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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7 1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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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再红,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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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试读:

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翁再红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翁再红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ISBN 978-7-305-13962-8Ⅰ.①走… Ⅱ.①翁… Ⅲ.①文艺评论-中国-古代-文集 Ⅳ.①I206.2-5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733号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书  名 走向经典之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著  者 翁再红责任编辑 刘 平编辑热线 025-83592148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200千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13962-8网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号:njupress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中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项目号:12CA068)阶段性成果,并受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经费资助。序胡有清

在翁再红读博的那几年里,文本是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学界重视和热议,首先和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形势有关。上世纪后期以来,各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频频出现,各种挑战既有文学秩序的观念和举动也顺理成章地出现。和西方早些时候关于经典的讨论一样,文学经典正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某种标志物而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对于经典的重视则与关于文学基本观念的争论有关,文学不能有定义与经典地位不可能永远不变,两种观念之间无疑互相关联并互相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问题的思考也就牵涉到对文学本体的思考,并延伸到对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切,兼有通常所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我支持了翁再红在这一领域选择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七八年过去,经典热已经降温,人们对文学艺术基本性质与特点的认识也在深入,《走向经典之路》这本专著仍以其恰当的立意、合理的视角和细腻的论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给人们正确地认识文学经典以至更多艺术经典提供借鉴。

什么是经典?本书作者和众多论者一样都作了中西文词源学的考察,并且指出,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经典已经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也就是说,经典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了某种发展与变化。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似乎还未能深入研究这种“长期的词义演化”过程,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经典一词开始使用的比较准确的时间和范围。试想如能有这样的实证,对于深化认识经典包括文学经典一词的现代意义一定会大有益处。依我之见,现在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一词的使用,大体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的区别:第一,是公共意义的经典。这就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优秀作品,最典型的是进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作品,另外还包括一些进入大学教科书和标明经典的评选推荐书目、作品选本或文库的作品。第二,是文体意义的经典。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就首先属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作为文体经典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公共经典的意义;虽然公共经典一般都是文体经典,但并不是所有文体经典都可以成为公共经典。第三,是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前两个层次的经典当然都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经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在文学史上具有某种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如新文学初期胡适的诗集《尝试集》,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起到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时过境迁以后,却因为自身的局限,往往并不能对公众或文体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它们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美国学者乔治·迪基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其地位是人授予的,这种授予艺术品地位的活动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即艺术世界中的制度和惯例。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主要包括艺术家、报刊记者、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等等。另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则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他们所说的“艺术世界”和“特定的社会”,“惯例”的“授予”和“文化”的“裁决”,同样也适用于文学经典的构建。上述三种经典的构建都是多种文化观念、美学观念、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是非官方的、非确定性的公众共识的产物;其范围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变动往往更多。至于个人或群体在此过程中,发表各种意见,形成“个人的经典”,则成为推动经典构建中的一股力量,既可能影响到经典的构建,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总的来说,经典指的是优秀的、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作品。文学经典是这样,其他艺术经典是这样,其他领域的经典也是这样。只不过所谓优秀、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这些标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审美风尚下,在不同的个人或人群那里,都会有差异、变化或调整。在现代社会中,经典的地位常以进入教材、权威部门发布的书目等形式得以确认。因为受数量的限制,在经典尤其是公共经典的认定上,竞争、挤兑乃至斗争就不可避免了。甄选经典是为了找出最好的,争论经典是为了辨明哪些作品是最好的。经典建构包括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优秀文学作品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从中我们不难体会研究经典问题的意义。《辞海》1979年和1989年以后的版本对“经典”词条的表述有微妙的差别。1979年版的释义是两条,一是“指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二是“指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后来的释义则把第一条改为“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经典有“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差异,后者则略去了这一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要”或“有指导作用”并不因此就可以超越时空获得永恒了。透过这一词条打上的时代烙印,我们不难看到对经典认识的两种思路的分野。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存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思路,一种偏重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与判断,另一种则偏重把文本放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审视与评价。前者往往强调文学经典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后者则过多关注与强调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参与经典建构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审美本质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的分野。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从特定角度揭示了影响经典建构的重要原因,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具合理性,但并非完全对立。作者提出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力图揭示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站在一个更加辩证的立场上研究和揭示出文学经典建构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从文体命名与合法化、文学活动诸环节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影响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显得视野开阔。其中,对于文学活动诸环节中创作主体、阐释主体、传播主体的不同作用,其他各种文化因素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作用,都有较好的分析。前者相互之间的延续、发展或张扬,后者相互之间的对抗、纠结或妥协,通过作者的梳理和描述,给人以明晰的印象。本书关于文体的命名与合法化和经典建构的关系的讨论尤其富有新意。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经典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对于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小说,又确是其成为公共经典的第一道门槛。对于今天的小说,这一门槛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对于其他文体来说,这一门槛仍然不是可以随便逾越的。例如相声和小品,它们各有自己的文体经典,像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赵本山的《卖拐》等作品,无疑都是相声或小品的经典之作,应该也是说唱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公共层面的文学经典。网络上标明经典的作品不少,但同时网络文学难成经典的感叹也常在网络上弥漫,而其“难成”的正是公共经典。二十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争论。那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次经典的文学经典重构事件,而金庸能够入选,与鲁迅、沈从文等人并列,应该说与通俗文学的盛行和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这些也正说明,只有在文体获得进入公共经典的合法性以后,文体经典才能成为公共意义的文学经典。

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文学评论、文学史编写、文学(语文)教材编写、选本、书目等方式,这些方式的运作中有各种审美观念、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博弈,出现不同的经典衡量标准。这些标准总起来说也是两种,一种重视经典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强调其客观性、稳定性和历史性;一种重视经典的规范指导意义,强调其主观性、变动性和当下性。在这种博弈中,人们最终形成某种具有较大公约数的共识,对于更强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规范、指导和启迪意义的公共经典来说,这种共识就更显得必不可少。现代社会中,官方、精英、民间的意志更多是在上述文化运作中实现平衡和协调而形成共识的。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官方正式的“经典”名单公布。某些时候出现的某种“推荐书目”一般也并不可能等同于“经典”书目。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如大话、戏说、戏仿等,实际上是在认识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常常带有借助经典的影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意味,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于社会共识形成的经典的权威地位。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常与体裁、主题、题材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如可以有长篇小说经典、爱国主义经典、山水诗经典;又常为时代、地域、国家、民族等因素所制约,如本书所论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除了“小说”这一范畴限制外,又包括了“中国”、“古典”(古代)等国家、时代因素的限制。经典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今天很难再产生《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经典又具有普适性、当下性,《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对于人们认识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进而了解中国都大有裨益,在艺术上仍可产生美的启迪。虽然每一部经典作品的普适性、当下性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学史的经典性。

作者选取中国古典小说作为对象来研究经典问题,这个角度有其优势。首先,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经典化确实反映了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建构的多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文体合法化的问题,就不是其他所有文体的作品都会遇到的,例如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包括其经典的形成,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其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本身地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9世纪末新的文学观念逐步形成以来,它们就被授予文学经典的地位,即使在某些时候人们对其中某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其经典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受到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选取的研究对象就避免了对其经典性的争议和疑虑。再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长期受学界重视,其经典化过程已有较多学者进行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研究较多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研究角度也并不一定是从经典出发,但无疑给本书的整合性、理论型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坚实基础。作者高度重视利用这些条件,大大增强了论述的历史感与说服力。

本书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成为小说经典的过程已有较多的论述,但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对其成为现代意义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则尚未能充分展开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在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因为有新的历史环境、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产生新的建构主体、观念与机制,本书论及的经典化诸因素中,如小说文体合法化,作者的地位、读者的选择、批评家的阐释、媒体的传播,特别是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与调整。例如:传播媒介上就先后出现了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金圣叹时代不可能的新事物;而在批评方面,则出现了现代的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现了西方文学观念、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和借鉴,出现了专职从事文学研究、教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研究的人群;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阅读和欣赏的多样性,也使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出现了不可小觑的变化;经典作品的改编也不限于戏剧等传统形式,而是通过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这些形式扩大了传播与影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活动过程。而在社会文化机制方面,现代与古代相比,其差别更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也是异常丰富的:政治话语对文化的介入对经典建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广泛和复杂;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古典小说有浓厚的兴趣,给予长期而深入的关注,对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有自己的评论;大学、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学会等现代文化机构的出现和活跃,也给精英话语的凝聚、提升和张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给民间话语的发声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化研究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复杂的空间,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对于经典研究来说,也是更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话题。

令人高兴的是,翁再红已经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下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我想,作者从艺术传播学角度开启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新的航程,将会在上述领域或话题中有自己的收获。再红是一位富有挑战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青年,相信她一定会在经典研究以至更多的学术研究中执著追求,不懈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我祝福并期待着!甲午谷雨于仙林南大和园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文体命名及其合法化:文本何以进入经典序列 第一节 文体命名:文本实现经典化的基本前提 一、文体的命名与文本的经典化二、“体以代变”与文学经典的建构第二节 自身合法化: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命名之路 一、小说文体的萌芽期:有其“名”而无其“实”二、小说文体的自律期:有其“实”而无其“名”三、小说文体的认同期:有其“实”且有其“名”

第二章 传统与个人才能:作家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第一节 传统:经典文本生产的惯例系统 一、作为文化惯例的思想传统二、作为常规惯例的“慕史”传统三、作为专业惯例的小说传统第二节 个人才能与经典建构:从文人加工到文人独创 一、为后世立法:“天才”与“经典”二、文人加工与独创:经典文本的生产方式

第三章 文本阐释与遴选:读者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第一节 经典文本的阐释及其有效性 一、文本阐释的有效性何以可能二、经典文本阐释方式的多元化与民族性第二节 评点的意义:专业批评家与文本经典化 一、文本遴选的裁定者二、美学价值的总结者三、大众阅读的引导者

第四章 文本传播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第一节 文本传播的意义及其途径 一、文学传播与经典流传二、经典文本的传播途径第二节 书坊主:经典文本传播的“助产医生” 一、书坊主对小说批评的介入二、书坊主对小说创作的介入第三节 文本改编:不同艺术门类参与下的文学传播 一、小说文本传播中的艺术多样性二、艺术门类互通与文本的经典化

第五章 权力话语与文学史叙事:经典论争背后的文化宰制 第一节 权力话语博弈:经典如何在文化中“建构” 一、政治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审查者二、精英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制定者三、民间话语:经典遴选规则的影响者第二节 文学史叙事与文本的经典化 一、文学史:“建构”经典的历史二、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悖论

结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附录:艺术的经典化与艺术界

后记导论如果不求助于经典,我们就找不到各种方式来整理我们

对文学和艺术之历史的思考。——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围绕“经典”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日益增多。不仅如此,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在内的其他学科,也有很多学者参与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一时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毫无疑问,出现这样的局面本身也证明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经典”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文学经典的“经典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又是文本的“经典化”呢?当然,还有经典问题的研究现状、经典论争的焦点,以及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导论中需要一一说明的。

要明确“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首先要从辞源学的角度,分别考察“经典”一词在中西语境下的演变与使用情况。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经”和“典”二字分别作了具体的解释。“经”被拆解为“织之从丝谓之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明:“必先有经而后有(1)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为天地之常经。”我们都知道,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表明,所谓“经”,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和标准。而“典”呢,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五帝之书”,其实也就是指重要的文献或书籍。可以说,两个字都具有一种规范或权威的意味,并且主要指向以“三纲五常六艺”为道德规范的儒家典籍。事实上,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经典一词仍然还具有这样的意味。比如,在台湾较早出版的《辞海》中,对“经典”的释文就以儒家典籍为主:“书名凡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采辑。‘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榖梁、孝经’。凡二百余家又兼诸儒训诂各本之异同,为后世(2)谈经者所宗。”但是,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它已经不再特指儒家(3)典籍,而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与中文“经典”一词相对应的英文,主要有canon、classic、scripture这三个单词。国内学者在翻译经典一词时,这三个单词经常被无意识地混用。不过西方学术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意指“canon”。Canon一词在西方最早被希腊人使用,意指“一根藤条或一个可以度量东西的棍棒”(kanon,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公元1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经典一词逐渐被转化为一个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经书、律法和典籍,并逐渐意指某种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权威意义和典范意义的文本。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于“经典”一词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致性的。所谓经典,一定是那种可资参照学习的、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意味的文本,它们一般都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由此出发,我们再来理解“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就比较容易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指出,文学经典其实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能够带来发现的

(4)书”。所谓“重读”,同样强调了文学经典应该是那些在文学领域中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价值的作品。而就外在特征而言,它应该在“内容上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艺术上有更长久的(5)生命力,接受上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这种特征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所在。或者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这种“经典性”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具有实质上的创造性;三是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四是具(6)有无限的可读性。当然,我们还应该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文学语境中的“经典”与带有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的经典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它与官方政治与宗教权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体现出鲜明的择优原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往往是在回溯我们的文学历史时,通过不断比较被逐渐遴选出来的。通过遴选,会有一些文本被认为比其他文本具有更大的保存与继承价值。当我们希望探询这些文本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时候,研究的重点就不只是经典文本本身了,而是要研究经典的形成与建构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正如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里所言,所谓“经典化”,“简而言之,即使某个事物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其权威性使得人们(7)以后再谈及相类似事物的时候必须要谈及它,以它为参照”。研究文学经典的“经典化”,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学经典是如何“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8)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学经典是如何脱颖而出,进入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直至文学史家的遴选视野并最终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成为被人一读再读、忍不住不读的经典之作的。国内外学界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目前也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等复杂的理论问题上。

具体而言,国外关于文学经典的激烈讨论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其中美国学界关于人文学科的课程改革,可以说是文学经典论争的直接导火线。美国的一些学术杂志首先发出“捍卫经典”的呼声,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传统经典已经被那些渴望让教育服务于意识形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们(9)严重地损害了”。这场论战的起点就注定了对于文学经典的论争不会只局限于文学内部,它引发的是整个文化界的“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或派别包括:维护西方经典权威性的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他在《西方正典》一书中系统地驳斥了那些试图颠覆和改写西方经典的“憎恨学派”,宣称西方经典的魅力来源于“伟大的原创性”而非任何的意识形态因素;从学院机构对经典形成的影响出发,冷静反思经典问题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其集中对经典形成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是《注意的形式》);把经典的形成置于社会与经济理论框架下思考的约翰·基洛里(John Guillory,其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非常重视经典系统研究的简·戈拉克(Jan Gorak,其编著的《经典与文化》搜罗了大量关于经典的不同观点);以及布鲁姆所批判的“憎恨学派”,这些主要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者等构成的激进知识分子,尤其强调经典的人为建构性,并据此提出“打开经典”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像‘经典’和‘遗产’这样的词语,强加了一种统一性,它具有某些实际的优点,尤其是在初始阶段,但它始终都是(10)人为的”。既然是人为的,就应该公平地分配“他们”在文学经典中的比重。概括地说,问题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1)成就经典品质的经典性在于什么;(2)文学史的重写与经典的开放性;(3)“经典形成”问题研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4)课程设置中的经典遴选标准问题;(5)对具体的经典文本的个案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经典理论本身的建构。

国内的经典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初。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西方学者在国内讲学的著作[如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1996年)、斯蒂文·托托西的《文学研究的合法化》(1997年)]出版,经典问题才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关于经典问题的研讨会也多了起来,如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以“什么是经典”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在开封举办的全国“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200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4月在陕西师大举办的以“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华东师大举办了“儒道经典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台州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世界文学经典传播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在杭州联合主办的“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在浙江桐乡召开“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专题学术研讨,2012年7月浙江宁波召开“经典坐标与当下写作”研讨会。不仅如此,学界对有关经典的国外著作也加大了翻译力度。在西方经典之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正典》于2005年出版。其后,西方经典论争中一些重要理论家的代表篇目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如2011年,约翰·基洛里《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一书被翻译出版。一时间,国内文学理论界的知名学者都纷纷以不同方式加入了这场主题论战,“经典”问题已然变成了学术界的“显学”。而研究的重心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对文学经典的“经典性”的界定。(2)对“大话经典”现象的探讨。(3)对“红色经典”问题的探讨。(4)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标准的关注。(5)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个案分析。

尽管国内外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看似千差万别,但总体而言,问题的切入点与论争的焦点还是比较集中的。这就是: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是应该遵循文学的内部研究——从纯文学的角度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与判断,还是应当更加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把文本放在更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审视与评价。这实际上也正是科尔巴斯在《当前的经典论争》一文中曾概括过的文化事实:“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这些讨论有一个特征一直非常稳定:它们的措辞越来越明显地分化为两个相互敌对的立场”,“要么从理想主义美学角度理解经典的功能,要么出于政治的目的或教育的实用主义目的欣赏文学经典”(11)。天平的两端似乎各有自己的真理,强调文学经典依靠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水准的审美本质主义,与关注文本之外的文化参与意义的文化建构主义都包含着各自的合理性。而在我看来,这两种研究角度并非不可调和,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准确把握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以此为依据,本书将力图站在一个更加辩证的立场上,选取中国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的经典来做具体的文本分析。历数中国文学史,本书所选取的经典文本只能是那些能够进入后人视野的诗、词、曲、小说等文体中被后世公认的典范之作。这其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之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尤其对于当下文坛而言,它们中的典范之作似乎比其他文体的经典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力。所以,本文试图以此为对象,重点分析中国古典小说中被公认为经典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本,从而对“经典”问题作一次理论整合,揭示出文学经典建构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

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文本要成为经典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在文本漫长的经典化之路上,总有一些环节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这其中,“文体”(或曰“文类”)的命名及其合法化就具有先决意义。这是因为,从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考察,只有当一种文体走向成熟并在文学界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那些代表该文体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最终确定自己的经典地位。这一点,恰恰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强调文体命名的先决意义,还帮助我们确立了一个以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线索的宏观视野。它要求我们在讨论经典建构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的环节。事实上,当本书将文体命名及其合法化问题作为全书的切入点予以讨论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作为文本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文本阐释主体的读者、作为文本传播主体的书商,还是更广泛意义上作为文化参与主体的各种权力话语,都是需要逐一探讨的重要环节。

首先,就文本的创作而言,任何文学经典的诞生都不可能忽视作家的意义。对于作家在经典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分别从传统和个人才能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传统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惯例系统,是作家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它帮助作家确立起文本创作的一系列坐标。任何经典,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被创作出来。另一方面,个人才能则是作家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至关重要的制约性因素。这种个人才能,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新能力上。完全没有原创性的作品,是很难跻身于经典序列之中的。

其次,就文本的阐释而言,文学经典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也是通过读者的有效阐释而不断获得“声誉”的。这里所谓的“读者”,主要是指“在反应研究史中被提及”的“实际读者”,也就是专业批评家。文本最终成为经典,无法离开他们的阐释活动。就中国古典小说来看,虽然其阐释活动具有多元化和民族性的特征,但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以最具特色的评点为例,作为专业批评家的评点家,在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中至少扮演了这样三个重要的角色:文本遴选的裁定者、美学价值的总结者和大众阅读的引导者。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就文本的传播而言,一方面,所有的文学经典都必须通过文学传播活动获得生命;另一方面,文学传播活动本身,也可以推动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中。在这里,书商作为文本传播的主体,应该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事实上,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书商不仅在小说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小说批评乃至小说创作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不同艺术门类的参与对于小说作品的推广传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因素,同样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对于经典建构各个环节的考察,还应当在一个更宽泛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如果说文体命名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以文学史为线索的宏观视野,那么这一视野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文化语境再作进一步说明。只有立足于此,存在于文本经典化进程中的那些看似孤立的环节——诸如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阐释以及文本的传播,才能作为一种历史的合力被我们理解。所有这些环节,都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参与主体的权力话语。它们相互对抗、纠结或妥协,共同干预着文学经典的建构历程。其中,文学史的书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对象,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文化参与对于文本经典化所起到的重要价值所在。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致梳理出几个在文本经典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环节。由此所构成的关于经典建构的理论框架,对于我们理解经典的形成、发展以及围绕经典问题而展开的各种论争和命题,都是有所帮助的。事实上,这些论争和命题的背后,还隐藏着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当代命运问题。以此观之,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对经典建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还需要纳入一个“消费至上”的当代语境之中来考察。而这也是本文在“结语”中想要稍加说明的问题。对于文学经典的当代命运,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一些人而言,那些我们原先曾无比推崇和景仰的文学经典,其风光在这个时代里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文学经典的建构历程却告诉我们,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文学经典,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左右;而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确立为经典,其地位仍然是相对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真正的经典,绝不会因为某个时代的环境变迁而轻易消亡。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这些经典早已经沉淀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它们必然会以最合乎时代要求的方式走向未来。(1)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2) 《辞海》(修订本),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36页。(3)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4页。(4)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5) 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6) 参见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7) [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8) [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9) William E. Cain,“Opening the American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Canon’ Controversy,” In Jan Gorak,ed.,Canon Vs Culture,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Inc.,2001,p. 3.(10) [英]玛丽琳·巴尔特勒:《重新占有过去:一种开放性文学史的个案》,见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11) [美]科尔巴斯:《当前的经典之争》,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364页。第一章 文体命名及其合法化:文本何以进入经典序列

关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常常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比如,人们往往认为,一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静静地等候在那里,迎接人们的顶礼膜拜了。但事实上,文学发展史却一再证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真正进入经典序列,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面对这些复杂的因素,选择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而在我看来,“文体”(或曰“文类”)的命名及其合法化就是这样一个切入点。尤其是当我们以中国古典小说为考察对象来探讨“经典”的建构过程时,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如果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小说作为一种主流文体得到认可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学史事实,对于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绝不可以忽视。正如美国学者黄宗泰(Timothy C. Wong)在结合文类概念的变化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文学观念大量涌入中国之前,要确定什么样的虚构性叙事作品或小说是经典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西方现代小说文类观念的传入提高了以虚构为本质的旧小说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1)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作品早已诞生,但其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却只能是小说这一文体完全获得合法地位之后才成为可能的。

这样看来,将文体的命名及其合法化作为我们展开讨论的切入点,是有充分依据的。它帮助我们确立了一个以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线索的宏观视野。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影响文本经典化进程的各种因素都不再是毫不相干的孤立环节。事实上,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命名”之路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有众多因素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既包括作为文本创作主体的作者、作为文本阐释主体的读者,也包含作为文本传播主体的书商,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作为文化参与主体的各种权力话语。而以下各个章节对这些因素所作的微观考察,都可以视为对本章这一宏观视野的具体说明。第一节 文体命名:文本实现经典化的基本前提

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体”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不过,从文体的角度对经典建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并不多见。事实上,关于“文体”的讨论中,始终包含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各种文体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确立身份和地位的过程及其规律。概括地说,它可以说是一个“文体命名”的问题。要想深入剖析中国古典小说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入经典序列的,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这一看似与经典建构并无直接关联的环节。这是因为,文体命名所强调的文体合法性问题,以及它所揭示的“体以代变”的文学发展规律,不仅与文本的经典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文本要想最终实现经典化,只能是在文体彻底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切地说,文体命名是文本实现经典化的基本前提。一、文体的命名与文本的经典化(2)

所谓“文体”,或曰“文类”,简言之,也就是“文章的体裁”。

在西方,文体学研究源远流长。“文体”对应的英文词汇“style”,分别在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文体学家安克威思特在《关于文体的定义》一书中,对“style”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具体而言,他既将文体理解为一种语言的修辞技巧,又把它解释为文学风格的表现。其中,他也把“文体”指称(3)为“在不同表达方式中的选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体裁意义。在这里,体裁事实上只是“文体”的一个很不突出的方面,并不能单纯地替代“style”的全部含义。针对本文所要讨论的作为“文章体裁”的文体概念,用目前学界中通用的一个法语词“genre”(类型、类别)来与之对应或许更为合适。而“genre”一词,在英语国家中,也常常是“用kind(类别),sort(种类),class(种类、等级),甚至style(风格)、type(类型)、form(形式)等来解释”的。这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在文类理论或者说体裁理论研究中的某(4)种混乱状态。

相对而言,中国的文体研究脉络就清晰了很多。虽然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体”也具有“语言表达方式”、“风格”等涵义,但是将文体看作“文学的体裁”,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已成共识的观点。回顾中国文学史,自魏晋文体观开始“自觉”以来,很多重要的文论家都曾对作为文章体裁的“文体”有过集中的讨论。以《文心雕龙》为例,全书共50篇,从卷二“明诗”到卷五“书记”共20篇,都是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同时代的《昭明文选》,作为我国第一部对收录的作品进行文体分类的文学总集,在文体分类上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对文学与非文学进行了划分,因此影响了后世的文学自觉与独立。可以说,自“唐、宋以降,各代所编的文章总集不可计数,但(5)它们大多受《文选》的影响按体编排,依类收文”。

不过,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文论早已自觉的文体(6)意识,也不只是中国文学“谓文辞宜以体制为先”的创作传统。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文体意识的背后,还包含着对文本的态度和价值判断。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言:“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7)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在他那里,文章品格的高下首先需要衡量的就是“文体”。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苟舍制度(8)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稍后的顾尔行在《刻文体明辨序》中对此也深表认同:“尝谓陶者尚型,冶者尚范,方者尚矩,圆者尚规。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9)之规矩也。”这些看法里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观念:一个作家在开始创作之前,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选择适当的文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该文体的要求进行创作。

这一观念中,实际上隐含了文体与文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体对于文本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只有当一种文体彻底获得合法性的时候,那些代表该文体最高水准的杰出文本,才有可能真正确立起它们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上面所提及的文论家对文体的强调,都不约而同地从文本的角度传达出了“正”文体的重要性:任何文学创作,都是在匡正文章体制、承认文体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从文学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所谓“正”文体,也就是为文体“命名”。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10)权力。”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一种文体要想通过“命名”获得合法地位,都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文本,既是推动该文体自我发展的直接动力,又需要通过文体的合法化来获得进入经典序列的最终资格。可以说,“文体命名”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学史现象,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乃至文学评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直接涉及文本的创作、传播、接受直至历史流传,并因此成为文本跨越经典门槛的必然前提。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文体命名的涵义进行必要的解读:

首先,文体命名表现为文体名称的合法化。“命名”——给予名称,这是“文体命名”最基本也是最浅显的含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为一种事物命名,就是根据事物的属性,将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成为一种特殊的种类”(11)。对一个新兴的文体而言,这种区分尤其必要。因为它只有首先获得属于自己的合法名称,才能在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从一种文体开始出现再到它的名称合法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因素都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一种文体最终得到认可,都表现为它不仅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体名称,而且这一名称具有独立于其他文体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文体命名所包含的一个最基本的诉求。

其次,文体命名表现为文体特征逐渐规范化,也即文体的自我完善。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文体来说,具有相对固定的规范及文体特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文体命名作为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实现的依据就是文体逐渐形成相对规范的体式并为文学界内部所认可。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任何文类开始时都是起源于某个作家的创造性的尝试。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作品中的文体特征被后代作家不断地模仿,于是具有了一定的惯例性、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反过来为不同时代的作家所遵从。然后人们就根据这(12)些作品所具有的文体相似性而将之归入一类,并为之命名。”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每一个文学体裁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直至富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的出现,无不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文体命名还表现为主流文坛乃至文化界对文体的认同。如果说文体的自我完善还只是存在于文学内部,那么文体命名中所包含的“认同”则远远超过了这一界限。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认同,就是有权利说“是”或者“不是”。因此,对某一文体的命名其实就是对它下肯定的判断,从而使这一文体也具有与其他文体同样的独立地位。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诸如‘这根本不是诗歌’或‘这根本不是文学’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意味着拒绝这些诗歌或文学的合法存在,把他们从游戏中排除出去,开除它们的教籍。这个象征性的排除仅仅是对一种努力的颠覆,这种努力企图征集一个对合法化的实践(13)的界定”。正因为如此,所谓文体命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文化权利。正是这种权利,真正促使文体获得独立身份和合法地位。

无论从以上哪个层面来解读,文体的命名对于文本的经典建构,实际上都具有重要的先决意义。确切地说,无论一个文本诞生于何时何地,其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都必须是在文体的合法地位最终确立之后才真正成为可能。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体以代变”这一文学史现象之中。下面就结合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文体问题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体以代变”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阿拉斯戴尔·弗勒(Fowler,Alastair)在《文学的类型》一书中,曾以“文学经典和体裁等级”为名专章讨论过体裁与经典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由经典作品所代表的体裁有关:“文体从来都不会均衡地,更不用说全面地,出现在一个时代里。每一个时代只有一小部分体裁会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热烈回应,而能为作家所用的体裁就更少了:除了最伟大、最杰出或最神秘的作家,短暂的经典对所有人是一样的。每一个时代都会从体裁库中删掉一部分。或许可以说,所有时代里都存在所有体裁,它们隐约地体现于各种离奇怪诞的特例中,但活跃的文学体裁总是少数,并遭受各种程度的增(14)删。”虽然“所有时代里都存在所有体裁”的判断多少有点武断,但是弗勒所指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每一个时代只有一小部分体裁会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热烈回应”,却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王国维就曾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出现过的各种文体,做了一一清点,并且发表了与弗勒相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15)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也。”可以说,文学史上“体以代变”的事实非常形象地说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这也是我们探讨文本经典化需要首先审视的问题。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我们可以简单地借助汉赋和宋词的文体演变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文体的初步自觉自两汉始,当时赋是两汉时期最盛行的文学形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曾讨论过“赋”的命名、涵义及其源流演变情况:《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

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

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

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16)

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按照刘勰的理解,赋的名称起源于《诗经》。此时的“赋”只能称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而不具有独立的文体意义。其后如郑庄公等人虽曾创作过类似赋体的文章,但“虽合赋体,明而未融”。这一文体样式的逐渐发展、完善并最终“蔚成大国”,则起于屈原,再到宋玉。此时,与诗明确区分开来的“赋体”的独立地位才真正确立。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强调的当然是作家的开拓性贡献,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宋玉对于赋这一文体所做出的关键性贡献是很有代表性的。正是以宋玉为代表的文学家创作出了这样一种具有鲜明艺术意味的叙事性文学文体,“为政治大一统之后的文人学士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诗歌文体)可能发展的空间,即语言艺术的空间和情感表达的空间”,而且“正因为如此,宋玉赋作所创始的极尽铺叙描摹之能事而意主劝惩的文体风格,终于在汉代发展成为汉代文学成就的(17)汉赋”。其次,赋体兴盛还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汉帝国建立,逐步走向强盛的蓬勃生机与恢弘国威,需要与之相配合的长于歌功颂德、长于美化现实的文学样式。而先秦的散文发展至今,已成传统,难以迅速变革自身以适应新的王朝。这时候,吸收了诗歌与散文样式特点的“赋”又刚好应运而生了。它完全是汉文化的独创,又完全符合汉朝统治者的文化需要。这样,大批文人纷纷迎合世情并极尽所能去创作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最后,“赋体”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还有其深层的文化背景。审视汉赋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在汉代历史上,赋作为一种代表性文体,虽然曾经长期充斥文坛,但由于受到经学的制约,以散体大赋为主要体式的汉赋的文学性状并未得到充分展露,而很大程度上沦落为经学话语的附庸。只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伴随着经学的衰微,汉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才真正(18)走上文学回归之路,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文体升华。”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汉赋才真正确立起自己的文体地位,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当然代表。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汉代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其他的文学体裁,而让人们最留恋的文学经典依然是“赋”体文学。可以说,以上关于汉赋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一方面,汉赋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其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赋体由诞生到鼎盛,明显存在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在赋体的文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之后,那些代表着这一文体最高水平的文本才真正确立起经典地位。

与汉赋相比,宋词的发展历程则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发展到了宋代,各种文学样式都渐趋成熟。这个时代的诗、词和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比如散文,在后人熟知的散文大家中,宋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作家就占据了六位。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言:“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19)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在他看来,可与“唐诗”、“元曲”相媲美的正是宋代的散文。但是最终成为宋代文学代表性文体的,却既不是此前已经发展到高峰的诗歌,也不是当时的文人和后世文论家都十分认可与推崇的散文,而是宋词。究其原因,还是要从文体本身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具体而言,正如布鲁姆所强调的那样,“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20)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意味着,任何一部经典都有一个首要的任务,这就是要在文体等形式因素上有所独创并成为一种典范作品。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文体要想在一个时代的众多文体中脱颖而出,并在后世的历史流传中逐渐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经典文体,它所依靠的也是某种原创的陌生性。而这种文体原创的陌生性表现得最突出、最集中的时代,就是该文体压过其他习见文体脱颖而出的时代。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宋词具有特别的优势。当时的诗文体和散文文体本身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以诗歌为例,诗在经过唐代的发展之后,可说是众体皆备,风格多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后人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21)‘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诗歌这一文体进入宋代已经度过了自己的巅峰,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越是既定的习性就越有可能让我们熟视无睹。相反,倒是起源于隋唐,发展于晚唐五代的词体,开始逐渐被文人们重视起来了。再加上文化与社会的一些因素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最终使得“词”作为一种文体得以在宋代走向成熟并最终定型,并成为文体发展到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量词作才有可能因为文体地位的确立,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经典的序列当中。

总之,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所谓的“一代之文学”,凸显的正是一个时代中“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的文体优先性。这种文体的优先性,不只是强调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文本所具有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包含着对该文体发展历程中所有创作文本的价值重估。正是这种价值重估,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在经典序列中的文本,借助文体所获得的合法地位,开始进入到经典遴选的文人视野之中。如果将文学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可复制性,代表这一文体的杰出文本将从此在历史流传中被人一再重读,最终成为文学经典中的一员。“体以代变”激发不同文体的文学经典的诞生当然并不只限于中国,西方文学经典的诞生也是与新兴文体的命名之路同步展开的。布鲁姆在回顾美国的一种散文罗曼司文体时就曾指出,“在我们时代的早期阶段,美国的散文罗曼司被推崇为一种体裁,它帮助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成为20世纪主要的散文小说家,并成为霍桑、麦尔维尔、马克·吐温等的合格继承人,也成为因《金碗》和《鸽翼》(22)而成功的亨利·詹姆斯的某些方面的继承人。”可见,虽然说一部经典的诞生有种种的原因,但是其文体命名却是其走向经典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说,我们从这种“体以代变”的文学现象中,至少可以见出文体命名与经典建构之间存在着这样几种内在的关联:

首先,只有当文体自身发展到体式成熟,即文体特征具有一定的“惯例性、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时候,才最有可能产生出代表该文体最高成就的经典作品。它包含两层涵义:一方面,文学经典作为某种文体的典范之作,一般产生于文体内部的文类标志已经非常鲜明,自身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与规范的阶段。例如,明代的前后七子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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