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评传(天一阁研究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慧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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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钦评传(天一阁研究丛书)试读：

原序

数年耕耘，《范钦评传》终于成稿。

1996年是天一阁建阁四百三十周年，我馆举办一个“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有四十多位全国各地著名学者莅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也有数十篇，后汇集成《天一阁论丛》一书，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会议筹备期间，本馆要求有关专业人员尽可能都提交论文。我想明清以来研究天一阁藏书文化的人不少，而专门研究范钦的却寥若晨星，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个空白，必须补上这一课，还是选择研究范钦这个课题吧。于是我立即动手搜集素材，构思篇目，就在1996年那次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知人论世话范钦》，从此启动了本书的撰写进程。

写《范钦评传》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关史料比较匮乏，不但在《明史》中找不到他的传记，连附传也没有。其他如王鸿绪的《明史稿》（此稿大部分为万斯同执笔，仅列传部分就有205卷）、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近人印鸾章修订的《明鉴纲目》，等等，均缺少有关范钦的记载；只有《明实录·世宗卷》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述。

从目前的情况看，范钦史料的主要来源仍是依靠地方史志的记录。最早见于李邺嗣（号杲堂，1622－1680）的《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兹后康熙《宁波府志》（康熙十三年和二十二年两次编纂，均为抄本）、雍正《宁波府志》（知府曹秉仁领衔主修、鄞人万经等编纂）、闻性道纂修康熙《鄞县志》、蒋学镛编纂《鄞县志稿》以及鄞人董沛、徐时栋等编纂的光绪《鄞县志》等均收有此传。但是内容陈陈相因，大同小异。其中最详细莫过于由冯贞群先生补注光绪年间编纂的《鄞县志·范钦传》。我们应该感谢冯先生——这位潜心于版本目录和古籍校勘的藏书家（他的“伏跗室”藏书约十万卷，最后均捐赠给了国家），他为《范钦传》所作的补注要比原文多出好几倍，而且材料选辑得体。经过他这番苦功，使范钦的形象逐步清晰起来。但《补注》中仍详于版本、目录、印章等方面内容。

学术界对天一阁的评介论述著作为数不少，如黄宗羲、全祖望各自所撰的《天一阁藏书记》，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黄家鼎《天一阁藏书颠末考》，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季嵚《评〈天一阁藏书考〉》，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以及近年来发表的如来新夏《再访天一阁》、余秋雨《风雨天一阁》，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新的视角，用不同风格抒发各自的感受，写下了可供后世传诵的佳篇；骆兆平先生积多年心血写成的《天一阁丛谈》（以下简称《丛谈》），更是了解和研究天一阁翔实可靠的资料总汇。人们一般都知道范钦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是天一阁藏书楼的缔造者，而对范钦的为人，他的政治抱负、从政业绩、抗倭功劳、诗文和书法艺术造诣，以及在出版事业上的贡献（当时称为“刻书”、“雕版”），往往被其藏书盛名所湮没，不甚被关注。史籍记载对范钦亦似欠公允，不但《明史》无传，连附传也找不到。骆兆平先生在《丛谈》中简明扼要系统地介绍了范钦的生平及建树，据他平时谈及，他的考证和论述留有余地，以鼓励后人进一步开掘。另一方面，对范钦功过评说，历来颇有歧议，所以许多人都走了捷径详其藏书业绩而回避了其他方面的考证评论。

现在盛行网上查找资料，我试从google（搜索引擎）、sina（新浪搜索）、学术批评、国学和学术交流、中国学术城等网上去查找，能查到有关的资料，亦只是非常一般性、常识性的东西，而且绝大多数局限于介绍藏书文化和天一阁古往今来沿革变迁的记述。所以我基本上是从自己读到过的范司马本人著作和同时代人著作入手，参以族谱以及天一阁旧藏的明代方志和新增收的各地新编方志（天一阁旧藏明代地方志在国内外是首屈一指的，而新增收藏的各省、市、县新编地方志目前亦达2000余种），再向本馆内有关前辈们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天一阁情况及新发现的资料，包括天一阁散佚藏书的访归，阁中文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情况，他们知之最详），又与国内一些著名图书馆（古籍部）开展一些馆间交流，每次能获得一点零星的收获，就感到非常欣慰了。《范钦评传》共分二十三章：第一、二章是写他的青少年时代。范钦出身于一个寒儒之家，没有门第光环和荫袭，也没有受业于什么名师，只有曾任县学训导、教谕的祖父、叔父在学业上给予过有限的帮助，因此，他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初步成就，主要是靠他本身超越常人的勤奋努力所获取的。二十七岁青年中了进士，成了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知州，并且能关心民瘼、公正执法，初见政绩。第三、四两章记述范钦踏入仕途不久，血气方刚，敢于碰硬，与贵戚豪贪郭勋展开斗争，几乎使他冤沉诏狱；昭雪出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仍是锐气未消，竟敢阻止权臣严世蕃强占公地的不法行为。第五至十一章，主要叙述范钦在十余年的宦途中，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除南北直隶外，全国省一级行政区仅十三个），而且任职之处，都是边陲重镇，海防要地，不少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处之地，可见当时的朝廷是将范钦视为能员干将来任用的。第十二章是花较多的笔墨来叙述的一篇，那时范钦奉命在中南和闽粤地区进行抗倭抚民，他是赣、闽、粤、湘艰苦卓绝抗倭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员。第十三章记述他功高遭忌，削职回里的过程。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记述范钦致仕后对自己生活的重新安排，继续完成自己的毕生追求和爱好，建造天一阁藏书楼，并对藏书如何久聚不散问题作出缜密的、长远的考虑；除此之外，他继续关心抗倭大业，推荐和表彰地方上的循吏良将，关注家乡的农田、水利以及教育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作用。此外，又述及他在刻书（古代出版事业）、书法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评析他的处世和交友之道，使读者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走近范钦，了解一个真实的范钦。最末一章是评析范钦在离开人世前所作的一篇仅六十二字的短文——《自赞》，看看范钦是怎样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进行自我总结和评价的。

书中叙事，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使读者可以沿着范钦走过的足迹，找到史事脉络，以及了解其时代背景。

附录共有五篇：首篇是对历代方志中《范钦传》进行标点和续评续注。这里面既保存了前人所写的《范钦传》原貌（包括前人的注解），再加上本人的续注续评。其次是范氏家族谱系简述。因为天一阁自建立后，历时四百多年，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除了范钦有创建之功外，他的传承者同样功不可没。整部家谱读起来太烦琐了，故而化繁为简，编成一篇《谱系述略》，使读者能从中大体上了解到范氏的世系脉络。其三是《范钦年谱简编》。我试图将现在能查到的有关范钦重要活动、事迹和史料，按年份次序排列，把它们凝聚在年谱上，使它一目了然，易查易用。如果你是一位对天一阁藏书和范钦事略研究有兴趣者，一定也会把它当做一种工具书来使用的。第四篇陈述范钦特别收藏的一书——《奏进郭勋招供》，此书史料价值很高，是国内外的孤本，因在《评传》中不能占过多篇幅，故作为附录收入，以保存宝贵史料。最后一篇附录是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

但是我也感觉到该书存在着一些比较易见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和连贯性似乎差了一点。因为每篇内容都有一个中心和重点，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视角去审视范钦，而且是在1996—2003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某些篇章还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从独立成篇的要求来说，有些事情当时不得不在文中交代清楚，可是一旦结集出版，尽管我在合成书稿的时候曾加以认真的清理和删节，仍不免有某些重复的痕迹。

其次是由于自己读到过的史料和资料有限，在叙事和评论方面难免有详略失当的地方——能寻觅到资料的地方，叙述就详尽一些；资料稀缺的地方，述评也只能从简从略了。

第三是对沙里淘金而获得来的某些资料往往舍不得割弃。其实资料是要经过比较、鉴别和去伪存真的，举一例来说，我在编《年谱》时，从明刻本《袁州府志》查到，嘉靖二十二年时范钦还在袁州知府任上，而另一部新编的《宜春市志》卷三十三（南海出版社出版）却说，那时候的知府是徐贞。我再查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并把有关书页抄录下来，明明写着嘉靖二十二年知府范钦是范钦，这个《袁州府志》是当时所修，严嵩作序，因此其可信度当然比数百年后的排印本为高，于是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前者。可惜这种比较的方法用得太少了。

我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要写好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传，一要靠资料的搜辑和精选，如果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可靠史料作基础，任凭你写得多么生动感人，那只能是写历史小说，而不是人物评传；二是要有一定的原创性见解和史料发掘上的新收获（不敢轻言“突破”，至少应要求有新的收获）；三是要知人论世，尽可能把传主放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凭个人主观好恶任意拔高或贬低；基本做到了这三条，就不会有“人云亦云”和“述而不作”的通病。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即所谓“知人论世”。对于范钦，亦应无例外地补上这一课。本人撰写《范钦评传》就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今试以钩稽史料和考证源流为手段，以史实为依据（即以史籍记载作基础），按时间顺序史论结合评述之；因此，能找到史料时则详，缺乏史料时则或略或缺，不作虚构和想象。

我热切盼望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关心本书的读者，随时予以帮助指教，我一定会抱着诚恳和感激的态度来对待和接受的。袁　慧2003年10月

修订说明

一、《范钦评传》初版以来，于兹八载有余。从发行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还是比较受读者欢迎的，初版数千册早已告罄。在此期间，对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研究者队伍越来越扩大，出来的成果也日益丰硕；另一方面，作者本人仍在继续搜求有关资料，续有发现，论点也有若干补充，因此感到再版时有修订增补的必要。

二、初版共分二十三章，附录共有五篇。此次修订再版，原来的二十三章篇目基本不变（只是将原第十七章篇目略作改动）。

三、修订本的附录分为四部分：附录之一至三与初版本相同，乃是对《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及雍正、乾隆、光绪三种志书中《范钦传》的标点、考证和续评续注，《西范氏家族谱系述略》和《范钦年谱简编》；附录之四为《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考评》。

四、有些冷僻字和难字，在电脑常用字库中找不到的情况下，则从“全拼”和“难字表”字库中输入，如有疏忽敬请读者谅解。

五、借此机会，修正原稿中个别疏误之处。

六、修订后，全书从原来的十四万字增至约二十二万字。但肯定也会存在不当之处，仍盼专家学者及读者不吝指正。袁　慧2012年4月

绪论

范钦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卓有成就的藏书家之一，早在数百年前已有定论。尤其在清帝弘历（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之后，专为庋藏《四库全书》所建的文渊（北京紫禁城内，后藏书被运至台湾）、文源（北京圆明园内，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毁）、文溯（沈阳故宫内，20世纪60年代为考虑战备，藏书曾迁甘肃省兰州市）、文津（承德避暑山庄内，其存书于1915年运回北京图书馆即今之国家图书馆庋藏，是唯一的一部原架、原书、原函存放保管的《四库全书》）“北方四阁”和稍后建立的文宗（原建于镇江金山寺，咸丰三年毁于火）、文汇（原建于扬州天宁寺，咸丰四年毁于火）、文澜（杭州孤山圣因寺改建，藏书多有遗失，经多次搜集补抄始齐）“南方三阁”，均仿照天一阁范式营造，使天一阁更享誉海内。仿照天一阁模式营造的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

尽管从现象上看，今日天一阁已远非昔日范氏天一阁，范氏原藏书仅占阁藏善本的三分之一，天一阁管理再也没有范氏的后裔参加，但笔者认为仍应归属家族图书馆的范畴。理由是：今日天一阁藏书楼仍保持数百年前的原貌没有重建过；藏书最珍贵部分主要还是天一阁原藏书（如明代实录、邸抄、律令、军令、律例、营规、国子监规、揭帖、奏议、招供、大阅录、地方志、科举录、类书、总传、别传、家传、年谱以及时人诗文集等等），赵万里先生称“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是保存了朱明一代直接史部”；后来续增之书，多系地方上藏书家捐赠，性质上只是家族群扩大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祖国文化遗产，对天一阁派人员管理，对阁藏善本进行抢修、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和交流，但仍把它独立保存、保护。另一方面，武汉大学黄宗忠教授等六位专家调查研究了大量资料，世界上1566年以前（即天一阁创立之前）建馆迄今仍保存的272所图书馆，涉及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俄罗斯、日本、埃及等数十个国家，经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宁波的天一阁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在亚洲，具有四百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一直连续发展，从未中断重建，一直保持原貌原样的独立实体图书馆，就只有天一阁一家了，它已是亚洲最古老的（家族）图书馆了”。两家早于天一阁的现存家族图书馆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叫马拉特斯塔图书馆（Biblioteca Malatestiana），1452年建立；还有一家叫美第奇家族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i），约建立于10世纪中叶（见黄宗忠等所著《论天一阁及其在世界图书馆史中的地位》一文，收于宁波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天一阁论丛》）。今日，国际上的图书馆界均承认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是现存的亚洲最早的家族图书馆。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

一、髫年秀才，弱冠举人，青年进士

正德元年九月十九日戌时，即公元1506年10月5日晚上10时，一个男孩在宁波府鄞县望京门外后莫家漕一个姓范的读书人家诞生了，他就是以后成为兵部右侍郎和杰出藏书家的范钦。

虽是读书人家，范家却并不富裕，只能算是一个寒儒之家。范钦的父亲范璧（字伯瑞，号西畴），读了一辈子书，却没有博得过半点科举功名。然而为什么要把范钦的家庭归入“世代业儒”一类呢？这得从他的上代世系说起——北宋末期徽宗年间，襄阳邓城（今湖北襄樊）出了个进士范宗尹（1100-1136）。没有多久，金兵铁骑南下入侵中原，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1127）北宋都城东京失守（今河南开封），徽、钦两帝及数千宗室、嫔妃宫女和不少大臣都当了俘虏，宫中数不尽的古董、金银、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以及版籍图册等，一股脑儿被掳往金国的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变”。“靖康之变”之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起偏安于长江以南、仅有半壁江山被后人称为“南宋”的朝廷。范宗尹追随高宗赵构南下，逐步当上了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大官，当时年仅三十一岁。宗尹有五个儿子：长子公麒、次子公麟、三子公骥，又二子范氏家谱中未设名字；其中第二个儿子范公麟，与父亲一起扈驾南下，到南方娶了丞相魏杞的妹妹为妻，因魏丞相一家住在鄞县，所以就选择在鄞县定居下来，成为范二房，经猷、明、隆嗣、顼、植、新、绍、存谊至第十一代弼。范弼有五个儿子，其四子范彝（行亨十二，为亨十二房的始祖）无后嗣，于是过继他的三兄范玉之子晁为己嗣，范晁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缔造者范钦的曾祖父。范晁生三子，长子；生四子，长子璧；璧生镛、钦、钧三子，次子范钦迁居到月湖西岸，后又筑建天一阁藏书楼，成为天一阁范氏始祖。宗尹的大儿子公麒仍居住在湖北邓城，第三个儿子公骥迁居至湖北枣阳，另两个儿子搬到天台、仙居定居。宗尹的第二代只有公麟跟在身边，其余都四处分散了，这些都与金兵南侵造成的战乱有关。绍兴元年（1131），宗尹遭受秦桧排挤，降任温州知州，退居临海，不久病故，葬于天台，年仅三十七岁。公麟实际上是迁甬范氏的第一代，然而他一定要推崇其父宗尹为始祖，自己就退居为第二代了。

从宗尹算起，到范钦之父范璧为止，共传十五世，有名的人物不多：其间取得进士功名的只有一人，中举人包括被选拔为贡生在内一共也只有三人，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两人，担任过官职的，官衔均在八、九品以下的亦不过九人。但是范家世代都矢志不渝选择了走科举成名的道路，就是范门女子也大多嫁给府、县学的庠生。直到范钦那一辈，总算出了三个人才，即进士范钦以及他的从弟范镐、范钜（范镐字武卿，号海南，做过宁国令；范钜字大卿，号中明，曾任常熟教谕，均由举人走上仕途），氏族声望为之一振。稍后，又出了一位范钫，系钦叔父瑫之少子，万历进士，累官至四川布政使。

范钦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祖父范的教诲和熏陶，一边在私塾就读，一边由祖父对他进行家教，因此在经学和策论等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可惜到了十一岁那年（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曾经担任过县学训导的祖父抛下了自己最钟爱的孙儿离开人世。幸好范钦还有一位叔父范瑫（字伯良，号讱庵），比他年长十九岁，是一位资深秀才——府学生员，谙熟科场八股文考试那一套，主动对侄儿范钦负起了课艺的辅导责任。实际上范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不属于早颖早慧，也没有名师指点和师承渊源，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勤奋努力。这孩子有个非常可贵的秉性，即具有常人所不及的顽强意志和刻苦精神，立志长大后要施展抱负，为国家效力，为家族争荣。所以他焚膏继晷、孜孜不倦攻读四书五经，还旁及其他书籍。家中书籍不够，就设法到同邑藏书家那里去借，借不成就到那儿去读、去抄，特别是月湖碧沚有着四百多年藏书历史的丰氏万卷楼，自宋至明已传承十六代，更是他向往之地。丰氏乃宋时甬上史、郑、楼、丰四大名门望族之一，以名德享誉士林。范钦暗暗下决心，日后若有条件，也要像丰家那样藏书万卷，建立一个自己的藏书楼。他虽然不喜欢八股文那一套，但为了应付考试，也不得不弄通八股的规范程式。

正德十六年（1521），那位性喜巡游、嬉乐无度的武宗正德皇帝突然驾崩，年仅三十一岁。他死后无子，朱厚熜以堂弟入继大统，这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之初，倒也颇有点振作的样子（后期就不行了，迷信道士方术，将近二十年没有上朝），除掉一些专权误国的权臣，精简了军中的冗员——将校、匠役共十余万人；另一方面，他紧抓开科取士这个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最主要途径，无论是县里的童生报考秀才的院试，还是省里三年一科考取举人的乡试和京城里三年一届的会试、廷试，都进行得很正常。约在嘉靖二年（1523），那时范钦才十七岁，正值髫年，就携着考篮正襟危坐在天宁寺西侧的贡院里（今宁波市中山西路与孝闻街交会处），聚精会神地在做试卷答题。由于功底扎实，院试告捷，“髫年补博士弟子员”（民国抄本《范氏支谱》，天一阁藏。“髫年”原意为幼儿，此处泛指青少年）。就是说范钦不但中了秀才，还获得了进入府学进修的机会。

嘉靖七年（1528），范钦带了干粮、盘缠——他不可能像富家子弟那样有仆人跟随，而是约了几个比较清苦的生员结伴同行——搭舟车渡曹娥江和钱塘江，到达省城杭州，参加戊子科乡试。考试官们阅读了范钦答卷以后，认为他的文章文辞古朴，内容翔实，关注国是，是一个可造之才，评议商量一致之后，录取他为浙江戊子科第七十名举人。《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录》曰：“考试官从仕郎工部给事中陆粲序、承德郎兵部武库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华钥后序，中式举人九十名，第一名姜良翰……第七十名范钦，宁波府学附学生。《书》（意为主治《书经》）。”是年范钦二十三岁。

中举以后，范钦更加废寝忘食、勤勉苦学，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进京参加会试，又中第一百七十八名贡士；紧接着是殿试，他发挥了攻读《书经》的专长，谙熟历史，在策论答卷中，鉴古论今，警策犀利，深得考官们的好评。当时的读卷官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时等十七人。”范钦被选入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十八名。《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录》第七十名举人范钦《嘉靖十一年壬辰科会试录》第一百七十八名贡士范钦《嘉靖十一年壬辰科会试录》曰：“考试官中顺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张潮序、翰林院侍读学士奉训大夫郭维藩后序，中式举人三百二十名，第一名林大钦……第一百七十八名范钦，浙江鄞县人，监生。《书》。”同年《壬辰科进士登科录》（按：“会试录”是会试的排名和记录，中式者叫“贡士”；“登科录”是廷试即殿试的排名和记录，考取的称进士。两者先后约有一个月左右的间隔，实际上是考进士的两个程序，类似初试和复试）则称：“读卷官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兼武英殿大学士李时等十七人：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范钦，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国子生，治《书经》。字尧卿，行五十五，年二十七，九月十九日生。曾祖晁；祖，训导；父璧，母王氏，具庆下。兄镛，弟钧、镗、镐、钜、、铣。娶袁氏”（《登科录》中“具庆下”，指父母俱在世。范钦胞兄镛，字文卿，号正所；胞弟钧，字禹卿，号和轩，其余镗、镐、钜、、铣均为从兄弟）。

当时殿试分为三个档次：一甲“赐进士及第”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嘉靖十一年殿试，二甲取八十名，三甲取二百三十三名。范钦被列入“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三十八名，名次比会试提前了一百四十名，足够在水平线以上了。是年，范钦二十七岁，是一名风华正茂的青年进士。《嘉靖十一年壬辰科进士登科录》二甲第三十八名范钦

二、关心民瘼，公正执法的年轻州牧

一名二甲进士，通籍后的同年即外放任州一级地方长官——随州知州，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这足以证明朝廷对范钦之重视。

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地处桐柏、大洪两山之间，涢水上游，邻接河南，人口和经济虽不及江南繁富，然而仍是鄂豫之间交通要道，粮饷重地，军事要冲，为历代统治者所瞩目。范钦首任即实授随州知州，肩上的担子不轻。首次踏上宦途的范钦锐气正盛，力图施展抱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来。

范钦在随州任上，有一位名曰颜木（生卒未详，字惟乔，自号淮汉先生，湖广德安府随州应山县人）的前辈学者，是范钦志同道合的挚友。此人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曾出任过河南许州、安徽亳州知州，因不合于上司而落职，一度定居随州。他性嗜读书，勤于考索，文思精劲，著有《家政集》、《七礼解》、《选诗评》、《十朝小识》、《烬余稿》等书。范钦与颜木一见如故，他们常在一起磋商政事，议修方志。嘉靖《随州志》即是颜木、范钦共同编修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天一阁旧藏明抄本《随州志》上作过题跋：“（此志）所记事起于洪武十三年，讫于嘉靖十一年，书中知州事，最后者为范大夫钦，而此书出于范氏，疑即范侍郎及其宾客所为。疑范侍郎知随州日，手录明代故事，编年为书，而即以随之长吏为纪事纲领。全书文字雅驯，又名遗闻，且为数百年仅存旧帙，读者勿以地志视之。”（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三《随志跋》，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颜木十分钦佩这位比他年小近二十岁的新任知州，赞誉范钦像刘子伯温（刘基，元末明初军事家和政治家）那样“刚方谦介，门无私谒”。明刻本《皇明文范·送甬东先生擢缮部序》

范钦从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酷爱读书、藏书乃至刻书的浓厚兴趣。过去由于条件所限，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读课艺和准备科举考试上，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也不宽裕，这个志趣无法实现，只能深埋心底。现在做了州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有一定的薪俸，就可以牛刀小试了。约在嘉靖十四年（1535），公余之暇，他校刻了《王彭衙诗集》九卷。从此以后，他随时随地访求与集聚自己喜爱的书籍，偶尔还校刻一二部来过下瘾。

随州初任未满四年，范钦兢兢业业，廉慎清苦，处处严于律己，不辞辛劳深入民间，关心百姓疾苦，不狎小人，公正执法，又重视社会治安和童蒙教育，使随州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吏胥们不敢胡作非为，他离任迁官之日，仅“文书衣物，数箧而已”。挚友颜木在《送甬东先生擢缮部序》中曰：“其在今日，子也临我，律身如干，持法如钟，词采如弼，祗严庄重，惠厚宣朗，悯旱振贫，擿奸涤弊，民怀吏畏，盗贼屏迹。”（明隆庆刻本《皇明文范》卷二十一）

离开随州若干年后，那儿的百姓十分怀念当年的知州范钦和州判曹逵（嘉靖八年进士，授南太常博士。迁御史，因纠宰臣不法，杖谪随州判官），饮水思源，立《随州范曹二使君去思碑》以表达怀念之情，其中曰：“吾州之民，昔有沈隐中，虽愿治，秉艰则废。范使君至，严左右之防，薄书讼牒，手持缄识，幽枉阏滞，宣之使达。悯其费耗，则节省里甲，樽节夫骑。忧其困乏，则舍有赎羡，谷存赈贷。辨其邪枉，则鬻贾以时，衡量必谨。端其习俗，则淫邪是黜，童蒙攸启。复季祠之侵地，散金矿之聚徒。贼民必根株悉拔，而藏形匿影者，捕之不休。伦虽衣冠不假，甚至召于庭下，箠之立毙。曹使君复以谏官弹时宰，谪司判理，弗激弗诡。……彼人之爱，立为生祠。虽其为郡，时相先后。至于刚明凝重、不狎小人，接遇士流、外宽内介，干托不行、强御不吐，二君所同也；廉慎清苦，门户悄然，迁官之日，文书衣物，数箧而已，二君所同也。前行后承，甲立乙守，保其无告，全乃委记。销积暑于长荫，蔼和气于蔀屋，使四境之内无复喝慓之虞，谓不在于后人也哉。……范子名钦，字尧卿，号东明，鄞人；嘉靖壬辰冬任州守，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夏迁缮部员外郎，历郎中，今至袁州太守。曹子名逵，字履中，号沙溪，太仓人，监察御史，丙申春左迁州判，丁酉（嘉靖十六年，1537）冬擢南城大尹。皆一时名进士，名位未涯云。”（同治《随州志》卷三十二）可见范钦在百姓中口碑甚佳，深得民心。

三、与皇亲国戚权臣郭勋的斗争

嘉靖十五年（1536），范钦因政绩优异，经朝廷考察，由吏部铨叙并奏呈皇上批准，升任为工部员外郎，这是一个管理朝廷建筑工程的职位。范钦分到的任务是管理紫禁城内外宫殿、庙宇和皇陵的建造。

当时大工程接二连三下达，负总责官员是武定侯郭勋。郭勋其人，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手握兵权的后军都督，为人贪酷成性，骄横无比，朝中人人皆惧怕他。

郭勋祖籍凤阳临淮（清代起，临淮并入安徽凤阳县，成为临淮乡），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卒于嘉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542年11月6日）。

他的祖上郭英是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开国功臣，其胞妹事明太祖为宁妃，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朱元璋第十五子辽简王朱植和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为妃；长子郭镇尚永嘉公主为驸马都尉，可知郭与国姓朱是很亲近的姻亲。《明史》卷一百三十《郭勋传》称：“勋杰黠有智数，颇涉史书。正德中，镇两广，入掌‘三千营’。世宗初，掌‘团营’。大礼议起，勋知上意，首右张璁，世宗大爱幸之。勋怙宠，颇骄恣……仍总‘五军营’，董四郊兴造。明年，督‘团营’；十八年（1539），领后府。”《明实录·世宗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年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红格本显微胶卷放大影印本）亦有记载，谓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皇帝以宗藩入继大统，乃祖宗以来未有之事。……命武定侯郭勋、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总兵官，勋兼督五军营”。“‘五军营’是明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直接指挥的主力军旅，分设左、右、前、后、中五府，每府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等职。下设经历司……掌握军旅之事”。“三大营”乃是五军营、三千营、团营的总称。“三千营”的编制3000名，主要职责为巡哨京师。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军所俘事件）后，“三大营”主力丧失几尽，于谦乃在各营中挑选精兵，分十营集中训练，称为“团营”。郭勋先后提督团营、五军营和三千营（其中以任后府都督的时间最长），可见他是久握军队实权的。上文提及的“大礼议”，是从嘉靖初年起引起轩然大波、尔后又延续十余年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纷争，由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称号问题引起，与郭勋的荣辱进退关系甚大，故略述之。

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卒后无子，由孝康张皇后与大臣们商量，迎立武宗之堂弟朱厚熜即位，年号嘉靖。朱厚熜一登位，就提出要为其生父正名定位。他采纳张璁的建议，别立圣考庙于大内，欲尊其生父朱祐杬（系明宪宗第四子，生前封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皇帝，生母为兴国太后、圣母，而改称武宗为皇兄，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多数前朝旧臣认为这样做有悖于礼法，纷纷起来抗命，一大批官员跪于左顺门（即紫禁城协和门）大恸，有的还撼宫门大哭。而力主上尊号的张璁、桂萼等大臣，首先得到郭勋的支持。不久，嘉靖找一些岔子处理了一大批在“议礼之争”中敢于抗命之臣，有的下狱，有的罚俸，有的戍边，光是廷杖的就有杨慎、丰熙等180余人；其中因廷杖而死者17人。杨慎等还被发配边荒充军。至嘉靖三年（1524），“议礼之争”初告一个段落。可是不久又爆发了“袝庙之争”：嘉靖认为自己是正统，其父兴献帝不但要有庙号，他的牌位也必须南向正面放置；正德帝和弘治帝（孝宗朱祐樘）是皇兄和皇伯，牌位要放在配享地位。这样一来，两派重新爆发了斗争。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又以郭勋等一方胜利而告终。《明史》卷十七《世宗一》记载：“十七年九月辛巳（1538年10月3日），上献皇帝庙号睿宗，遂奉睿宗神主袝太庙，跻武宗上。”十八年（1539），晋封郭勋为翊国公，加太师衔，仍兼督后府。此时郭勋已位极人臣，职兼文武，权力达到了顶峰。次年起，郭勋以劣迹昭著，引起朝野共愤，先后遭御史戚贤、高时等交章弹劾，经调查核实，于二十年（1541）秋发锦衣卫勘问。二十一年（1542）初冬，以病死狱中闻。

郭勋既无骄人政绩，又无显赫军功，仅以世戚而袭爵，阿迎邀宠以擅权，多数人认为不过一庸流耳。但《明史》却分明记载他“颇涉史书”；另一方面，他在史学和文学领域里，亦曾作出过一定贡献。如编撰《三家世典》一卷二册，辑录《雍熙乐府》二十卷四十册，还主持刻印过一百回本《水浒传》（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初版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和《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章培恒撰《关于〈水浒〉的郭勋本和袁无涯本》）；又隐名自撰《英烈传》一书。郭勋城府极深，他的一切筹划都是有所图谋的。《万历野获篇》卷五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勋以附会张永嘉（按：张璁系永嘉人）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记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常遇春死后追封开平王）、中山（徐达封中山王）。而鄱阳之战，陈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系）相传旧本。上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云……后又加翊国公世袭，则伪造记传与有力矣。”《野获篇》又云：“其时射者，自是巩昌侯郭子兴，非英也。与英同姓，故郭勋遂冒窃其功。今俗说《英烈传》一书，皆勋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设谋则久矣。勋撰《三世家典》已暗藏射友谅一事于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宁王及其高祖追封营国公英也。”可见奸人有歪才，适足以济其恶耳。

当时郭勋与监工太监狼狈为奸，克扣工匠工资，虚报名额，冒领材料，每年贪墨白银数不少于十万两；郭勋自己也在建造豪宅，他需用的材料，特别是那种号称“神木”的巨型木材，都是从皇家工程中盗运过去的。刚直的范钦恪守自己的职责，稽核工程开支和用材数量，发现有冒领虚报情况，就在拨发时把它减扣下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郭勋指使党羽上奏嘉靖，诬陷范钦故意拖延工期，置圣旨下达的任务于不顾；郭勋自己也证明此事属实。嘉靖大怒，命人将范钦当众廷杖，并投入大牢。后来因为郭勋为官实在太嚣张跋扈了，不断有御史向皇上奏本弹劾郭勋强占官民庄园、私设关卡、擅征皇粮国税、克扣冒领军饷、私设公堂拷打别人致死，直至通敌资敌等种种不法行为，嘉靖皇帝虽然袒护郭勋，迟迟不肯下旨查办郭勋罪行，但心里还有几分明白，于是“开恩”下旨释放范钦，这是嘉靖十九年（1540）的事。直到次年，由于御史们不断交章弹劾，嘉靖才把郭勋投入诏狱；次年，郭勋病死狱中。

范钦与郭勋的斗争，从实力上来看，简直是以卵击石，绝对悬殊——范钦处于完全劣势的一方。然而那时范钦血气方刚，正气凛然，敢于碰硬，当郭勋以权势相要挟，一定要范钦放弃原则渎职枉法屈从于他时，范钦就不顾一切起来与他抗争，其结果当然是范钦一败涂地，几乎不得翻身。若不是郭勋因其他罪状遭劾，范钦恐怕要冤死狱中为止。那段经历使范钦在朝廷里以敢于“抗武定侯者”出名了。

为了充分揭露郭勋的丑恶面目，范钦在当时千方百计搜罗到《奏进郭勋招供》一书（可能是“三法司”所刻印的官方文本），特别重视地把它收藏起来，此书至今已成为国内外仅见之孤本。因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些史料在别处无法觅到，且有以史为镜、诫鉴后人的作用，对于研究明史及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反贪史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因此笔者将《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考评》一文，收于本书附录之四，本章不再赘述。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

四、在袁州知府任上的建树

嘉靖十九年（1540），出狱后的范钦被重新起用，授予江西袁州知府要职。

当时真是“双喜临门”：范钦不仅复职、提升，又接家书，喜得麟儿——长子大冲诞生，系徐孺人庶出，并获悉母子平安。范钦有一妻一妾，妻袁氏宜人。

袁州位于江西西部，与分宜、安福、萍乡、万载、上高及湖南浏阳毗邻，历代为州、府、郡、路所在。其地西北三面环山，中部和东部丘陵广布，袁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流入赣江，形成河谷平原。该郡历来被称为“赣湘孔道”、“赣西重镇”，交通方便，商贾云集，市井繁荣，教育昌盛，历代名人多在这里做官或执教。如唐房琯任太守时，创办袁州州学；韩愈任袁州刺史，曾为佣奴脱籍，继续发展教育事业，因此后人为纪念他特地建立了韩文公祠，并创立昌黎书院；此后，李德裕、王安石、朱熹等都在袁州任过职或讲过学，他们都留下了许多佳丽诗篇，所以袁州自古有“江右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的美称。

范钦在袁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官声同样是很不错的。当时朝廷财政严重短缺，嘉靖帝无计可施，不断向纳税主体——农民增加赋税。范钦一到袁州，首先考虑到袁州老百姓负担过重，宁愿财政困难加重，也要向朝廷申请为袁民减税。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卷三有这样一段记载：“范钦，字尧卿，鄞县人，由进士（出身）。嘉靖十九年，任袁州知府。诘奸剔蠹，群盗屏迹，属境肃然。又念袁民贫苦赋重，力请于上，得稍蠲减，百姓德之。”（这段话在雍正《江西通志》中亦有引述）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即范钦任袁州知府的第三年，他稽核所属四县之粮赋及茶课等，发现自正德十年（1515）以来，其征收率逐年有所增加，如弘治九年（1496）前后，每征田赋粮一石，派附加银四钱四分四毫；至正德十年（1515），已增至每石四钱四分九厘九毫；嘉靖年间，更增至五分七厘二毫，由是民力益疲。查得详情后，范钦据实奏请朝廷，为老百姓申请减税，以济民难。

然而在袁州当官并不容易，因为当时袁州出了严氏父子——严嵩和严世蕃，一个是当朝宰相，一个是工部左侍郎，都手握重权，炙手可热，门人党羽遍布朝中，显赫不可一世。在他们的家乡当地方官，范钦果然碰到了尴尬事：有一次严世蕃为扩建老家宅第，霸占了一块面积不小的街坊地皮（志书中称为“宣化公产”。一说“宣化”乃是街坊名称，笔者查阅新版《宜春市志》，明清时期，袁州街区多以坊名，然而并未直接查到“宣化坊”名称）。街坊是公产，怎能被私人无故侵占？此事反映到知府范钦那里，范钦秉公办事，制止了严家的胡作非为。严府家人把这件事呈报给了在京城的严公子世蕃，世蕃恼羞成怒，他向父亲严嵩禀告，要求老父随便找一个罪名，奏请皇上将范钦罢官。毕竟严嵩老于世故，他认为像范钦那样初登仕途、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且有才能的官员，不宜随意加以“罪名”，罢他的官并不难，难的是要落得个骂名，被人戳脊梁骨。他告诫儿子说：“是抗武定者，以强项自喜，踣之适高其名，但当笼络之耳。”听了老父亲的话，世蕃就不再吭声了。

不过这事也给范钦提了一个醒，通过九年宦海浮沉，使他认识到官场里风浪险恶，如果仍如初出茅庐时那样猛打猛冲，肯定是无法站稳脚跟的；而一旦失去这个政治舞台，那么你再有天大本领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范钦逐步“成熟”起来，一方面，守住自己做人做官的底线——不可贪赃枉法，不可媚事权贵，不可欺压百姓；另一方面，有些不合理的事情，只要不过分违法，必要时也得“宽容”和忍耐一下。在以后将近二十年的仕途官场里，他基本上是这样走过来的。

范钦在袁州任知府将近四年左右，为当地人民办过不少好事，除了上面提到的为百姓减税以外，还重修了韩文公庙。嘉靖《袁州府志》云：“嘉靖二十二年（1543），知府范钦重修韩文公庙。府署东、宜春台右祀唐韩愈。愈以刑部侍郎论事贬潮州刺史，量移袁州，以召去。宋皇祐间（1049—1053），知州祖无择建祠于学；嘉定中（1208—1224），知州郑自诚重建，有黄幹记。”范钦在《初到袁州》五律诗中云：“一麾仍出守，千里此孤城；风壤邻南楚，冠裳接上京。无才劳圣主，何术起苍生？为忆昌黎子，修祠百代名。”（《天一阁集》卷之七）体现出范钦缅怀先贤之情。

接着又修缮城墙、箭楼、军器库、教场，以及整修贮存漕米的粮仓，并开垦屯田一十三处。嘉靖刻本《袁州府志》卷二记载，袁州府箭楼倾圮，一时修复不易，“知府范钦因其圮处，以砖覆之”。是年，钦又修缮袁州府之漕米粮仓、军器库与教场。嘉靖《袁州府志·卷二》曰：“卫（指袁州屯田卫，始建于永乐二年（1404），中为正厅，后为镇静堂，左为经历司，右为镇抚司，右前为旗纛庙，嘉靖二十二年（1543）知府范钦檄指挥同知刁琛重修。左东北隅为仓，东南宜春台为军器局，东宜阳门外为教场。场有将台，有演武亭，为屯田一十三处……”

继刻印《王彭衙集》之后，范钦在袁州任内又校刻了《熊士选集》和《阮嗣宗集》各一部。《熊集》一卷，卷首题有“四明范钦校刻”字样；《阮集》二卷，题“魏步兵校尉阮籍撰，鄞（县）范钦、吉（州）陈德文校刊”。陈德文是当时范钦为袁州知府时的副手，后来继任了袁州知府。

范钦在公余之暇，也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袁州山水，如二十一年秋日，怀乡思亲，作《秋日郁孤台》。诗曰：“斜日沧江上，凭虚倦眼开；时危常抚剑，秋尽始登台。霜重丹枫暗，云间紫雁来。故乡缈何所，延伫首重回。”（《天一阁集》卷之七）

本文所取资料主要根据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该志初修于嘉靖癸卯二十一年（1542），此时范钦尚在袁州任上。其后四年，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又增订了一次，继任郡守陈德文作《袁州府志序》曰：“少保介溪相公（即严嵩）作《袁志》之三十年间，尝命德文曰：‘嘻，小子！其遂增辑之。’德文逊谢不敏。于时郡侯东明范公诏德文曰：‘维兹师命，殆不可违也。’乃翻简籍，参袭典章，作增辑《袁州府志》。”嘉靖丙午仲春（二十五年，1546）既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知制诰会典总裁郡人严嵩《袁州府志·序》曰：“郡前守范侯首任增辑，以升宪臬去。”

五、擢升九江兵备副使

嘉靖二十三年（1544），范钦荣擢江西九江兵备副使。就江西而言，九江是仅次于省府南昌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它背靠庐山，北临长江，邻接皖鄂，向为赣北粮、盐、棉、瓷器等物资集散要地和水陆交通枢纽，又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而且九江多盗，以长江为据点的巨盗、惯匪经常出没其间，向称难治。兵备副使是一个统辖行政、军事和治安的重要职务，尤其是像九江那样全国粮米总汇和江防要地，承担的责任就格外繁重。所以宰相严嵩特地以诗相赠（可能就是严嵩所说的“当笼络之耳”的具体行动），诗名曰《袁守范君擢宪副九江》：“歌襦棠郡留遗爱，建节霜台拜宠荣；此去威名庐岳重，向来风节秀江青。春城祖席维征骑，晓驿楼船动水程；别后相思何处所，烟消湓浦暮潮平。”（明嘉靖刻本《钤山堂集》卷十七）

另一位向他祝贺的是同里好友丰坊。是年七月初一日（1544年7月20日），赐进士出身天官尚书郎南禺外史丰坊道生作《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其中有：“君不见，底（同‘砥’）柱崇崇镇中流，撑柱天地分刚柔。……嗟嗟范夫子，直气棱棱羞委靡，中心光明尤爱士，特立独行谁可比？行行江西旬月尔，天下望公如底柱，太宰司马堪立取！亦知金瓯眷当宁，万金湖中波弥弥。狂夫乐此期没齿，为君湖傍先洗耳”之句，对范钦歌颂备至。说他“太宰司马堪立取”，这正符合功利心颇强、进取欲正盛的范东明之意。万历庚辰（八年，1580），年届耄耋的范钦，小心翼翼展开珍藏了三十六年的《底柱行》，命工匠镌之以石（天一阁现藏有丰坊和范钦墨迹的帖石），并补自书题跋：“往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间，诸大工嗣兴，余以缮部郎筦内外庙宫，屯田俞郎咨伯（1511—1546，字礼卿，号蒲山，浙江平湖人）筦山陵。会侯勋、中官忠表里为奸，私冒官钱数十万，皆抑不发。勋遂诬以衍稽被逮，赖肃皇圣明，卒从薄罚。随出守袁州，贵人子（指严世蕃）方怙权，坐忤，积六年，始转九江。南禺先生（丰坊）赠章所为作也，第云底柱，非儗矣。迄后竟以击去荐，历危阨获保首领，非不幸也。语云：痛定思痛，愈于痛时。余何能不感怅于斯焉。先生研精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迨殁而名乃大起，断缣敝楮，被以重购，斯亦罕矣。爰畀镌手，贻之同好，尚无以耳食视余哉。万历庚辰冬十月九日（1580年11月15日）东明范钦跋。”当时那段抗权贵郭勋和权奸严世蕃的斗争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两件事，所以范钦请人摹刻上石时撰此题跋，以志铭记。丰坊《底柱行》（局部）范钦《底柱行跋》

那一年的炎夏，次子大潜出生了，亦系徐氏庶出。但此时范钦军务倥偬，无法回家探视。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子时（1544年8月16日0时），范钦叔父范瑫病逝。钦撰《祭訒斋叔父文》。当时范钦在江西九江任上，缄辞祭奠，以表沉痛哀悼。范瑫字伯良，号讱庵、讱斋，郡增广生。范钦童年时（约在十岁以前），其学业主要靠曾担任过县学训导的祖父范教导；祖父去世之后，主要靠叔父范瑫指点，范瑫不但教他学问和课艺，而且还循循善诱，教他做人的道理，对他的成长影响甚大。

范钦在祭叔父的祭文中回忆：“某少也孱……叔父规诲引喻，靡间寒燠，某稍稍开悟，因缘随叔父校艺，叨举于乡；后某且举进士，服官中外，叔父寓书曰：‘尔毋黩货，毋妮（昵）势，毋小人是狎，毋虐无告，毋负尔君，毋斩尔养晦大父之泽，毋背尔父之教。’……某自以不敢逾佚，以至今日。”可见叔父范瑫时时刻刻在提醒和教育范钦，在家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为官必须清正廉洁，忠君爱国；交友要慎，毋小人是狎；对待老百姓要事事关心，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叔父之死，使他悲痛不已。

六、出任民族共处之地广西布政使参政

在九江任职刚两年，忽又接到圣旨，命他去广西担任布政使参政（省行政长官副职），时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此次调动，虽是提升，但广西系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之地，风俗习惯差异很大，一般官吏多不愿前去。范钦自江西启程，经湖南去广西，驿中遇到友人吕敬叔去湖南全州任州判，随即作《送吕敬叔倅全州》，倾吐了自己的感慨：“桂林风壤异他方，作宦逢君逸思长。绝嶂连云开五岭，轻帆挂月泝三湘。征蛮共惜王师老，吊古惟怜舜寝荒。万里桥边逢驿使，可无书札下衡阳？”他自己也写了一首述怀诗《闻参广藩作》：“檄书忽报下江乡，南去风程涉楚湘。敢以亲交希异擢，只缘疏懒合遐方。云山五岭归侵土，干羽诸蛮列舞行。可道腐儒堪落魄，伏波铜柱故相望。”可见其内心亦有悲怆的一面。

范钦到桂林后，对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极为欣赏，暇时还约了两三同事彻夜游漓江，白天登上叠彩山等胜地把酒吟诗，倒也悠然自得。他在桂林留下了《宿阳朔江》、《舜庙》等诗篇。可是没多久，又接上谕，命他分守桂平，主持那里军政事务。

桂平是广西东南要地，位于桂林之南，南宁之东，丘陵与高山（大瑶山等）相间，黔江与郁江在此汇合成为浔江，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明代的军事重镇，设有常驻军队的卫所和指挥使，有时还配置了更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如王守仁、范钦等。汉族与壮、瑶、苗、侗、彝等许多民族在此共居。在那里任布政使参政，首先要处理好民族团结问题，范钦知道此地搞好民族关系的不寻常意义。在范钦之前，大藤山瑶民起义遍及四省，王阳明曾在此督师弹压过；在清代晚期，太平军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的金田村开始。自嘉靖九年（1532）开始，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逐渐趋向缓和，范钦虽不是开创者，但他却是较好地履行了民族团结政策，是个很好的执行者。从史志的记载来看，范钦似在广西待了较长时间，约有五年光景（1546—1551），但其间也出外活动过几次。

嘉靖二十八年（1549）范钦带上侄儿大澈（胞兄范镛长子）游京城，到底是大澈去广西探望叔叔时范钦顺便带他一起去京增广见识，还是范钦要出差特地通知家乡的侄儿也一起在京师碰头，因史无明文记载，就不便妄加推测了。史志里只这样说：“携侄大澈游京师，大澈题诗双塔寺壁，为学士袁炜见而赏识，延为塾师。居三年，补国子监生；后又补鸿胪寺序班。曾七奉玺书，出使外国，进秩二品。”可知范钦携侄赴京，目的是给他创造登上仕途的机会。学士袁炜（1507—1565），字懋中，号元峰，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为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是宁波府慈溪县人。出于同乡之谊和与范钦的交情，袁炜对大澈亦多有提携。

然而，题诗双塔寺壁的“双塔寺”究竟在何处，史志中的记载互有出入。雍正《宁波府志》与《鄞县通志·文献志》均作“年二十六，游京师，题诗双塔寺壁”；而乾隆《鄞县志》及《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七《范大澈传》则曰“年二十余，至长安，题诗双塔寺”，两处记载不一。考之西安历史遗迹，确有大雁塔与小雁塔各一，均在城南，然相距三公里有余：大雁塔在慈恩寺内，小雁塔在荐福寺内，查不到双塔寺这个名称。大澈出生于嘉靖二年（1523），二十六岁时，应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其时范钦在广西为参政，不在西安。范钦在陕西任左布政司使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事（那时大澈应该已是三十出头），他在《送李澄城自序》中有“余嘉靖甲寅左辖陕西”之句，甲寅就是嘉靖三十三年。再说学士袁炜是在京师为官，所以在京师的可能性似乎较大一些。可是遍查北京的寺院名称，也查不到双塔寺，是否明代会有这个双塔寺，笔者也无法肯定。兹记以存疑。

在范钦离开广西之前（约在嘉靖三十年），他碰到了好友张惟本赴武昌任太守。范钦赋诗三首相送，今选其一：“九江西去洞庭开，缥缈仙槎上汉来；青草瘴消湘女岸，彩云春满楚王台。逢时展任骅骝步，吊古伤偏鹦鹉才；同学少年今短发，暮天烟树共徘徊。”张渊，字惟本，鄞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任工部主事，武昌太守，江西参政，广东按察使，贵州布政司使。今其故居大方岳第（又称张方岳第），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宁波市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月湖东岸镇明路广济街口。

范钦爱好读书和藏书，已成为他事业和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似乎在嘉靖三十年（1551）他回到过江南，有两段记录可以作证：一是得王世贞书翰曰：“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缺失，甚盛心也。……长夏小闲，当如命也。闻古碑及抄本，毋逾于邺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书画名迹，庶足供游目耳。”（王世贞《答范司马》）范钦还曾向扬州太守借抄过书籍。据骆兆平《丛谈》转引范钦《吹剑录外集跋》曰：“是书，余借之扬州守芝山，冗病相缠，委置几阁，亦且数月，夏五下旬，乃抽暇录之，四日而就。念予善忘，掷笔固不能一一忆也。辛亥岁（即嘉靖三十年，1551）甬东范钦识。”明隆庆刻本《尺牍清裁》王世贞、王世懋编

王世贞（1526—1590）是范钦忘年之交的书友。他是江苏太仓人，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1547）年进士，是名臣王忬之子。因世贞同情和殓葬被严嵩陷害致死的杨继盛而得罪了权臣严嵩，恰好在北方抵御鞑靼入侵的蓟辽总督王忬遭到败绩，被严嵩诬害呈奏皇上论罪处死。世贞与弟世懋伏嵩门哀求宽贷，严嵩不允，忬卒处死。直至隆庆初年，世贞与世懋为父讼冤，平反复官。世贞为明代“后七子”之领袖，独主文坛二十年，累官至尚书。他比范钦要年轻二十岁，两人是慕名而交的书友。范钦与王世贞“岁以书目取较，各抄所未见相易”（李业嗣《甬上耆旧诗》），他们相互借抄藏书之事，被书林传为佳话。

七、奉旨调往东南海疆前沿福建

明中叶以来，倭贼剽劫我国沿海商舶，侵占沿海城乡，尤以闽浙受害最烈。为此，朝廷在沿海增筑卫（都指挥所在防地）、所（指挥所）、司（巡检司）、堠（哨所），仅福建沿海，就有三百余处。

嘉靖二十七年（1548），倭贼在舟山双屿受痛歼后，残寇就南窜闽省，当时的副总兵卢镗挥师闽南，复大败倭贼于漳州浯屿，但狡猾之寇改攻诏安、漳浦等防御较薄弱环节，直至范钦督师赣闽粤时，继续予以迎头痛剿，最后由俞大猷、戚继光等率部入闽彻底剿灭之。嘉靖三十一年福建乡试监试官：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范钦

嘉靖三十一年（1552）范钦调任福建提刑按察使（主持一省司法的长官）。同年，又出任壬子科（嘉靖三十一年，1552）福建乡试监试官。

按察使系一省主管司法及监察的大员；学政则是选拔人才的主考官，都是要职，可见朝廷对他倚重之切。可惜范钦在闽时间太短——仅一年有余，复调他省。由于史籍中难以找到有关记载，笔者仅能从《天一阁集》中查到三篇诗作，陈述如下：

第一篇《送张子受参政广右》（张谦1511-1595，范钦同科进士），它是组诗，共有四首。因范钦刚离开广西不久，老马识途，故作诗以赠老友。这四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委婉地奉劝张子受要多关注民族团结和谐，此乃主政广西的第一要务，切不可有丝毫疏忽，有负朝廷厚望。诗曰：“久作闽中客，初移岭外游。分方周亚伯，建节汉诸侯。天远龙蛇国，霜驱瘴疠秋。伏波铜柱在，剔藓好停舟。

西土驱驰日，支离笑此身。为看今去路，转忆旧游人。云袅梧城夕，花迷粤甸春。漫将他夜梦，缥缈逐行尘。

楚塞极南地，人传万里桥。湘漓分一水，白黑染诸苗。译语初通汉，文风渐慕尧。君才称慷慨，端不负清朝。

故友日寥落，君行复异方。路歧当一别，云树郁相望。赋就知湘浦，书来定夜郎。不妨江海客，长日咏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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