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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7 19: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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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荣晋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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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商道

老子的商道试读:

自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有史以来被译成外文版本最多的、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也是世界上创造至理名言最多的巨著之一。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而在世界,《道德经》则比《论语》影响大。

在20世纪“道学热”的社会思潮中,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许多企业家和管理学家都把目光由西方的管理模式转向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并将它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在企业界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以道家智慧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道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中国企业家走过了从向西方学习到学习中国兵家、法家和儒家的管理之道再到学习老、庄的道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管理之“术”(管理技术)向管理之“道”(管理哲学智慧)的飞跃过程,是企业家和管理学家文化自觉意识和思想成熟的重要表现。

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被誉为“商界哲人”的万通集团总裁冯仑、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四川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华西希望集团副总裁傅文阁、中国衡汽集团董事长雷双悬、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蒙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牛根生、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中国台湾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等,都是将《道德经》的哲学智慧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的“道商”。一切成功的“道商”都是经营管理哲学家。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投资中国的外国企业家也都对《道德经》发生了浓厚兴趣,学习与研究如何将道学智慧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诺基亚总裁奧利拉先生常引《老子》中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并在企业管理中自觉地以老子为师。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为了管理好企业,他找人教他学《老子》,他说:“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美国贝尔实验室和“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成功,都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的成功运用。

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外企业家如此青睐老子的《道德经》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揭示和阐述辩证法思想和“无为而治”管理哲学的世界名著。“道学热”的出现,是因为道学中蕴涵有当代人类需要的人生大智慧。道学是智慧的渊薮,是成功的锦囊。它比任何哲学更具有生命活力,更具有现代价值,是推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道商”是时代精神的呼唤,是“道学热”铸造的时代英雄。可以说,21世纪将是当代道学兴起和盛行的时代。

美国现代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认为,管理与人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指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一定会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以及人性行为的假定。”不同的人性假定可以导出不同的管理决策和管理措施。任何一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为前提的。道家在人性论上,既不讲性善,亦不讲性恶,而是主张“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是“道商”的思想灵魂,也是构建“道商”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石。

道家认为“自然无为”、“恬淡素朴”、“虚静寂寞”是人性的基本内涵。道家明确界定“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即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真之性。道家以泽雉(草泽里的野鸡)为例论证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蘄(音‘其’,祈求)畜乎樊中。神(神态)虽王(‘音旺’),不善(不自在)也。”(《庄子·养生主》)“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是泽雉的“自然无为”本性,不希望被人养在笼子里。被人养在笼子里的泽雉,虽然神态旺盛,但不是动物的真性,所以“不善(不自在)也”。只有按照“自然无为”的本性生存,人和动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老子指出:“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所谓“朴”,就是未经人为加工的朴材。老子盛赞婴儿、赤子,是因为婴儿、赤子未经后天社会法律、道德和教育的习染,是“常德乃足”的人性载体。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所以,老子主张“恬淡”(《老子》三十一章),大力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庄子·马蹄》篇作者对“恬淡素朴”的人性做出了具体说明,指出:“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共同本性)。一而不党(浑然一体而不偏私),命(名)曰天放(自然放任)。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行为迟重),其视颠颠(直视之貌,朴拙无心)。……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民之寒而织衣,民之饥而耕食,犹如马之“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素朴的状态。

老子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观点出发,追求“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无为”心态,主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庄子·天道》篇作者发挥老子的“虚静”思想,指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同“质”,实也),故帝王圣人休(休虑息心)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备(完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各尽其责)矣。无为则俞俞(愉),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静则圣,圣则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篇作者亦指出:“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在道家看来,人性自足完满,无须人为损益。“骈拇、枝指”之人,“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如果“骈于拇者,决(溃乱)之则泣;枝于手者,龁(咬断)之则啼”,正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在社会上,不管是仁义的增益,还是情欲的伤害,都会给人造成“残生损性”的恶果,都是“非道德之正也”。人只有“以恬养知”,做到“知与恬交相养”(《庄子·缮性》),不失其自然而自由的本性,人“莫之为而常自然”,方可为“天下之至正(至道正理)也。”(《庄子·骈拇》)

为了保持和恢复人的“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自然本性,老子提出了“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自然无为”的核心价值理念。老子依此进一步提出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的基本管理原则。

按照中国哲学“体用一元”的理论架构,“道商”是由“内圣”与“外王”两个层面构成的文化经济群体,有一个逻辑结构严密的思想体系。主要由“内圣”到“外王”的不断演进过程的五个部分组成:1.在人格论和境界说上,不但提出了“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论,而且也提出了“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论;2.在人生价值上,不仅提出了“为而不争”的价值观,而且也提出了“身重于物”的价值取向;3.在人生论上,既论证了“光而不耀”的“低调做人”,也论证了“上德若谷”的和谐人生,同时也论证了“道法自然”的社会环保责任等。4.在人生智慧上,不但系统地诠释了道家的“柔弱胜刚强”和“大智若愚”,而且也分析了“方而不割”等理念,以构建“道商”的智慧人生。5.在管理模式上,不但全面地解读了“道商”的主体品德和“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而且也全面地解读了“道商”的管理境界和创新管理。由此可见,不管是道商的“做人”还是道商的“做事”,都是建立在“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天地万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之中。老子曰:“飘风(狂风)不终朝,骤雨(暴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又曰:“故物或行(前行)或随(后随),或歔(轻嘘)或吹(急吹),或强(强壮)或羸(音“雷”,弱、瘦羸),或挫(小挫)或隳(音“灰”,全毁)。”(《老子》二十九章)在运动变化的根源上,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的命题。这一命题,是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所在。“反者道之动”,是老子对矛盾法则的中国式的表述。所谓“反者道之动”,有三层意思:

1.矛盾相互对立。《老子》承认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在《老子》一书中,有诸如贵贱、祸福、美丑、善恶、生死、上下、大小、长短、主客、先后、正反、正奇、难易、进退、轻重、静躁、张歙、兴废、与夺、曲全、刚柔、强弱、智愚、古今、盈虚、有无等近百对矛盾,都是相互对立的。

2.矛盾相互依存。矛盾的相互依存,诸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同时,矛盾双方又是相互渗透的。老子指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即微有);常有,欲以观其徼(微空)。”(《老子》一章)因为有中含无、无中含有,所以才能在“无”中观其微有,在“有”中观其微空。老子依此引出了一些很精彩的战略思想,如“将欲歙(音‘希’,合也)之,必固(姑且)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等等。

3.矛盾相互转化。老子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无定)?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又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老子》二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而损。”(《老子》四十二章)老子不但看到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及其根源,而且也蒙眬地认识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音‘雷’,大筐)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又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

在本书中,到处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现象,诸如有为与无为、天(自然)与人(人为)、有与无、虚与实、动与静、舍与得、争与不争、言与不言、智与愚、巧与拙、方与圆、柔弱与刚强、贵与贱、祸与福、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形与神、宠与辱、怨与德、主与客、先与后、正与反、正与奇、难与易、进与退、轻与重、张与歙、兴与废、曲与全、盈与虚,等等。如果不能从老子的辩证法高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商道人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就不可能成为驾驭市场经济、战胜竞争对手的成功商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逆向思维方式,是成功商人解密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人生的一把金钥匙。

如何将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学智慧转化为现代商人的经商智慧,经典现代诠释学是架起两者之间沟通桥梁的重要方法之一。构建现代商人的经商之道,必须走会通中国“古今哲学”之路。但是,这种会通决不是简单地将古代道家哲学现代化,而是结合古代哲学家的不同遭遇和历史背景,力图通过“文本解读”真实地把握原典的“本义”。所谓经典现代诠释学方法,就是要求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以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超越机械的“传统—现代”二分法,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同情之心在与古代圣贤的对活中,努力从中寻找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从传统道学文本中引申出固有而绵延着的现代文化因子,并把它转化为现代“道商”的人文精神,将“死”的道学变成“活”的道学,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求,使之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指古代圣贤之道尽管极高明而深刻,玄之又玄,但是它毕竟源于生活,“玄道”就在平庸的民众生活之中。古代圣贤之书是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既不能只是“极高明”的“深入深出”,令人高深莫测,也不能只是“道中庸”的“浅入浅出”,过于世俗肤浅。为了使“道学”生活化,必须把“极高明”与“道中庸”结合起来,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阐明圣贤之玄道,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本书在阐释道学哲理时,既有鲜活的历史故事,又有生动的案例分析,既有名家名言,又有民间谚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使道学从学术圣殿真正“走近实际、走近生活、走近群众”,这是本书所孜孜追求的。

“上善若水”与商人的理想人格

在《道德经》一书中,虽有“善人”之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圣人”,共计28次。在《庄子》一书中,虽有“至人”、“真人”、“神人”、“天人”诸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圣人”,共计28次。可见,在老子、庄子心目中,“圣人”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老子在《道德经》八章中,全面地阐述了圣人理想人格的文化内涵,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一章是以水比喻圣人之道,认为圣人的最高德性应如水一样,只要能做到“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就可以达到“几(接近)于道”的圣人境界。“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是“上善若水”理想人格的核心价值理念。文中其余“七种美德”都是由它推演出的具体德目。

俄国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1828-1910)1884年3月10日在他的日记中,十分称赞“上善若水”的人格,指出“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甚至他也公开承认: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上善若水”的圣人之道,对于构建现代道商的理想人格塑造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 “赚钱”不是“争私利”

所谓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说水虽是生命之源,施利于宇宙万物,即水普遍地滋润宇宙万物,但从不为私利而争取回报。“善利万物”与“为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是“道”的一体两面:对“万物”来说,是“善利”;对“道”而言,是“不争”、“处恶”。这是一种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崇高品格和“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道德精神。“道”对于万物虽不索取,但是也能从宇宙万物那里获取最丰厚的回报。由于水以善行恩惠于广袤土地上的花草树木,从而造就了万物共生共荣的优美自然环境,使天空能够及时地降雨,汇聚于河流、湖泊之中,及时地弥补了因空气蒸发和土地渗透而流失的水分,才使得江河之水不会变成沙漠和戈壁上的“内陆河”,甚至干涸、枯竭。由此可见,利他即是利己,奉献即是索取,施舍即是获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哲学道理。

战国时期,中山国君有一次以羊肉汤宴请都城里的军士,在座的唯独大夫司马子期没有分到一杯羊肉汤。他一怒之下,就跑到了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中山国被楚国攻破后,中山国君只好狼狈逃走。在逃走的路上,只看见有两个手拿武器的人,总是跟在他后边保护他。中山国君问:“这是为什么?”两人答曰:“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要饿死了,是你把一壶水泡饭给他们吃,才救活了他们。所以,父亲临终时,一再嘱咐我们:‘中山国君若遭事变,你们一定要尽死力报效他。’”中山国君听后,仰天而感慨地说:“给予,不在多少,而在于正当别人困厄急需之际;怨怒,不在深浅,而在于恰好损伤了别人的心灵。我因为一杯羊肉汤而逃亡国外,也因为一碗剩饭而得到两个救我的人。”

商道如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的哲学智慧。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回报社会就像水恩惠于万物,消费群体和个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利益和价值,消费者自然也会通过认同而购买,汇聚钱财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点滴雨水反哺于河流一样,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商家只从消费者那里赚钱而不向社会奉献,势必会使自己变成“内陆河”,迟早会在市场上消失。这就是市场中“舍”与“得”的辩证法。

按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商人皆能在“舍”与“得”之间进退自如,要求经商严格恪守“鄙利己,奉博爱”、“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原则。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清末晋商乔致庸也认为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摆对“义”与“利”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

在现代市场中,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数十年的商海中,始终认为内心的财富比外在的财富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外在的财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爱”的内心财富才是真财富。李嘉诚的事业,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如何“利从义出”的“赚钱”生意,二是如何回馈社会的“不断花钱”。所以,他把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戏称为“第三个儿子”。他说:“我就算是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诉世人:李氏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李嘉诚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专门用以扶贫、医疗和教育。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在他生前,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富,共计3.5亿美元,创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金融巨头巴菲特不但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且表示在生前也要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企业公民”是目前西方社会流行的一个社会概念。什么是“企业公民”呢?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提供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所谓“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应如个人公民一样,成为对社会和环境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生存的良好社会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使企业和社会、企业与自然处于“善”的良性循环之中。

基尼系数是考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概念,在0~1之间波动。当社会财富分配绝对平均,系数为0,所有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0.2~0.3之间,表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财富分配差距偏大。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6,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乱,处于危机状态,社会基础动摇,社会环境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呈上升趋势,比同期的印度0.375、日本的0.249都高。如果不能及时地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富人和穷人同坐的一条船,就有可能沉没,富人不会独逃厄运的。所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近年在我国大力提倡“企业公民”的理念。“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的箴言。他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只是政府分内的事,同时也是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二 商人以“下流”自居

所谓“居善地”,就是“处众人之所恶(厌恶)”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处于卑、贱、弱、下的地方,这是世俗之人所厌恶的。正如《论语·子张》篇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但是老子不同于儒家,在他看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是说,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君主),就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所以,它能成为众流之王。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俗之人总是喜欢奉上欺下,攀高附贵,青云直上,争名夺利,称王称霸。而水则是本能地流向低凹之地,水总是处在沟壑低谷和洞穴缝隙之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圣人如水,不同于世俗之人,从不与他人争高下,甘居众人所憎恶的贱卑之地,具有崇高的谦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圣人以江海为法,他在上领导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谦下相待,虚心向人民请教;他欲引导人民前进,“必以身后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马当先,脱离民众,而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正因为如此,“处上”而民不感到重负;“处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下的民众,都乐于推戴他而从不厌弃他!

选择“处众人之所恶”的地方和岗位,可以在磨炼中造就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学会低调做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过:“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处众人之所恶(厌恶)”的恶劣环境中,成就了他们的不朽之作。这就是“逆境出人才”的道理。

根据“居善地”的原则,要求企业家在商战中按照“谦卑守弱”的原则行事。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给管理者定位。首先,要求管理者按照“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原则,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员工,切不可霸气十足,高高在上,瞧不起自己身边的小人物。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的含义。其次,要求管理者要像水那样,善处下而不居高位,即勇于选择艰难困苦的地方和岗位,以磨炼自己、增长才能和提高品德。最后,要求在实施管理中不要犯越位的错误,随意干涉部下的管理权限,以免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

二是给商品定位。一般说来,商品定位战略分为两种:

跟踪战略。可口可乐虽是世界饮料巨人,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配方和包装几十年不变。于是,百事可乐在向它挑战时,就紧紧抓住它的这一弱点,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包装,在市场上推出了一种12盎司的新型瓶装,使自己的销售额大增,从而赢得了饮料竞争的胜利。美国七喜柠檬汽水面对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强大攻势,处境十分困难。于是,七喜汽水在广告中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非可乐型”,以区别于它们,第一年销售量就提高了10%。美国鸽牌美容皂针对“清洗皮肤香皂”的不足,在做行销广告时,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滋润皮肤美容香皂”,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甘居人后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战略,即是关注“买点”,努力寻找市场空隙。日本摩斯汉堡店在同美国麦当劳的竞争中,采取的就是这一行销战略。麦当劳以广大顾客为消费对象,以服务迅速为其卖点,而摩斯汉堡则以固定的顾客群为消费对象,以殷勤的精神照料顾客,以弥补因亲手制作食品而要顾客等一段时间的缺陷。

不管是哪一种战略定位,都要根据市场需要和企业自身特点来具体决定。三 商人以“淡定”自律“渊”是《老子》用来形容“道”的概念,称“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所谓“心善渊”,是说深山老林中的深潭之水总是随遇而安,居于不争之地,故能水平如镜。正因为水静如镜,大千世界的景象才能映在水面上,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做人要像水那样深沉宁静,透彻明净,能够抛弃众多物欲的约束,不贪图,不强求,顺应自然,保持心胸宽广,眼光深远。面对现实生活的任何压力和挑战、危机境地和物质诱惑,都能保持心态平静从容应对。这种心静如渊的清静心态是管理者应具备的一种高贵品格。

近年来,中国家电市场的“价格战”如火如荼,许多企业家都难做到心平如镜。而海尔张瑞敏则能从波澜起伏的“价格战”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不打“价格战”而打“价值战”、不搞“出口创汇”而搞“出口创牌”的经营理念,这是海尔所追求的核心竞争力,为海尔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一是“无为”,要努力做事但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二是“振铎”,本意是敲钟,做人做事要始终警钟长鸣,要有“问题管理”,要有危机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宽一点,事做大一点;四是“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压力和挑战面前,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急事缓办,既要心急如焚,又要从容淡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这四幅字,既有心静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达到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

现代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钱、权、名、色”所诱惑的世界。愈是为外物所惑的时候,愈是需要保持心态宁静,努力做到“钱、权、名、色”面前“不动心”。在现代商战和管理中,要求企业家在遇到险情或身陷逆境时要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在企业经营中,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风险之事在所难免;一旦陷入险境,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以理性来化解险情。如果不具有这种大将风度,而为情感所左右,必将铸成大错,危及生存和发展。

被誉为“亚洲影业皇帝”的邵逸夫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业竞争十分激烈的关头,被竞争对手抓住一个失误,挖走了他手下的一大批明星,致使他每年电影拍摄量降至6部。邵逸夫先生没有被这一挫折所困扰,而是以冷静的态度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将投资重点由电影业转向录影带业务,并且开展多元化经营(如地产业等),从而保持了香港影视界“巨头”的地位。

中国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塑胶公司,每月塑胶产量100吨,而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大量产品积压,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台湾塑胶公司一时陷入了困境。王永庆沉着冷静,通过理性的科学分析,认为出路就在台湾岛上。他果断地决定在台湾“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正是这种“我就是市场”(即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的经营决策,使他的台塑企业走向辉煌。

1988年4月28日,美国波音公司一架波音737飞机在檀香山上空突然爆裂,瞬间,机身侧面和顶盖不见了,一名空姐当即被抛出机外,然而其余89名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竟无一人伤亡。面对这次严重的空难事件,波音公司主管毫不惊慌,马上派出高级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冷静地分析事故原因。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认为飞机服役时间过长、金属疲劳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于是他们借助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大造舆论,对空难事件大肆宣传,认为一架已飞行了20年,起降9万多次的陈旧飞机还能保证乘客无一人伤亡,这就证明波音公司的飞机质量是可靠的。这样,不但没有损害波音飞机的安全形象,反而使公司因祸而得“福”,订货量成倍增加。

由上可见,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处之的以理制情、以静制动的冷静心境,对于化解危机、保证企业成功是何等的重要啊!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所以迷,“只缘身在此山中”,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看不清事情真相;而旁观者所以清,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所以能看清事情真相。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大千世界,一定要有处乱不惊的冷静与淡定。在大家兴奋之时,你依然保持清醒和沉静;在大家绝望之时,你依然能点起希望的火种。这是成功的商人必备的内在素质。

企业家的思维状态,有动态也有静态。在紧张的工作中,企业家总是不停地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思维处于瞬息万变的动态之中。过度的动态思维,往往导致各种心理障碍,如谨小慎微、畏缩不前的恐惧心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玩弄小聪明的“浮明”之智,这些都是不利于企业管理的。要克服这些心理障碍,将动态心境转变成静态心境是十分必要的。所谓静态心境,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即在理智之外和毫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去感悟现实。西方人把它叫做“沉思”,中国人把它叫做“禅悟”。企业家在紧张的脑力劳动后,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按照佛教的“禅思”或庄子的“坐忘”或宋明理学家的“静坐”,每天修炼一段时间,使浮动之心渐渐静下来,并在宁静中悟道。人在宁静的心态中,往往会油然而生出许多绝妙的想法,在宁静中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现象,通过沉思增长智慧和力量。俗话说,“静能生智”,道理就在于此。西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肃静的教堂里长跪3个小时。当助手劝他少跪一会儿去做事时,他说:“正是由于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会儿。”马丁·路德的“静跪”是为即将开始的工作积蓄智慧和体力。西方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天都要进入一间寂静、黑暗的密室中静坐一小时。其间,他什么都不去想,将滚滚红尘抛之九霄云外,进入“无我”的心灵境界,在宁静中回归到无智无欲的自然本性,以修复憔悴的心身,激发无穷的潜力。这就是老子一再强调的“静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的哲学道理。四 做“仁商”还是做“狼商”

所谓“与善仁”,是说水善养万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皆受水的仁爱,而水善养万物,只施恩惠从不求回报。植物皆受滋润之恩,动物皆得饮食之惠。圣人亦应如水那样,以仁慈之心待人接物,对待他人如同对待朋友一样,总是相亲相爱。这是一种可贵的仁慈精神。这也就是老子的“三宝”之一:“仁慈”。所谓“仁慈”,就是慈善、慈悲、慈爱、慈祥。只有以慈善为怀,才能有善良之心,容人待物;只有以苦难为悲,才能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只有爱心普度,才能博爱天下,泽被后世。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是应该做“狼”还是应该做“羊”呢?多数学生选择做“狼”,少数选择做“羊”。教授告诉学生:既不要做“狼”,也不要做“羊”,而应该做“人”。

近年来,“狼性文化”甚为盛行,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张扬狼性:无视人性,残酷无情,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可以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在市场竞争中,固然需要顽强拼搏的“狼性”精神,但从企业长远利益来说,“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它在击倒对手的同时,也会大伤自己的元气,形成“双输”的结局。在企业内部,由于人性缺失,人与人之间容易形成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内耗局面。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虽然成功地塑造了“直销模式”,但是它却错误地推行冷酷无情的“流水线”做法,几乎把每个员工都视为流水线上的“人件”。人只是像螺母一样,被强行拧扣在流水线上,人的价值是以流程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既不尊重员工的人格,也不重视员工的才能。所以,企业员工认为公司“除了挣钱,这是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企业”,是一个“思想真空地带”。在这样的“狼性文化”的背景下,企业员工纷纷流失。中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曾一度提倡“狼性文化”,鼓励员工以拼搏精神在市场上争取大客户。然而这种“狼性文化”却使该公司在各地的代理商人心浮躁,认为它首先吃掉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代理商。由于代理商心存恐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销售额,公司又不得不去安抚这些代理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法家的刚性文化,但它更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性文化”。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按照人性的要求,以“仁慈”待人,实施“仁爱管理”。他认为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你让利给客户,赢得的是客户对你的忠诚;你与员工分享企业成果,就会有一支忠诚的企业团队;你让利给政府,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只有你首先为别人着想,让利于他人,他人才会关心你的利益,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在市场中“狼性”大发,乘人之危,到处坑害别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你死我活的“狼性文化”,不是市场运行的正常法则。

在西方,目前虽然还有人坚持缺乏人情的“流水线”管理方式,但多数公司更加重视的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层面而不是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如英国维珍公司布兰森先生认为企业的成功“在于你拥有什么样的员工,如果你的员工很快乐,每天面带微笑,以工作为乐,他们就会有出色的表现,顾客自然也会喜欢和你的企业打交道”。为了给企业员工营造一个“以工作为乐”的人文环境,他把关心一切人的“博爱”精神视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必备品格。除了根据每个员工的喜好和特长,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所长外,还打破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坚持每月给员工写一封信,沟通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感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员工的工资福利,在澳洲买下美克匹斯岛,建设生态旅游园,让员工免费度假,与员工分享企业的劳动成果。这同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人性文化”是相似、相通的。21世纪的企业文化的主流不是“狼性文化”,而是中国的以“仁”为核心的“人性文化”。五 诚信是最好的政策

所谓“言善信”,是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汛期来往有时,海水潮汐应时而至,这叫“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七十三章)。所以,古人将它称为“信水”。圣人说话也应如水那样,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多次谈到“信”的问题。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二十三章);“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善”(《老子》四十九章),等等。

东西方文化虽在许多方面有差异,但在“诚信”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诚信”这一美德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诚信是最好的政策,也是一种最有效的商业资源。因此,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信誉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2006年初,在美国一所中学发生了一场争论。27岁的女教师在生物课作业中,发现28名学生有网上抄袭行为,判定为剽窃,生物课判为零分,学生面临留级危险。在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得分,女教师愤然辞职。这不但引起校内近半数教师提出抗议,表示如校方满足家长要求,他们也将辞职,而且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教师。甚至有些公司向学校索取剽窃学生的名单,确保公司永远不会录用这些学生。他们认为,把学生教育成一名诚实的人,远比生物课得分和留级要重要得多。从这场争论中,说明多数美国人是多么看重“诚信”二字啊!

中国本是讲“诚信”的国家。但是,近年在某些中国学生中,不但考试作弊,而且论文抄袭。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徳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发现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多次逃票,三次被抓,均被记录下来。当他毕业后去跨国公司求职时,屡遭拒绝。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双方的一次对话:“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开拓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那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三次逃票记录。”“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了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那也罪不至死吧?”“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2006年,在中国市场上曝出了“欧典”地板丑闻案。经中央电视台记者调查,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原是子虚乌有;所谓“欧典”总部在德国,也不存在。它只是在国内注册、国内生产的一个地板品牌。真相被揭露后,“欧典”品牌在各地纷纷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这一假名牌轰然坍塌。

从上述事件证明,欧美人士常说的“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这句至理名言,是何等的重要啊!六 无为而“治”是大“治”

老子所谓“正善治”,“正”即“政”也,即认为清静无为是治国的正道。圣人治国要选择“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切不可出于私心,“以奇用兵”、“以智治国”。老子指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所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态,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夫使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所谓“无为而治”,形象地讲,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所以,“清静为天下正(首领)”。(《老子》四十五章)现代学者肖天石先生在《道德经圣解》中释曰:“政善治,则能端拱无为而自治,化育万物而自然,故能安和百姓而无名也。”

无论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都要按照“无知无欲”的自然人性,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切忌扰民的“以智治国”。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凭借手中的权力“瞎指挥”,违背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行规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和吸取。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这就是说,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以私利和个人意志来决策,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出发,深入广大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七 唯一不变的是“变”,知变则胜

老子所谓“事善能”,主要含义是圣人做事唯“道”是从,道法自然而不扰民。做事要遵循“因势随形”原则。“水无常形”这一事实说明,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唯一永远不变的是“变”。因此,圣人应如水那样,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环境,做到“因势随形”,达到“知变则胜”和“方圆有致”的目的。

美国管理大师韦尔奇是一位善于“因势随形”的高手。他认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企业家必须学会随时调整你的计划,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每一次悲剧性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GE收购了很多泰国的企业。当“9·11”事件突然发生后,航空业跌落到谷底,GE又收购了几百架飞机。当有人在悲剧性变化面前恐惧时,企业家应该带领你的企业员工奋勇向前,切不可裹足不前。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深谙“知变则胜”的道理。他认为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刘积仁是中国IT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没有把东软的市场定位在国内市场,而是主要定位在国际市场,定位在“解决方案提供商”上,形象地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IT业的“装修公司”,即你要买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需要花多少钱,东软会给你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在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东软也赢得了自身价值。

杭州贝因美集团根据市场潜在的发展之“势”,顺应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把它的营销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贝因美集团总裁谢宏依据他的“‘人’是最本质的存在,为‘人’服务,是我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的经营理念,在食品市场上,面对外国的“亨氏”、“雀巢”两大强势公司的压力,发现外国的婴幼儿食品不一定适合中国婴幼儿。中国婴幼儿所需要的是含碘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易吸收的断奶期食品。基于这一发现和潜在需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把“卖点”转换成“买点”,即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你的产品能满足我的需要吗?在观念转变的基础上,他们将大量资金投放在“育婴工程”上,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贝因美集团也是一个“因势随形”的成功案例。

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因势随形”,“必败”则是不言而喻的结局。中国东方通信公司曾是中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上市企业,连续6年进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列,位列200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强的第18位。在成功面前,东方通信公司高层领导没有危机感,满足于既定的经验模式,不再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策略,形成一种惰性和既定思维程式。2001年,国内移动通信市场呈现饱和状态,东方通信的战略合作伙伴摩托罗拉恰在此时冻结了与其的合作关系,导致其在短期内不仅失去了订单,还失去了技术升级能力。到2002年,公司利润负增长8%,2003年上半年巨额亏损达6.4亿元。从东方通信的失败中,证明在市场上“守常必败”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企业家要想打造“百年老店”,使之成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就必须在成功面前抱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不断地去适应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灵的变化,成为站在市场潮流前头的领军人物。八 在逆境中寻找生机

所谓“动善时”,汉代河上公释曰:“夏散冬凝,应期而动,不失天时。”圣人行动也应像水那样,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做到动静有时。水在流动中,遇阻则让,逢高绕行,从不强求。圣人遇强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动静皆随机而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韦尔奇在企业创新中反复强调“只有改变、改变、再改变。要整装以待,注视它、预测它、超前它、创造它”。在市场竞争中,管理者要学会随环境而变,随时间而变。只有真正“随机而动”的企业家,才能做到以变制变,在变中寻找商机,以变求胜。

万科董事长王石是一位善于在变化中发现商机的优秀企业家。他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现不仅有巨大的社会需求,还面临着环保与节能的双重压力,使传统的建筑方式颇为窘迫。为了适应社会与环境的新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住宅工厂化”的新理念,“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大胆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地生产房子。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理念,一定会给万科带来巨额利润。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将是21世纪的新客户,也是企业的未来员工,他们追求一种另类个性消费。王石以超前的发展眼光,现在就开始认真研究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为万科集团若干年后的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和销售模式的变化,提供科学决策的客观根据。否则,就无法适应新客户、新员工、新管理时代的到来,也就无法从这一转变中捕捉到商机。企业家要具有一双慧眼,学会在“趋势”和“动向”上做文章。企业一旦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它的失败是预料中的事。企业的强与弱、大与小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只有企业“适应”变化是绝对的。

人生处境分为逆境和顺境,如何激励自己从失败走向成功,又如何防止自己从成功滑向失败,是每位企业家和管理者应认真研究的人生课题。

身陷逆境之时,牢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相信逆境可以磨砺人,可以激励人,可以成就人。要学习水的“万折必东”的精神,即水在流动中,不管河道如何曲折,不论千沟万壑,环境如何恶劣,都会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奔赴东海。当有人向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问到“不断地面对失败,有没有绝望的时刻”这一问题时,他坦然回答说:“不会。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换条路,总归会走通。”日本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虽经过三次重大失败,但他敢于面对失败,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穷光蛋’了”。八佰伴倒闭后,他经过整整一年的自我反省,重新创业,仅用一年零九个月就带领新公司上市,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火凤凰必将重生,在燃烧自己后,会再创新天地,大不了从零开始。我是一只不死鸟。”

身处顺境之时,要牢记老子的“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告诫,做到“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切不可以“暴发户”心态,处处炫耀财富。宜家公司老板坎普拉德指出:“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敌人。”李嘉诚认为“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因为“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凯马特的失败,就是一个不懂“知止”的典型案例。在逆境或顺境中,能否找到商机、抓住商机,最可怕的不是客观环境和竞争对手,而是企业家和管理者能否具有积极的“心态”。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在市场上战胜他人。“逍遥游”与商人的人生境界“逍遥游”是《庄子》一书中的名篇,也是庄子所追求的潇洒人生境界。所谓“逍遥游”,西晋郭象释曰:“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涂。”(《庄子注》)清代王先谦亦释曰:“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也。”(《庄子集解》)“逍遥游”即是适情任性,闲放不拘,超然于物外,无往而不适。大体上相当于现在说的“自由自在”、“怡然自得”,也就是一种描绘人的心境状态的理想境界。庄子把“逍遥游”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待”的相对自由,也就是“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一种是“无待”的绝对自由,也就是“游方之外”的无限自由。把“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与“游方之外”的无限自由结合起来,既1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也是庄子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

庄子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不仅长期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对于我们重构现代人的心灵境界和理想人格都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一 厚积,才得薄发“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也叫“有待”的相对自由,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凭借、有所制约的自由。主要是指人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的实现一定会受到来自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

庄子在《逍遥游》中以赞美的口气指出,北海有一条名叫鲲的鱼化成一种名叫鹏的鸟,其身形美丽巨大,仅鹏之背若太(泰)山,起而腾飞就有几千里,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每当海动风起之时,它就迁往南海,“水击(缴)三千里,抟(拍)扶摇(海中飓风)而上者九万里。去(去南海)以六月息(风)者也”。庄子如此赞美鹏飞,而蝉与学鸠却嘲笑它,认为何必“上者九万里而南为”,还不如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七尺)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它们到近郊野林去游,带上三餐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游,只要一整夜时间捣米就准备好干粮;到千里之外去游,就要准备三个月粮食。不管是“扶摇羊角(旋风)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鹏鸟,还是腾跃于蓬蒿之间的学鸠,虽说都有不同适情任性的“逍遥游”,但都是有所凭借的。鹏鸟所适者只限于南海,蝉与学鸠所适者只限于“抢(撞、碰)榆枋而止(栖集),时则(或)不至而控(投)于地而已矣”。非能游于无穷,游于无何有之乡,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而且它们都是借助于风力而飞的。所以,这种有限的自由还不是庄子所追求的真正的“逍遥游”。

以鹏鸟、蝉与学鸠为代表的动物界无法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连现实生活中的人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相对自由。人世间的相对自由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富贵者,他们虽有钱有势,但也无法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指出:“夫知效一官,行比(合)一乡,德合一君而(能)征一国者。”在庄子看来,有的人才智只能胜任一官之职,有的人品行只能服务于一乡之人,有的人德性只可投合一位君主心意,而取得一国人的信任,只能统领一国之事。但是,他们都是囿于一隅而自鸣得意,尚未跳出世俗社会的局限,如同蝉与学鸠一样所见甚小。他们只知追名逐利、升官发财,在世俗社会中沉浮挣扎而不能2脱身。所以,道家稷下学者宋荣子以鄙视眼光嗤笑他们。宋荣子所以嗤笑富贵者,是因为他们不仅所见甚小,而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即世人都赞誉他们,他们却并不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都非难他们,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们还不能“定乎内外之分”,即认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不能“辨荣辱之境”即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刘武先生释曰:“定内外之分,未能无己也;辨荣辱之境,未能无功与名也。未能无己、无功与名也,心亦何能逍遥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第二个层次是宋荣子。宋荣子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他能够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正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社会的是非毁誉之争,而不为之所左右而丧失自我,较之“富贵者”,无疑高出一筹。但是,在庄子看来,宋荣子还没有真正树立齐荣辱、齐内外的价值观,没有跳出物我的封域,未能达到最高的“逍遥游”境界。宋荣子虽不是世俗之辈,但较之列子又逊色得多。

第三个层次是列子。列子“贵虚”(《吕氏春秋·不二》)。庄子以列子为例指出: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即列子超凡脱俗,免于行走之苦,驾风而行,飘飘欲仙,那样轻盈美好。但是,列子飘飘欲仙是以“风”为条件的,而且过了十五天后才能返回。他虽对富贵之事并未汲汲以求,但毕竟有所依靠。不但要凭借风力才能飞行,而且行与返之间空间狭小,时间短暂,时空的有限性必定使他的精神受牵制与羁绊。他较之宋荣子虽然超脱了世俗社会,但还没有超脱“自我”,未达到绝对的“逍遥游”境界。

上述三种人在境界上虽有高低之分,但都是“有待”的相对自由。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乘天地之正”即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辩(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就不需要什么凭借了。只要能够真正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即达到忘我境界的“至人”,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臻于人格完美的“圣人”,他们不去追求权势、名誉和事功,齐毁荣之限,齐物我之分,完全与“道”合而为一体,将宇宙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忘却一切,就可以真正达到“无待”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我们从庄子的“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中,也可以吸取某些有益的人生智慧。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按照郭象的“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庄子注·逍遥游》)的原则,充分发挥其生而具有的独特潜能,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一定的自由。“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庄子注·至乐》),意思是说,鱼顺其本性而为之,在水中游来游去,就是一种自由和快乐。相反的,“人处水而死”,“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注·至乐》),违背其自然本性而人为之,势必会造成“悲”和“忧”的结局,哪里还有快乐与自由可言呢?每个人如能遵循道家的“各有其性,各尽其宜”多元价值观生活,就能“活出意义来”。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所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活出意义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天性,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活法,大可不必模仿他人和盲目攀比。在理性精神指导下,通过冷静的科学对比,实事求是地找出自己的优点和特点,扬长避短,就可以在实现独特价值中找到无穷乐趣,克服因盲目攀比而造成的浮躁心理和无所适从的感觉。喜剧演员卓别林在开始演电影时,一味地模仿德国一位有名的喜剧演员却未获成功。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天性和特点,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戏路,成为别具一格的世界喜剧大师,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虽然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度具有明显的差别性。这种差别性,主要是由其“厚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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