有没有权力出卖公家的房子。”

经过这一场舌战，酒席也就不欢而散。毕竟张恨水是有影响的人物，此事一传开，何其巩从此销声匿迹。

情事

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牌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到土改时，徐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只能离开潜山县，住在安庆市的一座小楼里，深居简出。张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女孩选择了张恨水。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取“秋霞”二字为女孩取名胡秋霞。他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悉心照料张恨水的生活，使张可以安心工作，这之后，张恨水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张也手把手地教她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

张恨水名噪京城后，杨家人慕名前来攀亲，认了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方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带了许多金银首饰，送给他俩刚出生的女儿；还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拍成了电影，由胡蝶主演。张还将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一事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见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胡秋霞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而杨家经常让胡秋霞去打牌，有时胡还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张恨水很是失落。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断情丝。

接下来，张恨水遇到了其一生的爱人周南。胡秋霞很是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以前所有的照片。有一天，胡秋霞趁张恨水不在家，打上周南家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常常借酒浇愁。

胡秋霞对钱看得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办《南京人报》时，她毅然拿出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由于战争，张恨水寄钱只能寄到金寨，每次胡秋霞都要赶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张恨水老家的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住在张恨水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女儿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张恨水将她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次年，张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省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得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饭使得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也没有一起生活。但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直到张恨水离世。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寂寞依旧，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1983年，胡秋霞告别了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较相似。而她正是看了《啼笑因缘》，开始倾慕张恨水的才华。

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两人一见钟情，周淑云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分和地位。很快，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结合。

婚后，张恨水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全。

张恨水和周南的结合终于让张恨水得享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就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儿子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习惯早睡，孩子却不肯睡，周南便将孩子交给张恨水，自顾自休息。张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哼上几句京剧，哄孩子入睡。有时，周南还嘱咐：“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买两只来。”张亦点头听从。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张恨水只身入川。周南放心不下丈夫，带着儿子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在张堂兄樵野的护送下，千里奔赴重庆与张团聚。一路上，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周南甚至连续两天水米未进。周南千里入蜀寻夫之事，后来被张恨水写进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张恨水戏称“待漏斋”。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张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岸边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1956年，周南罹患乳腺癌，进行了两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时，向中央文史馆求助，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年仅四十有五。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张恨水的情事，在张家向来是个禁忌。张恨水一直不愿意谈及他的爱情，其长孙张纪说：“我爷爷张恨水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至深。因为我爷爷反对被人谈及他的罗曼史。”

趣事

一次夜半，有客人来报社拜访，张恨水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此时正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张怎么办。张让客人稍候，走到楼栏边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他才打住。此“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他究竟能口占多少首？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抗战期间，署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一次，四川省水利厅长何北衡设宴招待张恨水，谈及伪书，问他：“你恨不恨这些人？”张一脸严肃地答道：“我独恨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笑道：“我一生恨水，所以取名恨水，而何厅长偏爱水，大搞水利，专门与我作对，我当独恨你了。”众人哄堂大笑。

张恨水不仅爱看戏，偶尔自己也登台过过戏瘾。1933年，北平新闻界一位同事的母亲做寿，开了一台纯系票友的堂会，张也粉墨登场，演出《乌龙院》。主人打破梨园规矩，在演员排表时，在中央位置，写上“小说家张恨水”。读者听闻，纷纷跑来一睹张氏真容。

这日，张恨水甫一登台亮相，便引起观众哄笑，因为他扮丑角张文远，走台步一瘸一拐，画着白鼻子，张口念白，一口安徽腔。旦角上来后，并不照着原来的台词，存心逗张道：“张心远（张恨水原名）是谁呀？”张答：“是我的徒弟。”旦角接着问：“我听说你的徒弟是有名的小说家，你怎么没名呀？”台下一愣，张随即接口：“有道是，有状元徒弟无状元师傅啊！”台下顿时掌声一片。张下台后，有人问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他答：“不知谁在我靴子里放了一枚圆钉，害得我好苦。”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时，一个人住在报社，常穿着白绸衫，手摇纸扇，迈着八字步，用嘶哑的喉咙，唱道：“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御前来了我宋江……”某天傍晚，张刚唱罢这句，画漫画的刘元前来送稿，穿一身墨绿色西服，系着绿色领带，张一看，立即改用京剧念白道：“惨绿少年，你来了！哈哈！”大家哄笑。

1944年5月16日，是张恨水50寿辰，恰好也是他从事新闻和创作30周年纪念日。为此，张恨水所在的重庆新民报社及一些报社准备联合开茶话会。张恨水感到十分不安，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总答谢》的文章发表在《新民报》上：

照说，这种光荣的赐予，我应当诚恳的接受。可是我想到物价的数字，我立刻想到不应当因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浪费。而且我的朋友，不是忙人，就是穷人。对于忙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时间；对于穷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法币。于是我变为恳切的婉谢。

假如茶话会真的开了，一个面白无须、身着川绸长衫的措大，在许多来宾中公然受贺，那窘状是不可想象的。说我矫情不如说我知趣。朋友，以为如何？

美文——五月的北平

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描写北平的文字，由国文到外国文，由元代到今日，那是太多了，要把这些文字抄写下来，随便也可以出百万言的专书。现在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若写北平的人物，就以目前而论，由文艺到科学，由最崇高的学者到雕虫小技的绝世能手，这个城圈子里，也俯拾即是，要一一介绍，也是不可能。北平这个城，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你又叫我写哪一位才让圈子里的人过瘾呢？

静的不好写，动的也不好写，现在是五月（旧的历法清和四月），我们还是写点五月的眼前景物吧。北平的五月，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任何树木，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荫满地。卖芍药花的担子，天天摆在十字街头。洋槐树开着其白如雪的花，在绿叶上一球球的顶着。街，人家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冷静的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在人家的白粉墙头，送出兰花的香味。北平春季多风，但到五月，风季就过去了（今年春季无风）。市民开始穿起夹衣，在不暖的阳光里走。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照着上面所谈，这范围还是太广，像看《四库全书》一样。虽然只成个提要，也觉得应接不暇。让我来缩小范围，只谈一个中人之家吧。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极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的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的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有刺，像藤萝（南方叫紫藤）。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着上一片绿荫。白色的洋槐花在绿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淡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午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面，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像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入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株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荫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把她一一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三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南方来人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粉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衷亦无益何！

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好一座千年文化的结晶呀，他不断地在枯萎！呼吁于上天，上天无言；呼吁于人类，人类摇头。其奈之何！

刘半农：“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

传略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其他著作有《半农杂文》、《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

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兄弟

刘半农与他的弟弟刘天华、刘北茂，都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名人，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刘氏三杰”出生在江苏江阴澄江镇一个贫寒的家庭。他们的祖父英年早逝，祖母夏氏很年轻时就守寡。自己孤单一人，就从丈夫的堂兄膝下过继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宝珊。以自家微薄的财力培养他读书识字。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夏氏外出时，忽然听到河边有婴儿啼哭，她觉得很蹊跷，到河边一看，原来是包裹得很严实的一个女弃婴在啼哭。看样子出生也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抱回家抚养。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成了刘宝珊的童养媳。又过了几年母亲给他们圆了房，刘宝珊夫妇先后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大后都成为了名人。

二弟刘天华生于1895年，自幼喜欢音乐，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被选进校军乐队，开始接触到军乐和乐器。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中学停办，他回到江阴。为维持生计，他曾在中学当音乐教员。1915年父亲去世，他自己又患病在家，花两毛钱买了把二胡，自学二胡，创作了二胡曲《病中吟》。第二年他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音乐教员。此时他对民间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和古琴，还到处寻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获得了很扎实的积累。

1922年刘天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国演出前，为了准备出国演出音乐资料，经京剧编剧齐如山介绍，梅兰芳请刘天华帮助记录京剧音乐曲牌。他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梅兰芳的京剧唱腔以五线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印制成书，以便带到美国散发。这本《梅兰芳歌曲谱》在美国很受欢迎，美国音乐界开始认识刘天华，随即邀请他访美。为了准备访美事宜，他累病了，不幸染上猩红热而不治，于1932年6月8日去世，年仅38岁。

刘天华是我国第一个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国乐”的音乐家，他大胆借鉴西方音乐，改进、提高民族音乐，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二胡曲，如《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使他成为我国二胡学派的奠基人。他还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对传统的二胡和琵琶都进行了技术改进，扩展了音律，拓宽了表现领域，为这两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赋予了新鲜生命。

三弟刘北茂，原名寿慈，字寿元，生于1903年，是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小喜欢音乐，特别是在两位兄长的影响下，在读中学时就掌握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日伪政权的高薪聘请，毅然放弃英语教学，到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音乐。由此，他开始转入音乐事业，决心继承和发扬二哥刘天华的“改进国乐”的遗愿，献身于国乐的改进、提高工作。

建国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和安徽师大教授。到晚年，双腿瘫痪，于1981年与世长辞。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二胡曲，像《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二胡独奏曲，都是广为流传的代表作。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贡献

1919年，刘半农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想到了利用双簧戏这个形式来宣扬新文化。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十分讨厌旧文学的做派和风格，曾经骂他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为文言写就，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谓“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地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的结果是：“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也凸显了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曾评价说：“（刘半农）虽不足与陈（独秀）、胡（适）方驾，却可与二周（鲁迅、周作人）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很大，但说他超越鲁迅兄弟的评价未免过誉。但鲁迅本人也不否认刘半农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他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忆刘半农君》）首创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刘半农所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与“伊”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刘半农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后来得到社会认可，“她”字到处通行，并载入了字典。

引路

刘半农的后半生和民歌的收集、创作有不解之缘，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和他的出身以及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刘氏出身贫寒，熟悉民间文化；而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抛弃了传统文人的矫揉造作和儿女情长的题材，但是要拿出实在的业绩证明它更出色，方可征服人心。这创作的源头活水哪里找？显然，为士大夫和小资们不熟悉乃至蔑视的民间文化是最佳选择。刘半农不只是一个勇猛的战士，还是一个敏锐的战士。由此，他开创了民歌、俗曲收集、整理与创作的辉煌事业。在1918年所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中，刘半农即肯定了鼓词、宝卷、唱本等民间文艺、通俗文艺的价值，要求描写民众生活、吸取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的营养，创造平民文艺。在1927年发表的《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刘半农说他之所以喜爱民歌，是因为他“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的气质所决定的。他认为歌谣是最纯洁的文学，是自然的天籁，是被庙堂士大夫污染最少的文学，又认为：“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这样，民歌便于自由抒发情感，而这“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1918年1月底的一天，刘半农对北大国文系主任沈尹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表示赞同。第二天，刘半农就将拟好的章程交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批交文牍处，2月1日的《北大月刊》发布了刘半农草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从此开场了”。歌谣学运动的兴起，使全国许多报刊也注意起民歌来。随后，相继出现了顾颉刚、钟敬文、魏建功等早期民间文艺学者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大批成果。1919年，刘半农亲自采集《江阴船歌》二十首。1925年，又到江阴采集到民歌数十首。1928年，刘半农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主任时，曾提出对歌谣俗曲、传说故事、谚语谜语、切口语、叫卖声的研究计划。以后，又率领李家瑞等人收集整理俗曲，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了十一省区的六千多种俗曲曲目。由此，刘半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倡导民间文艺，亲自搜集民间歌谣的重要代表人物。

1925年9月，刘半农结束留学，回到祖国，重返北大担任国文系教授、国学门导师。他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继续着他作为实验语言学家的事业，把研究方向牢牢地定位在语音上面。刘半农从法国带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回来，他先后发明了声调推算尺与四声模拟器，写成《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和《“四声模拟器”之创制》等一批专业论文。他把这些器材和发明悉数贡献出来，因陋就简地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刘半农不是一个单纯的爬格子的人，而是一个杰出的实验语言学家，对于实验他事必躬亲，一会去故宫测试所藏古乐器的音律，一会去西北研究民俗，为各地的方言录音，收集俚曲小调，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和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数人会”，以讨论国语统一问题。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领路人。

护宝

归国之后，除了在北大任职，1928年刘半农还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任职。就在这时，刘半农和美国文化窃贼、不学无术的安得思发生了正面冲突。原来，1928年4月，安得思秘密率领第四次中亚考察团到我国蒙古高原偷偷发掘文物。之前，他曾带领大队人马先后7次在内蒙挖掘文物，每次都把获得的几十、几百箱的文物瞒过国民政府直接运回美国。这一次，安得思又挖了八九十箱文物准备经北京到天津出口，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因为在他的护照上，只允许他打猎，而未批准他发掘文物。因此，文物被扣留。怀恨在心的安得思怂恿在北平的各洋文报纸痛骂文物与古物两委员会。说刘半农等人“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但两委员会不为所动，谈判的结果，安得思被迫将一半的偷盗文物留在中国。

1930年4月，英国文化窃贼斯坦因骗得中国外交部的一张旅游护照，准备绕过各中国文物保护组直接从印度进入中国西北进行中亚考察，而且计划和法国探险家哈特组建的“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在中国新疆会师，共同开掘文物。这一试图绕开中方的罪恶的文化劫掠行为，激起了刘半农的愤怒，该年5月和12月他两次上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的非法行径。这次努力没有白费，次年，斯坦因便被中国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至交

刘半农出现在周作人的视野里，大约在《新青年》红火的初期。那时陈独秀已把《新青年》移至北京，刘半农也随之从上海赶到了燕京之地。他此前在军队里做过文书，后任上海《中华新报》和《红玫瑰》的记者。因为投稿于《新青年》，遂结识了陈独秀，所以他的北上，和《新青年》很有些关系。查周作人的日记，记载的和刘半农的交往甚多。在周作人1918年的日记中，友人出现最多的是钱玄同，次为陈独秀和刘半农。所谈多为学问之事，如小说研究、儿歌研究等等。周作人曾送刘半农日本诗集等书，刘氏亦借杂书予周作人。

周作人曾这样描述刘半农：“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喜诙谐，老友或戏谑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看刘半农的文章，谈到周作人的地方也很多，并有一种亲情在里面。1921年5月20日，刘氏在伦敦致信周作人，请其为新编《瓦釜集》作序，文中说：“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氏还在《记砚兄之称》一文中，谈及了与周作人的友情：“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趣闻

1934年3月刘半农出席一次音乐会，李抱忱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得到满堂彩。歌者随后热情地介绍说歌词的作者也在场，刘半农被迫登场，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位女士悄悄地说：“原来是这样一个老头儿！”刘半农因此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刘半农十分乐于助人，对酷爱学习的人更是爱护。1919年1月，有位姓方的朋友（在家排行老六）向他借两本书，一本是瑞典的《滩簧日记》，另一本是收有高尔基等人作品的英文版苏联小说集。他欣然同意，热情地将书寄出，还附了一封意味深长，饶有风趣的回信：（生）咳，方六爷呀，方六爷。（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本是，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它，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过端详。（白）如今你提到它，（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它去，莫辜负它，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

这封信用戏曲的形式写成，轻松幽默，情趣盎然。虽有不少游戏成分，但寓意于笑谈之中，耐人寻味。作者对自己买书久不看，读书不用功，深感内疚，严厉自责，对别人颇有劝戒作用。

刘半农提倡俗文学，曾编“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国骂”，并不惜以身试骂。先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随后周作人也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到了他去上课时，学生们也在课堂上用各种方言轮番骂他。

名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名作——《饿》

他饿了；他静悄悄地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没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

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渐渐地变长；他眼看着太阳的光，渐渐地变暗。“妈妈说的，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

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里出烟；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咿咿呀呀地叫着，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他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

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诉他：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他说：“哦！怕啊！”

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大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仍旧是没精没采的，咬着一个小指头；仍旧是没精没采，在门槛上坐着。

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但是一转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双睁圆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饭时，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罢！”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你便少喝一‘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说什么，却睁圆着一双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为什么要睁圆着，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为什么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他就悄悄地走开了！

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妈妈说，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来时，带来两条咸鱼，一方咸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还记得有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

他常常问他的妈妈，“姑母呢？我的好姑母，为什么不来？”他妈妈说：“她住得远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样地想，——他想着他妈妈，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他说：“它的头有斗一样大，不知道它两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头，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样，他眼中看见的，也是天天一样。

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哇……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孩子们都不游戏了，都围起那担子来，捧着小碗吃。

他也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妈妈说，“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他想，他们真可怜啊！只吃那一小碗东西，不饿的么？但是他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饿？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煎着酱油，把香风一阵阵送来，叫他分外的饿了！

天渐渐地暗了，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抽着黄烟走过。那个年纪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一跛一跛地走；一只手里，还提着半瓶黄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远远的破塔，已渐渐地看不见了；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于是和天天一样，看见那边街头上，来了四个兵，都穿着红边马褂：两个拿着军棍，两个打着灯。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戴着圆圆的眼镜。

荒场上的小孩，远远地看见兵来，都说“夜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街头躺着一只黑狗，却跳了起来，紧跟着兵官的马脚，汪汪地嗥！

他也说，“夜了夜了！爸爸还不回来，我可要进去了！”他正要掩门，又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提着几条鱼，从他面前走过。他掩上了门，在微光中摸索着说，“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1920年6月20日，伦敦

许地山：“他似乎永远不会说‘不’”

传略

许地山（1893—1941），原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台南，甲午之战后全家迁居福建龙溪（漳州）。幼年随父在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再入宗教学院，得神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他对宗教史有精深研究，也下工夫钻研过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是著名学者。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虔诚的宗教感情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因爱情受阻而厌世。希望转生“极乐国土”，以求解脱。小说以独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艺术风格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应。收入第一本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早期作品大都表现对宗法礼教和封建习俗的不满，同时也流露出浓厚的宗教观念和虚无思想。著名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也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杂沓纷纭”。有主题明确内容深刻的佳作，也有宣扬佛教思想的篇章。

1935年赴香港大学任教，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几年写的作品，主题和风格都有转变，结合现实日益紧密。1934年的小说《春桃》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泼辣而善良的形象。1940年的《铁鱼底腮》写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学无所用的苦闷心情及悲惨遭遇。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和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杂感集》都显示出他的人生态度的积极变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教学任务又十分繁重，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因心脏病逝于香港。

才情

许地山一生与世无争，热爱和平，性格温和、天真、乐观、幽默。当时他的形象是这样的：总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过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杉，手带白玉戒指，留长长尖尖的指甲，蓄长发，留三撇胡，在当时被笑称颇似莎翁。经常满面笑容，据说在朋友眼里，几乎都总是咧着嘴巴笑嘻嘻。而对着即使是与其知识观念不相苟合而怒气冲冲相辩论的学生，也是极和蔼地说，没事哇，没事哇，你慢慢地谈。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一次，按约定时间去接购物的妻子，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好友老舍如此回忆许地山。

郁达夫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这一种小孩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许地山在宗教研究中对佛学很投入，并表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终年茹素，偶尔吃荤；虽然留学西洋多年，可他从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长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这样，他因为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须，天天练习像钟鼎文一样的梵文，师生们称之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学们喊他做“许真人”。

许地山有许多惊人的才华，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能辨识金文、甲骨文，沈从文评价许地山，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许地山和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来，进门便笑，还不住地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教理发匠挣去了两镑多！天啦，理一个发才八便士，再加刮脸也不过一先令，怎么会花去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理发师碰到这么好说话的人，于是把所有项目全做一遍，不花去两镑多才怪呢。

许地山去世时，有人叹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炽情

许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结婚很早，1920年，刚生下女儿不久的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常常一清早独自走到妻子坟前，放上一束鲜花，默默地站立一会，回味他们生前的往事与趣谈。对妻子的怀念成为他干燥的心灵气候里仅有的无声春雨。于是，便有了这首充满炽情的词——《心有事》：“心有事，无计问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飘荡，有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呀，精卫！你这样做，最经历万劫也不能遂愿。/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铁一样坚。/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爱妻去世本来让许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后，一个青春妩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复燃。生活就是这般奇妙，失去的以为不会再来；它却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现。周俟松，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在中学时读到许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又为其演讲所倾倒。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许地山忙前忙后，十分活跃。周俟松远远地看着他，目不转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师大数学系，她有一天去与她家同在石附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许地山，他们说了很多话，像一对老朋友。许地山渊博的学问和生动的谈吐使周家的女学生再也按捺不住。

许地山见过几次周俟松后，也陷入情网，他鼓足勇气于1928年12月19日给周俟松写了第一封情书。“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相思连书都看不进去了，这对一介书生，该是何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梦。周俟松不顾父母反对，决意与许地山结婚。

翌年五一劳动节九时，许、周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前来祝贺的嘉宾有蔡元培、陈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新房设在周家二进院，从洞房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横生的丁香树、枣树，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上注了四个字：风和日朗。

婚后，这对新人恩爱有加。周俟松特别喜欢看故事，许地山写不了那么多，就专门为她翻译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享尽人间福祉。我们来读一段许地山那时翻译的德国民歌，庶几可以写照他的心情：“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顶；远处颤音低微，是夜莺的幽鸣。唱罢，快乐的夜莺！在银光里唱罢，这如梦的夏夜，我们不能听见别的声。西天一片云彩，黑暗像要降临。停住罢！别走近来遮片刻底爱光阴，停住罢！”

有一天，住在山东济南的老舍忽然收到许地山的电报，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郑重其事地按时赶到车站，接到的所谓“黑衫女”竟是身着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学校任校长，前往济南出差。许地山的风趣让老舍笑得闭不上嘴，亦足见许地山当时的轻快与喜悦。

黑暗虽然没有降临，阴影却像宿命似地飘然而至。阴影来自于光环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里，许地山不知不觉由著名作家变成不修边幅、随意乱扔东西的邋遢鬼，变成重友轻家、应酬太多的伧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红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唠叨，尔后是牢骚，都不见效，终于演化成河东狮吼。许地山可没有陈季常那样的耐性，他是演讲出身的，吵起架来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闺房重地当作了北京街头。在夫妻生活中，对抗一旦产生了惯性，那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触发一场“战争”。1933年秋，两人惊涛骇浪般大吵后，许地山不辞而别，远赴印度考察学习去了。

大半年过去，身在异乡的许地山发现自己无法忘掉周俟松，无法抛却他们之间那一段氤氲情义。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那些个无猜无忌、耳鬓厮磨的日子里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摆着的，它们像一座座山阻隔着这对夫妇。许地山知道，要搬掉这些山，必须靠他们自己；否则这些山就会无情地让他们恩断义绝。突然，他想到，为什么不在两个人之间立一个公约呢？那该叫什么公约呢？对，以爱情的名义，就叫“爱情公约”！

于是，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和深情的信，并附上自己拟定的解决双方矛盾的“爱情公约”：

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见不和，在大声说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各自以诚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

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周俟松读了许地山的信和公约，泪如雨下。她检省自己的种种不是，想起对许地山无时不在的牵挂，她给许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许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两人执手相见，恍如梦中，竟说不出话来。周俟松把许地山领到卧室，向他指了指墙上，许地山抬头看见那里高高挂着的，正是他们的“爱情公约”。夫妇俩抱头痛哭，从此他们生活中便永远没有了阴霾。

周俟松是一个坚强的女性。1941年，年仅49岁的许地山因劳累突然倒地身亡，8岁的女儿许燕吉号啕大哭。周俟松抹干眼泪，拍着女儿的背说：“孩子，不要怕，还有妈妈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岁，她默默地为丈夫编书、写文章，像一只春蚕，绵绵不绝地吐露着自己的不尽哀思与无边怀想。

论爱——《爱就是惩罚》

丈走只管写着，没站起来，也没抬头对他妻子行个“注目笑”的礼。妻子跑到他身边，要抢掉他手里的笔，他才说：“对不起，你自己去吧。船明天一早就要开，今天晚上我得把这几封信赶出来，十点钟还要送到船上的邮箱去。”“我要人伴着我到海边去。”“请七姨子陪你去。”“七妹子说我嫁了，应当和你同行，她和别的同学先去了。我要你同我去。”“我实在对不起你，今晚不能随你出去。”他们争执了许久，结果还是妻子独自出去了。

丈夫低着头忙他的事情，足足忙了四个钟头。那时已经十一点了，他没有进去看看新婚的妻子回来了没有，披起大衣大踏步地出门去。

他回来，到书房里检点一切后，才进入卧房，妻子已先睡了。他们约法，迟睡的人得亲过先睡者的嘴才许上床。所以丈夫走到床前，依法亲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唇边来回擦了几下，那意思是她不接受这个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会儿，他走到窗前，两手支着下颌，点点的泪滴在窗棂上，他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惩罚……你的爱，到底在哪里？”“你说爱我，方才为什么又惩罚我，使我孤零？”妻子说完随即起来，安慰他说：“好人，不要当真，我和你闹着玩哪。爱就是惩罚，我们能免掉吗？”

挚友

许地山1920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他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许地山逝世后，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痛惜地说：“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郑振铎和许地山的交往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前几个月，郑振铎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正在燕京大学求学。课余，他俩和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的瞿秋白，还有耿济之、瞿世英等七八个青年经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里借书看，彼此认识后，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术，探讨文艺，议论时事，无话不谈。许地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风趣横生的谈吐，使郑振铎印象很深；郑振铎为人诚恳、刚正、率真，也被许地山视为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郑振铎和许地山分别是各自学校的代表，又经常在一起开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1月间，他俩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青年读物，最初几期里，有些谈青年修养和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逐渐增多的是讨论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论著。郑振铎先后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万恶的社会》等文章，许地山也发表了《女子的服饰》、《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等文章。《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提高刊物的学术性，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连续3期都办成“劳动号”，郑振铎写了《什么是劳动问题》等文章，许地山写了《劳动底究竟》等文章，他们赞颂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提出“各业工人，能够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罢工”等希望……这3期“劳动号”出刊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在1920年5月派武装警察查封了《新社会》。

郑振铎和许地山志同道合，共同为发展新文学而努力，他们都曾致力于儿童文学。郑振铎写的儿童诗《早与晚》、《黎明的微风》、《春游》等6首，就是由许地山谱曲后发表的。许地山又介绍其二哥敦谷（画家）为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创作插图。郑振铎与许地山对于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诗都有共同的兴趣。据郑振铎回忆，在北平时，有一天傍晚，他到许地山宿舍去，在书架上翻出一本日本翻译版的《泰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许地山看到他这么喜欢泰戈尔的诗，便和他谈起泰戈尔的生平和诗。那时，许地山正在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便把泰戈尔的《新月集》送给郑振铎，建议他翻译。郑振铎翻译《新月集》后，译文还经许地山校读。

后来，许地山热心于哲学、宗教史的研究，郑振铎则钻研中国文学史。虽然彼此的爱好已有所不同，但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1925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撰写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时，论及中国古典戏剧受到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需要有关资料，就写信要求郑振铎帮助。郑振铎为他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上的材料，并为该文作了修订后发表于由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史时，需要牛津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敦煌卷子资料，因该馆不准任何人携带纸笔入内辑录，许地山就入内读熟，然后出来凭记忆记下来，再寄给郑振铎。所以，郑振铎完成《中国俗文学史》的著述，其中也有许地山的一份劳绩。

郑振铎在上海时，曾为国家抢购和保存了大批善本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局势日益恶化。郑振铎担心上海不安全，打算把这批书暂时寄存到香港，几经联系，别人都不敢承担其责。这时，许地山正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主任教授，同时还任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郑振铎写信和他联系，他立刻答应。这批三千多部的价值连城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由郑振铎寄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收下。对许地山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郑振铎一直感激在心。

郑振铎珍视许地山的友情并对他怀着敬意，1941年8月，许地山因劳累致心脏病突发逝于香港，郑振铎在上海闻讯十分悲痛，抗战胜利后特撰文悼之。1958年6月，新版《许地山选集》付印之际，郑振铎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回忆与许地山20多年的深厚友谊，指出：“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耀眼光辉。我们谈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位有天才的作家。”

师道

1935年初，胡适南下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他向校方提议，港大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主任应由中国学者担任，此人应毕业于英国大学，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在学术界享有权威，而且还应是南方籍贯，谙闽粤方言。校方采纳了这项建议，经胡适介绍，许地山于1935年秋受聘香港大学，主持中国文学教学。

许地山出任中文系教授后，港大学风剧变，孕育出一股新的学术气象。许地山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待人接物总是抱着一片和蔼与真诚，永远保持热情，因而深得同仁的敬重与青年的爱戴。不少学生因许地山的到来获益良多，著名史学家金应熙在《悼许地山师》一文中追忆：“先生却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对每一课都认真预备。有几次我到中文学院上课，比预定上课时间早，已经看见先生在教室认真预备，翻抄上课时需用的参考书籍了。在上课的时间，有时偶遇一两个意义不明的词，先生也从来不肯放过，总要找到解释才休的。”

许地山以“五四”闯将的姿态与热情，致力改革中文系，他把当时的“中文部”正式改为“中国文学系”，开办文、史、哲、翻译等课程，随后又分设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合组成中文学院。他还着手革新课程，充实内容，积极倡导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倡导汉字简化，改革八股文，力倡白话文，并把中文学院招生的作文全部改用白话。1941年7月，针对钱穆的《新时代与新学术》，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国粹与国学》一文，反对抱残守缺，主张“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的久远与经典的充斥”。

苦研

1915年，许地山考进燕京大学，曾在文学院和神学院求学。在此后五年间，他成天出进于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中外民俗学、宗教学图书，许地山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因为兼通梵文，他通过比较作研讨，发现其中不少乃自印度辗转流入，若干年后，许地山就此翻译了《孟加拉民族故事》；而在图书馆里，他更多的是研读各种佛经。1918年，写给新婚妻子的小品《愿》《香》等篇章，都分别用了佛经词语和典故。燕京大学图书馆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需求，此后每到一处，无论居住长短，许地山大半时间都用到了跑图书馆上。

五四运动以后，大学停课，很多学生逛嬉于游乐场所，或无所事事，许地山却成天在图书馆流连忘返。燕京图书馆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就到其他图书馆去。可以说北京城里城外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他都跑遍了，他的同学日后回忆说：“北京的图书馆，没他没去过之处，一去就是一整天。他身上满是书香。”因为博览群书，知识面广，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就出了名，人们认定他是一个一点也不痴的真正的“书痴”。

1923年，许地山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同赴美国留学，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读宗教哲学。在大学仅一年，而大半时间却都在图书馆度过。到写作自传体小说——《读〈芝兰与茉莉〉》，也是借用了图书馆若干藏书，并在图书馆的413号检讨室里写成的。在此期间，许地山还查阅、摘录了图书馆收藏的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道学文化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准备写《中国道教史》。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推出的这部书的扉页上，许地山为感念当年图书馆提供的阅读便利，还特地写下“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等字样以纪之。

翌年9月，许地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印度宗教比较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更为丰富，吸引着这个来自东方的学子深入宝山不愿返。他在牛津大学两年，日后回忆这段有益的图书馆生活，许地山颇有关山度若飞之感，还特地在自称为“牛津书虫”的文章里称：“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兰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菲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老舍后来追忆说：许地山只要在图书馆中坐下，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他到了图书馆，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伦敦虽大，许地山行迹所在却只是两个点，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老舍说，在伦敦要找许地山很容易，“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缘故。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个点钟了”。

1926年，时在巴黎留学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罗家伦，拟开创“中国近代史”课程，他写信给许地山，请求帮助搜集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文书、档案。许地山当即自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查阅这些尘灰满面的文字。他朝出夜归整整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整理、抄录。由于这些原始档案大多是缺头断尾，在抄录过程中，许地山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注释。他终于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寄交了罗家伦。

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原始档案，也引发了自己对鸦片战争题材的兴趣。过去在国内见到的都是中国一方的文字，未及其他，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而此正是治学大忌。因而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档案结束后，余意未了，又赴英国其他图书馆寻找，果然获得更多的资料。当他回国前夕，竟抄录、整理了厚厚一本的英国鸦片战争档案文书。它就是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达忠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

1927年，许地山离英归国。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他的学识渊博，能开不少其他教师教不了的课，如《佛教文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即便如此，他仍习惯于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按题搜集资料，其中很多选题是他人想象不到的，像搜集各种门神像等。有个时期他还热衷在图书馆寻找传统文化里被人们鄙视的扶箕迷信种种样式，后来竟然编了一册《中国扶箕文化研究》，罗列了100多种迷信样式，用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陋习。

许地山1935年升任教授后，学院为他设置研究室。这间挂有“面壁斋”匾额的研究室，除了一面墙挂匾，三面墙都被连接天花板的书架遮住了。其中有两只书架上，还摆着学者自海外图书馆抄录的梵文学习笔记和抄录欧洲中古时代僧侣所写的圣经以及其他稿本。当时，许地山想有条不紊地整理它们，以便完成八年前回国途经印度应泰戈尔建议，编出一部《梵文字典》的承诺。可是笔记整理完竣之后，他寻遍北平各大图书馆，发现藏梵文的中西书籍罕有，遑论涉及梵文的工具书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项有意义的研究随1935年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而中断了。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期间，仍醉心于出入图书馆抄书编书，大小学问都做。因为家里饲养了几只猫，他大感兴趣，就想到做猫的文字。他就此跑了多次图书馆，搜集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猫的神话、故事、人文与自然知识，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猫乘》，他说：“作者一向爱猫，故此不惮其烦地写了这一大篇给同爱的读者。”

禅理【三篇·许地山】

我常得着男子送给我的东西，总没有当它们做宝贝看。我朋友师松却不如此，因为她从不曾受到男子的赠与。

自鸣钟敲过四下以后，山上礼拜寺的聚会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的羊，争要下到山坡觅食一般。那边有一个男学生跟着我们走，他的正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里拿着一支荼靡，且行且嗅。荼靡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过是一种无聊举动便了。“松姑娘，这枝荼靡送给你。”他在我们后面嚷着，松姑娘回头看见他满脸堆着笑容递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说：“多谢，多谢。”宗之只笑着点点头，随即从西边的山径转回家去。“他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想他有什么意思，他就有什么意思。”我这样回答她。走不多远，我们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荼靡。那花像有极大魔力，不让她撒手一样。她要放下时，每觉得花儿对她说：“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是从宗之手里递给你，交你照管的吗？”

呀，宗之的眼、鼻、口、齿、手、足，动作，没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跃着，没有一件不在她眼前的花枝显现出来！她心里说，“你这美男子，为甚缘故送给我这花儿？”她又想那天经坛上的讲章，就自己回答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而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这是她爱荼靡花，还是宗之爱她呢？我也说不清，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坐在榕树根谈话的时候，他家的人跑来对他说：“松姑娘吃了一朵什么花，说是你给她的，现在病了。她家的人要找你去问话咧。”

他吓了一跳，也摸不着头脑，只说：“我哪时节给她东西吃？这真是……！”

我说，“你细想一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才提醒他说：“你前个月在斜道上不是给了她一朵荼靡吗？”“对呀，可不是给了她一朵荼靡！可是我哪里教她吃了呢？”“为什么你单给她，不给别人？”我这样问他。

他很直截地说：“我并没什么意思，不过随手摘下，随手送给别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许多东西给人，也没有什么事，怎么一朵小小的荼靡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还坐在那里沉吟，我便促他说：“你还能在这里坐着么？不管她是误会，你是有意，你既然给了她，现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且去看看罢，蚌蛤何尝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过外间的沙粒偶然渗入它的壳里，它就不得不用尽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来罢了。你虽无心，可是你的花一到她手里，管保她不因花而爱起你来吗？你敢保她不把那花当作你所赐给爱的标识，就纳入她的怀中，用心里无限的情思把它围绕得非常严密吗？也许她本无心，但因你那美意的沙无意中掉在她的爱贝壳里，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踌躇了，且去看看罢。”

宗之这才站起来，皱一皱他那副冷静的脸庞，跟着来人从林菁的深处走出去了。香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会说。”“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佛法么？——色，——声，——味，——香，——触，——造作，——思惟，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不是佛法。”“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愿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为什么不能？”“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名作——《忆卢沟桥》

记得离北平以前，最后到卢沟桥，是在二十二年的春天。我与同事刘兆惠先生在一个清早由广安门顺着大道步行，经过大井村，已是十点多钟。参拜了义井庵的千手观音，就在大悲阁外少憩。那菩萨像有三丈多高，是金铜铸成的，体相还好，不过屋宇倾颓，香烟零落，也许是因为求愿的人们发生了求财赔本求子丧妻的事情吧。这次的出游本是为访求另一尊铜佛而来的。我听见从宛平城来的人告诉我那城附近有所古庙场了，其中许多金铜佛像，年代都是很古的。为知识上的兴趣，不得不去采访一下。大井村的千手观音是有著录的，所以也顺便去看看。

出大井村，在官道上，巍然立着一座牌坊，是乾隆四十年建的。坊东面额书“经环同轨”，西面是“荡平归极”。建坊的原意不得而知，将来能够用来做凯旋门那就最合宜不过了。

春天的燕郊，若没有大风，就很可以使人流连。树干上或土墙边蜗牛在画着银色的涎路。它们慢慢移动，像不知道它们的小介壳以外还有什么宇宙似的。柳塘边的雏鸭披着淡黄色的氄毛，映着嫩绿的新叶；游泳时，微波随蹼翻起，泛成一弯一弯动着的曲纹，这都是生趣的示现。走乏了，且在路边的墓园少住一回。

刘先生站在一座很美丽的家堵坡上，要我给他拍照。在榆树荫覆之下，我们没感到路上太阳的酷烈。寂静的墓园里，虽没有什么名花，野卉倒也长得顶得意地。忙碌的蜜蜂，两只小腿粘着些少花粉，还在采集着。蚂蚁力争一条烂残的蚱蜢腿，在枯藤的根本上争斗着。落网的小蝶，一片翅膀已失掉效用，还在挣扎着。这也是生趣的示现，不过意味有点不同罢了。

闲谈着，已见日丽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域之内了。宛平城在卢沟桥北，建于明崇祯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围不及二里，只有两个城门，北门是顺治门，南门是永昌门。清改拱北为拱极，永昌门为威严门。南门外便是卢沟桥。拱北城本来不是县城，前几年因为北平改市，县衙才移到那里去，所以规模极其简陋。从前它是个卫城，有武官常驻镇守着，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地点。我们随着骆驼队进了顺治门，在前面不远，便见了永昌门。大街一条，两边多是荒地。我们到预定的地点去探访，果见一个庞大的铜佛头和些铜像残体横陈在县立学校里的地上。拱北城内原有观音庵与兴隆寺，兴隆寺内还有许多已无可考的广慈寺的遗物，那些铜像究竟是属于哪寺的也无从知道。我们摩挲了一回，才到卢沟桥头的一家饭店午膳。

自从宛平县署移到拱北城，卢沟桥便成为县城的繁要街市。桥北的商店民居很多，还保存着从前中原数省入京孔道的规模。桥上的碑亭虽然朽坏，还矗立着。自从历年的内战，卢沟桥更成为戎马往来的要冲，加上长辛店战役的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战争的大概情形，连小孩也知道飞机、大炮、机关枪都是做什么用的。到处墙上虽然有标语贴着的痕迹，而在色与量上可不能与卖药的广告相比。推开窗户，看着永定河的浊水穿过疏林，向东南流去，想起陈高的诗：“卢沟桥西车马多，山头白日照清波。毡卢亦有江南妇，愁听金人出塞歌。”“清波不见，浑水成潮”是记述与事实的相差，抑昔日与今时的不同，就不得而知了。但想象当日桥下雅集亭的风景，以及金人所掠江南妇女。经过此地的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触发了。从卢沟桥上经过的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岂止被金人所掠的江南妇女那一件？可惜桥栏上蹲着的石狮子个个只会张牙裂结舌无言，以致许多可以稍留印迹的史实，若不随蹄尘飞散，也教轮辐压碎了。我又想着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桥梁。它把天然的阻隔连络起来。它从这岸渡引人们到那岸。在桥上走过的是好是歹，于它本来无关，何况在上面走的不过是长途中的一小段，它哪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记历史，反而是历史记着它。

卢沟桥本名广利桥，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二年（公元—一八九至一九一二）修成的。它拥有世界的声名是因为曾入马哥博罗的记述。马哥博罗记作“普利桑干”，而欧洲人都称它做“马哥博罗桥”，倒失掉记者赞叹桑干河上一道大桥的原意了。中国人是擅于修造石桥的，在建筑上只有桥与塔可以保留得较为长久。中国的大石桥每能使人叹为鬼役神工，卢沟桥的伟大与那有名的泉州洛阳桥和漳州虎渡桥有点不同。论工程，它没有这两道桥的宏伟，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系着民族安危。纵使你把桥拆掉，卢沟桥的神影是永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这个在“七七”事件发生以后，更使人觉得是如此。当时我只想着日军许会从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过这道名桥侵入中原，决想不到火头就会在我那时所站的地方发出来。

在饭店里，随便吃些烧饼，就出来，在桥上张望。铁路桥在远处平行地架着。驮煤的骆驼队随着铃铛的音节整齐地在桥上迈步。小商人与农民在雕栏下作交易上很有礼貌的计较。妇女们在桥下浣衣，乐融融地交谈。人们虽不理会国势的严重，可是从军队里宣传员口里也知道强敌已在门口。我们本不为做间谍去的，因为在桥上向路人多问了些话，便教警官注意起来，我们也自好笑。我是为当事官吏的注意而高兴，觉得他们时刻在提防着，警备着。过了桥，便望见实柘山，苍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几度，在砾原上流连片时，暂觉晚风拂衣，若不回转，就得住店了。“卢沟晓月”是有名的。为领略这美景，到店里住一宿，本来也值得，不过我对于晓风残月一类的景物素来不大喜爱，我爱月在黑夜里所显的光明。晓月只有垂死的光，想来是很凄凉的，还是回家吧。

我们不从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刘先生沿着旧河床，向北回海淀去。我捡了几块石头，向着八里庄那条路走。进到阜成门，望见北海的白塔已经成为一个剪影贴在洒银的暗蓝纸上。

林语堂：“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传略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第一流》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锦绣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无所不谈》（1—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平心论高鹗》（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语堂文集》1978，开明《林语堂经典名著》（1—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人生的盛宴》（散文集）1988，湖南文艺文华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当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侃侃而谈，听众正听得入神，他却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挥了挥长袖，飘然离场。听众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有一次，林语堂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讲话之前，上台讲话的人都是长篇大论。在大多数与会者期待中，林先生走上主席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林语堂面对台下的听众，眼神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他缓缓开口，“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话音刚落，他立即转身，置无数眼球的注视于不顾，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都在发愣，全场鸦雀无声，短暂的静寂过后，随即是满场的掌声和笑声。

林语堂曾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讲授“中国文化”课程。他在课堂上对美国的青年学生大谈中国文化的好处，好像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生哲学都是中国的好。这些学生既觉得耳目一新，又觉得不以为然。有一位女学生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赞美中国，实在忍不住了，她举手发言，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最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林语堂略一沉吟，乐呵呵地回答说：“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

一次，林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结束后与学生们一起进餐时，校长临时起意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就讲了一个笑话：“罗马时代，皇帝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一次皇帝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喂狮子。此人走到狮子身旁，对狮子讲了几句话，狮子竟然掉头就走。皇帝极为奇怪，又让人放了一只老虎进去。那人又对老虎讲了几句，老虎也掉头走了。皇帝非常诧异，问那人道：‘你究竟对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那人答道：‘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全场听罢哄笑，校长却啼笑皆非。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以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1938年8月8日至次年8月8日，林语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用英文写就，英文名为“The Moment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写《京华烟云》时，林太乙每次放学回家，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林太乙没敲门便冲进书房，发现父亲热泪盈眶，问道：“爸，你怎么啦？”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天他写的是红玉之死。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长女林如斯评价父亲的《京华烟云》道：“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悠然而止。”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师道

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夹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皮包走进教室。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却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才切入正题：“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林语堂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

林语堂还有一种绝活，就是“相面打分”。他的英文课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的成绩了，他便坐在讲台上，拿一本学生名册，轮流唱名，唱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则像一个相面先生一样，略为朝站起的学生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吃不准，心中没十分把握，便略为谈上几句，他便测知端详，然后定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记性特好，一个班的学生，几节课下来，他便能直呼其名了。他在课堂上总是随时指认学生起立回答问题，未及学期结束，每位学生的学力和程度，他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和印象了，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服帖。

率性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弹药”。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适的资助。后来胡适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宽厚

林语堂的女儿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此人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林语堂的女儿们学钢琴，老师是一位老小姐。她戴着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林的女儿们背后便叫她突目金鱼。据说她一次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林的女儿们听了哈哈大笑。林语堂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1938年，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

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孤儿院看孤儿们的歌舞表演，其中一位会跳舞又会弹钢琴的12岁女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即认养了这个叫金玉华的小女孩，并于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将她带到美国。但因为金玉华哥哥及廖翠凤的反对，他未能收养金，只能任她回国。为此，林语堂伤心不已。

亲情

在上海居住时，林语堂常带着三个女儿在花园中散步；夏天阵雨过后，他和孩子们到屋后的溪水中去捕小鱼；他为孩子们在花园中开辟了一个小菜园，让她们自己种西红柿、豆子、南瓜等；夏天，林家的花园里开着荷花，秋天则种满了菊花；冬天，他和全家人一起到公园打雪仗，直到公园关门才回家。周末，他会带着全家去看电影，或到附近的城市旅游。

幼女林相如七岁生日那天，林语堂一早起来就跑到厨房，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女儿的名字，高兴地像个小孩子。大家唱“生日快乐”时，他为女儿们甜美的歌声感动不已，流下泪来，他不停地亲着相如，并送给她一元钱。

林语堂一家常年在国外生活，但他一直教三个女儿学习中文，亲自为她们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一次，林为女儿们讲授唐诗，讲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时，他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诗中的故事，哭得涕泗横流，将书都打湿了。和女儿们一起读《红楼梦》，有时他也哭得眼泪汪汪的。

林语堂夫妇到伦敦探望女儿林太乙一家，看到外孙女黎至文也来接机，林高兴地大声呼喊：“妞妞！”这时机场的人都扭过头来看，七八岁的黎至文觉得很难为情。林语堂喜欢和黎至文、黎至怡姐弟一起做花生糖、玩捉迷藏，快乐得像个孩子，称他们三人是“三个小孩”。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黎家姐弟的照片拼在一起，拼出一张“三个小孩”的照片。廖翠凤出门买菜时，三个人将鞋子放在饭桌上，躲进藏衣室，等廖回来叫他们，他们不答应，只是躲在藏衣室咯咯地笑，到最后忍不住了，才出来扑到廖身上大笑。

一次，林语堂、林太乙以及两个小外孙去逛菜市场，摸奖得了一只活的大白鹅。回家的时候，林语堂开着车，后座上的大白鹅虽双脚被绑住了，却拼命叫唤，并伸长了脖子要咬他，两个小孩吓得大哭起来。林太乙没法拉住鹅，只能让两个孩子不要哭。林语堂顿时失去了冷静，开车时脸都涨红了，回家他对廖翠凤郁闷地说：“带着一只鹅和两个哭啼的孩子开车，下次我不来了！”

黎至怡回忆，儿时，他和外公林语堂躺在公园的草地上，观察一个蚂蚁丘，看着熙熙攘攘的蚂蚁来来往往，林语堂说：“这些蚂蚁在忙什么呢？它们怎么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们看起来多么强壮！”黎至怡觉得外公的话正好道出了他心中的疑问，二人一起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答案。

一次，林语堂和黎至怡去香港海边玩，两人大吃冰激凌，在沙滩上找小蟹，在海里游泳，玩得不亦乐乎。后来肚子饿了，林提议去浅水湾大饭店吃饭。小黎至怡觉得两人满身是沙子，便对林说，恐怕人家不会让他们进那样的豪华饭店。林语堂笑着说：“外表不重要，像我们俩这么体面的人怎么不能踏进那个大饭店？”于是两人大大方方进了餐厅，要了张靠窗子的桌子，果然无人拒绝。黎望着二人留下的沙迹，觉得很惊奇。

林语堂的二姐林美宫聪明美丽，成绩优秀，她很想上大学。但林家的经济能力有限，林父供养儿子们上大学已经很困难，再无力负担女儿的学费。二姐出嫁前一天的早晨，掏出四毛钱给林语堂，说：“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第二年林语堂回乡时，二姐已因鼠疫去世，死时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林语堂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在替二姐上大学。他说：“我青年时代所流的眼泪，多是为二姐而流的。”晚年，他对外孙们谈及二姐，依旧泪下。

大嫂在院子里洗衣服，小林语堂准备捉弄一下她，便趁她起身去拿衣服时偷偷撤去凳子，大嫂毫无提防，结果坐了个空。当时大嫂已经怀孕，全家人吓坏了，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抢救，才母女平安。日后林语堂对大嫂和侄女格外关心，将《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从美国寄钱给她。

稚朴

一次，林语堂和家人在意大利可磨湖的小渔船上钓鱼，林语堂忽然站起来，高声唱意大利歌曲《噢！我的太阳》，惹得附近的渔民大笑不止。

林语堂在对待不速之客方面，如同歌德般不近人情。家中举办宴会，他会很高兴地接待朋友，与朋友闲谈，平常则不喜与朋友随便来往聊天。在美国时，都是胡适去林家中拜访，他从不探访胡适，二人也从来不会无事相约在外面吃个便饭聊聊天。

林语堂生活上不拘小节，在宴席上，他弄不清自己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经常喝错。有一次，他和夫人应邀去一个美国朋友家中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提前一个星期去了，二人知道弄错后还傻傻地一直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朋友的夫人只好马上准备饭食，胡乱给他们做了点吃的。林语堂到上海时，不再着西服，而是穿中式长袍马褂，足登青布鞋子。他说中式服装穿着最舒服，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服像被绑捆了那样，动弹不得，尤其领带一系，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他将系领带称作“狗领”。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诩有惊人的消化力：“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都能消化的。”又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那样我的病就会好了。”

林语堂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挣扎半天，他还是起来到厨房找了些东西填肚子，结果被夫人瞧见，在一旁忍俊不禁。

在美国时，一次林语堂捧了本《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向廖翠凤求爱；第二次，他忘了，又捧了这本书向她求爱。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是山里的女子，其母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

在《八十自述》中，林语堂回忆：“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地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橄榄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橄榄要照顾双目失明的祖父，不能离开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但他从未忘记橄榄，而橄榄赤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永不能割舍的“情结”，他曾专门写《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思念心上人，几次跑到厦门，借口探望陈氏兄弟。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说：“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陈天恩早看出来林的来意是为其长女。陈天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林虽然聪明，但对基督教不够虔诚，家庭出身也不好，爱女不能托付给他。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于是每次林来访，陈锦端都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一次，陈天恩对林语堂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林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后大骂林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拉回到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林语堂笔下的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

廖翠凤是陈天恩邻居廖悦发的次女，廖家也是大富之家，廖悦发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就成了惟一的出路。

陈天恩提出将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后，林不能拂却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廖家相亲。廖翠凤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很是中意。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交好，廖翠凤早就知道林，心中也认可他。而林的大姐林瑞珠曾经和廖翠凤是同学，她对廖翠凤的印象很好。林语堂的父母听了大姐的介绍，劝林“娶妻求贤”。林语堂对父母的决定没有异议，于是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

订婚前，母亲担心女儿，劝廖翠凤说，林语堂很聪明，但家里穷，廖翠凤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直到四年后才与廖翠凤完婚，当时林准备到哈佛留学，廖翠凤的父亲坚持要林与女儿完婚后，二人同去，林无法再拖延婚期，只好同意结婚。

结婚这日，林语堂到廖家迎亲，按照当地风俗，女方家端上一碗龙眼茶，林只要象征性地喝一口就可以，但他却一饮而尽，连龙眼也吃了，惹得廖家人大笑。

婚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廖翠凤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结婚后，林语堂和廖翠凤带着廖的一千大洋陪嫁远渡重洋。廖在船上就得了盲肠炎，到美国后不久发作，只能到医院动手术。手术过程竟然长达三个小时，动手术的医生大概没有见过中国女人，将廖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一番才割除了盲肠。出院后不久，廖由于受了感染，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又只能入院。林无奈，只能向廖家求助，廖的二哥汇给他们一千美元，才渡过难关。

在哈佛读了一年，尽管林语堂的每门功课都是甲等成绩，助学金却被留学生总管施赞元停了。林语堂没法再待下去，恰逢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招募华工去法国乐库索城，他只好前往应征。在法国，林语堂用常见的一千字，为中国劳工编了一本教材，教中国劳工学文化。廖翠凤向一位法国女士学习法文，变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打工储蓄了些美元，这时德国马克贬值，他们便到了德国。林语堂先在歌德的故乡耶鲁大学攻读莎士比亚，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林语堂除上博士课程外，还与廖翠凤一起上英文课程，二人宛若兄妹。当时他们住在郊外，房东太太是个寂寞的寡妇，靠啤酒和腌肉过活，成天抽烟。寡妇拿自己写的诗给林语堂看，存心勾引他。有一次林语堂经过她的门口，她突然晕倒，要林语堂扶她起来，林语堂看出她的用意，连忙喊翠凤，寡妇就假装清醒了，二人会意而笑。

结婚快四年了，廖翠凤才敢怀孕。由于经费不足，他们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此时，林语堂正在准备着博士考试。林语堂上学以来，从不把考试当一回事，他的老主意就是只求及格，不临时抱佛脚，所以绝不惊慌；而廖翠凤却胆战心惊，替他着急。

博士论文考试的最后口试，林语堂要从这个教授房间跑到另一个教授房间，轮番答辩，挺着大肚的廖翠凤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倚闾而望。已到十二点了，林语堂才出来，廖翠凤问：“怎么样啊？”林语堂说：“合格了！”廖翠凤就在大街上给了他一吻。这一吻，宣告了林语堂学生时代的结束，他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讨厌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帖，一丝不苟。她也如此要求林语堂。林语堂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也会说：“我认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洗碗实在不合算，就不再让他洗了。林语堂于是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也笑起来，可看见林兴高采烈的样子，又不禁狐疑，他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在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林语堂夫妇二人的性格不同。三个孩子常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林语堂外向，廖翠凤内向，林语堂是气球，廖翠凤是压载物。没有压载物的气球会碰到灾祸。廖翠凤生性严肃，有条有理，随时穿得整整齐齐，餐桌上总是挑方方正正的腿肉和胸肉吃，不吃肫肝之类的玩意儿。林语堂一向喜欢翅膀、肝肠、脖子之类的杂碎。他乐观，任性，总是魂不守舍，对人生抱着顽皮的看法，讨厌一切拘谨和约束。林语堂认为廖翠凤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

林语堂曾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廖翠凤也点头说：“要不是我拉住他，他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送给廖一个手镯，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林翻译的雪莱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小女儿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反目

林语堂和鲁迅因在女师大任教而结识，在“女师大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写信，开始了二人的交往。林后来公开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他“是属于后一派的”。

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17位，鲁迅排在21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郁达夫回忆说，鲁迅后来也明白了这次是误会，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之后，大约有三年时间，二人没有往来。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和鲁迅都加入其中，二人又开始交往。次年，杨杏佛被暗杀，举行入殓仪式这天，林语堂因正被严密监控，无法出门，未去参加。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非常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事实上，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这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办《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3年底，鲁迅曾写信给《论语》的主编陶亢德，推荐青年作者王志之的稿子，陶回复鲁迅说，留下“少许”，余则退还。鲁迅又写信给林语堂，说明此事，让林将王的稿子退还，林不明白鲁迅的意思，退回了稿子。两个多月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先后致信鲁迅约稿，并让鲁迅提供照片，鲁迅断然拒绝，并附信说，以后他要看《论语》，也自己花钱购买，不劳寄赠。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合，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据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二人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人间世》也走的是谈幽默的老路子，遭到左翼文人的攻击。鲁迅也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林、鲁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发生争执，惹得鲁迅十分不快，林语堂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是想“做偶像”。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那些小品了，多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林说此语并非有意，但在鲁迅听来却以为林有意嘲笑，因为鲁迅比林大14岁，彼时已经53岁。

一次饭桌上，林语堂谈及在香港时，几个广东人兀自讲粤语，其他人听不懂，林便故意对他们讲英语，将他们吓住。不料，鲁迅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尴尬无比。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鲁迅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鲁迅将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此时的鄙夷之情可想而知。

1935年，胡风发表《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等文章，林语堂认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说：“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在《忆鲁迅》一文中，林语堂说：“鲁迅这个人，我始终没有跟他闹翻。”

赵世洵回忆，在新加坡时，他曾问林语堂与鲁迅的那段不快经历，出乎他意料的是，林绝口不谈鲁迅的坏话，而且言语中多有推崇。林含着烟斗，吐出一口烟雾，左手略微摆动一下，若有所思地说：“过去的事别提了。不过，世洵，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小说史》到今天为止，还是他写的那一本最为完备。”后林语堂的女婿将《中国小说史》翻译成英文，林语堂为之作序。

爱憎

西安事变发生后，林语堂撰文向美国人说明“张”和“蒋”两个读音的差别，讲述张学良和蒋介石二人政治主张的差别，他说，张软禁蒋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按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最后不仅会放了蒋，而且会陪着蒋去南京。最后事件的结果果然如林所说。

1937年8月，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他再次出国时，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抗战期间，老舍一家就借住在林的这所房子内，而今这里已经挂上了“老舍旧居”的牌子。

为了响应爱国行动，林语堂将著作所得二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遭遇通货膨胀、币值狂贬，这笔钱形同废纸。

抗战期间，林语堂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积极宣传抗日，许多美国民众发起抵制日货行动，史密斯大学的女学生发起不穿日本丝袜运动，罗切斯特书院的数百名女生在礼堂前排队将自己的丝袜扔进垃圾桶，男生们则宣称，不与穿丝袜的女生跳舞。

林语堂经常撰文宣传抗日，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几十年后，林语堂忆及抗战时的情形，仍动情地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

林语堂曾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过去几年中，史迪威给了中国什么，何说只有够装备一个师的枪弹而已。林十分愤怒，他说史迪威粗暴而傲慢，就像个独裁暴君，“他来不是帮助中国，他是破坏中美的团结”。

林语堂还积极争取美国中立者的支持，他对许多美国人事不关己的态度十分愤怒，1943年，他发表《啼笑皆非》一文，对英美官方对华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嘲笑他们所谓“中立”态度的愚蠢，他说：“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

对美国的批评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也导致了美国人对林语堂的反感。1944年，他的亲国民政府的政论集《枕戈待旦》销路不佳。甚至有人传闻他拿了何应钦两万美元，才如此卖力为国民党宣传。赛珍珠当面问林是否有此事，林回答自己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文钱，仅仅是办了一个“官员签证”，这样就免于用“旅游签证”须每六个月离开美国一次再回去的麻烦。

林语堂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称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陈纪滢回忆，林曾对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