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剥离与锻造——《神圣家族》文本释读(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2-28 1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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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秀萍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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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剥离与锻造——《神圣家族》文本释读(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神圣家族》文本释读(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导言 一部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文本

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一部长期以来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著述,它就是《神圣家族》(Der heilige Familie)。历史并不宽容和公道,《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这部旨在驳斥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其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作品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著名的《卡尔·马克思传》[1]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曾说“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指认,但它就没有马上引出被批判者的回应和辩驳却是事实。当时发表的几篇书评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介绍争论双方的,计有:4月8日《哥本哈根邮报》对这一著作的介绍,5月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威斯特[2]伐里亚汽船》月刊上匿名发表的评论,6月25-28日《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发表的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等。但是,作为《神圣家族》作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评论都不以为然。《维干德季刊》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一份哲学杂志,由出版商奥·维干德于1844年在莱比锡创办。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对手到该刊第3卷才联袂出场,该卷于1844年10月出版,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可以说,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卷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从而完成了对青年[3]黑格尔派和他们自己早期思想的彻底清算。在以后漫长的理论创作生涯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很偶然地提及《神圣家族》,比如1867年4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库格曼家做客的时候,看到作为医生的这位朋友竟然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其中就有《神圣家族》,于是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4]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恩格斯也只是在1886年回顾当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时说:“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5]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又说:“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6]族》中开始的”。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把《神圣家族》看作一部过渡性和创新性杂糅的作品。比较而言,列宁对它的重视程度要高一些,1895年他专门对该书做了摘要,对书中的很多重要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7]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的。考虑到列宁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做出如许评价是不奇怪的。在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神圣家族》每每被人们所忽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版,零星出现的只是介绍、节录或摘译,全译本和单行本的出版已是很晚的事情,权威性的马克思传记作家也没有给予它“同情性理解”。麦克莱伦的看法很有[8]代表性,他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梅林的评价稍高一点,他指认这本书“不断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泉源”,但对它的写法却大肆诋毁,特别是将第五章和第八[9]章视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如今,我们可以不那么功利地看待《神圣家族》这样的作品了。那么,究竟该如何估价这一文本的价值呢?我认为,不能只是抽象地撷取其中的某些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与当代的现实、流行的哲学观念简单对照,单就这些思想是否能够解释甚至解决现实问题、是否与当代哲学观念对接或匹配来评判其价值。这种做法对于这部160多年前针对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事件而撰写的作品来说,是不公平的。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把它置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长河中,看其在中间起过什么作用,或者说,抽掉这个文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线索和序列能否接续起来。至于它的当代影响和现实价值,也应当通过《神圣家族》与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变化以及与马克思身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考察。这样一种解读原则和评价视角的转换,将使《神圣家族》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客观地凸显出来。这里试做如下概括:第一,从思想承续的关系看,《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了断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复杂思想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两种异质思想的剥离尽管是在几年内完成的,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蜕变过程。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只是单就宗教问题展开的论战,只有到《神圣家族》才真正开启这一思想因缘的全面性解构。当然,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成员的思想剖析,出现了程度上甚至实质上的差异,比如对布鲁诺·鲍威尔与费尔巴哈做了判然有别的评论,这说明当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全面地超越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的思想发展仍“在路上”;同时,《神圣家族》所涉及的众多议题以及隐含的矛盾也预示着马克思随后必然要写出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著述,从而彻底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第二,从思想建构的角度讲,《神圣家族》不能单纯被视为一部论战性的作品,而应当同时被看作马克思建构其“新哲学”构架的开始。在“序言”中恩格斯、马克思就预告,在这部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10]学的幻想”的著作中,他们将在各自分头执笔的部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11]说的态度”。特别是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些章节,正面阐述更多也更集中,而且这种阐述不是个别零星观点的表达,而是在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转换的意义上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批判与解构,以及基于新的思维方式展开的将各种观点统摄起来的体系化考虑,这就是他们后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新哲学”体系。这一点麦克莱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的,他虽然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又说:“它的其中几个主题[12]成为首次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系化建构的开始。第三,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复杂内涵的理解上看,《神圣家族》提供了解答现在争论比较激烈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实例。他们各自所承担的部分显现出“恩格斯的实证(经济)分析与现象批判”和“马克思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本质性透视”的关联、互补、差别。这部文本的前三章、第四章第1、第2节、第六章第2节的a小节和第七章第2节的b小节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这些部分的篇幅都比较短,而且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将具体事件或话题归结到现实经济状况甚至经济政策,以驳斥青年黑格尔派的致思路向。可以看出,这时恩格斯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从商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所执笔的这些部分的思想阐释明显反映出这一特点,比如:在第一章,恩格斯指责卡·赖哈特在批评奥古斯特·文尼格尔著作时对工人状况阐述得不够详尽和精确,不但观点叙述贫乏无力,而且还用其观点曲解和误导读者对工人贫困状况的理解;在第二章,恩格斯驳斥了茹尔·法赫尔关于十小时工作日制度和废除谷物法等制度不会有助于改变工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看法,认为十小时工作日制度有利于对外竞争,进而可扩大英国的工业和贸易,而废除谷物法则会促进英国市场的扩大,这些都是进步的措施;在第三章,恩格斯谈论的是卡尔·瑙威尔克被柏林大学解职一事,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通过追寻解职原因进而透视当时个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被社会容纳与接受之程度的个案,但只是提了11个问题而没有具体分析就结束了评论;在第四章第1节,恩格斯把工人的创造性与“批判的批判”之无所作为相比较,指出“批判的批判”之实质只不过是以概念的公式来规整现实和歪曲工人的创造性劳动,第2节仅有寥寥数句;在第六章第2节的a小节,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与布鲁诺哲学思想的比较,驳斥了后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模仿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理论分析也比较少;在第七章第2节的b小节,恩格斯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说明,批驳了“批判的批判”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马克思执笔的部分成了《神圣家族》的主体。在写作这一文本之前,马克思已经在克罗茨纳赫研读过大量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的文献,来巴黎后又系统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在写作这一文本时他有效地利用了后来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材料和成果,这样,他在《神圣家族》中所撰写的内容就涉及了历史、哲学、社会等很多方面,使文本的篇幅比原先设想的大了很多,而且马克思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均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行本质性的透视。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从分析思辨哲学开始的,在他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固守“精神”与“群众”的分离和对立的原则,其对哲学、社会各种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均建立在以下这样的基础上:“精神”是积极的、至高无上的,因而是一切问题的解答;“群众”是消极的、愚昧无知的,因而是一切问题的障碍。所以,几乎《神圣家族》的每一章都贯穿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之结构、特征、方法的分析,又以此来观照这种思维方式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表现和逻辑。第四章针对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13]研究》一书的评论进行了详细的评论,揭露了埃德加·鲍威尔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和“批判性的评注”这两种手段来曲解蒲鲁东原书对财产关系所做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这种评论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使其失去了原本内容丰富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解释财产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五章和第八章是马克思针对塞利加·维什努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之评论所做的批判,这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分,通过对照小说和塞利加·维什努的评论,马克思揭露了思辨哲学总是按照其原则和方法将各种社会矛盾置于思辨的结构之中,把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都设计为只有“批判的哲学家”才能洞悉和[14]把握的“秘密”,道出了“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即在于思辨的思维方式本身。第六章的主线是马克思就犹太人问题对思辨哲学的“三次征讨”,揭示了“批判的批判”把犹太人问题看作单纯的宗教问题,不能正确理解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的本质。在第六章的第3节,马克思甄别了思辨哲学在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上的认识误区,对唯物主义源流以及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七章专门论述“群众”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对群众的作用做了种种诋毁,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阐释了自己“新哲学”中的群众观点。最后,马克思用文学性的拟喻写了很短的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且用一句话“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作为“历[15]史的结语”来结束全书。第四,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长远影响看,《神圣家族》涉及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长远的探究价值。更为复杂的思想我们将在正文中进行详细的讨论,这里只列举以下几点:其一,“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莱茵报》时期的经历对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并不能切实地指导变革社会的活动,要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必须清算自己思想中的思辨哲学成分。《神圣家族》从认识论的角度颠覆了“思辨哲学”,进而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了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现象是“普遍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和运用,是观念逻辑的自身演进。因此,要揭示思辨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所做的这种解释,就必须揭示思辨哲学自身的秘密,也就是在认识论上寻求对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的正确解释。思辨哲学得出上述结论,是由青年黑格尔派对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的错误理解所致。事实上,面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人们首先认识的是它们的具体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归纳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从个别上升为一般,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但是认识过程还有第二阶段,那就是根据经验所得到的抽象认识来区别和认识具体的东西,用理性认识来导引感性认识。所以,认识过程应该是: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某类事物的一般特征—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其方法应该是先归纳(自下而上)后演绎(自上而下)。思辨哲学的解释忽视了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所以才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决定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原因。认识论角度的这一理解发展为社会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就从抽象的理想社会来统摄现实社会,用一种美妙的社会理想来理解现实,历史的前进被视为“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自我演进的过程,认为理想社会就是它们自身的实现,而实现社会演进的也就是那些能够代表与体现“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英雄人物。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应该从尘世出发,用物质利益来解释一切,革命的主力是体现了物质利益的群众。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实质的揭示,说明其思想又向唯物史观迈进了一步,开始为唯物史观奠定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其二,异化问题的探究。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阐述最集中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而《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写作时间是衔接着的,甚至最初它还曾被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承续之中开始显现出差别。“异化”(Entfremdung)来自fremd一词,本意为“异己的”,即“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16]态”。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这个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地位,并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异化的最新形态——“劳动异化”的含义(异化了的、外化了的劳动)及其后果(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无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但马克思从“劳动”的角度对此所做的分析却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断地扩展着这一概念的内涵,突出体现在他对埃德加·鲍威尔关于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所进行的解读的评论中。马克思开始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来对私有制及其包含的两个对立面——无产阶级和富有者、贫和富——进行分析。《手稿》仍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那时的异化劳动就更多具有抽象的性质。但在《神圣家族》中,异化劳动已经具有了很多现实的内容。比如,马克思开始到现存关系——雇佣劳动——中去解释无产阶级生存条件恶劣等现实问题,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17]自己”。这样,现实的雇佣劳动就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和其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础,《神圣家族》成了马克思异化思想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衔接。其三,唯物主义史的梳理。《神圣家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性工作就是,对唯物主义史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甄别与梳理;它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意识到,他们将要建构的“新哲学”体系虽然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谱系,但它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一种“新唯物主义”。很显然要完成对旧哲学、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要对其理论背景以及来源进行勾勒。《神圣家族》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分析,彻底厘清了其发展线索和必然逻辑。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18]争。”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一是笛卡儿的物理学,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传统。这就导致了法国唯物主义在以后必定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汇入了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汇入社[19]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笛卡儿派唯物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笛卡儿的学生,如拉美特利和卡巴尼斯等。他们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用科学来解释一些现象,用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程度不高,他们对物质和意识之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唯物主义的另外一派发轫于英国唯物主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培根、洛克等。在这一派中,我们也能看到理性的高扬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影响。培根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作用,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在方法上强调了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认识论上强调了感觉经验对认识事物的作用。“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20]了。”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可以归结为几何学,用几何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具体说来就是,从物理学定律出发,按照综合或几何的方式处置后,推演出情感,然后以此为个体行为的根源,进而推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准则。洛克则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而自由则是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对幸福的追逐。人最终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这是一切人发展的目的,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理论背景和历史脉络的梳理,使纷繁复杂的思想世界呈现出前后相续、清晰可见的线索,这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理论意义和历史局限。其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和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其目的则在于阐明唯物主义的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因素必然要导向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做出了一种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证,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阶段。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做了如下归纳:“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21]系”。这些思想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其中代表人物的思想出发来寻找其唯物主义的基础。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特点,虽然仍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那样的高度,但是毕竟为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情感、欲望及其满足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并指出了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等,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创作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神圣家族》首次提出或揭示出这些主题,这是它不朽的贡献,昭示了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总之,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神圣家族》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的成果;是马克思在世时定稿、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是其身后由后人对其原始手稿进行辨认、整理和编辑而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对待它,更不能忽略和无视它。同时,《神圣家族》又是一部很特别的书:这部作品的意旨、观点比较清楚,但涉及的问题很多,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而彼此之间又交叠重合;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很不均衡,层次和关系非常松散,笔调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叙述逻辑不易把握。最为明显的是,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22]做的批判”所昭示的,这部书实际上涉及多重关系需要悉心甄别:作为“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批判对象的论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其批判对象之论点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当然也有对其批判对象的再批判);又由于这些批判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其中必然还涉及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态度。因此,我们必须客观而审慎地对待如许复杂的材料和背景,不能忽略蕴含于“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的一系列“批判”的任何一个环节。毋庸置疑,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来统摄《神圣家族》的议题、材料和思想就成了本书写作最为困难的地方。就这一点来说,释读这部著作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本相比并不轻松。比如,由散乱的笔记和手稿(其中有的部分还有大量遗失)组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思想复杂、影响深远、毁誉不一,但其论证的逻辑线索却非常清楚,笔者在拙著《“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将其概括为:现实中的异化与“劳动异化论”→异化观的发展:“社会关系异化论”→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问题→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异化观的变革:超越黑格尔哲[23]学。而这样层次分明、环环紧扣、推理严密的逻辑在《神圣家族》中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根据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办的德文月刊《文学总汇报》上的文章来结构谋篇的,每个对象的议题和内容多有重合、交叉,致使他们的叙述和分析总是在有的地方不厌其烦地重复,而有的地方只是语焉不详的点缀。针对这种情况,笔者的处理原则和操作方式是,绝不离开文本内容抽象地概括和评论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细节,甄别清楚思路,然后据此把握和提炼出贯穿全书的总体逻辑,再根据这一逻辑,打乱手稿顺序,整合文本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一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照世界的不同方式的异同,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达到的效果。为此本书不惮琐屑和繁杂,在具体问题和论证思路上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蒲鲁东之问”、“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巴黎众生相”以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认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实践视角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无疑,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2]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德]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5),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366),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细节进行讨论。[3]另外,蒲鲁东也用《贫困的哲学》来回应了《神圣家族》对其思想的评论,这促成了马克思另一部名著——《哲学的贫困》的诞生。[4][德]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3.[5][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5.[6][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7][苏]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8][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9][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135.[10][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1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12][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13]Eigentum内涵复杂,将其翻译为“所有权”和“财产”都有一定的道理,且两者在角度、层次上还可以关联起来,但单独使用却未必能将这一词汇原始的外文含义完整地呈现出来。鉴于商务印书馆将蒲鲁东此书名称翻译为《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而人民出版社将其翻译为《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本书在征引原文时分别采用了各自的翻译,但在具体阐释和分析时则根据笔者的理解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在正文中提到此书名时,简写为《什么是所有权?》。[14][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07.[15][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68.[16][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17][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2.[18][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7.[19][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20][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1.[2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22]动词kritisieren转化为名词Kritik,由谓语转化为主语,意指在现实中“批判”由一种行为、活动转化为主体最本质的界定,进而成为主体自身,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维方式的实质揭示和深刻指认,体现了《神圣家族》论辩的犀利和设喻的高妙。所以,在这一著述中,他们大量使用“批判”“绝对的批判”“批判的批判”“纯批判”等作为名词和主语来指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具体到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思想,除了用上述称谓,也用“自我意识哲学”,这些概念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23]刘秀萍.“巴黎手稿”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 5.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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