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承湘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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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情怀试读:
我的上医 我的母校(代序)
这是一部发展史。她记叙了一所中国名牌大学的诞生和历程。从国人创建的医学院,到桃李满天下,名师、名医辈出的名大学。从吴淞、海格路、枫林桥,到白龙潭、歌乐山,到上海、重庆姊妹校,历史以活生生的事实见证了正谊明道,回顾了艰苦卓绝,体现出严谨、求实、团结、创新。上医的历史告诉我们:学校的发展紧系祖国,队伍的成长离不开创造和实践。
这是一首友情诗。八十年来的风雨日照。祖国爱、老师恩、同窗情。一班又一班,一代又一代。如今,各地布撒“上医人”,到处传颂“上医情”。信念、神往、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教导我们正直为人,指点我们精益求精,号召我们团结进步,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
这是一本教科书。一篇篇,一段段,都会唤起我们深沉的回忆,激励我们去追求真理。她告诉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我们的命运,人民的召唤是我们的根蒂。她展示了老师们的风范,同学们的情谊。处处显现忘我劳动,无私奉献。她教育我们去思考,去学习,去创造,去报答,永远奋进。
这是一宗永怀志。她是史,又非史;她是诗,又非诗。她抒发我们的情怀,让我们长久思念,紧紧跟随。缅怀先贤:推崇他们的精神,歌颂他们的事业;颂扬名师:感谢他们的启迪,牢记他们的教益;敬仰大儒:他们的芳名和成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让我们去敬重,去感激,去汲取,去实践,清清白白,认认真真,为国家,为人群,不忘自己是一个“上医人”。
我有幸被举为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会长,得到先睹本书的机会。读完《上医情怀》,情不自禁,怀念连翩。
深切感谢校友们对母校的挚情、思念、厚爱和奉献。感恩、感激和感动之余,落下数笔,代序。朱世能2007年7月
校史留踪
缅怀母校的创业历程
黄志尚上医的诞生及其前奏我们的祖国是有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的古国,后由于清朝政府昏庸腐败,以致在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缺医少药,毒品泛滥,疾病肆虐,中国人平均寿命跌至35岁上下,并被贬为“东亚病夫”,濒临亡国。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影响着许多知识分子革新图强。当时社会上到处需要医务人员,大、中、小学需要文、理科等教师,而工业又不发达,因此国内对医学、数、理、化、文科人才的培养相对较早而普遍,孙中山、郭沫若、鲁迅等名人早年都曾投身医学,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西方传教士瞄准中国社会缺医少药的现实,就通过在文化名城、交通口岸城市办医学院、医院等慈善事业,来推进传教。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医学院校,大体上有国立、私立和外来资助三类,国立、私立的很少,还分成英、美、法、德、日等派系。医学院里的中、外籍教师,常用英、法、德、日语,或中外语兼用教学,水平极不一致。当时中国政府对医学事业无力监管。一些名校如北京协和、湖南湘雅、上海同济、沈阳奉天等医学院,大多由国外财团资助与教会协办,建立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操办。当时医学院毕业生的出路,由于国内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很少,要深造只有出国留学,否则就在这些医院内工作或到社会上挂牌行医。中国医学事业处于不发达状态。
1886年(清光绪十一年),上海教会医院中的美籍医生成立了“中国博医会”(中国传教士医学会)。出于种族偏见,中国医生不得入会。辛亥革命后,才开始有中国医生参加,但仍受歧视。爱国医生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于1914年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1915年趁博医会年会之际,颜福庆等召集该会的中国会员及上海附近的中国医生,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有会员232人。选颜福庆为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秘书长),发表医学会宗旨:“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并列)。1916年在上海召开首次会员大会,通过了会章,进行学术活动,此后基本上两年召开一次。
但博医会中外国人的态度依然如故,有的仍盛气凌人,轻视“中华医学会”。朱恒璧、牛惠生等会员,坚持在中国本土上不应存在两个中国医学会,深信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发动所有博医会中的中国会员,不再参加该会活动,不向该会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如此抵制了三年,该会支持不下去了,其负责人终于同意与“中华医学会”谈判。1931年双方商定:取消“中国博医会”,建立统一的“中华医学会”,外国医生一样可以参加,但会长、总干事、会计三个职务外国医生不能担任。1932年4月,两会同时宣告合并成立“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500人。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当年,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不但震动了大陆医学界,而且在港、澳及海外同胞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世纪国内不少地方存在西方教会办的医院及医学院,一般是照搬主办国早年的理念与体制,学制较长,费用高,非中上收入者难以支撑,不结合中国的实际,也没有配套与相应的监管机制,缺乏高水平的师资。在教学上往往墨守成规,不能及时引进一些重要或新兴的学科,如人体胚胎学和生物化学等。
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渴求“民主”与“科学”的社会革新思潮使中国人自主创办医学院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自主创建医学院的思想趋向一致,付诸实施的形势在上海也逐渐形成。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江苏试行大学区制,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共设9个学院。1927年6月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7月任命颜福庆为医学院院长。后又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及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9月医学院独立,定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的诞生,体现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时代意识。上海医学院的学制定为6年,1950年改为5年。颜院长宣布上医办学宗旨:提倡公医制,强调公共卫生,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反对私人开业和追求个人名利,医学院毕业生应在公立医院及公共卫生机构中继续学习、工作,不断提高水平,更好地为人群服务。院务会议讨论确定校训:“正谊明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颜院长提出的办学宗旨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后来还在校歌中传唱。
上医成立时,院部及吴淞卫生公所(公共卫生实验区)都设在上海市北郊吴淞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华山医院前身)为教学医院,设在上海市市区海格路(今华山路)。规定医本科学生都要到吴淞卫生公所轮转学习一段时间。内容包括卫生宣传,结合门诊医疗,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1929年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扩大业务范围,为乡村卫生工作开辟了道路。
根据上医办学宗旨,为了办好临床医学专业,从毕业生中选择优秀生留在教学医院中,进行三年住院医师培训。在培训期间不能结婚,除国定节假日、星期日(值班者除外)有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休息外,均属工作时间,都应住在医院内,不能外出。凡自己负责的病房,晚上有呼唤,要随时进行处理。住院医师都应轮流参加急诊值班,对任何病人都要接诊。
这种严格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医生做到对病人的病情变化能认真进行全过程的跟踪观察和密切了解对病人所施诊疗的种种反应,及时给予处理。医者应按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在临床诊治过程中,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践中得到的信息,通过积极思维,进行实事求是、全面深入的分析思考,在理论与实践反复验证中取得更深层次的融会贯通,服务好病人。
淞沪抗战爆发,上医吴淞校舍及公共卫生实验基地均毁于敌人炮火。上医师生在颜福庆、朱恒璧两位的领导下,踊跃参加军民救护工作,先后设立后方医院及难民收容所。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在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帮助下,坚持教学,并在浦东高桥重建公共卫生实验基地。
上医领导集体对基础学科及医学前期等学科的建设在培养医药人才中的重要性,抱有强烈的共识与使命感,从而为上医毕业生打好坚实基础。因此,无论是美国援华会、洛氏基金会,或英国庚款,上医考取这些基金项目留学生的名额总是最多,而且在国外无须再补课,就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赢得国内外好评。上医附属医院对病人极端负责的作风及在诊断治疗上的卓越功效,受到了上海人民的普遍认可。因此上医成立不到10年,就受到了广大有志学医考生的关注。1936年上医第12届录取的新生达60人。上医奋斗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派遣刘晓同志来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于11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大力领导抗日群众运动,支持抗战,并在学生系统成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上医党支部诞生了。1935年入学,1938年入党的计苏华学长,由龚普声同志联系,在刘晓同志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学委的关怀与领导下,1939年7月1日在上医成立第一届秘密党支部,苏华同志任支部书记。同年10月上医内迁昆明。
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金宝善署长有意与上医合作,朱恒璧院长认为双方都有需要,同意上医再迁重庆。南京中央医院从抗战起随卫生署迁到重庆,与上医毗邻,同在歌乐山,称重庆中央医院,是大后方的最大医院。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医务人员生活下降,影响工作。金署长把医院交上医接管。朱院长大力整顿,派上医教授、医生及行政财务干部接管该院,清除了贪污人员,三个月就扭亏为盈,医疗服务质量很快好转。该院从此成为上医附属医院,并誉满大西南。
上医有了自己的教学医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抓毕业后培训制,这是医学院培养人才的核心重点。因为医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学科,医学院本科毕业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基本课程的学习程序,8年、6年、5年制都一样,培养的学生都还没有具备独立进行防病与治病的能力,可以说还只是一种半成品。因此对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3—4年毕业后培训,认真进行对患者诊断与治疗等实践,才能达到能独立工作的主治医师的水平。
要落实毕业后培训制,首先要求办好一批良好的教学医院,聘任一群各学科的优秀人才为导师,医院要经常收治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人,整个医学院,包括基础,医学前、后期,应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来运作,使医学各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在同一个核心机构的运筹下进行,使预防、医疗、研究、教学、培训、开拓与创新等任务都能得到良好展现。这是一种节约时间和成本出人才、出成果的体制,也是人们一直在追求的低消耗、高效率的医学发展与人才培养双达标模式。由于按此规律办学,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上医都能建立起一套适应医学事业成长、发展的机制。
1940年,朱院长在他五十寿辰时,对老同学们说:“办医学院,一定要从毕业生中择优进行毕业后培训,使之成长为高水平人才,使基础,医学前、后期,都有新培养出来的师资,这个医学院就能一代代持续发展下去。不然,对毕业生不关心,不培养,放任自流,那这个学校或单位就会落后而被淘汰。”
香港沦陷后,50多名港大医学院学生由英籍教授王国栋(Gordon King)率领投奔上医,处境极为困难。朱院长得悉后,说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学生是华侨与华裔,理应友好照应。在校舍、教师都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把他们全都接入上医,无偿提供食宿。并为他们开办普通话班,使他们适应生活,并分别安插到相应班级,与上医同学一起上课,直到抗战胜利。
为此,英国大使专程到歌乐山向朱院长致谢,并捐赠了一笔款项,朱院长用来建造教室和宿舍。英大使还指派港大医学院院长、妇产科王国栋教授及神经内科胡启勋教授来上医协助教学。这批上医培养的学生回港时,有的已毕业,有的回去继续学习,他们毕业后均在香港行医,在香港得到承认,打破了中国医学院毕业生不能在港行医的惯例。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上除上医及附属中央医院外,还有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国立药专、中华医学会、中央助产学校、中央护校等。在周围还分布着作为上医公共卫生教学基地的重庆市各区的卫生站或卫生院,实际上成为二次大战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医学卫生工作对外交往的一个窗口。
这一时期,国际上时有知名学者造访上医,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来上医讲述“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这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热点之一。又如1936年,白求恩大夫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的战友、国际著名胸外科专家艾里奥沙(Leo Eleosser)教授来到重庆上医附属中央医院外科,帮助胸外科教学,计苏华是他的学生与助手之一,从此计苏华选定胸外科为专业。
上医各学科,在歌乐山都白手起家进行重建。如病理科谷镜汧、吴在东两教授,带领严家贵、朱既生、李家忠、李志尚及技工杨近楚艰苦创业,在普及病理解剖中,得到医生们的大力支持,多数医生都立下了病故后捐献遗体供作解剖或其他用处的志愿书。几乎每星期有2—4次,每次有多例尸解,5年中累计达千余例,制成标本无数件,其中不少为世所罕见。谷教授等不分昼夜,不分寒暑,废寝忘食地力求全面解剖,力求了解病变全貌。谷、吴教授分别主持双周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成了检验与促进临床医疗工作的一种高效方式。
在歌乐山,每天清早,《新华日报》的报童们,总是热情地爬上高坡到我们宿舍门口,把《新华日报》送到我们手里,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这时国民党消极抗日,蒋管区风气败坏,“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在上医校园内,仍一贯保持艰苦奋斗,学术空气浓厚的小气候。上医领导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精神,坚持一定要把上医办好的爱国行动,顺应了历史潮流,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衷心拥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进行谈判。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副主席接受龚澎同志建议,调政治可靠、医术过硬的计苏华执行任务。在无任何检测条件下,在重庆谈判的43天里,计苏华全神关注主席的一餐一饮,每次他自己先吃先喝,以确保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最后决战时期。这场决战有两条战线: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军队之间的战线是第一条,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战线。第二条战线为蒋管区广大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激烈斗争,以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蒋管区学生运动的兴起为标志。虽然是配合性的,但同样英勇顽强,当年毛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它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是当年蒋管区学生运动的主要战场之一。上医是上海学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某些方面起着带头作用。于是蒋介石反动派就用加强镇压学生运动来破坏第二条战线。1947年5月30日,在上海发动白色恐怖大逮捕,第一次黑名单上就有上医学生会主席朱镇亚及吴经等9名同学。这时计苏华正在上医中山医院外科任总住院医师,他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朱镇亚脱险。在白色恐怖期间,还有第二、三次黑名单。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疯狂逮捕进步青年,虽然大部分幸得逃脱,但仍有牺牲者,令人痛心。发扬上医的光荣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军管会对上医十分重视,先后派华东军区卫生部主要领导崔义田、宫乃泉、陈同生等同志担任上医领导,并派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等解放军医务干部加强上医各部门工作。上医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全国医学科教事业的开拓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成立,不少骨干都来自上医的大力支援。上医还不断派专业人才支持山东、大连、新疆及重庆医学院的创建。
上海医学院一贯重视发挥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及潜力,努力促进并持续开展各方面人员的学术活动,使大家踊跃参加各自感兴趣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开展相互学习,交换信息观点,报告实践心得,或提出问题等等。通过实事求是,相互启发,深入分析,从而与时俱进。在这些活动中建立的各种制度逐渐成为常规,在活动中出现的创意,可能发展成为创新。因此这类制度体现着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源。
长期以来上医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至少有下列几种:
1.病例讨论会:①疑难病例讨论会。②死亡病例讨论会。③各学科病例讨论会。④临床病理讨论会。⑤多学科联合病例讨论会,如肺、内、外、放射、病理联合病例讨论会。⑥肝病和肝活检讨论会。
2.学术文献阅读报告会:①科研成果报告会。②医学新进展报告会。③文献综述报告会等。
上医一贯重视师资培养与交流,并有各种措施:①外科、妇产科及放射科助理住院医师,必须到病理科进修3—6个月或1年。②建国后大力举办高师班(如顾健人、高摄渊为高师班毕业,后成为杰出人才)。③自抗日战争时期起,每年选送各科高年资师资、主治医师出国进修,如陶寿淇、崔之义、计苏华等。新中国成立后经考试派送WHO或校际交流,如送哈佛、纽约州立大学、麻省总医院、波士顿医学院进修。有的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卫生部派送。总之,学校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师资水平。
上述学术活动,都是母校领导与同仁们长期来在教学、科研与业务实践中创建的,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软实力。对于所有具备实践经验和思想上有准备的人,就会在这些活动中,抓住思想碰撞激发的创意火花,产生创造性的成果。长期来通过这套方法的运行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上医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学风,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白衣战士和天使,他们(她们)遍布全国甚至国外,使上医享誉国内外。
上医创建以来一直坚持以正规完整的医学教育体制来办学,即坚持设前期基础医学和后期的临床医学(设有教学医院)。80年来为祖国培育了一大批医药卫生人才。我们应保持、呵护这种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体制,才能不断地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民主战士黄炎培先生,应颜院长之邀,为母校作校歌歌词,并请上海新华艺专徐希一先生作曲。这一校歌庄严和谐,含意深邃,让我们共同高唱吧!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
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
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
可悲!可悲!医日新兮,病亦日进!
噫!其何以完成医家责任?
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
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
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
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本文由老校友集体讨论记录,执笔黄志尚(原名王士良)。黄志尚,教授。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务处主任、皮肤科主任。
七十年母校情
石美鑫我于1936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随校内迁昆明、重庆,1943年毕业后留校。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重庆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和上医校本部工作,从入学至今已逾70年。70年来,在母校的熏陶和老师们的培育教导下,在医疗、教学、科技发展和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兢兢业业尽绵薄之力,自认为尚可无愧于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回想70年来经历不同年代,秉性耿直又不甚“安分”的我,在风风雨雨中总的说来还算平顺,但也颇多坎坷。现选述一部分经历和感受,作为陪衬花丛中的一些枝叶,献给母校创建80周年。
我从福州格致中学毕业,1936年夏来沪报考大学。我的愿望是报考医学校,首选国立上海医学院,同时还报考北平大学医学院和南通医学院。考试结果,三所学校均录取。于是九月初到枫林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建成的校舍报到入学。在上海读完一年级,暑假回福州数日后即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沪闽航运中断,被迫在家休学一年。1938年再次来沪,在海格路(现华山路)红十字会总医院内临时校舍就读。1939年随校内迁昆明,次年再迁重庆。毕业后留母校教学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从重庆回沪,先后在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上医校本部工作至今。我有幸连续在上医学习、工作70年,应该说是与母校缘分很深。学生年代到毕业后的15年共20多年期间,我曾因各种原因数度濒临离校,但最终都未成行。1939年我们班级十多位同学随校内迁昆明,在郊区白龙潭与中正医学院第一届同学合班上课,许多同学对国民党统治下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国家危殆深表不满。因此,当院长朱恒璧陪同教育部长陈立夫到白龙潭视察时,我们全班同学离校,拒绝迎接部长。这个行动让院长处境窘困,以致激怒了院长,最初要开除全班学生,最后改为只开除任班长的我。当时有些老师劝我主动向院长认错,求得减轻处分,我未能接受老师的劝说并准备告别上医。为此,我请同班同学李宗明写信将我介绍给他在贵阳医学院任院长的堂哥李宗恩申请转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应元岳、张鸿德等几位教授的调解生效,最后我受朱院长训斥一顿,没有被开除。读六年级时我又被选为班长,面临毕业分配。当时我班只有16名同学,加上香港大学借读生2名,总共18名。按规定30%学生分配到军医署,学校提出6名学生去军医署,同学们都不愿意分配到军医署,认为按四舍五入计算只需去5名。我虽然已经外科系同意毕业后留教学医院工作,为了执行全班的决定,把我们的意见写成一封信送给朱院长,他阅信后很不高兴,立即把信撕了。我回到班里用大张报纸再写一封申请信立即又送交朱院长,又引起朱院长大怒。这一次虽未发生去留问题,但院长通知学生科,我的毕业文凭要向院长申领。为了避免再次激怒朱院长,避免送上门受训斥,我毕业后留母校工作,也不需出示文凭,因此毕业后至今已64年,我仍然保持“虽有学历但无文凭”。这种情况在上医办学80年中恐怕只有我这样一个毕业生。此后我也就不敢多接触朱院长。解放后不久他就被调到浙江医学院工作。尽管我和朱恒璧院长之间发生数次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对他艰苦创办学校,并在抗战时期为了上医的生存,内迁西南,历尽辛劳,十分钦仰。为了表达对朱恒璧老院长的关心和敬意,我在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期间曾两次到杭州看望朱院长,并向浙医党委书记金干同志婉转提请改善朱的居住条件。1987年朱恒璧教授病逝,我代表学校专程到杭州参加追悼会。
1948年我在中山医院完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教授拟送我赴美学习。由于1946年同班同学聂崇铭(后改名方春望)与王士良、胡鸿慈三人离校去山东解放区工作时邀我同行,我已允诺待总住院医师培训结束,比较熟练地掌握外科技术后,再前往解放区工作,因此婉谢沈克非教授的安排。完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后,我即准备前往解放区,但此时我因肺结核病复发住院治疗,1949年春出院。通过与上海市卫生局地下党唐国裕同志联系办理我们一批七位医生、护士前往山东解放区事宜。行程路线、日期确定后不久,接到指示,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命我们在沪迎接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家驷教授向上医临管会申请将我和陈忠年留上医工作,另苏应宽、黄进文、谢春泉三位医师、罗素琴护士调山东医学院工作,朱德球医师调大连医学院工作。
1956年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迁至内地,卫生部指示我校内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后经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同志多方努力,改为保留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教师员工在重庆建立一所新医学院。按学校规定,教研室主任留上海,副主任调重庆。我认为我应该赴渝并进行准备。后因黄家驷教授兼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行政工作较忙,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提请我留沪辅助他开展胸外科业务工作。经上医领导同意,这样,我就未去重庆,一直留在母校工作。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期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我们随校离沪,迁往滇、川,成为流亡学生,生活艰苦,但爱国热情高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迫切追求进步。1940年夏,学校组织三、四年级学生到农村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我被派到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平彝县(解放后改名为元谋县)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农村,看到当时云南农民贫病交困,生活十分悲惨,其情景与我不久前阅读的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角》的状况十分相似。这一个多月的农村实践,虽然时间短暂,却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上医严谨治学、勤奋进取传统学风的影响下,抗战年代虽然学习条件简陋艰辛,同学们仍然认真刻苦地学习,取得良好成绩。1941年教育部门在重庆举办内迁医学院校考试竞赛,学校选我参加临床前期学科综合考试,比我高一班的另一位同学参加临床学科考试。竞试结果我们两人都取得优异成绩,我还因此获得中正奖学金。奖学金数额400元,相当于当时20个月的伙食费。学生科发给我领取奖学金表格时,训导主任蔡殿荣却要我必须先填写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才能领取奖学金。盛怒之下,我撕毁申请表,放弃奖学金,以致当湖南衡阳沦陷,闽渝间邮路一度中断,家中无法汇款时,我伙食费无着,靠卖血渡过困难。
老师们对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在昆明时期,我班一位同学在学习病理学上实验课时,因为不认真阅读病理切片,而是照书本画图,画的细胞都没有细胞核,受留级处分,而低一班同学还在上海,只能转学贵阳医学院。
1942年夏,我在重庆中央医院开始生产实习,第一个月派在外科病房,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住在外科病房,上级医师分派我照顾他。他给我的印象和善可亲,平易近人,鼓励青年人立志学习,精通业务,将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这次机遇使我以后得以接触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并于1945年秋由计苏华同志介绍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参加聆听董必武同志给我们讲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共搞内战的阴谋。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特务到枫林桥上医校舍搜捕进步学生时,在与我同一寝室的地下党计苏华医师的授意下,掩护学生会主席朱镇亚安全脱险。
在重庆学习临床学科期间,沈克非教授、应元岳教授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们讲课内容精练,条理清晰,听后深深印入脑海,久久不忘。沈克非教授工作勤恳认真,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工作繁忙,从不放松教学和外科业务工作,手术结束后回到院长室,首先口述手术经过,由秘书打印成为手术纪录后送到病区。他说立即写手术记录可以避免遗漏手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查病房时他十分注意培养青年医生的表达能力,有一次查房时一位实习医生把拍X线片说成拍了照片,沈克非教授诙谐地问是拍脱帽照片还是半身照片。在医德医风方面,沈克非教授对青年医师则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1948年有两位助理住院医师,一位是在给病人放胃管时因病人数次自行拔出胃管,不耐烦而轻打病人面颊引致家属不满;另一位是用国产葡萄糖注射液调换病人自备的进口药液,两人均受到开除处分。我在任助理住院医师时,沈克非、黄家驷教授指令我在科内业务活动时报告“先天性心血管疾病外科治疗”,当时心外科在国内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对此所知甚少,抓紧时间阅读文献资料,虽然如期作了报告,但我自己对所作的报告也不甚满意。虽然如此,这次活动对我日后专业选择起了重大作用。沈克非教授十分爱护中山医院,上海解放前夕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派部队进驻中山医院,挖战壕并拟在五楼屋顶架炮,经沈院长向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部队才撤离中山医院。
抗战期间黄家驷教授到过昆明、重庆,但是我们班级没有听过他的讲课。黄教授对学生比较关心,接触较多,也比较和善。1941年我在重庆得了阑尾炎就是由黄教授给我动手术。1950年末组建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时,我和黄家驷教授都争着报名参加,最后我们两人一起出发在医疗队工作了半年。在黄家驷队长领导下,医疗队不仅救治大量中、朝伤病员,还为部队医院建立医疗规章制度,培养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在医疗队内部,黄家驷老师放弃队长待遇,与队员生活在一起,受到队员的爱戴。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工作结束后返沪不久,沈克非教授就决定我随从黄教授创建的中山医院胸外科工作。中山医院胸外科在黄家驷教授领导下,在历届医学院和医院领导的关怀,相关科室的帮助支持下,为我国胸心外科业务技术,医疗装备的提高、发展、创新、专业人才的培育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不少开拓性成绩,得到较高评价。黄家驷教授艰苦创业,为本院胸心外科精心培育一批青年专业人才。业务方面从只有20多张病床逐步发展到病床近百张;从单纯医疗服务发展到成为国内培养胸外科专业医务人员的一个重要基地;再发展到建立研究所。起先只是一块木牌,20世纪70年代由卫生部拨款建造楼房。随着业务的发展,10多年前又将胸外科分成普胸外科和心血管外科两个专业,病床近150张,2006年手术量超过3600次。新人辈出,青胜于蓝,和谐协作,生机蓬勃。
1978年我已60岁。有一天上医党委书记王永贤同志找我谈话,说上级拟调我到学校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征询我的意见。我答对行政管理工作缺少经验,恐难胜任,还是留教学医院当医师、教师比较妥当,他要我再作考虑。两星期后又问我考虑得怎样,我仍保持原有意见。再过一段时间,新任上医党委书记吴立奇同志找我谈话,并出示中央组织部文件,这样我就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从1978年8月到1984年6月到校本部任职。六年中在党委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校风建设;拨乱反正,对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进行改正;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恢复“文革”中被严重破坏的教学、科研、医疗等工作秩序;实现肿瘤医院回归我校;恢复被冻结多年的职称晋升工作;加强住房建设,维护教师权益;组织教师编写教材,严格执行招生和考试制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1980年起先后与纽约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麻省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选送一批青年教师、医师出国访问学习。国内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建立协作关系;又与市一、华东、市五等10所医院,市、区、县10所防疫站建立教学、生产实习协作关系。1978年起执行卫生部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签订的卫生技术合作实施计划,建立合作中心,培养人才。1981年起接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选送教师出国进修,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1981年国家实行学位制度,我校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4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
1982年卫生部举办部属医学院校毕业班统考,统考时间安排在生产实习结束时。有的院校为了给学生更多的备考时间以求取得统考高分,放弃或减少生产实习时间。我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研究讨论后,认为生产实习对学生临床工作能力强弱关系密切,坚持不可因统考而影响生产实习质量,决定不放假备考。考试结果我校学生平均考分以微弱之差名列末位,但北京市各大医院仍然热烈争取招聘我校应届毕业生,因为他们参加工作后立即能承担住院医师工作,不必补修生产实习,而统考成绩最好的学校毕业生则必须先补修生产实习6个月。虽然如此我仍深感愧疚。
我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期从教师中选拔担任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作中我十分注意尊重老同志,相处还算比较好。但感到难度较大的是对政策的实施有时看法不一致,与个别老同志甚至上级在相处上需要一段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有下列几桩事:
1981年荣独山、林飞卿教授捐赠一笔以夫妇俩命名的奖学金。事先文汇报已作了报道,学校欣然接受。不久上级派人来校,希望这笔奖学金不要用个人名义,最好改为以学校名义设立的奖学金。我认为荣、林两位老教授都是热心医学教育工作的民主人士,上医又从无奖学金,用两位老教授命名这笔奖学金并无不妥之处,故没有接受上级的意见。设立荣林奖学金后,我建议每一年获得奖学金的同学送给荣独山、林飞卿教授一本影集以表谢意,两位老教授也很满意。以后以私人名义设立奖学金也迅速增多,看法也趋于一致。
我校一位泰国归侨老师的女儿报考上医,考分比录取分数线低几分,按华侨政策有可能录取,他向我提问,我请学生科沈同志处理,先说可以,第二天又说不可以,理由是应该先向负责招生工作的副院长提出申请,而不应该先找院长。这样的理由我至今仍感到费解。但为了尊重分管领导的权利,只能对那位老师做了解释。
2000年4月,上医与复旦合并,上医的校名骤然消失。为了尊重历史,保护艰辛创建70多年的“上医”宝贵名牌,2001年10月我和上医一部分老校友发起正名“上海医学院”的签名活动,得到中老年校友900多人的支持。2002年4月22日,复旦领导决定将“复旦大学医学院”正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对此,上医校友深表欢欣。为了名实相符,重建上医辉煌,把复旦大学建成一流名校,上医师生还需继续发扬老上医优良传统,踏实苦干,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
祝愿国人自办的卓有声誉的这所高等医学学府在新形势下,艰苦努力,适应国情,继承创新,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石美鑫,中山医院胸外科教授。上海医学院1943年毕业生。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顾问,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忆上海医学院的学生运动
陶乃熙敌伪时期上海学校就有党的活动。1943年我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高二读书,就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大同团契。虽然功课很紧,但团契经常利用假日,组织歌咏、郊游、读书和听讲座等活动,以联络感情,团结同学,宣传进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抗战胜利这年,我正好18岁,以第10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说,沦陷区的学校是“伪学校”,学生是“伪学生”,要“登记甄审”。甄审合格,接受“政训”,方能“承认”学籍,准予入学。为什么竟把我们看成敌伪呢?“人民无伪,学生无伪!”党组织领导我们6所国立大学团结起来开展反甄审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取消甄审,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随即把我们编为临时大学上课,说最后要考“三民主义”。党组织领导学生坚决抵制,上海医学院学生就没有参加考试。最后,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承认全部学生的学籍。
这时我参加学校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力行团契,听讲座,传阅《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母亲》、《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进步书籍,举行座谈等活动。我也在班上利用休息时间领着大家唱进步歌曲,积极参与办壁报等学生活动。后来又参加要求马歇尔公正调停内战,“一二·一”公祭昆明四烈士,听郭沫若、沈钧儒、雷洁琼、史良等民主人士演讲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是发动内战,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只有靠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1946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自己觉得看问题的角度和过去不一样了。社会终将要改造成苏联那样,一切都将归属于人民的,反动派终究要垮台,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了。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除了自己接受教育外,逐渐学会把党的意图变为自己的看法在同学中宣传。党组织要求党员除自己学习好外,要关心同学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开展歌咏文艺体育活动,传阅进步书刊,关心同学的政治进步。我当时听课思想集中,记笔记快,考查考试成绩好,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这样自己生活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了。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班级也组织班会。1946年下半年,我当了班长。学生会开展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如各班轮流管理全校伙食,组织同学去贫民区注射防疫针,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这时我也开始在同学中培养发展党员了。
我们在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946年6月欢送和平代表团赴京请愿;10月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聆听周恩来演讲,揭穿美蒋内战阴谋,阐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正义战争必胜的报告;1947年1月反对美军强暴沈崇,要求美军滚出去的游行等,我都参加了。1947年初,党组织让我担任了上海医学院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直至我被捕为止。
1947年,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检,普遍营养不良,15%的学生查出患有肺结核。5月14日下午召开学生大会,决议提出4项要求:①反对政府把药学系改为药科中专,要求改为药学院;②要求政府提高公费的名额和数额,改善学生营养;③改善教职员待遇,改善教学设备;④增加教育经费。决议立即罢课,联络各国立大学学生,向社会呼吁,向反动政府请愿。会上还决定成立由各班班长参加的罢课委员会,这就是运动的领导机构。我担任了游艺股副股长,配合股长钱启东工作。罢课期间,我参加排练和演出了学生自编的活报剧《茶馆小调》,在学院和外校多次演出,号召群众反对独裁统治。
1947年5月16日,全市国立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队伍在徐家汇交通大学集合出发,一直游行到外滩公园解散。5月19日,各校学生齐集北火车站,欢送“上海学生代表晋京请愿团”赴京请愿,我院代表有王道佩、汪无绩(即汪无级)、钱文治。药科请愿代表已在南京。欢送后举行游行,高喊:“内战不停,饥饿不止”等口号,沿途演讲“没有和平,就没有教育。”5月20日京苏沪杭学生联合请愿团在南京遭到血腥镇压,19人重伤,90人轻伤,20多人被捕。“五·二”惨案激起了上海学生更大的愤慨,响亮地提出了反迫害的口号。5月23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我院学生多批上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5月30日,在王道佩家召开支委会,组织上通知说已从敌人内部掌握了黑名单,名单中上医有9个人:朱镇亚、吴经、尤大梁、黄栋、俞暄、钱启东、顾定、金经得、陶乃熙。上级领导王光华说:要通知大家白天仍和群众一起,晚上注意隐蔽,但也不要惊慌,万一被捕要坚持斗争,决不能自首变节。我当天仍回学校,在工字楼宿舍住宿。
1947年5月31日凌晨3时许,军警包围了学校。军警用枪托猛敲我们的房门。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口探头往窗外一看,只见军警已密密麻麻把工字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再一阵枪托敲门,发出清脆的枪声。后来知道,步枪走火打伤了对门宿舍同学凌诒淳的右大趾。当时我心想,这肯定是来抓我了。于是到门口开了灯,打开了弹簧门锁。四五个军警一拥而进,问:“谁是陶乃熙?”我说:“我是。”他们拿出黑名单和照片一对没错,就说:“跟我们走!”我穿上衣服,给同学们说:“我走了。”同学们目送我走出了宿舍。军警押着我上了停在校门口的大型警车“飞行堡垒”。同时被捕的还有黄栋、顾定、钱启东和金经得。俞暄是在家里被捕的。全市大学共有57名同学被捕。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发动家长到市政府多次请愿交涉,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呼吁,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6月6日深夜,57名学生被集中转移到曹氏墓园,举办所谓“上海市青年训导班”,由宣铁吾、吴国桢、张国焘、叶青等反动人士来讲课“感化”,还要看学生“日记”和个别谈话。被捕同学团结一致,通过提问题、“日记”谈感想、个别谈话等机会,抵制欺骗、威胁、分化等“管教”。接着被捕家长联合起来正式呈状上海法院,要求公开审理,并将状纸在报上公布,揭露反动派反民主的嘴脸。在狱内外斗争的压力下,7月10日开始释放被关押的学生。我与金经得于11日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和王道佩谈了一次话,我汇报了被捕后坚持斗争没有自首变节的情况,表示出来以后要继续充实自己,按照党的指示,团结同学,做好工作。经过四个月的考察,党组织告诉我说,经过考察决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并决定让我以亲身被捕遭到迫害的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罪行。在11月11日召开的有80多名学生参加的追悼会上,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事后党组织告诉我,让我不要到校了,组织上认为我已暴露,准备转移到解放区。我和王道佩、邵子炎、陶守愚、刘守文、周淑华、何应江7人,先到北平,再经天津,11月17日通过封锁线,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批来到的共有各大学同学20人。经过月余学习,我和邵子炎、陶守愚于1947年12月分配到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
离开学校到山西后,我历任实习医师、医师,卫生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医专副校长、校长,医院院长,大同市卫生局局长,山西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山西职工医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山西医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1993年离休。离休后仍任山西职工医学院名誉院长、山西卫生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并研究性科学,兼任中国性学会两届常务理事、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两届副主任,《中国性科学》杂志编委,以及山西省性学会理事长。
回顾我的历史,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医学院学生运动的斗争实践启发了我、教育了我、锤炼了我,上海医学院红红火火的学生运动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山西艰苦工作60年,无悔,无愧。我要以余生继续不懈奉献,永远做一个无愧于母校的上医人。
作者陶乃熙,现名朱坚,教授。1945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47年11月离开上海。曾任山西职工医学院院长等。
母校上医——革命的大家庭
吴 纬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崩溃的前夕,疯狂提出要在秋季开学前把上海各学校的共产党可疑分子一网打尽,口号是“宁可枉杀三千,也不使一个漏网”。就在1948年8月26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特务先到枫林桥上医女生宿舍逮捕了我班孙明珍同学,又到华山路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实习生宿舍逮捕了武荣光同学。当时同宿舍比我高三班的胡汝彬同学看到桌上放着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还有正在南京中央医院实习的四位同学的名字,他立即穿上白工作衣,戴上口罩,悄悄地趁机溜出了宿舍,走出医院大门。那时医院大门口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并有人持枪把守。胡汝彬避开他的视线,不慌不忙地迅速穿过马路,走进一家杂货店,敏捷地拨通了我家电话。电话里紧急地给我只有一句话:“你一分钟内离开家”,一连重复了三遍。我马上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来抓我,放下电话立即走出家门。事后得知,在我离家几分钟后,黑色的汽车直驱我家,宪兵特务在我家大肆搜捕后扑空而去。胡汝彬当天一早还奔到四马路电报总局,给南京的四位同学发了“险速离京”的电报,南京的四位同学因而也免遭逮捕。
那天我离家后,即来到同班同学林志兴家。因为我知道她家借住在一个很窄的小胡同里一间由过道改造的小小的屋子里,家里只有母亲和姐姐共三人,都是天主教徒,为人善良,同情学生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林志兴听了我的来意后,十分着急,非常热情地让我住下,说:“你不要外出,由我来掩护你”。我在林志兴家住了几天,她冒着被特务盯梢的危险,到处奔走,为我设法联络上上医的地下党员,使我很快的接上了地下交通关系,准备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去。然后她又设法联系上我的父亲,让我和父亲通上电话,并约定时间地点和我父亲秘密见了面,做了我行前的一些准备。次日晚我告别了林志兴一家,按预定计划离开上海,走上了去解放区的路。按组织规定,两周之后,林志兴又冒着危险亲自将我留下的衣物送到我家,并告诉我父母,我已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以上我含着眼泪写完了这短篇回忆。胡汝彬和林志兴在当时都还不是中共党员,都是用功读书不多说话的“普普通通”的学生,可是在危急时刻,他(她)们却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掩护一个共产党员,使她安全地脱离白色恐怖的虎口,到达海阔天空的解放区。这在我生命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她)们的这种高贵品质使我终生不忘,永远感激,永远钦佩,永远要学习他(她)们为革命事业和革命同志的安危而牺牲自己的精神。
回顾母校上医建校以来的光荣历史,从创始人颜福庆院长起,有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学教育家和医学家老前辈,本着要办好一所中国人自己的高等医学院校的决心,始终坚持“正谊明道”的校训,数十年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爱国家、爱人民,艰苦创业,医德高尚,技术优良的优秀高级医药卫生人才,也孕育和产生了不少像胡汝彬、林志兴那样的为革命事业舍己为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上医人不但在国内外的医学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的革命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这永远是上医人的光荣,上医人的骄傲。
我爱母校上医,她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作者吴纬,教授。1952年6月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53年6月卫生部第一届高师班病理专业结业。曾任兰州医学院团委书记、附属一院副院长、内分泌研究室主任。
六十年前的回忆
黄 浔我于1942年秋考入上海医学院读书,至今已有60多年了。回忆往事,仿佛就在昨日。那年我才18岁。在校训“正谊明道”的指导及校风的熏陶下,逐步成长。当时,日军侵占上海,我校大部分迁往重庆。留在上海的部分仍由原来的老师管理。汪伪政府成立后,名义上由汪伪接管,实际上仍由原班人马按原有课程授课,伪方并未派人到学校。老师们发扬救死扶伤的医德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认真教学。当时采用全英文教学,所有课本都是英文的。经过几年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记得解剖学的教授张軻他能左右手同时画圆,每次上课前,他早早来到教室,在黑板上绘画对称的圆形,他把最枯燥的解剖学课讲得有声有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兴趣。
1944年起,受我兄黄森启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本质,了解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5年夏,开始受上医地下党吴经同志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于1947年1月加入中共地下党。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上海光复,上海人民欢欣鼓舞。但不料到10月份(那时我是四年级),国民党政府到上海接管,说我校是汪伪所管,是伪学校。命令我校停止上课,全体学生曾受汪伪政权教育,学生要接受一年政治教育,然后经过甄审才能与重庆搬回的学生合并原校。这个荒谬的决定激起广大同学的愤慨。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同学们组织起来,我被推荐为班级代表。这是八年来首次学生运动。我们和接收大员李寿雍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上医、交大、德国医学院(同济)、上商、音专、雷士德工业学校成立联合组织。我班朱镇亚同学成为六校总代表之一,一千多名大学生队伍上街游行,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各部门请愿抗议,打出“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我们的正义反迫害运动得到了上海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坚持斗争,终于取得胜利。除了安排几节国民党党课以外,其余的医学课程照常进行,和重庆回来的同学并班上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来上海接管。久受日军奴役的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多数抱着正统观念,寄予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对国事的主张认识不够。复课运动胜利以后,同学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有了初步的看法,加上对当时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贪腐行为更是不齿,但是还是缺乏理性的认识。在此情况下,在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我班组织了积极分子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样大家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地下党在我们班形成了核心,团结大多数同学,对于以后开展学生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上海各界人民和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要和平”的爱国运动。1946年底爆发了反对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初在反对美军暴行运动的基础上,改组了学生自治会。受我党影响的积极分子朱镇亚同学当了学生自治会会长。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我党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当时上医地下党支书为吴经同学。1947年5月14日,在上海医学院党支部发动下,上海医学院首先高举“反内战,反饥饿”的大旗。上海各大学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五·二〇”运动开始了。“五·二〇”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了大逮捕。5月31日我在学校被捕,我校共有6人被捕。全市共有50多人。在狱中和在其后曹家花园拘留区,我们对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学生运动有理,当局拘捕非法”,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声援。当局被迫分批释放了被捕学生。我于7月获释。当时学校当局对被捕学生要求:在校学生留级一年,待实习的学生自找医院实习,我便自行联系到南洋医院实习。1948年底,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狗急跳墙,加强镇压。当时凡被捕过的党员都要离开上海,我于11月间受组织派遣到苏北解放区华中工委党校。原定从上海撤出的同志留在党校待上海解放时再回到上海参加接管工作。但我们这一批医生、护士、医学生满怀热情要求立即参加卫生工作,因此,就分到苏北军区卫生部。
在上医学习期间,1945年上海光复后,学校接管中山医院。当时实习医生不够,五年级学生常到病房做实习医生工作,常常洗手上手术台做第三助手拉钩,也常常参加主任总查房。印象最深刻的是沈克非院长查房,真是严肃得很。每次查房实习医生要报告病历,主任拿着病历听着,同时不断提出问题考问,学生就与疾病有关的症状、病理、检查、诊断、治疗等问题一一予以回答。这是一种极好的锻炼机会。现在我也住过许多家医院,实习医生就像客人一样,不做多少实际工作,怎能培养出人才来?那时的实习医生不但要写病历,还要做三大常规。遇到查证原虫或结核菌时必须要一个小时查不到才能报告阴性。当时很强调诚实,决不能做假。如果写假报告,一经发现,将来就不能留下来做住院医师,因此养成严格求实的作风。看到现在的考试舞弊盛行,科研报告抄袭作弊的事屡有发生,我深深感到严谨求实的精神何等重要,特别对培养科学人才真的尤其重要。
1946年初黄家驷教授刚从美国留学胸腔手术回来。那时开胸腔尚属禁区,在国内尚未有人做过。我正好做实习医生,黄教授做了第一例胸腔手术,为一老妇做食管癌切除术。术前术后他对病人的检查照顾无微不至,充分体现了高度负责、爱护病人的高尚医德。从此中山医院开展了胸腔外科手术,治疗肺结核、肺癌、食管癌。以后又开展了心脏直视手术。中山医院成为中国最早开展胸腔疾病治疗的医院,成为胸腔外科治疗的中心,一直到现在。
我自1948年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到1988年离休。60年来在党的教育下锻炼成才,为人民卫生事业作出些许贡献。党的教育使我树立了革命的理想和方向。在上海医学院的学习让我学到了知识,得到了良好医德的熏陶及医学科学的训练。回忆往事,十分怀念在上海医学院校园的美好岁月,也为母校在全国解放后的蓬勃发展而欢欣鼓舞。
作者黄浔,原名黄栋,主任医师。1948年7月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曾任广东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秘书长。
抗战时期赴渝求学记
陈忠年长途跋涉为求学1940年暑假,我收到来自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单,感到十分荣幸,我将成为一名医学生了。可是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已由枫林桥华界迁入地处英租界的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内上课。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兵乘机占领了整个上海,我们已无法学习了,已在重庆歌乐山办学的上医院长决定在沪的学生即速撤离去渝,于是我们各自结伴分散离沪赴渝。
1942年4月30日,我与同班同学张耀英、胡旭初一起离沪,先乘火车至杭州,后渡钱塘江到萧山,沿途经日本兵关卡,被盘问、刁难和阻挡。幸亏我们在沪已办好“良民证”,带有听诊器,说是去沦陷区故乡行医,加上奉送香烟和巧克力糖才得以放行。出萧山到江边已属自由区,乘上乌篷船在风景如画的江上徐徐而行,经临浦、尖山,换船后抵诸暨才投宿旅店。翌晨步行30华里到苏起火车站,乘车至金华,找到学校指定的第一大站,与许多同学一起住在一所大破庙里。
多日后敌机空袭频繁,日军迫近,因此不得不全体急速离开金华,爬车窗挤入火车,才得以到达鹰潭。可那些未能搭上车的中学生却遭空袭,死伤不少。我们哀痛之余,怎能不愤恨日军的暴行。自鹰潭出发乘火车至衡阳,到学校设的第二站,住在一教会医院内,院长林谷音是上医校友,热情接待我们,膳宿免费。有时避空袭躲入防空洞,此外一切平静。自衡阳乘火车,下一处是金城江,还在建设中,棚户林立,霍乱流行,铁路轨道还在铺设,所幸凭粗浅的卫生知识,同学无一得病。
此后上公路,全仗胡旭初亲戚帮助联系资源委员会的运钨砂车,予以免费搭乘,经贵阳至重庆。此去山路崎岖,曲折多急弯,有时沿崖而行,俯视万丈深谷,令人不寒而栗。幸亏驾驶员年过四十,经验丰富,沉着稳妥,虽有时因停车时已晚而露宿车上,但一路平安,把我们几个送到重庆学校所在地。几声感谢和道别怎能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同学们见了赶紧帮助我们提行李,带路走上石阶。抬头见到横牌上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七个大字,心中顿时感到无比亲切,我们终于到学校了!那是1942年6月下旬。在歌乐山的学习岁月
校园生活巡礼:我们一到学校,两位高班女同学便忙着领我们去安顿铺位,并介绍这里的生活情况。当时,宿舍全是简陋的平房,就地取材,以粗竹杆为屋柱,石条为地基,上面铺填泥土为地;以竹片条编成墙,再涂以石灰和纸筋;用厚层稻草覆盖为屋顶。窗框为木格条,没有玻璃而是糊上绵纸,涂上桐油。这种窗透光当然差,但防雨水却还管用,开启时只需用小木棒支撑即可。我爱睡上铺,比较清静,常临窗远眺,读笔记,看家信,想念家人。我们三餐均由学校免费供应,此外生活用品如草纸和照明用的油灯、油、灯芯也都是由学校按时发到宿舍。我们的伙食很简单:早餐为薄稀饭和盐水蚕豆;中、晚餐是粗米饭,内有不少沙子、稗子,另有水煮胡萝卜或赤豆一碗,供一桌公用。每周一次“打牙祭”,是同桌合买的一碗红烧牛肉。有的同学常去校外饮食加餐,最常去的是江苏小食店,那是下江人开的,店里的牛肉面物美价廉,很合我们胃口。我们常去厨房要一碗米汤,如同喝牛奶。歌乐山冬天冷湿多雨,终日离不开套鞋和雨伞,即使在屋内,因为是泥地,也得穿上套鞋。夏季炎热,烈日高照雨水少,水很紧缺。我们用的水多是工人挑来的,每人每天只发一瓢水,约大半脸盆,十分宝贵,要一水多用。使用水的方法是先用明矾将杂质沉淀除去,首先用作洗脸,待傍晚则用作洗澡或称擦澡,最后用来洗衣服,真是“水尽其用”。男同学则自己翻过小山到龙洞湾或在井边痛快地洗一番。这样的生活磨炼,对我回上海后,以至在21世纪的大城市中仍然节约用水不无关系,水来之不易啊!学校的厕所都盖在半山,是完全蹲式或坐在木墙板上,居高临下见到一片粪坑,面上有无数蠕动的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路上见得多,已习以为常。我们带来的皮鞋破了,在重庆买的大多是纸样皮,用浆糊上去的,因此常遭鼠咬。我们只能将皮鞋挂在竹片编的天花板上,这才安全。
我们的教室:到达学校后,一直未见到教室,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上课,在哪里上课。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吃饭用的大茅草棚就是教室,这才是“多功能”的地方:三餐时为饭厅,白天是教室,夜晚是自修室,周末是图书室,节日、开大会则是礼堂。上课时,有一块黑板放在左前方,中央放着带有两个小屉斗的长方桌就是讲台,用餐的八仙桌和长板凳即是课桌椅。不久,学校在山顶建造了两座长方形的教室和实验室,那是砖瓦屋,有明亮的玻璃窗,成套的课桌椅。有一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也在山顶的砖瓦房内。课间休息时,每个同学都有一架显微镜,成绩在前三名者给予使用质量最好的显微镜作为奖励。山上还有放置标本的小屋,内有老师们精心收集的地方病标本和教学用标本。
老师和学生:上海医学院虽在内地,且时值战争,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是学校拥有一批真才实学,经验丰富,教学有方,教书育人的老师。大多数老师是经过留洋深造的医学科学家。在前期基础医学中最早学习的科目是化学和生物等。化学老师郑兰华十分重视化学课的实验操作,即使有助教,他也必亲临实验室,对学生的实验操作逐一检查,看他们是否学到了基本功。生物学老师陈世的讲课条理清楚,英语发音清晰,讲述速度适中,边讲边在黑板上绘图示意,使学生能全部用笔记记下和理解,感到学得很扎实。人体解剖学老师齐登科,他师从张軻教授,承袭了张教授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出浅层至深层解剖的立体状图解,齐老师找某一支血管、神经准确无误。组织胚胎学老师王有琪对胚胎各器官不同的发生、演化之复杂过程,了如指掌,随口可讲。王老师对神经解剖学更是专长,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结构,不论是外观、剖面,自大体到镜下,其名称、部位、与周围的毗邻关系都是滚瓜烂熟,令人折服。病理学老师谷镜汧热爱专业,不顾多大的困难,想尽办法为教学和科研积累了不少地方病标本、罕见标本和典型标本。难怪后来他听到装有标本的轮船返沪途中遭难,沉于长江时,他伤心得流泪了。寄生虫学老师毛守白为了让同学喜欢学,学得好,自己画了许多虫体解剖及生命周期挂图。他后来成为上海中科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药理学老师张昌绍,兼任中央实验卫生院(相当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他将从那里的资料中获得的新的药物知识也介绍给我们。
后期临床医学的老师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教外科学的沈克非老师。他的讲课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警句十分强调,要我们牢记,如急腹症在诊断未明确前,绝对禁忌用镇静、麻醉剂。讲课中有生动实例来加深印象,也有应用日常所见所知的来比喻疾病症状,常以幽默的语言来调和课堂气氛。在临床总查房中,给我们不少宝贵的经验,他不时地考察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使我们在查房前夕不得不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免被考倒。儿科学老师陈翠贞一口流利英语,讲课时从不看稿,而其内容完全与当时HOLZ所著儿科学相符。内科学老师钱鰆在讲阿米巴脓肿的诊断时,强调医师应从抽出的脓液详细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使我们终生难忘,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深体会。
当时在歌乐山任教的还有应元岳、冯德培、黄家驷等教授,可惜我们班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讲课。在抗日战争时期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任教老师们,不论前后期都有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是忠诚于医学教学事业。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尽心尽力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次实验。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他们常说今日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治病救人的医师,不能出任何差错。后期临床教学老师在带教、传授临床知识和经验时不遗余力,各级医师层层带教,坚持不懈。其次是耐得住清贫寂静的生活。不少老师是远离亲人,随校内迁歌乐山,有的是举家落户山区。生活虽艰辛,清苦度日,但没有一位教临床的老师想到悬壶行医,以弥补生活之不足。他们秉承创办人颜福庆博士倡导的“不为名利,只为病人”的精神,并代代相传。
当时上课都是用英语讲解,我个人的理解是当时国内的医学院如协和、湘雅、华西、齐鲁、同济等都是洋人或国外教会办的,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医学院,尚缺乏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书籍,因此老师们应用英语讲课更为方便。
由于缺乏书籍、参考书,我们把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述、解释、图解一一记下,笔记本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因此听课时必须全神贯注,尽量一字不漏地写,然后再整理。因此形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系列学习步骤。我们把笔记本作为学习的命根子,所以每次开学前,大家忙于买纸订本。那时内地廉价纸粗糙,如同草纸,吸水性很强,纸又是浅褐色或淡红色,因此用墨水很费。我们的墨水用粉末冲成,为节约而冲得很稀。但我们也珍藏有少量白色道林纸,只是在听最精彩的课时才舍得拿出来用。在重庆的学习生活使我们至今爱惜纸张,从不丢弃尚有空白之处的纸张,正反面尽量利用。在歌乐山上课时,我们班上还来了八九位香港大学的医学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有一批港大医学生,不少是印尼华侨后裔,由他们的英国老师妇产科专家王国栋(Gorden King)带领,辗转内地,投奔上医,可见他们慕上医之名,对上医情有独钟。昔日富家子弟,今日落难学生的港大同学,还是很乐观,愿与我们一起在歌乐山学习。他们常苦中作乐,喜欢坐茶馆,虽囊中羞涩,但如其中一人卖血所得,也必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加加油,有福共享。
夜自修:如上所述,大饭厅在晚上是学生的自修室,学校备有汽油灯照明,可是常出故障而熄灭,倒不如自备照明可靠。经济较好的同学自备煤油灯,或两人合一灯。也有用乙炔电石灯,但点时挥发气味难忍,很少有人使用。其次一类是用蜡烛照明,在宿舍内自修。第三类在油灯下自修。第四类是干脆早早入睡,待明天早起到校园在自然光线下早自修。我则采用第二、第四类办法。尚有一类特殊办法,是三五成群,在白天带上笔记本到茶馆去,边喝茶,边复习、讨论笔记和上课内容。这种独特的自修方式是港大学生发明的,他们的笔记本订得如日记本那样小,可放入口袋,随时取出来复习。当然他们记的内容比我们记得简单而扼要。
后期或临床学习:它是医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分为见习及实习两个阶段,在病房、门诊等处,由临床医师带教。当实习医师时,食宿都在医院宿舍。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就在歌乐山的中央医院,闻名遐迩。除了当地老百姓,还有不少当时政府要人或其家属来院治病,周恩来总理也曾住在这所医院内治过病。医院后来又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石砖屋作为手术室,曾有美国来的外科医师为病人施行手术。
当时临床的主治医师除了治病、讲课外,还担任临床的检验工作,如朱益栋老师兼任检验室主管。他除了去病房、门诊、教室外,整天在化验室工作。肺科孙忠亮老师自己为病人做胸部X线透视。就是我们这些实习医师也包揽三大常规的检验工作:数血细胞,测血红蛋白,查白细胞的分类百分数,血片中找疟原虫、螺旋体,甚至黑热病的利多小体,还要找粪便中的蛔虫卵、阿米巴原虫等。每个病房都有一个检验室,内备有显微镜、酒精灯、试管、血细胞计数器、比重计和一些常用的试剂,但照明的还是油灯。记得我轮转到内科实习时,一个下午收进10个病人,急待明确诊断。我忙得不亦乐乎,问病史、体检、写病历、采血、做三大常规,夜晚独自在油灯下找疟原虫、回归热螺旋体和阿米巴原虫。终于在晚上10时过后一一确立了诊断。虽已精疲力竭,却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做医师的欣慰。在外科实习时,参加中小手术时,我们实习医师要做护士工作,选手术器械,在手术台上要穿针,递手术器械等,要求快、准、稳,十分紧张。那时在医院不论职位高低,往往都需要做一个“多面手”。
学术空气:尽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西南山区,但是上海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学术空气还是很浓厚的。在医院里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称为C.P.C.),经常有学术上的交流活动。每周一次医院内各科的总查房是由主任医师带领全科各级医师进行,这对我们实习医师、各级住院医师来说如临考试,需要在前一天复习病史,复查病人,再做一次三大常规,测血压及其他理论准备。当时的助理住院医师规定要到其他有关科室进修和工作一个时期,如外科医师需轮流到病理科做助教工作半年至一年,在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的放射科医师首先要到临床病理科工作一年。
课余生活:歌乐山是山区小镇,没有影院,只有小的川剧场,我们听不懂。所以同学们自己组织歌咏队,也只是在节日才一展歌喉,庆祝会上都是自编自演的话剧。我们同学中有男女“高音歌唱家”各一位,他们是黄主精与史丽德,我们班有主编和演话剧的爱好者周世恒、周毓棻,还有一些善演滑稽戏的人才。春光明媚时,常全班出游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或去歌乐山旁临山谷处野餐,会在黎明之时爬上歌乐山狮子峰山脊观日出,俯视嘉陵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难得在假期中也会二三人一起下山到沙坪坝中央大学看望中学老同学,也不怕归途中需爬上千的石阶。“劈兰”也是十分有趣的玩意。周末,想吃磁器口的特产花生和橘子。谁去买?谁出钱?于是大家去“劈兰”,即在纸上随便画几条斜、曲、直线,一端写明钱数,捡到“免费”纸条者则需要跑腿去采购。假日时有不少女同学自己买些菜自己做,最实惠的是买些花生、豆腐干、辣酱,讲究些则加上肉丁,几个人合煮一大碗,以备佐餐之用。每餐只需一汤匙即可下一二碗饭。不会煮菜的也有简便办法,即准备酱油、麻油各一小瓶,扎在一起,吃饭时用此调味拌食,其味美鲜,十分下饭,可谓既价廉物美又方便。难得几个同学,买些鱼、肉,由能干的同学掌勺,烧些拿手菜,其他人做洗菜洗碗等差使,有时也请男同学来做客。每当这种场合,肚子被撑得不能再饱了。
牢不可破的友谊:在重庆期间有的同学得了结核,染上伤寒、肝炎,住进病房或隔离疗养,同学们都是远离家人,最需要同学的关怀和安慰。我自己在四年级时患了肠炎,没有住院,每天自己到半山腰茅房拉稀达10次左右,身体软弱无力。此时我同班同室同学周溶挑起了照顾我的担子,她出钱买鸡蛋,又自己煮,以给我补营养。那时我们只能在油灯、酒精灯上以废食品罐当小锅煮此简单食品。半月后我才恢复。还有一位港大印尼华侨同学黄基识患了结核,单独一人在小隔离室,在重庆,他除了同学没有其他亲人,胡旭初每天去看他,或带些自己省下的食品如橘子、花生给他。过后不久,周溶患骨髓炎住入外科病房,病程缓慢,且无法起身,我每天去病房看她。她父亲在渝工作,故经济不成问题,我只需帮忙购买些营养菜。我每天到山下街上饭馆买一盆炒菜送到病房。一年左右后,她患病处排出一死骨而告痊愈出院。在艰难中建立的友谊是最为可贵和牢不可破的。
告别歌乐山:歌乐山下艰苦而愉快的日子是难忘的,但我们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据说歌乐山的松林里埋有被害革命志士的忠骨。离歌乐山不远有渣滓洞、白公馆,有两个学生因路过那里误入“禁区”而失踪了。当我正在重庆市立医院妇、外科实习时,那里发生了校场口事件,使我看清、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学校内大张旗鼓宣传青年军,同学中有不明真相、热血方刚的青年报名参加。1945年比我们高一班同学提前毕业奉命调军医署工作,这在“文革”时,成为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军官的理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军胜利而告结束,我们归心如箭,为回上海而做准备。离开歌乐山前,不少同学、老师摆了地摊,卖掉些不用的衣物用品,以补贴旅途所需。1945年下半年歌乐山大放光明,有了电灯,可是我们却要走了。我与外科病房医师、护士同行。归途中并非一帆风顺,搭乘卡车时,遭国民党军队士兵强行爬车搭乘,我们说已乘不下了。这一拒绝招来了祸害,那些兵记得我们的车号,要实施报复,在下一站要强行拉人下车去受鞭打,经我们全体苦苦哀求并道歉才平息。之后我们经陕西省宝鸡、西安和河南洛阳、江苏徐州等火车路线,再渡江到南京返沪。火车陈旧不堪,一路摇晃行驶,还常走不动,一停几小时,男医师们和交大男同学都曾下车推火车。一位交大学生还在那里墙上写着“交大学生在此推火车”的字样以表留念。有一次,火车乘不上,我们也曾露宿站台,经过四年的锻炼,这又算得了什么!
1946年4月回到上海,见到父母、弟弟,不免喜极而泣。稍歇一两天后便到海格路上海医学院附属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以补足最后两个月的妇产科实习课程。以后我一直以医院为家,周末才回去看我父母,从不住在家里,直到我结束总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自己成家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医学院保持了原有的不为名利、脚踏实地、朴实严谨的校风并继续追求卓越。她成立以来,为祖国培育了众多的医学精英和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并在国内外医学院中赢得声誉。看到今日上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在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学习是多么幸福,请大家珍惜医学院学习时机,为祖国的救死扶伤医学事业做好准备和做出贡献。
作者陈忠年,上医病理学教授。194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系。
难忘的歌乐山岁月
王鋎兰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表姐已读湘雅医学院五年级了,我很羡慕她学医,自幼立下了志愿要学医。63年前,即1944年,我梦寐以求地考进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据说是60名考生仅录取1名医学生,确实很不容易。自此我下定决心,要勤奋努力,向上攀登。
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上,离重庆约30公里。当时乘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沿成渝公路到达歌乐山镇上。车停下后,就有10多名挑夫为我们新到的学生肩挑行李。约走了半个小时,就见到山路,走上一步步沙石级,看见了一块白底黑字竖立的横牌,上面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心中激动万分,终于到“家”了!记得走到半山时,忽见一学友和挑着学友行李的挑夫,于是我们结伴而行(学友是金为翘),去校区报到处注册。学校给我们安排在同一寝室,我们两人从此成了同出同进同读书的好朋友。寝室分内外两间房,每间房有3张上下铺,各住5人。内间是低年级学生,有金为翘、我、黄绛华、金蕴华(药科二年级)和一名只读了半年的插班生。外间是五年级学长,他们是陈忠年、周毓棻、周溶、秦锦荭和叶应妩。学长们对我们像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诸如吃饭打水,晚上点油灯等都加以指点,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迄今,我们见了面还很亲热。
我们宿舍前面也有房子,那是老师住的,记得有耳鼻喉科的王鹏万教授,他家有钢琴,不时地还会传出优雅的琴声。另一位是生理学冯德培教授。当时师生校舍都是同样简陋的竹片泥巴墙结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
据高班同学说,在歌乐山中部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所在地,其中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监狱及刑场。高班同学告诫我们不能随便在歌乐山半山处走动,曾有某学校的两名学生,从歌乐山下爬山走在半山时,误入了中美合作所地盘,被特务抓起来。敌人为了不致泄密,将他们永远监禁不放出来,这是何等地可恨又可悲。这使我们非常害怕,不敢在歌乐山往下边走,只能往上爬。生活苦中又作乐
我们的校舍是竹片内外糊泥巴建造的墙,天花板是芦苇席,冬冷夏热。冬天风会钻进室内,夏天不断受到蚊子、臭虫的叮咬。我们称之为“飞机”、“坦克”的袭击。幸而厨房每两周供应开水浇烫木床,再用DDT调糊嵌缝隙。但臭虫还会藏在墙和芦苇席里,不可能彻底消灭。夏天只能用蚊帐防蚊,才能睡个安稳觉。
我们的寝室有南北各一扇窗,住5个人,沿墙安置了3张上下铺,一张上铺放杂物。寝室中间放着5张双屉小木书桌,室内空间就所剩无几了。
伙食可达温饱。男女同学都在一间放着约20张八仙桌的食堂内站着吃饭,8人一桌,每桌一大海碗菜,主要是空心菜或煮蚕豆,有时有炒鸡蛋。桌长把菜分成8份,每人一份,每半个月有一餐打牙祭,吃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饭是“八宝饭”,其中有石子、秕子、鼠屎等,饭盛在食堂的几个大饭桶内。我们女同学吃得很慢,等到添饭时,已是桶底朝天了。以后女同学互相传经,就是第一碗饭装半碗,吃完后第二碗可装一碗,这样就可以吃饱了。
在歌乐山上是“水电煤卫”均无。自来水不可能有,平时用水都靠山泉,学校雇了当地的老百姓每天到几里路外的山泉汲水,挑到厨房供炊事用,也倒入宿舍旁半埋于地的特大木桶内,我们用脸盆舀水。如果炎夏水源枯竭时,我们特别节约,一盆水从早到晚用于洗脸、刷牙、洗碗、洗脚等。凡教学实验中需用蒸馏水,都是老师亲自蒸馏制取。歌乐山上没有电灯,晚上我和为翘共用一盏桐油灯。为了节省灯油,我们只用了2根灯草点燃的桐油灯,挑灯夜战下来,两个鼻孔都被桐油烟熏黑了。每当这时我会想起我在国立十二中读高中时期,在辉煌的电灯照明下读书的情景!在歌乐山我们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我们读一年级时,高班同学告诉我们,上医学生患肺结核的约有15%,当时有句流行语:“一年级戴眼镜,二年级备痰盂,三年级就咯血,四年级睡棺材。”我们听后,真是不寒而栗。
尽管生活苦,我们仍会自找乐趣,苦中作乐。每逢阳光普照的周日,我和为翘两人拿着书包和毯子,爬上了更高的一层山峰。举目眺望,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满目苍翠的竹林和松树;重重叠叠的高山,一个峰倚着一个峰。我们将毯子铺在石头上,人坐在毯子上,全身沐浴着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眺望那明静的远山,绿色的山顶。我们背诵着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英文术语及血管、神经的走向。休息时吃着花生、蚕豆和地瓜,唱着熟悉的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此时此刻,令人神往。真是令人难忘的歌乐山啊!
忆及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晚上,月亮出来了。我们1944级一些同学兴致突发,爬到歌乐山上赏月。忽有人吟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我们好像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见凡尘。在清澈的圆圆月亮下载歌载舞,好像到了极乐世界,欢欣跳跃。山巅上有一座庙宇名为“缙云寺”,对我们十分神秘,真想许个愿,请菩萨保佑我们考个好分数。此时我不禁想起高中三年级时与同学们在中秋节赏月之际,在操场上,守到了半夜12时,每个同学都在许愿。我心中默默念道:“天门开!天门开!许个愿!考取上海医学院!”果然天从人愿,让我考上了。月中嫦娥还真灵验啊!正在冥想之际,月亮的影子偏了,我们才尽兴地从山巅一步步地下到校舍,继续深夜读书。读书苦乐在其中
我们1944级学生进入上医,在开学典礼上,朱恒璧院长重申我院“正谊明道”的校训,教育我们“认认真真做学问,清清白白做医生”。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对生活和安危关怀备至,教育我们毕业后不能私人开业,而要做一名好医生。朱院长讲话后,分别有物理、化学、生物、解剖、高等数学(微积分)老师亮相讲话。总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果然,第一学期开学时有108名学生,到二年级时剩下52人,三年级只有30多人了,这数字反映了上医严格的淘汰制。
记忆犹新的是我在读一年级的三位老师,他们上课、实习、提问、小测验、考试、答题全部用英文。教物理的陶士桢教授搞雷达设计,上课时经常讲一些国防上的尖端技术有关理论,真是精彩。迄今,我还记得他介绍应用密氏雾室测定单个电子重量的实验,构思巧妙,这在当时是一项划时代的贡献。他每堂课都要提问,如答不出来就站在座位前,一直到有人答对了,才一起坐下。有一次站起来有1/4的学生,眼见我也要被叫起来了,忽然站起来一位大救星,他是我校一位老师的儿子,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二年级学生,因生病休养来旁听的,他自然是对答如流,解脱了前面站着的学生,幸而老师不认识这位学生。
教化学的主任郑兰华教授,人较矮小,但每次上课和实验时,他都穿着笔挺的灰布长衫,两边袖口均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口,让我们耳目一新。在分析化学实验时,定性和定量分析都是按照大学理科要求,用的是英文理科教材。金银铜铁钾钠钙镁等无机元素的定性无一遗漏,定量实验的误差范围,都有严格的要求。教育我们要节约试剂和每滴蒸馏水,每次实验只领得一小瓶蒸馏水。除了助教黄量带领实验外,郑教授每次实验均在旁指导;他的要求实在是太严格了,只要他走到身边,人人都有些紧张,生怕操作有误,有时也难免要课后重新补做实验,我就重新补做过一次实验。抗战胜利后,郑教授担任了重庆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主编了一本化学大辞典。
教生物和比较解剖学的老师是陈世教授。他对学生既严格又严肃,每次上课开始5分钟有小测验,到了5分钟,考卷由最后一排学生传至第一排学生,然后送到讲台。如果到了时间第一排的学生还没有将考卷送达讲台,陈教授说:“停止传送”。坐在这一竖行学生的考卷全部拒收,也就是说都得零分。几次以后,全体学生都不敢将考卷耽搁在自己手中,即使答不出,也只得往前排传送。有的同学经过几次得零分后,就不得不转至其他学校就读。因为上医开学早(9月1日),有的学校开学晚(甚至晚到11月1日),而当时能考上上医的学生也会同时考进其他学校。
读书是很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在歌乐山的两年中,读了全部基础课和部分的医学基础课,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真是其乐无穷。正如庄子名言:“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清代郑板桥有一句名联:“咬几句有用书,可以充饥;养数竿新生竹,直似子孙。”这个“咬”字,把读书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风貌表现得活灵活现。老师教书又育人
齐登科教授是使人终生难忘的解剖学老师,他待我们如同亲生子女。课堂上讲解生动精辟,黑板上双手迅速绘制解剖图,尸体解剖实习课时事必躬亲地精心指导和答疑。每逢我们找不到神经和血管时,他一刀下到深处,立即取出,令我们敬佩不已。在上骨骼课时,需背诵全部英文术语及结构走向,且必须有实物对照。为了使得每人有一套尸骨,他带领学生在歌乐山上遍觅荒野枯骨,用碱水煮后消毒。其中,尤以骷髅头骨最为复杂,诸如三叉神经需要穿过面骨上的三个洞,分别均有不同的部位和术语,因此,需经常将头骨置于枕旁复习背诵,有时甚至伴我入梦境。此外,还需多次操作解剖尸体。当时每两个同学分配到半具尸体,我和为翘两人晚上自修时,经常在晚上到放有10多具尸体的解剖室,有几次山上忽刮大风,桐油灯微光晃动,宛如墓地萤光,真是阴风惨惨,毛骨悚然。每当此刻,齐老师忽然雪中送炭,悄然而至,对我们满腔热情,精心指导,诲人不倦。他除了要我们熟练掌握基础医学解剖学中的毗邻结构外,还对我们晓以为学和做人之道——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知难而进,刚直不阿等。他还劝导我们来日方长,早些就寝,健康至关重要,不要像他一样患了肺结核,体弱多病。时至今日,63年过去了,齐老师虽已谢世36年,但他的治学精神,为人师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他倾吐的心声之言仍萦绕耳际,受惠终生。
1945年在歌乐山时,每周开一次纪念周会。齐老师在会上讲时事说:“时局动荡不安,我们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别的我不晓得,共产党我也不懂,但现在国民党刮得老百姓既无吃也无穿,我是知道的。”由此,齐老师被列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当时有几名地下党学生(如陶熙,吴英恺等)已被学校除名,他们拟去抗大读书,齐老师将身边仅有的钱支援他们,但还不够,又去信给在重庆开诊所的同学李书箱借了50元,并在信上说,此钱由我来归还。可见齐老师具有何等的勇气和高尚的品质。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地迫害进步人士,齐老师与很多进步教授一起参加教授联谊会,组织护校活动,在上海刚解放时被推举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教授代表。齐老师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今年已83岁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们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始终教诲着我,激励着我,歌乐山上的老师们为我们打下了读书的基础,他们光辉夺目的品德像火炬将永远燃烧。
作者王鋎兰,劳动卫生学教授。1950年7月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曾任上医卫生系总支书记及副主任、上医图书馆馆长。
上医对我国现代医学的历史性贡献
范维珂从踏入上医枫林桥大门求学伊始,至今已过去整整60年。这60年中,我在上医10年,其中5年求学启蒙,5年教研深造,其余50年在重庆医科大学(简称重医)参与建院和教研至今。上医在我的脑海里铭刻着深深的烙印。世界对于伟人的记忆不因时光流逝而淡漠,我们以上医为骄傲,以做上医人而感到光荣,永世难忘。上医有什么值得怀念、值得留恋的呢?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上医艰苦创业,有过许多坎坷或辉煌的经历,但我感到它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有二:一是它是国人创办的我国公办的一所现代医学院,启蒙中国医学于黄浦江畔;二是它全面支援了重庆医科大学的建院与发展,两次推进西部医学的提高,影响广泛。国人创办的现代医学院
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有名师大儒集中的地方。这是大学最重要的标志。20世纪初,中国尚无完整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1927年9月上医的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成立开学,是为我国国人创办的现代医学院,并以“正谊明道”的崇高医德为立校之魂。但在办学初期仅有教师9人,职员3人,历经颜福庆、乐文照、高镜朗、朱恒璧等领导的多方努力,合并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现上海华山医院),募捐创建现上海枫林桥中山医院,聘请有名的中外医学专家,加上最初几届毕业生的留校、留学、任教,虽在其间曾因抗日战争颠沛流离于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办学却从未中断,师资力量不断发展。当我在1947年考入上医时,教职员工已增至百余人,实习医院的名气亦在上海名列前茅,任教的基础与临床教师都是当时国内一流。他们大多住在校门旁边平江路宿舍的小楼里:1号是肺科吴绍青教授,2号是生理学朱壬葆教授,3号是生理学徐丰彦教授,4号是病理学谷镜汧教授,5号是生物化学林国镐教授,6号是内科林兆耆教授,7号是耳鼻喉科王鹏万教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教授,9号是药理学张昌绍教授,10号是外科沈克非教授、儿科陈翠贞教授。加上住在校外的公共卫生学颜福庆教授、耳鼻喉科胡懋廉教授、传染科钱鰆教授、放射科荣独山教授、皮肤科杨国亮教授、妇产科王淑贞教授、眼科郭秉宽教授、流行病学苏德隆教授。真可谓“名师云集,学科齐全”。他们曾留学美、英、德、奥,热爱祖国,学有所长,勤奋教学,成绩卓著,都是国内该学科的奠基人或带头人之一。他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核定的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曾对上医的领导说:“上医的专家教授多啊,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虽然他们现在大多已辞世,但留给我们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十分深刻。
在教学中,上医十分重视用英语教学。1947年我们进校时,虽只有半年普通英语课程,但同时开课的,如数、理、化、生物等基础课程都用英语或双语讲授,听课记笔记,课后参阅英文原版教材,经常要进行小测验。长此以往,使我们英语进步很快,由此既掌握了医学知识,又获得了探求知识的重要工具,对我们以后的提高帮助很大。其总体效果可以从当年我们考入上医的同班30位同学中,有4位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名师云集在教学上带来的效果是教学认真、严格要求。如外科学教授沈克非给我们上“炎症”总论时,语言“精雕细刻”,使我们不忍漏记一个字,带我们外科临床示教,分析“大腿肿块”的鉴别诊断时,循序渐进、步步深入、逻辑合理、水到渠成,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内科教授林兆耆查房分析“腹痛”病例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触类旁通,相关疾病无一遗漏,使我们懂得了如何分析综合,诊治疾病。解放前没有统编教材,但老师们的讲授,内容丰富、逻辑合理、重点突出、结合实际,这些讲稿就成了我国最早的内外科教材。如沈克非主编的《外科学》与林兆耆主编的《实用内科学》等,以后就在全国广为流传。不仅临床学科如此,基础各科亦然。毕业后我被留在上医病理科,当时,上医已成立三个研究所,即病理研究所(由谷镜汧教授任所长)、药理研究所(由张昌绍教授任所长)、生物化学研究所(由林国镐教授任所长),均招收研究生。谷镜汧教授是我进入病理高师班的启蒙老师,为人谦逊,循循善诱,对一个疾病或一例解剖,总是要追根究底,寻找科学根据,凭他长期的病理实践经验,对病人的发病及死因总要弄得一清二楚,结合案例,给临床提供参考,提高医疗质量。使我认识到“病理解剖是发展医学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之一”。后来虽然我因工作需要从事病理生理教学,病理解剖知识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形态学基础。谷教授非常重视病理标本的累积,一有可用于教学的材料,就做成标本,所以我们学习病理时就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特别生动,有助于记忆理解。他对每一个标本都如数家珍,深有感情地给我们讲解。1955年3月14日他立下身后遗体解剖志愿书,为医学尽最后的贡献作出榜样。谷教授编的教材《病理学总论》,篇幅不大,但句句含义深刻,图文并茂。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对于这些既有理论又擅长实践的老师,上医当时有条规定,都是专职,临床医师亦不能在院外开业,而是一心一意专志于教学、医疗、科研,所以其专业学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上医不仅建成其强大的师资队伍,而且还不断派出师资,支援其他院校,如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院,为大连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新疆医学院、苏州医学院的壮大,亦派出得力骨干师资,这些师资以后都成为这些院校的教学、医疗支柱。所以,学校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上医在创办我国公立的现代医学院,乃至在沿海、新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次推进西部地区医学的提高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所作的贡献。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主要校舍被日军强占,上医内迁昆明白龙潭。1940年10月因昆明时局紧张,又奉教育部令迁渝,选址于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与中央医院及宽仁医院合作,于1941年1月开始招生,朱恒璧任院长。先后建成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教学基地、药科、医学专修科、护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班,继续出版《中华医学杂志》,修建病理室,大力推广病理解剖研究。当时的上医有医务人员137人,病床218张。当地反映歌乐山时代的上医教师可谓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想活跃”。“令人敬佩的是在当时的实验及临床设备简陋、图书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仍意气风发,启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医学教育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与教育工作者群体,他们的精神将永留史册。”在重庆期间,虽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多数教师都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来到重庆,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与山城人民共度国难。同时师资队伍亦经过各种锻炼,不断壮大,为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上医师资力量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为发展中国西部医学教育,曾计划将上医整体迁往重庆。上医党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全迁”或“分迁”两套方案,认为上医宜留在上海发展,但必须全力支持中央发展西部医学教育的正确决策。于是,经中央同意上医留在上海,由上医出人出钱出设备,在重庆独立援建一所医学院,这就是重庆医学院,即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重医的建院一开始,就受到上医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年10月至1957年1月由上医陈同生院长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曾多次来渝考察部署。1958年9月又调上医钱鰆副院长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师资全部来自上医的基础、临床及后勤各部门。按当时学校确定的原则,各教研室和部门按年资、职称排队,单数留上医,双数支援重医。从教授到教辅人员一应俱全,教研室设置、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图书馆现刊、过刊,亦同上医照样配套,所以教师、医师一到重医,即可顺利开展教学、医疗工作,而且在两校相应教研室之间,继续进行相互交流。这个被称为“母鸡生蛋”的方式,历经整整50年的建设和发展,重医现已成为一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以医学为主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在西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1956年重医初创时设有2个系、2个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儿科医学),招生434人,教职工351人。至2005年学校已发展成为设有8个学院、11个系(部)、五年制本科专业25个。已招收七年制学生七届。有附属医院4所、非直管附属医院5所、教学实习医院15所,形成比较完善的临床教学实践基地网络。在校学生17250人,其中博士生293人、硕士生1271人、普通本专科生6592人、应用技术学科学生5235人、成人教育学生3758人、留学生101人。现有教职工4834人,其中正高255人、副高764人、讲师中技1498人。有100余名专家教授分别担任多种统编教材的主编、编委及国家、省、市各级学术团体负责人;有112名专家、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1年在全国首批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年建立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现有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流动站授权点分别为51、26、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自1978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及部、委、省等各级科技成果奖511项。独立研制的超声聚焦(刀)肿瘤治疗系统属世界首创,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仪器,2000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现已实现产业化,该设备已出口亚洲、欧洲,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饮水思源,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中央、上医领导的大力支持,重庆医科大学历届党政的正确领导以及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更不应该忘记的是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间,上海第一医学院向重庆医学院调出了400多名院系领导及教职工,包括教师、医师260人(教授有:钱鰆、陈世、左景鉴、林春业、司徒亮、郑伟如、陈家镳;副教授有:王永豪、王英彤、王鸣岐、石美森、包鼎成、刘约翰、朱祯卿、毕婵琴、李宗明、李韵笙、严家贵、吴祖尧、吴茂娥、居秉菁、胡鸿仪、黄似馨等),教辅医技60人,护理52人,党政后勤30人,他(她)们秉承了上医的优良传统与严谨治学的校风,以“严谨、求实、勤奋、进取”为重医校训,刻苦努力,经历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艰难险阻,团结一致,为发展我国西南地区的医药卫生工作做出了贡献。他们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两鬓染霜,甚至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有的已辞世。
2000年4月随着国家高校体制的改革,上医与复旦大学强强联合成新复旦大学。在2006年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王生洪校长及彭裕文副书记等各级领导干部12人来渝参加重庆复旦上医校友会,庆祝复旦百年校庆,看望百岁的重医名誉院长钱鰆教授,并与当年上医支援重医的老教授们座谈。座谈会上彭裕文副书记指出:“他们是艰苦奋斗的一代,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一代,他们是作出牺牲的一代,但是他们没有后悔,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从1956—2006年,重医已走了50年的历程,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王卫平教授率代表团参加重医50周年华诞,并为钱鰆名誉校长铜像揭幕。揭幕仪式上,王卫平深情地指出:我们不能忘怀为重医的发展而奋斗终生的钱鰆教授与老一辈的专家教授们!今日在此树立铜像,具有深远的意义!铜像是一个标帜,它象征着钱鰆教授与一代重医人的创业精神;
铜像是一个召唤,它号召未来重医人继续勤奋前进、勇攀高峰;
铜像是一个鞭策,它督促人们要像他那样严谨求实、谦虚谨慎;
铜像是一个承认,它反映了后世人对事业作出贡献前辈的肯定。
这些讲话,既是对重医建院的肯定,亦是对上医以人为本,培养人才,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见证。现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重庆直辖已10年,为西部地区实现科学发展探索了新路。愿我们的母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更优越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范维珂,教授。1953年3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留校任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助教。1958年赴重庆医学院建院,后任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兼任重庆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副主任、肿瘤病理生理研究室主任。
一段鲜为人知的上医院史
李金钟在缅怀陈同生院长之时,重读他的革命生平,回忆他领导上海第一医学院期间的种种事迹,不由得心情十分激动。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无私无畏,一心为国家利益献身的老共产党员的具体形象。
我有幸曾经在他直接教诲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回忆及此,仅追述他在任领导期间鲜为人知的一段院史。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全面撤走专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我国政府提出备战备荒的政策以应急变,当时卫生部决定加强医学备战的措施,要求除军事医学院校外,地方医学院也应建立三防(即防原子弹、防细菌战、防化学战)等军事医学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并推进“三防”医学研究。陈同生院长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在他的领导下,我院成立了相关管理机构,抽调部分青年教师作为骨干,并在1960至1961级应届毕业生及工农卫生系干部学员中选拔一批人,陆续建立了几个研究室,同时筹建相关专业。先后建立了内涵为防化学战的“第一研究室”,防细菌战的“第二研究室”,将分散在各附属医院的放射性同位素临床人才与医学、卫生学、药学等方面的人才结合,组成了对外称为“工业卫生研究所”,也就是以后的“放射医学研究所”,将研究特殊环境(即针对航天及潜海医学)的研究室代号定为“生理卫生研究室”。在这基础上,学校建立了放射医学专业、毒理学专业及特殊生理专业,先后集中了八九十位师生,边学边干边建设。
在组建过程中,陈院长对外与军事医学单位联系协作,对内规划各研究室、所、专业的人力物力建设,并在初期兼任工业卫生研究所所长,亲自督促筹建。同时院党委领导班子中也进行分工,领导这项运动。指定财务、设备、人事、保卫等有关部门均安排专人给予有力支持与保证。我被从教研室抽出,到科研部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管理。
当时我们分别与解放军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医学研究所以及军医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签订协作计划,承担军事医学中有待解决的科研问题。各室先后抽调出多批人员到协作单位培训、学习,参加他们的科研工作;到军事现场观摩、了解问题,体验军队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潜艇的环境卫生问题,特殊兵种的营养问题,防疫问题等等。并将这些问题带回学校进行科学试验。在实践中教师自编教材,培养专业学员。
由于军事医学的教学、科研保密性强,在地方医学院内进行该项工作,不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受到限制,也不可能调动起全面的精锐力量,因此,历经两年多的努力,根据实际情况,学校最后决定除放射医学研究所外,中止了全面的“三防”教研组织。然而应该看到,这段工作为我校在有关方面的教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从事的科研项目虽然还是军事医学的边缘问题,难以深入,但涉及许多学科,如环境卫生、流行病学、营养卫生、药物合成、毒理、生理、病理、放射医学等各个方面,引导了青年教师联系实际,开阔眼界,掌握和应用新技术。学校在这一时期,添置了不少新的设备,如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化学分析仪器、放射性测试仪器等,建立了放射性钴源室以及诸多实验室。尤其是一大批师资得到锤炼。追溯他们成才的根源,当年抽调出的青年教师及学员以后都成为我校教学、科研的精锐骨干。两年间,放射医学专业培养了两届学员,毕业后输送到全国各地成为放射医学的生力军。
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军事医学的机密,科研、教学成果不能公开发表,校史档案中也难以寻觅。如今时过境迁,有些历史是可以公布于众了。因此,在庆祝上医创建80周年之际,我根据个人记忆,并与有关同志交流之后,将此段校史作一个简略的介绍,并以此向上医,也向陈同生老领导献上崇敬怀念之情。
作者李金钟,研究员。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自1957年在上医解剖教研室任教,曾任上医大科研处处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照亮心灵的烛光——访上医的第一位地下党员
周国民2007年7月11日上午,已94岁高龄的郑思竞教授,像往常一样又一次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师母商医生则形影不离地紧随其后。
还没等郑老落座,我就拉着他的手,凑近他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要带他去看贴在走廊橱窗里的“九号楼通讯”。没想到,郑老劈头盖脑地对我说,他已经看过了,今天就是要来跟我谈这个刊物的事情。他说,不要多宣传他,要多宣传年轻人和其他的同志。
然后,他坐下来,问我是否认识“林平”这个人,怕我听不清楚,他就一笔一画地写在纸上。我的确对“林平”这个名字不甚熟悉,就照直回答了他。
郑老告诉我,林平原名王书圣,他不仅是解剖科的第一个技术员(1931—1942年在解剖科工作),也是上医职工中的第一位地下党员,还参加过新四军,曾任华山医院的党委书记和济南公安分局副局长等职。郑老还告诉我,林老属牛,生于1913年,先于他到解剖科工作,可以说是他的老师。
郑老嘱咐我抽空去看看林老,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我系的历史。听到这些,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决定马上去拜访林老。郑老和师母也一同前往。
林老的住所在学校青年教师宿舍二楼的209室,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二女儿。走进拥挤的里间一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坐在窗前,手拿放大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全然不知道我们已来到他的面前。
等林老抬起头来,我感到非常诧异,这位老者怎么这么面熟呀?我突然记起来了,10多年前我就见过林老!我清楚地记得,在1994年筹办我系老前辈王有琪教授追悼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老者,身穿灰色的咔叽布中山装,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办公室,自我介绍他原是解剖科的技术员,要为王有琪教授敬献一个花圈。原来他就是林老!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来,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这熟悉的身影。
我们跟林老说明来意后,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出乎意料的是,他首先脱口而出的是“mitochondrion”这个英文专业单词,并说了他对这一单词中译名“线粒体”的看法。他不仅英文发音非常清晰,还回忆了他在做解剖技术员工作时,自己动手做切片,在光镜下仔细观察线粒体的感受,比如说纵切面和横切面所看到的形状等等,展现了他扎实的专业英语和组织学功底,以及严谨求实、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精神。
接着,他回忆了1931年上医在吴淞的初创阶段,解剖科没有自己的组织学实验室和设备,都是借用病理科的,以后靠艰苦创业,制作了大量的标本和切片,逐步发展起来。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抗战爆发,许多珍贵的切片和标本都毁于炮火之中,只抢救出来一些显微镜。
林老还谈起了在1933年,应颜福庆院长的邀请,来解剖科担任客座教授的奥地利著名解剖学家Julius Tandler(谭忧黎)教授。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Tandler教授的许多往事,如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教学风格,他的标本制作技巧,他的学术报告,他带来的实验仪器和德文版解剖学教材(林老说他前些年到图书馆看过,这本书还在书库里),还有他当初对东一号楼建设方案所提的两点改进建议被学校采纳等等。林老还告诉我,Tandler教授为犹太人,是奥地利的社会党党人,做过维也纳市的卫生局长,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谭忧黎”感到很自豪,因为忧黎表达了他关心黎民百姓的意思。
伴随林老的回忆,我跟随他在历史的长河里徜徉……他的为人,他的事迹令我肃然起敬。由于已近午饭时刻,加上林老已95岁高龄,我不得不暂时打断了他的回忆,并约好再次去拜访他。
不知不觉中,林老已跟我侃侃而谈了半个多小时,时间虽短,但林老谈论的大多是科学、技术及艰苦创业的经历,对自己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却只有寥寥数语。他说作为一个青年,他除了想方设法做好技术工作外(在抗战期间,由于助教缺乏,他也带过学生实验),也关心民族的危亡。我返回办公室后,通过互联网查到,在《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这本书里,对林老的革命经历有这样一段描写:
王书圣(现名林平)1931年4月来上医工作,在解剖科任技术员。1934年秋在校外找到共产党,1936年6月入党。这个党组织是原中央特科留下来的一部分。王入党后,组织上没有交给他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与地方党的基层组织不发生横关系,要求他利用学校工作的社会身份作掩护,把上医作为通信联络点。当时在浙南活动的刘英、粟裕同志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和中共闽浙临时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就是通过王的渠道与中央恢复联系的。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归八路军办事处领导。西安事变期间,王发现学生中计苏华思想比较进步,经过组织同意,与计保持一定联系,参加一些活动,协助计开展一些工作。计苏华感到王思想进步,也有意识吸收他参加活动。后来,计流露出吸收王书圣入党的意向,王向组织汇报后,组织指示,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再协助计苏华开展工作,因此停止了与计的联系。以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沈孟先(后改名为沈复生)秘密组织的进步活动,王也曾参加。1942年3月,组织决定王书圣去华中局,因遇特殊情况来不及接上交通关系,组织上同意王找沈孟先联系,和去新四军一师的几个同志同行到江苏省海门县,然后去东台找到关系去华中局。到解放区后改名为林平。解放后,回我校工作,曾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原来,林老不仅是我们系的第一个技术员和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功臣啊!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功臣,经常独来独往,仍居住在青年教师宿舍的斗室中,过着简朴的生活,虽已年近百岁,但对科学、对技术、对上医的峥嵘岁月仍念念不忘,使我又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人生意义何在乎?林老用他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人生重要的不是索取,而是奉献,就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谢谢您,敬爱的林老,作为我们系的第一位技术员,上医的第一位地下党员,您用您烛光的余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
作者周国民,教授,复旦大学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1989年上海医科大学硕士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3年上海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群策群力 众擎义举——中山医院诞生记
邱佩芳上海中山医院是上世纪30年代由中国人自己创设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关于筹建中山医院的缘由,70多年前《筹设上海中山医院缘起》这份募捐启事写得一清二楚。那时上海五方杂处,已经跻身世界六大都市之列,人口逾275万。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医院,每都绌于经济,设备不周,更无分科治疗之可能。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全市医院病床不足5000张,供不应求。医院多由外国人设立经营,收费昂贵,中等收入以上人士都难问津,遑论一般民众。以至疲癃残疾,就诊无门,坐以待毙,比比皆是。同时也为了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建设一座教学实习医院,“故以社会之需要,亟待医院之建设”。
创办规模宏巨、设备完全的国人医院之议始于1930年夏,发起人有社会名流贤达共40人,其中不少是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如立法院院长孙科,实业部部长、央行总裁孔祥熙,实业家刘鸿生,教育家蔡元培,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林康侯,金融界巨头虞洽卿,外交部次长徐谟,上海医学院创始人颜福庆,还有宋子文、唐绍仪、易培基、牛惠生等。1931年1月17日下午6时,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了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会议由孔祥熙主持,颜福庆作发起经过报告,大意是国人自设医院寥若晨星,供不应求,爰于年前发起以百万之金额设较完善之机关,定名中山医院。孙科、史量才等发言极表赞成,并望募捐宜速。几经磋商,即告成立上海中山医院筹备会,公推孔祥熙为主任,孙科、刘瑞恒(时任中央卫生署署长)任副主任,颜福庆任总干事,刘鸿生、林康侯、史量才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事隔一周,24日下午在同一地点召开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史量才先生主持。决议扩充常务委员会,共25人组成。成立中山医院募捐队,总队长、副总队长由筹备会主任、副主任兼任,常务委员悉数加入,或为队长,或为队员,建队48个,计180人左右,负责外埠募捐另有约30人,另在美国、法国等五处设了募捐点。曾任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为颜福庆在“世事蜩螗之际独能筹议”,“创设中山纪念医院之举”所感,谦成俚言,以表嘉佩诚意:“世事纷纭甚,惟君建树忙;狂澜航一苇,铠火漏三更。民瘼关怀久,题标取义长;规模宏硕画,寰宇乐无疆。”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山医院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一是为了纪念这位民主革命先驱,更是为了继承他的遗志。正如募捐文中所指:“先总理以医国之长才,兼治病之能手,……人争羡之,其三民主义,注重卫生,自强不息,立民国之基,博爱人群,树民生之的,……创设上海中山医院,盖所以纪念先总理,亦所以继承其遗志为万一。其特点在注重卫生防病,不仅分科疗治,且重教育群众,表扬民族主义。并注重平民,俾中等以下之民众,不致向隅兴叹,而各界人士亦得适宜之疗养,一以民生为依归;是固非特纪念先总理,盖以实现其主义为职责。”孙科说古论今撰文道:过去范文正(明相范仲淹)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为两者都可以救民疾苦,于群众之生命有莫大的贡献。总理早年学医,后因国事煎迫,于是矢志革命,努力于救民救国大业,出发点在于爱人治病治国事,“功不同其为仁术一也”。现在颜福庆医士筹款100万创立上海中山医院,是为国人服务为民族争光可嘉可佩之伟举,完全符合总理博爱的思想,愿“同志同胞竭力解囊助成美举,岂惟社会之利国家与有荣焉!”短短不到200字,可谓至情至切,也为医院的起名作了注释。
中山医院“在沪地一隅,犹为适当”。当时上海海纳百川,已是工商大埠。发起人认为,医学原有国际性质,而无国界之分,世界名医,游历来华,“雅愿暂驻诊治”,可以研其学术,展其特长,使病者得其实惠,国家医药学术前途得其贡献,真可谓“以地利之便,人和之效,直接间接,获益必多”。创设之始,便已周密考虑到“以应全国之需要”,融医、学、研于一体,“一举而数利备”。中山医院的创办后成为“上海医学中心”,也成为当时上海医学院的“医学教育中心”,这是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教授为此呕心沥血梦寐以求的“两个中心”。“注重平民,普及卫生教育,分科诊治,专门研究,……供应社会需要,……以强民族而利民生”的建院方针颇受社会各界拥戴,可谓“登高一呼,众山环应”,踊跃捐款者遍及中外人士。全国各地,特别是奉、直、湘、鄂、皖、粤、江、浙诸省区,政府官员、军界要人、金融界、宗教界、黎民百姓,凡工农商学兵各方面的团体和个人,群策群力,争先乐助。少则半元、一元,多则五万、七万,慨助不拘票据(庄票、支票、汇票)、现金(规元、银元),还有单位与医院订约合作的。如:1931年5月、7月,应中山医院筹备处之请,银行公会、江海关相继与医院签订医务合约,为银行同业职员和江海关关员保健治病,由银行界、江海关各捐款53000元建筑病房各一所,分别冠名为“银行公会同人疗养室”和“海关病室”。收捐处设在上海海格路263号中国红十字总医院(今华山医院),捐款委托上海银行(宁波路9号)受理收存。创设中山医院的100银元经费全部由各发起人捐募而来。募捐如此巨额资金谈何容易,时值世界经济危机,国内企业工商不竟,百业凋敝,海外华侨也是商务冷淡,现状窘迫。但为了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在发起人和募捐队的殚精竭智、拜恳敬乞之下,义声所至,美有同心,各界人士臤?在抱、仁浆义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终使建院的九仞之功免亏一篑,玉成善举。
1934年春,原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捐赠法租界劳神父路(今建国东路)闲置的中华体育协会棒球场135亩地用作建筑上海医学院新校舍和中山医院,但在此年5月,申请建筑执照时,却遭到法租界工部局作梗发难,不得不改变计划,将劳神父路基地出售一部分,并决定另在枫林桥购地100亩,建筑上海中山医院及上海医学院。由于其中业主多至30余家,“私向收买,颇感困难”,便以建院是慈善公益的名义呈报市政府转咨内政部,要求援照相关土地法条例征收上述地块。1935年5月30日,内政部土字第8559号文准此。1935年7月5日,市土地局在市政公报及各主要日报上登载布告,谓内政部核准建筑上海中山医院及上海医学院新校舍,依法征用枫林桥民地100亩,开附征收民地详细清单,依法公告。为购地一项支出33万余元资金,其中用于中山医院的地产为10万元。
中山医院招标建筑楼房项目由基泰工程司承办。1934年7月15日,招标通告登载于申报、新闻报上。通告要求意欲承办此项工程的单位自登报日起至18日缮具既往建筑略历投送至上海九江路113号(大陆大楼)基泰工程司,并缴费30元领取图样说明书、招标简章、标单格式等件。基泰要求投标人将填就的标单火漆封固,于7月26日前连同保证金3000元送缴该司。7月30日基泰发出第二号投标通告,定于8月2日下午2时在海格路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当众开标。7月15日登报3天陆续照章领取图样章程的计24家,至7月26日照章投标者23家。基泰于投标前原始估价36万—37万元,招商投标结果报告显示,有9家标价在36万—39万余元之间的标商皆有磋商余地。最终中标者似是9家之外的,初价为31万余元,标单工程细账综合加成总数标价应为37万余元的森泰营造厂。
筹建中山医院的计划起点颇高。选址须“以空气清新交通便利国人易达为准”;建筑要求“依照各国最新式医院详绘图形”;经费募集银100万两,以60万两为建筑费,20万两为设备费,再20万两为基金;医院内部的组织机构拟分医务、事务、护病三部,重点医务部下设较为齐全的分科;设备一应俱全,病床暂定400张;预算是将医院各所、室、宿舍乃至走廊围墙等分别详列建筑费、设备费和总数,敬祈各界热心人士慷慨认捐赐施;为报积极慈善利国福民捐款人的厚德,谨订规约,以捐助经费多少分荣誉六等,最高荣誉凡捐助23000两以上者谨题芳名于病室之一为永久之纪念,第六等荣誉凡捐助不论多寡另设铜牌谨题芳名于上。
1935年6月,医院正式动工,次年12月落成,占地40亩,建筑面积13597 m。此外,史量才、项松茂两先生家属捐建量才堂、松德2堂楼房各一座,用作护士学校和药科教学研究室,亦于1936年12月相继竣工。资产审核,中山医院全部价值100万元,计分地产10万元,房屋价值40万元,仪器设备30万元,卫生设备及电气工程10万元,药品及生财10万元。这一年,由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调来部分医务人员组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泌尿科、眼科、耳鼻喉等科。1937年2月开始收治病人,4月1日举行新校舍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一所崭新的国人医院从此呱呱坠地。
从1937年2月聘骨科专家牛惠生为中山医院第一任院长,到现任王玉琦院长已是第11任了,期间斗转星移,人间沧桑,两重世界,岂啻霄壤。在这70年中,1949年前的12年中山医院走过了坎坷的道路,经历了创业的千辛万苦。1949年上海解放,中山医院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历届院领导和全院职工的努力奋斗,中山医院已发展为一所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质量一流、服务一流,集医教研为一体、科室齐全的大型的现代化医院。新的门急诊大楼拔地而起。值此中山医院70年华诞,人们期待着中山医院领导和职工同心同德,与时俱进,坚持“严谨、求实、团结、奉献”的院风,进一步弘扬“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将中山医院建成面向21世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医院。
作者邱佩芳,复旦大学档案馆副馆长,副主任技师。上医1977年卫生系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上医人文社科部的成立及前期活动
集体讨论 萧辅玢整理上海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人文社科部)是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它的创立及前期的一些工作和重要活动,至今仍留脑际,每当忆及,总有丝丝依恋与豪情。上医发展史上一块有特殊意义的里程碑
人文社科部在1987年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医学科学发展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产物。那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模式发生了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转变。学校党委认识到,与综合性大学相比,我们专科性院校有一点不足,就是给学生人文科学精神熏陶的氛围不够浓厚。它能培养出许多好的医学专家,但不利于培养适应现代化全球化发展趋势、有哲学思维、创新精神和人文素质的优秀医学科学家。为弥补这一不足之处,在学校已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当时一种较实际的和有战略眼光的选择。
筹建工作于1986年下半年开始,由当时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具体操办。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各项条件基本就绪。1987年4月15日,校党政领导联席会议正式作出成立人文社科部的决定,由党委书记萧俊兼主任,刘本仁为常务副主任,田方、冯嘉元、郑延年为副主任。4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人文社科部的成立。
成立大会隆重热烈。萧俊书记和张镜如校长先后讲话。萧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人文社科部的成立,意味着我校六十年发展道路上又竖起了一块有特殊意义的里程碑。学校从此有了一个属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机构。这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将起重要作用。这是建立名副其实的医科大学的需要,是适应科学技术综合、交叉发展的需要,是适应医学教育模式转变的需要。张校长讲话中阐述了人文社科部成立的重要性和学校的发展远景,希望更多的人参加人文社科部工作,促使人文社科部向文理学院的方向发展。教研室和师资队伍建设
人文社科部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德育教研室(1984年建立),以及原属基础医学部的中文教研室、医学史教研室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早期组织机构包括1个部办公室、1个资料室和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自然辩证法、德育、中文、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形势政策、法学、艺术等14个教研室。
人文社科部成立时有专职教师57人。近半数是1985年后学校为加强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教学力量和筹建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课程而调配的青年教师。部领导花大力气抓师资队伍建设,对新进教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培养提高,包括区别不同情况,送到外校和美国、法国、日本去学习、进修。这些年轻同志专业方向明确,学习勤奋,后来大多成了学校教学与科研骨干,有些则在校外、国外发展。除专职教师外,还在校内外聘请了数十名兼职教师。校内的有德育课兼职教师10余名,形势政策课兼职教师近10名。校外的有:医学伦理学兼职教授邱仁宗(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卫生法学兼职教授陈明光(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卫生法组长),艺术教研室兼职教授司徒汉(上海合唱团指挥家)、黄贻钧(上海乐团指挥家)、乔奇(上海人民艺术剧团著名演员)。还聘请了不少校内外专家、权威为师生开讲座、做报告,其中包括香港著名女摄影师李乐诗、美国著名医学哲学家恩格尔、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秘书长威克勒、美国卫生法学家鲁丝罗莫尔女士等。
依靠这支组织起来的师资队伍,人文社科部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面向研究生、本科生开出了数十门必修和选修课程,承担了校党委交办的向教职员工宣讲形势政策、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教学任务。也是靠了这支队伍,在建部前后五六年间主编、参编了二三十种教材、专著,其中包括:在国内颇具影响、被国际劳工组织(ILO)资料库收存的《法学概论与卫生法》(刘本仁主编);填补我国相关学术领域空白的《中国医德史》(获上海市优秀图书二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和卫生部优秀教材奖)和《外国医德史》(两书皆由我校牵头组织,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曹开宾任副主编);曾多次重印、被定为“上海市住院医师培养指导丛书”之一的《医学伦理学》(曹开宾等编著)等。开新课,探新路
人文社科部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教育教学改革上,开新课,探新路,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开展对学生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
改革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进行。本科生方面,除继续对原有马列主义理论课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外,重点是开设多种选修课,如医学社会学、卫生法学(后改为必修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课程。还开设了一些文学艺术讲座,如古诗词欣赏、音乐欣赏、音乐指挥、表演艺术等,开办了几期中国绘画学习班。这些新课程为医学生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创造了条件,深受欢迎。
研究生的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改革是一项新课题,当时全国的研究生招生院校都在探索。1987年,为贯彻落实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加强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的文件精神,校党委要求人文社科部大胆探索,建设好教委文件规定的三门研究生政治理论教育新课程。部领导调配得力教师去完成。经努力,文件规定的三门课程——《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均按计划开出,并取得了较好教学效果。其中《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门博士生课程是由部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室副教授冯嘉元负责的,1988年春就开课了(比教委文件的要求提前了半年)。此后,边教边改,不断探索、总结、提高。冯老师在人文社科部徐宗良、叶根发和研究生院刁承湘、王亚平老师的协助下,经过近10年开拓创新,使这门课程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焕然一新,成为一门博士生愿意学、学了有用的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冯老师着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融于课程体系中,把邓小平关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论述,与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若干深层次理论问题的研讨结合了起来,并在1992年将课程名称改为《现代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教学方法上,创造了“集中强化,综合参与”的教学模式及巩固、延伸教学效果的“三层连动机制”:精选教学内容,增强思想深度;集中时间,组织封闭式教学,营造既紧张又活跃的教学氛围;重视参与,强化研讨,引导学生用党的创新理论揭示社会现实问题,解除思想疑虑;贯通各个教学环节,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课程结束后的继续学习相结合,使集中教学效果得以巩固和延伸。这一整套改革实践,使博士生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历史使命感。许多博士生因此更加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的科学思想、思维方法和创新精神指导自己的学业,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1996年,以“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为题进行总结,申报教学成果奖。专家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是一项“经过实践检验,在全国具有创新、开拓意义的优秀教学成果,此成果在全国高校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方面是处于领先水平的。这项成果创造的经验已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它不仅对高校博士生马列课,而且对其他层次学生的马列课教学都具有普遍意义和启示借鉴作用。”1997年,该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报人文社科版与卫生政工管理干部班
曾在上医系统各单位发行、在全国兄弟院校交流的《上海医科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学报人文社科版)是1987年9月创刊的。学校创办此刊,是为了适应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促进教育改革,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并为学校师生开辟这方面的学术园地,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1986年底由当时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着手筹办,次年1月确定办刊方案,2月组建临时编辑工作班子(由中共党史教研组的萧辅玢、中文教研室的颜玲、医学史教研室的薛嘉繰三位教师组成)。学校各级领导和教师、校学报编辑部、校出版社给予了热情支持,筹办工作进展顺利。3月开始组稿、编辑、审稿,6月,经党委书记、人文社科部主任萧俊教授终审、发排。9月10日,即上医60周年校庆日出版。创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副校长朱世能教授的《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下设“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心学”、“语言文学”、“问题探讨”、“学术综述”7个栏目,发表了我校汤钊猷教授等27位作者的17篇文章,大多是医学与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交叉的学术文稿,均具一定水平。其中汤钊猷教授《“变”与“促变”——肝癌临床研究的十九年》一文,《新民晚报》在9月26日摘要报道。第一期出版后,校内外反响不错,一些校友得知后也将自己的文稿寄来要求发表。之后,人文社科部加强了领导和编辑力量,建立了编辑委员会,由萧俊教授任主编,基本上一年两期,坚持出版了约30期。
人文社科部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中,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全国性的,名为“全国卫生干部政策法规培训班”,由卫生部在上医的培训基地主办,人文社科部负责教学组织工作,1990年4月至7月,办了6期,每期50人左右;另一个是校内的,名为“上海医科大学卫生政工管理干部班”(简称上医卫生政工管理干部班),校党委组织部主办,人文社科部承办,旨在提高青年干部思想、文化和管理知识与水平,以适应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1989年10月4日开学,1992年1月毕业。参加该班学习的,是上医系统各单位选送、经入学考试合格、具有大专学历的党政管理干部和思想政治教师(学生班主任等),共计40余人。该班采用半脱产方式组织教学(每周四的全天和晚上集中学习),开设英语、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法学概论与卫生法、毛泽东思想原理、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教育学、社会学、现代逻辑、写作、演讲学、艺术概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医学史、卫生经济学、医学辩证法、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统计学、人才学、公共关系学等26门课程。学员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学习两年半,修完了所有课程,完成了规定学分后毕业。他们后来都成了校本部和附属单位的优秀管理干部和教学与研究人员,不少人还担任了党政领导职务,有的现已调任上海市局级单位负责人。医学院校理论课改革研讨会和“安乐死”问题学术讨论会
这是人文社科部成立后发起并成功主办的几次颇具影响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医学院校理论课改革研讨会的全称“全国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改革研讨会”,1987年11月24日至28日在我校召开。此会得到卫生部有关部门的支持,由上医大牵头,北京医大、中国协和医大、华西医大、中山医大等18个单位发起。会议主题为:研讨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改革如何深化;交流改革情况和经验;研讨上医、北医等近30所医学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合编的三本新教材(《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史简编》),如何把新课程建设好;加强全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横向联系。全国28省市54所医学院校社科部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9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纪要写道:“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我们医学院校在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期间,“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普遍感到很有启发和收获”。会议讨论决定,分别成立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三门课的教学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医学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研究会,上医人文社科部和北医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部被推举为会长和秘书长单位,负责会务和联络工作。1988年,研究会被吸收为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单位。
人的“安乐死”问题在国外早已展开讨论。人文社科部医学伦理学和法学两个教研室的教师跟踪研究,取得一定成果。1988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出有关“安乐死”问题的采访录之后,国内也开始了讨论。人文社科部在校党委领导支持下,发起举办了两次全国性“安乐死”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局、第二军医大学共同发起的,会议名称为“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1988年7月5日至8日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医学、护理学、哲学、伦理学和法学界的学者、卫生行政干部、作家及新闻工作者共112人出席。会议围绕“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坦陈见解,还就有关“安乐死”立法的一些建议展开了讨论。会议提出了一份《关于制定我国脑死亡标准和承认死亡权利的倡议》,会后编辑出版的讨论会论文集在全国发行。这次研讨会是我国首次“安乐死”问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也是当时较为少见的对社会热点问题组织多学科、跨学科进行公开研讨的会议,经媒体报道,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二次是与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共同发起召开的“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1994年10月26日至28日在我校举行,全国15个省市近50名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出席。会议讨论认为,选择“安乐死”是患绝症病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的合法化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会议呼吁:我国对“安乐死”该当立法了!上海和全国多家媒体以不同方式报道了会议情况,发出了“安乐死”立法刻不容缓的呼声。
参加专题讨论、收集资料者:原上海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萧俊教授,原上医人文社科部主任刘本仁教授、人文社科部副主任田方研究员、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曹开宾教授,原上医党校副校长冯嘉元研究员,原中共上医党委宣传部部长萧辅玢研究员。执笔:萧辅玢。
见证上医神经外科的崛起
史玉泉上医是国内较早设有神经外科的医学院校之一。国内首例开颅成功切除脑肿瘤手术是在上海中山医院完成的。手术主持人是当时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教授。沈教授早有决心在上一医创建神经外科。其决心是源于1946年左右,在中山医院有一位风华正茂、素质优良、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护理部主任程乐德女士突患脑肿瘤。眼看她头痛剧烈、呕吐、抽搐、瘫痪,病情迅速恶化,终于不治身亡。这给全院职工震动很大。中山医院当时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高级综合性教学医院。各科阵容齐全、制度严明、学风严谨、技术精良、服务周到、声誉卓著。为什么这样一所高级医院竟不能救治自己院内身居要职的职工呢?原来在当时国内所有兄弟院校都没有神经外科这一专科。作为一院之长的沈克非教授比任何人更为悲伤与遗憾。在痛定思痛之余,他下决心要为中山医院创建神经外科。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在英国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医院留学的张沅昌教授学成归国。张教授原来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工作的。沈院长要他在中山医院也开辟门诊,目的是要他为中山医院筹建神经外科开扇窗口。上述第一例手术成功的脑肿瘤病人就是张教授在门诊时发现的。经此手术后,中山医院神经科的病人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有神经外科手术指征的。沈院长要我负责做诊断性检查,如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脑室造影等工作。当时医院并没有脑血管造影专用设备,造影时的换片是采用手工解决的。正位片与侧位片都只能拍两张,分别代表动脉期与静脉期的造影,但质量是差不多的,只是比正规脑血管造影机少一张侧位的毛细血管期片子。气脑造影和脑室造影则无困难,按常规进行。1951年的上半年,沈院长又进行过多例脑部手术,有矢旁脑膜瘤、脑脓肿、脑囊虫病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艰难的创建历程
约半年后,沈克非院长被指定为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带队人。离院前他特意嘱咐我要把神经外科的工作继续下去。那时,正值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三反”及“一面倒学习苏联”运动,原来的综合性医院都要改为专科医院。中山医院改为“外科学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改为“内科学院”。人员调动甚多,神经外科的归属数度变更,先归属于外科,病人都收在外科学院。后又改为归属神经科,病人收入内科学院。那时从事神经外科工作的有朱祯卿医师和我两人,当神外科在外科学院时,我们两人要有一人常驻内科学院,专管内科各病室的外科会诊工作。这样朱医师和我,每半年需轮换一次,每人每年只有半年时间从事神经外科工作,这对发展神经外科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1955年“专科学院”的试点失败,不得不将“专科学院”改回原来的综合性医院。“外科学院”恢复中山医院原名,“内科学院”改称为华山医院。从此,神外科就留在了华山医院,我和朱祯卿医师也都留在了华山医院,并正式成立神经外科,人员增加了蒋大介,稍后又加入了杨德泰、殷晓东。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事已胶着于“三八线”附近。在东北地区还有许多头部战伤伤员未得到处理。组织上派我和蒋大介医师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神外科小组”名义前往处理。先到吉林省长春市的第18军医院二分院。见到伤员头部都有慢性流脓创口,估计为颅内有异物(死骨片、弹片、子弹)存留。决定先为这些病人拍摄头部正、侧位X线片,根据检查结果,做扩创手术。计划每天手术2例,以后可增至每天4例。工作启动后,进展顺利。经切除瘘道及异物、关闭创口,均能使创口达到一期愈合。不到两个月我们已手术了100余例,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死亡。留下少数病人,该院外科医师已能自己处理。我俩便转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第35陆军医院继续工作。那里积压的头部伤员不是很多,但有数例肠瘘、上肢灼痛及其他难治的病例。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也都处理完毕。
在回上海途中,路过天津时,我们特去天津医学院的脑科病房参观了两天。因那时赵以成教授已从加拿大回国,在天津医学院开设神经外科专科病房。另外,还有一位李宝光医师是从英国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医院神外科学习归国的。共参观了两台脑部手术,其中一台是赵以成教授主刀的脑肺吸虫病病灶切除术,手术做得很细致,病变大部切除后,赵教授就退场了。这次参观虽然时间很短,但我已知道我们没有走弯路,信心倍增。
1954年上半年抗美援朝回来后不久,东北的两军医院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要求派医师前来进修,经请示院领导后同意接受。这是我院神外科接受进修医师的开始。进修生为第18军医院的外科主任王云程医师,期限为一年。接着,1955年牡丹江第35陆军医院的副院长李家桂医师也来进修。一年结业后他又考取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干部班,毕业后再次来我科进修一年,然后再回二军大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此后,卫生部确定我院为神经外科医师进修单位。每年分配给我院进修生8组(每组3人,包括外科医师1名、病室护士1名和神经外科麻醉护士1名),时间为一年,分上半年班(每年4月至翌年3月)和下半年班(每年10月至翌年9月)两班。在1966—1975年“文革”期间,曾一度暂停。至1976年又恢复招收迄今。至我退休时为止,共举办进修班40余届次。以自编的《神经外科临床诊疗常规》(初版、二版、三版)作为进修医师的工作手册。此外,自1954年起还每年举办颅脑损伤学习班,每年一期,名额25—30名,为期3周至1个月不等。以各级部队医院,省、市、地区、县立医院及工、矿、林、农、渔等企事业医院的外科医师为对象。先后共举办30余期,学员分布基本上覆盖华东地区的绝大部分。
1953年后期,在志愿军中发现有很多人得了肺吸虫病。病员集中在浙江省绍兴市的几所康复医院内。浙江省成立了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负责治疗工作。病人中不少并发了中枢神经系统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肺吸虫病的治疗缺乏经验,特邀请我院派神经外科医师前去协助,院领导派我前往。因病例大多均需进行气脑、脑室造影检查及开颅手术治疗,而浙江杭州各大医院均无神外科设施。必须将病人转至上海华山医院方能处理。因病人多,肯定为一长期任务。经商定每月我定期去绍兴2次,挑选病人,分批转上海。检查治疗后再转回绍兴。在两年时间内共手术治疗了76例。从获得的大量可贵的临床、病理资料,对本病的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类型、成虫在体内的爬行径路、治疗、预后、结局等取得了不少科学结论,从而作出若干创新性见解。认为脑病变是成虫在宿主脑内不断穿凿爬行所形成的,否定了国外长期以来认为是由于虫卵血栓导致的学说。在切除的脑病变中可经常捕获活的成虫。成虫爬行的路径,是沿着大血管壁外的鞘膜,经颅底的破裂孔或枕颈膜进入脑内的。1955年我代表浙江省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总结大会上报道了《脑肺吸虫病临床与治疗经验》一文,引起该委员会专家们的重视。当年,有法国医学代表团来上海访问,由黄家驷教授主持接待,我在接待会上介绍了这一成果,引起外宾的很大关注,改变了他们普遍认为我国没有神经外科的偏见。
通过上述多次院校外的工作,尽管仅是本学科早期的活动,但由于这是临床的新建学科,在广大的医务卫生界及群众中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脑肺吸虫病治疗取得的成功,使浙江医科大学的领导感到有建立该院自己的神外科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经浙医二院朱焱教授的提议,邀请我和朱祯卿医师每月各去杭州一次,帮助解决建科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神经外科的基本理论、人员培训、设备添置、诊疗常规建立等。开始我和朱祯卿医师利用周末前去,后朱医师调赴重庆工作,这事就由我单独继续。在不到三年时间内,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浙医二院已成为浙江省神外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和人员培训的重要中心。1956年上一医奉命筹建重庆医学院时,朱祯卿医师赴重庆另创建一神外科中心。1966年我科臧人和医师支援新疆,在新疆乌鲁木齐又另创建立一神经外科中心。此外。1983年、1989年仿效浙江医大模式,我分别协助上海市纺织局第二职工医院及华东医院建立神外科。目前,全国各医学院校,各省、市、地区、部队、工矿、企事业医院建立的神经外科,其领导人很多都由我院神外科所培养,显示我校神经外科为扩大我国神外科服务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自1956年起,我科开始接受研究生。臧人和医师是我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78年笔者提升为正教授,1980年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此后我科招收硕士及博士生,成为第一批国家授权的神外科博士生授权点。1983年卫生部批准我院神经内、外科成立神经病学研究所,指定张沅昌教授为首任所长,但在研究所开幕前张教授不幸去世,改由笔者任首任所长。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组团来我国考察,参观了我院的神内、神外、放射、电生理等科室,给予高度评价。同年,指定我所为WHO神经科学组在华的科研与人员培训协作中心。指定笔者为该中心的主任。1983—1985年连续三年被邀参加WHO神经科学组所牵头的《神经节苷脂治疗糖尿病性末梢神经炎》的跨国性研究。同年,WHO又来函邀请笔者担任WHO的精神卫生科专家咨询组成员,并两次来函延长任期,共任5年。1984年后WHO曾在我院举办讲习班多次。邀请国外专家及我院教授分担讲课任务。1989年神经外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1990年后确定本科为上海市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2001年又再次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从此,确定了上医神经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术地位。硕果累累
医疗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科只能对脑肿瘤、颅脑损伤、脊髓压迫症、颅内炎症(包括脑脓肿、结核、寄生虫)、颅脑先天畸形、颅神经病及少数其他杂症进行手术处理。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于50年代中期就开展了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婴幼儿脑性瘫痪、颞前叶切除治疗颞叶癫及颅内动脉瘤的开颅直接手术。这些都是颅脑手术中难度较高、风险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在国内都是我院首先实现的,填补了国内的空白。60年代初蒋大介医师设计并制成了我国第一架脑立体定向仪,并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及多种运动障碍性疾病,又一次填补了国内空白。60年代后期,在脑手术中已改用双极电凝止血替代单极。70年代初,我科与手术医疗器械厂协作试制的神经显微外科器械已能批量生产。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开始兴起。脑动脉瘤与脑动静脉畸形的手术都在显微外科技术下进行,疗效明显提高。两者的手术死亡率都低于1%,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脑动静脉畸形的完整切除率大于90%,重残率小于9%。同时,颅内外动脉搭桥技术治疗脑缺血性疾病正在国内外风行,我科也用以治疗了不少急、慢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人。另外,我科还将此技术扩大应用到难治性动脉瘤及巨大且血供丰富的脑膜瘤切除手术中,以防止术后可能发生的脑供血不足。80年代中期高速(每分钟万转以上)磨钻问世,颅骨的切、割、磨、削技术得以随心所欲。颅底外科在我科较早开展,周良辅教授开创了多种新型切口及改良了一些切口,使颅脑外科的范围更为广阔。1979年我院首先引进国内第一架头颅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从此,头部伤害性的造影,除脑血管造影外,都得以大量避免。不但减轻了病人在诊疗中的风险及痛苦,还简化了脑部病变定位诊断过程,大大减轻了神经外科医师的工作量。同年,颅内压监护装置经过实验在我科取得成功,临床颅内压监护得以首先在我科重危病人中应用,又一次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以后MRI(磁共振成像仪)、DSA(数码减影脑血管造影机)相继引进,使神经系统的成像检查步入现代化,基本上与当时的国际水平接轨。此后,脑血管病的介入疗法、脑内镜手术、立体定向手术、纷纷以崭新面貌再度被重视而兴起。1990年医院引进了我国第一台伽玛刀机,使许多脑病得以用非手术的方法(放射外科方法)治疗。至此,我院的神经外科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微创神经外科”(又称“微侵袭神经外科”)时代。近年来又相继引进了X线刀机、适形放射治疗机,数码刀也已订购待装,使放射外科的手段更臻完备。诊断方面又引进了功能MRI机、PET、SPECT、PET-CT联合机,使诊断不但能了解解剖上的病变,更能了解到生理上的状况。手术室引进了多台神经导航系统及一台TMPoleStarN20术中磁共振系统,解决了手术中脑病变的实时监察,很大程度提高了手术疗效。
科学研究:
在“文革”以前由于条件艰苦,有些神经外科所必需的消耗性物品,如骨蜡、明胶海绵、线锯、银夹等均为自给。在试制过程中都含有一定的科研成分,这里不拟细述。较有创新性的有“三叉神经半月节定位尺”的设计,其中涉及数学、解剖学、立体几何学等原理。蒋大介设计的“脑立体定向仪”,涉及数学、放射学、立体几何学等原理。笔者设计的“神经系统检查仪器——加速度计”及多功能颅内压监护装置”都为电子构件,在当时属较先进的高级仪器。限于当时国内条件,惜均未能转化为商业产品。1984年笔者提出脑动静脉畸形的分级标准,对临床估计病变的危害、手术的难度、风险的大小、预后的好坏均有较大的帮助,从而有利于选择手术病例,决定治疗方案。
自1978年以来,我科每年发表科研论文在20篇左右。近年来逐步增多至每年50篇左右。自1980年以来我科已获国家级奖项3项,省部级奖项20项,上海市级奖项35项。相继出版《实用神经病学》第1、2、3版,《沈克非外科手术学》第3分册、《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神经病学新理论新技术》、《神经外科手术图解》、医学百科全书中的《神经外科分册》等18种专著。参加编写各种教材、大型参考书、专著、手册等数十种。
人才培养:
神经外科是我国首批硕士、博士授权点,自1978年至2006年共招收硕士生110名,博士生109名,目前有在校硕士生16名,在校博士生32名。科内有博士生导师13名(现在岗博士生导师9名),学科现有医生97名,已实现了医生学位化。研究生是学科学术梯队接班人,也是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我校的神经外科已成为临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高地,这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科室规模:
2000年3月在上海市政府和卫生局的决策和支持下,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组建成华山神经外科(集团)医院和神经外科(集团)研究所。除以华山神经外科为中心外,还拥有7家分院(浦东华山分院、伽玛刀医院、市五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人民医院、455医院、邮电医院),总床位近450张。有现代化神经外科专业设备的手术室20间,手术显微镜18台,微型高速磨钻20台,神经导航系统3套,超声刀1台,脑内镜3架及其他各种设备,应有全有。
目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有各级神经外科医师97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24人。年门诊量约3万人/次,年急诊量约5千人/次。其中70%—80%来自全国各地,5%来自国外。2005年全年手术量达7000余台。迄今积有各种病理标本近4万件,在国内属首屈一指。
上医神经外科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创的。从襁褓期、幼稚期、发育期、到成熟壮大期,其过程是艰难、坎坷、曲折的。但由于从业者的刻苦、勤奋、敬业、创新精神和一代一代神经外科人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党、国家、人民也相应给予了许多荣誉与奖励。我们必须保持已有的优良传统,继续努力创新,勤奋钻研,俭朴办学,勇于克服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功利主义及急于求成的思想,防止出现科学领域中的不端行为,使我校的神经外科更健康地前进,为我国的神经外科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史玉泉,教授。国立上海医学院1944年毕业。曾任上医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贺校庆 忆往事
冯允堂我是1952年底从华东公安部调来学校,负责人事和保卫工作,1956年调任药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这对我来讲感到压力大,担子重。一是对药学专业一窍不通,二是文化程度不高。但我本着对党的工作高度责任感,紧紧依靠班子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深入到各教研组去,最广泛地听取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抓住存在主要问题,按轻重缓急,逐个帮助解决。还依靠广大党团员,搞好党群关系,开展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还根据大家建议,配合系里创建了新的教研组,如生物合成医学、放射预防医药学等,促进了药学系发展。
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在“多、快、好、省”的方针指引下,工农业各条战线都发展得很快,但病虫害对当时粮食生产威胁很大。上医药学系遵照“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围绕提高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提出要研制一种新的农药。当时系里有不同看法,少部分老师认为搞农业是市农委、农药厂的事情,我们是医科院校的药学系,应该研究人用药品为重点,发明新的人用药才是我们的方向。面对两种分歧的意见,党总支采取了积极引导,做思想转化工作为主。在两种思想基本取得一致后,立即从药化教研组抽调7位有经验的青年教师组成骨干攻关小组,也请有不同观点的老师一起参加负责。大家在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了苦干、实干的精神,仅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创造性地运用“一步合成法”研制成功农业病虫害的克星——敌百虫。市科委得知后,又马上组织外单位技术力量和我们共建药厂,很快把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上来,投入生产,供应市场。不但广泛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而且还及时推广到畜牧业,用来消灭老鼠等。这一研究成果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当年药厂大量生产敌百虫,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国家有关部委派人来参观取经,开现场会,广泛宣传,将新技术推向全国,让很多省市的农药厂都能生产。国家科委于1965年给我们颁发了重大科技奖。
这项农药研制成功开创了我校科研成果新篇章,它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高等学校的科研能力,高校的科学研究直接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并为之服务,同时为学校创造了财富。药厂的建立为药学系的师生提供了正式的实验基地,更有利于教学科研的发展。系里的师生员工积极性也进一步得到发挥,开创了药学系发展的新篇章。
回想自己刚来学校时只是一个基层干部,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为党、为革命工作了46年。其中三分之二时间是在上海医科大学度过,在全体师生员工配合支持下,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了点具体工作。其间还三次荣幸地被毛主席接见。第一次是因为从1949—1952年间我参加接管上海市伪警察局,负责对国民党处长以上的警官、军统、中统、特务骨干分子进行“集体教育”,又担任华南区负责南京大学镇反工作等作出一点成绩,1953年被评为华东地区保卫工作先进者,参加了全国第六次公安工作会议。会上聆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周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统战部长李维汉等首长的精彩报告,见到了毛主席。第二次是1956年,接上海市委通知,让我去上海工业展览馆友谊电影院聆听毛主席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当时我坐在前排,距毛主席很近,看得更清楚。第三次是1964年,学校派我去北京协和医院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在我的一生中能有三次见到毛主席,这一直成为我在上医努力工作的动力,长期在上医工作,使我对上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感情。
21世纪初,我们学校和复旦大学实现了强强联合,祝愿上医在现有的校党政领导下,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将我们的学校建设得更好。
作者冯允堂,1952年底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
上医附属医院的第一个研究所——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陈灏珠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建于1958年,原名上海市胸病研究所,由上海市卫生局领导,设在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内,其任务是研究胸部器官包括心、肺在内的疾病。1963年起改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研所),专门从事心血管病的研究。
心研所之所以设在中山医院,是因为当时中山医院有诊治研究心血管病的良好条件。首先有著名的心血管内外科专家黄家驷、陶寿淇、石美鑫等教授和万德星、凌宏琛、陈灏珠、曹凤岗等讲师。然后是建国以来他们在诊治心血管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成绩卓著。如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三价锑剂治疗可引起致命的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奎尼丁治疗心律失常时可引起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缺钾可致恶性心律失常而补钾治疗效果良好;在国内率先开展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血管病,施行了异位右锁骨下动脉结扎切断术、法洛四联症体肺循环分流术、未闭动脉导管缝合切断术、低温麻醉直视下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术等;率先施行右胸切口经房间沟二尖瓣交界分离术;开展心脏导管检查和举办全国心电图学进修班等。
建所之初由时任上医副院长的黄家驷教授任所长。不久他调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所长一职由上医副院长沈克非教授继任,张亮、王森和石美鑫教授任副所长。心外科在石美鑫教授、万德星副教授带领下,研制出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并成功应用于体外循环心脏直视下手术,在国内率先施行法洛四联症根治、主动脉窦动脉瘤穿破修补、主动脉弓动脉瘤全弓切除和同种异体主动脉弓移植等手术。采用深低温与体外循环相结合率先施行左心室室壁膨胀瘤切除、二尖瓣狭窄合并关闭不全瓣膜整复等手术。心内科在陶寿淇教授、陈灏珠讲师的带领下,在国内率先开展左心导管、心脏内心音图和心电图、运动心电图、经食管心电图、M型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染料稀释曲线、氢和维生素C稀释曲线等测定,研制并临床应用人工心脏起搏器和同步直流电复律器,研究深低温麻醉手术过程的心电图变化、洋地黄类药治疗的毒性反应、心肌炎引起的严重心律失常、中医中药治疗高血压、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等。陆续建立起了动物实验室、血脂生化实验室、病理实验室、药理试验室、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室等,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显著地提高了心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在国内处于首创或领先的地位。
心研所正在蓬勃发展之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实验室被解散,设备被闲置损坏,研究人员被分配从事临床工作,组织濒于解体,损失很大,令人痛心。1973年起心研所才逐步恢复和开展一些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陆续归队,实验室逐渐重建。心内科在埋藏式起搏器心脏起搏术、用起搏法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健康人血脂调查和高脂血症研究、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性研究、上海地区住院病人心脏病病种变迁研究、活血化瘀中药丹参治疗冠心病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心外科手术治疗的心血管病病种不断增加,在人工生物瓣膜,特别是猪主动脉瓣和人硬脑膜作为原料生物瓣膜的研制和应用为国内首创。1973年4月心内科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协作在国内首先开展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获得成功,对我国心血管病的介入性诊治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1975年4月心内科与无锡有关医院一起抢救来访的美国血吸虫病代表团副团长所患急性心肌梗死成功,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1976年5月心内科在国际上首创用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救治“奎尼丁晕厥”病人取得成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心研所得以重建,改由上医领导。1978年时任上医院长的石美鑫教授兼任所长,陈灏珠副教授被任命为副所长。他们先进行组织重建,与时任中山医院院长兼心研所党支部书记的裘麟教授达成共识,恢复心研所各实验室的建制,临床心脏内外科人员编制既属中山医院也属心研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人事、财务工作由中山医院监管的体制。由卫生部投资,上海市卫生局补助,于1979年在中山医院内建成并启用7层的心研所大楼。内设心脏内科和外科病房各一,病床共90张;冠心病监护和手术后监护病房各一,病床共20张;心脏外科手术室4间;心脏内、外科专科门诊各一;心脏导管室、心电图和心脏电生理室、超声心动图室、心血管生化研究室、心血管药理研究室、心血管病理研究室、病毒性心脏病实验室、心血管病防治室、心功能研究室,核心脏病室、图书资料室等。新设或恢复并逐渐扩大了原来的规模,临床和研究人员各就各位,大家团结合作,为心血管病的诊治和研究努力做出贡献。1979年院领导派陈灏珠副教授到卫生部汇报工作,得到卫生部推荐,向世界卫生组织(WHO)申请作为WHO的心血管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经WHO审核并派官员来心研所考察后,于1980年确定心研所为WHO的合作中心,石美鑫所长为合作中心主任,陈灏珠副教授被WHO聘为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84年石教授转任心研所名誉所长,陈灏珠教授被任命为所长和WHO合作中心主任。1988年心外科建立上海心脏瓣膜中心,1993年心内科被上海市卫生局定为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1994年病毒性心脏病实验室被批准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心研所2002年被定为上海市心血管临床医学中心,2004年成为上海市心血管病急救中心。2006年心内科病区已增至4个,心外科病区已增至2个,病床已达300余张。
历年来心研所承担国家重点攻关研究项目14项,“211”工程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项,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项目2项,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项目7项,卫生部重点学科建设基金项目1项,卫生部科研基金项目21项,上海市科委科研基金项目7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10项,国际协作课题7项,其他局、校、院级课题66项,共151项,获基金约人民币3000万元。
心研所历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主要有:①率先开展心脏直视下手术治疗心脏病。在国内首先用低温麻醉法成功直视下修补先天性心房间隔缺损;研制出垂屏式人工心肺机用于体外循环直视下手术;首先施行直视下修补主动脉窦动脉瘤穿破右心室、根治法洛四联症、主动脉弓动脉瘤全弓切除同种异体主动脉弓移植、左心室室壁膨胀瘤切除术、二尖瓣狭窄和关闭不全以及主动脉瓣直视下整复等手术。②率先用人硬脑膜和猪瓣膜材料研制成功人工生物瓣膜。在国内首先用于临床心脏瓣膜替换;首先施行一次手术多瓣膜(2—3个瓣膜)同时替换。③率先并推广应用包含人工主动脉瓣的达可纶人工主动脉置换病变的升主动脉,治疗累及主动脉根部导致明显主动脉瓣反流的升主动脉瘤(Bentall手术),取得良好疗效。④率先采用机器人辅助,微创、脱机施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老年和复杂病变的病人中疗效明显。⑤改进并推广应用心脏移植术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病人,205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率为98.2%,1年生存率91%,3年生存率84.2%。施行心肺联合移植术成功。⑥率先进行介入性(有创性)心血管病诊断和治疗的探索,首先施行右和左心导管术、选择性染料、氢离子和维生素C稀释曲线测定、心脏内心电图和心音图检查、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血管腔内超声检查、经静脉人工心脏起搏治疗缓慢性和快速性心律失常、冠状动脉内膜斑块旋磨术。⑦率先研制同步直流电复律器用于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⑧率先监测50年来上海心脏病病种的变迁和健康居民血脂水平的变化。⑨率先用活血化瘀法特别是中药丹参治疗冠心病取得成效。⑩在国内外首创用超大剂量静脉滴注异丙肾上腺素治疗由奎尼丁引起的室性快速心律失常取得成功。[11]率先探讨病毒性心肌炎和与之相关的扩张型心肌病的发病机制,建立相关动物模型,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取得良好效果。[12]建立绿色通道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成效卓越。[13]采用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肌缺血取得初步成效。
心研所历年获各种成果奖66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3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和教学成果一等奖14项,二等奖16项,三等奖19项,其他9项。国家专利2项。每年发表论文60—80篇。历年主编专著25部。目前年门诊量达18万人次,年住院7000余人次,年介入诊断治疗达4000例,年外科手术治疗达2000例。
心研所还培养了大批医学生、研究生和进修医师,成为上医大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自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至今,心研所共培养毕业硕士生104名,博士生91名,目前有在读硕士生29名,博士生25名。心研所现在的学术骨干都具有研究生学历,这是心研所持续发展的人才潜力。此外,心研所每年都主办全国心血管内科学进修班(已办27届)、心电图学进修班和超声心动图学进修班,协办全国心脏外科学进修班。积极与国内、外同道交流,主办、参与主办和出席国内、外主要的学术会议,派出年轻医师到国外进修,请进名家介绍经验和进行协作研究。心研所已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心血管病研究所。
作者陈灏珠,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医学系,1948—1949年在上医中山医院实习。在上医从医执教近60年。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等。
中国第一个心脏科的超声心动图室
姜 楞在大洋彼岸收到了庆祝上海医科大学80华诞《上医情怀》的征文启事,我思绪万千。我自考入上医迄今已过50个年头,移美行医也已有10余个春秋。回忆一幕幕的昔日往事犹如在昨天。青年医生时期的成长、中年医生时期的建树及移美后事业的成功,无不源于母校上医这个医学人才的苗圃。在那里有一批认真做学问的好老师,他们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淡泊名利,艰苦创业,堪称医学界的楷模。在那里,培养了一批批功底扎实,勤奋好学,有理想,敢探索的医学人才。一篇文字怎能让人倾吐心中几十年的“上医情怀”!在这里我仅讲述一个“中国第一个心脏科的超声心动图室”的故事吧。“超声心动图”简称“心超”,是用无创的超声波技术探测心脏血管疾病。此项技术于上世纪50年代问世于瑞典,于70年代蓬勃发展于美欧与日本。至80年代初期,心超在国际上已成为诊断和评价心脏血管病的必不可少的首选技术。我国超声波诊断技术的开发始于50—60年代,当时并不落后于他国。但经十年文革的浩劫,虽百废渐兴,已处于很落后状态。尤其在心超方面,由于仪器设备的落后,仍停留在一维的M型心超早期阶段。更由于心超队伍中无心血管专业医师,心超报告除典型的二尖瓣狭窄和心包积液外,其临床价值有限。当时心血管临床诊断主要靠听诊、胸片、心电图,或者有创的心导管术。而对心超,在心内科医师中很少有人问津。
那是1980年初的一天,时任心内科主任的陈灏珠教授转告我说,石美鑫教授要求发展心研所的心超,希望由心内科医生去搞,并提名让我去开发。石美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在1958年创建了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当时,他已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尽管他身负繁忙的校务工作,仍密切关注着国际上心血管专业发展的动向,关心心研所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培养。但他这一创新的思路和建议,就如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并不能一帆风顺,它面临重重阻力,诸如当时的传统观念、习惯的旧体制系统、错综复杂的“院所”和人际关系。作为被提名的我,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一是看不到心超的前景,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根本不理解石美鑫教授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但是本着服从需要和安排,我开始接触一些心超的理论和实践。
不久,世界卫生组织(WHO)向我国提供出国学习心超的两个名额。在石所长、陈灏珠和浦寿月主任的鼓励下,我终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报考,并在全国的选拔考试中获胜。1982年,我有幸去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MGH)进修心超。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心超在心血管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中的价值。在那里我受到了著名心超专家、二维超声心动图奠基人Dr.Weyman的直接指导。在那里我得到了国际一流心超室的正规训练,博阅了心超巨著和有关文献,终于对心超这门新技术从怀疑、观望,到相信、爱不释手。
1984年,我学成回国。心研所购了一台美国的ATL600,它具有新型的二维扇扫的多普勒检测功能。心研所将底层十几平方米的一小间作为心超检查室,所里还给了一名心超技术员的编制。就这样,我国第一个心脏科的心超室诞生了。她完全按国际一流的MGH心超室模式组建,包括规范化的系统切面、多普勒定性定量探测、标准测量、系统录像。更重要的是与心内外科临床紧密结合,充满着活力。初露锋芒,就令人刮目相看,受到了众多心内外科医师们的青睐。不久原超声波室的青年骨干医生沈学东和骨干技师朱慧君请调到心超室,心内科青年医生施月芳和心外科曹期龄医生也先后改行到心超室。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心超队伍很快兴旺起来。我们以研究所前辈们的智慧和成就激励自己,个个勤学苦练,团结向上。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凭着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向日本借来了Aloka,在国内率先引进彩色多普勒。很快,使无创性的心超在先心和瓣膜病的诊断中取代了有创性心导管的地位。经验又很快被推广到全市、华东地区和全国,各地辗转来会诊的病例陆续不断。繁重的医疗,又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心超室很快成了心血管进修、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精神,我们又在国内率先引进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率先开展心脏外科手术中的超声应用,率先验证和应用连续波多普勒定量肺动脉压力,率先开展血管腔内超声和三维超声心动图,赢得了众多荣誉和奖状。美国HP公司定点于我心超室为其在中国心超的培训中心,不仅资助首版的心脏彩色多普勒图谱和教学幻灯片,一期期的全国性心超学习班,而且有机会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同步。1990年国际心超之父Dr Inge Edler来华访问,参观我们心超室。他不胜感叹地说了两个“没有想到”。一是在40年前当他拿起超声探头扫查心脏时,他没有想到后来世界上心超的发展会如此惊人;二是当他在中国内地访问时,他没有想到中国竟有如此先进的心超室——远远胜过他所在的瑞典医院。
年复一年,时过境迁。这个由石美鑫教授在20多年前高瞻远瞩、排除万难创建的心超室,就像接力棒那样,已棒棒下传。俗话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它的巨大投石效应又使类似的心脏科的心超室在国内普及推广。如今心脏超声已成为心脏科医师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每逢回国访问,我都要踏进心超室,和手中紧握接力棒的后起之秀们一起饮水思源。
作者姜楞,美国Tufts大学教学医院无创心脏科主任。1963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曾任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副院长,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心脏超声室主任。
上医建设中西医结合学科高地的历史经验
吴根诚 王彦青 曹小定众所周知,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独创的新兴医学学科,它是在新中国长期贯彻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条件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坚持中西医结合是上医的办学特点和传统,中西医结合也一直是上医的优势学科之一,至今上医的中西医结合在全国西医院校内独树一帜,成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抓住机遇,主动出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总理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各地采用集中办班或个别带徒等形式,迈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坚定步伐。我校的沈自尹院士就是我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研究人才中的佼佼者。他师从著名老中医姜春华(当时是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讲,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1959年,师生两人同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成为我校中西医结合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伟大号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还批示要求进一步开展“西学中”工作,培养一批“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当时,上医校领导非常重视西医学中医的工作,全校有上千人参加学习针灸和中医理论,并重点抽调有临床经验的西医上百人脱产学习中医两年,进行专题研究,获得了可喜成果。像李超荆、俞瑾、于尔辛、蔡松年等医师,后来都成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卓有成效的著名专家。
20世纪60年代期间,我国独创的中西医结合针刺麻醉研究取得了应用于临床大手术的突破。上医一批基础学科教师,怀着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开始投身于之中,涌现出曹小定、程介士、何莲芳、莫浣英等一批针刺原理研究专家。70年代期间,更多的基础学科教师投身于这项研究,包括药理学专家许绍芬、张安中,形态学专家周敬修、黄登凯、李宽严等。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专家李其松医师也加入了这项研究之中。
进入80年代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全国的学科建设及学位和研究生工作蓬勃发展。上医抓住机遇,成为全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西医结合临床这两个学科的博士点,承担起培养研究生及加强学科建设的新任务。1989年,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建立全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全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是上医抓住了每一个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和地位。领导重视,全力支持
开展中西医结合这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外,领导支持是重要的动力之一。沈自尹院士回忆说:“1955年,医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刚宣布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我去改学中医。……就这样一席话,决定了我此后的事业和道路。”王乐三(原上一医党委书记)写道:“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强调要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上医是积极响应贯彻的。”他还把“发展祖国医学遗产”作为《几件值得回忆的事》的一项内容,写入纪念上医成立70周年的纪念文集之中,由此反映出中西医结合事业在这位老领导心中的分量。“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始时,许多同志纷纷归队重新回到各教研室,而1975年时调集各教研室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新成立的针刺原理研究室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局面。当时的学校领导冯光同志、朱益栋教授深入基层,在倾听群众意见后,果断地做出保留队伍、继续发展的决定。这就为1981年正式建立中西医结合基础博士点、1983年成立WHO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奠定了基础。
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培养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建设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方面,研究生处(1985年起改为研究生院)的李金钟、刘玲、刁承湘、陈渭等老师,都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她)们的敬业精神至今令人难忘。充分发挥老专家的指导作用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既要得益于中医老专家的授业,又要依靠现代医学家的指点。著名老中医姜春华,内分泌学家钟学礼,生化学家李亮、顾天爵,都积极参与肾本质的研究,为沈自尹院士日后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们合著的《肾的研究》,成为中西医结合事业中有重大影响的传世之作。一级教授、生理学家徐丰彦,一直关心祖国医学宝贵遗产的传承。他在1958年就带领生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开展针灸、气功的作用机制研究,曾获得卫生部的表彰。1964年,他支持曹小定等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道路,开始探索针刺麻醉、镇痛原理的研究。1965年他出任上海市针麻原理研究协作组组长,为推动中西医结合针麻原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获上海市卫生局的特别表彰。
我校的一大批中西医学的老专家,都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中西医结合这一新兴事业。老中医唐吉父、盛梦仙等成了中西医结合妇科专家李超荆等的老师,老中医顾文华带教出时毓民、蔡德培等中西医结合儿科专家。80年代以后,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各层次的带教老师更是不计其数。
可喜的是,这种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和宽广包容的胸怀来对待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优良传统仍代代相传。90年代的上医校长汤钊猷院士,2006年在《世界科学》上撰文《首先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中指出:“21世纪中华医学的振兴或者说创新,一定要倡导中西医结合。我这里讲的中西医结合,不是说一定要开中药,而是说中医里面的一些医疗思想,如整体思想是西医里所没有或被忽视的。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以为不断在Nature, Science杂志上找问题就会有创新,实际上这还是跟着别人走,至多不过是填补空白而已。总之,我认为中国医学有很好的创新背景和前景,特别是不要忽视我们过去的一些好东西。”这一语重心长的忠告值得大家深思。闻玉梅院士也一直关注着国家科技政策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视,经常向我们传达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她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新出版的《中西医结合学报》撰写专稿:“天然免疫与中西医结合”(2004年第2卷,第1期),使广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启迪。全面繁荣,人才涌现
上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那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针刺原理研究(重点研究针刺效应的神经生物学机制),除了在针刺原理研究室(1985年升为针刺原理研究所,同时,又成立神经生物学教研室)蓬勃开展之外,生理学教研室李鹏、姚泰、郭学勤等老师在徐丰彦教授指导下,也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梁子钧老师用血液流变学技术研究中医“活血化瘀”治则,还在血黏度计等多项科技开发中取得成果。金惠铭老师应用微循环研究技术开展微血管功能调节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科研实验室。顾天爵教授领衔的生化教研室中许多老师长期支持华山医院的肾本质研究,更是我校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中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一个范例。
在临床研究方面,上医的各附属医院更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沈自尹院士领导的脏象研究室于1985年升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成为组织和团结上医各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力量的核心。在华山医院,从肾本质研究发展到证本质研究,重点对肾阳虚证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诠释,证实肾阳虚的调控中心位于下丘脑。而心内科的戴瑞鸿医师,在中药苏合香丸的原方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研制成麝香保心丸,成为国内外家喻户晓的救命药,冠心病患者的必备药。在中山医院,心研所杨英珍医师探索黄芪对病毒性心肌炎的保护和治疗作用,取得显著成绩。秦万章医师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病研究,陈泽霖医师的中西医结合舌诊研究等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肿瘤医院,于尔辛医师应用中医健脾理气方药治疗肝癌,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因而门庭若市。在妇产科医院,李超荆和俞瑾医师在中西医结合妇科内分泌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国内外负有盛名。在儿科医院,时毓民医师应用滋阴泻火合剂治疗女性儿童性早熟取得显著疗效。在眼耳鼻喉科医院,蔡松年医师的中西医结合眼科及张重华医师的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各有特色。此外,在应用针药复合麻醉开展手术中,华山医院江澄川医师的颅脑手术及眼耳鼻喉科医院黄鹤年医师的新喉再造手术等都曾多次获得部级以上成果表彰。
总之,上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全面繁荣,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名医名家,他们纷纷出任中西医结合全国性学会及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内,我校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基础与临床并举,各学科成绩斐然,成为有显著创新特色的亮点,因而是全国中西医结合事业中享有盛誉的学科高地。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上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基础扎实,功底深厚,因而具有厚积薄发,持续前进的功力。以针刺原理研究来看,中西医结合针刺研究走出了一条以科研任务带动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促进基地建设,以基地建设推动新学科建设的创新道路。20世纪60—70年代的针刺原理研究是一项国家重视的科研任务,在此基础上成立的针刺原理研究室,最后发展成为中西医结合基础国家重点学科,这是第一次飞跃。而该学科坚持用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神经生物学科研方向。90年代初以此为基础,在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建国家级研究基地——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而引进人才,在全国各医学院校中第一个申请获得神经生物学博士点。这又是另一次飞跃。像这样学科建设的成功范例在国内并不多见。
1997年,是上医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一是沈自尹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二是曹小定、俞瑾教授应邀出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针刺疗法听证会,在NIH的千人大礼堂内作大会报告。这两件大事都已载入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史册。
沈自尹院士从1955年开始投身“西医学中医”,1959年初次获得表彰;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成为学术大师。他以古稀高龄,深入开展肾阳虚的基因谱研究,初步勾画出肾阳虚证的基因—蛋白—细胞内信号转导的联络图。他不愧为上医中西医结合研究高地中最突出的典范!而曹小定、俞瑾教授在NIH的报告,则标志着我校的针刺原理及临床研究已经走向世界,针刺研究正成为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世界人民造福的开路先锋!
学科建设高地应该也是人才培养的高地,这样,学科建设才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因此,上医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具有像沈自尹、曹小定等这样一批中西医结合学科的优秀创建人,还从他们在80年代以后正规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博士生、博士后中充分展现出来。在基础学科方面,到目前为止,在全国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中,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3名作者皆得益于上医名师的培养。2005年,在表彰我国博士后制度设立20年以来培养的全国优秀博士后中,我校中西医结合流动站培养的博士后张玉秋名列其中。在各临床医院,由沈自尹院士培养的王文健医师是全国中西医结合领域中的第一位博士,他在中西医结合代谢病研究方面继续创新,成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中的一个新生长点。由沈自尹院士的学术接班人之一蔡定芳医师领导的中山医院中医科,现已成为全市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的先进典型。肿瘤医院于尔辛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刘鲁明医师,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及其他肿瘤治疗方面不断探索,目前担任美国NIH补充与替代医学国际合作基金的中方首席专家。儿科医院蔡德培医师,不仅在女童性早熟的临床治疗方面成绩显著,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机制研究。妇产科医院归绥琪、李大金医师分别师从俞瑾、李超荆教授,在中西医结合妇科治疗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总之,目前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已成为上医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担任全国性学会副会长、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等。而新的更有才华的青年骨干正在继续涌现,这是上医中西医结合事业后继有人的基本保证。新世纪的展望
进入新世纪后,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强强联合,上医的中西医结合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2001年,我校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在第二次全国重点学科评比中双双获胜,使合并后的新复旦大学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的高校。2002年,上海医学院正式组建中西医结合系,首先从课程教学着手,促进了这两个重点学科的密切联系。2004年,我校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在全国性评比中名列第一,为复旦大学及上海医学院再次争光。在2007年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这两个重点学科均再次顺利通过评估。而这些年来,复旦大学校领导、校学科办及医学院对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建设给予指导、支持和关怀,这是促进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中西医结合研究是我国医学事业中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大有希望的事业!中国的医学事业工作者,理应以中西医结合为荣,以中西医结合为己任。我们衷心希望,学校及医学院继续把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作为医学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我们坚信,一代又一代的上医人将会在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中尽职尽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简介:
吴根诚,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常务副主任,教授。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69年毕业,1982年获上海第一医学院硕士学位。
王彦青,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上海医科大学药理专业毕业(1992年),获上海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
曹小定,教授。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1953年9月),获苏联医科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60年)。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
中西医结合青春期医学专业的形成及发展
蔡德培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制度。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的上医的。阔别了大学校园整整10载,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日以继夜,还总觉得时间不够。上医研究生院的前身——研究生科的老师们组织了各教研组的骨干教师为我们开设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介绍各学科国外的最新研究进展,让我们更新知识,赶上世界医学发展的潮流,还强化了专业外语及医学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事实证明这些对我们后来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儿科医院,由于工作的需要,从1985年开始,对儿童性早熟及青春期延迟的发病规律、诊断及治疗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和骨骼发育状况作为指标,研究了真性性早熟的发病规律,证实患儿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前发动、功能亢进,内生殖器官提前发育,性征提早出现,且骨骼生长加速、成熟提前,但由于骨骺过早融合,导致最终身材较矮小。遵循导师顾文华教授关于“性早熟的病理机制系肾阴虚而相火旺”的学术思想以及“滋肾阴泻相火”的治疗原则,制定了相应的中药方剂。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依据治疗效果及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对该中药方剂进行了优化及剂型改革,使疗效进一步提高。鉴于性早熟的患儿需从发病时起一直持续治疗到正常青春期的年龄时为止,故疗程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而当其到达正常青春期年龄时又应促使其更好地青春发育。根据这一临床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调整性早熟患儿青春发育进程的治疗方案,包括在起病时采用滋肾阴泻相火中药诱导其缓解,缓解后巩固并维持疗效,到达正常青春期年龄时则改用益肾填精中药,以促使其更好地青春发育。这就是我们目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滋肾阴泻相火与益肾填精中药序贯治疗”的方案。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及实验室研究,已充分验证了该套治疗方案对性早熟患儿的性发育及骨骼发育具有双相调节作用,可有效地调整其青春发育的进程并显著地改善其骨骼发育及最终身高。
在临床上取得显著疗效的基础上,我们与上医中西医结合系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们密切合作,采用神经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方法,从神经内分泌调节及基因表达的角度深入研究并阐明了所用中药的作用机制,证实滋肾阴泻相火中药可通过对高位中枢几种相关的神经肽、神经递质的调节作用,明显地抑制下丘脑—垂体的促性腺功能及促生长功能,而益肾填精中药则相反,可通过对这些神经肽、神经递质的调节作用,明显地促进下丘脑—垂体的促性腺功能及促生长功能。我们的研究成果“补肾中药调整性早熟儿童青春发育进程和改善骨骼发育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获得2001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调整性早熟儿童青春发育进程和改善骨骼发育的中药制剂”获得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在临床及科研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儿科医院的“青春期医学中心”,并被上海市卫生局认定为“上海市中医性早熟特色专科”,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北美、欧洲、日本的患儿,为儿科医院赢得了学术声誉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近几年我们又承担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环境类激素引致儿童性发育异常的机制及其中药治疗研究”。我们与上医公共卫生学院从事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研究的专家们密切合作,对较大样本的正常儿童及性发育异常患儿血清中的多种有代表性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EDs),如洗涤剂的降解产物——壬基酚、辛基酚,有机氯农药DDT的分解产物P-P’-DDE,合成树脂原料中的双酚A及塑料增塑剂中的DBP、DEHP等的含量进行了监测,并与患儿的生殖器官病变程度作相关性分析,发现当前的正常儿童已较为普遍受到EEDs的污染,性发育异常患儿受污染的程度则更为严重;并证实EEDs的污染与儿童性发育异常的发病有密切关系,是其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由于大多数EEDs均具有拟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双重活性,因此在女孩可导致性早熟,而在男孩则可导致睾丸发育不良及青春期延迟。我们制订了针对EEDs生殖毒性的系列中药治疗方案,对已受EEDs污染毒害的患儿进行治疗干预,这在国内外还尚无先例。临床及染毒动物实验均已证实,所用的中药治疗方案对EEDs的生殖毒性具有明显的拮抗作用。在此基础上,又采用分子生物学实验方法,研究了所用中药的作用机制。下一步我们准备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合作,采用基因组学及蛋白组学的实验方法深入研究并阐明所用中药的作用机制。
回顾近30年在上医学习、工作、科研的历程,十分感慨,是上医培养了我,是上医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科学研究的氛围,依托上医雄厚的科研实力,发挥临床与基础研究各自的优势,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间密切合作,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才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具有上医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青春期医学专业。上医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在科学研究中提倡多学科合作,坚持基础与临床结合,坚持中西医结合,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遵照上医“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校训,传承这些精神,继续奋发努力,为维护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蔡德培,上医儿科医院教授。1981年毕业于上医中西医结合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
上医法医学专业的创建及发展
赵子琴 张其英 沈忆文顺应社会需要而创建法医学是医学科学领域中一门独立的重要学科,是研究和解决司法部门在工作实践中遇到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涉及司法中的人身认定、人身伤亡以及伤残等诸多问题,均需法医师进行周密的检查和科学检验,最后做出翔实的报告和鉴定,为司法部门提供有关侦审线索或证据的资料。所以法医学科是国家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我国历代对此很重视,早在1247年南宋期间,就有宋慈编著的验尸资料研究心得《洗冤集录》问世,以后各代同行在实践中不断有诠释和新的补充。然而解放前,法制偏废,教育、科技事业停滞落后,法医学更是不被重视,从事法医事业的人员寥寥无几。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废振兴,国家需要建立更多的医学院培养医药卫生人才。1951年8月,中央卫生部从全国各医学院调派20名应届毕业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举办法医学高级师资培训班,由林畿教授负责培训。林教授认真拟定培训计划,亲自编印法医学教材,在教研室老师共同努力下,两年内如期完成培训计划。毕业后该20名年轻的法医学师资由卫生部统一分配至有关医学院校。
参加法医学高师班的张其英、胡三多1953年7月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领导给予安排在病理教研室,并派给两名技术员协助他们工作。在谷镜汧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法医学教学小组。两位青年教师在校领导支持下,自编《法医学讲义》和实验实习指导,经多方准备,于1954年在医本科生中首次开设法医学课程,学时数72小时。此后相继对1955、1956、1957三届学生授课和带教实习。每届授课后,带领学生去公安局验尸所,由市局老法医现场示教,实际观察各类死亡尸体的形态变化及特征,为学生打下法医学的基本知识。
1957年,国内受“左”的思潮影响,各校法医学课程停开,上医也不例外。张、胡两位讲师工作另行安排。直至1960年10月,陈康颐教授由司法部法医学研究所调至上医,学校领导为他调配孔祥麟、周碧云等教师及技术员,成立法医学教研室,陈教授任主任。次年重新对医本科生上法医课。直至十年“文革”动乱,被迫停课。
世界上凡是法制健全的国家,无不设置法医学这门课程。“文革”结束后,我校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1979年12月,石美鑫院长告知张其英老师,我院外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后申请医师执照时,因没有法医学学习成绩而难以批准,所以必须在留学生中增设法医学课程。为此,学校及时地为留学生开设了法医学课,时数为54学时。
80年代初,教育部调查了国内法医学教育和法医学科技人才的实际情况后,于1983年会同卫生部,公、检、法、司各部院,举办了“全国高等法医学专业教育座谈会”,我院张其英和其他几所医学院的法医教师应邀参加。会议分析了国家对法医学应用的迫切需要和相关人才亟待培养的情况,拟定具体意见。即:①在几所重点医学院增设法医学专业,加速培养法医学人才。②医学专业中要增开法医学必修课以普及法医学知识,使医学生的知识更加全面。《座谈会议纪要》由教育部以文件形式发至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此时,我院石美鑫院长积极响应,主张立即组织筹建小组筹建法医专业,由朱益栋副院长领导,拟定筹办专业的组织工作及专业教学计划,刘文英副院长负责拟定教学用房、教材仪器设备、经费预算等,规划上报教育部。
1984年4月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准我院和中山、华西、西安、武汉、中国医大等6所部属医学院校增设法医学专业,建立法医学系,学制为6年或5年,每年招生人数50—60名。要求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法医学人才。毕业生的分配去向首先考虑公、检、法、司系统的法医学鉴定部门,从事法医学鉴定工作。其次是高等医学院校、政法学院、法医学研究所等,从事法医学教学、科学研究以及法医学鉴定工作。卫生部为6所办法医学专业的院校拨筹建专款,用以购置教学、实验、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及建筑教学用房。同年,学校正式宣布成立法医学系,任命张其英为主任,孔祥麟、赵子琴为副主任,法医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年首届招收学生60人。同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自1992年至今,由赵子琴教授担任系主任。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展
由卫生部拨专款建造的六层法医教学大楼于1990年下半年竣工交付使用,该大楼集教、科、司法鉴定于一体,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面积约650平方米,科研实验室面积400平方米。2002年在学校、医学院领导的关心、经费的配合,以及法医学系自筹部分经费,对大楼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添置了现代医学研究所需的仪器和设备,更加适应当前的法医学教学、科研及司法鉴定的需要。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法医学专业先后建立了法医病理学教学组、法医物证学教学组、临床法医学教学组、法医毒物分析和法医毒理学教学组、法医摄影教学组等,各自的实验室配备了必要的实验设备、仪器。这些实验室不仅承担了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日常教学任务,还承担着法医学的科研工作以及法医学鉴定过程中的检验、分析任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为开展网络化教学,目前已将网络连接到每位教师的桌面,同时给每位教师配备了开展网络教学所需的设备。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已大部分上网,在虚拟校园网络课堂与学生及时交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0余年来,学校领导和历任系主任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关心青年教师、技术员的专业培养。从1985—1991年的短短6年间,先后派出10名青年教师前往兄弟医学院校法医学系进修或攻读研究生,5名青年教师接受法医学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8名教师和技术人员接受一个月至一年不等的短期专业培训。通过这些在职继续教育、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教师队伍的业务能力,拓宽了专业知识体系,对法医学专业的教学、科研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84年起,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生。自1990年至今,法医学专业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法医学系教师队伍中,他们是上医大法医学系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鲜血液和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受出国热的影响,有18名青年教师和2名技术人员相继出国,因种种原因调离本专业的还有6人。他们都是我们培养的队伍骨干,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去对法医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带来一定的损失。我们在学校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办学,现在法医学有在编教职员工共23人(含8名兼职教授),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4人,讲师1人,助教2人,副主任技师1人,主管技师4人,技师1人,办事员1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学位者5人。目前师资队伍稳定,他们热爱法医学事业,热爱法医学教育事业,是法医学教学、科研及司法鉴定工作顺利开展和不断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使法医学在教学、科研、司法鉴定工作中取得一系列成就。
教学工作:
法医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法医学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科学思维,熟悉司法鉴定程序,掌握法医基本技能的法医学高级人才。通过五到六年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法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实习,专业学生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掌握法医学鉴定的基本能力。
法医学专业自1984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1984—1989年每年招生30—60人,1991—1995年隔年招生,1995年以后恢复每年招生20—30人。前四届学制为六年,1988年开始改为五年制。前期基础课程、医学基础、临床课程设置同医学系,后期一年至一年半进入法医学专业理论、实验和专业实习,最后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合格者获医学学士。自1990年第一届法医学专业毕业至今,已毕业本科学生近600名,其中大部分分配在全国各省市公、检、法、司等机构从事法医鉴定工作,部分毕业生在其工作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侦破多起重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鉴定,并立功受奖;小部分到医院、高等医学院校、政法学院等机构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或攻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
针对法医学实践性强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在学校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下,法医学系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等机构设立了专业实习基地,并聘请具有丰富法医学鉴定经验的高级职称人员为法医特聘教授。这一完善的培养体系,为学生健康成长、知识汲取、经验积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法医学专业教师还积极指导本科生进行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或社会实践,培养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锻炼科研思维,掌握基本试验技能。我们对本科生的毕业生质量进行追踪调查,统计分析说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有较大发展潜力,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1984年起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至今为我国法医学教学、科研、司法鉴定机构培养了30余名硕士研究生,并于2002年举办法医学硕士课程班。他们现均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2004年法医学专业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同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现有博士生导师2名,硕士研究生导师8名。在读博士生5名,硕士生10名。
法医学系除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外,积极参与法医学教学改革和建设,所有教授、副教授积极参与编写教材、教学参考书、专著等。“法医学”课程在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历年来法医学系老师主编或副主编部规划教材6部,参编部规划教材8部。其中张其英教授副主编的《法医病理学》第一版于1992年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教委一等奖;赵子琴教授主编的第三版于200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医药优秀教材。另外还主编、副主编了4部法医学专著,参编了9部法医学专著和参考书。
科学研究:
法医学专业自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法医学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形态学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培养室,配备较为先进的设备仪器,培养了具有年龄梯队、技术娴熟的科研技术队伍,建立了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物证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历年来申请到的科研基金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科研基金6项、校青年基金4项、上海医学院交叉研究基金3项。
20多年来,法医学系在国内外法医学相关杂志发表了近百篇科研论文。
司法鉴定:
法医学系下属有法医学鉴定中心(上海市司法局登记注册),自1990年起开展法医学鉴定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近年来,随着广大民众法制意识的提高,鉴定中心接受的法医学鉴定逐年增多,从原来的一年不足100例到如今一年6000余例。鉴定中心各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坚持严谨、科学、公正、实事求是的鉴定原则和工作作风,认真对待每一例鉴定,出色完成鉴定委托,为上海市及全国各省市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目前我鉴定中心开展的鉴定业务有:
法医病理学:死因鉴定,包括民事纠纷、医疗纠纷、非法行医、交通事故、工伤意外、中毒死亡、极少部分刑事案件;致伤物推断、死亡时间推断等。
临床法医学:针对活体进行故意伤害损伤程度鉴定、伤残等级评定、劳动能力和保险业伤残评定、医疗纠纷等人身伤、残、疾病等方面的鉴定。
法医物证学:通过血液、体液、毛发等人体组织进行个人识别、亲子鉴定。
法医毒物分析:对人体血液、体液、组织等进行常见毒物和药物定性、定量鉴定。
经过20余年全系职工的不断努力,其教学、科研、司法鉴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回顾上医法医学专业的建立、发展的历程,深深体会到法医学事业的发展、兴旺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和不断完善,离不开社会对法医学事业的重视,离不开学校对法医学专业的重视与关心,同时,法医学事业的发展对维护、保障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张其英,教授。195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1953年至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至1992年退休。曾任上医基础医学部副主任、病理学系副主任、法医学系主任等。
赵子琴,教授。1975年7月毕业于上医医学系,1992年获硕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法医学系主任。
沈忆文,法医学副教授。1990年7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1999年1月获硕士学位,现在职攻读法医学博士学位。
不能忘却的殊荣——记全国职业卫生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医科大学
金锡鹏 梁友信2000年2月上海医科大学(以下简称上医大)的名字即将告别历史舞台,就在2月的最后一天,中央卫生部领导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郑重宣布在职业卫生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48个全国职业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名单中唯一以医学院校单位命名获此殊荣的只有上海医科大学,同时宣布了100名全国先进工作者个人,上医大顾学箕教授是其中之一。上医大校长姚泰教授到会领奖,与会的还有上医大劳动卫生教研室顾学箕教授等。这是卫生部第一次奖励建国50年来在职业卫生工作领域中默默奉献,辛勤工作,锐意改革,大力开展职业卫生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这对进一步推动职业卫生工作,全面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和劳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百余所医学院校中,为什么只有上海医科大学获得“职业卫生先进集体”的殊荣?让我们追本溯源!职业卫生也称劳动卫生,是一门研究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职业人群(劳动者泛称)健康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措施的学科。解放前,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是空白,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劳动人民的健康。上医大的创始人颜福庆从建校开始就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上医公共卫生科中的老前辈苏德隆、杨铭鼎、顾学箕、王鋎兰、陆培廉等传承了这一精神,自1950年起就率先分别亲赴工厂、矿山开展工矿卫生工作,调查工人铅中毒、井下矿工和纺织女工多发病等状况,1952年正式成立工矿卫生科。经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3年成立公共卫生学院,1954年成立劳动卫生教研室,任命顾学箕为主任。劳动卫生工作依据当时社会的需要主要针对工业生产中对工人健康危害因素的防治。顾学箕在担任主任的第一天,就认识到要做好劳动卫生工作,除了团结全体教师努力工作外,必须依靠卫生系内各科教师的专业理论和技能,同时也一定要得到全校相关学科老师和医院临床医师的支持与配合,还必须与上海市和全国其他兄弟单位紧密协作,共同努力从事劳动卫生教学和科研,这是工作成败的关键。
建国初期,工人在工厂、矿山劳动中的第一大害就是生产性粉尘引起的尘肺,最为严重的主要是矽尘所致的矽肺。上医中山医院放射科荣独山教授,肺科王鸣岐医师和劳动卫生教研室的顾学箕、陆培廉一起,深入江西钨矿,开展矽肺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环境卫生教研室的杨铭鼎教授等在无锡探索石英尘的湿式操作研究。这些工作和研究都为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举办全国首次矽肺防治培训进修班积累了现场工作经验,取得了第一手宝贵的教学资料,丰富了培训班的教学内容。尔后,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矽肺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在国内南北各方成为矽肺防治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的多数人都曾参加了这次矽肺进修班。这次学习班的举办,对推动我国矽肺预防、诊断、治疗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始动作用。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很多职业病的认识是肤浅的,实际生产中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耳鼻喉科医生吴学愚教授等应邀参加了电镀厂工人鼻中隔糜烂、穿孔的调查与防治,并在《中华卫生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当时劳动卫生工作的起步阶段起到了示范性促进作用;同时也开展了造船厂工人的生产性噪声耳聋、电焊工电光性眼炎的调研和防治。华山医院皮肤科杨国亮教授等积极开展职业性皮肤病的研究工作。上医的专家、教授们都为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健康保护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出色工作,推动了我校劳动卫生职业病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我们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始终走在国内同行的前列。
5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提出一手抓钢铁一手抓粮食的号召。上海是全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夏季炼钢厂的高温作业牵动了师生们的心。劳动卫生教研室以顾学箕为领队的中青年教师,冒着盛夏的酷暑,纷纷深入钢铁厂,到气温达45—50摄氏度的炼钢炉前,进行防暑降温和高温中暑的防治研究工作。他们发现高温工人尿中含盐量的下降是高温中暑先兆的客观指标,为我国首次提出测定尿中氯化物含量作为高温作业工人中暑危险的警戒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对高温中暑的预防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并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促进了我国高温中暑研究工作的进程。在高温生理、能量代谢、水盐平衡等众多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基础医学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教研室教师们的帮助和支持。期间,环境卫生教研室的杨铭鼎、洪传洁等工程师为防暑降温的工程技术措施的改进也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药生产和使用量的骤增,全国各地农村,尤其是沿海农业发达地区,因使用了有机磷农药而发生中毒的农民,数以千万计,死亡人数频频上升。学校党委领导十分重视农药中毒的防治工作的研究,组织了以劳动卫生教研室教师为主体,药学系教师和临床医院医师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农药中毒的系列研究工作。药学系以王秩福教授为首的研究组于1958年在国内首次合成胆碱酯酶复能剂解磷定(简称PAM),劳动卫生和药理教研室通力合作,进行了毒理和药理试验,完成有机磷农药中毒特效解毒剂的试验研究。华山医院职业病科丁训杰医师等开展了临床试用,最终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药学系红旗制药厂投入生产,远销全国各地,解救了无数农民兄弟的生命,促进了农业尤其是水稻、棉花等粮食经济作物的大发展。为此,上海第一医学院农药防治中毒研究获得了1978年国家科技大会的嘉奖。与此同时,劳动卫生教研室薛寿征、屈家瑛等积极工作、刻苦钻研,研制了诊断有机磷中毒的特异性简易检测法——胆碱酯酶快速检测箱,除用于医院急性中毒诊断,更适用于农村田头的快速诊断。快速检测箱遍及全国各地,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即使十年动乱期间,劳动卫生教研室也没有中断这项研究工作。有机磷农药中毒防治工作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绩,除了全校相关学科师生的同心协力,不断进行试验研究和现场工作外,还有上海市、江苏、浙江、山东以至东北沈阳等地的卫生防疫机构和教学科研工作者与我们共同协作、共同探索,研讨农村现场防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文革”期间,教学研究处在瘫痪状态下,有关有机氟中毒、二硫化碳中毒等的防治工作,校内药学、基础、临床相关教研室教师和劳动卫生教研室一起,在极其困难的状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研究工作,使得我校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的学术研究声誉传遍国内外。“文革”结束不久,日本大阪大学的学者教授就主动和我们联系,协作深入研究二硫化碳中毒,很快就在国内外联合发表论文,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十分少见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工业大跃进的“前夜”,上海市中小轻化工业发展,工人的急、慢性苯中毒屡见不鲜,严重威胁工人的健康。在卫生系党总支的领导下,组织师生纷纷深入工厂车间,进行苯中毒的防治工作。劳动卫生教研室陆培坤、陈楚良、潘志擎等研制了国内首创的测苯快速检气管。由于环境卫生教研室洪传洁工程师的指导与参与,进行了喷漆作业的排毒通风措施研究,为中小工厂苯中毒预防的适宜技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华山医院以丁训杰医师为首的职业病科医护人员的全力支持下,对千余名接触苯的高危工人进行了健康筛查,达到了有病治疗,无病保健的目的,从中积累了大量现场空气检测和工人健康状况临床表现等的科学数据。1959年,中国第一次劳动卫生职业病学术会议在大连召开,王鋎兰老师代表上海第一医学院做了“上海市108厂苯中毒防治工作经验”的大会学术报告,得到了全国同行的一致好评。直至今天,该报告的学术内容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同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在老师们指导下的学生著作《苯中毒的防治》一书,全国发行,这在当时国内十分难得。1959年苯中毒学术防治总结,是我校相关学科师生在党委领导下发扬大协作精神的又一力作。“文革”后期,顾学箕、王鋎兰、陆培廉等教授,意识到“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大胆带头摆脱无法正常教学、科研的郁闷与困扰,在个别工宣队员的支持下,组织了以我校教师和医生为主体,联系上海第二医学院、大连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唐山煤矿医学院和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上海化工职业病防治所的教师医师30余人,共同参与职业卫生专业的主要基础理论参考书《工业毒理学》(上、下册)的编写,1976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本学科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余万字的大型参考书,为迎接十年动乱之后,工业的发展和新型工艺出现所带来的工业毒物职业危害防治新形势,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国内外科学信息,该专著于1978年获得了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成果奖。随后又出版了《工业毒理学实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职业卫生和毒理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卫生部组织专业人员与官员出国学术交流和考察,凡属职业卫生领域的,多由我校顾学箕教授为主要成员并任官方翻译。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联系中,顾教授发挥了积极作用。为1983、1984年先后争取在北京、上海成立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促进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多次与国外职业卫生学家接触联络,为我校和兄弟院校输送中青年技术骨干出国进修拓宽途径,争取学习经费和机会,其中也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年轻优秀干部。WHO总部建议我国卫生部由顾学箕任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主任(1984—1992)。当时正值国内乡镇小工业蓬勃发展,全国从业人员有13900万人之多,其中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工人高达4700万人,职业病严重威胁工人健康,职业卫生服务机构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一时无法适应客观的需求。顾学箕教授一方面向卫生部争取教学经费,短期培训职业卫生人员,我校被卫生部指定为华东地区劳动卫生职业病在职人员培训中心。另一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小工业的职业卫生工作,与“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相结合,同时以上海县教学基地和江、浙等地区、县为试点,组织多批师生下工厂实践,积累工作经验,推动了农村乡镇小工业职业卫生工作的进程,有效地防止职业危害对农民工人健康的影响,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全国各地的仿效,得到来华考察的WHO职业卫生官员和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和赞扬。此为10年后(1994)WHO在《北京宣言》提出的全球战略“人人享有职业卫生”奠定了工作基础。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又组织教师翻译发达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先后出版“职业卫生丛书”10册,改善了当时国内信息还不通畅的局面。得到全国同行的赞誉,也普及了WHO“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的指导思想。同时以本校工作为主,介绍我国职业卫生工作的新情况和新进展,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册“职业卫生”英文论文集Occupational Health Bulletin,获得了国内外同行,尤其是美国职业卫生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在美国工业医学杂志等国际刊物上撰文介绍我们文集的内容,并给予积极客观的评价,扩大了我们的工作在国际职业卫生学界的影响。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防治条例》颁布10周年,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联合国内有关部门在我校举办了矽肺防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国内外尘肺防治专家到会,一致认为,数十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们,矽肺是难治但可预防的疾患。加拿大肺病专家、国际职业卫生协会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分会主席Tee Guidott博士高度评价顾学箕教授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矽肺应以预防为主”的正确观点,反对长期以来将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矽肺治疗药物”研究为主的错误观念和方向。这一观点也完全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职业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日内瓦提出的“ILO/WHO全球消除矽肺规划”的精神。我校举办的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我国矽肺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了观念,转变了研究的主导方向。在国家科技部门的科研规划中从此就消失了矽肺治疗药物的专项研究,印证了我校在40年前举办第一次全国防治矽肺进修班的正确理念。
2000年2月28日,卫生部宣布上海医科大学为全国职业卫生工作先进集体,这是全校各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团结一致,为保护劳动者健康作出努力的结果,也是众多教师和学生辛勤工作的功劳。其中最为突出的应属卫生部先进工作个人名单中的顾学箕教授,他是我校职业卫生学科的奠基人,数十年来带领我们建设学科,努力工作,使上医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成为国内第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他是荣膺这一称号百人中年事最高的长者。是时,他刚迈入人生的第90个年头。
作者简介:
金锡鹏,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授。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毕业。曾任上医劳动卫生教研室主任、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等。
梁友信,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授。1957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毕业。曾任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主任。
本文承蒙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姚泰教授审阅,王鋎兰和陆培廉教授等提供历史信息,特此致谢。
阻击瘟神的堡垒——前进中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陆烨敏200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一群劳累了一天的医务人员有的刚吃完晚饭,有的在超市购物,有的乘着医院的交通班车再换了几辆公交车刚刚才踏进家门……19牶55,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行政总值班突然接到中心主任张志勇的指令:“接上级通知,由×地抵达上海的×航班客机上有4名乘客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畏寒、咳嗽症状,现正送往我中心,务必火速作好一切收治准备。”一瞬间,上海的茫茫冬夜里一张传染病应急救治网火速织就。20牶20,当载着4位“病员”的救护车拉着刺耳的警报声驶入大门,中心顿时进入了“战时”状态,不少医务人员从中心的四面八方一路小跑到达收治区。21点过后,从市区赶来的增援人员全部到岗,组成了一支特别战斗团队,他们当中有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也有医技、行政、后勤人员。22牶40,张志勇主任宣布这场实战演练顺利结束,参加演练的近70位人员中没有一位叫苦、叫累。为了锻炼一支上海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队伍,检验应对各种突发传染病的救治能力、应变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自落成启用以来已开展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实战演练。
假如SARS再来,我们还会像2003年春那样猝不及防吗?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我们的城市已建起一个专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平台——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是复旦大学的第九所附属医院,也是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教育培训基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临床进修教育基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临床基地。
从诞生之日起,中心就肩负了特殊的使命,它是当年度的市政府一号工程。2003年5月,全市人民全力以赴抗击SARS的非常时刻,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正式立项。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上海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只不过不再是“临时”。这所占地33.3公顷、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的大型医学中心,在市民心中,甚至在金山、在山阳镇,依旧保持着一丝神秘。
还记得2003年初,有人不经意间打开了那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了盒子里的魔鬼SARS,酿成了滔天大祸。上海作为拥有1600多万人口的开放型大都市,在“非典”肆意恣行的那几个月,顽强地抵御着SARS病魔的入侵。就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上海20位著名医学专家组建起了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其中不乏上医的专家。闻玉梅院士义不容辞的担任了咨询组顾问,华山医院翁心华教授临危受命担任组长,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俞顺章教授,当时的病毒学教研室主任袁正宏教授,以及中山医院教授何礼贤、蔡映云,儿科医院教授张灵恩,华山医院传染科教授潘孝彰等都加入了专家组,他们在传染病学、呼吸病学、流行病学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和突出造诣,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在那几个月中,他们每天24小时待命,随时响应召唤,凭借高超的医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抗非”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时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是上海市4家“非典”病人集中收治定点医院之一,在本市抗击“非典”中承担任务最重,凡是在沪发现的国内“非典”疑似病例、临床确诊病例都由该院收治。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医院经受了自1988年甲肝爆发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能否经受考验、全面完成任务,关键看党组织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市传染病院党委书记孟莲娣言语中透着坚定和执着信念。巫善明,这位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老院长、传染病专家,当上海市第一例、第二例“非典”患者住进市传染病院后,就成了该院“非典”治疗专家组组长,每天从早忙到深夜,白天增加查房次数,晚上查看资料,并随时向广东同行请教,全力救治病人。从2003年4月14日进入全封闭状态,至6月27日上海最后一位住院“非典”病人出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医护人员,日夜忘我奋战在各自岗位上,在巨大的压力、风险面前,他们只觉得:责任重于泰山。
一座城市是必须设防的。2003年8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求构筑一道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的坚固屏障,而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就是这道屏障上的一座坚强的堡垒。因此,市政府对中心建设的投入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拥有上海首个数字化手术室,可智能化调节灯光,即时图像传输并进行专家会诊;国家级的突发传染病病原应急检测实验室,曾为鉴定禽流感病毒立下汗马功劳;先进的影像设备、压差病房、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HIS)、医学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PACS)、远程医疗和医疗示教系统,具有供专家会诊、学术交流、教学培训、家属网上探视等多种功能。这里设置了床位500张,在有疫情爆发的情况下,可以迅速增加到1100张。
2003年10月1日,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式打桩动工,落址金山。从建设到落成,从启用到发展,中心前进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上医人的心血。
2004年4月卢洪洲同志接受复旦大学领导的点将担任了中心现场办主任。卢洪洲于1999年7月自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华山医院传染科工作。2001年,结束在美国范登堡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国,担任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从SRAS发生那天起,就注定他职业生涯中机遇和挑战的到来。自担任中心现场办主任起,卢洪洲同志就把时间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一号工程的建设中。中心远在金山区,来回一趟要两个多小时,如是高峰,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耗在路上。为了争取更多的办公时间,他常常是早上天不亮就出家门,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回到家还是坐到电脑前,为第二天的工作回复邮件或上网查资料。妻子颇有怨言,问他:“人家一天工作8小时,周末还有休息,你呢?”他盯着电脑,头也不回说:“18小时。”在工地现场,他作为业主方经常换上厚厚的防电鞋、戴上安全帽深入工地配合建筑部门的工作。中心的很多具体工作他都亲自参与,如科研仪器招投标、建筑布局与信息点确定等,甚至各部门的英文标识,他都逐字逐句翻译核对。现场的事情千头万绪,他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现场办公租用的是中心附近的两间民房,由于电力负荷受限,不能同时使用两个空调,卢洪洲同志总是将自己办公房间的空调关掉,让另一台空调正常运转,把清凉让给同事,把炎热留给自己。
近一年的快马加鞭,2004年9月,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终于全面建成,在功能定位、形态布局上与传统的“传染病医院”有明显不同。进入中心,是满眼的绿色,两层、三层的小楼错落有致地坐落于绿树丛中。医院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融合于自然绿化中,创造了亲切舒适、安逸宁静的优美诊疗环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医院建设理念。
2004年11月16日,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郑重宣布中心正式启用。具有90年历史的原上海传染病医院除门诊部外,整体搬迁至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市领导的关心下,中心依靠复旦大学的优势,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两年中,医教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中心成立之初,各项工作都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远离市区,职工上下班往返路程达150多公里,73.5%的职工都住在宝山、杨浦、虹口、闸北等区,“早五晚七”是中心职工上下班生活的真实写照。遇上大风、大雾、大雪影响,高速公路关闭,地面道路堵塞,6点坐上班车的职工,将近10点甚至11点才能到达中心,足足要在班车上待4—5个小时。因中心地处远郊,且缺乏公共交通配套,前来就诊的患者稀少,创办第一月只有17位住院病人,金山门诊部更是门可罗雀。每天上下班的奔波,医疗业务量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心职工思想极不稳定,很多职工对中心的前途没有信心,业务骨干精力不集中,人才流失严重,数月内60余位技术骨干先后辞职。
面对困境,中心主任张志勇、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和袁正宏,这三位上医人没有退缩,中心书记孟莲娣、副主任徐伟民、陈良,副书记张建良,这四位原市传染病医院领导也没有退缩,因为他们坚信在复旦大学的领导下,通过对医疗、教学、科研和人才等各项资源的调动,通过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必将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传染病医疗中心、科研中心和培训基地。
中心主任张志勇,以其在中山医院任副院长时卓越的工作业绩,曾先后荣获“复旦大学十大医务青年”、“第三届上海医务青年管理十杰”、“上海市卫生局先进工作者”、“复旦大学东方奖教金”,2003年当选为徐汇区第147选区的人大代表、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正当他踌躇满志为中山医院的事业发展设计着下一步蓝图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兼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面对诸多的难题,他犹豫过,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驱使他毫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
2004年12月,张志勇走马上任了。在种种困境面前,他没有气馁,积极依靠上级领导、依靠中心党政班子、依靠职工寻求中心生存发展的突破口。他认为,中心要走出困境关键在于管理的创新,在于闯出一条特色之路,在于把全院职工的心凝聚在一起。为此,他提出大力建设中心文化,提出并确立中心走“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心创造性地继承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在病毒性肝炎及相关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发挥产科肝病监护和艾滋病治疗方面的特色,靠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吸引病人。很快,在中心党政班子的领导下,中心全体职工团结一心、艰苦创业,从起初搬迁至金山的6个病区、17例住院病人增加到目前的12个病区,住院病人总数最多达291人,同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外科、眼科、麻醉科、呼吸科、儿科等科室也纷纷开设。为营造病区的温馨氛围,改善就医环境,中心为各病区制作健康宣教栏,介绍科室特色和健康知识;不少病区主任也纷纷行动起来,将各自的病区装扮得各有特色。就医环境的改善不仅受到了病人的好评,也吸引了周边地区(市)的病人前来就医。为进一步方便前来探视患者的家属,中心开设了病人家属探视班车,每日17班往返中心与亭卫公路,每日12班往返莘庄与中心。这些举措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肯定,在2006年上半年卫生局、复旦医管处分别组织对出院病人满意度调查,中心在17家三级医院中病人满意度名列第三名,在复旦9家附属医院中名列第一名。
中心要发展,人才培养至关重要。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中心领导全面倡导科技兴院,积极实施人才战略,不惜血本地培养现有人才,选派人员到国内外各大医院进修学习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来院讲学或传授专业技术,并定期坐诊医疗,扩大影响;制定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引进业务骨干,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之成为学科带头人。通过各种途径的培养、引进,全面提高了专业技术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医院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保证了医院新技术、新业务的不断开展和应用,使职工增强了对医院发展的信心。渐渐的,中心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原本工作有些懒散的人少了,中心上下拧成了一股绳,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成立一周年时,中心策划了周年庆系列活动,有奖征集“中心精神”、“中心院歌”,在中心全体职工的热情参与下,确立了“团结、奉献、诚信、卓越”的中心精神,并将中心职工毛琼作词的《这一片圣洁天地》确定为中心院歌。
是春风吹绿大地,是甘露滋润心田。
我们用智慧和心血,让垂危的生命重新扬帆起航;
我们用真诚和汗水,让伤痛的心灵洒满爱的阳光。
啊……
我们送走曾经的昏暗,
我们迎来今日的朝阳,
共同的理想,让我们走到一起。
心连心,共建这一片圣洁天地!
神圣的事业,让我们奋斗不息,
手拉手,拥抱这一片圣洁天地!
当悠扬的歌声响起时,全体职工的心也被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因为大家看到了中心发展的希望。
原市传染病医院临床强、科研弱,相对复旦大学其他8所附属医院,中心的科研力量可谓是十分薄弱。但是对于一个医院的发展来说,科研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心副主任袁正宏便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
袁正宏教授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兼任数职,工作十分繁忙。自担任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副主任以来,他主管的科研条线屡屡实现了重大突破。从引进人才,到举办中心科技节;从特邀专家论坛、查房,到开展科室的学术天地,在他的倡议下,中心设立了科研基金以鼓励创新,两年中,共组织申报课题项目187项,立项45项。2006年,中心的科研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一举获得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2项、市科委“登山计划”重大专项2项和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实现了中心省部级以上课题的零的突破。当一位职工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喜讯贴在食堂布告栏上时,中心职工的喜悦心情是其他附属医院职工不能体会的,因为这也是零的突破。
在科研工作获得突破的同时,中心的各项工作都渐渐步入了平稳发展的轨道,两年来医疗业务量不断增长,门诊量、入院病人数、出院病人数同比平均增长40%—60%。2006年初春,中心成功地为一名患有艾滋病的产妇实现了艾滋病母婴阻断,这是本市第一例完整、成功的艾滋病母婴阻断治疗。这不仅是中心的喜讯,是孩子的喜讯,对于本市艾滋病防治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是一座时刻警觉的战斗堡垒。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是市政府、全市人民对中心的要求,也是中心一切工作的宗旨。自成立以来,中心始终坚持“平战结合”的方针,随时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6年3月,市内一例禽流感疫情的发生,中心进入了紧急状态,收治病房备班人员和医学观察病区早早地准备就绪。一日傍晚,中心接到通知,5例人禽流感医学观察人员正在前来中心的路上。此时,中心立即启动了人禽流感防控应急预案流程,当被医学观察人员见到“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时,“SARS战争”的感觉又回来了。
漫步在静谧的中心庭园,大片的绿地和红瓦黄墙的别墅式病房组成的连体式建筑群相映成趣。翠绿的草地衬出红红的屋顶,葱葱的绿树掩映着别墅楼群。和平时代往往会忘记战争时的惊心动魄,而在这片热土上医护人员却始终展开着与传染病魔之间不见硝烟的战斗。接二连三的SARS、禽流感疫情后,我们是否感到有一支专门应对疫情的“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崛起!是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上海医学院的新成员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它的目标——亚洲一流的公共卫生中心。
作者陆烨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精神文明办主任助理。1997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缅怀先贤
在颜福庆塑像前
金乃坚我采摘心田里的玫瑰,
编织一只白色的花环。
双手捧起圣洁与芳香,
敬献在颜福庆塑像前。
朝阳染遍金色的校园,
您凝视远方犹如昨天。
往事灼灼如今永留存,
莘莘学子对你永怀念。
战乱中建校几度劫难,
大西南创业烽火狼烟。
当年国人创建的公立医学院,
现在已是一流医学生的摇篮。
您无愧为爱国兴医一代先贤,
洗刷被称“东亚病夫”的偏见。
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新校训,
激励上医人走向璀璨的明天。
作者金乃坚,1984年7月—1986年12月任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委员会书记。
缅怀上医创始人颜福庆院长
吴之理 章央芬我们的母校上医一直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医学院校,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卫生干部和高级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分布于国内(含军内)以至国外,在医学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母校的毕业生热爱祖国、医风正派、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辛勤地工作。母校是光荣的学校,有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今天我们怀着思恩之情来纪念她的创办人颜福庆院长,可以说,没有颜福庆就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哪会有以后的上海医科大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带头人的历史功劳,绝不会磨灭。
颜福庆院长,上海人,生于1882年,卒于1970年。他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院长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他认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太落后,西医太少,医学院校也太少。上海还有许多好医生在开业,可以请他们当老师,一定能办成一个一流的国家医学院。1927年他在上海吴淞和朱恒璧等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淞沪战争),医学院毁于炮火。同年在上海法租界和英租界交汇的海格路(今华山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上医的实习医院,今华山医院)建临时校舍,复校上课。
颜福庆有感于中国需要大量医生,七年制太长,乃试办六年制,称新制。此后,全国除了协和医学院,都改为六年制。历史证明,六年制是可行的,完全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医生,节省国家培训费用和减轻家长负担,使学生提早踏上工作岗位,延长了医生对社会服务的年限。
我们俩人就是1932年入校(1938年底第8届毕业生)的第一代新制学生。当年学校只有两幢4层楼的房子,4楼住学生,1—3楼是教室和实验室。物理科借读于交通大学,每周3次,有救护车接送。救护车是南洋华侨为淞沪战争救护伤兵赠送的,这是一部福特汽车,1949年全国解放,它还照常行驶。在校6年的学生伙食是厨师阿炳包的,他死了,由他儿子接手,也可以看出颜福庆和阿炳之间多年的友好关系和阿炳对学生健康的贡献。
今天枫林桥的校址建于1936年,中山医院当年开幕时,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剪的彩,同年在新校址召开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大会。新校舍和中山医院投资资金的一半来自洛氏基金会。颜福庆院长设想在枫林桥逐步建成中国唯一的医学中心。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背脊骨伤曾在中山医院住院,占用了一层病房,由当时的骨科主任任廷桂教授主持会诊。我那时是五年级学生(病案书写生),见过蒋介石。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校舍和医院被日军作为马厩。学校内迁,最后在重庆歌乐山落脚办校。留沪部分地处法租界,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前,一方面要继续招新生上前期课,三年级后转送重庆;一方面要和敌伪周旋,使学校和医院能办下去,其间困难可想而知。颜福庆院长医学中心的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这也是他相信和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重要基础,他认为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颜福庆抗战期间担任过卫生署署长,战争年代他全力搞民众预防卫生,搞救护队和伤兵收容,办各种战时短训班。1915年他创立了中华医学会,是中华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主张公医制度,不提倡私人开业赚钱,凡在上医任职的教授,都不开业。林兆耆(第一届毕业生)本来开过业,收入丰厚,后决心当教师,停止开业,在教学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颜福庆认为教学者不能分心,要钱的人不能为人师表。上医能成为我国第一流高水平的学校,是与颜福庆对教师的选择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他办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勤俭求实。学校处在花花绿绿十里洋场的上海,但从来没有奢侈讲排场的事。他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教师和学生平时穿着都极平常,都吃阿炳做的饭。教学和医疗设备尽可能采用国产的。学生中没有赌博嫖娼。上医的校风极好,学生用功读书,毕业后专心从医、奉公守法、医道正派,得到社会良好的评价。他本人从来不吹不捧,讲究实在。他虽是基督教徒,但所办的事业,从不受教会的控制。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办的是中国的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他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来源于他的爱国信念,要提高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任,是上医的副院长,积极协助陈同生院长办学。由于他的历史贡献和解放后的表现,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受到党的保护。例如反右斗争,我参加上海市委领导会议,市委书记就说:“颜福庆表现好,要保护。”今年上医80周年校庆,不能不使我们回想颜福庆院长的功勋。他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特别是医学教育事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作者吴之理,教授。1938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曾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章央芬,教授。1938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曾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等。吴、章两位校友是上医唯一曾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服务60余年的军医,章是当时唯一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军医。
难以忘怀的师生情——忆颜福庆、朱恒璧两位院长
张治道2007年9月迎来上海医学院建校80周年,在80年的历程中,上医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内一流学府,所培养的大批人才活跃在国内以及世界的医学各领域,实现除人类之病痛、救死扶伤的神圣责任。
忆往事,不禁想到改变我一生的恩师——医学巨匠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及朱恒璧两位院长,是他们指明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帮助我走一条向医学高峰攀登之路,使我终身难忘。
初识颜福庆:1924年我离别家乡荆州前往长沙圣雅各中学读书,后来校长张海松转任长街圣公会礼拜堂主持,教友很多,很兴旺,有许多有地位的人如当时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以及董秉奇、骆传荣、艾思光都是常去做礼拜的人,我当时是教会唱诗班的成员,所以常见到他们,其中颜福庆的举止及音容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第二次聆听演讲:圣雅各中学特别邀请各界名人来校对毕业生进行专业常识介绍,在近10种专业介绍中,颜福庆的医学演讲是其中之一。他说“医学的道路漫长又艰巨,但却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深为他的精辟讲话所打动,从而下定决心做一名不畏艰难、造福人类的医生,把一生奉献给崇高的医学事业。
第三次武汉接待:1927年,我正就读武汉文华中学,在高一下学期时学校因故停办。我和同学在同仁医院照顾病员。得知颜福庆一家、胡美医生(Dr Hume)、骆传荣、孙克基、董秉奇、艾思光、周自培、高镜朗、周诚浒、应元岳、任廷桂等一些湘雅医学院的人员,将乘坐英国兵船撤离长沙抵武汉中转,我和一些同学被派去做接待安置工作。后来才知道上述大部分人员成为1927年颜福庆创立的中国人办的上海医学院的骨干。
第四次相遇在纽约:1946年颜福庆出国对欧美访问,1947年3月行至美国,当他得知我这个大龄学生即将与李奉女士结婚,我又独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时,欣然出席并代表男方家长主持了我们在纽约教堂的婚礼,在纪念绸上签了名。上医的旅美十几位同学、圣雅各和湘雅老师及女方亲友均参加。颜福庆院长的到来使我倍感亲切。
1938年颜院长应召任卫生署署长,朱恒璧接任上海医学院代理院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医决定除留部分人员外,其余内迁赴滇。我是第一批于1939年自上海乘船离沪的,约一个月时间抵达目的地昆明。不久在昆明北郊松花镇出现霍乱疫情且快速扩张。该区位于昆明水源上游,不仅影响昆明市,且中央很多研究院内迁在此,集中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名人,形势十分严峻。朱院长急召我带上药品及设备至该区报到工作。经过三周的紧张工作,疫情全部扑灭。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对此十分满意,也对上医人有了新的了解和信任,除亲笔写了“弘济生民”的精辟记述外,还让我陪同朱院长赴宴,当面向朱院长道谢。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相谈甚为投机,都有迁至四川的打算。傅表示愿意帮助朱去教育部和卫生署疏通,并可解决搬迁中的交通工具问题。这次聚会不久,朱院长与傅斯年同车前往重庆,在傅的大力协助下,上医迁往重庆的要求获得同意,并把已到歌乐山的南京中央医院划作上医附属医院。经过数月的筹备,上医在1940年末大部分人员顺利迁至重庆歌乐山。
我在学校迁歌乐山后数月,结束帮助中央研究院建立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即返校报到。被派到卫生署服务,卫生署要求在其范围内自行选择地点建立公路卫生站开展工作。我经实地调查选址金刚坡,争取到中央监察院于右任的大力支持,新建成的金刚坡公路卫生站顺利建成,任我为站主任兼医生。由于设备齐全,热情服务于周边民众及机关部门,深受好评,且站前正面有一块小湖似的水田,左右侧通向公路,远望去依山傍水风景很美,凡有外国客人来参观,卫生署总是来此作为向村卫生站的模范来介绍。上医陆续派来内、外科医生充实了卫生站的实力,全站工作人员增至20余人。同时也成了上医的乡村卫生实习站。于右任曾题字以资鼓励。
我中学时候就有出国深造的梦想,所以当我在金刚坡公路卫生站及中央医院内科工作近4年后,向朱院长提出出国进修的请求,可能是因为我在龙泉镇及金刚坡等的工作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吧,一向治学严谨从不轻易为人作介绍的他,为我出具了评价很高的介绍信,用正式公文纸打印10份,由朱院长签字后发出9份,一份自留至今(将捐出给校史馆)。由于是请赴美工作的原卫生部长刘瑞恒带美发出的,所以不久就收到麻省总医院同意我进修的回信。因我是自费,于是变卖了全部书籍及物品凑上了基本费用后,即刻动身至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报到,踏上了艰难的求知之路。
我先后在麻省总医院、宾州大学医学研究院、加拿大布尔登省立医院共获得内科证书、内科科学硕士、医学博士学位。改取加拿大、香港、美联邦及美国加州医师执照。学成后受聘武汉大学内科副教授,海南大学内科副教授、教授兼任医学院院长。先后服务于海南海口医院、香港医务处及加拿大布尔登医院,1955年定居美国直至1976年退休,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
恍恍然时光骤然远去,回首往事我这生得遇颜福庆、朱恒璧两位院长是我之大幸,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一条艰辛但又崇高的道路,是他们的推荐又使我走向医学最高的境界。一路走来,离不了祖国及上医的培养教育,饮水思源,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在1977年成立个人基金会,以此能为祖国提高医学水平、增强医学研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除赠送图书、资料及捐款参加各项活动外,我先后资助49名中国人员赴美学习,捐款湖北江陵预防血吸虫示范站,在母校60周年校庆时捐款100万美元建造医学研究楼。
我90岁那年即国庆50周年之时,又在母校的推荐下,荣获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
2003年下半年至今我居住在上海,这期间因病数次在中山医院接受过外科、泌尿科、介入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等科的治疗。由于医生们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及时正确的处理,将我的生命几次从危急中有惊无险地救治过来。亲身的体验,深感上医的精神一代代传下来,上医所培养出的精英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
颜福庆、朱恒璧两位老院长虽离我们而去,但可喜的是他们创办的上医正跟随世界先进医学的步伐不断前进。
作者张治道,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旅美爱国华人医师,1999年获上海市白玉兰奖。
文中所提历史人物附注:
傅斯年,1896年生,北大毕业后,先后赴英、法留学,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北大教授代校长、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校长等职。1950年病逝。
于右任,时任中央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
怀念我的祖父颜福庆
颜志渊走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号楼草坪前,花木丛中,有一座高大的塑像,他慈祥的目光永远关注着天下,企盼百姓安康无恙。他就是激励“上医”学子们奋发向上的该校创始人、我的祖父——颜福庆教授。立志学医济天下
提到我的祖父颜福庆,人们自然会想到“颜氏三杰”——颜德庆、颜惠庆、颜福庆。一位是修建铁路的实业家,一位是出色的外交家,一位是盛名的医学教育家。三杰各领风骚,独树一帜。然而他们的成就均离不开原圣约翰大学校长颜永京的教诲。颜永京是位博学多才的心理学家,以严谨治学著称。其子颜德庆、颜惠庆在其熏陶影响下成才,顺理成章,而作为他的侄子颜福庆成为一代医宗,也许令人们意想不到。
祖父祖籍厦门,生在上海的江湾。188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祖父幼年丧父,母亲患病,家庭的苦难、生活的重担早早落在他身上。由于生活所迫,7岁的祖父寄居到他的伯父颜永京家中,伯父的治学,堂哥的勤奋,他耳濡目染,同时他也埋头苦读,发奋图强。他立志学医,以医救民心,以医治天下。在伯父的资助下,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踌躇满志的祖父大学毕业后应召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任矿医。金矿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一天工作15个小时,华工们成天在脏水中浸泡,工头还不时地吆喝,用鞭子抽打。华工们因为缺医少药,死的死,病的病。从肉体到灵魂,他们都渴望有个“救世主”降临,而祖父等人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福音。医术高超、和蔼可亲的祖父深深赢得了华工们的爱戴和尊敬。工作期满要回国了,华工们挥袂掩泣,依依不舍,集体铸金质奖章赠与祖父。我记得,每当谈及此事,爷爷总是激动不已,念念不忘,他常说:“中国的华工太苦了,他们是天下最诚厚的人。”回国不久,1906年祖父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百倍努力,以独有的毅力,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之时,耶鲁大学医学院伸出了高薪留用的橄榄枝,但祖父心怀的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和祖国,他义无反顾地婉拒了医学院的盛意,回到了中国。毛主席不忘旧情
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祖父是其中之一。宴请时,祖父就坐在毛泽东的左边。这是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30多年前祖父对杨开慧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话还要从“五四”时期说起。当时祖父已是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而毛泽东还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
一天,祖父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告诉他,有位姓毛的青年要见“颜院长”。这位青年的妻子刚生了孩子,得了妇科病,需要住院,但是没有钱,所以来请求院长帮忙,希望给予免费治疗。当时湘雅医院是有免费病床的,但是须经过院长的批准。
祖父在办公室见了这位“拿着油布伞”的青年书生。听完来由后,祖父答应了青年的请求。未收分文,治好了他妻子的病。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是杨开慧。
这是祖父在长沙经历的一件极普通的小事。类似无偿给人治病的事,祖父不知干了多少回。所以,这件事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毛泽东没有忘记。
宴会上,毛泽东一坐下就对身边的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我就认识你了。”
祖父大吃一惊,有点拘谨地回答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时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校长,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风趣地说。“在你院长室旁边的一幢房子里,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我当时经常朝这房间里走,在里面搞活动……”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长沙青年时代,当年他编辑《新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就在湘雅医学院里面。湘雅学生龙伯坚、张维、李振翩就是当年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亲密朋友。
回想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等湘雅下属机构,成了传播西方先进思潮的大本营。1919年6月3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首任会长,就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第四届学生张维。五四时期有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是学联的机关报,主编毛泽东。
毛泽东侃侃而谈,祖父在一边认真地听着,边听边回忆,不时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共产党就在你眼皮底下活动,你当时为什么不干预呢?那个时候湖南的斗争很激烈的。”“你有个秘书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他现在哪里?我一直跟他失去联系,很想跟他见面。”
祖父答道:“我没有觉察到,不知道。我的秘书,我也记不清楚了。”
两人边吃边谈,宴会的气氛十分融洽。摄影师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给上医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笑看桃李列三千
祖父以医治民众疾苦为己任,但他知道,光治不防是不行的。辛亥革命前后,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赴京汉铁路开展防治工作。后又辗转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对防治钩虫病流行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长期的奔波,大声的疾呼,收到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祖父意识到光靠自己振臂一呼来拯救社会是不行的,必须着眼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于是,他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遂再次赴美攻读预防医学,并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同时,他把思路转向办学堂,意在通过办学,广泛宣传公共卫生教育,提高百姓的健康意识。这时,湖南督军谭延闿因得了大叶性肺炎,四处求医,不见好转,找到了祖父。谭延闿曾放出话来:“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答谢条件由医生开。”祖父并不多话,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症下药。说也奇,谭延闿的大叶性肺炎在祖父的治疗下,日渐好转。谭延闿以厚礼钱财酬谢,祖父不以为然,提出办医学院,培养湘人子弟,造福于湖南百姓的想法。于是就有了祖父与美国博士合作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张孝骞、汤飞凡、吴绍青等一批医学专家。在此期间,祖父还与伍德连等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1927年,祖父调往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大权,傲慢无礼,歧视和薄待中国教师,心中十分不快,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念头由此萌发。当时南京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内设医学院。祖父抓住机遇,与相关人士经过商谈,一拍即合。他与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医学界有识之士着手策划,将院址设定在上海吴淞前“政治大学”内,由祖父任院长。首届学生大多是“江苏医科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校的转学生,共29人,学制为七年。教师除牛惠生、倪葆春兼职外,还有乐文照、高镜朗、蔡翘、谷镜汧、朱恒璧、张軻、应元岳和祖父。学校曾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校舍被毁,几经搬迁,直至1936年,祖父四处奔走募集捐款,在沪西枫林桥建成中西合璧的“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新院舍。1932年7月学校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祖父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他的主持下,“上医”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注重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上医”师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艰苦朴实、好学不倦、精益求精、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在院内蔚然成风。祖父甘当伯乐,提携后进,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喜忧参半的最后岁月
建国后,祖父担任“上医”副院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副主委,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抗美援朝期间,祖父不顾高龄,曾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员。他怀念台湾故旧,多次撰文对台广播,促进祖国统一。祖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关心时事政治,在患“视神经萎缩症”后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如今这只放大镜连同他赠给我的挂表、金笔等由我提供给校史馆供师生参观。晚年,祖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和宴请;在他八十大寿时,获卫生部特别嘉奖,使祖父十分感动。
祖父是“博士院长”、“中国西医泰斗”、“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事业有成,光环一身。但是,他的一生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辗转在风雨中。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祖父就医学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料言重心急,差一点酿成大祸。好在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十分了解祖父的为人,保住了祖父。然而陈院长自己“文革”中惨遭迫害,悄然离世。
祖父逃过了“反右”一劫,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祖父就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特务”等帽子。看到爷爷挂着大牌、躬着腰,接受批斗的样子,我的心仿佛被撞碎了似的。批斗时,祖父坚决不承认自己的报国之心为卖国之举。一时间,红卫兵的唾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还有冷拳冷脚,都向爷爷涌来。要知道此时爷爷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批斗结束,是没完没了的写检查。爷爷眼睛不好,只得由我代笔。祖孙俩蜷在一间小屋里回忆往事,将辉煌写成“罪孽”。不久,祖父就被隔离审查了。那时,我和爷爷虽同住一屋,但难能见面。有时,楼下一阵散乱的脚步声,我的心顿时会揪起来,我知道爷爷又要被押去批斗了。爷爷那时还很硬气,躺在床上,翻翻书看看报,十分平静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结婚时,祖父家几经抄劫,已是一贫如洗。但大孙子结婚,做祖父的一点儿礼都没有,也说不过去。情急之下,他从箱柜里拿出一套旧的毛料中山装,对我说:“这是爷爷1962年访香港时穿的,以后几乎没有穿过。你做新郎时也许用得上。不过爷爷有个要求,你是我的大孙子,你千万不要出国,要留在国内。”这套衣服我至今还收藏着,我也遵循了祖父的要求,一直留守在上海。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上医党委为祖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
祖父一生,严谨治学,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始终不渝地献身医学教育,德高望重,令世人敬仰。斯人已矣,作为后辈应循着前辈的足迹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欣逢盛世,今年又迎来了上医创建80周年和先祖父125周年诞辰,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祖父当年的梦想成真,足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作者颜志渊,颜福庆教授长孙,九三学社徐汇区委秘书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上医进入“211工程”与颜福庆教授的教育思想
戎恭炎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有一件十分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就是上医要努力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211工程”基本含义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这是国家教委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措施,是利在当代,功照千秋的跨世纪、上水平的系统工程。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争取,上医概莫能外。这项工作前后经历了4个年头,1994年10月中旬,卫生部长陈敏章、副部长张文康率领30余人的专家组到上医评审,并一致通过上医整体建设规划,同意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在当时的上海高校中,上医是通过“211工程”项目评审的第一所高校。根据“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统一的部署,卫生部组织专家组于1997年5月7至8日对上医“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论证和立项审核。专家组认为,上医是一所全国重点医科大学,学科专业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治学严谨,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均居全国前列。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思想端正,注重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和提高学校整体水平,已具有实施“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各项条件。专家组的意见得到国家认可,1998年5月5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上海医科大学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在医学系统,我校是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两所高校之一。这时我正好在校办工作,有幸参加这项申报工作的全过程。我在收集整理上医建校的材料时,就深深感到颜老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深厚的基业,上医进入“211工程”与此有密切关系。
上医学科齐全,这与颜老求学经历有关。颜老在青年时代两度出国留学。190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去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学习。1914年再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因此,他对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同样重视,同样热爱,且将这两种教育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院校。1927年建校时限于条件,仅设医学专业,第二年,就在他的指导下,在医学院内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学教授。同年还建立了吴淞(现宝山区)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学教学实验基地。学校还规定,医学生毕业前,一律要在卫生教育基地实习一个月,以加强卫生防疫观念。这一规定在上医坚持了数十年。改革开放后,这一经验还得到卫生部教学成果奖并在医学院校中推广。1936年,颜老又认为我国不仅西医人才缺乏,制药工业也十分落后,西药全靠进口,西药人才缺乏,因此在这一年,又在医学院设立了药学专修科。从这一段历史看来,在全国医学院校中,设立公共卫生专业和药学专业,上医可说是最早的一家。说上医学科齐全,这与颜老当年打下的多学科基础密不可分,其功不可没。
上医师资力量雄厚,此言不虚。在颜老办学之初团结的一批志士仁人,就是一批学有专长的名医、专家。随后又延聘了一批中外医学专家、学者和海外归来的博士扩充师资队伍。颜老一贯提倡“公医”制度,来校任教,强调专职敬业,反对在外开业行医。学校规定,专任教师服务年满4年,享有一年带薪休假,可在国内外从事研究,进修,这一办法对提高师资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上医就有一批青年学生赴国外深造,学成回国,在上医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作出了很大成绩。1956年,经中央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这些教授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说,上医的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所以建国后上医一直是全国重点高校之一。1994年专家组评选时,上医正、副教授已达1125人。这样雄厚的师资力量,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
上医治学严谨。上医在初创阶段就十分重视校风校纪建设。要求教师专心教学,不得在外开业行医,要求学生刻苦学习,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招生时,由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任何人不得干预,严格选才,全凭考生条件择优录取。对不符合条件的达官贵族子女要到上医读书,一律以“爱莫能助”婉拒。教学中贯彻“三基三严”(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严格要求、严密方法、严肃态度)的精神,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学生只有学好基础学科,牢固掌握技能,善于开拓,才能创新。在学籍管理上,学校早在1928年就规定,学生单科成绩以60分为及格,总平均分以70分为及格。学生一年中,如有一门主要课程不及格,需补习复试一次,复试再不及格不得升级。如两门主要课程不及格不予补考,留级一年。如三门主要课程不及格者退学。对年轻住院医生,除例行节假日外,一律住在医院,实行24小时负责制,随时为病人服务。上医师生在这种校风熏陶下,养成自尊自信、自强自律的精神,对考试测验,不设监考也不作弊,师生们认为作弊是自欺欺人的可耻行为,不论学习还是实习,坚持忠于科学信念,反对弄虚作假,这些措施的严格执行,使广大学生感到,进上医不易,学好也不易,更加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一旦上医毕业生走向社会,普遍获得用人单位好评。经过几十年的培育,颜老倡导的上医严谨治学的校风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
上医办学效益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上医担负教学、医疗和科研三项任务。从颜老开始这三项任务就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学上,学校已形成本科教育、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完整、系统的教育体制。至1997年,有本科专业12个,硕士点50个,博士点35个。全国重点学科点、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在校研究生数在国内医学院校中处于前列。科研上,学校科研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攀高峰,许多科研项目属国内第一,还有的达到国际水平。自1981—1994年,已得到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369项,其中国家级21项。如“小肝癌早诊早治”手术后生存率提高到7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医疗上学校有7所附属医院,有大批医疗专家和临床教授,附属医院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各附属医院年均门诊量约有360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5万余人,还承担着大量学生实习和进修生、外国留学生临床教学任务。各医院还有一批各具特色的临床学科,如脑外科、手外科、肾移植、心血管、抗生素研究、肝癌临床、新生儿疾病、围产医学、生殖免疫、角膜移植、电子耳蜗、肺癌、鼻癌、乳腺癌等等,保持着国内领先地位。除金山医院属三等乙级医院外,其他6所医院均属三级甲等医院。
上医办校方向正确,这也是言之确凿。上医从颜老创办之日起,走的就是一条艰苦创业、爱国爱民和为人群服务之路。吴淞时期,利用的是他校旧址,校舍遭日军炮火摧毁后,学校利用借读他校的办法,维持教学。上海沦陷时,上医师生大部分在第二任院长朱恒璧教授带领下,走上了抗日求学的道路,辗转后方昆明与重庆,最后在重庆歌乐山茅草屋内上课。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时,枫林校区及中山医院又受到日寇破坏,复校任务也没有压倒上医人。解放后,上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将培养质量放于首位,推进教学改革。“文革”期间,上医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国家同意恢复招生时,上医教职员工又以最大的热情培养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时期,学校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但学校仍坚持教育为本,育人为先,自甘淡泊,热爱事业,为攀登医学高峰而努力奋斗。在学校“211工程”总体论证报告中,提出学校的办学思想是:确保本科生教育质量为基础,以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为重点,以完善医学成人教育为延伸。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医药卫生人才。上医的毕业生遍布国内外及欧美各地,在上医的校友中,被评为我国两院(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就有43人。事实雄辩证明,上医已成为培养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的摇篮,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上医一直把学生的德育放在首位。学校在创办之初就注重品德教育,上医“正谊明道”的校训,为人群服务的校歌,“为病人服务”的誓言,就是明证。解放后,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树立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理想。改革开放年代,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上医一代又一代人,始终沿着为民服务和为国献身的道路前进。如抗战时期,上医师生积极参加前线救护队和后方医院的工作,还有人牺牲了生命。1950年,上医派出了血吸虫病治疗队,救治急性感染的南下解放军战士。抗美援朝时期,又派出数批医疗大队和技术顾问团奔赴救援前线。“文革”期间,上医师生组织的“指点江山医疗队”、“祖国医药探索队”活跃在贵州、四川的山区和农村,为当地人民送医送药。1976年唐山大地震,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等等,只要国家有难,百姓受苦,上医的白衣战士,闻风而动,奔赴第一线,留下了无私奉献的身影。这一良好传统的形成是与颜老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分不开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入侵上海时,颜老就是上海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夜以继日地组织、指挥上医师生及全市医务人员抢救伤病员,为伤病员服务。颜老提出的医疗为大众的思想与毛主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义极为相近。可以说,上医具有爱国爱民、为医学献身的光荣传统,是与颜老分不开的。颜老就是爱国荣校的典范。
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颜老创办和建设的上医,为我们奠定了一份厚实的基业。上医有今天的规模和辉煌,能顺利进入“211工程”,是与颜老创办上医贡献的智慧,付出的心血分不开的。颜老不愧为杰出的医学教育家。
饮水思源。以颜老为首的上医老一辈专家、教授,在那困难深重的年代,为开辟医药卫生事业充满献身精神,义无反顾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质量的医药卫生人才,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们这些光辉业绩,将永远刻在历史丰碑上,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今后,我们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颜老开辟的道路,为建设一流的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而努力奋斗。
作者戎恭炎,研究员。1960年上医药学系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缅怀陈同生同志
郭晓燕 赵挥 谢震 李德每逢校庆佳期,每当谈及往事,每次回忆我们年轻时代的工作经历和上医大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上医人就情不自禁地会想念我们的老书记、老院长——敬爱的陈同生同志。半个世纪以来,陈同生留给后人的印象是那么深刻,那么令人难以忘却。“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1906年,陈同生同志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原名张翰君。周岁那年举家迁移至四川省营山县。1924年,陈同生18岁那年参加了张澜先生领导的抗捐运动,险些被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成都,在那儿,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早期革命领导人的指引,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陈同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陈同生同志大风大浪经得多,政治阅历比较深。曾调入新四军,参加过东进和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担任过多种职务。在陈毅同志领导下,于1940年新四军东进之前,陈同生奉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谈判,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根据这一史实改编的、反映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拍摄的电影《东进序曲》中,那位沉着镇静、大智大勇、舌战群顽、勇敢坚定的新四军代表原型,就是我们的陈同生同志。就是这样一部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好电影,在“文革”期间,竟然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批斗陈同生同志的活靶子。“文革”初期,陈同生就靠边站,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帽子而隔离审查。一次一次的批斗大会,永无休止的“车轮大战”和“疲劳轰炸”,以拳击面、用水泼脸、双手揿头、重脚踢身。陈同生因下肢麻痹,不得不拄着双拐行走,则被诬蔑成“装病”。手打酸了换人再打,拐杖打断,人被打翻在地,又被拽起来再按下去,折磨得死去活来。非要他承认是叛徒。陈同生忍辱忍痛,宁死不屈,绝不乱说一个字。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在隔离室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还在为国担忧,为党呼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遗言:“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并以颤抖的笔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千古不朽的革命对联:“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钢铁般的豪言壮语,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世人敬仰,万古留青。
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为陈同生同志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海各界送来的花圈从大厅延续至广场,又从广场延伸至道路两旁,直至殡仪馆的大门。那种盛况空前的感人场面、那些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令在场的每一位瞻仰者为之动容,也令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叹为观止。这是对陈同生革命一生的最好评价。“母鸡下蛋,组建重庆医学院”
陈同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在严刑拷打的敌人监狱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不屈不挠。解放后,为建设新中国,为中国的医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5年6月,陈同生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当时,中央为加强内地建设,决定在重庆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国家有关部门设想将上海第一医学院内迁重庆。时任院领导的陈同生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上海第一医学院是有悠久历史、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高等院校,如果整体搬迁至重庆,对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利。因此,他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一分为二、“母鸡下蛋”的办法,即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分为二,在重庆再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具体做法是,将教研组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一半去重庆,一半留上海。这一方案,经院党委反复讨论后,取得了共识。但当时却未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阻力颇大。陈同生院长几次去北京卫生部、高教部和国务院,找有关领导直抒己见,终得领导的赞同。1955年11月,中央批复同意高教部、卫生部党组《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的报告。于是,陈同生亲自去重庆联系,并开始进行基建设计、设备购置、人员调配等具体工作,确定重医师资的2/3、行政人员的1/3由上医配备,凡上医教学设备有两套的均调重医一套。1956年3月,上医生物学家陈世教授等前期教师和教辅人员40人调赴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同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开学,招收新生434名。同时,重医附属医院开出床位150张。之后,著名内科学家、一级教授钱鰆调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55—1960年,上医有260位教师和医生、60位教辅医技人员、52位护理人员、30位党政后勤人员,共400多人抽调去重庆工作。目前,重庆医学院(现改名为重庆医科大学)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力量,重庆市的重点大学。事实证明,陈同生的远见卓识,保留上医,援建重医,“母鸡下蛋”的方案是正确的。“不能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他们是国宝”
陈同生刚到上医工作时,不少同志觉得他是革命前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蹲过敌人的监狱,受过电刑,身体很不好,因此,同志们向他汇报工作时免不了有些拘谨,一般问题就不好意思请示他。陈同生得知后,恳切地对大家说:“党派我来上医,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的,你们不要把我当客人,有事尽管找我,只要我有时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凡教授、专家找他,再忙也要抽身亲自接待,听取意见。对知识分子个人有什么要求,只要合情合理,能解决的尽力给予解决。如,受聘的几位中医,来校工作后,有的个人收入减少了,陈同生指示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又如,两位刚从美国归来的医师,子女多,生活有些困难,陈同生要求有关部门给他们定期补助。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陈同生解释道:“他们能从美国回来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他们一时不能适应国内生活,我们应该容许有一个适应过程。”他还说:“知识分子如有经济困难,一般不会提出补助要求,我们要主动关心他们。”在陈同生的主持下,校党委作出了主动关心低收入、生活又有困难的知识分子的决定。
考虑到老年知识分子有话不便在群众学习会上谈的特点,陈同生就另外组织老年专家、教授座谈会,并明确表示:“你们年纪大,事情多,身体又不好,不能来的可以不参加,迟来的也没关系。”然而,老教授、老专家就是愿意参加这样的座谈会,把平时不好意思在群众会上谈的问题,都摆了出来。自己提问题,自己来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
在上医,原来老专家、老教授中没有中共党员。陈同生关心知识分子生活的同时,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先后吸收了著名的胸外科学家黄家驷、内科学家钱鰆、皮肤病学家杨国亮等专家、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为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同生常说:“医务人员也是劳动者,是更高级、更复杂的劳动者,不仅是脑力劳动者,而且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要提高他们的伙食标准,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他在后勤部门的支持下为高级知识分子办“高知食堂”,而自己却不去用餐。他还建议为误餐的外科手术医生增加营养费。通过房管部门,为老教授改善住房条件。在他的努力下,我校大部分老教授分配到了适当的住房。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同生将有关部门分配给他的一套住房,让给了郭秉宽教授,而自己则迁居同一公寓内面积较小的底层。我校的专家、教授深受感动。
有一次,陈同生闻悉中山医院普外科专家孟承伟教授在青浦朱家角医院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做脾脏切除手术,研究利用病人自身的血液或腹水回输给病人,既解决了输血的部分血源问题,又使病人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还减轻了经济负担,实用意义很大。陈同生马上带领有关同志前往慰问,并对手术所需的时间、费用、一天能做几例手术等情况,作详细了解,号召全校医务人员向孟承伟教授学习,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勇于创新,为人民造福。
陈同生常对干部说:“处理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做领导就要像做外科医生一样,医生锯错一条腿容易,要他再长出一条腿来,就不可能了。做领导的如不认真掌握政策,简单地大笔一挥,别人可能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犯罪。”他告诫大家:“做领导的要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对人的处理要留有余地,可重可轻的,就从轻处理;可处理可不处理的,就不处理,重在教育。能达到教育目的就可以;要留点机会让人家自己去改正。”
陈同生经常说:“你要人家对你讲心里话,你必须把自己的心里话先讲给人家听,千万不要抓人家的小辫子”。“肃反”、“反右”、“反右倾”、“拔白旗”等历次运动期间,陈同生讲党性,顶风雨,坚持原则,捍卫真理,在上医系统竭力保护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
陈同生常对我们说:“上医是一流的大学,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以勤奋和努力换来的,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党调我来,要求我成为一流的党委书记,也要求干部成为一流的干部。”
一年一度的新生开学和一年两次的温课迎考,陈同生不仅要求职能部门作出计划,而且亲自带领相关人员深入实地考察情况,对课程安排、宿舍分配、伙食情况等逐项检查,连厕所卫生、饭菜咸淡、师生的思想状况都一一过问。发现问题,及时指定专人解决。开学后,他又独自去教室听课,察看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陈同生干脆把铺盖行李搬到了学校11号小楼顶上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左右,陈同生去食堂和炊事员一起劳动,了解饭菜情况,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改进伙食办法,保证饭菜做得可口,保护师生身体健康。在陈同生无声的影响下,学校许多政工干部、学生辅导员都住进了学生宿舍,与师生打成一片。大家同心同德,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保证了学校医、教、研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就在这间朝向西北、冬冷夏热的小屋里,留下了陈同生找人促膝谈心的身影;留下了陈同生处理日常工作的文案;也留下了陈同生撰写的回忆录。
陈同生经常讲:“大学要为国家培养一代新型的医药卫生人才。这新的一代要胜过以往任何一代,也要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60年夏天,陈同生带领杨铭鼎、朱无难等专家教授参加卫生医疗队赴福建厦门、浙江舟山等海防前线慰问三军指战员,重点帮助海军防病治病。有些地方水污染严重,以致当地驻军发生肠胃道疾病,有的舰艇人员长期受温度过高的困扰,在卫生医疗队的帮助下,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60年冬季,学校各系(部)、附属医院的320余名教工和学生赴崇明岛西北部新安沙围垦造田劳动。白天列队上工,身着湿衣服,脚穿“草窝子”(稻草和芦花编织的鞋子),每天从早到晚踩在泥水里割柴、挖土、修路、筑堤。冬天的江口,风急雨大,寒风刺骨。加上劳动强度大,午饭在工地吃,定量供应,食不果腹。晚上回到宿舍营地,300余人拥挤在一个用芦柴捆搭成的大窝棚里,铺盖就铺在水汪汪的烂泥地的芦柴捆上。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的劳动热情却非常高涨。陈同生闻讯后,立即调拨了一批副食品,带领有关干部冒着风雨,熬着关节炎的疼痛,来到工地上。每天与大家一起到江边劳动十多个小时。脚下全是水,没有一寸干土可以休息;晚上回来,又拖着多病的身体,访问病号,嘘寒问暖,与师生交谈,交流思想,撰写新闻稿件。他和同志们一起睡在芦柴铺上,直至劳动结束。撤离时,陈同生还亲自联系返回学校的船只。回到学校不久,大家就看到了刊登在《解放日报》上,陈同生撰写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文,全校师生深受鼓舞和教育。
陈同生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练就的雄辩口才,每次为师生作报告,虽然是汩汩滔滔三四个小时的四川话,大家都不觉疲倦,从不会闭起双眼打瞌睡,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遇事要辩证思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校的大部分师生员工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和除害灭病工作。时间一长,有些人头脑发热,认为培养“又红又专”学生,应该多接触社会实际,向农民学习,因此觉得下乡劳动时间越多越好。陈同生批驳了这种观点,告诫大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医药卫生人才不等于下乡时间越多越好。我们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而不是上海第一政治学院,我们的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医药卫生人才,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教学和科学研究搞上去。”当他看到当时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大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看病不付钱,读书不要钱,理发也不付钱的做法后,一面积极向当地县委提出纠正意见;一面又积极向市委反映,指出:“不论劳动好坏,一律吃大锅饭,这种做法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还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陈同生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哲理,对我们教育很深,我们在工作中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
陈同生对干部既严格又热情诚恳。谁有缺点错误就当面批评,从不背后记账;干部如果改正了,他又给予鼓励。他对人宽对己严,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光明磊落地剖析自己,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因此,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思路开阔且有所作为。
陈同生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力奋斗的一生。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总是平等待人。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那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超的领导艺术、高度的政策水平、光明磊落的坦荡胸襟、热情坦率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优秀品格,深受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尊敬和拥戴。他的领导风采,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革命气概,他的崇高人格,历历在目,终生难忘。为表达我们对陈同生老领导的无限怀念之情,在迎接校庆之时,追忆他在上医工作的一些往事,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
作者简介:
郭晓燕,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老干部党总支书记。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团委书记、上医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
赵挥,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党总支书记。
谢震,曾任华山医院副院长,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工农卫生系。
李德,曾任中山医院副院长,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工农卫生系。
整理改编:杨慧群。
一位令学生自豪的院长——我记忆中的陈同生
姚 泰我是在1954年进入上医医疗系的,1959年毕业;接着又考了生理学研究生,师从徐丰彦教授,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现在。我进入上医时,只知道林枫是代理院长;听说他身体不大好,长期住院,我们学生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在一年级下学期考试结束后的一天上午,学校通知召开全校大会。当时虽然经常开大会,但从来没有在上午开过全校大会,所以我们都感到很特别,猜不出是什么事情。原来这次大会是宣布陈同生担任上医院长。陈院长在大会上做了“就职演说”。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他原先是在华东局统战部工作的,现在到上医来,上医是个高等学府。因为当时大家不大用“高等学府”这种说法,所以印象比较深。会后,新任院长成为同学们的热门话题。陈院长给我们的初始印象是,穿一件淡黄色军装,戴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提一只皮的公文包,讲一口四川话,走路时很神气。不久在同学中就传开,陈院长过去是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后来做过新四军参谋长。以后我们又从一些老师那里听说,陈院长来上医后,立刻拜访了许多老教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作为学生,我们虽然不常看到他,但大家对他很崇拜,觉得有这样一位院长是很自豪的。我很快就感觉到,陈院长对学校的教授们非常尊敬,特别是对颜福庆副院长,称他为“颜老”。在我的记忆中,从那时开始,大家都称颜福庆为颜老。后来,我们还知道他就是电影《东进序曲》主角的原型,并饶有兴味地读他写的书《不倒的红旗》。
那时,周五下午经常开全校大会,附属医院的人也要来参加。陈院长经常在全校大会上给大家做形势报告。他做报告时从来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在报告中从不说套话,都是讲自己对事情的认识,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大家很爱听,虽然有上千人,但会场总是很安静。我在听他报告时也顺带学了一些四川话。当时是在解放初期,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家常常以为激进就是革命。但是,陈院长的讲话总是非常实在。来上医后不久,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他十分严肃地指出,有的班级在当时的肃反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情况,必须立即纠正。他那次讲话给我的教育是,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而党的政策是不许乱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参加党校学习后回来,在党员大会上说,这次去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体会只有两个字,就是“分寸”。一开始,我想他怎么这样说,是不是有些骄傲?但后来仔细考虑,觉得他说得非常深刻,只用了两个字就说明了辩证法的道理。后来我们学习列宁的一句话:真理向前多跨了一步,虽然看起来方向是一致的,但真理变成了谬误。我立刻理会到,这就是陈院长讲的“分寸”呀。还有一次,在一个大教室开干部会,陈院长讲话时指着教室墙上贴的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口号说,布置教室贴标语口号时要好好考虑,这个口号的第一句完全正确,第二句也还可以,但最后一句是不全面的。接着又说,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是到处阳光灿烂了,还有阳光没有照到的很黑暗的地方。我当时就想,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学校里没有别人敢这么说的。但是他说的是真话。当时我想,我们确实还年轻,很天真,常以为解放后就是全国一片光明了。
我在做研究生期间,曾经两次和陈院长直接接触。有一段时间,陈院长每天一早就在校园里散步,同时也是巡视。有一天,我起床后在寝室里面对着窗户做哑铃操,恰好陈院长走过我们的窗前时看见了。他很快就走进了我们的寝室。寝室里还有一位研究生刚刚起床,正在洗脸。看到陈院长光临我们寝室,我们一是感到惊喜,同时又觉得有些尴尬。陈院长问我们是几年级了。我们回答说是研究生。他听了后感慨地说,“做了研究生还不懂卫生,在房间里锻炼”;又对那位正在洗脸的研究生说,“别人早已起床,在锻炼了,你刚刚在洗脸。”我们都被他说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是在操场上长跑后再回到寝室练哑铃的。他走后不多会,忽然广播站的大喇叭广播,要全校同学立刻到大操场紧急集合。我们跑到大操场时,已经有几百个学生在那里了,只见陈院长站在司令台上,给大家训话。他说,我每天早晨在校园里走,看到很多懒散的现象。我们这里是高等学府(这是我又一次听他说“高等学府”),大家要有高昂的精神,早上要到操场上进行锻炼。这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我就每天一清早就到操场去锻炼。后来做助教住在教工集体宿舍时,也坚持每天早晨长跑。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国庆节的清晨,我们研究生参加教工的游行队伍准备出发。天蒙蒙亮,我们到学校大门口工会的篮球场集合,一共二十来个人。这时陈院长来检阅我们的队伍了。他看了我们的队伍后,显得很不满意,对我们说,“今天是欢庆国庆,你们代表上医去参加游行,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走到一位干部面前,指着他的衣服问,“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那位干部不懂他的意思,没立刻回答。陈院长再一次严厉地问,“我问你这是什么衣服?”那位干部轻轻地说:“两用衫。”陈院长说:“两用衫?你们现在叫它两用衫。这种衣服本来叫火奴鲁鲁衫。在美国是最随便的衣服。今天是国庆节,要穿好的衣服。我现在穿的是工人装,等一下上观礼台,就要穿西装。如果我在观礼台上看到我们上医的队伍中有人穿着火奴鲁鲁衫在游行,我对别人怎么说?”那位干部喃喃地说,“我又不知道这些。”于是,大家立刻回到宿舍,换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重新集队出发。这两次都使我深深体会到陈院长做事的严格要求和作风。
我最后一次看见陈院长是在“文革”初期,学校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他。他拄着拐杖,由他的儿子搀扶着来到会场。在台上,他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神态自若,充满自信。他讲了一句话令我至今不忘,他说,“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第一号走资派’,别人都是在我领导下工作的,你们不要批他们,就批我一个人。”后来,造反派也没有批出什么来,批斗会就草草收场了。
我终生怀念这位令我们学生敬佩和自豪的好院长!
作者姚泰,上海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1959年上医医学系毕业,1962年上医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研究生院院长等。
陈院长送我两件宝
郭晓燕上世纪50年代,上医帮建重庆医学院,在医学界、教育界传为美谈。这个巨大工程,反映了当年上医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奉献和救死扶伤的大无畏精神。也反映了当年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同志尊重民意的民主作风,反映了陈院长大智大勇的全局战略思维,以及他那刚毅果断的实干才能。他身先士卒,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广大师生,克服种种困难,在短期内,又快又好地出色完成党和国家支援西部边疆的任务,也为上医后来的发展立了大功。
陈院长关心人,尊重人,诚恳助人的高尚品格,影响和熏陶着一代上医人。我也有切身的感受。
陈院长到任时,我正担任上医团委书记。
陈院长经常对干部说,上医是一所中国人顶着压力和贫困,自主办起来的医学院,有着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颜福庆和许多有名的专家教授为上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用勤劳和汗水为上医争得荣誉。他说:“党组织派我来当上医的党委书记和院长,我们要尽力把上医办成一流的医学院校,享誉世界,要使上医培养的学生成为一流的栋梁人才,超过历史和世界上同类学校的毕业生。如果上医走下坡路,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他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一流的党委书记和院长,也要求我成为一流的团委书记。从此,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思路和眼界也开阔了许多,对工作和自己都有了更高的标准。
陈院长非常热爱青年,也很重视青年团的工作,经常要问我学校总的教学、医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我不甚理解。陈院长告诉我,这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党委和团委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否则就会乱套。陈院长经常要我向他汇报青年教师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困难和苦恼。又要求我经常反映学生怎样学习,怎样体育锻炼,怎样做社会工作,他们都有些什么理想,他们最喜欢什么,他们生活是否快乐,伙食情况怎样,怎么帮助困难学生。又经常问起青年医生、青年护士、机关青年干部及青年后勤人员怎样……总之,凡是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的青年,都装在他心里,不停地问这问那。陈院长就想知道青年在想些什么,怎么学习和工作,他们的爱憎,困难,什么地方阻碍了他们的成长。也经常问青年团组织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等等。一大堆的问题,迫使我不得不马不停蹄地深入到青年当中,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汇报后,陈院长听了很满意,就夸奖两句,我受宠若惊,一切疲劳辛苦都丢之脑后。有时,陈院长听后微微摇头,难免批评两句,我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陈院长却说,你是上医青年的带头人,是青年的领袖人物,是不能轻易掉眼泪的哟!
不久,陈院长送给我一张黑白照片,并排4个人,从左到右是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陈院长讲,这张照片是中国革命早期,领导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四位领袖。当年,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就担负起独当一面的革命重担。只可惜在反动当局迫害下三个人都英勇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建设好新中国。把学校建设成一流的医学院,把上医的青年培养成为一流的青年。从那以后,我身上好像多了一股克服困难的力量。
陈院长常要我到校党委会上汇报青年团的工作。我总是先问“需要汇报什么内容?”汇报完了,就默默坐着,一言不发。陈院长教导我说,不是我要你汇报什么,而是你觉得应该向党委汇报什么,要党委为青年团解决什么问题,要争取主动汇报。陈院长介绍了工、农、青、妇四位领袖,当年是怎样抓住一切机会,宣传群众,唤起民众起来革命。陈院长说,遇到什么单位和人不重视团的工作,首先不要埋怨,而要检查自己,是否让人家了解你们的工作了。校党委会,就是一个有各个单位领导参加的学校最高层领导机构,不要放过这个非常有利的宣传阵地。我按照陈院长教导的去做,果然有效。那一时期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怀下,不少单位青年团的工作生龙活虎,出现了许多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经常受到团中央、团市委和有关党组织的表彰。1956年6月中下旬,我参加团中央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团干部学习班,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接见。当胡耀邦听完我汇报后,点名要我在次日大会上汇报上医团的工作。我顿时紧张地说,我没有准备,也没有发言稿。耀邦同志当即说:“怎么做,就怎么讲,像刚才那样发言就行。”回校后,陈院长了解了这个情况,对我说,胡耀邦同志保持了我党好的传统作风,“怎么做,就怎么说,才是最真实的情况,”鼓励我今后汇报工作、写文章也要这样。
陈院长常说,看别人缺点并不难,但能看到每个人的思想亮点并不容易。我们做党、团工作的人,就是要锻炼一双慧眼,捕捉到平凡人群中不平凡的事来。陈院长非常看重执著追求、一丝不苟,有献身精神和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说,上医这样的人很多。他准备在上医,至少要培养10名“笔杆子”,把这些优秀人物的事迹发扬光大。陈院长对我也寄予希望。可是我的笔头很笨拙,文字功底太差。一次写三五百字的简况,陈院长从中捉出27处错别字和不当的标点符号。文稿上画了27个圈圈,陈院长找我去,一个一个地为我讲解怎么才是正确的。我很惭愧,没有了信心。陈院长又向我讲述了工农青妇四位领袖,为了革命,个个都会演讲,又都写得一手好文章。陈院长指出,才能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而是靠忠诚于党的事业,靠勤奋努力换来的。这给我很多启迪。
后来,陈院长又赠我一本《不倒的红旗》,这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记述战争年代平凡英雄事迹的著作,其中一篇《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就是写他自己的经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东进序曲》。书中篇篇文章有血有肉。而我写的文章犹如人物简历,枯燥无味。当有了这个蓝本作示范,每每写东西,就去翻阅《不倒的红旗》,它不仅给我精神上的激励,又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在陈院长的指导下,我写过孟承伟医师为晚期血吸虫病人手术利用病人自身脾血回输的事迹;石美鑫医师在国内第一次打开心脏禁区;张镜如老师上课常备常新;青年教师姚泰在导师指导下成长;中山医院一个好总住院医生汤钊猷;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的王鋎兰等。每写一次先进人物的事迹,对自己就是一次教育,一次写作的磨砺。直至我离休以后,担任了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校报主编将近10年历程,都得益于当年陈院长的教导和帮助。
陈院长赠给我的“工农青妇领袖照”和《不倒的红旗》,是我珍贵的两件宝物,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可惜,“文革”中都被“抄”走了,我很心疼。好在,它们已经烙印在我心深处,与我生命同在。所幸的是,陈院长夫人张逸城同志,又将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的《不倒的红旗》赠我一本,我如获至宝,至今珍藏。“人”是学校的根本。没有“人”,也就没有学校的一切,陈院长尊重人,尊重知识,就是抓住了根本。陈院长尊重老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创业的一代,经历勤奋刻苦磨炼,铸就了上医宝贵的优良基因,是学校不可动摇的大树根基。陈院长重视中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精力旺盛的一代生力军,起着传承、发展、创新的作用,是大树茂盛的枝叶。陈院长关心爱护青年,因为他们是祖国、学校的希望和未来,是优良基因接力棒者,是大树的花和果。只有老中青都健康的发展,才能显现上医这颗壮观大树的精气神来。这就是陈院长的高明和高水平。
上医创建80年为国家培养各类医药卫生人才5万余人。这批带有上医良好基因的种子,已在各地开花结果,造福人民。愿上医和复旦合并后,继续发扬优良的传统,谱写出更好的现代医药卫生新篇章。
作者郭晓燕,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老干部党总支书记。曾任上医团委书记、上医党委学工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
肩负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历史使命
李超荆我于1948年完成了福建医学院的五年学习课程后,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实习与工作。全国解放后这所医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1951年由政府接管归属上海医学院,合并中山医院与红十字会医院的妇产科成为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集王淑贞、司徒亮等著名妇产科专家于一堂,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上医的优良学风熏陶着我的医学人生,激励着我努力奔向医学事业的征程。
1954年安徽大洪灾,校领导批准我参加抗洪救灾医疗队。当时我是一个总住院医生,带了一批实习医生奔向灾区,救治灾民。在被洪水淹没成了一片汪洋的山区里,我与老百姓同宿在山顶上,以小船为交通工具,从一个山头划向另一个山头,巡回救治病人。对许多内外科疾病我没有经验,遇到少见的内科疑难杂症更是困难重重,束手无策。但我们绝不放过一线希望,依靠带来的书本,依靠每个实习医生短短的实习期间学得的一些微薄知识,能者为师,群策群力,讨论诊治方案,救治了不少病人。消息传到了别的医疗队,他们护送不少病人到我们队里来,增加了我们许多的负担与困难,但为了救治灾民的共同目标,我们感到高兴与光荣。不到两个月,水退人康,抗洪救灾胜利完成,我被评为二等功,其实这应该归功于那一批天真烂漫,并好学无私的年轻学生。在这次抗洪救灾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1956年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政治生命的开始,也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在医学征途上不怕困难,勇于创新。
1958年医学院党委书记陈同生院长在大会上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他说祖国医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其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座医学宝库。他希望年轻医生有志学习中医,同时仍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还要学哲学,以唯物辩证思维,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手段去挖掘中医宝库,去实践、去探索、去创新,创造超越中医和西医的新医学。他还组织我们去北京参观全国老中医经验展览会,把我这个对中医一无所知的青年医生似乎带进了中医宝库的新境地。从此我带着医学要创新的理念,开始学习中医理论,学习自然辩证法,学习现代医学的新进展。并跟随唐吉父、盛梦仙等名老中医学习,边学习、边实践、边探索,走上中西医结合的征途,这是我在医学生涯中的转折点。
1960年当我学习中医有些头绪,临床实践中见到一些曙光的时候,当年秋天和学生一起下乡三秋劳动。由于胃和十二指肠复合溃疡,突然急性胃大出血而休克,被送到青浦卫生院,输血抢救。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陈同生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周岚同志站在身旁,陈院长眼含泪水惊呼“醒过来了”。由于当时农村血源缺乏,他决定立即由他的司机送我到上海中山医院,临走前他紧握我的手嘱咐说“你一定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坚强的毅力,坚持到上海。记住,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是你肩负的历史使命。”他那关爱的目光,温馨的抚慰,殷切的激励与期待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能支撑到上海,最终战胜了死神。陈院长的话让我坚定地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这次大病得救后,我立誓将我的生命献给中西医结合事业。
但道路是曲折的。最初以无排卵功能性子宫出血病为突破口,由于当时西医对这种妇科疾病用性激素治疗,虽可使部分病人暂时控制月经周期,但不能改善卵巢功能,使之排卵,甚至部分年轻妇女因失血过多不得不切除子宫。功能性子宫出血在祖国医学理论中根据临床表现应属于“崩漏”的范畴,历代医家均崇李东垣“脾胃论”的学说,认为是由于“脾不统血”所致,我们也以“脾统血”的观点采用“引血归脾”的治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促使我们重温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从中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发现中医脏腑学说中,“肾上通于脑下连冲任而系胞宫”的论述与西医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轴有异曲同工之处,启示无排卵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排卵功能障碍与肾阴阳失调的内在联系。同时观察到此类病人都有肾阴虚或肾阴阳两虚的现象,我们就以调整肾阴阳的疗法对100例性激素治疗失败的病例进行观察,获得90%以上的有效率和73%的排卵率。进一步的研究提示肾阴阳水平与垂体促性腺激素水平相关的微观辨证的物质基础,据此,提出了“肾主生殖”的论点,进而以此论点指导月经失调性疾病的治疗。而在对多囊性卵巢综合征的治疗中又遭到失败,但不气馁,再从中西医两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探索,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功能失调而致排卵障碍,中医应辨证为肾气不足,阴阳失调;但又由于促黄体生成激素(LH)与雄激素偏高,而致肥胖、多毛、双侧卵巢增大,按中医理论辨证应属痰实之体,由于肾虚不能蒸腾津液,凝聚成痰。我们遂改用温肾化痰之法,则使LH与雄激素下降,排卵率达到80%以上,超过当时的西药促排卵的效果。我们还以此论点推而广之应用于性腺轴功能失调的多种疾病,根据病种的不同,以辨病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分别采用补肾调肝,补肾化痰,补肾活血,滋阴降火等治则,分别治疗10余种性腺轴功能障碍疾病,均获得理想的效果。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生殖免疫学的兴起,80年代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提出,开拓了思路,对一些妇女不明原因疾病的免疫学问题结合中医“肾主骨生髓”的论述,将肾与免疫功能联系起来进行探索。当时生殖免疫是妇产科前沿学科,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必须首先掌握这个领域最新进展的信息,同时培养生殖免疫专业队伍,招收研究生,所以就要边学习,边培训,边探索。这些年来我们对卵巢早衰,继而对女性免疫性不孕症进行深入研究,以滋阴降火法进行治疗,可使抗精子抗体转阴率达80%以上。表明补肾疗法对妇女自身免疫与同种免疫导致的生殖细胞的损伤有治疗作用。
更年期综合征是困扰妇女生命质量的一个大敌,我们根据中医《内经》对肾气盛衰与女子生殖生命周期调节的论述,更年期综合征属七七肾气衰退的阶段,结合宏观与微观辨证乃属肾阴虚火旺,采用滋阴柔肝泻火法获得显著疗效。为了探索其疗效机制,我的学生李大金教授实验研究发现此类病人的免疫功能显著下降,经补肾滋阴降火治疗后,在症状改善的同时,免疫功能明显上升,提示免疫系统与生殖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进一步实验研究证实,该中药乃通过提高生殖系统与免疫系统的雌激素受体,激发神经递质与免疫细胞因子的分泌而调节神经生殖内分泌与免疫系统的功能,为“肾主生殖”的论点在神经生殖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作用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生殖免疫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中,李大金教授是主要的骨干力量,他现在已是上海市的医学领军人物,博士生导师,他为医学创新而献身的精神,使我感到欣慰和钦佩。
我们通过长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验证了“肾主生殖”论点在生殖内分泌与生殖免疫系统中的作用机制:①验证了肾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节机制;②验证了肾对自身免疫与同种免疫引起的生殖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③验证了肾对更年期综合征的神经生殖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节机制。以上成果曾获得多项国家、部、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增添一朵浪花。这朵浪花的荡漾包含着与我一起成长的俞瑾教授、归绥琪教授等坚定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伙伴,和我的学生李大金教授及其他共事同道的功绩。我们医院的妇产科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校、院领导的重视和扶植下,建立了一支团结而优秀的老中青三结合的中西医结合队伍,涌现出更多的美丽浪花。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西医结合实践历程是艰难曲折的,但每当越过失败的难关,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的实践也验证了陈同生院长当年给我们的教诲:①学习哲学,以辩证思维分析探索,以防思想僵化。②不怕失败,分析失败的原因,以辩证思维分析探索,每当超越失败的难关,就会有一个新的发现,找到新的起点。③紧紧掌握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的最新进展,寻找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的结合点,去挖掘中医宝库,以期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我还体会到,要完成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历史使命,必须团结和依靠共事的同道,形成坚强的团队精神;要精心培养下一代,发现好苗,培育他们超越自己,要一代胜过一代,才能使中西医结合事业更加辉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事业是无限的,只有培养后辈超越自我,才能使事业常青。
现在我是已过八旬耄耋之年了,回味在半个世纪医学生涯中的一些感悟,是来自于上医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熏陶与培育,来自陈同生院长要我肩负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历史使命的重托,我也相信年轻人在创新理念的指导下,中西医结合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作者李超荆,上医妇产科学教授。1948年福建医学院毕业。曾任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
深深地怀念陈院长
袁鸿昌陈同生同志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院长。1961年我有幸参加了他带队的赴福建前线卫生工作队和当年冬天在崇明农场劳动时迎接他领队来慰问。这期间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对他关心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亲切感人,体贴入微的作风有了亲身的体验。也为他的深邃的思想和革命者的人格和魅力所感动。
1961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陈院长带领卫生工作队奔赴福建,帮助海军改善驻地卫生和舰艇上的生活条件。当年的党的生日,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他召集全体队员开了一个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丁是娥(原上海沪剧院院长)同志学习,她们的前线演出队同时又是慰问队,尽量为战士们做好事。”到了前线,杨铭鼎教授领着教师们到驻地考察卫生状况和现场调查,朱无难老师带领医生为干部和战士看病。为了了解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和让我们年轻师生有个锻炼的机会,让我和一位同学登上舰艇跟战士一起出海巡逻。那时两岸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出海要靠近“敌占岛屿”,舰艇处于高度警备状态,战士们在航行中付出繁重的劳动。途中实行淡水管制,一天的生活用水只有1—2搪瓷缸。由于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中,烈日高照,海风袭人,炎热的天气早已将身上的汗水蒸发,汗毛上沉积着闪光的盐花。我们艇上的主要负责人是龚指导员,对我们两个“老百姓”非常关心,从吃到住都作了细致的安排。经过几天航行终于到了目的地,登陆后大家的第一个愿望是痛痛快快地洗个淡水澡。几天的艇上生活使我们体验到战士们面临的卫生条件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接受了一次难得的锻炼,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返港后陈院长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将我们了解的情况作为改善舰艇卫生条件的参考,还鼓励我们向厦门日报投稿,报道此行的感受。由于新专业课题研究的需要,陈院长同意我和胡德昌同志提前离开卫生工作队,到霞浦县参加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然后直接返校。
1960年初冬,上海高教系统在崇明新安沙围垦造田。上海第一医学院有300多名师生和医务人员参加了这项与天地争斗的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是初创阶段,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住在沼泽地上建造的大草棚里,每天都在泥浆里挖土造围,手脚整天浸在水中。队员中患甲沟炎和常见病的逐渐增多,有的女同志患了妇科病,劳动减员日趋严重。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越是困难越要坚持。陈院长闻讯前来慰问。他来工地后,带着多病之躯与大家实行“三同”,和我们一起睡在草棚里,吃同样的伙食。一天我们教研室的颜端洋同志在芦苇荡里打到一只野鸭,他立即送到伙房里要求厨师给陈院长加个菜。陈院长闻知后说:“不可!我们虽不能与同志们同甘,但必须与大家共苦。”他让厨师将野鸭切成细块放在汤锅中让大家共尝。白天陈院长不辞劳苦,和大家一样参加挖泥劳动。在工间休息时间,同志们请陈院长讲话,上医的同志整齐列队聆听,其他院校的老师在一旁有躺有坐的抓紧时间休息。他讲话一开始就问:长江北岸是什么地方?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启东。陈院长就讲起抗战期间新四军东征的故事。这时周围外校休息的师生也走拢过来,把我们围在当中,静静地听陈院长给大家讲故事,共同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身经历。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创业是艰难的,但是守业更难。今后革命事业的重任就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话音刚落,海滩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夜晚,陈院长召开了骨干会议,他分析了教职员工的劳动强度与健康状况后,语重心长地说:“群众劳动的热情越高涨,我们越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做到张弛有度。因为返校后,还有紧张的教学、医疗、科研等工作等待他们去做……”随后队部决定暂时休整和及时地调整了劳动任务,并报请上级同意提前几天返校。说来非常凑巧,我们到校后就赶上一次寒潮的袭击,如果不是学校领导前去探望和及时的安排,恐怕情况要严重得多。大家深深地感受到陈院长爱护群众的深厚的革命情谊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作者袁鸿昌,上海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1955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1958年上医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卫生部血吸虫病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忆陈同生同志二三事
刘 玲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陈同生同志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任院长,虽然时间不长,但他那渊博的知识,深入的作风,都在广大师生员工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很多人在谈起他的时候,仍对他深切怀念,肃然起敬。在这段时间里,我在人事处工作,有幸和陈同生同志在一层楼里办公,和他有一些接触,有几件小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深受教育。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陈同生同志在上医工作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物资匮乏,供应紧缺,他当时虽已50多岁,且患有多种慢性病,但却单身住进了学校的宿舍。清晨,他的身影常出现在伙房,他和炊事员们一起劳动,磨豆浆,做早点;和膳食科的同志一起商量如何把当时的主要蔬菜,即卷心菜、胡萝卜等做得美味可口,尽量使师生员工吃得饱吃得好。晚上,他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学生面对面直接接触,促膝谈心,指导他们如何学习和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做学生工作的干部也住进了学生宿舍,部处级干部到班级蹲点,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引导,使这一时期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一大步,生气勃勃,富有成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陈同生同志是一个有着渊博知识的知识分子,而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使我深受感动。有一次,我路过一间办公室,只听见平时很少发脾气的陈同生同志在里面大声训斥一位干部,原因是这位干部和一位老教授谈话时,自己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而这位老教授站着,正好被陈同生同志看到,他十分生气,于是出现了我看到的那一幕。以后在多次干部会议上,他都以此为例,教育广大干部在学校里一定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重要性,要尊重他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办实事。在陈同生同志的教育和身体力行下,上医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蔚然成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
陈同生同志每逢周一上班,或外出开会回来,他都会到当时楼里的各办公室看看大家,和每一个同志握手、问好,询问工作情况,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使我们这些小干部都倍感亲切。
由于陈同生同志患有多种疾病,领导要求我们人事处为他配选一名护理人员。我们按照党委的要求,为他挑选了一名护士。为了尊重陈同生同志本人的意见,党委派我到当时陈同生同志休养地南京去向他汇报这名护士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陈同生同志十分谦虚,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只说由组织上审查决定就可以了。当我完成任务准备回校时,陈同生同志问我:来过南京吗?我说没有,他当即决定要了个车,和夫人一起陪我去中山陵参观。参观完后还让司机送我到火车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中山陵,又是院长亲自陪我这样的小干部参观,这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刘玲,1955年来上医,一直在上医人事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去中学任教。1978年回到学校,曾任上医研究生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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