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佐军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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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新思维试读：
《智石丛书》总序
智石总顾问 吴敬琏一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出台了种种救市方案，中国也依靠海量投资的注入，保持了很高的GDP增长率，被视为率先复苏的典范。但是对中国而言，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应只着眼于短期绩效，而应有更长远的眼光，观察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严重内外失衡是否已经获得了改善？其中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抓住了危机中趁势改革的“机会窗口”，避免了还是助长了行政干预的常态化倾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从近期看，可否顺利抵御系统性风险，规避本丛书编委会主任汤敏教授所说的“黑天鹅”事件？从中长期看，能否通过提高效率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为今后保持较为平稳的经济发展势头创造条件？所有这些，都成为一切关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牵挂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心头高悬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学问者，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此情此境之下，怎能不忧心忡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人尚且如此，何况今人？二
二十年前，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并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最后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这一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这种体制中命令经济遗产正阻碍着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导致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对资源的巨大支配权力，产生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以致腐败迅速蔓延而难以遏制。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现在有人尽管也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政府驾驭下的市场经济”。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来讲，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只有这样的交换才能形成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政府驾驭市场、政府控制价格的经济还能叫做市场经济吗？如果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对资源流向起决定作用，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有了基本共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三
对于近年来社会各界的改革呼声，中共十八大做出了正面回应，宣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可以说，重启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落实。落实十八大的决定，需要采取两项重要的步骤：第一，在由下而上的创新的支持下提出各项重点改革方案，进而汇成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坚决克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扰，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201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斯（Alvin E. Roth）曾经在1988年编辑过一本纪念后来与他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学术贡献的论文集。他在书中说：“学者的两大义务，一是要光大先贤的重要思想，二是要让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到达范围更广的听众。”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像沙普利、罗斯这样，将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视为自己的使命，孜孜不倦地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学术平台传播，唤醒尘封的智识，放大理性的声音，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专业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全体国民的福祉。积极推进改革，既是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四
这套由青年学者朱敏总编的《智石丛书》就是上述理念的体现。丛书的作者群以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学者为主体，内容涵盖经济发展、改革战略、民生建设、产业提升、社会创新等议题。希望通过不同思想、学说、方案的呈现、碰撞和互补，与读者一同努力创造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改革，使好几代中国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国家的“中国梦”得以实现。
是为序。2013年1月29日
作者的话
中国改革已走了三十多个年头了，改革的成绩有目共睹，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阻力在增加，改革的动力在减弱，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改革的步伐有所减缓。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的持续发酵，改革重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是加快推进全面改革、走向现代法治的“人本市场经济”，还是继续维持“过渡型扭曲体制”，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或是走回头路、重回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条道路的选择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因为每一条道路背后都有相应的利益集团做支撑，都有其权益诉求和理论依据。近年来，各种主义之争甚为激烈，其实质都是在争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道路的选择是大事，按吴敬琏老师的说法，属于“顶顶层设计”。道路选对了，则会走向伟大复兴；道路一旦选错，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岔路口的选择必须登高望远，十分慎重。
中国在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已选择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致出现了“权贵市场经济”的特征。加之“过渡型扭曲体制”持续时间较长，导致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并复杂化，使得道路的选择重新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因为市场经济需要有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若这种配套制度不具备，市场经济也可能步入歧途。由于配套状态的不同，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有很多种，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可以将市场经济大致分为资本市场经济、权本或权贵市场经济、人本市场经济三类。其中，资本市场经济是大资本控制的市场经济，权本或权贵市场经济是大政府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人本市场经济是各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曾走上了资本市场经济道路，但随着其劳资矛盾的加剧，有的国家对大资本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拉美、亚洲一些后发国家以及改革中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先后陷入到权贵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经济和权贵市场经济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都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伤害。
毫无疑问，我们未来需要的是人本市场经济。根据我曾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五人理论”），人本市场经济强调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满足人”），强调依靠人的高效行为（“依靠人”），强调通过制度设计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度“引导人”），强调为每个人装备良好的资源要素条件（资源“装备人”），强调每个人和其他各种主体各得其所、分工协作（分工“安置人”）。这样的人本市场经济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也符合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还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准则，因此是可持续的市场经济，是前途光明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还未走上人本市场经济道路，需要对“过渡型扭曲体制”形成的“权贵市场经济”进行再改革，需要对过于强大的政府、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进行全面改革，需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优化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需要转变“改革推进方式”，推进“人本改革”和“人本发展”，需要通过建设人本市场经济，努力实现“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和主要任务。
本书是在对我过去几年写作和发表的数十篇有关改革的文章，进行逻辑梳理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部分文章写作和发表于2008年前后。2008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有关方面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许多媒体开辟专栏进行纪念。因此，我当时应邀写了60余篇纪念改革30周年的小文章，分别发表在不同媒体和刊物上。
我在写作这些文章时，并非随心所欲、零零星星而写，而是事先拟定了一个较完整的写作框架，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一篇一篇往下写。因此，尽管每篇文章起初零星发表在不同媒体和刊物上，但现在将这些文章按照一定的逻辑框架串起来，并根据我最新的思考进行全面修订后变成了一部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专著。这是本书与一般的文集不同之处。
2009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针对中国改革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形势，我又陆续写了十多篇改革方面的新文章，也大多收录到本书中。还有个别文章是在2008年以前发表的，由于其与本书主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也一并收录进来。其中有几篇是采访文章，也经过加工整理后并入本书中。所有这些文章在录入本书时都根据书稿体例要求，由丛书总编、组稿编辑和我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完善。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对过去三十多年来改革的起因、过程、成就、问题、经验和启示等进行了较完整的总结和解释。中篇主要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改革中需要警惕的问题和误区等进行了分析。下篇主要对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新思路、新任务和新举措等进行了阐述。
本书力图在分析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主要运用我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对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进行了解释，对未来的改革思路和对策进行了提炼，提出了“人本改革”“人本市场经济”“人本社会主义”“科学改革”“转变改革推进方式”“相机改革”“过渡型扭曲体制”“过渡性改革经验”等新分析概念。同时，力图做到将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分析相结合，将国际经验分析与国内经验分析相结合，将经济分析与非经济分析相结合，将宏观分析、中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将逻辑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
由于本书涉及主题宏大而复杂，本书的探讨无疑是初级的、不成熟的，甚至会有许多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笔者将继续努力，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前言 全面改革与中国大转型
中共十八大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
1．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在国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大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中国目前处于何种转型发展阶段？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转型的含义和分类。我认为，转型是指制度或体制、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转型主要指广义转型。若从广义转型角度看，目前我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指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转型。在这次大转型中，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建立起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等。
第二次大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重点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允许农民进城落户。1984年之后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逐步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重点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开始全方位推进，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自此改革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改革等方面全面展开。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依法治国等，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重点推进了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加入WTO，走上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客观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形成的只是初级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这次转型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兼顾，强调“五个统筹”，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自主创新、建设新农村和建设两型社会等。“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技术进步与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同时“十二五”规划还强调要平稳发展、内生发展、升级发展、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及和谐发展。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2．第三次大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为什么要推进第三次大转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五个势在必行”：
一则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一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二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消化高成本带来的压力；三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产能全面过剩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样才能逐步消化产能过剩；四是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城市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后半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或者“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五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还将持续低迷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国必须实现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
二则政治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一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产阶级比例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维权成本有所降低，维权渠道有所拓宽，政治诉求更加广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三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四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三则社会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提出了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新要求。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时出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提出了加快建设适宜福利社会的新要求。
四则文化转型势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要求大力发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发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线；三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淡薄，要求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领域诚信缺失，要求大力发展诚信文化；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文化。
五则生态转型势在必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生态转型的内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生态转型提出了要求。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来缓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压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资源短缺，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中国很多地区，尤其西北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业用水也严重短缺。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保护、涵养水源，使大气正常循环，从而实现生态平衡。四是目前各种污染事件频发，也使得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3．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
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从这么多年的转型来看并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个：
一是我们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转型的外围打转。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制度包括法律、文化、政策等。我们总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表象，决定经济结构转型的因素是主体和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主体和制度转型了，经济结构才有可能根本上转型。问题是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所以转型的效果不理想。
二是没有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转型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受惠于过渡型体制，因此不大愿意转型。因为一旦彻底转型，部分权力和利益就会丧失，这无疑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有赖于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三是没有对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做及时调整。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比如究竟是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是追求GDP还是追求老百姓的收入？是追求大国还是追求强国？是主要追求基础设施这些硬实力，还是主要追求文化道德这些软实力？这些目标的设计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主要还是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增长，还没有把考核的重心真正转到效益、质量、民生、环保等这些指标上来。因此，转型在地方政府层面常常落不到实处。
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要想顺利推进转型，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转型共识和氛围。但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而且，由于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个方面对转型的方向、途径、措施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延缓了转型的进程。
4．全面改革是推进转型的根本动力
如何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呢？我认为，要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前面提到的广义转型定义，转型包括制度和体制的转型，即制度或体制改革是转型的题中之义。推进全面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全面转型的过程。抓住改革也就抓住了转型的核心内容。
其次，改革或制度转型是其他转型的根本动力。制度是影响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源性因素，制度改革是推进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本动力。不管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区域结构转型，不管是内外需结构转型还是污染排放结构转型，其根本动力都在制度改革。因为任何一种转型都依赖于一个一个的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去采取有利于转型的具体行动。而所有这些主体的具体行动都受制于制度设计：如果给它一个激励性制度，它就会积极转型；如果给它一个反向制度安排，它就不会转型了。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制度的优化、制度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各种主体向转型目标前进的制度环境。
再次，制度不改革下的转型将可能误入歧途。在不合理制度下推进其他结构转型，不仅转型不好，而且会将转型转歪了。比如，目前各地都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很可能出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将经念歪的情况，并留下很多后遗症。产业转型升级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来推进，政府只能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能主导。因此，只有先通过改革将制度调整合理了，再推进产业转型等，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将制度改革好了，产业等非制度转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后，各个主体会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导，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逼近合理的结构。如果我们将政府职能转变好了，将核心制度设计好了，转型是无需费力推动的，它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5．全面推进十大转型
具体要推进哪些转型呢？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要全面推进十大转型：第一，主体转型。包括政府转型、企业转型、民众转型。政府转型是指政府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型政府转型。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定位，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公平竞争规则，保护产权。至于经济工作（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去做，政府主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企业转型主要是指企业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定位转型。企业结构转型涉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方向应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各得其所，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为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创造更宽松、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国有企业则要找准自身的定位，主要承担公共责任，做民营企业不愿做但社会又需要的事。民众转型是指民众要向现代公民转型，既要有民权意识，也要有公民责任意识。
第二，制度规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即由现在的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转型。二是法律制度转型，即要向现代法治转型。法律要平等约束所有社会主体，维护宪法权威，就如十八大报告所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三是文化制度转型，即按照十八大要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四是政府政策转型，即由替代市场的政策向促进市场的政策转型。
第三，改革方式转型。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而且改革方式也要转型。我们要推进科学改革、人本改革、公正改革，扭转一些人对改革的质疑和误解。现在有些人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腐败严重都归结于改革，其实，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平衡带来的。唯一的出路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科学地推进全面改革。
第四，发展目标转型。即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型，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是连在一块的，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方向。如果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出现大的偏差，那么我们的发展就可能步入歧途。要使其他各个方面的转型顺利推进，发展目标首先要转型。发展目标转型涉及考核指标、考核制度的转型问题。考核指标转型的方向是要提高民生、效益质量、资源环境等方面指标的权重。考核制度转型的方向是由“以上评下”为主向“以上评下”和“以下评上”相结合转变。
第五，增长动力转型。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动力转型：第一个层面是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增长时，动辄以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来进行分析，其实出口、投资、消费只是GDP总量的三大组成部分，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供给边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我认为，供给边力量可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等）、结构优化（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按照斯密的理论，供给边力量可以综合为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是主要的供给边力量，要想实现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第二个层面的动力转型是指需求内部结构的转型，即需求边的结构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
第六，财富分配转型。要按照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实现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具体来说：一是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要推进由追求国富民强向追求民富国强转型。这意味着政府要减税，要藏富于民。二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推进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向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公平分配转型，按照十八大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要推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财富公平分配转型，就如十八大报告所说，“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第七，产业转型。产业转型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原来主要发展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向主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由原来主要发展农业、一般性制造业向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发展贴牌产业向主要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更具体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如下八个方向：产业高端化、产业高度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
第八，区域转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由主要推进土地城镇化向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具体包括推进人本城镇化、城乡统筹城镇化、特色品牌城镇化、绿色低碳城镇化、集群城镇化、市场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二是由区域不公平发展向区域公平发展转型，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缩小区域差距。三是由城乡分割发展向城乡统筹发展或城乡一体发展转型，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人口城镇化，既要防止“城市病”，也要防止“农村病”。
第九，要素投入转型。要素投入转型是其他转型的重要条件。要由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包括土地、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现代融资等）转型，通过提高高级要素的投入比重去支撑其他的转型。
第十，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排放可以分为好的排放和不好的排放，要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环境建设来增加好的排放；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控制污染等，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以实现排放结构的转型。要按照十八大最新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6．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改革行动，开创全面转型新局面
如何实现这十大转型呢？我认为，全面转型要求我们采取以下实质性的改革行动：
第一，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凝聚共识，减少分歧，形成合力。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改革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从而，推进人本改革和人本发展，建设人本市场经济，迈向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第二，设立推进全面改革的顶层管理协调机构。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顶层机构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高层性，即层级要高，能统帅五位一体的改革；二是独立性，即不能有部门利益，能立足长远，站在全局推进改革；三是具有比较大的协调权限，即能协调跨部门、跨领域的改革。
第三，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行动步骤、重点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等。通过改革规划将改革落到实处。
第四，制定促进改革的制度体系。按照十八大对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要求，制定一系列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的新法律、法规和政策，用制度来保障和规范改革。同时，对现有不利于或者阻碍改革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和淘汰。
第五，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或突破口改革。当前，最紧迫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政府改革最迫切的是要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
第六，开展改革的“真试点”。“真试点”改革应是去特权和去优惠的改革，而不是竞相争取特权和优惠的改革。有些改革实验区、示范区不断争取各种优惠和特权，这不符合改革的大方向。试点改革的正确方向是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求进行改革试点。
第七，加强改革的保障能力建设。改革是复杂而艰巨的实践，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改革人才的培养和激励，给予推进改革的主体应有的资金支持，加强改革信息网络建设和统计能力建设等。
第八，强化改革的监督考核。根据已经制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和计划，对改革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并奖优罚劣。不能让改革只成为一个口号。
第九，创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环境。比如经济增长速度要适宜才有利于改革，如果增长速度太快就没有动力去改革，而增长速度太慢则社会难以维持稳定，改革也没法推进。所以，要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也为改革施加应有的压力。
当代中国，至今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历程。预知中国改革的前路（到哪里去），首先要看清中国改革的源流（从哪里来）。接下来，本书就要正式开篇了，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回顾那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激荡改革三十年……
上篇 激荡改革三十年
第一章 中国改革的新总结：得失相间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学界对改革从多个角度进行过总结和研究。本章从历史和全球视野，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改革进行全面、系统的新总结。主要包括中国改革三十年因何而起、改革的过程与成就、改革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得失、中国改革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等。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基本的总结可概括为四个字：得失相间。改革三十年已成为历史，但改革不应、也不能终止，“得失相间”既是改革新总结的基本内容，也是新的改革征程的起点。
一、中国改革的起因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因何引起的？或者说当时为何要改革？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改革的动因和背景条件，可以对那些反对和质疑改革的人从历史角度予以较好的回应。
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学者从计划体制存在许多缺陷来分析中国改革的原因，如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相比，存在产权不清晰、价格不合理、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和传导环节多、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和缺陷，因而需要推进改革。
这从学理上看是对的，但从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在改革之初，改革推进者并未认识到这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只是从现实中面临的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来推进改革。因此，我们还是从实际角度来分析改革的起因。
改革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根本性改造。我认为，之所以要对计划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是由如下一系列内外部现实原因共同造成的。
首先来看当时改革的外部原因。虽然外因是改革的条件，内因是改革的关键，但外因往往在关键时候催发改革。20世纪70年代后期，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的竞争或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进入到渐见分晓的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体制或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科技全面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体制或社会主义阵营则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结构扭曲、社会矛盾激化、科技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1979年，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时发现，国外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大大领先于国内，开始警醒。
而且，当时不管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开始对“二战”后各自形成的体制和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前苏联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行局部改革，到70年代后期各种形式的改革渐成潮流。英美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这时也开始对40年代以来形成的凯恩斯政策框架和“计划化”思路进行反思和调整，特别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更是开始进行大的调整。整个国际社会的改革气氛对“文革”后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
再来看看当时改革的内部原因。不管怎么说，内因是改革的根本原因。内因又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多个方面。
其中，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是首要的。如果计划体制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难以产生改革的动因。然而，实际情况却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十年“文革内乱”，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均GDP仅一百多美元，近3亿国民处于贫困之中，相当一部分国民在温饱线上下挣扎，中国属于当时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当时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农业落后、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消费品短缺、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经济外向度极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重大隐患。
在政治和思想上，当时中央高度集权，思想禁锢，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限制了人民的应有权利。改革前夕，“两个凡是”思想盛行，“文革”做法在延续，地方、企业和农民缺乏自主权，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部分地区农民进行的一些新探索受到严重压制。一些拥有改革思维的领导人不受重用，甚至被打击。“文革”中一些明显错误的做法得不到纠正。这时，全社会酝酿着一种情绪，一种要求自由、要求变革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中央领导班子的变更开始爆发，进而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正是在上述国内外形势的激发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顺应民意，应对挑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锐意进取，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当前，有一股反改革的思潮在涌动，应对这股思潮，要用历史的眼光和事实。不可否认，改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确实给部分群体带来了相对损失，但这绝不能成为否定改革的理由，而只能成为完善改革的理由。全面评价改革一定要从改革的源头开始思考，要认真分析改革的背景和起因，要客观全面比较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各种变化，要历史地看待改革的得失。如果当初不毅然改革，我们也许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许会再一次丧失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二、激荡改革三十年
三十年改革，三十年风雨探索，三十年不断争议，三十年持续成长，三十年喜悦收获。三十年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其中蕴藏着哪些深刻的启示，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
正如上节所述，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有这样几个背景因素：经过十年“文革”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许多国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陷入贫困之中，“穷则思变”；放眼看世界，与资本主义强国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国际上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对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改革渐成国际性潮流；国家领导人这时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具有改革意识的国家领导人开始掌控国家政权。
根据改革内容和策略的不同，我们可将中国当代改革大致分为经济增量改革、经济整体改革、全面协调改革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增量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开始，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结束，其中又可分为农村改革为主的阶段（1978~1984年）和城市改革为主的阶段（1984~1993年）。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二是以在旧体制旁发育新体制为重点，如发展非国有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等，即以“增量改革”为重点。三是以“双轨制”（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特区与非特区等）或“双轨过渡”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经济整体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为止。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仍然以经济改革为主，但在1997年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二是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明确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改革的内容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培育和发展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推进财税、金融、外汇、社会保障和科教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第三阶段：全面协调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期间（2003年9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改革的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特别是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的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开始强调整体协调，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强调要同时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三是前两阶段不协调改革带来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市场化改革”开始引起部分人的质疑，改革共识在减少，改革动力在减弱，改革“疲劳症”凸显，改革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
回顾三十年激荡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启示。一是改革别无选择。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昭示着：改革开放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不改革我们只能在“文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也惟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就犹如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所说：“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同样，今后也惟有进一步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二是改革没有坦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改革是一项难度极大、挑战性极强的事业。在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难免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和误解。这就需要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坚定改革的信心。三是改革充满希望。三十年改革，我们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改革经验。虽然未来的改革仍然充满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在认真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树立“科学改革观”，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改革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
中国三十年改革虽然也有不少问题和缺陷，但成就无疑是主要的，而且是举世公认的。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改革本身的成就；另一方面是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
先来看改革本身的成就。经过三十年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将实施了近四十年、十分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初级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基本形成。农村的人民公社已被家庭经营所取代，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的中小企业（以前为乡镇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有的已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各种非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速，其中仅个体私营企业创造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已占到1/3以上。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大量引进，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云集之地。市场价格机制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经过持续不断的价格改革，我们已将原来计划价格“一统江山”的局面改革为市场价格起主导作用。目前，除了利率、电价、油价、水价等金融、能源和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的价格仍由国家计划控制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由市场竞争决定。除了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政府采取一些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外，大部分时候都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要素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农村的集贸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非常活跃，城市的各种商贸市场现已非常发达。目前除了土地要素市场、资金要素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外，其余要素市场（如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等）已基本形成。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测算结果，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70%。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形成。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更是非常欠缺。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改革，原来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已被现在的指导性计划和规划所取代，原来的国家计委已改为国家发改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强。同时，我们还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允许劳动参与价值的分配。在经过不断的思想解放后，逐渐明确了各种非劳动要素也可以参与价值的分配，强调要建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在实践中，各地早已允许资本、技术专利、管理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
与此同时，还取得了对外开放的重大成就。
再来看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三十年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64万亿美元，增长了177倍，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2倍。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2.8%。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已覆盖4亿多农民。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2007年“嫦娥一号”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所有这些都要靠改革带来的经济成就来支撑。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
三十年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高标准、严要求也还存在不少可以改进的问题。揭示问题虽然逆耳，但它可以使今后的改革做得更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改革的全面性不够。即没有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各种体制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改革之初，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思路：一种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即前苏联东欧采取的、“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休克疗法”。另一种是先对传统体制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先易后难，双轨过渡，循序渐进，即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现在看来，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后一种思路一方面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中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所以产生这些“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的不全面性，长期过分倚重经济体制改革，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初期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有其合理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再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就成了一个问题。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即没有很好地将各种改革协调推进。既表现在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协调推进，也表现在改革初期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内部的各项改革（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等）协调推进。之所以没有协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改革策略有关。这些改革策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中国改革的成本相对降低，改革的稳定性增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各项改革的不协调，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必然会带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不协调。在改革初期采取不协调改革策略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继续维持改革的不协调性就成为一个问题。改革的公平性不够。即改革没有将公平与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过多地强调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我们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应随着改革局面的打开，尽快走到实现“共同富裕”、平等，强调效率、公平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没有适时地走到这条轨道上，而是将改革初期的临时策略实施了太长时间，以致形成了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尽量不减少既得利益阶层权益的前提下向前推进的，反特权和反垄断不够，更有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私利，这也导致了部分改革举措的不公平性。改革的前瞻性不够。即一些改革举措过多考虑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势，相对忽视了长远的、全局的形势；过多考虑了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强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忽视了新兴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因而较少考虑改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和改革的可持续性。经济改革优先、趋易避难、双轨过渡等改革策略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反映了改革的前瞻性不够。有时，我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过多采取了对部分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利益补偿的办法，过多迁就和容忍了部分社会强势群体对国有资产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和剥夺，没有对那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旗号或滥用改革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控制。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对未来改革的可持续性重视不够，反映了我们对不合理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认识不足，反映了一部分人一直存在着如下天真认识：只要是改革都是对的，都应给予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
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揭示、承认和面对问题。只要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成就的基础上，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的。
五、中国改革的成本
成本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干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改革也不能例外。较理想的改革应是持续效益比较好的改革。改革效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革带来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是改革的成本。改革的成本越低，则改革的效益越好。降低改革成本是提高改革效益和质量、完善改革的基本途径。研究改革的成本是正确评价改革的基本内容。
中国三十年改革既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改革成本。这些改革成本既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成本”，也有可以避免的“或然成本”；既有改革推进本身的实施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也有因改革不完善带来的连带成本。
樊纲将改革成本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实施成本是指因改革导致重新签约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损失；摩擦成本是指因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反对和抵触改革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刘世锦将改革成本分为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协约成本和摩擦成本与樊纲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大致对应。所谓适应成本是指新协约签订后（新体制确定后）包括协约签订者和接受者（或新体制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内的人们为了适应新协约（新体制）而受到的损失和付出的努力。这些研究都很有启发性。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改革的效果和得失，我将改革成本的外延适当扩大。除了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改革的必要成本外，还将改革失误成本，因改革没有选择最佳策略、途径和方式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等或然成本和连带成本也包括在内。由于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必要改革成本难以避免，故下面不做重点分析，而只重点分析后一类成本。当然这些成本很难进行精确的测算，我们只进行粗略的分析。
改革失误成本和机会成本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有可能避免的。分析它们对今后深化和完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改革的成本至少包括：资源浪费成本。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和人均资源少的国家，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是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但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对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资源产权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仍然严重滞后，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机制和体制。如严重短缺的水资源、石油资源和电力资源等资源的产权就一直没有理顺，价格仍不能反映其稀缺状况。环境破坏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的机制和体制，以致造成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贪污腐败成本。中国改革采取了“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策略，这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带来了贪污腐败较严重等问题。因为这些策略导致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为一些官员利用体制缺陷大肆“寻租”提供了方便。本来我们可以更早地对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更多的行动，但由于顾虑太多，以致一再拖延，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反贪污腐败的时机。社会不公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策略，这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应随着条件的变化尽快调整到实现共同富裕和平等，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调整得太慢了，以致造成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垄断特权和优惠倾斜政策过多过滥，公民权利欠缺等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公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创新滞后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规模吸引外资、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采取了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源成本、低能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知识产权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为内容的“低成本战略”，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一战略的长期实施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分依赖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相对忽视了技术、知识和人才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忽视了自主品牌的建设，以致造成了较多的创新滞后成本。
六、中国渐进改革的得与失
在比较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改革界定为“渐进改革”，将前苏联东欧改革界定为“激进改革”。尽管这种界定存在明显缺陷，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的区别。下面我们按照这种思路对中国“渐进改革”的得失进行简要归纳和评价，旨在为中国未来改革提供启示。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较前苏联东欧“激进改革”更大的成就，但“渐进改革”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有得有失”。那么，其得失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渐进改革”的“得”“渐进改革”可以减少阻力。“渐进改革”往往先不触犯既得权益者，“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双轨过渡”，甚至先对权益受损者进行补偿。而且，先不动可能引起震荡的旧体制“硬核”，而重点在旧体制旁发育新体制增量，开展试点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条件成熟再逐步改革旧体制存量。这样，就比较容易结成改革的“统一战线”，降低改革受损者的比重，减小改革的阻力。“渐进改革”容易起步。“渐进改革”由于选择阻力比较小的局部领域率先突破，因而操作比较简单，起步比较容易。这与“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激进改革”是对旧体制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快速变革，因而操作非常复杂，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规划。而“渐进改革”只需要对局部体制中比较容易改的外层部分先进行设计，因而起步容易得多。正因为容易起步，因而可以快速抓住改革的机遇，不致因长时间设计新体制而贻误时机。“渐进改革”可以避免巨大损失。“渐进改革”因改革范围较小，改革难度较低，比较容易测算因改革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容易预测改革带来的各种影响，容易控制局面。而且，“渐进改革”往往按照“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重点做利益增量文章，同时在试点试验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再逐步推广应用，因而也不至于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可以避免因社会动荡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渐进改革”可以逐步积累经验。“渐进改革”虽然速度慢些，但它总在前进，总在一步一步测试改革的风险，一步一步积累改革的经验。由于适应新体制的信息、知识和人力资本都需要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因此“渐进改革”可以为这种积累过程创造条件。这样，就不至于出现像“激进改革”那样，虽然新体制很快建立起来，但却没有同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信息、知识和人力资本，最后改革难以成功的局面。
2.“渐进改革”的“失”“渐进改革”助长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渐进改革”对改革的内容有选择性，作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政府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将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无关痛痒的部分先改，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但非常必要的部分后改，最后留下许多“硬骨头”和“后遗症”，延缓改革的进程。“渐进改革”形成了腐败的环境条件。“渐进改革”一方面采取“双轨过渡”，另一方面采取“经济改革优先、政治和政府改革滞后”的策略。这两种策略相结合，就为“权力市场化”（或“权力搅买卖”）和腐败“寻租”创造了环境条件。一些政府官员可以运用手中拥有的许多审批和控制特权，利用两种体制和制度并存带来的漏洞和差价，大肆“设租”和“寻租”。“渐进改革”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益。“渐进改革”由于长期两种体制并存，加之长期采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使得一些弱势群体既丧失了旧体制下的权利，又不能分享新体制的应有权利。而且，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一些“伪改革”，大肆侵吞弱势群体的土地、工资和福利等利益，大肆侵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渐进改革”造成了体制扭曲和信号混乱。“渐进改革”由于允许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了体制扭曲和体制摩擦，产生了一些既不可能存在于计划体制中、也不可能存在于市场体制中的特殊问题。两种体制同时发出各自的信号，造成了信号混乱和一定的思想混乱，造成了经济波动和社会秩序失范。
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已渐渐从“渐进改革”和“双轨制改革”中走出来，正在逐步迈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可以期待，“渐进改革”的“得”已得，“失”正在远去。
七、中国改革使全球受益
中国三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难得的改革经验。中国改革不仅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改革的国际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改革及其带来的发展为全世界增加了福利
中国占有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占有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贡献比重很高。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而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由改革带来的。
中国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为全球的反贫困斗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发展中地区极端贫困人口降至12.9亿，其中1981年~2008年间中国脱贫人口达6.6亿。
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就已高达70%，大大高于其他大国，如俄罗斯为55%，欧盟为26%，日本为25%，美国为24%。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747亿元，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货物出口额连续三年居全球之首。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加入WTO后将使全球福利每年增加740亿美元。从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了大量低成本的产品，为全世界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2004年以前的十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
2．中国改革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中国改革经验可以概括为“人本改革”“相机改革”和“渐进改革”等。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改革的经验，既对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具有借鉴意义。
先来看对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借鉴意义。改革前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相似，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基本相同。中国通过“人本改革”“相机改革”“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等策略，一方面将计划体制基本改成了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虽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得了程度不同和经验各异的改革成效，但总体说来中国的改革成效更引人瞩目，因此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原来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改革的经验。
再来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的借鉴意义。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古巴等）的发展和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伊拉克等）的复兴是人类发展的难点，也是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这类国家往往人口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文化多元、历史包袱重等，拥有很多小国和新兴国家所不具有的特殊难题。然而，中国通过改革克服了这些难题，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启示。
3．中国改革为理论创新带来了舞台和机遇
中国正在经历多重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转型、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乡社会转型或传统二元社会向现代一元社会转型、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型等，这些转型都具有经典意义。而且，中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揭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奥秘，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还是对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提供了难得的分析素材、实证检验机会和应用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为各种理论的创新和整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现有的各种理论基本是相互割裂，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因而造成了很多无谓的争论和研究的浪费。中国这个综合性极强的案例，非常有利于各种理论融合起来进行解释和应用，有利于促进各种理论的综合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要是能运用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获十个诺贝尔奖也不为过。
八、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验
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可总结如下。
1．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体制改革本身，也不是为了发泄对传统体制的不满，更不是仅仅为了实现领导者、个别精英或外国某些学者个人设计的某种理想蓝图，而是为了解决广大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历经多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人民自主选择空间很小。当时多数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自主选择权问题。此时，面临生存压力最大、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广大农民率先对传统计划体制发起了挑战，他们从自身的迫切需要出发，开始探索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为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探索就像一把威力巨大的尖刀插向了计划经济体制，随即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很幸运的是，这时坚持走实事求是路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掌管国家机器，他们应时世，顺民意，承认并引导了广大农民发起的这场变革。紧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无不是以满足人民权益的实现为着眼点和出发点的。
很明显，与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形成的先验观念出发来推进改革，而是尊重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来推进改革。而且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动态的，随人们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无疑是中国改革经验的最重要方面。
2．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推进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体，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且农民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衍生的城乡分割体制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农民是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的体制改革正是充分依靠了国民的大多数——广大农民，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后，又通过放权让利和推进承包制等改革，调动了城市人口的主体——广大企业员工参与和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调动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使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不过早过多地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避免引起各阶层之间的明显冲突，减小改革阻力和社会震荡，中国的体制改革主要在增量上做文章，主要寻求“帕累托改进”，这又调动了一部分人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至少是使其默认改革或不阻碍改革。因此，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建立起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个具有合力的“改革集体行动集团”，充分调动了多数人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3．采取合理的改革规则和策略
国内外学者大部分是从以下角度来总结中国改革的特点和经验的，如“渐进改革说”“整体推进、局部突破说”“体制外改革说”“增量改革说”“边际改革说”“双轨制改革说”“局部特许改革和试验推广说”“经济改革和稳定优先说”“竞争优先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说”等，这些基本反映了中国改革的规则和策略。
中国采取的独特改革规则和策略可以概括为：一是“先易后难”或“先外围后核心”，具体表现为先从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突破再扩展到城市改革，先发展非国有经济再深入改革国有经济，先进行经济改革后推进政治改革，先建立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后深入进行产权改革，先推进承包制后推行股份制等；二是“先试点试验再逐步推广”，如先在特区和实验区进行试点试验，鼓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三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先实行双轨制，再逐步过渡到单轨制，以此减小阻力，寻求合力，维护社会稳定，在稳定中寻找突破的机会；四是计划经济旧制度的打破与市场经济新制度的建立相衔接，一边拆房一边建房，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推倒重来”。
这种改革策略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而不是理想主义哲学。事实证明，制度改革也不能有“致命的自负”，不能搞过多太超前的理想设计，不能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要充分依靠广大民众，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稳步向前推进。
4．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绝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体制，而是一个由组织、规则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人和知识共同组成的有机体。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出，绝不仅仅是将原来的组织和规则推倒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改革组织和规则的同时，改变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同样，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绝不仅仅是建立一套新的组织和规则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建立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培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和知识。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培养和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短期内可以速成。“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组织、规则（可称之为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可以短期内宣布“市场化”，但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则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宣布就可实现“市场化”。
所幸的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改革，并适时配以整体协调改革的战略思路：在逐步改革计划经济组织和规则、建立市场经济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逐步改变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培育和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地推进了体制改革，这就符合作为有机体的新体制逐步生成的规律。因而，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关键要素之间相互断裂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5．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孤军深入”，而必须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推进，即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体制改革本身只是手段。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就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部分前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在体制改革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改革而改革，忽视了改革的发展目的，没有在发展中推进改革，以至出现了“有改革、无发展”，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反而倒退的现象。
而中国的改革则始终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围绕实现“翻两番”等具体发展目标来推进改革。如果发展效果不好，宁愿暂停改革或调整改革思路。因此，从改革初期开始，中国的发展目标就一直十分明确，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在发展中逐步摸索成型的。具体来说，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体制改革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反过来促进了体制改革。同时，中国将改革与开放（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予以推进，一方面通过改革为开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故改革与开放始终是一体的。
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新启示：相机改革
对改革三十年进行新总结，是为了从中寻找改革的新启示。中国改革的新启示，包括如何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诸如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等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如何认识改革本身的意义。从国家内部来看，改革既是区域发展的奥秘，也是国家整体快速发展的原因；从世界范围来看，改革是走向富强的唯一“通行证”。从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改革是“第一生产力”。在战略与策略层面，中国三十年改革最大的启示可概括为：相机改革。改革就是在内外困境面前，在思想大解放的推动下，顺势而为的历史过程。相机改革既具有国际普遍意义，也是我国新的改革阶段必须继续坚持的基本改革战略。
一、中国改革的八大启示
中国三十年改革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难得的教训。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既为我们自己也为他国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启示无疑是丰富多样的，下面仅从如何处理各种关系角度来归纳改革的启示。启示之一：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既统一又矛盾，有时改革能促进发展，有时改革可能损害发展。若改革能在正确的时机和稳定的秩序下，调动多数人积极性，为多数人带来利益，则能促进发展；若改革没有选择好时机，没有采取正确的策略，没有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没有为多数人带来利益，则很可能损害发展。所幸的是，中国大多数改革措施都达到了促进发展的效果，与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有改革、无发展”的情况形成了对比。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不能只为改革而改革，一定要在发展中推进改革，努力实现改革的发展效果。启示之二：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若二者关系处理得好，则改革会更加顺利。1978年以来，中国始终将改革与开放紧密结合起来向前推进，形成了改革与开放良性互动的局面，即形成了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反过来促进改革的局面。这是中国改革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秘密。在封闭环境中也可以进行内部改革，但难度要大得多。而在开放环境中，一方面可以利用外部竞争压力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引进国外的各种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来推进国内的改革。启示之三：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对现有体制和制度的重大调整和改变，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改变，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改革还有改革成本，总会付出一定代价。但若改革得好，则会很快带来发展效益，会为进一步稳定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因此，改革者必须在改革与稳定之间寻求结合点和平衡。中国改革采取了“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试点实验”等策略，基本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的。而且，在改革中注意了对改革受损群体进行补偿，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因而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启示之四：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改革与效率和公平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改革一般会提高效率；改革可能带来公平，也可能带来不公平；公平有时与效率一致，有时与效率相冲突。效率与公平一致有利于改革，不一致则不利于改革。中国的改革在很长时期内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初衷是为了打破改革初期“平均主义”的束缚，但此原则实行时间明显过长，以致形成了当今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评价。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沉痛教训。因此，改革必须平等兼顾公平与效率，二者不可偏废。启示之五：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改革是一项难度极高、探索性极强的事业，改革之初因传统体制非常强大，改革难以全面整体推进，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先进行局部突破。但随着局部改革的推进，应适时进行全面整体改革，否则有可能扭曲体制和制度，形成一系列“后遗症”。中国改革遵循了先局部改革、后全面整体改革的策略，如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开放后全面开放，先在部分地方试点试验后再全国推广，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中国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改革和城乡协调改革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全面整体改革相对滞后，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启示之六：正确处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改革既有空间合理布局问题，也有时间合理布局问题。时间合理布局主要表现为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改革既有短期改革，也有长期改革；既有短期效果，也有长期效果。短期和长期要兼顾，既不能只为短期忘了长期，也不能只顾长期忽视短期。中国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策略，非常重视短期改革和短期效果，通过短期效果累积了一些长期效果。但客观说来我们对长期改革和改革的长期效果重视不够，将那些难度较大的根本性改革留了下来，以致使未来的改革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启示之七：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既涉及中央，也涉及地方。中央和地方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中央与地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权益冲突。中央与地方若形成了改革的合力，则有利于改革，反之则不利于改革。中国改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初期，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20世纪90年代实行“分税制”和部分部门“垂直管理”后，中央加强了集权，增加了财力，但因此削弱了地方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一些乡镇和县级政府出现了明显的财力和权力不足，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在全国跨区域的司法管理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则存在明显的协调统筹不够等问题。启示之八：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二者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民众是纳税者，政府是管理服务者。按理说政府既然是民众的政府，二者利益应是一致的。但由于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也具有“经济人”的某些特征，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的情况下，政府也会趋利避害，也会追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也会出现与民众利益的不一致。政府既是改革的组织者，也是改革的对象。中国改革在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既有成功的方面，也有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政府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为民众整体的福利增加做出了贡献。不成功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政府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部分官员“寻租”现象严重，腐败屡禁不止。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仍将长期考验我们的智慧。
二、改革是区域发展的奥秘
国与国之间发展有差异，一国内不同区域（或地区）之间发展也有差异。有的区域发展得较好，有的区域发展得较差，这是为什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区位、文化传统、体制制度、管理者、人口素质、机遇等都可成为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但关键还在于通过改革形成好的制度。
为什么广东在全国率先发展起来？因为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为什么深圳在不到三十年时间从边陲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中国名列前茅的现代化特大城市？因为深圳是我国首批经济特区城市，具有改革的特权和“先发优势”。为什么浙江的民营经济率先大规模发展起来？因为浙江各级政府顺应浙江人和浙江历史文化的特点率先将政府改革成“小政府”，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什么龙港在十多年时间内就从落后农村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农民城”？因为龙港人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第一个“吃了螃蟹”。为什么苏州张家港市能很快从原来“有女不嫁张家港”的贫瘠盐碱地，发展成为名列前茅的全国“十强县市”，并塑造了有名的“张家港精神”？因为张家港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抓住机遇争取成为了全国内河城市中第一个设“保税区”的城市，并利用此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为什么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重新崛起、后来居上？因为浦东新区的开发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大大促进了上海的总体发展。为什么天津、重庆、成都等城市近年来呈现出新的发展气象？因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什么北京中关村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大连软件园区、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当地政府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为这些园区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避免了老城区旧体制的束缚。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出很多。
有的人会说，这些地区之所以率先发展起来，就因为它们位于沿海，具有很好的地理区位条件。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要指出，区位条件只是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这些具有很好区位条件的地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起来？显然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利用区位条件。
还有的人会说，这些地区之所以率先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它们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区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并非所有率先发展起来的区域都得到了国家政策的特殊支持，如浙江、江苏、山东等就属于此类地区。而且，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些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地区恰恰主要是得到了优先改革的支持，通过国家政策支持促进了制度改革，再通过制度改革促进了本地发展。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地区都率先发展起来了，如第一批经济特区城市中就有一些没有像深圳一样率先发展起来。这说明国家政策支持并非率先发展的充分条件。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是区域发展的奥秘呢？让我们来做一点理论逻辑分析。
一个区域率先发展起来，可表现在经济总量增长、人民收入提高、综合实力增强、基础设施改善、福利保障完善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根据我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一个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人，是人的高效行为带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的。而区域内的人是否有高效行为，要看三大影响因素或约束条件：一是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含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含政府政策）；二是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土地、资源、生态等）、资本资源（资金、房屋、基础设施等）、知识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人力资源；三是分工，包括市场分工（商品化、外包化等）、产业分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等）、区域分工（城市化、区域一体化等）、国际分工（国际化、全球化等）。
在三大影响因素中，制度一方面直接激励人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配置资源和促进分工间接影响人的行为。资源一方面为人的行为提供手段或条件，另一方面直接提升人的素质（主要是人力资源）。分工一方面提高人的效率，另一方面使人各得其所，提高人的配置效率。这三大影响因素并非平行发挥作用，其中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制度既决定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升级（如技术进步等），又决定分工深化。抓住了制度就抓住了所有影响人行为因素的“纲”或“牛鼻子”。
可以看出，一个区域发展的奥秘蕴藏在人的行为中，人的行为的奥秘蕴藏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纲”是制度，因此区域发展的奥秘蕴藏在制度中。而制度有好有坏，只有好制度才能促进发展，好制度又要靠改革。因此归根结底，只有改革才是区域发展的真正奥秘。
三、中国高速发展归因于三十年持续制度改革
改革不仅是区域发展的奥秘，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可以说，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可归因于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制度改革。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继续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有重要意义。“十年内乱”后的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均GDP仅为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与部分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更是相去甚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黄金发展时期。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态势被国际上许多人称为“奇迹”。
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外无数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按照增长经济学的思路，GDP的高速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共同带来的。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资源投入等；要素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制度改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等都包括在内。
樊纲等人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中有5.5%来自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增长，其余4%（最近八年是3.7%，前十多年是4.3%）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布鲁斯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26%。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主要归结为制度改革。
我认为，这种分析思路夸大了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了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因是它显著降低了制度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制度改革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它处于影响因素“金字塔”的塔尖，对其他影响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要素优化配置取决于制度改革，而且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也取决于制度改革。同样结构变化或分工深化也取决于制度改革。
增加要素投入在任何体制下都可以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也可以大规模投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但为什么没有带来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样的发展效果？原因是市场体制下的要素投入配置更合理，要素投入的产出更高，要素的升级（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提升、金融深化等）更快。而计划体制则因为产权不清晰、价格信号不灵活、信息不对称、激励不兼容等而达不到同样效果。因此，所谓要素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同样，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导致经济发展也只是表象。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都是分工深化的具体表现：工业化是分工在产业和产品方面的表现，城市化是分工在区域人口分布方面的表现，劳动力转移是分工的动态形式。分工深化有两大效应：一是按照斯密的说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二是可以使劳动力和人口各得其所。但分工深化同时会增加交易量和交易成本。要想获得较好的分工效益，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必须依靠制度改革。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按照我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源自制度改革。正是不断深化的制度改革，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升级和分工深化，不断满足了大多数人，依靠了大多数人，激励或引导了大多数人，装备或提升了大多数人，安置或优化组合了大多数人，通过人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总之，三十年的持续制度改革，调动了中国大多数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归因于改革。
四、改革是富强的唯一“通行证”
改革已三十年，中国正走在富强的征程上。当前，改革这个词已远不如以前那样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改革已进入“疲劳期”，“市场化改革”还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指责。在强调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建设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强调改革和重视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进行认真讨论。
我认为，越是在改革的“疲劳期”，我们越是要高度重视改革，警惕对改革的忽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因为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取决于改革，未来的发展同样取决于改革。从英国、美国、日本等一个个“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改革是富强的唯一“通行证”。
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18、19世纪世界的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其走向富强的奥秘何在？原因有多个方面，但核心是改革。是英国较早实行的“宗教改革”解除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推进了思想自由，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著名的“光荣革命”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较早建立了能满足多数人权利需求、调动多数人积极性的政治体制；是“组织革命”或组织改革建立了工厂或公司、银行、交易所、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现代组织，提高了人的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水平，为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是“商业革命”或商业改革促进了自由贸易，使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商业霸权。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走向富强的奥秘何在？核心原因也是改革。是美国的政教分离等宗教改革培育了美国人的民主创新意识，奠定了走向富强的思想基础；是宪政改革建立了强调民权的现代法治制度，奠定了走向富强的法治基础；是不断推进经济体制适应性改革，建立了自由市场制度，同时通过“罗斯福新政”改革，构建了政府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奠定了走向富强的制度基础；是不断进行教育人才制度改革，建立了有利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激发人才的教育人才制度，奠定了走向富强的高级要素基础。
日本走向富强的奥秘何在？核心原因同样是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大化革新”，使其大规模学习、引进和吸纳了西方文化，实现了文化的兼收并蓄，奠定了走向富强的思想基础；是19世纪70~80年代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使日本建立了强化民权的现代议会和宪政制度，奠定了走向富强的政治基础；是始自“明治维新”的教育制度改革，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奠定了走向富强的人本基础；是“殖产兴业”改革，使日本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走向富强的经济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理论的逻辑。
国家富强是一个含义很广的综合性概念，包括经济发达、生活富裕、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等。下面按照我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来分析。好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资源有利于国家富强，但不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国家富强首先是由人决定的，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凡是走向富强的国家一定是充分发挥了人的作用，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而人的行为取决于三大影响因素或约束条件：制度、资源和分工。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体制）和管理制度；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分工包括市场分工、产业分工、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制度起到“引导人”的作用，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资源起到“装备人”的作用，提高人的行为能力和效率；分工起到“安置人”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人的行为效率，另一方面使每个人各得其所。
三大影响因素并不是处于同等地位，其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的升级取决于制度，分工的深化同样取决于制度。抓住制度就犹如抓住了富强的“牛鼻子”。而制度既有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制度，也有不利于国家富强的制度，因此要通过改革来将制度进行优化，使不利于国家富强的制度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制度。这样，理论的逻辑就很清楚了：国家富强首先取决于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制度、资源和分工，主要取决于制度，特别是取决于有利于富强的好制度；而好制度的形成又取决于改革。故改革是通往富强的唯一“通行证”。
总之，结论很清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改革是国家富强的秘密。理论逻辑也有力地证明，改革是国家富强的惟一选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不可能走向富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
五、改革是“第一生产力”
上面几节侧重于从实证角度，探讨改革对发展的推进作用。从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来看，改革还是“第一生产力”。
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能对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有很多，如文化、法制、政府、市场、地理区位、科学技术、知识或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其中，文化、法制、市场、政府等制度是影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有好有坏，形成好的制度要靠改革。故可以说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即“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这个提法是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当时的论断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和流派在分析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时虽没有用“第一生产力”这个词，但往往隐含着这个意思。如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歇尔认为资源优化配置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韦伯认为文化（新教伦理）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凯恩斯认为政府相机宏观政策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弗里德曼认为稳定货币政策下的自由竞争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舒尔茨认为市场机制加人力资本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科斯认为产权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吴敬琏认为竞争性市场经济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并指出“制度重于技术”，邹东涛明确提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等。
说改革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理解和评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好的制度已形成并稳定下来，分工深化（如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能顺利推进的情况下，包含技术进步、信息化、知识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在内的广义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制度或制度改革。历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没有相应带来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等技术进步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而不是之前；日本的大规模技术进步也是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而不是之前。
前面提到的国内外学者斯密、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吴敬琏、邹东涛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从人类历史来看，制度形形色色，有“好制度”，也有“坏制度”。“坏制度”不仅不能促进发展，反而阻碍发展，只有“好制度”才有可能成为“第一生产力”。
从逻辑上看，“好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因为“好制度”对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好制度”通过三大路径影响发展：一是通过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影响发展，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通过促进资源（包括地理区位、科学技术、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优化配置、资源升级来促进发展，如理想的市场制度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三是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如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来促进发展，分工深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可以使各种主体各得其所，而“好制度”可以降低分工的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益。
然而，“好制度”往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通过改革、变革甚至流血革命才能形成。这里只说改革。改革也有“好改革”和“坏改革”之分。只有“好改革”才能形成“好制度”。“好改革”可以理解为科学合理的改革，即能带来效率和公平兼顾“好制度”的改革。到此我们论证的结论就很清楚了：“好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而“好制度”要靠“好改革”带来，因此“好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源泉。简言之，改革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六、解放思想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推动三十年改革的动力因素有许多，其中思想是最重要的。思想先于改革行动，思想引导改革行动，思想决定改革行动，思想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我们常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在哲学意义上是对的，但若应用到改革行动上，则需要重新认识。改革是对传统体制和制度的变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思想障碍。若要采取改革行动，推动改革进程，必先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改革、变革和革命行动。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和解思想，后有荷兰的“商业革命”和率先崛起；先有英国的“新教革命”（或“宗教改革”或“清教革命”），后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有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先有法国的“思想启蒙”，后有法国的多次“革命”；先有美国的“宗教改革”和《独立宣言》，后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先有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后有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先有“戊戌维新”思想，后有“戊戌变革”行动；先有“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同样，中国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也与如下一系列重大思想创新或思想解放分不开：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两个凡是”僵化思想的束缚，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枷锁，冲破了计划体制的牢笼；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神话，培育了新兴的市场经济；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打破了公有制的神话，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允许资金、技术、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打破了按劳分配的神话，优化配置了各种资源；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使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除政治改革禁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改革向纵深层次挺进；破除人权禁区，推动人权入宪，为人的彻底解放创造了条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思想，为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和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开辟了道路等。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重大的改革行动都离不开思想创新的推动和引导。特别是几个标志性改革都由重大思想创新所启动：如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所启动；1984年以来的城市改革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所启动；1992年以来的“整体改革”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所启动；1997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深层改革由十五大提出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思想所启动；2003年以来的统筹协调发展行动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启动等。
当前，改革的“疲劳症”已出现，改革的动力在减弱，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但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而且改革的难度在增加，因为容易改的大都提前改了，留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毫无疑问已进入到“深水区”。这时，特别需要在认真总结改革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以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动力。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地方也积极响应。比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到广东就在省委会议上疾呼：“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再次擎起了广东作为解放思想“排头兵”的大旗。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号角已经吹响，可以预期，新一轮改革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七、中国的“相机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相比，中国三十年改革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独特战略和策略。那么，这种特色究竟是什么？我将其概括为“相机改革”。
所谓“相机改革”，简单说就是因时、因地制宜的改革，或者说具有高度变通性的改革。“相机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连，与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一脉相承。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改革的特色和策略总结了很多说法，如“渐进改革说”“整体推进局部突破说”“体制外改革说”“增量改革说”“边际改革说”“双轨制改革说”“诱致性改革说”“局部特许改革和试验推广说”“经济优先改革说”“竞争优先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渐进改革说”。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如“相机改革”能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改革的特色和策略。因为“相机”这个词一方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能将其他大部分说法囊括进来，而其他说法只能反映中国改革的某方面特色；另一方面它能较好地反映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其他说法更多地反映了改革的策略，难以上升到指导思想层面。
就拿影响最大的“渐进改革说”来说，“渐进改革”主要反映了中国改革的速度较慢，而事实上中国改革有时速度慢，显得渐进，有时速度快，显得激进，如十四大后的“整体推进”改革就速度较快，比较激进。至于“渐进改革说”所强调的其他特征，如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等，则已超出“渐进”这个词的内在含义，应使用其他词来替代才更准确。而且，渐进也好，激进也罢，都很难上升为指导思想。
中国的“相机改革”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动态调整的。改革之初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只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来推进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1987年，十三大又调整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才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又陆续对这一改革目标进行了完善。
其次，中国改革的内容是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确定的。中国因时、因地相机确定改革的阶段性内容。如20世纪80年代初重点推进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重点推进城市国企承包制改革和价格改革；90年代中期重点推进财政、金融和外贸体制改革等；90年代后期重点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政府机构改革；2002年以来重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和福利保障体制改革等。
再次，中国改革的主体是上下灵活结合的。中国改革既没有完全按照中央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事先设计来推进，也没有完全依靠民众的自发行动来推进，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机决定。或是主要由“上面”或“自上而下”来推进改革；或是主要由“下面”或“自下而上”来推进改革；或是同时由上下来协调推进改革。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主要由农民自发推动，再由政府规范引导；城市的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和价格、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等主要由政府推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则由上下齐动来推进。
最后，中国改革的途径和方式是策略的和变通的。如“先易后难”或“先外围后核心”推进改革，具体表现为先从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突破再扩展到城市改革；先发展非国有经济再深入改革国有经济；先进行经济改革后推进政治改革；先建立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后深入进行产权改革；先推进承包制后推行股份制等。再如“先试点试验再逐步推广”推进改革，具体表现为先在特区和实验区进行试点试验，鼓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推进改革，先实行“双轨制”，再逐步过渡到“单轨制”，以此减少阻力，寻求合力，维护社会稳定，在稳定中寻找突破的机会。
中国的“相机改革”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相机改革”反映了“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反映了改革的方法论，反映了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从横向看，任何国家的改革都可遵循这些基本的思路、方法和策略，同时根据本国的实际予以适当的变通。从纵向看，对于下一阶段的中国改革，“相机改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章 中国改革的新评说：拨云见日
改革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中国改革三十年产生了许多对改革实践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但客观地说，至今尚未形成能很好解释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完整理论。但是，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进行解释的。对改革的理论解释，对“中国奇迹”的解释，是正确认识产权改革，科学评价市场化改革，包括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改革等问题的基础。改革新评说的意义可概括为：拨云见日。通过对改革三十年的解释与评说，我们不难发现，“人本”理念的缺失，既是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也是经济学家的改革思想屡屡挨骂的原因。因此，人本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穷人经济学”是最高深的改革经济学。
一、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评说
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离不开理论，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改革实践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理论的“奴隶”。
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碰撞和融合中，又不断产生了一些解释和指导改革实践的新理论。但总的说来，至今尚未形成能很好解释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完整理论，特别是没有形成能较好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理论。
下面我们来简单评说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所有制理论、比较体制理论和短缺经济学、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凯恩斯理论等）、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寻租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
所有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所有制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比较不同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碰到的就是所有制问题，因此在中国改革初期一些具有深厚政治经济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就自然而然地拿起所有制理论来对改革实践进行解释和指导。这一理论对指导早期的个体户、乡镇企业、农村合作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贡献。但它过于粗糙，不能对所有制内部的产权结构等进行剖析，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改革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小。
比较体制理论和短缺经济学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运用两大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不同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从决策结构、信息结构、激励结构等多方面得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论。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通过“短缺”“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等词汇，有力地揭示了计划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后来的比较制度理论更是对市场体制内部的不同制度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这些理论对中国形成市场化改革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们过于关注体制的经济内容。
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凯恩斯理论等）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西方经济学通过运用一整套概念和分析工具，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如何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思路和方案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整体推进改革思路就源于这一理论。但这些理论没有引导人们将改革理论的微观基础追溯到“个体人”身上，而是过分强调以企业为微观分析主体。
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等重要分析概念，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历史动态分析和现实现象解释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体制转轨和制度变革分析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一批五十岁左右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就是在学习和运用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体制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但这些理论过分强调了产权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平等交易权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寻租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可大致归于一大类，主要研究主体行为、公共选择及其约束条件等。它们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资源优化配置转移到行为选择，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个体人微观基础，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空间，架起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桥梁。这些理论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理论研究和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体制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各种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理论概念过滥，视角过多，相互交叉，没有很好地整合起来，不利于统一解释和指导改革实践。
总之，各种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现有理论过于零散，不能满足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需要，理论创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解释
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进行理论解释的。三十年改革背后蕴涵着何种理论逻辑？让我们尝试着进行解释。三十年改革是与发展同行的，改革促进着发展，发展支撑着改革，因而既需要对改革本身进行解释，又需要对改革促进的发展进行解释。但本节侧重对改革本身进行解释。
尽管改革十分复杂，但经济学可以将其简化为改革的需求者与供给者的成本与效用问题。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不断向前推进，主要是因为改革不断产生了大于旧体制效用和改革成本的新体制效用，使改革需求者和改革供给者都增加了效用。
先来简单解释一下改革的供给和需求及供给者和需求者。改革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产品”或“服务”，既存在改革的供给和供给者，也存在改革的需求和需求者。由于改革能带来好处，故存在需求。由于改革需要设计和实施，故存在供给。改革的需求者是改革的受惠者或接受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人。改革的供给者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进者，也可包括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人。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改革的需求者之间还存在矛盾和博弈。
再来简单解释一下改革的成本和效用。改革本身需要投入，存在失误，可能产生多种成本，如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必要成本，以及因改革不合理、不全面、不公正而产生的资源浪费成本、环境破坏成本、贪污腐败成本、社会不公成本和创新滞后成本等“或然成本”和连带成本。改革能改善优化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带来多种效用，如财富增加效用、人力资源增加效用、权利保障效用、精神改善效用等。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有些成本具有外部性，当代人可以转嫁给后代人。
在理清了有关概念以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总体说来，三十年改革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中，推进改革的力量大于阻碍改革的力量，即动力大于阻力，因而形成了改革的驱动力，或者说改革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形成这种局面的理论逻辑是，改革形成的新体制效用大于旧体制效用加改革成本，产生了社会的效用增量。具体说来，改革需求者从改革后获得的效用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加改革中受到的损失，因而成为改革的支持力量，并不断产生新的改革需求。同样，改革的供给者也从改革后获得了在抵消改革所受损失后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增量，因而产生了继续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下面再从博弈角度进行进一步分析。事实上，在改革中既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也难以实现在所有人不受损情况下的“帕累托改进”。总会有一部分人是改革的绝对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另一部分人是改革的绝对受益者或相对受益者。前者很可能成为反对改革的力量，后者很可能成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因而存在这两部分人之间针对改革的博弈。改革之所以能不断向前推进，是因为绝对受益者或相对受益者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绝对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在博弈中居于次要地位。
理论逻辑确实显得有些抽象，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情况。改革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之所以要按血手印搞联产承包，是因为他们觉得若再按照原来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的做法搞下去，就难以活下去了，也就是说旧体制的效用已非常低。而搞家庭联产承包尽管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粮食增产收益，解决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吃饭求生存问题，也就是说推进改革带来的效用减去改革风险成本后还有剩余，那就值得干，因而形成了改革的动力。
但仅小岗村农民单方面的力量还不够，这样大的改革动作至少要得到大环境特别是当地政府的支持或至少默认，否则改革也搞不起来。所幸的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尽管还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但解放思想的大潮已开始涌动。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小岗村村以上的安徽各级政府领导也已感觉到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来看待新生事物了。也就是说，作为改革重要推进力量的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好处，也逐步形成了支持和推进改革的力量。
同时，从博弈角度看，当时小岗村改革的反对力量虽不少，但终没有敌过支持改革的力量。因而这一改革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成为汹涌的大潮奔向全国，开启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
三、解析改革的“中国之谜”
中国改革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展开，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而是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公民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令国际社会颇感意外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取得了比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要求进行的前苏联东欧改革更大的成就。这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为改革的“中国之谜”。
客观说来，别说是西方社会，即便是我们自身，在改革之初也未曾料想到，经过短短三十年改革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成就以及国际地位。我们在改革之初和改革过程中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一再提前实现或被突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87年GDP达到9129亿元，提前三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到1995年GDP进一步增加到19 578亿元，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20%~40%之间为富裕，20%以下为最富裕。依此衡量，城镇居民在1995年，农村居民在2000年总体达到小康。同时必须承认，农村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目标实现相对滞后，如2000年全国普及义务教育、农户自来水比例达50%等目标就没有实现。
这究竟是为什么？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改革的“中国之谜”和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没有像西方有的人吹的那样邪乎，也不是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1860~1913年的美国、“二战”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象。稍有区别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没有面临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任务和巨大的人口包袱，同时也没有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这样的历史机遇。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之谜”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华盛顿共识”是有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借用了牛顿力学的分析思路，揭示了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其基本假设包括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即不考虑制度结构和制度变化）、信息完全和信息对称、技术进步没有障碍、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彻底分离（即分工已彻底完成）等。在这些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只能告诉我们一个理想图景和分析理想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但不能对任何现实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因为现实现象恰恰是处在其假设掉的各种前提条件中。所谓“华盛顿共识”正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形成的。因此，理论也好，共识也罢，根本就不适宜作为体制改革或体制转轨的指导，也不能作为“中国之谜”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
那么，中国三十年改革和高速发展又应如何做出解释呢？这就必须从比较经济体制或比较经济制度、过渡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新兴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探索形成新的解释理论。
我认为，中国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公民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这说明：改革和发展作为一种现实行动和现象，并不一定要在理想的环境下进行和出现，只要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就行。关键是要依靠多数人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满足多数人需要、引导多数人采取合理高效行为、提升多数人的人力资本、使多数人各得其所，不断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动力，打开改革的局面。也就是说，我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由于整合了各大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精髓，形成了解释各种现象和提出各种对策的分析框架，因而可以较好地解释改革的“中国之谜”。
四、关系“国计民生”不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
产权不明晰、权利不平等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对象和背景之一，而这种不明晰、不平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政府在许多领域，以关系“国计民生”为理由而进行的垄断经营。
长期以来，关系国计民生成为许多人用作政府垄断经营的借口。石油、电力、煤炭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供水、供热、供气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铁路、邮政、电信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金融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等等。即使不是完全垄断经营，至少也要保证政府对这些行业的控制力或控股经营。总之，某个行业只要一关系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经营就粉墨登场，宁愿相信政府，也不愿相信市场，似乎市场就不能保证国计民生。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是政府对某个行业采取垄断经营，结果往往是既不利于国计，也不利于民生。垄断行业总是以效率低下、供应短缺、服务较差、腐败丛生、分配不公等面貌出现。目前“油电煤运”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城市公用行业中的低下效率和较差服务质量，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邮政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如EMS）市场占有率的节节下降，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国有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同样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
事实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远不止上述这些，餐饮、纺织服装、家电等同样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所幸的是，这些行业没有被套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标签，能够成为竞争性行业，能够被各类企业自由经营，因而能够不断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充足的品种齐全的商品，并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品牌。结果是既有利于国计，也有利于民生。由此不难看出，恰恰是市场竞争而非政府垄断经营能保证国计民生。
这里要分析的是，关系国计民生并非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范围在经济学上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有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品行业或领域，才可考虑（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垄断经营或控股经营。
自然垄断主要出现在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如电力、广播电视、铁路等），由政府垄断的一个或很少几个企业经营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若由多个企业经营则容易破坏网络的整体效率。但即使是这样的行业，也要具体分析，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部分宜垄断经营，而发电部分则完全可以采取竞争经营。同样，铁路也可以网运分离，其中铁路网可以统一运营，而运输则完全可以放开。
所谓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没有必要而导致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现象。如国防军工生产的边际社会净收益高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正的外部性；排放污染和吸烟的边际社会净收益低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负的外部性。在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或市场不愿干，政府垄断经营就可以登场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尽可能地界定产权，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外部性出现的机会和范围。
公共品是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sive）、拥挤性和不可分性的产品，与私人品（private goods）相对应。公共品常常具有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常常会导致私人“搭便车”，因而单靠市场调节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公共品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具有必要性。
但是，即使是具有上述特征的行业，政府垄断经营要想比市场竞争更好，也是有条件的，即政府必须是民主和法治政府或至少是民主和法治意识较强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可能出现比“市场失灵”更严重、更频繁的“政府失灵”。这一点常常被很多人忽视。只要一谈到市场有缺陷，就指望政府，而不考虑是何种政府，结果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政府垄断经营为什么会不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垄断者，具有垄断特权，拥有强制执行的国家暴力机器，没有竞争压力，缺乏提高效率和改进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权利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二者之间的“交易”（民众纳税与政府服务之间也是一种交易关系）常常难以公正进行。
市场竞争为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公平交易的竞争者，谁也不能凭借行政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要想获得自身的收益，唯一的办法是为社会或他人生产有用产品或提供有效服务，因此他们具有为自己创造收益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激励和竞争压力。
因此，在保障国计民生上，相信市场常常比相信政府更可靠，尤其当政府不是民主法治政府，不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时，更是如此。
近十多年来，打破政府垄断的实践，除了《反垄断法》等立法工作外，最主要的就是以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但是，产权改革既不等于改革的全部，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产权改革也有其局限性。
五、正视产权改革的局限性
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历程中，产权改革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人心目中，所谓改革主要就是产权改革或所有制改革，或者说产权改革在整个改革中发挥着绝对主导作用，只要将产权理顺了，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那么，产权改革真有那么神吗？如何客观认识产权改革？产权改革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那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实践方面的原因。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就因为部分解决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前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就是推进私有化。另一方面是理论方面的原因。马克思在比较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所有制。影响广泛的“科斯定理”强调了产权的绝对重要性。该定理是这么说的：在交易费用为零和私有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初始权利安排不重要，市场交易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则权利安排很重要。张五常在其“佃农理论”中，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只要有私有产权，“理性经济人”就会根据不同的约束条件，选择符合最大化要求的合约形式或制度。这些实践经验和经典理论对中国的产权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产权改革确实很重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吃、穿、住、行、用五个方面的物质需求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而这五个方面的物质或财产都需要产权来保障，否则每个人就没有安全感，就没有生产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就会发生“公地悲剧”和“租金消散”，就会出现“无恒产者无恒心”。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产权改革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解决财产权的满足问题，不能同时解决人的其他很多必需权利的满足问题，更不能代表整个改革。过分强调产权改革还可能使改革误入歧途。
人的需求除了吃、穿、住、行、用五个方面的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快乐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理想需求）、成长需求（健康需求、学习需求、就业需求）和权利需求。权利需求除了有财产权需求外，还有生存权需求、发展权需求、自由权需求、平等权需求等。除了其中的财产权需求可以通过产权改革来满足外，其他需求产权改革难以满足，还必须通过其他各种改革来满足。
在过去三十年改革中，我们有时过分强调了产权改革的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其他改革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不同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套，由此造成了一些问题。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通过采取管理层收购等改革措施，强力推进产权向少数经营者集中，而相对忽视了国有企业职工及广大农民对国有企业产权的分享，即忽视了公民平等交易权改革的推进。在垄断行业改革中，通过集团化强力推进了国家对重要行业的控制，相对忽视了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改革。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过分强调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投资者对土地的开发经营权，相对忽视了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权的平等分享等。由此导致了国民财富过快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发等问题。可以看出，若没有平等交易权等改革来配套，产权改革可能会变质。
产权改革是很重要，而且还有很多产权改革远未完成，如农民的土地产权就远未到位。但产权改革不能“单兵突进”，而要与生存权、发展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领域的改革协调推进，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得不到保障，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则其他需求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一个人的受教育和健康权利得不到保障，不能拥有良好的素质和健康的体魄，则成长需求就不能保障；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想干的事不能干或不能公平地干，则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也难以保障。
还有很多与产权改革同样重要、且已滞后的其他改革需要加快推进，比如：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以满足人们的生存权需求；加快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以满足人们的发展权需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文化制度改革等，以满足人们的自由选择权需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以满足人们的平等交易权需求。
比以上改革更复杂、更需要厘清认识的无疑是“市场化改革”，因为市场化改革是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遭到误解、质疑最多的对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