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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8 1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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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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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报业豪门

新译报业豪门试读:

第一章 乡情故里 改顽劣苦读书

拔小刀,小文虎反抗塾师。大过年,“首领”未得一文压岁钱,好没面子,大哭一场。逃学儿,一夜间把书背得烂熟,令先生刮目相看,特留文虎一道吃“饭袋饭”。

胡文虎1882年出生于缅甸仰光。

当时,作为缅甸最大商埠的都市仰光,土著的缅甸人只占该城人口的1/3,其余2/3,一大半是印度人,一小半是中国人。

伊洛瓦底江自北向南流过这个古老的国度,稻田和竹林构筑着一派小农经济的田园风光。在那些大村落间,时常触目可见一个大大的“当”字,那是客家人或福州人开的当铺。当铺挨着杂货店,杂货店挨着酒店。缅甸人在当铺当东西借钱,然后到杂货店买东西,或到酒店饮酒。

19世纪是中国“苦力”出国的高潮,但在缅甸充当“苦力”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中国人多做生意。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开当铺的中国生意人,他是个替人把脉抓药、悬壶济世的中医,是留洋在外的极少数靠知识和文化谋生的中国知识分子。

胡子钦来自福建永定金丰里一个叫中川的小乡村。出走南洋前,他已是四乡闻名的年青郎中,在中川拥有一间生意不薄的药铺。

胡子钦的生父胡积家也是承袭父业行医。胡积家用行医攒得的200银元购下金丰里下洋墟镇的一所房产,意欲改行经商。商行正待开张,却有县上富豪伪造房契强占商行,反诬赖胡积家拐骗家产。胡积家状告县官,泥牛入海;一年后再告,受富豪贿赂的县官开庭审理,胡积家败诉,含冤人狱。

离中川不远的科坪里,有个秀才叫胡宗裕,善写状子。胡积家家人便求胡秀才帮忙,许诺事成愿将后代送他做嗣子,客家人叫“过房子”。

由于胡秀才帮忙,官司终于反败为胜,那受贿枉法的县官也丢了乌纱帽。胡积家重酬胡秀才,并把刚刚出世的三子送给胡秀才做“过房子”。这个“过房子”便是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

胡秀才在乡间任私塾先生,胡子钦七八岁便跟嗣父往在学堂里;待读完私塾,又回到生父身边学习医道。因此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如果不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胡子钦也许就守着他的中川药铺渡过安稳清静的一生。那时,永定人出洋成风,据《永定县志》记载:“侨居南洋群岛之永定人已达15000有奇,每岁辈金回国不下200万元。”亲友劝胡子钦出国去,胡于钦不为所动。风险大,故土难离,并且胡秀才只有他这唯一的“过房子”。

然而胡子钦安居乐业的痴梦只一夜间便被击了个粉碎。时值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加倍地向中国进行掠夺,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更加残酷地压迫和搜刮百姓,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时间,农田荒芜,城市萧条,流民泛滥,盗匪横行。这天夜里,一群蒙面贼闯进胡子钦的药铺,把他多年的心血所构筑的家业财产洗劫一空。

胡子钦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叫人怎么活下去?”

胡子钦就这样带着一颗悲愤的心,两手空空去了南洋。

一连数日,他都在仰光码头的候船室过夜,等待着同船而来的乡亲去仰光城打探熟人的情况。然而接二连三都是坏消息,熟人或是外出做生意去了,或是破了产远走他乡另谋出路。胡子钦举目无亲,一片茫然。

掉头回去?这不是客家人的性格,客家人素有坚韧顽强的精神,何况胡子钦从汕头启程往南航行3个多月才抵达仰光埠,回去谈何容易?胡子钦横下一条心,在仰光城替人看病。他医术高明,按脉认真,为人友善,很快就在仰光城站任了脚,侨胞和当地缅甸人都愿找他看病。

几年下来,胡子钦行医所得,小有积蓄,在仰光城开设了永安堂国药行。

从此,胡子钦一面开门诊,一面做中药生意,事业日益兴旺。不久,他便择定仰光广东大街兴建一座三层楼房,并娶缅甸出生的广东潮州籍女子李金碧为妻。

李金碧与胡子钦生有三个儿子,依次叫做文龙、文虎、文豹。据说这正应了这对幸运夫妻新婚之夜的愿望。当时,新郎跟新娘讲述家乡的传说,有一对夫妻生下两个儿子,名叫阿猪和阿狗,两个儿子长大后飘洋过海去谋生,发了大财回来,在家乡盖了大房大楼。新郎说:“我们要是生了儿子,就叫阿虎、阿豹,人家阿猪、阿狗都能发大财,我们的阿虎、阿豹肯定会更富有。”新娘兴奋他说:“最好再多生一个,大的叫阿龙,阿龙的生肖更大啊!”天随人愿,他们果然得到三个儿子。

不幸的是,文龙生病夭逝。胡子钦是一个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长成的知识分子,对祖国与故乡怀着深切的热爱与眷恋。所以,当文虎长到10岁,胡子钦便送他回故乡中川,让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文虎生性好动,坐在板凳上读“人之初”是怎么也坐不住,常遭先生的斥骂。有一天,先生教读《三字经》,学生全都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大声念着,只有文虎一人竟望着窗外走神,嘴都没张一张。先生大怒,拿起方尺就要往文虎头上敲,文虎闪身躲开,竟从衣袋里拔出一把小刀。先生看见小刀闪闪发光,吓得脸色发育,手里的方尺掉到地上。先生再不肯教他,家人只得把文虎转到另一间私塾。

胡子钦送文虎回来时,没把文虎安排到中川故居庆福堂文虎的伯父家,而是安排到科坪里大源楼他的嗣父胡秀才家,因他考虑到嗣父膝下无人。乡亲们都夸他“不忘本”。胡子钦临行时还把随身带回的300银元交给嗣父。

300银元在当时抵得一户宫农的家产。嗣父嗣母没能生育,不料想竟有这么个有出息又贤孝的嗣子,十分快慰。他们自然要担当好抚养和教育文虎的责任,叫胡子钦只管放心。

从南洋回来的文虎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回到乡里理所当然成为孩子们的首领。他贪玩好斗,每天都玩得变个泥人回家来。时间一长,令房公房婆(胡秀才老夫妇)生厌,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渐渐地,房婆连饭都不肯让他吃饱,文虎时常落得啃烂蕃薯。

春节到了,这是客家人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按照习俗,家家都要给孩子做新衣,发压岁钱,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不例外。可是房婆竟然不给文虎做一件新衣,也不给他发一文压岁钱,这无疑是对文虎最大的惩罚。文虎作为“首领”第一次遭受小伙伴们的嘲笑和轻蔑,很没面子,跑到中川庆福堂他伯父面前嚎陶大哭了一场。

伯父非常气愤,决计把文虎接过来亲自抚养。在伯父一再请求下,经胡氏宗族内部调解,文虎终于回到伯父身边。

文虎依然是野气十足,但伯父只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从不恶言骂他。伯父夜晚跟文虎同睡一个床,天热给他驱蚊打扇,天冷给他暖脚盖被,尽心照料如同亲子一般。

文虎一度迷上捕玩燕子。中川胡氏家庙的雕梁画栋之上栖息着许多燕子,文虎把它们捕捉了关在山洞里饲养。为此他逃学,不做功课。伯父见了十分心焦。

伯父知道文虎喜爱《水浒》、《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最崇敬讲义气的英雄人物,便带他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广东大埔县城去看汉剧《逼上梁山》、《桃园结义》。露天演出,没有凳子,叔侄二人站着从头看到剧终。

散了戏,回家路上,伯父便对文虎说:“你将来是要做宋江那样讲义气的人吧,可是你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又有什么用呢?燕子是益鸟,捕捉乃是做恶,少时行恶,老大断难行善,你怎样做得了宋江那样讲义气的人呢?”

文虎听了,颇有触动,当夜跑上山,把用小鸡笼关着的10几只小燕子全部放飞,又让伯父点上灯,他要读书。

第二天上课,先生手里举着方尺,叫文虎背书,先生料他背不出来,手里的方尺随时都要打下去。然而文虎却琅琅有声,把一篇课文背得没一字卡壳。

先生大喜道:“文虎,你总算开了窍。你要真肯读书,没谁比得过你。”

这天中午,先生留文虎同他一道吃“饭袋饭”。客家山村生活艰苦,一日三顿吃的稀饭汤,能吃上干硬的“饭袋饭”,无疑是极高的礼遇。

第二章 变铺为厂 虎标良药问世

提铁砧提得腹绞痛,只为说:“我比你力大!”父亲辞世,文虎将店铺中现款尽数携带赴香港,意欲花天酒地?永安堂风雨飘摇,母亲倾尽家私,胡文虎寻济世良药踏破铁鞋。

胡文虎在中川故乡呆了4年,重返仰光父亲身边,这时,他已是一个14岁的少年,长得浓眉大眼,体格健壮。

他依然是好动的性情,喜欢结交朋友,并且胆识过人,争强好胜。有一次,胡文虎和几个青年在同乡一间铁铺里,不知怎么争论起准的力气大,人人不嘴软,都说自己力气最大。最后有人建议比提铁砧,谁能将打铁用的铁砧提起,提起的次数最多,谁就是力气最大。

别人一个个提过了,三下的,五下的。轮到胡文虎,硬是咬紧牙关提了七下,大家情不自禁为他鼓掌喝彩。

胡文虎得胜而归,十分的心满意足,却不知自己用力过度,在腹中埋下了隐患。

起先,胡文虎对自己腹痛并不在意,以为是提铁砧引起,过些日子自然会好。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腹痛不但不见消停,反而愈演愈烈。他便拿跌打药来搽,拿活血药来吃,都不见效。做医生的胡子钦也拿儿子的腹痛没有办法。

胡文虎只好去找西医。医生说他的小肠有问题,必须开刀,将小肠的秩序重新整理,方能根本上治好腹痛。

父母一听,一致反对,因为当时人们对西医还缺乏了解,不敢相信,随便开刀动膛岂不危险?

胡文虎说服不了父母,但他生龙活虎一个人,哪甘病病快快活着。按照他的性子,是要立刻开刀动膛把那令他痛苦不堪举步艰难的病患三下五除二地干掉。

胡文虎谎称去走亲戚,父母信以为真。可是隔些日子收到胡文虎自香港发来的电报,说他已进医院施过手术,现已拆线,情况良好。此举令父母惊悸不已。

这件事充分地体现了胡文虎果敢的性格。

1908年,胡子钦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他叮嘱儿子文虎要与弟弟文豹同心协力,发扬光大永安堂药铺,要教育子孙后代,永不忘记故土家乡。

父亲辞世不久,胡文虎便将店里所有的现款,约3000缅币,换成港市,随身携带,只身去了香港。

此举令亲友熟人好一阵议论,胡文虎怕不是父亲去逝了,再没人管束他,他带上这许多钱去香港寻欢作乐哩,那真是不肖之子啊!

旁人是把胡文虎看扁了。年近而立的胡文虎已经不是昔日的顽蛮小儿,此番他携款赴港,正是牢记父亲的遗嘱,迈开将永安堂药铺发扬光大的第一步。胡文虎没去花天酒地,而是去了几间药材行。

原来,水安堂药铺的药材都是从香港的几间药材行批发而来,因为是老业务户,香港那边时常先发货,永安堂药铺收货后甚至卖完货后再汇货款。这样,永安堂药铺自然就欠着香港药材行的帐。胡文虎这回就是特来把父亲欠着的帐一一偿还。

香港药材行的老板们原以为胡子钦一死,那些货款肯定收不回来了,没想到他的儿子胡文虎竟主动来香港清还,真是意外而又高兴。难得胡文虎初出茅庐即有如此良苦用心,只此一着便赢得众老板们另眼相看和对永安堂的加倍信任,大家争相发货给他。

胡文虎这一趟从香港返回仰光,带回大批药材,使永安堂药铺中的货物更加丰富完备。而此后,只要永安堂药铺的货单开到香港,香港药材商无不尽快发货。

胡文虎这些年在父亲身边的确大有长进。胡子钦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他给文虎规定的时间表是,白天帮助料理店务,过秤草药,夜晚完成学业,研读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胡文虎对把脉抓药也兴趣日浓,无论父亲配什么方,抓什么药,他都仔细观察,潜心琢磨,铭记在心。渐渐地,他也能走出广东街644号的永安堂,给人按脉行医了。

胡文虎继承了父亲的医术,也继承了父亲的医德。父亲胡子钦在仰光有“红利郎中”之称。胡子钦常对人讲,“救人一命,胜食十年斋。”他对病人一视同仁,无论贵贱,有的穷人家给不起药费,给一张红纸,包几粒白米,以示吉祥和谢意,他也笑纳。胡文虎像父亲那样善待病人,永安堂很快又像胡子钦在世时那样门庭若市。为了减轻病人负担,胡文虎还四处奔走采购便宜药材,并多次爬上阿拉干山采集草药,使永安堂的药价降至仰光最低点。

但是,永安堂的业务却仍然显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这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形势使然。

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达,医药制作日趋现代化。西药的畅销使古老的中草药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发烧感冒只需服用几片阿斯匹林即可康愈,何苦劳神买大包草药来煎汤饮服呢?

永安堂面临危机。

但是,胡文虎坚信西医要完全打倒中医也是不可能的。西药服用方便,收效快捷,却多产生副作用和抗药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自有其特殊的疗效和优势,为什么不把中药材也制成如西药那样的丹、膏、丸、散之类的成药呢?

胡文虎认定永安堂要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就必须自己办药厂,如果能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和传统单方的中药材加工为成药,就不愁没有销路。

变永安堂药铺为制药厂,这是个生死抉择的重大变革。

母亲李金碧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她倾尽家中的金银现款和其他私蓄,共约2000块钱交给文虎和文豹兄弟,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全部家底,我如今都交付你们,一家人的吃穿,就全靠你们了,切望你们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

胡文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故乡中川那首流传的童谣此刻又在他耳畔回响: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阿妈盼我快长大,做个炎黄好儿郎。

胡文虎暗暗发誓,一定要振兴永安堂,发扬光大父亲开创的永安堂事业,给父母争口气,给胡氏祖宗争口气,给客家人争口气,给中国人和中国医学争口气。

胡文虎接过母亲给的总值2000多元的家产,留下一半给弟弟文豹继续经营永安堂药铺,自己带上1000多元去香港坐庄办货,打算赚了钱购置制药设备。

胡文虎在香港一面办货,一面了解和考察国内外药业发展情况,这期间他还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熟悉药业行情,学习成药制作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吃最廉价的便饭,每晚住最廉价的客店。

胡文虎每到一处,都虚心请教,留心观察。在日本,他见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西药十分畅销,便特意到德国人开的西药行买了些药青、药水,只为得到其中的说明书,摸清西药的性能和用途。

在调查中,胡文虎发觉,第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地,人口稠密,生活贫困,苍蝇蚊虫很多,劳动人民中暑热病盛行;第二,西成药虽然便于携带和服用,但其价格比中药高出许多倍。

缘着这两点发现,一个创制新药的思路在胡文虎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这个新药须是治暑热头痛蚊虫叮咬,便于携带和服用,并且价格便宜。

这时,胡文虎在香港办货顺手,获利不少,返回仰光时便购回一套新式的制药设备,以及各种西药的说明书。弟弟胡文豹自小念的英文学堂,这下英文派上了用场。胡文豹把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兄弟俩探究西药制作的奥秘,认定中药完全可以按照西药的制作方法,生产成系列性的简便成药。

当初父亲胡子钦是这么想的:把文虎送回老家学中文,把文豹送进英文学堂学英文,永安堂里有懂中文的,有识英文的,生意一定会更加发达。

虎豹俩兄弟认准了就真枪实弹干起来,他们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古方,利用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为原料,采取西药的科学制作方法,经过3个多月的辛勤研制,一种既可外抹,又可内服,能治感冒、头痛、鼻塞、晕车船的新药诞生了。

连日的劳累,胡文虎感觉头晕目眩,作呕欲吐。他想试试自己创制的新药疗效如何,便从罐子里抠了点药膏抹在太阳穴上。他只觉神清气爽,浑身舒但,晕眩和呕吐感顿时就消失他狂喜地把这情形告知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第三章 业发于勤 万金油闯新市

万金油秘方是胡老先生所授,还是德国老板所赠?胡文虎笑而不答。手提箱装满代销药,求人“寄售”、发货、收款,只看店家脸色行事。万金油大瓶改小瓶,赢得顾客心。夜色遮掩中,胡文虎登高贴广告。

关于万金油的来历,有不少传说。

一说胡文虎当初奔走南洋的时候,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位从事西医的客家老前辈——胡老先生,那时候新加坡的医生还很少,胡老先生既从事西医,在新加坡很有名气和威望。胡老先生见胡文虎钻研药业,年青肯干,可惜不懂药物学,就送了他一个包治百病的验方,这就是万金油。

一说万金油其实是德国人的药方。胡文豹早年于仰光外文学堂毕业之后,曾到一家德国人开的西药房任职。胡文豹工作勤恳,为人诚笃,深受德国老板青睐。德国老板告老退休,返回柏林之际,便以万金油制药秘方赠与胡文豹。

种种传说,不知孰真孰假。而胡文虎本人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旁人间及,他总是笑而不答。胡文虎回家乡中川,乡亲们欲知真情,胡文虎也只是说:“管它是真是假哩,多几种传说,就多几种广告,让人家去议论,这是好事情嘛。”

但胡文虎发财之后把一幢跟他自己的住房差不多大小的花园洋房送给了新加坡的那位胡老先生,却是确有其事。胡文虎还把胡老先生的同样是当医生的儿子聘为他的终身医师以及他到国外游历时候的随行翻译兼顾问。这显然是知恩图报的表示,胡老先生即使不是送了秘方给胡文虎,也是给予了他某种至关重要的帮助。

万金油的来历一直到虎豹兄弟相继辞世,仍未公布于世,成为一个让后人永久难解的谜。客家父老则宁愿归功于胡氏祖传的“玉树神散”秘方的灵验,他们认为那才是万金油之魂。

万金油之类的药油并非首创,当时生产这类药物的有很多家,为什么独有胡文虎能够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东南亚一代豪门?

胡文虎当时刨制了五种成药,除万金油外,还有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四种。胡文虎自己设计了以老虎为图案的商标,统称“虎标良药”。老虎在当地民间象征着法毒镇邪之力量,而又与虎豹兄弟的名字相关。与此同时,“永安堂中药铺”也更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天灾人祸,接瞳而至,到处疾疫流行,医药短缺,然而,这全球性的不幸却恰恰为虎标良药提供了横空出世的天机。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人们患病没钱买药求医,价格低廉服用简便的虎标良药自然成为人们力所能及的选择。

不过,虎标良药的销售一开始并不顺利。起初,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头痛粉之类的手提箱到各家药店请人代销,他费尽口舌介绍自己的药品功效如何好,替他代销又如何有利益,好说歹说人家才勉强答应下来,代为“寄售”,货卖出去了,人家才付他款。就这样,胡文虎还满口道谢。

货发到人家店里后,胡文虎时常到店里探望,看货柜上的药是否卖完了,一是好及时收货款,二是好再发新货。怕人嫌他烦扰,他总是悄悄地伸长了脖子向店里张望,而下直接问店家卖完了没有,若看见卖完了,便满面笑容地打开手提箱,取出些药品,十分客气地请店家摆上柜台去。至于收钱,那是一定要等人家卖完了货才敢开口的。胡文虎陪着小心,只恐人家不给他“寄售”。

适逢大战时期,制药原料价格飞涨,使得成本加重。万金油眼看着要亏本,当时的同类产品,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把贵重的原料减少了份量。胡文虎认为这个办法使不得,药品的效力是最重要的,原料减少,药品的效力自然就要降低,影响到顾客的治病效果。可是不减少原料,又势必亏本;而若要加价,顾客又恐怕不能接受。胡文虎思量再三,终于想出一招——减量不减质。就是把原来的一满瓶油,只装七八分满,原料和价格都照旧不变。

减量后的虎标万金油销售正常,一般顾客都不大留意份量的减少,只当是制药厂偶然没装满。到后来,别家的药油因为减少了原料,药效降低,顾客使用后效果不佳,便不再购买;唯独虎标万金油保持了原有质量,药力较强,虽然没装满瓶,顾客也不大在意,万金油终于从众药泊中脱颖而出,变得抢手起来胡文虎初尝了薄利多销的甜头。“薄利多销”是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蠢经商的座右铭。胡文虎在故乡中川读私塾时就能背诵范蠢的诗文,并且听先生讲起范蠡的经商之道,范蠡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大经济学家,他辅佐越王勾践发愤图强、灭亡吴国之后,弃官经商,很快致富。范蠡有一整套经商理论,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薄利多销”,这正是胡文虎所信奉和实践的。

减量不减质一招成功,使胡文虎坚定了价廉物美才能畅销的认识。他从此确立了“永安堂”研制中成药的方向,即瞄准便宜的普通药,而不是贵重的大补药。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单价,胡文虎把大瓶装的万金油改为小瓶装。

关于这件事,民间有一个俚俗的传说。有一天,胡文虎走在仰光街上,忽然尿急,一时找不着地方,就在近旁的垃圾堆前小解了。便溺冲开垃圾,露出小半截玻璃瓶,胡文虎看那玻璃瓶小巧玲瑰,心里一动,要是把万金油用这种小玻璃瓶装如何?他这么想着,就俯身把那小玻璃瓶拾起,用纸擦净了,带回店里去。

胡文虎回到店里,细细端详那小玻璃瓶,越看越喜爱。他想,时下出售的万金油每瓶要卖3盾缅币,这个价格对于贫穷百姓还是要咬咬牙关才肯买的;假如改用这种小玻璃瓶装,可将价格降至每瓶几毫钱,那就能适应多数顾客的购买力了。

这样,就有了小瓶装万金油问世。

一些传说虽是无稽之谈,却又总是事出有因。事实是,为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胡文虎一直都在做降低万金油成本和单价的努力。起初,他把万金油大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号六角玻璃瓶,后来又把小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铁盒。大瓶万金油每瓶1元,而小盒万金油每盒1角,并且便于携带,自然使顾客大增。

那时,新加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仁丹”药九的张贴广告,胡文虎便仿而效之。他在仰光印刷了一批万金油宣传广告,运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开始,胡文虎花钱请了两个人帮他张贴,可是贴的位置太低,贴上去就被人撕了。胡文虎只好亲自上阵。可他到底是个老板,大白天上街张贴广告未免有些难为情,总要趁着夜色遮掩才好。

这时,有个名叫阿遇的胡氏同乡出来找事做,胡文虎便留他到药行里帮着张贴广告。每到夜晚,胡文虎和阿遇便出动,发现街头有个好位置,阿遇就蹲下身子让胡文虎踩在自己双肩上,把广告张贴到那显眼的高处。

不出一个月,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甚至有些公共厕所,都能看见“虎标良药——万金油”的宣传广告了。

第四章 美女伴虎 广告奇招迭出

捐500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虎标良药做宣传,何乐而不为。教人接吻要口含八卦丹,“吐气如兰”,新潮有趣。虎头车开进上海滩,招摇又风光。虎豹别墅既娱乐游人,又做了广告,一箭双雕。

万金油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广告的成功。可以说,在胡文虎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人比他更重视和更懂得做广告了。

创业之初,胡文虎除了张贴街头广告外,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大街路口悬挂画有老虎图案、写有“永安堂”红字的灯笼,名义上是为佳节增添喜庆色彩,实际上是提醒人们永安堂的存在,加深人们对永安堂的印象。

有一次,胡文虎逗留广州,夜晚路过一个戏院,只见戏院前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他抬头一看,见门前花牌上写着:“方便医院演戏筹款”。胡文虎踌躇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

胡文虎走近办事台前问道:“我想买张票,你们最贵的座位要多少钱?”

工作人员看见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主动要买最贵的座位,不胜惊喜,连忙茶水招待,一番询问,方知是来了一位南洋华侨。

胡文虎花500元购得一张名誉券,由大会主持及众人前呼后拥引迎至会场前排中央位子入座。场内观众不知来了什么大人物,争相站起来观看。记者也在他一旁就座,采访他的身世经历。

第二天,胡文虎主动把买名誉券的事情作为新闻在广州各家报纸刊出。文章自然把胡文虎这个人和他的药介绍了一番。事后,胡文虎很得意地对人说:“我捐500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我的虎标良药大大宣传了一番,真是很值得!”

20年代中期,胡文虎贴出告示,重金征集日历画槁。

告示贴出后,画稿雪片般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位羞花闭月的美女,一双玉臂环抱着老虎的脖子,嫣然巧笑。美女之靓丽,老虎之生气,相得益彰,满目瑞气吉祥。胡文虎很钟意,当即买下这幅画稿,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

日历印制后,胡文虎广为赠送。一时间,永安堂“美女伴虎”为封面的日历到处流行,人们竞相争睹,爱不释手。就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的夫人看了,也赞不绝口:“太美了!胡文虎真是一个天才商人。”

胡文虎很早就注意到外国药商推销药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胡文虎觉得这是宣传药品的有效办法,因此不惜血本。别的公司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常是些枯燥的自吹自擂,胡文虎却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做广告,因为读者总是比较喜欢读故事。胡文虎专门聘请了几位文人,天天好酒好菜好烟好茶招待,让他们任在舒适的嗜子里编写广告稿。

比如宣传八卦丹的广告,大意是一对恋人相爱接吻,男的口臭,女的不喜欢,多扫兴啊!怎么办?口含八卦丹,包你“吐气如兰”。那个年代教人接吻要口含八卦丹,确是非常新潮有趣的。

同样也是宣传八卦丹,另一则广告题为《学生罢课原因》,题头有一幅《今天罢课》的漫画。广告说:“缅人某教员,内有瘤疾,胃热口臭,授课时吐痰满地,秽气难闻,学生陆续传染,到校者日见稀琉,久之发生罢课风潮。某教员以学生无故罢课,不守校规,责词极严。学生代表答称先生不得卫生之法,毒气流传,染及全校,即不罢亦罢矣。先生讶曰,然则当用何怯施救?学生云,永安堂虎标八卦丹,乃清胃化痰法除口臭之圣药,先生购来常服,则恼疾可疗;且闻先生夫妇失和,若并服之,感情顿生必合好如初矣。更有足述者,八卦丹能治时行瘟疫、伤寒中暑、霍乱吐泻、心腹疼痛等症,不论居家旅行,惧应购备,真随身之宝品,济世之金丹也。”

全文209字,读来完全像一则幽默小品,令人捧腹。这是小型广告。胡文虎还时常请人炮制大篇的故事广告,如《为什么关公刮骨疗疾不会痛?》。文章开头只绘声绘色描述关公领兵攻打樊城,中箭落马,名医华忙为他刮骨疗疾,关公吃下两包药散,华佗持刀切入他手臂,刮去箭毒,关公竟全然不觉疼痛;刮骨之后,关公即给伤口抹上了一种药油,只隔几天,关公的伤就痊愈了。广告稿这才转而写道:华陀问:“关公,你吃的两包药散是什么灵丹妙药?后来在伤口上涂擦的又是什么药?能不能介绍给我,让我也买一点?”

关公听了,只是哈哈大笑,边笑边说:“华他,你是名医,还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药?我吃的两包药散,就是从永安堂买的虎标头痛粉和止痛药。伤口上涂的药,是鼎鼎有名的虎标万金油呀!”“啊,虎标药真是名不虚传,可谓是仙药,病者连刮骨都不觉得痛,我也去买几包,为天下人治病之用。”

由于故事写得活灵活现,这则广告刊出后人们争相传阅,永安堂的虎标良药竟一时间抢购一空。

胡文虎摸准了群众的口味,又请人编写张飞大战长板桥的故事——《为什么张飞能喝断长扳桥?》这篇500多字的故事讲的是刘备被曹军大败,逃过长扳桥,曹军追至,张飞竟将长扳桥喝断的情形。故事这样写道:曹操赶到,也恐有伏兵。这时,张飞厉声大喝道:“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长权桥震得摇摇晃晃,曹军兵将双腿发抖。张飞见曹军不敢出战,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长权桥被震发出吱吱声响,曹操后军阵脚开始移动。张飞又喝道:“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这一喝不要紧,只听得声音在空中回响,长坂桥“咔嚓”一声折成两段,曹军吓得面如土色,曹将夏侯杰即时肝胆碎裂,倒撞子马下而死。曹军不战而退,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张飞为何三声就喝断长权桥呢?只因为他上阵前吃了虎标八卦丹,擦了虎标万金油,所以精神抖擞,气贯长虹,声如巨雷。

以如此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广告,在当时算得十分进步了。胡文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让虎标良药一天天地深入人心,从而家喻户晓。

胡文虎发达之后,做广告就做得更加轰轰烈烈了。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引人注目,他花巨款请美国福特汽车厂特制了一辆虎头车身的轿车。

1935年10月,胡文虎作为马来亚华侨代表队总领队,率领运动员回国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特意将他的虎头小轿车带到上海。当虎头小轿车驶向上海滩时,胡文虎嘱司机减慢车速,并不时闪动一对老虎眼睛般的前车灯,揪响老虎吼叫般的喇叭声。上海人没少见各式各样的车辆,却从未见过眼前这老虎状的小轿车,人们蜂拥而至,尾随围观,上嘴八舌议论着:“这是哪来的怪物,谁的车子?”“那不写着,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

胡文虎喜滋滋地坐在车里,享受着大上海的人们看他的希罕,那些言论都正是他想要听到的,比什么广告都好。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虎头汽车进上海,“阿拉”成了乡巴佬》,胡文虎一下就成了大上海妇孺皆知的人物。

紧接着,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备买下一块地,兴建“虎豹别墅”。胡文虎造别墅不单为己住,而且供人游玩。有人认为那是中国民间生活艺术的展览馆,内中有最地道的中国民间泥塑、观音菩萨、妖魔鬼怪、飞禽走兽,还有亭台楼阁、假山石洞、花园、高塔及游泳池。胡文虎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别墅呢?

他自己说是要与人“有乐同享”,这或许是目的之一,而另一个目的显然还是做广告。游人到虎豹别墅玩过之后,当然知道虎豹别野是胡氏兄弟所造,提到胡文虎和他兄弟便难免提到万金油和虎标良药。这样的广告,一箭双雕,既娱乐了游人,又宣传厂自己,做得自自然然。就像订制那辆虎头小轿车,反正是要买辆车坐,买普通的车不过就是实用罢了,而特制虎头小轿车却在实用的同时更增添了广告效应。

胡文虎曾对人说,他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别人的宣传,就要想一想这方法是否也可用来宣传虎标良药。只要是吸引他的事情,他就联想起来,脑子不停地转呀转,坐车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饮茶、吃饭、如厕,还是在想着广告,务求自己的广告比别人的广告更醒目、更吸引人。

所以,胡文虎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了广告性质,捐款、行善、办报,甚至包括与橡胶大工陈嘉庚作对。

胡文虎做广告做到连自己都下放过,他穿的衣服,胸前衣袋外面绣着虎头,他系的领带也绣着一只虎。他的挂表链配有一只金牌,金牌上也刻有一只老虎。而胡文虎住的地方,门口左右两边门柱上,总是置有两尊泥塑、一只老虎,一只豹子。

胡文虎真是天下精明绝顶的商人。

第五章 姐妹妯娌 手足兄弟连襟

郑氏身强力壮,胆量过人,胡文虎日后虽又娶了几位太太,但对这位元配夫人却始终很尊重。一对姐妹嫁与一对兄弟,胡氏兄弟亲上加亲,传为佳话。共用一只钱柜,兄弟俩从不分你我。

胡家本来有三兄弟,哥哥叫文龙,早年夭折,文虎是老二,比弟弟文豹长两岁。

这弟兄两个从外貌到性格都遇然不同,胡文虎生得五短身材,性格却像他的名字那样虎虎有生气,他生性要强,勇猛好斗,永不安分,好动,爱热闹,说话办事总是那样精神抖擞。而胡文豹虽长着大高个子,却是一个极安静极守本分的人,他说活声音很小,走路步子很慢,凡事慢慢吞吞,不急不躁,从不发脾气。也许正是个性上的差异,使兄弟二人在为人处世上恰成互补,成为永安堂事业的好拍档。

胡文虎24岁结婚,太太郑氏是广东惠阳客籍人,生长于仰光。郑氏身强力壮,胆量过人。据说一次有个贼黑夜中摸进胡家来愉东西,被郑氏发现,她毫不慌张,大喊一声“捉贼!”上前把贼抓住,贼欲挣扎逃脱,拳脚相加,郑氏毫不畏俱,与贼对打。贼到底心虚,服了软,郑氏斥责他一番,晓之以理,这才把他放了。

郑氏是个贤德的女性,她跟胡文虎结婚的时候,胡文虎还算不上富有,郑氏吃音耐劳,勤俭持家,不但要操持家务,还夜以继日地做永安堂的制药和包装工作,任劳任怨。所以,胡文虎发达之后虽然又娶了几位太太,但对这位元配夫人却始终都很尊重。

郑氏有一位妹妹,也极为贤德和勤俭,在郑氏的撮台下,郑氏的妹妹不久就与胡文豹缔结良缘。一对姐妹嫁与一对兄弟,姐妹成抽狸,兄弟结连襟,美好姻缘,一时传为佳话。自此,胡氏兄弟亲上加亲。

当初父亲胡子钦对两个儿子就早有设计,实行定向培养。胡子钦送文虎回家乡就读私塾,而文豹则送进仰光的学堂接受英文教育。胡子钦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现在兄弟一个懂中文,一个会英文,这对他们事业的开拓有很大作用。

但是,胡文豹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天性中本分知足,不求发达,只愿安稳的一面从未改变。而胡文虎虽然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天生一种敢想敢干、开拓冒险的精神。

兄弟俩如果守着父亲留下的永安堂,过日子自然不成问题,但是死守家业太不台胡文虎的个性,他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要把永安堂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他后来要到新加坡去扩设永安堂,把仰光的永安堂留给胡文豹独自经营。

个性不一致常常导致想法不一致,兄弟俩难免也为经营上的事发生争执,但是却从不影响冗弟间的感情。有二个关十保险柜的故事很能体现他们亲密无间、相互无猜的手足情谊。

父亲遗下的财产中,有一只保险柜。父亲去世后,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俩各执一把钥匙,无论日常用钱还是永安堂的开销,彼此都可以打开保险柜随取随用。兄弟俩商定,凡需要用钱,只径直到保险柜内提取,不必记帐,也无需多言,若是现钱用光了,再补放一些进去就是。兄弟俩只知道花销的总数,却从不知道也从不计较谁用多用少。

后来,胡文虎到新加坡去扩设永安堂,生意越做越红火。胡文虎总是把在新加坡赚得的钱跟弟弟胡文豹一起平分,从来不认为自己该多占。

胡文虎常说:“一个人能孝顺父母,方能使儿女孝顺你;一个人连兄弟也不友爱,怎么能使朋友放心结交你?”

到了1941年,二战局势日益恶化,胡文豹深感不安,世界动荡,时局变化莫测,而他和兄长胡文虎都已年届花甲,他们兄弟俩已经共用保险柜大半辈子,他们兄弟俩终生不分家肯定没问题,但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他们将来怎样,能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兄弟们不分彼此吗?胡文豹终于把自己的优虑对哥哥说出来。

胡文虎觉得弟弟说得在理,大战临头,生死难卜,假如他们俩的财产不稍加区分,只怕要给子侄辈留下难解的纠纷。

这样,兄弟俩就特意添置了两个新保险柜,两个新保险柜各有两把钥匙,胡文虎和胡文豹各一把,以示兄弟的现款不分彼此,仍然可以互相支取。他们还把旧保险拒的现款分作两半,各得一份,存入各自的新保险柜里。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胡文虎打开他的新保险柜,发现多出很多钱来,他大约一数,竟多出30万元。胡文虎想可能是弟弟文豹把钱误放到他的保险柜里来了。

胡文虎便问弟弟:“这许多钱是你错放到我的柜子里了吧?”

胡文豹笑笑说:“没锗,那是你的。文豹不才,仗兄长的力托兄长的福,才成为一个富翁,兄长却还主动提出分财,各得一半。想想兄长奔忙一生,文豹却坐享其成,真不好意思。弟现以这区区小额奉赠兄长,望兄长笑纳。”

胡文虎看着弟弟一张表情诚恳的脸,不觉心头一热,他连忙摇头摆手道:“不敢当!大不敢当!”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

胡文豹说:“兄长之所得,已倾囊捐献于国内慈善事业,手头分文未留。不日即是兄长60寿辰,请容豹为兄长祝寿,以博兄长诞辰快乐,也好使文豹稍息惭愧之心。”

胡文虎点头道:“弟一片诚心,文虎心领了。文虎会挣钱,却从不敛财,千金散尽,捐赠慈善,乃兄之所好。弟若赠我款,倒不如汇往仰光,捐赠缅人学校,兄当更为快慰,仰光是你我生长的地方嘛!”

胡文豹听兄长如此一番言说,更生钦佩之情,答应道:“恭敬不如从命。”

胡文豹果真按照胡文虎的意思,不日即把30万元巨款汇往仰光,捐赠仰光缅人学校。

胡文豹来到新加坡后,兄弟俩一同住在虎豹别墅,饮食起居互相关照,每天上班都同坐一部私家车到永安堂。

新加坡永安堂有一间兄弟俩的办公室,布置得相当豪华。当中摆着一张长型的办公台,也是为兄弟俩共用而特制的,兄弟俩一左一右并排坐在桌前办公,室内有一只保险柜,两把钥匙兄弟俩各执一把,可随时开柜取款,彼此无须过问。存在银行的款项,也是兄弟俩都可以签名提款的。

虎豹兄弟在事业上的合作支持,在生活上的互敬互爱,在感情上的忠诚信赖,堪称手足之情典范。1944年9月7日,胡文豹先兄长胡文虎病逝。噩耗传来,胡文虎捶胸顿足,涕泪纵横,呼天抢地,伤心至极。

后人在纪念胡文豹先生的文章中,对虎豹兄弟的手足之情和历史功绩如此评价道:“胡文豹公,文虎公之胞弟也,亦侨生缅甸之仰光。天性笃厚,友爱逾恒,手足之间,融融和睦,无分彼此。数十年如一日,而于公益事业,尤能同心同德,胞与为怀,慷慨输将,济群利众。故海内外谈胡氏仁风义举者,每棠棣并称,炳蔚同彰,猗钦盛哉!”

第六章 攻占市场 商场形如战场

半道上杀出个“佛标二天油”,胡文虎发誓一定要把市场夺回来。“虎”“佛”两家在报纸上展开广告大战,杀成一团,不分胜负,最终是吴市长出面调停。另一个战场也是你死我活,韦少伯广告牌竖到哪里,胡文虎就“追杀”到哪里。胡文虎把倭寇的仁丹压了下去,恨得日本人把重庆永安堂炸毁。

商场就是战场,胡文虎面对这个战场从不畏惧,无论对手多么强大,来势多么凶猛,他都绝不退缩、回避,而是勇往直前地迎接挑战,在战斗中他总是越战越勇,不获胜利,绝不罢休。

在虎标万金油问世之前,市场上就有多种类似虎标万金油的中成药,什么“如意膏”、“至宝丹”、“万应锭”、“如意油”之类。这当中较风行的是韦少伯的二天堂在越南的堤岸市唐人街生产的佛标二天油。

虎标万金油与佛标二天油虽然是同类型药物,都是主治伤风、感冒、肚痛、头痛、抽筋、肿毒、发痒、风湿等热带人体常发病,但它们起初是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佛标二天油的主要市场是法属的安南三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荷属的印度群岛。而虎标万金油的主要市场是英属的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

虎标万金油由于功效好,又善于作宣传,影响越来越大,市场逐渐扩展到国内,正当胡文虎春风得意之时,佛标二天油也开始打向国内。

各地的永安堂分行负责人眼看着虎标万金油在佛标二天油的强劲攻势下,销售量急剧下跌,大有被佛标二天油取而代之的危险,纷纷致电新加坡向胡文虎告急。

虎豹兄弟坐在永安堂办公室那张特制的长型办公台前,看着告急电报雪片般飞来,胡文豹愁眉紧锁,胡文壳面色阴沉。“这可怎么办?”胡文豹叹息道。“什么怎么办!”胡文虎气呼呼他说,“怕什么,经商就是打仗,强者存,弱者亡。伯,人家也不会把市场让给你永安堂!”

胡文豹嘟囔道:“谁怕,我是说现在该怎么办?”

胡文虎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该怎么办?跟他抢!既然他韦少伯要跟我争国内市场,我胡文虎奉陪到底!你马上通知所有分行,不惜血本立即展开广告宣传,一定要把国内市场给我夺回来!”

自此,轰动一时的“虎佛激战”便拉开了帷幕。

那时候一般卖药的手法也就是走江湖、变把戏,在街头巷尾、渡口墟场拉个场子表演武艺招徕看客,从而兜售“狗皮膏药”。据说国内是韦少伯率先使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这一前所未有的招数,原先报纸上医生开业的广告很多,但药品在报纸上大登广告的还未曾见过。

胡文虎见韦少伯在报纸上做广告,便毫不示弱也在报纸上做广告。韦少伯每在某报纸刊出佛标二天油的广告,胡文虎必紧追其后在这家报纸刊出虎标万金油的广告,而且广告的版面必要超过佛标二天油,常常是佛标二天油版面的双倍。“虎”“佛”两家在报纸上展开广告大战,不仅在版面上抢占地盘,而且在广告内容和形式上出奇制胜,标新立异,一时间,香港、澳门、广州的报纸上,“虎”“佛”交战,昏天黑地,一片硝烟弥漫,办报的有如军人商,大发“战争”财,乐得嘴都闭不拢。“虎”“佛”广告战愈演愈烈,由华南向华中、华北和华东扩展,广告词也不断升级。

这年夏天,孙中山总统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与哀悼之中。可是南京的各大报纸,每天占据大量版面的居然是“虎”“佛”两家针尖对麦芒的广告大战,这使得人们对报界深感不满。南京市市长吴铁城亲自打电话给报界,指责报人“见钱眼开,无事生非,实在有伤风化”。但是按照新闻学定义,广告也是属于新闻范畴的,报馆刊载广告也是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吴铁城市长只好亲自出面调停“虎”“佛”之争。在吴铁城市长的干预下,“虎”“佛”双方这才稍有收敛。

除报纸之外,“虎”“佛”之战的另一个战场是街头广告牌。每当韦少伯派人在各大城市竖立广告牌时,胡文虎必追踪而至,并且广告牌竖得更多、更大、更引人注目。在这场战争中,胡文虎设在各地的永安堂分行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使胡文虎信息灵通,便于指挥作战。

在胡文虎的穷追猛打下,韦少伯渐渐感到精疲力倦,难以招架,佛标二天油步步退却,返回它的老根据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虎”“佛”之战的最终胜利,使虎标万金油在同类药物中赢得了霸主地位。

胡文虎打的另一场硬仗,对手是日本的“仁丹”。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一直行销国内的日本仁丹却仍然占领着四川的市场,致使虎标成药难以攻人。重庆永安堂分行经理胡万里为此专程奔赴香港,面见胡文虎,商榷把虎标成药打进四川市场的对策。

胡文虎早已对日本仁丹充斥国内各地深感不满,如今对这来自侵略者国度的产品更视为仇敌,他满心愤慨道:“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把倭寇的仁丹给我压下去?”

其实,胡万里早已胸有成竹,这时,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当然,一定要把倭寇压下去,我这次拟定了一个方案,特来向先生请示。”“什么方案?”胡文虎急切地问道。

胡万里说:“目前民众抗日爱国情绪高涨,我想顺应天时,组织一支宣传队伍,深入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我们的虎标成药,如此,倭寇的仁丹自然就压下去了,先生以为如何?”

胡文虎听了,连声叫好,还忍不住一个劲地夸胡万里:“到底是我们胡家的子孙,有办法!就照你说的,赶紧干起来。”

胡万里取得了胡文虎的认同和支持,日夜兼程回到重庆。

他紧锣密鼓组织了5个宣传大队,赶排了一批表现抗日内容的短小精悍、形式活泼的话剧和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宣传队员们身穿老虎图案的服装,胸前披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队员还化妆成老虎。宣传队所到之处,不用介绍人们就知道是胡文虎派来的永安堂抗日宣传队。

每到演出结束后,宣传队员们就一面发广告单,一面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还有随队郎中为病人看病,免费发送虎标成约。

重庆永安堂分行的宣传顺应民意,深得民心,加上重庆永安堂分行一贯奉行胡文虎规定的“薄利多销,不能随意涨价”的经营方针,虎标成药迅速风行已山蜀水,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日本人因此对永安堂恨之人骨。

1940年5月,日本广播电台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重庆永安堂分行三层陵房全都炸毁。

胡文虎得知,不但不痛借,反而称快:“值得,值得!只要把倭寇的仁丹压倒,再炸毁一个永安堂也值得!”

第七章 大兴报业 星系星光灿烂

胡文虎但言:“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办报的目的是为了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宣传。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同陈嘉庚的《南洋商报》两强相争,最终同归于尽。胡文虎办报纸越办越过瘾,一口气办了16张报纸。《星岛日报》被海内外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

胡文虎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每年的广告花销数额极其巨大。胡文虎不由地想,花这样多的钱在别人的报纸上登广告,倒不如自己办报纸哩。胡文虎因此动了办报纸的念头。

胡文虎在未办报纸前,仅在上海的报刊广告费一年就高达IQ0多万元。作为一个商人,他办报纸最直接的想法,自然就是要宣传他的产品虎标良药。

诚如胡文虎本人在《星洲日报》宴请郁达夫的餐会上所言:“诸位恕我说话粗鲁,客家俗语有道:‘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作为虎标永安堂主人之二的胡氏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宣传,打开销路,借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

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独资创办《星洲日报》。此时,他的永安堂总行已正式迁到新加坡,虎标万金油及头痛粉、八卦丹行销东南亚和国内,在市场站稳了脚跟。据说这之前他和朋友曾在仰光办过一份报纸,因为营业不振,不久就垮了。

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对办报纸并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打算。直到1926年,他看见几位同乡青年在新加坡办了一份名叫《垦报》的小报,此时正当“济南惨案”发生,这家《星报》对此作了详尽报道,号召华侨爱国,言论慷慨激昂,读了令人激动、振奋,一时极为畅销。胡文虎正是读了这份报纸,才萌发了办报纸的兴趣和打算。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报纸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其报纸的诞生甚至早于国内,早在100多年前,新加坡就先后有《叻报》、《星报》、《天南星报》诞生,而马来亚也有《摈城新报》创刊。

近代以来,继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外侮接踵而至,国难深重。海外华侨虽被满清政府视作化外顽民,却难弃炎黄子孙的爱国之心,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孙中山倡导的驱逐鞑虏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在南洋华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刊行报纸,发表舆沦,为政治变革推波助澜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报纸都是缘政治而生,关注国事,表达个人的政见和主张,没有哪一家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经营之道,大多是同仁协办,同乡支持,由于资金不足,或时办时停,或改弦易辙,或昙花一现。

到了民国成立之后,政治上相对稳定平静,报纸逐渐增多商业色彩,纯商业报纸开始诞生。

第一家纯商业性的报纸是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它的创办人是橡胶大王陈嘉庚。

陈嘉庚继承父业成为商人,经营过很多种生意,如米店、黄梨罐头厂、地皮、房产、建筑业,而使他真正成为商业巨子的却是种植橡胶。陈嘉庚1906年开始试种橡胶,这不但使他本人的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和质的飞跃,也整个地改变了马来亚华侨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和面貌——马来亚橡胶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围绕着橡胶,马来亚百业俱兴。陈嘉庚除了种胶卖胶,还开厂制造轮胎、胶鞋等胶制品,销售公司多达七八十个。陈嘉庚每年用于推销产品的广告费数不胜计;因此他便想到办一张报纸,明明白白就是以商务为目的的报纸,就叫《南洋商报》。《南洋商报》初创时,由于缺乏人才,没有经验,办得非常简陋幼稚,甚至粗制滥造,但是它毕竟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又是南洋唯一一家商报,很快就站住了脚,并逐渐成为一张最具影响力的侨报。

胡文虎显然从陈嘉庚《南洋商报》的成功得到启示,陈嘉庚可以利用办报纸来推销他的鞋子、轮胎,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办报纸来推销我的万金油、头痛粉呢?

1927年,胡文虎诚邀办《垦报》的几位青年同乡为他筹办《星洲日报》,并与新加坡春源印务公司的老板邓荔生合作。《星洲日报》系胡文虎独资创办,但是出版的头一年,印厂是由邓荔生所经营的春源印刷所折成一部分资本参加合作,所以初任总经理是邓荔主。但邓荔生不久即退出,胡文虎改聘林霭民为总经理、傅无闷为总编辑。林霭民和傅无闷都是职业报人,博学多才,笔杆子很硬,《星洲日报》得此二人,如有神助,第一年周年纪念就刊印了一部60多万字的巨型特刊,在南洋华侨的报业史上可谓是破夭荒的创举。

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横空出世,使得多年来称霸南洋华侨报坛的《南洋商报》遭遇劲敌人星洲日报》既有雄厚的资本,又有出色的人才,与《南洋商报》可说是旗鼓相当,从此这两家报纸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竞争,时间长达数十年。直到1971年新加坡“五月风暴”之后,两家报纸先后被当局接管,后来又被合并,这场竞争才宣告结束。《星洲日报》办得颇有影响,使胡文虎对办报纸兴趣日浓。办报纸的好处显而易见,报纸作为舆论工具,可以发表自己对社会的意见,对于不满意的人和事都可以进行批评和抨击;报纸可替自己宣传药品,不仅可以大量刊登广告,还可以用新闻的方式大事宣传,办报纸有这么大的好处,何乐而不为?所以,胡文虎后来每到某个大城市开设永安堂分行,就有意要在那个城市开办一家报馆。

1930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开办药厂。当地报纸曾给予虎标良药诸多批评。胡文虎想,自己每年都要付给汕头报界为数不菲的广告费,反而还要挨别人批评,倒不如把这些用于做广告的钱拿来办报纸呢。此时的胡文虎已是财雄势大,不久,一份新报《星华日报》就在汕头诞生。胡文虎为《星华日报》广聘人才,购置优良设备,令当地报业感到威胁。

此后,胡文虎又于1935年推出《星中日报》。同年9月在厦门创办《星光日报》,在广州创办《星粤日报》。胡文虎不经意间开拓了他药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当——星系报业。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深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如焚。胡文虎顺应时势需要,在香港仅一年内办起3家报纸——《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晨报》。1939年在马来亚创办《星摈日报》。1940年在香港增办《星岛周报》,同年又在新加坡收购接办《总汇报》。至此,胡文虎一人独资创办10家报纸,令世人惊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文虎又在福建创办《星闽日报》,在上海创办《星沪日报》,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在曼谷创办《星退日报》和《星退晚报》。

胡文虎一生独资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报业网,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星系”的天空。胡文虎因此以报业大王的赫赫声名载入20世纪国际新闻史册。

胡文虎虽然坦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办报纸是为了宣传虎标良药,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注重报纸的社会效应和教化作用的。在1929年《星洲日报》的创刊宣言中,胡文虎就提出:“环顾垦洲,物质文明一方面虽稍发展,而精神文明,则实多缺陷。故极匣增进社会教育的效能,为之补救。如对于宗法社会之陋习、封建时代的思想,应根本改革,而于现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美术,更应沟通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星岛日报》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被海内外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星华日报》,在推动抗日救亡活动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认为是“潮汕地区最大也是最进步的报纸”。胡文虎以他的实际行动展示和达到了他宣传虎标良药之外,办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适应现时代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并且在他办报纸的客观实践中,毫无疑问是后者超越了前者。

第八章 陈胡斗法 终究握手言和

胡文虎初到新加坡,偏要与早已是南洋华侨中的第一号人物陈嘉庚作对。胡文虎说:“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胡文虎做校门掠人之美,陈嘉庚开赞助人大会给他颜色瞧,胡文虎大失面子,与陈嘉庚对簿公堂。

远在胡文虎到新加坡扩设永安堂分行之前,陈嘉庚早已是公认的南洋华侨的领袖。作为华侨实业家,陈嘉庚享有“橡胶大王”之称,他的立身之道是“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国爱乡。”他在南洋华侨中德高望重,深受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崇。而新加坡的华侨,以闽南人居大多数,陈嘉庚是福建会馆的主席,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长期在他的领导控制之下。

胡文虎迁居新加坡时,正值陈嘉庚的全盛时期。此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来亚的橡胶业在经历了战后的一度冷遇之后,胶价开始口升,马来亚的橡胶业再次步入黄金时代。

胡文虎是福建人,与陈嘉庚谊属同乡,因此,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对他热诚地表示欢迎,鼓励他在新加坡开创事业,并邀他参加恰和轩俱乐部,与大家时常聚会,联络感情。

在新加坡,俱乐部比比皆是,当地华侨很喜欢组织俱乐部,有的是同乡关系,几十人相邀组织在一起;有的是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资本家俱乐部,或店职员俱乐部。有了俱乐部,工作之余就有个去处,既可娱乐,又能联络感情。

伯和轩俱乐部是当时著名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会友是以陈嘉庚为中心的一群福建籍资本家。这些人大多在下午下班之后便驱车去怕和轩,在那里饮酒、打牌,直到夜深时候才散去。胡文虎自然也常来这地方。

胡文虎生性大方豪迈,争强好胜,有时到俱乐部来赌博,下注总是相当大。赌博有输有赢,输了的往往脾气不大好,难免争争吵吵闹出些不愉快,陈嘉庚不愿看见会友们因赌博而彼此伤感情,他因此劝胡文虎不要赌得太大。胡文虎误会了陈嘉庚的意思,以为他倚仗领袖之势干涉他,心想钱是我自己的,赌大赌小关你陈嘉庚什么事!愤愤之余,第二天来俱乐部,注下得比头天更大,令旁观者咋舌。陈嘉庚看了,心下当然不快。两人自此心中结下芥蒂。

恰和轩俱乐部那时还只是祖了间普通的房屋作会所,不够豪华。有一回会友欢宴杯觥交错之时,胡文虎言及须建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作为会所,才能与在座诸位的身份地位相配。陈嘉庚听了,心中不悦,冷言道:“要建豪舍,谁不知道,可钱从何而来?”

胡文虎说:“各位捐啊。”

陈嘉庚便问:“那么你能捐多少?”

胡文虎不加思索便道:“我个人乐捐5000元。”

捐5000元建俱乐部会所,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胡文虎慷慨倡捐,会友们跟着纷纷解囊,怡和轩俱乐部新会所不久就堂而皇之地落成了。捐资建所的题名牌上,捐钱最多的胡文虎当然是名列第一了。

胡文虎虽然捐钱最多,可非但未能博得陈嘉庚的认同与好感,反而使陈嘉庚对他反感更甚。陈嘉庚认为建会所这样的大事不通过协商研究,而义气用事地提出,并且胡文虎捐钱的态度又是那样咄咄逼人,胡文虎这人实在是太过气焰嚣张了。陈嘉庚与胡文虎之间无形中又多了一层隔阂。

1925年底,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178元功市跌至90多元,陈嘉庚的企业,除了饼干厂和黄梨罐头厂尚可维持,其它全都亏损,并且制造厂又发生一起大火灾,损失惨重。随后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降临,胶价每担竟降至七八元,1元多一双的树胶鞋只卖到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可是国内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还要由他负担。

当陈嘉庚的事业由鼎盛走向式微的时候,胡文虎却气势如虹,由初试锋芒走向兴旺发达。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胡文庇的事业不但丝毫无损,反而使万金油销路大畅。胡文虎就是在这时创办了《星洲日报》,而且购置了新式的卷筒印刷机。

胡文虎此时已经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客家人的拥戴,足以与福建帮的领袖陈嘉庚抗衡。而由于一些帮闲食客从中怂恿,造谣生事,胡文虎和陈嘉庚愈来愈走向对立,在当地的社会公益及教育事业上,时常各执己见,形成陈派胡派。两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报纸,笔墨对仗,没完没了。后来,又因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扩建之事,惹出一场官司。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文学校中的最高学府,创建于民国初年,校舍由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华侨实业家捐款兴建,校址距新加坡市区7英里,校园面积广阔。其中的大礼堂由糖王黄仲涵捐助劝市10万元,教室、实验室、员生宿舍分别由陈嘉庚与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有钱的华侨捐助。

1928年,胡文虎被推任华侨中学董事长。由于学校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学生宿舍不够使用,该校董事会请胡文虎捐资兴建一栋学生宿舍。胡文虎身为董事长,还没有给该校捐过一分钱,现在校董事会提出来,胡文虎自然是义不容辞,便慨然允诺。胡文虎捐资8万叻币,建成一座两层楼学生宿舍,名为虎豹楼。

这华侨中学占地极广,一座座校舍和建筑依傍着山坡,周围植着许多花草树木,环境极为优美,只是偌大的一个校园,竟没有校门。胡文虎经过细致观察、反复思量,决定在学校广场的前面,东西两方,各加建一个大门。

胡文虎建立校门的意图是无可非议的,一来使学校更优美壮观,二来可区分校园内外。建立校门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就出在校门的题字上。

华侨中学前面有个广场,广场前面有一条重要的公路,不断有许多汽车驶过。胡文虎捐资兴建的两座式样相同的西式大门,就分别仁立于广场的东西两方。大门横额写着“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八个字;大门右柱上署着“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是这右柱上的10个字,引起了陈嘉庚和其他人士的反对。

陈嘉庚等人一看见这10个字,认为胡文虎玩的是“混水摸鱼”的花招,路人凡经过这里,看见这10个字,肯定认为这所学校从校舍到课室,甚至大礼堂等等,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助的,而实际上胡文虎不过花了区区几于元建筑了两个大门,如此贪天之功,据为已有,那还了得!

陈嘉庚等人愤概之余,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胡文虎建华侨中学校门,没有征得董事会许可,擅自题上“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不符合手续,兹定干某月某日于某处,召集所有华侨中学赞助人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校门的问题。启事中指责胡文虎的这种行为是“掩耳盗铃,指鹿为马”。

启事见报,轰动整个新加坡社会。这无疑是一场“龙虎斗”。陈嘉庚和胡文虎两个人都财雄势大,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拥戴者,这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实难预料。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别会议,200多人聚集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他们都是陈嘉庚的拥护者。事前经过一番联系和计划,大会如期举行。陈嘉庚自然被推为大会主席。

陈嘉庚首先作了发言,言词极为尖锐,语气极为激昂,抨击胡文虎把诸多赞助人所作的贡献据为己有的做法。接下来又有几位赞助人也慷慨陈词,不外指责胡文虎掠人之美的伎俩。每当言毕,群情激愤,掌声雷动。大会讨论的结果,是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铲去。

大会次日,“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从华侨中学的校门上消失了。

胡文虎的气愤自不待言。胡文虎建筑校门在门柱上题上那10个字,是否有意要掠人之美、贪天之功,只有胡文虎自己心里有数,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陈嘉庚在报上刊登启事,发动赞助人大会,铲去题字,这样的做法实在过分。按照组织章程,根本就没有所谓赞助人大会规定及职权。假如陈嘉庚认为胡文虎有存心混淆之嫌,尽可与胡文虎商量,或由校董事会开会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只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改为“此门系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即可让世人一目了然。发生这种事,实由于陈胡二人平日积怨已久,隔阂太深。

胡文虎被人不由分说铲去了校门上的题字,除了气愤,更觉面子上太难堪。为挽回面子,他决定打官司。胡文虎控告陈嘉庚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赔偿。

两个华侨富翁和领袖,引人注目的社会名流,对簿公堂,令世人引颈而观。开庭的日子,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陈嘉庚、胡文虎二人亲自出庭,正襟危坐。

这场官司,双方都请了著名的大律师,带着许多法典律书上堂,唇枪舌剑,过了几堂还没有结论。后来双方亲友从中劝解,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胡文虎的生意仅限于成药和房地产,陈嘉庚的战场却十分广阔,除了橡胶园、橡胶厂,以及多项轻工业制造厂以外,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他手底下的人都有兴趣去干。他们看见虎标良药能赚钱,就生产出同类型的药品,名为“钟标良药”。在推销陈嘉庚胶鞋的时候,时常免费赠送钟标良药一包。

胡文虎与陈嘉庚的竞争对抗越来越白热化,谁都知道他们在“斗法”。陈嘉庚在新加坡有他的交朋会友、呼风唤雨的基地“怡和轩俱乐部”,胡文虎就大操大办搞起了“威尔基俱乐部”,成为胡氏亲朋会聚的场所。在抗战救国筹赈热潮中,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发动华侨为抗日筹款,胡文虎则举起“南洋客属总会”的旗帜,号召华侨投入抗日捐献运动。当然,面对抗日救国的大局,这场“斗法”客观上成为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竞争。

当初,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早已是新加坡华侨界的第一号人物,胡文虎初来乍到,为什么偏偏要跟陈嘉庚作对呢?胡文虎自有一番奇谈怪论:“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一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许多人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吗?我为什么伯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且不论胡文虎这种追逐名声的手段是否妥当,但从这一段言谈中,的确可以看出胡文虎这个人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具有一种敢打敢挤无所畏惧的雄心和魄力,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由一个故意与陈嘉庚作对的普通老板,在若干年之后成为真正具有实力与陈嘉庚两雄对峙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与胡文虎都已是满头华发。也许是岁月易逝,使他们对人生真谛有所顿悟,他们不再“斗法”,而是不约而同地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海外华侨的团结,一是恢复与发展华侨的实业。

胡文虎在新复刊的《星洲日报》上撰文,呼吁华侨团结,表示希望能与陈嘉庚先生合作,一道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星洲日报》头天发表这篇文章,陈嘉庚的《南洋商报》次日便全文转载,以示陈嘉庚的响应之意。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上。陈胡二人的言论,彼此在对方的报纸上刊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南洋华侨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种祥和之气笼罩着马六申海域。

团结合作的第一件大事,是胡文虎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各地侨领、侨商座谈会。陈嘉庚派出他的女婿李光前、亲属陈六使等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成果是组织了“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300亿元,在马来亚募股100亿元,在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合募100亿元,在福建、香港、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合募100亿元。胡文虎个人当场投资10亿元。

这一公司的经营范围,胡文虎和陈嘉庚等人商定如下:

一、金融:创建福建建设银行;

二、交通:经营航运业、铁路和公路;

三、矿业:开发龙岩煤矿、安溪铁矿及其他矿产;

四、农林水利业:兴办农场、林场和开挖水渠;

五、工业:兴办水泥、水电、造船、化学、织布、造纸及食品罐头业;

六、海产:经营渔业及盐业;

七、特产:经营闽茶、纸、漆、烟叶、笋干、海味、蔬菜、闽南水果、永福花卉、木棉、陶瓷品。

按照胡文虎的愿望,海外闽侨,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十数年之后,吾闽必不下于今日之马来亚。夫如是,则吾子孙,与八闽子弟,无须求糊口于西方、远离乡井于重洋之外矣!”

甚为遗憾的是,这一由南洋华侨团结合作组成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被国民政府“格于法令,未便照准”而否决。但是,陈胡二人弃绝前嫌、团结合作的行动却在南洋华侨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九章 风波陡起 失马安知非福

一篇激扬文字,惹起闽侨是非,风波一闹几个月,幸亏,总经理、总编辑以及半数以上员工都是福建人。风波助《星洲日报》发行量剧增,《星对日报》打破星期天休刊惯例,特别推出《星洲日报》四大张。胡文虎不谙ABC,为何创办英文报?

前面提到胡文虎因受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成功的启发,而创办了《星洲日报》。《星洲日报》是胡文虎星系报业当中的第一张报纸。由于设备较为先进,又在香港聘有专员,每日拍发新闻专电,该报从内容到形式在新加坡都可算得首屈一指了。《星洲日报》第一年周年纪念就刊印了一部60万字的巨型恃刊,16开本,附有南洋各地风光和华侨要人的照片、插图,内文计有900页之多,介绍南洋各地的风土文物,以及一年来的国内外要闻时事,材料详实,图文并茂。特刊全部赠送给南洋各地社团和长期订阅该报的读者,深受欢迎和好评,这在南洋报业史上堪称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由于一周年纪念特刊极为成功,《星洲日报》第二年又出了两周年纪念特刊。

两周年特刊也是洋洋五六十万言,其中很多名家名作,如巴金、丘寂园、罗良铸、赵景深、司徒赞、顾因明、王宣文、温雄飞、张竟生等作家、社会学家都著有颇具社会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及言论。然而,正是这本两周年特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特刊中载有一篇题为《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的万余字的长文,内容是有关当时福建的军事政治情况。该文作者潘柔仲是湖南人,时为《星洲日报》的编辑,曾在厦门《民钟报》任编辑多年,因此对福建的情况比较了解。作者的本意只是客观。地叙述一些福建的现实,孰料竟会引出一场风波。

引出风波的是其中一段关于福建民俗的描述,“闽省民众习俗,亦有足批评者。甲,吾国宿重宗法,祟尚血统,每以异姓乱宗为耻,而闽省独不然,虽诗礼之家,亦养义儿假子,视若己出。非仅以承宗嗣,亦且以强宗族。虽有子多人,犹且广购螟岭。以是人口买卖之风,为各地冠。土匪以之掠劫幼童,拐贩以之掳卖子女,离人骨肉,不可胜计,查其所以不耻异族乱宗之理,厥端有二:一则闽人夙好械斗,每以族之人丁多,以强欺弱。而生息不蕃者,恸己族之遭欺,遂不计及血统,嗣异姓以为后,且以多多为益善盖,如是则可转弱为强,而图报复矣。一则闽人多好远涉异域,以谋生计,而留妻室于故乡。妇女未有生育,寂寞无聊,每嗣义子以自慰,幼小可以承欢膝下,长大也可以协理家政,较之借助他人,计实为得也。”《星洲日报》两周年特刊也如一周年特刊一样,完全赠送给南洋华侨社团和一些长期读者。特刊发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新加坡的闽籍侨胞暗中议论,说《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一文有侮辱福建人之意,尤其是评述民俗的那一段。某些平素对胡文虎心怀不满的人,这时候便想借机生事。他们三番五次开会,派人到马来亚各地,鼓动闽籍同乡,意欲召开闽侨代表大会,正式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

他们初步拟定了三项条件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其一,立即革除该文作者潘柔仲在《星洲日报》的编辑职务;其二,登报声明,取消该文,尚未发出的纪念册则应将该文撕去;其三,登报向福建人道歉。这三项条件如不答应,他们即号召华侨抵制《垦洲日报》,并且进一步抵制胡文虎的永安堂虎标良药。

胡文虎本人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这时候外面已是满城风雨,他才找来文章一读。胡文虎读过文章后,明白某些人是有意小题大作,无事生非。关于螟岭养子之事,当时不但福建存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潘柔仲言及这种普遍存在的现实,谈不上是对福建人的污辱。胡文虎本人是福建人,《星洲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以及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福建人,如真有污辱福建人之意,《星洲日报》本身都断不能容。胡文虎断定那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示决不屈服。

两周年特刊的风潮起于新加坡,逐渐波及到马来亚。一些人对那篇文章不求甚解,甚至根本就没读过,只是听见风就是雨,听说《星洲日报》刊载了侮辱福建人的文章,便愤慨不已,认为《星洲日报》不可饶恕,那个潘柔仲不可饶恕。而闽侨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却自有主见,不会轻易接受挑拨。

这期间,《星付旧报》再三进行针对性的辩论和解释。好在《星洲日报》多数以上的编辑员工都是福建人,这一点比任何辩论和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这场风波前后折腾了几个月,那些兴凤作浪的人最终没能够煽动起多数闽侨更热烈的响应,原定要召开的闽侨代表大会也没能付诸实现。而胡文虎的态度又很强硬,他们原拟提出的三项条件只恐《星洲日报》不会接受,也只好作罢,免得被《星洲日报》置之不理,则更下不了台。

这场文字风波原是有人企图找《星洲日报》的岔子,好让《星洲日报》低低头,可是那些人的目的没能达到,却反而帮了《星洲日报》的忙。《星洲日报》才刚出版两年,很多人还没读过这份报纸,甚至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现在这场风波一闹几个月,无异于给《星洲日报》做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星洲日报》一时间在新加坡、马来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发行量陡然增加了许多。《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恰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的那一年。如果是做别的生意,肯定是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次危机几乎是无处不在,尤其是主要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新加坡、马来亚,更是在劫难逃,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一下子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办报纸却可以说是适逢良机,由于经济危机深重,人们密切关注与自己前途、命运和生计紧密相关的时局的变迁、动荡,报纸不再单单是少数人的精神食粮,而成为大众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

但《星洲日报》能在初期的六七年中,一跃而执新加坡、马来亚各报之牛耳,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选为海内外十大华文报纸之一,绝非偶然侥幸所致。《星洲日报》对南洋社会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当初,新加坡、马来亚逢星期天是没有报纸可看的,因为南洋各地的各种报纸是实行星期日休刊的。

1931年,《星洲日报》率先打破休刊惯例,星期天特别推出《星期刊》四大张,内容除专电要闻外,另有每周评论、经济、文艺、体育等周刊,以及南洋研究、国际问题、妇女界、新闻图片等待辑,内容相当丰富。此举乃华文报中之创举。此后,南洋其他各报也就跟着在星期天出报纸。

新加坡的日报,不来是白天编印,中午前后发行。《星洲日报》却改为夜间工作,早晨出版发行。不久,《星洲日报》又改为分早晚两次出版,早版于早晨6时发行,晚版于午后6时发行。这些改进对报纸业的更有效运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时,没想到它日后竟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这之后,胡文虎办了一连串星系报纸。胡文虎对于办报纸如此热心,令人们感到诧异。特别是在战后,万金油的市场比战前损折了一半以上,胡文虎却还要拼命地办报,这更是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这个一辈子都做着虎标良药生意的胡老先生,难道竟要在风烛残年之际改行,而从必定是赔钱货的新闻报纸中去谋利?

当然不是,胡文虎办报纸向来只为推销他的虎标良药。报纸虽然没给胡文虎真正赚过钱,但带给他的好处却不是钱可以计算的。胡文虎在工商企业和社会事业上起先并无什么大的建树,但不到10年间,就能够与创建过厦门大学的橡胶大王、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庭抗礼。由寂寂无名而成为南洋华侨中的传奇人物,这种成就是报纸而非万金油带给他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令人疑惑的,不懂英文的胡文虎为什么要办英文报?抗战胜利后,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各创办了一张英文《虎报》。

胡文虎办英文报的原因,一是由于他自尊心极强。胡文虎希望自己的言论和有关自己的新闻,能够得到不仅仅是国内人的注意,所以他对社会有什么意见,除在中文报纸刊登之外,还请人译成英文,送到西报去刊登;可是外国人对胡文虎的言论和消息,有时不加重视,不予发表,胡文虎感到屈辱,所以就要自己办英文报。而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权不久易主,万金油因此丧失了国内这个巨大的市场,胡文虎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办英文报是为了开拓新市场。

胡文虎办英文报也许还有家族的原因。胡文虎本人虽然不谙ABC,但他的弟弟胡文豹却是受的英文教育,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几乎是全盘西化的。

第十章 力倡体育 足球远征世界

做运动大会会长,做运动大会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是抛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胡文虎当然乐意,五次运动大会有四次由他主持、捐助。星岛足球队踢败球王李惠堂的华南足球队,又踢赢声名显赫的东方足球队,远征世界,门票抢手,胡好净赚40万元。“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元更开心。

胡文虎对资助体育事业非常有兴趣。他不遗余力把钱投到体育界,当然是有他的小算盘的,那就是贯串于他所有行动中的无处不在的一种广告意识。

做运动大会的会长,做参加运动大会的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是抛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人们对于热心体育运动的头面人物总是怀着钦佩之情、胡文虎自然乐意通过体育这个大舞台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频频看见他这万金油大王,自然就想到万金油,想到虎标良药,胡文虎很善于捕捉和利用这种广告效应。

然而,毋庸置疑,胡文虎热心体育事业,还来自他的爱国赤诚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胡文虎多次在《星洲日报》发表文章,弘扬“体育之功至为伟大”,可以“缎炼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使人“奋发图强,挽救萎靡意志”。他认为体育运动乃是洗却“东亚病夫”之耻的强国之道。

胡文虎亲力亲为,捐资兴建体育设施,主持各地的华人运动大会,对优胜运动者给予重奖。他担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1929年9月,胡文虎到香港主持中华体育运动大会,回到新加坡后,他以兴奋的心情写下《提倡组织新加坡体育会之刍议》,刊发于《星洲日报》上。文章写道:“文虎此次香港归来,满怀感想。参加中华体育会运动大会时,所见选手,均体魄健全,精神焕发,强国之道,或即在此,体育之功,盖至伟大者……”

在胡文虎的倡导下,《星洲日报》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各地华侨,对于体育运动还不甚注意,除有足球、网球、游泳等少数几项运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项目。

1930年,《星洲日报》发起星洲华侨排球竞赛联合会。该竞赛分男女两组,男子队13支,女子队5支,胡文虎设立两大银盾,分别奖给男女冠军。这次竞赛历时长达两个月之久,健儿们奋力拼杀,比赛热闹非凡,激发了许多体育爱好者的兴趣和热情。胡文虎出席了开幕式;比赛结束后,他设筵欢宴各队健儿。《星洲日报》为此特地编印了《华排特刊》,报道描述比赛盛况。

此后,《星洲日报》发起举行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大会拟于1930年冬举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侨运动大会,《星洲日报》一经发起,新加坡各学校社团便积极响应,许多热心人士也自愿投入筹备活动之中。

首届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隆重热烈,与会人数众多,比赛项目丰富,整个新加坡都为之增添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胡文虎身为大会会长,负担大会的经费和全部奖品。

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取得成功,《星洲日报》进一步发动举行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那时候,新加坡还只是包括在马来亚中的一个地区。

马来亚各地华侨领袖云集新加坡,讨论商议大会的各项事宜。在长达半年时间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第一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于1931年4月在新加坡正式拉开了帷幕,胡文虎仍然是大会会长,大会的经费一半由他承担。5天的会期,马来亚各地侨领率领自己的运动健儿奔赴新加坡一试身手,各显神威。运动大会盛况空前。

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自此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举行之前,各地先自行举行运动会,比赛中的优胜选手取得参加大会的资格。第二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于1933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第三届大会于1935年8月在槟榔屿举行,都取得了良好的竞技成绩和社会影响。

1935年10月,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马来亚华侨运动会根据刚刚结束的第三届运动大会的比赛成绩,选拔出男女选手150多人,作为马来亚华侨代表队回国参加比赛。这次的总领队是胡文虎,整个代表队包括选手、教练、职员共200余人,所有比赛项目均有选手参加,服装整齐、阵容浩荡的马来亚华侨队在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胡文虎就是在这次回国时,把他向美国福特汽车厂定制的虎头型汽车开进了大上海。那虎头车张开血盆大口,车灯如电火喷射的两眼,喇叭发出虎吼般的鸣叫,一向见惯世面的上海人这时候都震住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看。上海的报纸报道说,老虎车开进上海滩,上海人变成乡巴佬。胡文虎不仅大出风头,而且又美美地做了一回广告。

在上海期间,胡文虎与上海大亨杜月笙相识相交,在双方朋友的撮合下,举行了结拜把兄弟的仪式。择定良辰吉日,胡文虎和杜月笙携双方友好十几人,一道奔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在杜氏家祠祖宗牌位前,胡文虎供香献花,行三鞠躬礼,再与杜月笙相对三鞠躬,然后交换兰谱,称兄道弟。胡文虎大杜月笙两岁,以兄长居。礼毕,众人在祠中设筵欢庆。

此次参加全国运动会,马来亚华侨代表队在比赛中成绩不俗,其中足球队表现尤为出色。马来亚华侨队奋力拼搏,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是与香港队争夺冠亚军。香港队当时由球王李惠堂任队长。这场球赛观众多达10万人,战情激烈,扣人心弦。马来亚华侨队先破门进球,但后来失利,屈居亚军,虽败犹荣。

1937年这年,胡文虎赞助体育团体,主持了多起比赛。在这种体育风气日益浓厚的情况下,胡文虎提出组织星洲华侨体育总会的建议,对体育总会的组织、任务、活动范围、设备等具体事项都作了详细阐述和拟定。在胡文虎的大力倡导下,马来亚各地的华侨体育团体蓬勃兴起,势如雨后春笋。

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间,新加坡一共举办过5次华侨体育运动会,其中4次都是由胡文虎主持,经费和奖品也是由胡文虎捐资。与此同时,马来亚举办的4次运动大会,也由胡文虎任会长并捐资。

为沟通马来亚体育界与海内外体育界的往来,使之相互交流,胡文虎还提供一切费用赞助,邀请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体育代表团体到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地比赛。应邀参赛的体育健儿无不盛赞胡文虎先生的“竭诚接待”,“使人有宾至如归之乐”。

而说到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的事迹,那实在是令华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壮举。

胡文虎有个儿子叫胡好,年方18,即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社社长,胡好酷爱足球运动,因而他在任期间,着意搜罗了一些一流的足球名将,安排在报社工作,不久就成立了星岛足球队。

星岛足球队身手不凡,在香港甲级足球赛中,踢败当时球王李惠堂的华南足球队,又踢赢当时声名显赫的东方足球队,从此威震香港,令世人瞩目。

40年代,胡文虎曾拨款60万元给胡好,支持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各地,访问比赛,远征队由香港精英华人球员组成,随队的17员虎将均是当时香港球迷偶像,如“神腿”冯景禅、“佛爷”黎兆荣、“猴子”侯榕生、“龙驹”宋灵圣、“拼命三郎”“张金海”、“左脚王”许竟成、“钢门”余耀德。

星岛远征队在香港出发,先在东南亚各地作巡回比赛。在菲律宾六战六胜,在马来亚囚战两胜一和一败,在泰国五战五胜,在缅甸四战四胜,战果辉煌,使香港足球在东南亚赢得“足球王国”的称誉。由于实力雄厚、球艺高超,星岛足球队一路凯歌,门票收入非常可观。数月远征,转战世界五大洲,捷报频传,胡好携百万元而归。胡好奉还父亲胡文虎给的60万元,还净赚40万元。

同时,由于垦岛足球队的远征,使得《星岛日报》也随之名扬世界,销路上升一时间,报馆内外一片欣欣向荣,昌盛祥和的气氛。

外国记者评论道,一个报馆竞拥有如此强大的足球队,敢向国际劲旅挑战,真是了不起,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块钱还要高兴。

胡文虎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有一次,他得知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有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十分愤怒。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中国人出口气。胡文虎在巴西班让开设一个游泳池,给它取名为“华人池”,在游泳池门口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写“只准华人入内游泳”,拒绝洋人入内。众侨胞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胡好逝世后,他一手创建的足球队依然秉承他的遗志,雄风不减。

1966年,星岛又组队远征澳洲和新西兰。这次远征共作11场比赛,战果是五胜六和,保持不败记录。

1971年,星岛足球队又远征美国、加拿大。这次远征的球员多属体力充沛的青少年,攻守快捷灵活,故在球场上有“喷射机”之称誉。星岛足球队在美国、加拿大大获全胜,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星岛足球队严然是世界各地华侨心目中的偶像球队。

为纪念胡好创办星岛体育会和对香港足球运动所作的贡献,香港足球总会接受星岛公司董事长的建议,决定自1988—1989年度秋季开始,举办胡好杯足球慈善赛,球赛的全部收入拨交足球总会作为慈善用途,球赛费用则由星岛机构赞助。胡好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精神在香港足球圈和世界华侨心中将永存。

第十一章 献策转款 朋友一计暴富

胡文虎生病去印尼开刀,李社松献计怂恿胡文豹把兄弟俩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转到胡文豹个人户头上。胡文虎雷霆大怒,李社松轻取50万元。香港虎豹别墅大门上的“虎豹别墅”四字,“豹”字陡然坠下地来,不祥之兆,果然从缅甸传来噩耗。

前面说到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情同手足,堪称兄弟友爱的典范,这虎豹兄弟自父亲去世后,接过父亲在仰光的永安堂药材店,同心同德,共同经营,使永安堂事业日益发达兴旺;两兄弟又娶了两姐妹、亲上加亲,两家人如一家人,让世人羡慕称道。这些都没错,但据知情人传,这兄弟俩到中年之后,由于胡文豹一时糊涂,听信别人摆布,铸成大错,使兄弟情谊陡然破裂,险致反目为仇。

事情是这样的。

1937年,胡文虎得了一种病,遍请新加坡的中西名医诊治,都不见转好,心里很发愁。听人介绍说印尼有个医生对这种病有办法,一开刀就好,胡文虎便想去印尼试试看。谁知他这一去,就出了个大问题。

问题出自一个第三者名叫李社松的人身上。

李社松也是个华侨,与虎豹兄弟从小相识,经常在一起玩耍,后来三个人结为拜把兄弟。胡文虎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又觉得李社松自小一起长大,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依赖,所以对他极为信任和器重,视作自家兄弟般对待。

上海设立虎标永安堂分行之初,胡文虎委任李社松为第一任经理。李社松在缅甸长大,只识得些英文,对中文一窍不通。他到上海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而对于推销药品,又毫无经验,据说他每天就只有在楼上打坐的份儿,根本就不敢到楼下的铺面上去。这样,他生意做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李社松在上海不能适应,胡文虎又调他回新加坡去,由于在当时新加坡那种特殊的华侨社会中,胡文虎用人向来是两项原则并举,一是用人唯才,一是围人唯亲,即无才不用,不亲不用。李社松作为亲信,不久又被胡文虎委任为新加坡虎标永安堂总行的经理,永安堂总行的钱财出入尽由他掌管。李社松与虎豹兄弟同住虎豹别墅,饮食与共,同车出入,真是亲如兄弟。

李社松是虎豹兄弟自小一起玩耍的朋友,年龄自然也与虎豹兄弟相仿,但李社松却尚未婚娶,别人跟他提及婚姻大事时,他总是一口回绝,说要抱定独身,一辈子不打算结婚。胡文虎听见,很感慨他说:“李社松这人何等老实,不嫖不赌,连老婆都不要,一天到晚只给永安堂做事,我到哪里找这样好的人啊,这是天赐给我的啊!”

其实,李社松暗地里有一位与他相好的女人,这女人是他的侄女,多年来对他体贴关怀,早已超越叔侄关系。

胡文虎怪病缠身,无医能治,下决心要到印尼万隆去医治。万隆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医院设备也很现代化,胡文虎打算开刀后在那里疗养一阵。

胡文虎离开新加坡第二天,李社松就对胡文豹说:“文虎年纪到了,这次去印尼开刀危险相当大,万一他开刀死去,你们俩在银行里存的钱未分彼此,就成了他的遗产。你们俩存这么多钱,抽起遗产税来就不得了啦!你最好把银行里的钱全部转到你胡文豹的户头上,这样便成了你胡文豹的私有财产,就算文虎有个好歹,也不必抽遗产税了。”

胡文豹觉得李社松言之有理,把银行里的钱暂时先转到自己名下,万一兄长开刀不利,胡氏家族的财产可以得到保全,不致遭抽遗产税而折损,当然他会把兄长的那一份家产如数分给侄辈们;如果兄长开刀顺利,病除而归,他只要把钱转回到他们兄弟俩的共同的户头上便是了。

胡文豹如此一想,只觉此举有利而无害,便对李社松言听计从,立即办手续,将他们兄弟俩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全部转到自己名下。也许是为了答谢李社松的殷勤献策,胡文豹在银行转款时,还特拨了50万元到李社松的户头上,李社松轻而易举便获得50万元存款。

却说胡文虎到了印尼,在医院一番检查,医生认为他无须开刀。胡文虎在印尼游玩10多日,便打道回新加坡。

兄长突然回来,胡文豹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手足无措,他把转移存款的事说出,不容他解释,胡文虎已气得面无人色。

胡文虎冲着胡文豹拍案骂道:“岂有此理!我人还未死,你就敢将所有的钱归到你名下去,你真做得出啊!你有几个阿嫂和侄子,你分文都不给他们,倒是那个李社松,你凭什么给他50万!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说说这都是为什么!”

兄弟两个从未这样翻过脸,胡文豹一时吓坏了,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内心中本来就有些俱怕兄长,这时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只怕自己浑身长嘴都讲不清了,他好后悔听了李社松的活!他又怕,又悔,又恨自己糊涂,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竟像个孩子似的哭出声来。在胡文虎声色俱厉的追问下,他终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出。

胡文虎一听竟然是李社松的计谋,气得火冒三丈。他一向认为李社松为人忠厚老实,值得信赖,他也从来待李社松不薄,委以重任,亲如兄弟,谁想李社松竟然是这样的阴险奸诈,偏偏胡文豹还要奖励他50万,胡文虎恨得直咬牙。

胡文虎立即就炒了李社松鱿鱼,把他逐出虎豹别墅,与他一刀两断。

李社松被赶出永安堂后,一度曾制造与万金油同类型的药品,想跟胡文虎抢生意,但毕竟资金不足,没能成气候。

炒李社松鱿鱼容易,但虎豹兄弟天衣无缝的手足之情要恢复如初却很难。两兄弟在办公室本来坐一个长型办公台,现在却再不见他们坐一起,胡文虎看见弟弟走进办公室,他便掉头就走,一句话不想同弟弟说,胡文虎逢人便说弟弟傻,不义,没良心,胡文豹有口难辩,只有暗自伤心。

胡文豹后来患了局部瘫痪之症,右脚麻痹不仁,走起路来,步履艰难,要靠人扶持。胡文豹满世界求医,到过德国、美国、日本,看过西医、中医,均不得治疗,医生诊断他脑神经局部中毒,致使无法指挥右脚的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发生战事。胡文豹其时在新加坡,每听到敌机在空中盘桓,他都惊得浑身颤抖,无奈他腿脚不灵,想钻防空洞却跑不动。后来他在城郊的山谷里租了一幢别墅,在地下室里铺一张床,床的方架子上铺了六七张棉被褥,以防炸弹碎片溅落。他整天卧于床上,听见警报就缩作一团。“听天由命罢。”他对人说。

有一次,胡文豹一位很有身份地位的朋友去探望他,看到他处境如此难堪,极为同情,遂替他向当局有关部门说情,请求准许胡文豹出境。当时新加坡当局有限制居民出境的禁令,胡文豹因为确实有病,走警报都走不动,加上这位朋友的身份地位,说话挺管用,当局遂准予他的申请,一家人办了手续,前往缅甸。

缅甸是胡文豹生长的地方,其时尚未遭日军的炮火侵袭。可是胡文豹一家到缅甸不久,马来亚和新加坡便相继沦陷,敌机又盘桓至缅甸的上空。胡文豹便又由仰光逃到乡下去。这期间,胡文豹在昆明的亲友曾派人到缅甸来接他回国内居住,胡丈豹犹豫再三,终于没能成行。之后,缅甸全境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胡文豹虽避于僻隅,却终是寝食难安,郁郁寡欢,终于病逝于乡下。临终之前,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胡清才、胡清德都随侍在侧。

胡文豹临终之前非常想念胡文虎。胡文豹留下遗言,希望兄长对他尚年幼的两个儿子予以照顾,他名下的钱,全部由兄长安排,用来做善事也好,用来做其他事业也好。

胡文虎在香港得到弟弟去世的噩耗,万分悲恸。他的《悼吾弟文豹》催人泪下。“文虎旷观今世,每有兄弟,不知和睦。煮豆燃箕,或亦不惜。文虎每一闻之,辄为之怅惆终日。夫人生最难得者,厥为兄弟。由幼而长,由长而老,相依相慰,岁月至长。以相处最久、相依最深之兄弟,岂可略因细故,而祸起萧墙乎?且兄弟之间,情关手足,允宜互爱互让,永睦永和,庶上无负父母之所生,下亦足示儿女之榜样。今则文虎已无弟矣,虽欲亲之,虽欲爱之,又将何以达之那?呜呼!泉路茫茫,再见何日?人天渺渺,携手无期。读东坡‘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来生未了因’句不禁泣然,而亦欲持之以赠。愿吾弟文豹地下有知,怜吾寂寞,魂兮归来,有以慰我也!”

这当中有一件奇事顺便一提。当香港沦陷的时候,胡文虎是在香港。他起先被日军软禁于一个酒店之中。香港虎豹别墅的正门上方有四个大字:“虎豹别墅”。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是木刻而成,敷以金箔,每个字两尺见方,牢牢嵌钉于门额壁间。有一天,这四个字当中的“豹”字忽然坠下地来,人人都觉诧异,因为这四个字钉得很牢,就算有意要取下来也不容易,何以无人动它,它竟自己从门额上掉下来呢?没过多久,一封从缅甸辗转而来的家信递到胡文虎手上,告知胡文豹已经辞世,胡文虎叫人一查,胡文豹病逝之日,正是那个“豹”字堕地之时。这样奇巧的事真让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

胡文虎听说了弟弟临终前的遗言后,心中更加伤感和感动,他知道弟弟对他这个兄长始终是信赖和尊敬的,过去由于李社松策划转款一事,使他误认为文豹自私不义,对他这兄长有二心,现在他明白自己是误解了文豹,他后悔自己跟文豹发那么大脾气,还一度冷淡了手足之情。

人死不能复生,胡文虎只能用好好履行文豹的遗言,尽心照顾文豹的孩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歉意和对兄弟的挚爱。胡文虎把侄子胡清才送到美国去留学,学成之后,让他在新加坡永安堂总行帮理业务,不久即升他为该行总经理。胡文虎在新加坡发起创设崇侨银行,又介绍文豹的女婿李志城任总经理之职。太平洋战事结束之后,胡文虎捐过不少钱做善事,其中有几笔是用胡文豹遗产捐出的,用以纪念胡文豹。

第十二章 八年抗战 捐款捐物最巨

英国学者说他为抗日贡献的钱财“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官邸会见蒋介石,上前就拍蒋介石肩膀,蒋介石一愣,侍卫们面面相觑。胡文虎却满不在乎:“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看望伤兵,愧无礼物,送每人法币5元。任常务委员,登高而呼,认购救国公债,20万元,30万元,再来250万元。

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文虎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包虎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井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37.8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虎后来捐赠了40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它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常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邸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怕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文虎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包虎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并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37.8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虎后来捐赠了40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它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常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邪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白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何必巴结你们。因此,他见了那些人难免就要故意地作出一种潇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所以,当蒋介石走进会客厅时,胡文虎全然没把他当蒋委只长对待,而是像见了老朋友一般地迎上前去,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如此礼节性的会晤,胡文虎竟然这样随便,蒋介石为之一愣,连侍卫们都面面相觑。但蒋介石还是笑了笑,示意胡文虎在沙发上坐下。会谈结束后,离开那气氛森然的官邸,回到嘉陵新村寓所,胡万里还在担心胡文虎对蒋委员长的动作过于随便,有些失礼。胡文虎却爽朗地笑道:“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也就是这一次在重庆期间,胡文虎参加了伤兵之友同乐大会。

胡文虎穿着皮大衣、戴着绒线便帽走进会场,60多岁的人,身材壮健,红光满面,精神矍烁,像他的名字一样虎虎有生气。当《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代表他发言的时候,他起立脱帽,向全场军人致敬。胡文虎说,华侨在海外地位的提高,全赖祖国抗战的将士。由于他这次仓促从海外赶回祖国开会,没能备带礼物,便当场每人送法币5元,并发给1070元。在场伤兵非常感动,伤兵代表将伤兵之友徽章佩戴在胡文虎的皮大衣,上,表示要“尽最后一滴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国民政府海外部为胡文虎的到来,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欢迎大会。大会气氛热烈而隆重,海外部部长致欢迎辞,胡文虎在会上发言道:“承各界热烈欢迎,愧不敢当。抗战4年,吾则愈战愈强,敌泥足越陷越深,皆系铁一般事实。胜利在望,光明在即,海外侨胞快慰兴奋,不可言喻。当今国难当头,惟如何治疗因忠勇抗战而受伤之荣誉军人,如何救济抗战将士遗孤,如何安慰流离受难同胞,如何救济谕市受空袭受多难胞,以及如何保育难童,皆为当务之急。本人谨愿献呈国币200万元,请政府以30万元救济伤残将士,30万元教养抗战将士遗孤,30万元在重庆建筑平民住宅区,免费同空袭被难同胞住宿,10万元救济流离难民,100万元保舅难童(内70万元捐助战时儿童保育会,30万元捐助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保育难童用)。杯水车薪,聊表寸心而已。”

胡文虎言毕,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胡文虎的爱国义举,令人振奋和鼓舞。

早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新加坡筹赈会,之后扩建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为祖国抗战筹款募捐,胡文虎与陈嘉庚有私人齐蒂,没有加入“南洋总”,但他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大型客属团体——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会长,在南洋客属总会所属的53个分会中,掀起一股抗日筹赈热潮,并以星系报业为阵地,为抗战救国摇旗呐喊,击鼓助威。

星系报业在这一时期以突出版面,大力提倡认购救国公债。由于星系报业的宣传鼓动,从“七·七事变”至1938年底,南洋各地认购救国公债1300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胡文虎:“情没爱国,迥异寻常。”予以嘉奖。

星系报业还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爱国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胡文虎支持和资助报社,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内地抗日前线,仅香港大学就有学生百余人。

这年9月,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特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以作非常时期的开支。为此特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由宋子文、陈立夫分别任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除宋庆龄、孙科外,还有胡文虎、李清泉等26人,领导海内外劝募工作。

胡文虎带头认购20万元,接着又再认购30万元。

宋子文会长致电嘉奖,并提出:“南洋侨胞素具爱国热情,兄系总会常务委员,登高一呼,定更踊跃认购,至盼热烈推进,为叩。”

胡文虎不负期望,在星系各报频频发表文章,号召华侨团结一心,共赴国难,“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胡文虎为表示精忠报国之心,再一次认购救国公债250万元。

胡文虎在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的信中写道:“强邻压境,国势险危,……文虎远寄南邦,责不敢忽,除前已购救国公债20万元外,兹愿再认购30万元,聊尽国民天职。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胡文虎的信在《星洲日报》刊发出来,引起海内外轰动,人们深为他爱国抗日的慷慨热情和赤子之心所感奋。胡文虎的言行无疑是最具感召力和鼓舞性的抗战宣传。

第十三章 大红大紫 战争带来横财

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的前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万金油就在此时成为硬通货和走私品。胡文虎仍然不放松产品宣传,上海报纸上一函一文,既骂了人又做了广告。唯利是图,但赚了钱还是汇回国内,存进国家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已经是著名的“万金油大王”。但是按照当时新加坡、马来亚的水准,他的经济实力尚排不进前10名。南洋一带地大物博,经济繁荣,华侨资本家多如牛毛,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家喻户晓的社会名流不见得名副其实,名不见经传者也许恰是真富甲。永安堂在战前无疑是发了财,但胡文虎毕竟只有一个永安堂,毕竟只经营虎标良药,可以肯定这财是发得有限的。

胡文虎发得大红大紫是在8年抗战时期,他真是发的战争财。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前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即使是日本和日本占领区也是如此,因为日本的化学工业和制药厂都在忙于制造军需品。

虎标良药便在这个时候行销于整个西太平洋区域以及印度洋,包括中国、东南亚和印度这三个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这场战争,使得地球上半数以上的人都在用万金油和虎标良药,人们缺医少药、而虎标良药廉价,方便,适用面广,这便注定了胡文虎要大发特发。在8年抗战期间,万金油成为中国大后方最走俏的大众药品,也是金华一带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大宗走私货品之一。永安堂实现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永安堂的第一次飞跃也是由于战争,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由于投入一切尽可能投入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由于时世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们患了病得不到医疗,有钱难买药,有药无钱买,价格便宜、服用简便的虎标良药就这样被时势推向了广阔的市场。

永安堂的这第二次飞跃远非第一次飞跃可以比拟,它给胡文虎带来的钱财,其数目之多难以估计。这时候的胡文虎真如猛虎下山,报馆一间接一间开;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处修造自行设计的万金油花园和虎豹别墅;他的抗战捐款是“天文数字”。

战争使胡文虎发了横财,即使在日本占领香港和新加坡之后,万金油的制造也从没有停止过。并且胡文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虎标良药的宣传,每有时机,便迅即抓住。“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在上海,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罢课、游行、宣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上海的国民党亢老吴稚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不但不予理睬、支持,反斥骂青年学生:“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而在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又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此转移人民的视线,掩盖自己对抗战的消极态度。胡文虎对此深为不满,电示上海永安堂分行经理胡桂庚,利用做广告的机会给予讽刺,同时达到宣传虎标良药的目的。

时隔数日,上海一些报纸上刊出了两则极为醒目的广告,一则题为《放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全文是一个电函,是河南省某地一用户发给永安堂的,内容是:该用户某月某日突然肚子绞痛,吃了多种药,都不见好,后来服了永安堂制的万金油,少顷,放了几个大屁,就舒坦了。特此致函,表示感谢。

另一则广告题为《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是一篇短文,内容大意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希望大家时时揩点万金油,因为万金油可以提神醒脑,医治百病,保你身体健康,精神焕发。

人们看了这两则广告,只觉开心解气,而吴稚晖之流虽明知遭到了嘲笑和讥讽,却又无从驳击,只得忍气吞声。

日本仁丹一向占据四川各地的市场,使得虎标成药难以插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前所未有地高涨,胡文虎明白打败日本仁丹的时机来到了。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永安堂重庆分行组织了5个宣传大队,排练出许多表现抗日主题的小话剧和小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出。一时间,巴山蜀水到处流传着宣传队员们传播的顺口溜:“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由于抓住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又采取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宣传深入人心,虎标成药很快畅销四川城乡,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在香港沦陷时期,虎标永安堂汇往中国内地的国币多达3000万元。这些钱都是卖万金油得来的。卖万金油怎么会赚这么多的钱呢?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开始禁用港市和国币,市面上准许通用的是日军当局发的一种军票,叫做“丹”。首次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两元港币。时隔不久,又公布了一次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4元港币,港币大大贬值。而在黑市交易上,港币更低于1比4这个比值。

当时港币有大钞小钞之分,大钞面值为100元、500元,小钞面值为1元、5元,由于大钞难以找赎,使用不便,人们普遍喜欢使用小钞,因此小钞的实际价值要比大钞高得多。差额最大时,小钞和大钞的比值达到1比5,即1元小钞抵5元大钞。按照新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个“丹”即值港币大钞20元。而国币的价值更是每况愈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币与港币大钞的比值为4比1,国币与军票的比值为80比1,即1元港币大钞值4元国币,而80元国币仅值1“丹”。

由于港币和国币贬值厉害,人们对港币和国币没有信心,有点余钱也不敢存,还是买成实物比较放心。那么买什么实物呢?万金油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实物。在当时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万金油还能在市面上见到;万金油可以长时期收藏;万金油要脱手时,也很容易抛出去。因此,万金油在这种特殊景况下,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药品,而成为人们争相购买、囤积保值的实物了。

起初,香港刚刚沦陷时,永安堂的万金油存货还很多,但很快就全部批发出去了,市场上供不应求。胡文虎赶紧招兵买马,扩大生产。连胡文虎自己都没想到,在外侮临头、百业调敝之际,独独永安堂竟能够这样格外火爆起来。

万金油的发售价格是由日军所限制,不得随意提价的。但在黑市上,由于人们的大量需求,价格却一天一个样地直线上升,常常是早上的价格到晚上就涨了。起初,每打万金油约值军票四五“丹”,后来竟涨到每打值军票二三十“丹”,相当港币约500元,相当国币约2000元。

当时万金油虽说是在香港抢购成风,但主要却还是流入内地。因为国币贬值,人们也争相购买万金油作为存货。香港人买了万金泊转手倒卖给内地人,从中渔利。万金油一手转一一手,包装纸盒都弄得又脏又破了,还在人们手上倒来倒去。

胡文虎为便利内地客商,在韶关等处的银行开设户头,一些内地客商到香港去采购万金油时,只需把现金存入韶关等处银行胡文虎的户头上,凭银行开出的存款收条到香港永安堂就可以提货。这一着大受内地客商欢迎,胡文虎的生意从此做得更欢。

胡文虎作为一个生意人,自然是要唯利是图的,但在爱国和民族气节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含糊,他卖万金油得来的钱,总是千方百计汇到国内,存在国家银行里。据计,他抗战时期存入国内银行的国币,总计达3000多万元。

第十四章 巧服倭寇 故做亏本生意

胡文虎直指时弊,却又叮嘱星系报业人员:“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友。蒋介石不好骂,其他人可以骂。”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限定永安堂只许每人每次买一盒药,来了个日本宪兵,却偏要买十打万金油,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却是胡文虎导的一出戏。香港闹粮荒,胡文虎做大米生意,为何却吃了亏?

1941年12月8日,灯红酒绿的香港之夜霓光闪烁,突然,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惊呆了正侍入梦的城市: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了!人们遭此突然袭击,一时手足无措。在飞机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中,日本海陆军分头进击,香港没几天就沦陷那时,占据了九龙的日军与英军隔海炮战,虎豹别墅后山成为目标,胡久虎撤出了虎豹别墅,避居在亲友家中。他的太太和儿女们部在新加坡和缅甸,身旁只有胡山和胡好夫妇。炮声不绝,胡文虎静坐花园中观望。

日军全部占领香港后,香港当局的政府要员全部送进了集中营,而一些日军认为是重要的人物则被送到告罗士打酒店。日军解释说,整个城市混乱无序,把这些人物送到告罗士打酒店集中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免遭误伤和误杀,是对他们的优待。胡文虎也是被集中到告罗士打酒店受到“优待”的对象之一。

胡文虎的确是受到了日军的“优待”,在告罗士打酒店,除了失去自由外,饮食起居待遇都很不错。他在酒店里被“优待”了一个多月之后。获释出来。这期间他的虎豹别墅也受到日军特别保护,胡文虎回到虎豹别墅,但见虎豹别墅在战乱中竟完好无损,客厅里陈设的古董、玉器和家具都安然尚在,这实在是万幸。

虎豹别墅的餐厅里悬挂着许多大幅照片,那都是胡文虎与党国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合影,其中有胡文虎与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杜月笙、何应钦等人的合影,而胡文虎与蒋介石的那张握手照是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些照片都是胡文虎引以为荣向人炫耀的资本。这些党国要人都是日本人的敌人,正在和日本人对抗作战,照理日本人是不能容忍在他门的占领区悬挂他们的敌人的照片的,但日本人并没有干涉胡文虎,并没有令他把照片取下。胡文虎说,如果日本人不许他挂这些照片,他一定要表示抗议。

胡文虎是十分讲义气的,星系报时常刊登揭露国民党政治黑暗面,抨击当同时政的文章。胡文虎有时候还亲笔撰文。

直言不讳地指出时弊。但是他却对他所属的星系报业的编辑。记者说:“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友。蒋介石不好骂,其他人可以骂。”

当时的香港。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尤其是粮食和副食品,许多市民食不饱肚。但是日军对虎豹别墅里的胡文虎却并不加以限制,胡文虎要什么就给什么。胡文虎还独自拥有两辆私家车,自由出入,这对于当时的香港市民更是天方便谭,因为市民的私家车多半破日本人强占了去,就算没被强占的,也没有汽油。

那时是日本军阀矶谷廉介作了香港总督,他时常与胡文虎见面,还时常派高级官员来拜访胡文虎。

日本人对胡文虎如此网开一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而是别有用意和企图的。日本人对胡文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胡文虎只是一个商人,对此中深意并不想深究,日本人既然不管他,不妨碍他,他就乐得做他的生意,让永安堂运转起来。

如前所述,水安堂这时空前看好,把从前的存货卖光了,万金油还是供不应求。胡文虎便招工扩厂,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从前存下了不少制药原料。

这时,有一家与日本海军有关系的南进公司,看见虎标良药销路这样好,就想插一杠子,他们提出虎标永安堂的所有药品由南进公司总经销。这实际是巧取豪夺,但胡文虎迫于威慑,不能不答应。胡文虎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允许永安堂在门前向市民零售虎标良药,每人限买一盒。几番交涉,才取得南进公司的同意。

听说永安堂门前能买到虎标良药,市民们一传十、十传百,永安堂门前排起了长龙似的长队。那时候,医药极缺,永安堂能让市民一人一次买一盒壳标良药,市民们自然很惊喜,他们在永安堂门前争先恐后,唯恐买不到,又怕明天不发售。药买了来家常备用,心里踏实,就算用不上,还可以转手卖给别的药铺,从中赚点小利。

胡文虎受南进公司要挟,被迫交出永安堂虎标良药的专卖权,心里是极愤恨不平的,但他又无力与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对抗,这愤恨只能埋藏在心里。可是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与南进公司斗法的机会。

这天,永安堂门前来了个日本宪兵,排在长龙似的长队里买药。轮到他买药了,他一个人要买十打万金油,永安堂的人自然不敢卖给他,南进公司规定每人一次只能买一盒药。这宪兵不依,非要买十打。永安堂的人只好向胡文虎请示。胡文虎马上派了一位懂日文的秘书来。秘书向宪兵解释,永安堂的药已经由南进公司专卖,永安堂不得随便买卖。宪兵非常气愤。就跑到南进公司去质问。宪兵这一去,才弄清楚南进公司原来是海军的一个赚钱的机构。

日本宪兵与日本海军一向不和,两家明争暗斗已久,这买药的宪兵回去把永安堂门前的事一讲,宪兵部正好借题发挥,马上就派人去南进公司拘了经理来讯办。讯办的结果是,永安堂的药品归还永安堂自己专卖,南进公司再不得插手染指。

这一出宪兵买药的戏原是胡文虎导演的。胡文虎明知永安堂无力与南进公司硬斗,但是他知道日本宪兵和日本海军水火不容,争权夺利,这一点正可以加以利用。胡文虎于是暗中托人向日本宪兵司令叫屈,日本宪兵当然不容海军势力扩张,所以便有了宪兵买药这出戏。

胡文虎那时候还做了一桩亏本生意,这桩亏本生意是他有意为之。

胡文虎有个座右铭,叫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以尽国民之职。”永安堂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钱,胡文虎便想散散财,做点好事。

当时香港闹粮荒,胡文虎便想敝大米生意,从外地购运大米来供应香港市民。胡文虎的想法得到一帮朋反响应,不久成立起一家公司,叫中侨公司。胡文虎投资最多,由他担任董事长。当然,在公司成立之先,已征得日军当局的同意。粮荒使香港市民生活在恐慌之中,能够运些大米来,多少可以稳定人心,日军也就同意。

中侨公司买了两艘机帆船到广州市桥去购运大术。两艘机帆船分别叫做“中侨第一号”和“中侨第二号”,从香港出发。运载着万金油、盐或其他物品,在市桥把这些东西卖了,再购运大米回香港。

那个年代能够做大米生意,肯定是要赚大钱的。但是据有关人士说,中侨公司那时运米来香港卖,的确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中侨公司卖出的米,其价格要比市价便宜得多。中侨公司的确是在做亏本的生意,这亏本的钱全部旧在胡文虎的名下。受益的当然是香港市民,不但有米买了,而且是便宜的米。

第十五章 东京之行 媚敌原是假相

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为他惹下一身是非。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公会曾有决议:“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直到1992年,历史才终于有了“谜”底。

在胡文虎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没有找到之前,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争论不休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18日。厦门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道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就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照理,这条新闻的主题应该是大会的会议内容,但是,除《星光日报》外,各家报纸都把重点放在了胡文虎身上。《立人日报》做的是三栏通行大标题: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仅用3号宋体)

声讨胡文虎媚敌(使用持号宋体,达到突出醒目效果。)

而《江声报》的是双栏三行标题:

新闻记者公会

昨检举胡文虎

充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

远在这之前,国内外早已是流言沸沸,说“胡文虎和敌人妥协了,准备在香港复办报纸和开设银行”,说“胡文虎允当伪侨代表,赴东京媚敌,准备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堕落为大汉好了。”沦陷区的报刊则宣扬:“查胡文虎氏前系战派中极有力之华商巨子,抱所谓爱国热忱,致力于救国捐输运动。自大东亚战争勃发后,日军攻陷香港,胡氏在港受日军保护,因之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厦门记者公会的决议案提出后,却未见国防部有“扣留惩办”的行动。盖因“媚敌”和“汉奸”到底不能等同。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曾经颁布《惩治汉好条例》16条,对于“汉奸”,当依法惩治,但是16条中并未包含“媚敌”一说,对于“媚敌”者是否当惩治,如何惩治,尚无法可依。

胡文虎是否任过香港维持会会长,这个问题容易澄清。据考证,香港沦陷期间。就根本没有过维持会这个机构。但是,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一说。又的确是事出有因。

据说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胡文虎和一些被日军认为重要的香港人士软禁在告罗士打酒店时,这些被软禁的“重要”人士曾被逼迫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文虎这期间受到特别“优待”,正是因为日军当局属意于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身陷囹圄,无法直接拒绝,只好推辞说:“我一向做生意,对政治一窍不通,岂能办维持会呢?”

日本人听他悦得在理,不再勉强他,却提出他既然是做生意的,就给皇军做点生意,皇军正缺军粮,让他给皇军筹办军粮。

胡文虎为摆脱香港维持会会长之职,赶紧抓住这个台阶往下溜,他答应道:“当然,当然,这个我内行,在出米的仰光、西贡、曼谷,都有我的分公司,做大米生意都能用得上。”

日本人给胡文虎提供了运米的船只,船上插上日本旗,胡文虎便开始替日本军队买米。胡文虎替日本人买来的米,时常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因此抗战胜利之后,胡文虎没被列入汉奸之列。

以胡文虎惯有的爱国之心,不应有“媚敌”之嫌。

胡文虎被软禁于告罗士打酒店,7天之后,东京派来参谋长主持审讯被俘人员。胡文虎是第一个被提审的。

市讯人员问:“你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丈虎?”

胡文虎回答说:“是。”

审讯人员又问:“就是你大力捐钱给中国政府抗日?”

胡文虎从容回答说:“是,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我当然要捐钱给政府抗日。”

事后,胡文虎对家人说,当时他自度年逾花甲,阅尽沧桑,富贵如浮云。身陷敌中死何足惧,志更不可屈。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杀人如麻,灭绝人性,胡文虎忍无可忍,愤而往见日军总督矶谷廉介,指责日本宪兵队队长野间贤之助的疯狂行为。亲友们替胡文虎捏着把汗,胡文虎却说:“就算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再沉默下去。”

宪兵队队长清水,嗜杀成性,素有“杀人王”之称。有一次实行灯火管制,清水率队巡逻,发现摩利臣山道上的崇正总会楼上露出微光,欲登楼捕人,因大门锁住,即捣毁大门玻璃。第二天又把该会秘书抓去宪兵部队。胡文虎得知,气愤填膺,即以崇正总会会长名义致函清水,谴责他毁坏私人财产。并索赔修理费用。清水理屈词穷,终于认错道歉。

在沦陷期间,日军在香港为所欲为,为筹集军饷,他们开赌开娼,甚至要大开鸦片烟禁。1942年秋,香港大道中荷兰行门外竟公然悬挂起“鸦片零卖8所”的招牌,一些人竟获得毒品专卖权,可以公开贩卖鸦片。胡文虎对此充满义惯,在《香港日报》上发表文章,向日军总督提出抗议。迫于舆论压力,日军收敛了公开贩毒的劣迹,那块“鸦片零卖8所”的招牌也最终被摘下。

那么,依的文虎倔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的正义感。为什么要赴东京往见东条英机呢?

在日本方面,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时值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日军在作战中不断遭到打击,士气大挫。面对现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开始考虑接受他的顾问佐藤贤了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条英机派出“有力人士”到香港,以解决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等问题为由头,邀请胡文虎到东京与东条英机会晤,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企图把胡文虎纳入“和平攻势”,让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驾赴”。记者问及此事,胡文虎回答说:“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食,饿死了不少人。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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