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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7 12: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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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义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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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评传

章太炎评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章太炎评传作者:姜义华排版:skip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3-01ISBN:9787550011892本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自 序

章太炎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之一;他的独特的学术贡献可当之无愧地称作“章学”,是20世纪中国国学的一块瑰宝。

章太炎的思想、学术能够独树一帜,首先是因为他勇于直面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时代课题,并使自己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学术来解决这些时代课题。他本人在《菿汉微言》一书中说过:“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俗,这里指尘俗世界;真,这里指他的思想、学术研究成果。转俗成真,说明他正是从激烈的社会动荡、狂怒的革命风暴、跌宕起伏的生活实践中吸取了营养,获得了动力,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等生活实践所提出的各类问题,经由自己探索、思考、钻研,取得精神生产的成果。而回真向俗,说明他的精神生产,归根结蒂,是为了更为自觉地从长时间、大空间的战略高度确定如何实际地解决生活本身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章学也好,20世纪全部中国国学也好,强大的生命力正源于此。

然而,精神生产本身,终究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内借助各种先行的思想、学术资料,由思想家、学者自己独立进行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治学方法去从事研究,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样主观的努力,他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与学术体现出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镜子,为推动社会的发展提供真知灼见。章太炎能够站在社会巨变的前列,卓尔成为大家,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仅在中国旧学方面有深厚的根柢,在新学方面有独到的体会,而且立足于社会实践,不断探索、思考、创新。正如他自己《菿汉微言》所说,“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在他那里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并经由他的消化、吸收而互相渗透、互相贯通,融为新的一体。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学者相比,章太炎在中国传统经学方面受益最大的是汉学或清代朴学而非宋明理学,在诸子学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庄子、荀子、韩非,而非孔、孟、董、韩;在西学方面,章太炎不仅像其他人那样关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西方各国历史,而且特别属意于希腊、德意志哲人名著;使章太炎孑然屹立的,还因熟知佛学及印度奥义书、吠檀多、胜论、数论等各种古哲学流派。没有这一切,章太炎便不可能在其他思想家、学者所难以比拟的那样广阔、众多的领域内作出如此突出的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对推动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适应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代。这一过渡,是在西方冲击之下骤然开始的,思想上准备不足,社会实践力量上准备更不足,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能免除中西两种不同文明、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文明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冲突。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成熟。他们一辈子都在顽强地追求,企盼着寻找到中国所应走的适合于自身实际情况的道路。解决这一历史性的课题,花费了好几代人艰辛的努力。这种历史的过渡性,在章太炎身上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在思想上、学术上的这种内在矛盾徨遽状态,使他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也突出地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出于他的门下,陈独秀、胡适、吴虞等都受到他深刻的影响;同时,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当时《学衡》派的主将们,或者出自他的门下,或者与他交往密切。然而,这种双重性恰是章太炎时代价值之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这部评传在充分肯定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业绩的前提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他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上。章氏学的初创,章氏学的成熟即本书中的章学新阶、“齐物”哲学、民初论政三章,以及晚年的章氏学,成为贯穿全书的主干,原因亦即在此。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PRÉCIS (英文提要)

This book is more than a biography of Zhang Taiyan (Chang T’ai-yen). It is rather a commentary of Zhang Taiyan’s scholastic activities. It tries to locate hi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his scholastic life and achievements.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eight chapters.

Chapter I discusses Zhang’s experiences in his youth. It attempts to reveal how he accepted the rigid scholarly training of the Ch’ing period and how he became a rising young schola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great scholars.

Chapter Ⅱ recounts how Zha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new knowledge’ (namely modern western natur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nd how he formed his new thoughts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Chapter Ⅲ is concerned with Zhang’s career from 1900 to 1906. The composition and revision of qiushu (book of urgenc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his doctrine. During this period he joined the anti-Ch’ing movement and was constantly pursued for his speeches and for his propagation on newspapers. In the three years of his imprisonment he studied Buddhist classics which brought his thought to new arenas.

Chapter Ⅳ studies Zhang’s thinking and activities on nationalist revolution,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min-po (the people), the newspaper of the T’ung-meng hui, and after it was banned by the Ch’ing government.

Chapter Ⅴ recounts Zhang’s scholastic activities when in exile in Japan (1906——1911). In this period he made contributions in all the academic areas which he touched upon, includ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history, linguistics, philology, literature and ethics. It is also the period when his doctrines grew into its maturity and became systematic.

Chapter Ⅵ is concern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Zha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period and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fluenced by Kant, Buddhism and Taoism, Zhang attempted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hapter Ⅶ discusses Zhang’s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and his thinking after all the victories and failures. In some respects his doctrines were strengthened, but their weakness also began to appear in the complic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Chapter Ⅷ relates the career of Zhang’s late years when he joine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e Constitutional War. He also propagated for a fede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thus put himself in the camp of anti-revolutionaries. However,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and China faced another national crisis, once more he stood to call for its salvation.

Zhang Taiyan’s achievements and scholastic contributions demonstrate that he is one of the few gia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scholarship.第1章 旧学根柢1.1 汉学启蒙

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东乡离城约十里的仓前镇。[1]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梅叔、枚叔,太炎是他的别号。章太炎的曾祖父叫章均,字安溥,号治斋,生于1769年,死于1832年,惨淡经营数十年,房产、田地、牲畜,累计起来,赀产至百万。1828年捐出3万缗巨款,在余杭东门桥北首白塔寺前创建苕南书院,还捐田千亩,建立章氏义庄,开办义塾,以供合族子弟入学课书。

章太炎的祖父章鉴,字晓湖,生于1802年,死于1863年,弟兄六人,数他最小。章鉴因妻子生病为庸医误诊丧命,发愤攻读医书,时时为贫者治疗。1860年,太平军占领余杭,他一度被指定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

章太炎的父亲叫章濬,字轮香,一作楞香,生于1825年。1863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入浙攻打太平军时,他专程赶去献地图,并陈善后策。1867年,被荐入杭州府知府谭钟麟幕府。1869年章太炎出生后不久,谭钟麟擢授河南按察使,章濬辞职返归余杭,担任县学训导。

章太炎出身于汉学世家。曾祖父章均是县学增广生,做过海盐训导。祖父章鉴是县学附贡生,曾被选贡为国子监生,年轻时,曾拜著名历算学家项名达为师,学习三角与几何,“有奇羡辄以购书,蓄[2]宋、元、明旧刊本至五千卷”。这些珍本后来都毁于兵燹,但留下的藏书目录,仍可使章太炎想见当年盛况。章濬是县学廪生,曾在杭州诂经精舍担任多年监院。现存《诂经精舍课艺文三集》己巳年上下两卷和《诂经精舍课艺文四集》十六卷,分别刊刻于1869年和1879年,校刊者就是章濬和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孟沅、高学治等人。晚年,[3]他在家中仍经常“检点《山经》读异书,闲披《尔雅》释虫鱼”。

章太炎的外祖父叫朱有虔,一字左卿,浙江海盐人。朱有虔家学渊源更深,祖父朱兰馨是乾隆辛丑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著有《松乔诗抄》;父亲朱锦琮,先在国史馆为誊录,后来历任安徽、江西、山东等地知县、知府,潜心汉学,著有《治经堂诗文集》四十卷、《信疑随笔》十二卷和《治经堂外集》等。朱有虔本人是庠生,撰有《双桂轩集》二十卷和《读书随笔》若干卷。1876年,朱有虔来到余杭,对章太炎进行启蒙教育。章太炎后来回忆说:“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4]课读四年,稍知经训。”使章太炎自幼便在文字音韵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

章太炎12岁的时候,外祖父返回海盐,由父亲和大哥章炳森课读。

章濬起初曾希望章太炎进学中举,指定他读《四书》,学律诗,作八股文。1883年,章太炎奉父命参加县试,癫痫症突然发作,没有考成。章太炎因此在其后得以专心致志于学业。

章炳森又名章篯,比章太炎年长16岁。章太炎出生时,他已是县学生员;章太炎由父亲亲自课读时,他已是县学训导;1888年,他又浙江乡试中试。他是对章太炎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又一位严师。章太炎回忆说:“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篯,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5]文必法古。”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一批权威性著作,通过精研这批名著,章太炎对我国古文字和古音韵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接着,他仔细研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在《经义述闻》中,王引之利用古文字学方面的新成就,广泛援引各种古代文献,对儒家经典中许多经文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较为准确的解释。从这部著作中,章太炎窥见了步入汉学堂奥的阶梯,“毕读《经[6]义述闻》,始知运用《尔雅》、《说文》以说经”。

为了全面了解清代汉学的成就,章太炎从1886年开始,用整整两年时间,通读了道光年间刊刻的《学海堂经解》。这部丛书,汇辑了从清初到嘉庆年间治经著作凡七十四家一百八十八种,共一千四百零八卷。在这之后,章太炎又通读了光绪年间刊刻的《南菁书院经解》,这是前一部丛书的续编,收录著作凡一百一十家二百零九种,共一千四百三十卷。这一番扎实的基本功,使章太炎治学有了较高的起点。1.2 精舍深造

1890年,章濬去世。章太炎离家进了著名的诂经精舍。诂经精舍嘉庆年间由浙江巡抚阮元创建,太平天国期间毁于战火。1866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拨款重建,由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主持。俞樾在《重建诂经精舍记》中申明,修复精舍,是为了使“肄业于是者,[7]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精舍中的学员,由其他书院选送;一般书院教学是为了让青年学子科举应试,而精舍则专意于造就青年汉学家。精舍中立有许郑祠,专为许慎、郑玄立祠,显示了精舍宗旨之所在。精舍日课分句读、抄录、评校、著述四类。句读、抄录的内容由教师指定,评校、著述的内容,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每月朔望两次考查,通常朔日考词章,望日考经史。俞樾本人治学一意规摹王念孙和王引之,“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8]通古文假借。由经以及诸子,皆循此法”。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整整7年。在这期间,给了他最大影响的便是俞樾。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他担任诂经精舍院长、主持精舍长达31年。俞樾学术成就以研治群经与诸子最为突出。章太炎师从俞樾,所受影响也主要在这两个方面。

俞樾治经,刻意追踪《经义述闻》而作的《群经平议》以及其他一些说经著作,既遵循乾嘉学者重在研究声音文字的旧则,又吸取道光、咸丰学者寻求微言大义的长处。章太炎在精舍中正规的课程,就是学习如何准确地训释诸经疑难字句名物,进而阐明经文本义。1895年刊刻的《诂经精舍课艺文七集》和1897年刊刻的《诂经精舍课艺文八集》,共编选章太炎课艺文三十八篇,其中考证《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十八篇,考证《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的有十篇,考证《诗经》的有三篇,考证《尚书》、《尔雅》的各二篇,考证《易经》、《论语》、《孟子》的各一篇。章太炎入选课艺文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学子,在研治“三礼”、“三传”方面成绩最突出。

俞樾诸子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诸子平议》。他所从事的诸子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字句疏解,让人们能够阅读这类古代典籍,进而印证儒家经义。但注意诸子著作,并推动人们去研治诸子著作,给章太炎很深影响。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自选的评校与著述课程,主要就是围绕周、秦、两汉诸子著作。今存章太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膏兰室札记》,便集中了他这一时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诚恳地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著名学者问学。谭献,字仲修,浙江仁和人,同治举人,先后做过安徽全椒、怀宁、合肥、宿松等县的县令,1890年初,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礼聘,主持武昌经心书院,每逢冬夏仍返回杭州。谭献治经倾向于今文经学,文学尤为见长。章太炎频频登门求教,并将自己的著述呈请披阅审定。“谭氏论文章,以有用为体,有余为诣,有我为归。”谭氏文章具有魏晋风格,“于绮丽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取华落[9]实,弗落唐以后窠臼”。章太炎撰文,原先专门模拟秦汉文风,在谭献的影响下,转而宗法魏晋。黄以周,字元同,浙江定海人,曾主持江阴南菁书院15年,晚年寓居杭州。他主张治学应于世事有所裨益,而最有裨益的,则是礼学,即典章制度的研究。他说:“文章非礼则淫哇,政事非礼则杂霸,义理非礼则虚无。礼学废,故国乱而民荡。”因此,他以毕生之力,撰成《礼书通故》百卷。章太炎称赞这部著作“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核覈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10]尽明之矣”。章太炎重视“三礼”,注意《通典》,“求《通典》读[11]之,后循七、八过”,和黄以周的熏染是分不开的。高学治,字宰平,是浙江仁和人,年过七十,仍旧坚持每日读书,从不间断。他告诫章太炎,治学必须严谨,尤其应当注意操行。他对章太炎说:“夫处凌夷之世,刻意典籍,而操行不衰,常为法式,斯所谓易直弸[12]中君子也。小子志之!”作为一个卓越的学者,除去才、学、识之外,更须行义卓绝,操行不衰。这番教诲,使章太炎深刻体会到治学与做人两者当如何统一。

在这一良好的环境中,章太炎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1.3 锋芒初试

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从良师益友那里得到许多帮助,但他的成长,主要还是依靠个人刻苦自学。他说过:“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13]史,大概自求者为多。”

开初数年,章太炎研治经学与诸子学,基本上还是步武他的前辈。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14]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然而,在随后几年中,由于他坚持自修,敢于独立思考,已逐渐在学术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考析诸子著作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原稿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成,原稿分装四册,一册在抗战中遗佚,今存三册。现存三册稿本,题名均作《札记》,一册右方另书“时辛卯仲春梅叔署于膏兰室”,一册右方另书“时壬辰夏至梅叔署于膏兰室”,另一册右方未署明年月,但第二册《五藏所属同异》条下作者曾注明:“以下癸巳十月下旬记。”是知此册当撰于癸巳十月以后。膏兰室,是章太炎为自己在诂经精舍中读书著述的一方斗室起的名字;《札记》上自署的年月当是开始著述的时间。据此,当知是稿系1891年至1893年间所著,很可能还一直延续到1894年。《札记》是一部考释驳论的著作,现存三册,共有四百九十四条,其中有二十条,因前人已有成说,或意尚未竟,由作者自行删去。现存四百七十四条,诠释考辨《诗》、《书》、《礼》、《易》、《春秋》者,仅八十余条;考释诸子著作者,有三百五十余条。就中以考释《管子》者最多,共一百一十五条;考释《墨子》者次之,共四十一条;其余如《吕览》二十八条,《淮南子》二十八条,《韩非子》二十六条,《列子》十五条,《晏子春秋》十二条,《庄子》九条,《荀子》八条。此外还有《商君书》、《尸子》、《新序》、《论衡》、《法言》、《申鉴》、《文子》等。其余各条考释史书、韵书与纬书。综观这些条目,可见《札记》是一部《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类型的著作。

撰写《膏兰室札记》时,章太炎不过二十刚出头。这部著作取材之广,考证之精,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周、秦、两汉典籍是多么娴熟,治学又是多么谨严而又勇于探究、善于深思。对于儒者所不屑道的《管子》、《墨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用力尤勤,更显示了章太炎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即通过诸子学的研究,突破儒家传统的封囿。然而,就《札记》自身的学术价值而言,章太炎后来有一段自我评价。他在《再与人论国学书》中写道:“行箧中亦有《札记》数册。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15]凿失本意,大氐十得其五耳。”是符合事实的。

章太炎这段时间研究成果,最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撰著的《春秋左传读》一书中。《左传》,长期以来与《公羊传》、《穀梁传》并称,作为释解《春秋》的三部主要著作,一起被列为儒家经典。它长于叙事,内容远比《公羊》、《穀梁》丰富而翔实。作为一家之学,它勃兴于西汉之末,其后,流传日广,先后产生了贾逵的《左氏传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这样一批诠释《左传》的代表性著作。魏、晋以降,《左传》逐渐凌驾于《公》、《穀》二传之上。唐代天宝以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认为《左传》叙事虽详,解经却多背离儒家正统观念,应当与《公》、《穀》二传一道废置不用。他们分别撰著《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等书,依据己意,直解《春秋》,自称最得孔学本义。在他们影响下,风气大变。“《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宋明以来,最为流行的是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孙觉的《春秋经解》、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左氏》等三传绝少有人问津。清代汉学勃兴以后,三传之学逐步恢复。可是,相比之下,最盛的却是《公羊传》的研究,先后产生了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陈立的《公羊义疏》等一批具有总结性或开拓性的著作。而《左传》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著述,限于对杜预旧注、孔颖达旧疏作某些补遗纠正,无关大体。嘉庆、道光间,刘文淇及其子毓崧、其孙寿曾,曾以三世之力,撰写《左传旧注疏证》,这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而又具有自己独创见解的一部总结性作品,但直至寿曾亡故,书稿仍未完成,亦未刊布。因此,翻开《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竟没有一部研究《左传》的真正有分量的著作。章太炎积极展开对《左传》的研究,正是立志填补这一空缺。

当章太炎对《左传》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左传》正在成为勃兴起来的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

汉代经学,已有互相对立的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大派别。经今文学,以信奉用“今文”即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各种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就是董仲舒、何休。经古文学,以信奉用“古文”即战国篆文和秦小篆所书写的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是《春秋左氏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是刘歆。公羊学讲究“微言大义”,它与信仰五行谶纬的宗教神学结合紧密,崇奉“大一统”观念和君权至高无上的“王道论”,适应了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因而居于优势地位。左氏学与公羊学异趣,它重人轻天,倾向于崇尚实力、讲究事功的“霸道论”,经常热烈表彰使诸侯国得以强盛的卿士,谴责使国家衰败的君王,将“大国制义为盟主”和“小国受命大国”看作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些观念,体现了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东汉末年后,六朝迭相更替,这种政治形势使得左氏学比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的公羊学更受欢迎。左氏学一度对公羊学有取而代之之势,其社会原由即在于此。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日渐强化,左氏学便日趋冷落。啖助、赵匡、陆淳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尽管对三传都不满意,但所挞伐的主要还是《左传》。对《公羊传》,他们始终褒过于贬,取过于舍,这是因为《公羊传》比之《左传》毕竟更适合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政治需要。

清代汉学初起时,并未出现往昔经今文学或经古文学的壁垒。乾嘉间汉学家们分成吴、皖两大派,两派人物在研治经学时,一般都经今古文兼治。吴派主张以汉代经师之说与儒家经典并行,他们的基本信条就是不分今古,唯汉是信。惠栋是吴派开创者,以治《易》见长,他所撰著的《易汉学》,对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便是兼收并蓄。他的父亲惠士奇研究《春秋》,撰有《春秋说》,对《左氏》、《公羊》和《穀梁》三传也是一视同仁,认为三者互有得失,不可偏废。皖派反对唯汉是从,坚持对汉代旧说也必须加以分析,决定取舍。他们的信[16]条是“综形名,任裁断”,“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因之,经今古文学之间传统的门户之见,对于这派学者并无明显影响。今文或古文诸经,俱是他们研治疏解的对象。

今文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而复兴,滥觞于乾嘉间继吴、皖两学派之后而创立的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宣称,自己治学“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17]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他们所独得的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将春秋公羊学、程朱理学及桐城义法捏合到一起,以[18]“全至尊而立人纪”罢了。道、咸以后,经今文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和草野志士。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早年曾向宋翔凤问学,治经便以颇右《公羊》著称。章太炎的另一老师谭献,所服膺的正是董仲舒与庄存与这两位今文经学的巨子。

为了树立《春秋公羊传》的独尊地位,将公羊家的微言大义说成孔学独家真传,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左氏春秋后证》等书中说,《左氏春秋》本是一部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相类似的著作,经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19]《公羊》博士之师法”,方才被列为儒家经典。近代倡导今文经学的廖平与康有为都信服这一说法。廖平于1886年撰《古今学考》,1888年撰《知圣》、《辟刘》,康有为1891年刊布《新学伪经考》,都比刘逢禄更进一步,直攻《左传》为刘歆编造的一部伪书。

这些说法是否有足够的根据?章太炎对《左传》开始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倾五六年之力,撰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春秋左传读》。全书分作九卷,共有杂记九百条;另有《左传读续编》,今存手稿二十三纸,杂记二十一条。这九百多条杂记,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运用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20]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申述《左传》所提出的论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多所创获。

三、详尽地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批评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纯主观的研究方法,强调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左传读》表现了明显的经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书中对春秋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说:“余初治《左[21]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比如,《左传读》开宗明义,[22]就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书中还多处说到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进行“改制”,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23]即《左氏》说也。”书中甚至还重复了公羊学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的说法,说:“殷末作《易》以开周,周末作《春秋》,则以开汉,无足怪也。玄圣制法,斯不疑矣。”“知公羊家[24]为汉制法之说非无据也。”这些事实说明,章太炎反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论点,并非基于经古文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综观《春秋左传读》,作者依据乾、嘉考据方法,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发挥了作者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解难释疑,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强行要使《左传》与《春秋》合符,过分拘泥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及《左传》传授系统等旧说,书中牵强疑滞之处也还不少。

章太炎曾希望谭献设法帮助刊刻这部著作,使它得以问世,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准备将九百条杂记依照传文年月重新编次,并酝酿请刘师培承担此役。1906年,他在致刘师培书中说:“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其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约请编次。[25]当时书笥已失,今复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已不可得矣。”后来,1913年北京坊间曾据该稿誊清缩小石印,一部分原稿及续编手稿至今仍珍藏于上海图书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整理,并根据作者当年的意愿重新加以编次,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正式出版。

[1]曾用别名、别号尚有章燐、章缁、章绛、膏兰室主人、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西狩、日本西狩祝予、台湾旅客、穷荒孤客、亡是公、支猎胡、牛马走、夜叉、菿汉阁主、章氏学、支那夫、支拉夫、陆沉居士、独立生、绛叔、末底、戴角、独角、毛一等。

[2]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3]章濬:《春风草庐剩稿·食觕鱼》,见潘衍桐《两浙觕轩续录补遗》卷六。

[4]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

[5]《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

[6]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第二十五期。

[7]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8]缪荃孙:《俞先生行状》,《续碑传集》卷七五。

[9]钱基博:《复堂日记补录序》,见谭献:《念劬庐丛刊•复堂日记补录》。

[10]黄以周语及章太炎赞语均见章太炎:《黄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

[1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十六年。

[12]章太炎:《高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

[13]《章太炎先生答问》,《太炎先生最近文录》附录。

[14]《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

[15]章太炎:《再与人论国学书》,《国粹学报》丁未年第十二号。

[16]章太炎:《清儒》、《訄书》修订本。

[17]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味经斋遗书》书首。

[18]庄存与:《天子辞》,《春秋正辞》卷二。

[19]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后证、箴膏肓评合序》,见于该书书首。

[20]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序》,《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第808页。

[21]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手稿存上海图书馆。

[22]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一,北京坊间石印本,钱玄同原藏,今存北京图书馆;又见《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第59—60页。

[23]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六,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又见《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第784页。

[24]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五,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条;又见《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第66—68页。

[25]《某君与某君》,《国粹学报》丙午年第十二号。第2章 新学砥砺2.1 心仪新学

早在童年时代,环境和教育已在章太炎胸中撒下了叛逆的种子。当时,外祖父朱有虔课读之余,对于这个小外孙,就常常“以明、清[1]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章太炎十一二岁时,朱有虔给他叙述了雍正年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情况,告诉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2]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衣冠人物亦与之俱亡”。随后,章太炎自己得读蒋良骐的《东华录》,“见戴名世、吕留良、[3]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十六七岁后,他又读了留云居士的《明季稗史》、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和王夫之的《黄书》,得知明末清初大批志士抗击清兵的事迹以及一姓兴亡轻、[4]民族盛衰重,“华夏不自畛以绝夷狄,则地维裂矣”等等理论,更深受震动。这就是他自己所述的:“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5]

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稍后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批刚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怀着对旧秩序的愤怨,对新事物的敏感,逐渐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他们看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迅速强盛起来,于是,热烈地要求学日本,搞维新。

早在进入诂经精舍之前,章太炎就已同这股新思潮有了接触。他曾回忆说: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 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 陇首余[6]糇粮,道路无拾遗。

古代以“太平”代表太阳升起的东方极远的地方。这首诗中所说的“太平”和“九夷”,正暗喻日本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玫瑰色描绘出来的这幅乐园图并不是“九夷”的生活现实,但是,这幅图景却说明了他所憧憬的究竟是什么。

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注意阅读史籍,特别是典章制度,目的是了解古来政治兴亡得失的轨迹。同时,他也开始注意阅读此前江南制造局、同文馆和广学会所译述的一些西学书籍,《膏兰室札记》1893年冬以后所撰写的许多条目,便利用了不少从这些书籍中得来的新知识。比如,在疏证《庄子•天下》、《淮南子》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览冥训》及《管子》中《侈靡》、《白心》等篇时,他便引述了欧几里得著,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译的《几何原本》;侯失勒著,伟烈亚力、李善兰、徐建寅译的《谈天》,赫士、朱葆琛译的《天文揭要》;雷侠尔著,玛高温、华蘅芳译的《地学浅说》;韦廉臣编的《格致探原》;李提摩太编的《七国新学备要》等专著,内容涉及近代天文、地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从章太炎考订疏证的各条目可以看出,引起他关注的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细胞学说、物质由以构成的粒子与元素学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最新成就。这些新知识,打开了章太炎的眼界。

甲午之战的败耗促使章太炎深思。他痛切地感到,人们要振作起来,国家要振作起来,必须挣脱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所织成的重重蛛网。中国大大小小的家族、宗派,他们盘根错节的习惯势力,使社会四分五裂,使沉沉暮气弥漫于中国。这些势力,号称为“群”,其实只是为“大群之贼”的“小群”。他强烈地意识到,要使中华民族结成一个真正巩固、奋发有为的“大群”,就必须冲垮这些“小群”,而这又必须依靠树立敢于同流俗相背、敢于蔑视旧社会种种习惯势力的“大独”精神。他断言:“大独,大群之母也。”他还着重指出,“大独”绝非那种鼠目寸光的妄自尊大或闭目塞听的一意孤行,“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真正的“大独”是同种种“小群”决裂,而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为归依,即一要“群于国”,二要“群于无告者”,三要“群于知方之士”。他呼吁,君王、将帅、官吏、学者、师长,都要自觉地树立起“大独”精神。在谈到他自己时,他写道:

余,越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骥骜之气,焦明(鸾凤)之志,犹憯凄忉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重华。……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

[7]旅。

章太炎开始了学业上的新探索。他加紧阅读各种西学书籍,力图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时,译成中文的西学书籍不过四百多种,国人所撰述的介绍各国状况的书籍也只有一百多种。章太炎凭借这些读物,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在回溯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过:“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8]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同时,章太炎又重新精读《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和《通典》、《通鉴》等史籍。他发现,这些古代思想不少正切中时弊,以此,他说:“遭世衰微,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9]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1895年11月,康有为鉴于“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打算通过这一组织,“群中外之图书器[10]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章太炎立即汇去捐款16元,报名入会。然而,上海强学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就与北京强学会一起,因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而被封禁了。不久,强学会又被解禁,被勒令改组为专门负责译书的官书局。章太炎感到失望。对于诂经精舍冷清而枯寂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以忍受。1896年8月18日,他给正在武昌的谭献寄去一信,希望获得他的引荐,西游江汉,以摆脱精舍中那陈腐了的环境。他写道:“自违辟咡,终日枯坐,与蟫鱼相对。朋辈鳞萃,以《汉书》人表、晋代中正格之,尟当上中品者。浙中文学,陵迟衰微可知也。……自有此身,匆匆三十年,白日骏驱,岁不我与,非裹粮游学,终无以德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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