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柴红梅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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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试读：

第一章 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综述

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是一个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切实的现实意义的重要文学课题。从近代起，日本的文学者，特别是昭和知识分子大都与日本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写下了大量反映殖民地体验的文学作品。但是，战后的日本文学却是以回避和掩盖殖民罪恶和殖民责任开始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殖民地文学”被排挤、驱逐于日本文学史之外。然而，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事实证明，日本由于缺乏对近代侵略历史和殖民统治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遗留下了很多尖锐和严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当下研究“殖民地文学”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如何深刻反思日本殖民历史和重新认识日本“殖民地文学”，这不仅是日本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应审视和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悄然兴起，一部分日本学者开始重新正视和反思那段历史，掀起了“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热潮。这其中，著名的“殖民地文学探究杂志”《朱夏》编辑部在谈及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的关系时，发表过如下评述：“近年来，人们在考证战前纯文学对海外，特别对亚洲地区如何反映之时，像带有高度国际性特点的侦探小说领域也应该加以研究。……当侦探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亚洲这一海外相遇之时会创造出什么？由读者‘侦探’进行的搜索其实才刚刚开始。”在此，明确地指出了作为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大连作为一个被日本统治四十年之久的殖民地都市，孕育和影响了众多日本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如五味川纯平、远藤周作、三木卓、清冈卓行、松原一枝、安西冬卫、北川冬彦、富永孝子等都出生在这里或在此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时代，也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如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等游历过大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对大连的描述。不仅如此，大连还是许多日本侦探小说家创作的摇篮。但是，由于历经战乱，对当时资料的挖掘存在很大困难，《朱夏》发表这段论述事隔十多年，日本学术界对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关系的研究依然很少，尤其是与殖民地大连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日本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仍旧是一个空白。因此，深入挖掘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学术价值。

在日本，“侦探小说”一词作为“Detective story”的翻译语最早出现于明治时期。战后由于越来越重视侦探小说的推理性，因此“推理小说”的概念逐渐被普及开来并进而取代了“侦探小说”的称谓，也有日本实行文字改革，“侦”字被废止，文艺界用“推理小说”替代“侦探小说”之说。但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侦探小说”这一概念却是被广泛认同，由于本书研究的是从1904年日本殖民者占领大连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期间内，即以战前和战时下的殖民地大连为舞台或背景创作的日本推理小说、犯罪小说、悬疑小说等，因此，固以“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命题。

在本专著创作中存在两大方面的难题，一是资料很难收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才刚刚兴起，现在正处于对资料的挖掘和整理阶段，而关于殖民地空间中的侦探小说的资料搜集和查找存在很大的困难。更不肖说，将范围缩小到“日本的侦探小说与大连的关系”时，资料的收集和择取就更加困难。二是由于到目前为止，有关“日本的侦探小说与殖民地的关系研究”尚属于空白，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关于“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关系研究”是在“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关系研究”基础上更高一个层次的研究，必须在立体的空间中，开展都市与殖民地文学，战争与殖民地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一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先行研究极少，基本属于拓荒性的研究。因此，困难就更大。但是，由于著者就此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资料积累，购置了大量日文的一手资料，力图在这一研究领域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本著在考察“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关系”之前，首先必须对当时殖民地都市大连的概貌进行总体描述，对生活在大连的中国人、日本人、白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深入地剖析大连这座都市的文化空间、大众传媒、都市生活等方面与侦探小说创作的必然联系。

其次对当时写过中国东北地区相关作品的日本侦探小说家进行详细地介绍，考察其中“中国东北地区出身”的（所谓“中国东北地区出身”的侦探小说家，是指出生在中国东北地区，或在中国东北地区度过青少年时期，成年后开始侦探小说创作，或相当长时间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某些工作后开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与殖民地都市大连有关的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概况和创作活动，对其进行概括性地研究和梳理。

然后聚焦到生活在大连或与大连有关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以殖民地大连为舞台创作的侦探小说上。以这些侦探小说为中心，全方位、立体地剖析大连的生活体验对这些日本作家，以及对他们的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深刻地剖析以“一等国民”身份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们矛盾的精神世界。

最后综合论述，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日本侦探小说由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使得它以多重身份出现，是一个复杂、立体的存在，是现代性与殖民特性共存的文学体现。对殖民地大连都市中产生的日本侦探小说研究，不仅可以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日本昭和文学经验，而且还可以重新思考昭和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日本文学史的重新审视有着较深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不是在日本的本土，而是源起于日本的“外地”殖民地都市大连一样，当把视角聚焦在“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大连的关系”时，会发现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重大问题：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过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生活过的经历，其中，以曾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居多，而且竟然大都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他们的侦探小说有很多是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这其中，曾生活在大连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就有十多位，如多次获得日本侦探小说大奖的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鮎川哲也、石泽英太郎、加纳一郎等。

本书主要从这些有过大连都市生活体验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的关系入手，深刻地剖析在这些作品中是如何体现殖民地都市大连形象，揭示作为“一等国民”身份出现的日本作家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探究在这个充满着异国情调、开满槐花的摩登都市大连究竟弥漫着怎样的气息，营造了什么样的氛围，创造了什么样元素，以至于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这些作家的内心，融化到了他们的血液里，孕育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无穷的创造力、精彩的文笔和超常的表现力，并进一步挖掘大连这座殖民地都市对日本的昭和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了解开这些迷团，必须从不同维度，多个视角，诸多层面进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

第一节 日本侦探小说在近代文学中的位相

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侦探小说的发展繁荣曾有过三个黄金时代。前两个时代出现在欧美文坛，而第三个侦探小说黄金时代则出现在亚洲的日本。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到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再到赤川次郎的崛起，前后经过60余年，出现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侦探小说家，创作了5000篇以上的侦探推理小说。可以说，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繁盛，人才辈出，影响巨大。不仅为侦探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创造了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奇迹。

侦探小说起始于19世纪中期，世界上第一部侦探小说是1841年由美国作家爱伦·坡创作的《莫格街谋杀案》，紧接着他又创作了《马里·罗盖特的秘密》（1842年）和《被窃的信件》（1844年），在这3篇著名的侦探小说里﹐塑造了第一个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虽然在爱伦·坡一生的创作中，侦探小说只占了7篇，但由于他首创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象，对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爱伦·坡被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

事隔三十多年，恰恰在日本的近代文学史刚刚开始的1887年，日本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便开始了。其中，关直彦翻译的《西洋复仇奇谭》、三游亭圆朝翻译的《黄蔷薇》、神田孝平翻译的《杨牙儿奇谈》、坪内逍遥翻译的《假币》等一系列西方的侦探小说通过报刊、杂志等媒介展现在了日本读者的面前。那些新奇的案件、恐怖的谋杀、复杂的情节，以及拥有超凡才能的侦探家们敏锐的观察和缜密的推理，环环相扣的案件侦破等等，立刻吸引了日本读者的眼球，一时间，西方的侦探小说受到读者们的极大追捧。用中岛河太郎的话说，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拉开了翻译全盛时代的帷幕”其中，活跃在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前线，并对侦探小说进行理论探索的黑岩泪香，不仅在日本最早提出了“探偵小説”即侦探小说这一词语，还于1889年，亲力亲为地创作了日本侦探小说史上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无惨》。小说以某海军基地发现一具男尸为线索，由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警官和警界的新人负责破案，这两个人运用西方逻辑推理的方法，步步深入调查，最后两人几乎同时破案。这篇小说结构完整，文字也饶有趣味，在日本学界被公认为“作为近代日本侦探小说创作的起源，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黑岩泪香也因此被认为是日本“侦探小说的始祖”。

然而，“真正地道的侦探小说在日本的诞生还是由江户川乱步开始的”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太郎，1894年出生，1923年发表的短篇侦探小说《两个铜板》是他初出茅庐之作，因小说构思奇巧、逻辑性强，发表之后立刻受到文坛的关注。后又连续发表了很多长篇侦探小说，在少年侦探小说创作方面也成果颇丰，因而拥有大批狂热追捧的读者。他被认为是“日本推理小说之父”，也是“本格派”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不仅如此，江户川乱步也被认为是日本侦探小说规范性研究和资料收集的第一人。

江户川乱步的《幻影城》堪称日本侦探小说研究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江户川乱步不仅对侦探小说的定义、类型、现状和历史进行论述，还将英美的侦探小说和日本的侦探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并对日本侦探小说的独特性加以阐述，订正了“日本的侦探小说是在《新青年》等杂志介绍和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刺激下产生的”定论。明确指出，对日本侦探小说的发生起到巨大作用的，一开始并非翻译而来的外国侦探小说，而是国内大正文坛上的三大巨匠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称他们的一些犯罪和怪奇的小说，诸如谷崎的《两个艺术家的话》、佐藤的《指纹》、芥川的《开化的杀人》等作品中飘散着浓厚的侦探小说的味道，“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对日本文坛的影响力更强。”并自言爱读谷崎的作品，除此之外，还包括“持有这种创作风格的卓越作家还有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江户川乱步才开始了一系列早期怪奇小说的创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的侦探小说的产生虽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有所关联，但是日本侦探小说所包含的内容和创作方法等有别于西方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领域和风格特色。英美的侦探小说一词“detective story”，意为“通过侦探解开谜团的故事”，而与此相对比，在日本，所有怪奇小说、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犯罪小说、悬疑小说、冒险小说等等各种各样题材丰富、风格迥异的小说都可以划分到“侦探小说”的范畴之中。依照甲贺三郎的划分方法，将“解破谜团的”称为“本格”侦探小说，而将怪奇、幻想类的小说划分为“变格”侦探小说。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把重视现实主义的文学称为纯文学，那么在日本，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大都可以算作“侦探小说”范畴。

传统的看法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供大众休闲消遣的娱乐读物。它不仅有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还以悬念迭起和神秘色彩吸引读者。大概正因如此，侦探小说只能归属于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范畴，甚至被某些文学评论家视为不入流的娱乐文学。但是，侦探小说家大庭武年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侦探小说确实有意思，一开始谁都容易蔑视它。但是只要读上一篇、两篇，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侦探小说的俘虏。因为人的本能中就有探索癖，也有爱探谜的性情。反正跟腻人的恋爱故事，让人心情郁闷的政治小说相比，侦探小说确实是非感伤的、快捷的、紧张兴奋的……总之，对于从文学中获得娱乐的读者层来说，它是最好的读物。特别是对现今性急的人如果读惯了侦探小说，绝对看不惯场面翻来覆去，老调重弹的大众小说等。毋庸置疑，今后侦探小说会迎来全盛期。

正如大庭武年所预料的那样，在日本近代文学出发期，不仅有众多文学大家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而且涉猎范围广泛，创作成果丰富，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影响极为巨大。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文坛，日本的“侦探小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而为侦探小说创作提供广阔天地，并立下卓越功勋的当属1920年1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号起，便以“怪奇侦探小说”为招牌和支柱发展起来的《新青年》由东京博文馆刊行，每册30钱。在创刊号上《新青年》就鲜明地打出杂志的创办理念，即为：“读起来有趣，并且有益！此乃本杂志的纲领。若本志有无趣无益之处，请极力斥责抨击本编辑，编辑会欣然接受。……欢迎读者诸君热情投稿，征集青年、学生小说和侦探小说，以及漫画等等”，并在创刊号上醒目地刊出“征集痛快淋漓的侦探小说原稿”的广告，并承诺给予佳作丰厚的奖励。《新青年》刊行到19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日本青年杂志中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读者范围从国内扩展到“伪满洲”、西伯利亚、南洋、北美等是凡有日本青年的地方，成为“青年读者坚实的伴侣”。不仅如此，《新青年》始终坚持读者参与的创刊理念，采取各种形式和鼓励机制吸引读者参与到侦探小说的创作中来，这在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史上，是其他任何领域无法比拟的创新和实践。读者不单纯是阅读的受动者，也是积极的主动者，很多读者通过阅读，进而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如何走好人生之路。而反过来，很多创作者也通过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更好地提高了自身的创作。在《新青年》这种号召、鼓励、熏陶和灵活的作者与读者的畅通交流的机制下，一大批后来成为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年轻人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并不断地在《新青年》上发表侦探小说的佳作，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培养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摇篮。诸如日本文坛“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号称“日本现代推理小说开山鼻祖”横沟正史，还有西田政治、梦野久作、小栗虫太郎、甲贺三郎、谷让次、海野十三、渡边启助、久生十蘭、南泽十七、德川梦生，以及在大连成长起来的鮎川哲也、加纳一郎等众多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都是在这块园地上不断发表侦探小说之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家的。这些大家的侦探小说和大众小说的创作也成为1920年代到1930年代整个日本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新青年》从发展脉络上看共分五个阶段，但每个阶段始终围绕着面向海外的视野。这本杂志在创刊之际便以力图鼓励日本的年轻人“海外雄飞”为宗旨。当时日本政府极力鼓励日本人移住到南北美洲大陆，因此杂志上刊登了很多鼓动去海外冒险的新闻或文学作品。到了《新青年》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开始大量地翻译海外的侦探小说，通过对海外侦探小说的译介，使读者大开了眼界，扩展了海外的视野，在对海外的舞台感到刺激、新鲜和神秘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吸收和融合了海外的文化。到了第三阶段便以海外的都市文化为中心，大量登载海外摩登都市的运动、时装、电影等新闻，当然在《新青年》范畴内所谓的“海外”主要以欧美为对象，所翻译的侦探小说，刊登的海外都市摩登时尚报道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到了第四个时期，日本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国内国际意识越来越高涨。这期间与战争有关的报道以及以国际关系为题材的间谍侦探小说大为盛行。同时，很多御用作家亲赴战场，将战场原体验写到小说当中。第五个时期则是战败后，虽然国际性意识不如前期那么高涨，但是文学作品却是以海外复员回国为题材的反映当时时代的作品居多。从这些作品中清晰地感受到失去外部的殖民地而回归日本本土的感伤情怀。

综上所述，《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到战后终刊，一直保持两大特点：一是侦探小说所占比重和分量极大；二是与日本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刊《诗与诗论》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都站在关注海外的视角，对海外动向极为敏感，不断推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小说。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作家都有过海外生活体验。不仅如此，非现实主义系的作家们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也促使他们不断地把视野投向日本的外部，到那里寻求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剖析的话，暂抛开《新青年》与欧美密切关联的部分，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史和《新青年》的发展史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将视点集中在《新青年》与殖民地文学的关系上，会发现《新青年》创刊的1920年代，正是日本开始统治台湾，日韩合并，侵入中国东北之际。因此，无论是《新青年》的读者，还是《新青年》的作者，或是那些生活在海外殖民地上的日本年轻人心中，都有了殖民地的概念，和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独特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了。这期间，《新青年》刊载了很多以殖民地为舞台，或虽以日本为舞台，而内容当中大量涉及殖民地情况的侦探小说。作者有很多是生活在日本国内的人，他们一次都没有去过日本海外的殖民地，只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创作。或是凭借曾有过短暂旅行的经历进行创作。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作是梦野久作的以未曾去过的“伪满洲”为舞台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冰之涯》，和曾有过短暂旅行经历的朝鲜为舞台的《炸弹太平记》。但是，也出现了长期生活在日本海外殖民地都市中，有着深刻的殖民地生活体验的日本人的侦探小说创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大庭武年以大连为舞台的《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鮎川哲也战时创作，战后发表的以大连为舞台的《佩德洛夫事件》；石泽英太郎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烟囱》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以“伪满洲”为舞台的，大都可以出现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的身影。也就是说，如果更进一步地细化，抑或说更加具体化地将焦点锁定，试图考察在《新青年》或日本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的关系时，或许能够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情报和资料，从而可以进一步论证出日本的海外侦探小说与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的关系。

第二节 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新发现

在试图考察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之前，首先必须做的工作就是要对当时日本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中谁写过与“中国东北地区”有关的作品？他们当中有多少是“满洲出身”的？他们与殖民地都市大连是否有某种联系等这些问题进行统括性地研究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更多问题，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考察作家虽生活在日本，但是作品却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舞台，或是小说当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东北地区”的内容的作品。二是考察由“中国东北地区出身”的侦探小说家创作的以这里为舞台的作品。三是在上述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其中与殖民地都市大连有关的侦探小说家或侦探小说究竟有多少。

下面将对创作过与“中国东北地区”有关作品的侦探小说家作以简单概述。

橘外男，1894年生于日本石川县。1942年举家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先后就职于“满洲书籍配送株式会社”和“满洲电影协会”。1945年橘外男在新京（长春）迎来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返迁回国。亲眼目睹了在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弃民的日本人由于物资不足和苏联军队的掠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以这些为素材创作了一系列与“中国东北地区”相关的作品，包括：1950年由东京名曲堂出版的《从长春返迁而回》，后改名为《妖花》；1995年由中央书院出版的《橘外男仙境·满洲放浪篇》等。

谷让次，1900年生于日本佐渡函馆。原名长谷川海太郎。长谷川家有四兄弟，分别是长谷川海太郎、长谷川潾二郎、长谷川濬和长谷川四郎。这四兄弟都与文学有缘，长谷川濬和长谷川四郎都创作过“满洲文学”，而长谷川海太郎和长谷川潾二郎都发表过侦探小说。谷让次即长谷川海太郎发表过的与“中国东北地区”有关的只有一部，就是于1931年创作的，以哈尔滨为舞台的戏曲《安重根》。

大庭武年，1904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年幼时期便随父亲迁往大连居住，家就住在大连警察署的后面。中学就读于当时在日本国内都享有盛誉的大连一中。后考进了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返回大连。1934年就职于“满铁株式会社”。1945年应征入伍，同年8月战死。1930年在《新青年》10月号发表了《十三号室杀人》，这篇小说被评为《新青年》的悬赏小说作品。同年12月号发表了《赛马会前夜》。1931年又在《新青年》12月号刊登了《白杨山庄事件》。另外还有代表作《小盗儿市场杀人》等。大庭武年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

山口海旋风，就职于大连“满洲日报社”，家住大连南山麓“满洲日报社”的社宅。担任社会部部长期间，岛田一男也为该社记者。二人同为大连一中的毕业生，都是大庭武年的后辈。由于在本报刊上发表过《死人丘事件》等两篇侦探小说，为其打下良好基础。后于192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钥匙》。

岛田一男，1909年生于京都，幼年时期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毕业于大连一中。是大庭武年中学时代的后辈。1931年，就职于“满洲日报社”，为《大连日日新闻》记者，在职期间，受到山口海旋风的影响，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家住大连南山麓“满洲日报社”的独身宿舍。从“满洲事变”开始到战争结束的15年间，作为从军记者奔走于“满蒙”各地以及马来半岛之间。战后任东京通信局局长，为海外的新闻人创办了“大陆情报社”。代表作有《野兽之夜》、《黑旋风》、《事件记者》、《杀人演出》等。

樫原一郎，于昭和20年代到40年代活跃在日本侦探小说文坛上，以警察小说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侦探小说家。1919年生于大连，在大连春日小学就读期间寄住在中国人的家里，据说是一个汉语比日语说得还好的日本人。他在战后开始侦探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多以真实事件或警察的搜查为蓝本，属纪实性侦探小说。代表作有《0号作战》、《日本警视厅》、《刑事履历书》等。

鲇川哲也，1915年生于东京。本名中川透。幼少年时期举家移住到大连。1938年考入拓殖大学商学部，大学就读期间开始尝试侦探小说的创作。毕业后返回大连生活。1944年回国后，开始以各种笔名向杂志投稿。1950年以中川透的笔名参选《宝石》杂志的百万元悬赏文学作品大赛，他的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佩德洛夫事件》一举夺得第一名的佳绩。1956年以鲇川哲也的笔名参选“讲谈社”侦探小说全集的募集，他的《黑皮箱》被选为第13卷的新人赏作品。自此一直沿用鲇川哲也的笔名发表作品。其后的代表作有《黑色的白鸟》、《憎恶的化石》这两篇荣获第13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大奖。1990年在东京创元社主办之下，设立了“鲇川哲也奖”，目的为了挖掘和培养长篇推理小说新人。2001年荣获日本第一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石泽英太郎，1916年生于大连。大连商业毕业后，进入“满洲电业”公司就职。战后回国，就职于东京与福冈的经济调查会。1962年以《威胁旅行》荣获“全国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第二名；1963年《烟囱》被选中为“宝石新人二十五人选”；1966年以《凤尾草之行》荣获第一届“双叶推理奖”；1977年以《视线》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除此之外，还有《桥上弥漫死的气息》、《南海幻想》、《秘画》等代表作。

南泽十七，日本侦探小说家、科学小说家、翻译家。1905年生于仙台市。幼年时期住在大连的露西亚街，少年时期就读于大连沙河口小学。后考入东京外国语大学德文系，1932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侦探小说。代表作有《蛭》、《人间标本师》、《绿人的魔都》、《海底黑人》等15篇，翻译侦探小说30余篇。

西村望，号称犯罪小说家第一人。1926年生于高松市。大连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就职于“满铁株式会社”。经历新闻记者、电视新闻员等工作之后走上了作家之路。1978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鬼畜》，并以此为契机接连发表了一系列侦探小说，如《丑三个村子》、《水之绳》、《天已经黑了》等。

椿八郎，1900年生于松本市。庆应大学医学部毕业，眼科医学博士。就职于“满铁株式会社”，“在满”期间一直从事眼科老本行，而回国后的1949年开始了侦探小说创作。代表作有《变色龙黄金虫》、《无名指》、《朦胧夜和司机》、《伪造犯人》等。他的《扉》获得第5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候选奖。

加纳一郎，1928年生于东京。幼年丧父，1939年开始寄养在大连做生意的伯父家里。就读于大连春日小学，在大连的中学毕业那一年恰巧是日本战败的1945年。在大连滞留两年左右后于1947年返迁回国。加纳一郎把从战败到返迁回国期间混乱的大连生活体验写成了小说《破裂的旅程》。回国后开始了作家的创作生涯。1960年代，在江户川乱步的建言下开始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这期间在《宝石》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国家制御室》、《禁止入内》，其中《国家制御室》被“日本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在《全读物》发表了另一部推理小说《虚报》，这部作品与《禁止入内》由“富士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1984年，加纳一郎的《霍克的异乡冒险》荣获第三十七届推理作家协会奖。以“中国东北地区”为舞台的主要有《破裂的旅程》、《黄海大逃亡》、《特快“亚细亚”号杀人行》，这三部作品均涉及到了加纳一郎的大连生活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舞台创作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作家也千差万别。但是侦探小说家却大都是“中国东北地区出身”，而且竟然大部分都与“大连”有着密切关联，并且他们创作的侦探小说中也有不少是以大连为舞台的。

为什么日本的侦探小说家中有如此众多的人与大连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除了侦探小说家以外，有很多日本著名的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如：五味川纯平、远藤周作、三木卓、青冈卓行、安西冬卫、北川冬彦、松原一枝、牧野彰夫……也都曾经生活在大连这个都市或与这个都市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跳开文学界，将视野再扩展一下，会发现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漫画家、电影导演、戏剧家等也都曾经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是什么使得大连孕育了这么多的日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是如何孕育了众多日本的侦探小说家，殖民地摩登都市体验怎样影响了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很有价值且绕有兴趣的问题。在此之前，有必要就“都市文化与侦探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地剖析和论述。

第三节 都市文化的烂熟与日本侦探小说

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英国为开端兴起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是贯穿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开展的都市改造。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都市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都市中道路整备，洋式建筑鳞次栉比，街灯林立，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咖啡馆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医院、银行、消防属、警察局等按职能分配的机构更加系统化，交通设施也更加完备。在这样的现代都市的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的诞生。如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等一系列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和文学运动，而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迅速广泛流行的电影、广播、摄影、列队舞、爵士乐等20世纪都市大众文化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巨大推手。同样，在同一时代、同样背景下产生的侦探小说被普遍认为与都市文化密切关联，是新型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代表。自然，大众文化中的诸多摩登元素必然会成为侦探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创作素材和组成部分。同样在日本，如同新感觉派文学的出现、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东京大地震后急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一样，摩登都市的迅猛发展也成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生、发展的必然条件。

日本的东京虽然远离欧洲，但是都市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特别是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后，伴随着“帝都复兴”的重建工程，东京的都市化进程取得了飞速发展。在东京复兴局土木部长太田园三的《关于帝都复兴事业》（1923年刊）中，细致入微地论述了东京都市的改造方案，甚至街道的格局和桥梁的架构都列举了各种方案，就连地铁的样式也详细地比较论述了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地铁构图。依照这个蓝图改造后的东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繁华、摩登的现代都市图景，就像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谣中唱到的那样：“东京的中枢是丸内，日比谷公园和两议院，热闹繁荣的帝国剧场，威风凛凛的警察厅”。而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东京进行曲》中更是形象生动地唱出了东京的摩登生活：“伴着爵士乐起舞，饮着甜酒入夜，清晨令人惆怅的细雨中的舞女”。在这样的都市空间中，人们体验着都市文化生活带给都市人的各种感受。当在钢筋大理石的建筑群中徜徉，在霓虹灯闪烁的橱窗前徘徊，在流淌着爵士乐的舞厅里飞舞，在散发着浓郁西欧味道的咖啡馆里轻斟慢饮，产业革命和商业兴盛使人们体验到了都市文化生活的便捷、浪漫和愉悦。都市中霓虹灯、摩天大楼、百货商店、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爵士乐、美酒、摩登女郎等所有崭新都市的现代元素为文学者们提供了新鲜刺激的、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新居格在《近代心的解剖》中对都市中新型女性形象和都市空间美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伴随着都市化的不断发展，年轻的女性开始喜欢上音乐、舞蹈、电影和运动，即不断地走向户外，享受着都市的摩登带给她们的新鲜感受，女性越来越追求思想解放和大胆的行为，“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便是摩登女郎的代名词。另外，从都市美的角度审视，广告、照明和欧式的建筑等等，所有这些都无疑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用小田切进的话来说：“昭和文学史有很多是从关东大地震后的文学动向写起的”。伴随着东京都市化的发展，“都会文学”迎来了繁盛期。外国归来的作家、以《文艺时代》为中心的新感觉派作家、达达派艺术家、《新青年》的江户川乱步等侦探小说家们活跃在日本的文坛上，在他们的笔下，展现出了光怪陆离的都会风景。高桥新吉的小说《达达》（1924年）以东京都市为中心，兼顾日本地方的都市的描绘，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作家对都市空间的关注。梶井基次郎的《柠檬》（1925年）描述了都市的魅力和都市生活者内心的不安。自此，描写“都市”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创作的有效方法而备受瞩目。以《文艺时代》杂志为中心开展的新感觉派运动的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都市”，加宫贵一的《回转木马》（1924年）是以东京的浅草为舞台创作的，横光利一通过贫民窟和高级住宅区的对比，以都市的人情味和无情为主题创作的《街之底》从不同的侧面对都市文化生活进行了描写。另外三上于菟吉的《百鬼》（1925年）则描写了白天与黑夜徜徉在大都市东京的崇尚快乐主义的美少年和新兴艺术家的群体。普罗文学的代表作家叶山嘉树的《卖淫妇》（1925年）描述了都市中的阴暗面的光景。另外，在侦探小说界，江户川乱步的《D坂的杀人事件》（1925年）则对生活在都市空间中的人们，彼此之间情感淡薄现象进行了描写。而《屋檐后的散步者》（1925年）、《人间椅子》（1925年）等一系列侦探小说描述了都市中奇怪的幻想和病态的心理。

就像上述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都市面前，人们不仅感受到了都市带给人们的便捷与愉悦，同时也体验到了在都市喧嚣世界中的恐惧、对复杂人际关系的苦恼、对迷失自我的忧愁、对迅速变化的都会生活的不安。日本侦探小说家长谷川海太郎这样描述近代都市带给他的感受：

近代都市是一个生物。它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大地，把人类当作耳食不断向天空生长的机械文明的巨大怪物，它已不是经人类之手创造出来的几何学的立体集团，而是与人类共同生长的一种动物性的植物。因此，都市拥有自我的独立思想、统一的感情，以及自我的生活。在那里，人与人的神经相互接触演奏的交响乐就是噪音，都会的明暗就是诗歌。而且，都会就是一个妖女。

在此，长谷川海太郎不仅倾诉了对近代都市的魅力的无法抗拒，同时也展现了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机械文明的巨大怪物”面前，人类的无力与渺小。而且，更加表达了人类被城市吞嚼、淹没的恐惧。而这种因城市中“个”被淹没与被抹消而带给都市人的不安与恐惧的心理，恰恰被侦探小说家所捕捉，为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条件。正如日本评论家内田隆三所说的那样：“侦探小说的言说正与近代社会大众的不安相关联，同时这种言说也表现出了近代大都市的文化感受性。”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则更进一步地指出：“侦探小说的根本性的社会内容便是在大都市的群众当中，个人的痕迹消失了。”本雅明的这种论述任何人都会首肯，因为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谁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白天，在都市的大街上，数以万计的人群来回穿梭，作为“个”的自我在如洪水般的人群当中显得那么渺小。更不用说到了夜晚，高层建筑的黑暗处，灰暗的街区小巷的尽头，大批流入城市的游荡者当中，“个”，甚至可以用“消失”一词来形容。在这样的“个”的无痕性的都市空间中，不仅潜伏着犯罪的骚动与不安，也为罪犯创造了犯罪的契机，更为侦探小说解开犯罪真相，抓捕罪犯的过程描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要素。

日本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和评论家平林初之辅就侦探小说的产生条件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他说：第一，侦探小说必须给予读者以强烈的刺激。与大战前的人们的生活相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急速加快。电梯、出租车、无线广播、飞机，以及其他与之相类似的构成机械文明的诸要素，完全渗透交织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以往的进展缓慢的浪漫主义小说，以及一听就懂的伦理道德说教的教训小说，特别是以连汽车电话都没有的时代事件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早已与现代人的生活割裂开来，那些东西已不能给现代人以任何刺激。而侦探小说在这一点上，更好地满足了现代人的嗜好。……第二，侦探小说与其他小说相比，是智慧性的小说，完全符合提高民众智力水平的要求。第三，面对权威，侦探小说有明显的非妥协性。无视依附主义和中庸主义，一切都是异常的、非教训性的、冒险的、反抗性的。

这是平林初之辅于1929年，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侦探小说的世界性的流行》中的主要观点。该文揭示了侦探小说创作必备的条件和要素。暂且不论平林对其他小说脱离现代人生活的观点是否有待商榷，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的日本，平林所举出的必备条件和要素，越来越是日本侦探小说创作的必不可缺的内容。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代初期，伴随着由现代主义触发的新感觉派运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备受文坛瞩目的同时，日本迎来了以电影、收音机、照片、杂志、社评、社交舞、咖啡等等诸要素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势不可挡的猛烈趋势普及发展起来的时代。日本侦探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了。虽然草创期的日本侦探小说存在着表面上追求前卫性，但实质上尚未对西方已经趋于成熟的科学性的实证精神和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地消化，对复杂的人物内心的剖析和逼真的心理解剖缺乏深度，只能在向怪奇趣味和神秘的浪漫方向倾斜，但是，毕竟日本的侦探小说家们对侦探小说创作给予的热情，对侦探小说理论的探索，对大批年轻侦探小说家的影响与培养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都市文化的烂熟带来了日本侦探小说的繁盛与发展，也激励着生活在日本的海外殖民地的年轻人们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这其中，生活在日本的殖民地大连的日本年轻人们，也是在大连这座现代摩登都市当中不断接受着现代都市中各种元素的刺激，孕育了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了无穷的创造力，一部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诞生了。

但是，国际色彩浓郁的港湾都市大连究竟怎样影响着侦探小说的成长，对侦探小说的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殖民地摩登都市给日本的侦探小说带来了怎样奇特的色彩，是什么孕育了日本侦探小说家等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庭武年在谈及摩登都市大连与侦探小说的关系时，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说起大连，近来与内地的都会相差无几。唯一不同的是港湾城市——但绝对是比横滨之类更富有异国情调的国际港。而且那里以白系俄罗斯人为主的外国人生活氛围极其浓郁。或许是因为殖民地的缘故吧，普遍营造着高度的文化生活。这些恰恰适合开展可与翻译小说以假乱真的侦探小说的创作。大连位于地图上显而易见的位置，无论海路空路陆路，只要一个电报过去，去路一定会被严密封锁，如此充实的警察网控，犯罪事件会出乎意料地、轻而易举地被侦破。偶尔突发外国人主犯的杀人事件，但能成为创作素材的却没有。与之相比，更令人兴趣浓厚的是满人街。从我们的角度看，满人街绝对是猎奇之地。秩序混乱、凄惨、被压迫的反抗，在那附近只要稍稍猎取，我认为就能挖掘出比小说还怪异的事实来。提起夜晚的满人街，那简直是连江户川乱步都描述不出来的光景。然而犯罪事件反倒不浮于表面化，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被葬送也浑然不知的人生，在那里如蛆虫一般胡乱地存在着。

……

这是大庭武年在《大连与侦探小说》文章中对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与日本侦探小说的关系进行的精彩论述。其中有四点很是引起笔者的关注：一是说大连是一个比横滨还富有异国情调的国际港，“外国人生活氛围极其浓郁”。正如上文论述的那样，侦探小说产生于欧洲，日本的侦探小说也从欧洲的侦探小说创作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一个“外国人生活氛围极其浓郁”的都市空间无疑为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良好创作氛围。难怪大庭武年不无自豪地说，这里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以和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以假乱真。不仅如此，大连是一个自由贸易港口，任何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全部免税。可以说当时大连的外国货充斥着大街小巷，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种类繁多，比如：手表、照相机、留声机、洋酒、洋烟、洋果子、洋服、刀具、扑克牌、化妆品、皮包、宝石、针织物、雷丝等等。在这随时接触世界的品牌、引领时尚，充满着摩登气息的大连城市空间中，无疑为培养以新型大众文学为特点的侦探小说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二是由于大连是日本人占领之后，承继俄罗斯的“东洋的巴黎”之宏伟蓝图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和心血建设起来的一个殖民地摩登都市，因此到处营造着高度的文化生活氛围。很多地方超越了日本当时所谓最时尚的东京、大阪等都市，堪比欧洲的摩登都市，不愧于“东洋的巴黎”之称号。正如富永孝子所说的那样：“国际色彩浓郁的大连，能够充分满足战前的日本人对欧洲的向往。”而欧洲广泛流行的电影、广播、摄影、爵士乐、咖啡馆、西洋时装、舞会、赛马、棒球赛等在当时的大连都市都极为盛行。前卫的大众文化也为侦探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中，各种摩登元素会不断地刺激着身为“一等国民”日本人的想象力与灵感，这种想象使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就像著名的诗人安西冬卫虽悠然地坐在大连的维多利亚咖啡馆，但是他的想象却已踱到了法国的巴黎；著名的诗人、作家清冈卓行徜徉在大连弥漫着槐花香气的大广场里，而思想的翅膀却飞到了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等等。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异域情调、浪漫的摩登都市使很多日本人切身地感受到自己与前卫生活交融，与时尚前沿同步，与摩登世界的连接。

三是警察组织建设完备，电讯设施先进，很多案件能够很快侦破。这成为侦探小说创作的社会基础。警察组织完备，案件侦破迅速，或许是一个事实。从在大连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本著名作家松原一枝在《梦幻的大连》和《大连舞厅之夜》等书中回忆大连发生的“儿玉氏杀人事件”、“大连鸦片事件”，还有牧野彰夫在《少年时代的大连》中讲述的“日本儿童丢失事件”，以及大庭武年提到的“刘被杀事件”等等都可以管窥到当时大连的警察办案细致，侦破迅速的特点。

四是对日本人来说，充满神秘色彩的“满人街”成为侦探小说猎奇的素材。所谓的“满人街”就是中国人群居的地方。日本人自1905年占领大连之后，将区域划分、人等划分更加严格化。不仅规定了日本人居住区，甚至用电车颜色的不同来严格化分是日本人坐的，还是中国人坐的，就如上海曾一时在公园的门口处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一样，歧视、欺压当地的人民，已经成了殖民地都市的共同特点。因此，没有特殊原因，日本人绝不会踏进“满人街”半步，在他们看来，那里就是充满着肮脏和邪恶之地。特别是大庭武年所说的“底层支那人的欢乐之乡”的“小盗儿市场”（下节将具体描述“小盗儿市场”的情况）附近更是让日本人感到是“神秘的罪恶汇集之地”。因此，大庭称这样的地方为“猎奇之地”，只要“稍稍猎取”就能挖掘出很多侦探小说创作的素材一点也不奇怪。这里也成为大庭武年后来创作的著名侦探小说《小盗儿市场杀人》攫取创作元素之地。

试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异域情调、堪称“东洋的巴黎”摩登的都市，加之高度的文化生活，完备的警察组织，频发的犯罪事件，日本人眼中神秘的罪恶之源“满人街”……这些不仅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完美的土壤，而且摩登大都市的声、光、电等元素也不断地刺激着作家的感官和创作灵感，并为培养未来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都准备好了充分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

虽然，大庭武年概述了摩登都市大连对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但是，“东洋的巴黎”大连究竟是什么样的都会，一两句话难以描绘出它的具像。而且，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是怎样孕育了日本的侦探小说，关于这种空间的描述也不是只言片语所能体现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日据时期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真切地体味摩登都市大连对日本侦探小说的孕育和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 重绘摩登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

大连作为一座近代都市，原本就是战争催生的产物。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多次派间谍船到大连沿海刺探军情。1860年英军又侵入大连湾沿岸，进行海域测量，并一时占领了旅顺口。到了19世纪末，大连便成了帝国主义诸国激烈争夺的对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得了包括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的权益。但是，在一直想把大连变成自由港的俄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干涉下，日本从清朝政府讹诈巨额赔款后，不得不放弃大连。1898年，俄国夺得了租借辽东半岛权，沙皇尼古拉二世便欲将大连建成一座具有欧洲风格的商业港都市。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日本又从俄国手里夺去辽东半岛南半部分的控制权，从那以后，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将大连作为他们所谓的“满洲”侵略的据点和门户统治了长达40年之久。1945年8月22日，苏联军队进驻大连，11月8日由中国人组建的大连市政府宣布成立。

回顾前半个世纪，大连虽是中国的一块土地，但其作为都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属于中国人所有，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魔掌中被反复蹂躏，特别是在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之下，历经磨难、饱受沧桑。另一方面，日本殖民者为了永久占领和统治中国东北，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也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大力开发大连的城市建设。马克思曾就殖民主义的双重属性作过科学的概括，他认为：帝国主义在其殖民侵略的过程中，也为落后的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为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这样的事实有些残酷，但日本殖民统治者历经几十年的经营，使得大连这座都市一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和“摩登”的景象。这种渗透着现代和殖民双重属性的都市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现代图景和殖民体验，刺激了日本作家文学意识的生成，不仅孕育和惠泽了众多日本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感性基础和文学的灵感来源，以及挥之不去的、难以割舍的精神“故乡”。

第一节 “东洋的巴黎”掠影

这是富永孝子在《大连·空白的六百日》中对日本统治时期大连的描述，这些摩登的消费空间、舒适的现代设施、高档时尚的商品、优雅休闲的生活并不是富永孝子的凭空想象，相反正是一个曾经生活在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的普通日本人记忆中的真实写照。这种都市风景如果放在21世纪的当今，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对于八十多年前的都市生活而言，足以令人惊羡不已。不仅如此，当时很多大连的日本人时尚、摩登、超豪华的享受竟然远远地超过了当今现代普通民众的生活。富永孝子曾回忆在大连星海附近的自家豪宅的内部装修时说：“父亲环视了一下家里。每个房间各具特色，分别是南欧、北欧和中式风格。而且每间都配置了与风格相符的家具。还有宽大的露台和阳光房，堪称韵味十足的住宅。父亲给阳光房里精心栽培的盆栽浇着水，给宏一郎的小鸟喂食，又到客厅坐在自己喜欢的安乐椅上慢慢地吸着烟斗”。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在大连过着贵族一般的生活的眷恋，能真切地感受到富永孝子因生活在这样的都市感到的怡然自得和由此生发的自豪感。从富永孝子的描述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大连都市文化的摩登与现代，管窥到日本人生活的富裕与时尚。“摩登”、“现代”与“时尚”体现在大连都市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际化”特色也非常明显，因为大连是个自由贸易港，任何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全部免税。因此，能够经常买到各式各样的外国货，而且街上总会遇见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人，再加之大连星罗棋布地伫立着各式各样的西洋建筑。身处欧味十足的环境中，自然令人会有一种到了欧洲的摩登感觉。著名作家松原一枝回忆说：大连是个自由港，也就是说，是个进口货不用上税的免税港。比如毛线什么的，比起日本制的软绵绵的，搓起来松松垮垮的来，英国制的毛线结实，颜色又好，线的纯度高，价格也便宜。我家里袜子和毛衣全用英国的毛线织的。但是，我总发牢骚说，就是穿在身上扎得慌。另外，日用杂货、食品等所有的进口货都是品种丰富，价格便宜。这些都是大连的名物。

当时大连的外国货“充斥着大街小巷，大概以日本国内的一半左右的价格就能买得到”，而且种类繁多，比如：手表、照相机、留声机、洋酒、洋烟、皮包、宝石、针织物等。据说，由于美国货质量上乘，最受欢迎。曾住在大连的牧野彰夫回忆当时大连的家中使用的家用电器时说：“从RCA的收音机到GE的电冰箱、风扇、辛卡（缝纫机发明家）的缝纫机，还有福拜的电子吸尘器等等，另外还有家用的扳子和钳子等等，都用的是美国货。”言语中不难看出，很多日本人就是在这样国际化的大都市中过着享乐、摩登、时尚的生活。难怪他们情不自禁地向远在日本的日本人不停地炫耀。

其实，何止生活在大连的普通日本人，就连“满铁”总裁也会不停地夸耀大连如何的先进与摩登。应“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的邀请来“满洲”旅行的夏目漱石，是这样描述中村是公的话的：马车驶向铺有电车铁轨的地方。他（中村是公）说电车也和电气游园一样，这个月底开业。公司雇佣了中国人当售票员和司机，为了培训职工现在正进行局部的试运营。……可是，我发现轨道的铺设有些特殊，明显不像内地那样铺石头。我问道：是不是大理石没了？是公反驳说：别开玩笑！他介绍说：这是最新式的铺轨方法，修路基如何如何，轨道与轨道之间浇筑混合金属固定起来，整个线路就像一个铁棒……他不停地炫耀，仿佛自己就是工程师。难怪从内地来的都被看成是乡巴佬。当我说的确值得佩服时，看到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又说：我们信任工程师，一切都按他们的想法去做，不加任何干扰，所以，才能做出这样的工程。看来在内地做事总是有许多家伙出来干扰。

如果说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在大连过着怡然、舒适、享乐的生活，而向国内的日本人夸耀大连是出自满足和对大连深厚的情感，那么，“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如此“不停地炫耀”，就包含了更加深刻的内涵。这说明正在建设中的大连在诸多方面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使用了最新的材料，大批留洋回来的日本工程师使出浑身解数将在西方学习而来的知识和技术充分地发挥在这个正在兴起的“摩登都市”身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刺激的，很多就连“满铁”总裁中村是公也是初次体验，因此讲起来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同时，也暴露了日本人极大的野心，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大连大兴土木，誓要将大连建成一座“东洋的巴黎”，除了向内外显示日本的实力和威严，掠夺中国的丰富物资之外，还欲将永久占领和统治大连。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日本进入昭和时期，即1925年以后，从大阪和神户经由门司到达大连的客船日日开航，日本人如潮水般涌入大连，到了30年代，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口竟然达到了12万。其实，不断涌来的日本人目的各有不同，“有的在内地无法生存，来大陆寻求生路；有的胸中燃烧着兴亚的远大理想，目光炯炯有神，期待在满蒙天地间大显身手；有的是十五六岁的令人怜爱的少年们，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应征成为开拓义勇军；有的是每到放假就满心欢喜地回家探亲的学生。总之，客船承载着满怀这样那样期待的人们来到满蒙大陆的最南端。”这些带着期望与梦想聚集而来的人们一到大连，立刻被有“东洋第一码头”美誉的大连港口壮丽的景象所震撼，“码头上到处迸发着快活的日语”。井上ひさし曾经写诗描述大批来大连日本人惊叹和兴奋的心情：眼睛瞪得溜圆。/“啊！”深舒一口气，/微笑浮上脸庞。/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都市？/抛弃故乡而来太好了……/初次踏上大连土地的日本人/谁都这么想。

总而言之，期待也好，喜爱也好，崇拜也好，自豪感也好，都反映了日本人对大连的深厚的情感与复杂心理，同时，这些又恰如一面镜子比较真实地折射出了当时的大连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摩登与超前。那么，是什么使得大连变得如此摩登？是什么赋予了她多重文化交融的现代气息？是什么使之具备了“东洋的巴黎”美誉？应当说，大连的魅力来源于日本本土所不具备的“欧式的静谧与亚式的喧闹相互交融，不可思议又极富魅力的国际性都市”，来源于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近代都市风景，来源于远远超越日本岛国的大陆丰富的物资，来源于远远高于日本国内的奢侈的近代欧式生活。毫无疑问，“摩登大连”带给了在此居住的日本人、欧美人及其为各种目的而来的人们无限的欢愉和梦幻般的体验。如果说沙俄占领大连时，“市长”萨哈洛夫没有完成自己“东洋的巴黎”之远大梦想，而在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之后，经过二三十年不遗余力的投资和努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连，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殖民地当中美丽的“摩登都市”，毫不逊色“东洋的巴黎”称号。

第二节 欧式建筑林立的摩登都市

●“大广场”周边风景

● 高级住宅区“大广场”周边风景

1905年自从日本人占领了大连之日起，一大批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日本建筑师，为了炫耀母国的现代意识与强盛国力，着意将当时西方最时尚的建筑设计理念，以花园一般的圆形大广场为中心，在十条呈放射状散去的宽阔而平整的大道两旁付诸实施。大连市役所、东拓大厦、横滨正金银行、大和宾馆等，一幢幢用巨大的花岗岩为基石，呈现着折衷主义、巴洛克、哥特式、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建筑陆续地矗立起来。这种建筑形式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建筑格局，散发着浓郁的异国情调。槐树、白杨、柳树林立在道路两旁；银行、商社、公司、宾馆、餐厅、舞厅、酒吧、咖啡馆、百货商店、电影院、音乐厅、公园、跑马场、基督教堂星星点缀；霓虹灯、广告牌交相辉映；舒缓轻盈的有轨电车将城市四通八达地连接起来。一座带有西欧风格的国际性摩都大连被塑造出来。

这其中，最能炫耀日本实力和国威的，最能体现日本殖民势力的一个窗口，当属久负盛名的大连政治、经济中心之地“大广场”及其围绕在圆形广场周围的西洋建筑群。日本统治时期的“大广场”踏袭了沙俄占领时期模仿巴黎的爱德华广场设计建造的“尼古拉耶夫广场”，按照俄罗斯人留下的宏伟设计蓝图，日本政府和“满铁”公司投入了巨额资金，历经多年岁月，最终将一个壮观、美丽的“大广场”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直径为213米，相对的建筑物的物间距为250米左右，广场中心为欧式风格庭院样式，四处配置石材长椅，高矮合适的街灯依次环绕，各种绿色灌木掩映其间，穿着各式服装的当地人和外国游客熙熙攘攘。十条呈放射状延伸的广场大道上星罗棋布地排列着百货店、料理店、杂货店、咖啡厅、电影院、宾馆、舞厅、欧式住宅洋房等等。

清冈卓行对大广场情有独钟，著名的《园广场》就是对它的赞美：我故乡城市中心/美丽壮观园广场/她像盛夏正午/耀眼的光辉/放射十条大道/如此既又/吸纳十条大道/啊，离心又向心故乡之子 二十岁/风和日丽朝气广场/初次伫立耀眼夺目/意识圆核/如此戏剧性/膨胀且收缩/诗歌里 音乐中 爱情里 从未知晓

从建筑上看，“大广场”上除了“大清银行大连分行”和“英国领事馆”之外，处处点缀着日本建造的建筑。在呈放射状向外延伸的十个街区上分别建造了“大连地方法院（现大连法院）”、“大连警察署（现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朝鲜银行大连分行（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关东通信局（现大连市邮政局）”、“横滨正金银行大连分行（现中国银行分行）”、“东洋拓殖大连支店（现中国交通银行分行）”、“大连市役所（现中国工商银行分行）”、“大和宾馆（现大连宾馆）”等日本机关建筑，另外还包括诸如“英国领事馆（现上海·广东发展银行）”、“大清银行分行（现中信实业银行分行）”等各种独特风格的西洋建筑。在呈放射状东西南北均匀延伸十条大道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各种重要的日本统治机关，其中，大连自不必说，与“伪满洲”密切相关的“满铁本社”就在离大广场不到300米的地方。邻近“满铁本社”，位于“市役所”和“大和宾馆”中间的大道上，巍然屹立着大连医院，这座医院为俄罗斯人建造，据说美国也有一个同样风格的医，号称“东洋第一规模的医院”。连接大连港的“山县通”的大街被誉为大连的“香榭丽舍”，堪称大连的“招牌大街”。道路宽幅40米，大道两旁依次排列着各种金融机构，如：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大阪商船、大连汽船公司等本支店、大仓商务等各种运输公司、物流公司、其他各国的贸易商、机关等聚集于此，因而这里也被称作“商务街区”。其间，点缀着别致、潇洒的俄罗斯人经营的商店、各种咖啡屋、点心店等。这条大道的东侧一直可以延伸到码头，在连接码头的“港桥”下面是十几条来往穿梭不断的铁路货物运输线。因此，这里被看作日本统治时期经营政治、经济的重要机关所属地，铃木正次称其为“大连的丹田之地”。西泽泰彦评价说：“这些是大连代表性的建筑，也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支配的象征。”高级住宅区

生于大连，长于大连，父亲是“满铁”土木建筑工程师的清冈卓行，或许受家庭熏陶的影响，对大连的“欧式建筑”最感兴趣。他经常登上自家附近的山顶，俯瞰大连欧式高级住宅区“南山麓”，“赤、茶、绿、灰各色屋顶上一根根细长的四角烟囱升起袅袅炊烟，明亮而鲜丽，总有一种热闹非凡的感觉”。清冈卓行指的是满铁公司职员聚集居住的地方，当时称作“共荣住宅”。它位于南山麓广阔的山坡上，被弥生池和镜池夹在中间呈带状区域，周围设有小学校、幼儿园和教堂，整洁宽阔的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其间，公共汽车和电车缓缓而行，道路两侧是宽敞舒适的步行道，旁边栽满柳树、柏树，还有洋槐，大概由于树木繁盛的缘故吧，这里的每条街均以树木的名字命名。比如：柳街、楠街、桂街、樱街、枫街等等。道路两旁散点着独门独院的欧式洋房，均用坚固的石头构筑而成，几乎每家都是：绿色屋顶、粉刷成白色的红砖山墙、样式一致高耸的角柱形烟囱、小巧的屋顶庭园、奢侈的门前回廊、高高的围墙以及与其浑然一体的广阔的庭院。由住宅群的统一性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那就是满铁高级职员气派，抑或说些许富裕的大连市民风格，也可以说是憧憬现代生活的氛围。

据清冈卓行介绍说，墙砖的堆砌方法也很有讲究，有的采用英式的，有的采用法式的，还有的采用荷兰式的，总之给人怡然、优雅、潇洒的感觉，“初次来访的日本人都会为这一带的异国情调而感叹不已”。清冈卓行的家在南山麓的东侧，绿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围墙……返迁回国后的清冈卓行在东京的家里经常回忆起大连的自家住宅，儿时的印象仍旧历历在目，他说：“从山顶上，第一次把自家与周围连成一体看时，就像飞洒的彩纸一般绚烂，在为此感慨之时，不禁有趣地发现，原来在空中飞舞的鸟儿们也总是这样眺望着我们的街区吧。”而当他后来第一次看到日本，由于跟大连的反差太大，使得他非常失望。他说：“从船上远望门司的街区，屋顶阴郁的感觉让我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简直谈不上美丑的对照，是过度强烈的明暗的对比。”同清冈卓行一样，很多日本的少年由于习惯了大连的“摩登都市”生活，当去日本修学旅行时就会惊异于日本的落后：“建筑物都是木制的，脏乎乎的；道路几乎没有铺装；卖土特产的商店不干净，女人们看上去也邋邋遢遢的。”总体印象就是“日本小、贫穷、肮脏，总之大失所望”。这些对比反差的言语，自然流露的赞美大连“故乡”的言语生发了巨大的力量，使很多居住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对大连产生了无限的期待和梦想。

第三节 “电力消费”的都市空间

●“电气游园”

● 电灯、有轨电车“电气游园”我突然发现远处的山岗上有一座高耸的尖塔像利剑一样指向蔚蓝的天空。再往里看还有一座同样白色的高大建筑物，尖塔前面是一座漂亮的桥。房屋、尖塔和桥都是同样的颜色，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我从远处眺望着三个建筑物的位置和形状，感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和谐，令人叹为观止。我坐在车上询问那些建筑是什么？是公回答说：那是电气游园，内地也没有。他又介绍说：那是满铁公司修建的靠电驱动的娱乐设施，也是为大连市民提供的休闲场所。电气游园令人感到惶恐，连内地都没有的话，一定是非常罕见的，我又接着问：你说的娱乐是干什么？是公也回答不出来，便应付回答：按字面意思娱乐就是娱乐。经过我仔细询问，原来这个月末才开园，不到开业当天连总裁也不晓得做什么。

这是夏目漱石在《满韩漫游》中对大连电气游园的描述。正如文中讲述的那样，当时依靠电力驱动的娱乐场所极为“罕见”，日本国内尚没有出现，甚至连投资建造电气游园的“满铁”总裁在其开业之前也不知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娱乐设施，这使得夏目漱石越发觉得新鲜、稀奇，甚至感到“惶恐”。大概这种新奇和惊异一直盘旋在夏目漱石的心中，回国后，还特意将电气游园写进了他的小说《彼岸过迄》中。由此可见，大连电气游园的时髦、摩登给夏目漱石这位文学大家带来的震撼。

大连的电气游园于1909年秋开业，由日本“满铁”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利用数年时间建设而成。它占据从伏见台丘陵的斜坡一直到高地的这片区域，是俯瞰大连市区的最好视点。园内包括特地从美国进口的电动回转木马，还有霓虹灯塔、活动照相馆、电动射击靶等。另外，还设有经常播放无声电影的电影馆、保龄球馆、图书馆、音乐厅、料理店、动物馆、植物温室等。其中，电气馆内还包括演艺馆、保龄球馆、音乐礼堂。除此之外，由日本满铁公司投资的中国菜馆“东瀛阁”也在园内，它是大连最著名的北京菜馆。据说当时如果想在大连办个非常体面的婚宴，那么“选择欧式料理就去大和宾馆；中国料理必去东瀛阁”，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人提到它没有不知道的；另外，图书馆内经常召开讲演会、展示会，满洲文话会的例会也时常在这里召开，是当时大连的日本人进行各种文化交流聚会的地方。这说明电气游园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还是一个多功能休闲、交流的场所。不仅如此，电气游园内所有电动娱乐设施，包括所有建筑都挂满霓虹灯，一到夜晚流光溢彩、熠熠生辉、亮如白昼，而且一年四季不灭，电气游园的夜景也因此成为当时大连的一大亮点。一年四季通亮的霓虹灯一扫生活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对大连一直固守的“荒野之街”的想象。

就那个时代而言，“电”与“光”就是文明的象征，是生产力指数的体现，在电力短缺和珍贵的时代，“电”与“光”显示了电力消费的能力与实力，是现代摩登都市的标志。“满铁”正是想通过电气游园向内外炫耀大连的生产力。然而，这种炫耀却暴露出极度的奢侈与浪费，试想即便时光跨越100年后21世纪的今天，霓虹灯常年闪烁不灭的公园想必也并不多见吧。

大连电气游园不仅给旅游而来的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人影响甚大。在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大连电气游园的描述出现过很多次，其中，清冈卓行的大连系列小说中多处提到，曾在大连生活过的著名作家三木卓，在他战后创作的小说《亡国之旅》的描写也是从主人公乘着时间快车来到电气游园开始的。而日本著名诗人安西冬卫与电气游园更有不解之缘。载着我的车沿公园的斜坡攀登。阴天下，长着一对皮耳朵的旋转木马即将出发。而我的车已登上了峰顶，阴天被甩在了脚下，我任凭车游离地前行。

这段描述是安西冬卫的著名诗歌《鞑靼海峡与蝶》中的经典名句，这句诗以大连的电气游园中的旋转木马和游园旁边的坡路为创作元素，展现了一幅从高处俯瞰电气游园的画卷。安西冬卫晚年总结自己早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时说：“沿着电气游园斜坡的树丛向伏见台攀登的道路，是杂志《亚》时代的我初期创作最爱运用的主题，登到山顶时的景观会令人眼前一亮，穿过挡住视线的街巷，幽深曲折的大连湾像丝带一样舒展开。这就是英吉利人所谓的维多利亚港，中国人俗称的红崖套澳，《鞑靼海峡与蝶》的创作灵感就是从这个地理位置采集而来的。”电气游园的斜坡，以及登到山顶的这一视角，安西冬卫极为熟悉和喜欢。因为诗刊《亚》时代的同仁龙口武士就住在坡路下方的红叶街，安西冬卫经常往来于此，而在坡路的另一侧是《亚》的另一个同仁北川冬彦妹妹的好友阿南的家，虽然安西冬卫与这个少女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缘，但是每每听到北川冬彦兄妹的谈话里出现阿南的称呼，那种音韵总会使他有种像听到法语似的柔美感。每当安西冬卫沿着坡路攀登，就会看到阿南家，而阿南家的后面恰巧就是满铁经营的电气游园，站在伏见台的这条坡路上，能够俯瞰电气游园和大连湾，也能够看到黑色瓦墙内开着红色花朵的阿南家，安西冬卫说，这总能“刺激我愉快的空想，邀我进入甘美的世界”，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和心理因素的完美结合，激发安西冬卫完成了很多名诗，也促成那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短诗《春》的诞生。安西冬卫在《春》创作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讲演会上提到：“‘一只蝴蝶飞越鞑靼海峡而去’是我当时的代表作，大连的电气游园——这个游园在漱石的《彼岸过迄》的小说中出现过。——沿着树墙的斜坡攀登而上，当目光接触到曲折而深远的大连湾的海光时，我的脑海里如雷击般闪出一个意象，骤然升华而成一行小诗……”看来，电气游园以及伏见台的斜坡对安西冬卫的早期诗歌创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是什么吸引着清冈卓行乃至于日本人，对安西冬卫的诗歌如此喜欢呢？甚至促使清冈卓行力图探寻其背后的奥妙呢？作为著名诗人的清冈卓行这样评述说：《亚》凭借口语化短诗和散文诗的新鲜感觉，使之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它展示了独特的摩登性格，这正是在日本的租借地，一个国际都市、自由港、以欧式风格的市街为中心的大连发刊的象征。

的确如此，安西冬卫诗歌的新鲜感觉，来源于日本本土所不具备的大陆性格，来源于大连国际化自由港特色，来源于充满欧式风格的大连摩登都市风景。其中，充满现代与摩登色彩的电气游园也为安西冬卫的诗歌增添了浓重的一笔。电灯、有轨电车

正如电气公园体现了大连的电力消费特征一样，大连自“达里尼”时代起就电力充足，最初主要利用大连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火力发电，日本占领“达里尼”之后，“满铁”对“东清铁路”遗留下来的火力发电所进行了重新修建，很快于1907年10月开始，正式向全市供电。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20世纪初，电灯也才在上海逐渐普及。而以前《上海新报》、《申报》等以及文人当中传颂的“火树千株照水明，终霄如在月中行。地埋铁管通街市，真个销魂不夜城”中人人称道、热衷谈论的“夜上海”，实际上是煤气灯为其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连也曾有过煤气灯的时代，然而，很快就被电灯所取代。方便明亮的电灯给大连的日本人本就豪华的生活注入了更大的生机。一入夜，马路两旁的路灯一起点亮，光芒四射，交相辉映，使大连夜市灿然如昼。因此，并列街旁，彻夜不息的街灯，成为人们乐于流连其间的一大胜景。

电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有轨电车的开发。利用安全可靠的高架电力牵引技术而发明的有轨电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一次革命性突破。1888年，这种以电力为动力的有轨电车最早出现于美国。由于它不仅降低了车费的平均价格，还大大提高了城市运输速度，因此迅速风靡欧美。1899年，有轨电车传到了中国，香港是中国第一个靠电车运输建立起现代公共交通的城市。除此之外，天津是清末最早创办有轨电车交通系统的城市。1906年2月，由直隶总督袁世凯授权，比利时商人创办的天津电车公司正式开业。1905年到1912年，上海铺设了3条电车运输系统，分别由英国、法国和中国商人经营。1908年3月，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运营。

也就是在上海开始铺设电车运输系统的1905年，“满铁”总公司责成下面的分公司在大连筹备修建13英里长的有轨电车计划，并于1908年开始有轨电车的铺设，很快于1909年，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运营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这条线路是从大连港的客运码头，穿过“山县通”，直达当时街市的西端“伏见台”，全程3.2公里，载客定员72人，采用美国转向式车体。这条线路明确规定直达电气游园，于是，似乎构成了一种象征：“电车和电气游园二者成为大连近代化的标志”。从1909年到1911年间，“满铁”完成了第一期铺轨和架线计划，并配备30辆电车往返运行。又过了10年，到了1921年，第二期工程也已完工。从1910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在市内铺设了九条有轨电车线路。随着有轨电车轨道的不断扩展，兼顾全市的电力供给，“满铁”架设电线的总延长度10年间达到845公里。至此，大连的有轨电车的铺设工程全部完成。

在大连的电车线路中，有一条日本人常说的“支那人专用线”，虽说“日本人根本不会乘坐这条线路”，但孩童时的牧野彰夫还是跟小朋友们上了这趟电车，并把此次行程当作一次“超级大探险”。果然，他感受到了周围中国人极为疑惑的目光。也许小孩子的他并不太清楚为什么电车还有日本人电车和中国人电车之分，但是，大连自俄国人统治时期起种族歧视就极为突出，当时就有中国人区和外国人区的划分。到了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待遇区分就更加严格，甚至连什么人乘坐什么电车也被划分开来，据说离码头较近的寺儿沟还有专门指定的橙色的苦力专用电车，而一般的电车是绿色的。因为中国人乘坐的电车车费稍便宜一些，清冈卓行为了省点零花钱，也曾上过苦力专用的电车。他回忆说：苦力们都沉默不语，车内飘荡着汗臭、精力充沛气，还有稍许大蒜气味，这些混合在一起，使他略有一种被压倒的感觉。他经常看到在大连的码头，一个接一个的苦力们肩扛着好几张像汽车轮胎那么大的豆饼圆盘往船上搬，苦力们仿佛永久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与日本人的待遇截然不同，苦力们遭受到歧视对待，得到的竟然是极低廉的报酬。

虽然中国人乘坐的电车车费便宜了一些，但这根本不能说明日本人的仁慈。正相反，这恰恰暴露了残酷的殖民统治现实。正如清冈卓行犀利地指出的那样：“这种现实的光景只能让人觉得，满口称颂的王道乐土，日、满、汉、蒙、鲜五族和谐，这些满洲国表面上的口号，完全是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如果借口说关东州是日本的租借地，不能跟满洲国等同视之的话，这反倒更明显说明日本殖民地的残酷性。”的确如此，日本人嘴里虽然总是高呼“五族和谐，王道乐土”，但是，他们心里却非常明白这是在日本的殖民地，只有日本人才是“一等国民”，而中国人在他们的眼中则与“猪狗”等同，还轻蔑地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支那大萝卜”。岩下寿之的母亲在给日本的亲友写信时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日本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态度。她说：“人口六十万中，有二十万是日本人，剩下全是满洲人。坐电车的大都是支那人。在街上碰见十个人就有八个人是脏得不得了的支那人。商人大部分也是支那人，非常油腔滑调。刚开始我心里不舒服很讨厌。最近完全适应了。客船上的服务生曾经说过‘大连的日本人可以威风傲慢地活着，太好了’，真的连日本小孩子都可以居高临下的。”因此，所谓摩登、优雅、美丽的大连那只是统治者日本人的快乐天堂，而对于本属于自己国土的中国人而言，却要过着饱受歧视，无论怎样辛苦劳作也不能保证温饱的生活。

大连就是这样一座摩登与落后，浮华与破落，富贵与贫贱，美丽与丑恶等矛盾交织纠缠的一个“梦幻的摩都”。而这种矛盾的共存无疑也正是本文想要着力探究之处。

第四节 时尚的娱乐消费生活

●咖啡馆

●电影院

●舞厅

●购物咖啡馆

大连的摩登，不仅体现在建筑的风格和街市的风景上，还表现在人们的消闲和娱乐方式上。大连的日本人娱乐生活丰富，花样繁多。简单地说，就是玩的时间多、玩的地点多、玩的花样多。电影院、剧院、舞厅、跑马场、俱乐部、夜总会、妓院、公园、购物街、书店、咖啡馆、保龄球馆、棒球大赛等，为大连铺排了一道现代的生活布景。可以说，当时的娱乐场所和娱乐方式并不亚于现在，抑或说比现在更有品味，更优雅。

即以咖啡馆为例，当走进著名的“维多利亚咖啡馆”的时候，就会嗅到纯粹的咖啡和西洋味道。尽管当时大连有很多家咖啡馆，然而“维多利亚咖啡馆”永远是诗人安西冬卫的最爱。他在《追忆的大连》中这样描述：去露西亚街，跨过铁道线，那儿有一座叫日本桥的石头陆桥，桥畔有家白俄罗斯人经营的维多利亚咖啡馆。坐在带有古典风格的红砖砌成的面向露西亚街的玻璃窗里小憩，时常享受着由金发少女推荐并调制的浓香巧克力。穿越桥下的火车的白蒸气蔓延了整个窗户，好一会儿，我完全沉浸在遮断眺望的写意风景中，极为爱惜这带有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描绘的蒙帕纳斯停车场构图的绘画效果。

坐在咖啡馆大大的玻璃窗前，放眼望去，露西亚街上宽大的柏油马路，一座座华美、壮观的欧式建筑，以及日本桥上巴罗克风格雕花围栏，载着身着正装的美丽夫人的马车飞驰而过……这一切都散发着浓郁的欧洲气息。时而，穿越桥下的火车，喷出白色的蒸汽，它慢慢升起弥漫在玻璃窗前，于是，眼前这优雅、浪漫的风景仿佛被罩上了一层薄纱，在这诗一般的风景中，安西冬卫轻斟慢饮由金发少女调制的热巧克力，听着唱片里流淌出悠扬的西洋音乐，细细品味浪漫的情调，充分享受令人刺激的视觉效应，并完全沉醉于其间。

很多人认为咖啡馆是欧洲新的文学、哲学与艺术的发源地，无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在咖啡馆里孕育和诞生的。从咖啡文化史上可以查到这样的记录：伏尔泰在著名的普罗柯布咖啡馆一次要喝下40杯咖啡，蒲泊、斯蒂尔、爱狄生在咖啡馆里一呆就是六七个小时。在日本，从明治中期开始，文学家及文学爱好者都很喜欢去咖啡馆，文学杂志《昂》的成员北原白秋、石川啄木、佐藤春夫、高村光太郎、永井荷风等把日本桥的“鸿之巢”咖啡馆作为定期会合的地点，在那里，许许多多的新灵感、新观念、新思潮诞生了。在中国，“作为一个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30年代的上海被证明为同样流行。像电影院一样，它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当然，它是西式的，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特别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像张若谷、徐迟等都是上海各咖啡馆的常客，他们在这里一边喝着咖啡和下午茶，一边畅谈。那时，“上海文学似乎整个地沉浸在‘咖啡馆’风潮里，不仅有张若谷的文章，郁达夫的译文，还有田汉的戏剧《咖啡馆里的一夜》以及无数的文学作品。”很显然，咖啡馆里的异国情调刺激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作品里也充满了摩登风格。或许，安西冬卫的那些奇异的现代主义诗句也是在“维多利亚咖啡馆”里不断喷涌而出，挥就而成在日本诗坛长久不衰的佳句吧。“维多利亚咖啡馆”是由白色理石和红色砖瓦建成的欧式建筑。由于处在道路的拐角处，可以接纳由两个方向而来的客人。入口处为半圆形，顶部同样为半圆形的房檐。咖啡馆之所以取名为“维多利亚”，大都认为当初英国人登陆大连湾的时候，给大连取名为“维多利亚”，因此借用了当时的叫法。取名“维多利亚”会给人极为时髦、欧味十足的感觉。店内经营咖啡、红茶、糕点、简单的西式料理，吧台的旁边还有一个俄罗斯专柜，摆放着俄罗斯糕点、俄罗斯糖果、巧克力和牛轧糖等。“店内光线昏暗，极有风趣，可以饱享欧洲的气氛。”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来这里便可以体验到未曾经历过的，一直憧憬着的欧洲感觉。牧野彰夫评价说：“在大连，维多利亚就是别致的幻想性的外国。”因此，“维多利亚咖啡馆”在当时的大连极负盛名。清冈卓行对这里进行过细致的描述。这条大街上，有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店。那是在中间北侧的维多利亚。大大的窗户上写着“Victoria”。也许有人会说那是用俄语写的。在我的记忆中是罗马字。也许其间发生了变化。

清冈卓行在中学、高中的时候，每每走过“维多利亚咖啡馆”的时候，总想进去喝杯红茶什么的。但是，当时由于有规定不允许学生独自或与友人进入咖啡馆或餐厅，因此，他只能在店前驻足。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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