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魂复兴：中国式企业家的命运与转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付克友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商魂复兴：中国式企业家的命运与转型试读：

前言

2013年，注定不平凡，也注定不平静。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企业家也发生了很多大事。

这一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大戏中，一系列巨贪的落马让人看到，一个个依附权力的财富神话破灭；这一年，在国有企业光鲜亮丽的成绩单背后，一些国企尤其央企高管落马引发社会关注；这一年，从“人民公敌”变身“大众情人”的房产大佬任志强，出了一本名叫《野心优雅》的自传，一时风行；这一年，创业青年的人生导师马云和东山再起的励志神话史玉柱，都先后宣布“退休”；这一年，企业家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执行死刑，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这一年，“最著名”的慈善家陈光标，还在不遗余力以慈善秀来推广他的慈善理念；这一年，柳传志“在商言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企业家群体中产生了激烈争论……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年，没有什么比狄更斯《双城记》中那句被无数次引用的名言更合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经历高歌猛进的30多年快速增长后，面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的升级转型，那么中国企业家同样来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与所谓“中国模式”的概念相呼应，作者提出了“中国式企业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不带感情色彩，没有褒贬含义，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也存在“中国式企业家”；中国式企业家，是中国模式下的“蛋”。

中国模式缺少了一味药，那就是企业家精神；中国式企业家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还是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就是不断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并且扩展市场的智慧和勇气，就是在“创造性的破坏中”推动科技应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商业精神，简言之，就是商魂。

若问当下的中国经济最缺的是什么，答案是“企业家精神”；若问未来的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答案还是“企业家精神”。

在市场经济上半场，是中国模式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式企业家；到了市场经济下半场，则必须反过来，由拥有更多企业家精神的中国企业家，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家需要从中国经济的派生产物，变为推动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中国企业家需要找回自己的灵魂——企业家精神，才能不辱使命。

在本书中，笔者以一名媒体观察者的身份，试图从权力、国企、房产、金融、慈善、政治以及市场经济的阶段特征等多角度、多层面，直陈中国企业家缺失企业家精神的种种现象，追问中国企业家缺失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根源，探寻中国企业家复兴企业家精神的可能路径。付克友

序一：叫魂企业家精神

商魂惆怅，从来如此。

中国历史上，没有隆重地祭祀过范蠡这位商人之祖，只是如今文化地产耳热之际，隆重抬出商人夺人眼球。

重农抑商的说法其实不准确，从汉朝盐铁专营开始，是政府自己经商以垄断地位获厚利，理由冠冕堂皇：是为了百姓福祉，商人获利进入自己腰包而朝廷获利则百姓得利。这样的逻辑延续了几千年，但出土的文物与当时的记载显示朝廷提供的铁器之粗劣。

王安石变法传唱至今，直到清末维新变法梁启超还在写《王安石传》总结得失。王安石变法初衷善良，在百姓青黄不接时提供青苗钱，青苗、均输、市易等办法，都是希望抑制豪强以朝廷之力实现公平市场，结果事与愿违，官府的劝导官们权力过大无人敢管，变成强买强卖，百姓则反受其害。

到明代更加有趣，开设皇店，明公正道地在繁华之地开设茶酒等店，雁过拔毛，成为皇家私帑。

政商博弈至今未绝，源于根基不断。一曰与民争利，比如专营制度在先秦就已经设立，官家尝到甜头欲罢不能。不要说战争、饥荒需要钱，朝廷库里总缺那最后一块银，所以专营体制连绵不绝。盐铁等重要物品专营不算，最终连茶酒烟炊具都专营起来，哪里还有民间市场经济的活路。

二曰不承认人性，无奸不商就是反映对商人歧视的现成例子。商人不是活雷锋，他们低买高卖甚至囤积居奇以获厚利，虽然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传统文化对商人赢利总不那么自在和大度，对商业文化大砍大杀，现在找出的商业文化其实是农业文明中沿海残留的一些边角料，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苏杭丝棉出口等，除了明中后期的白银时代，没有在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到乾隆与英国邓嘎尔尼使团发生文化碰撞，传统商业文化没落，新型商业文化窒息，以后不幸与坚船利炮一起到来。

到了市场经济重要三十年的当代，商业生态中还不时浮现出上述两个幽灵。

比如国企理所当然地低价垄断资源，大量廉价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企，而对孙大午非法集资罪定义倒是得又快又狠，银行又何尝不是一种在严厉控制下的专营活动。而进口原油排产权等，无非是石油专营的新式借口。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30年的市场意识不敌数千年的专营传统。

也有改变，还很巨大，轻商变成重商，商学院遍地开花人人补上商业一课，没有人再迂腐地把钱与不道德等量齐观。但在市场规则尚未健全的社会，又发生了另一幕，商业能力常常无法与权力相提并论。通过权力的强行定价，动辄几十亿、几百亿元的收益落入腰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很多貌似还经过了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招标等种种正常手续，如同在造假的文凭上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假印鉴。书中所写的丁书苗就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例子。法治市场基础不稳，政商结合对于市场的腐蚀作用是致命的。翻翻中纪委的案例，俯拾即是。

制度性的贪婪与信仰的缺失相结合，镀金时代的漩涡也就不远了，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公平的法治经济，有尊严的法律是公平的守护神。

清末以来的维新变革史，充斥着西学为体、洋为中用等激烈的争论，百年之后国人有能力认识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本体作用，引进技术如昙花一现，别忘记中国清末强大的海军的覆辙。

作者最后在书中呐喊，建立制度才能捡回商魂，有制度之根才有市场之花。诚哉斯言！

序二：商魂复兴则中国复兴

日本一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说，中国还没有真正的企业家。这话当初有很多人不理解或不服气。其实，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和经理，只不过是国家经济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已，与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劈波斩浪的企业家相比，的确还有不小的距离。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家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乃至与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都紧密相连。

企业家精神为什么重要？

首先，是企业家的聪明才智很重要。在四大生产要素中，最难获得的不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而是企业家才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优秀或成功企业背后都有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可以说，一个企业若没有一位好的带头人，要想获得成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其他三大要素要想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通过企业家对其进行优化组合。

其次，企业家的聪明才智必须靠企业家精神来引领。思想决定高度，精神决定状态，企业家精神最终决定企业才能的发挥程度。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有两个关键要素不可或缺：其一在于他的主要行为特征是追求创新；其二在于他的核心职责是追求合乎道德和法律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行为特征与核心职责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一个人被称为“企业家”，就天然具有了企业家精神。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或者并没有任何创新就可以坐拥巨额利润（比如垄断），那么很难说有什么企业家精神。

就此而言，我大体上认同本书作者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现状的判断。我很赞赏作者不是对此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企业家群体抱以同情和理解，从生存环境和制度土壤去寻找企业家精神缺失的根源。作者把“中国式企业家”作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是有一定道理的。

本来，企业家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经营的内在要求。企业经营的本质是以尽量少的资源创造尽量多的新的社会财富，而中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粗放型、外延式增长。企业外延扩张一般只是增加了企业控制和利用资源的数量，扩大了企业的活动空间，但由于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而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公平的竞争力。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是经济效益而是资产规模扩张、机构发散和业务多元化成为企业经理的首要追求目标。事实证明，这种只重外延扩张忽视内涵发展的企业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精神在此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在内涵发展中，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创新。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我深以为然。

我也认为，企业家群体的不断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或者说，商魂复兴，则国家复兴、民族振兴。

那怎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让企业家群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既需要像本书作者一样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需要由未来的改革发展实践来回答。

序三：期盼商魂复兴

社会合理的经济结构，简而言之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即工、农、商均衡发展。任何社会形态的经济都具有相同的需求，但由于制度的不同，或是统治者的思维局限，不同社会形态的商人会有不同的结局。“无工不富”，是富国家还是富百姓？“无商不活”，是国家活还是民间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其实最关心的是“无农不稳”，因为稳定才是统治者最需要的，把人民固化在土地上种地是历代统治者都奉行的政策或强制的制度。

古往今来，封建社会、专制社会都会打压商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美好的词汇来“褒奖”商人：“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瞒天过海”、“买空卖空”、“无利不早起”、“商人重利轻离别”……简直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在国外，善做生意的犹太人在20世纪还是举世挖苦的对象。可是历代社会的进步哪个时候离开过商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能离开小商小贩吗？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只能在一个贫穷的、原始的社会里存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下很高的功德，但却稀有青史留名的。子贡是经商大才，也只因是孔门高徒而扬名；战国巨贾吕不韦为赢得社会地位从政，却留下毁誉参半的惨淡结局；红顶商人胡雪岩依附权贵致富而又用财富回报国家，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遍寻正史和坊间，罕见商人颂歌，只有商人悲歌、哀歌，无怪作者替“商魂”而“惆怅”！

从农耕时代进入工商时代，产生了资本家，资本家将会成为企业家。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企业家不会再惆怅，也不会再迷茫；但在一个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期、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商人、企业家们却是这个舞台上最深的惆怅者和最痛苦的受害者，或者说是悲喜剧演绎的主人公。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沈太福到曾成杰，商人是一路坎坷，一路悲喜交加……

或许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已经看到了资本家的资本剥削倾向，但他没有看到封建时代的资格剥夺比资本主义的资本剥削要恐怖可怕得多。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进步的时代，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人员能够自由创业，人们相对封建时代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因此资本未必能形成圈住人的笼子，因为“穷没苗富没根”，财富随时变换着主人，尤其在公权力能够公平竞争，能够体现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公民在“等贵贱”的基础上，或许美梦就能成真，“均贫富”就不会带来打家劫舍那样的灾难。何况大多数资本家的归宿最终会走向企业家，如果说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质，那么“创造”、“创新”和“人文关怀”就是企业家的归宿。

什么是企业家？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家是一个稀缺的资源，计划经济时代有工厂，而没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有了企业，却未必有企业家。比如国有企业，他们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官员，能说是企业家吗？众多的小商贩，乃至生产假冒伪劣、有毒食品的非法经营者，他们能是企业家吗？只能叫资本家或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我想，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创新的。没有自由之身，就没有自由之声；没有赤子之身，就没有赤子之心。这些不仅仅是自主经营、经济独立等概念，思想上也是前沿的，他们还要有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而这种企业家只能在民营企业里产生。企业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企业家精神才真正能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呼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其实是呼唤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家仍然会“商魂惆怅”，商人们仍然会“痛苦迷茫”。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市场经济的曙光已经到来。

1 权力笼子

一、“高铁一姐”丁书苗

案发前，她是山西省煤炭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检方指控，她涉嫌非法经营1800亿元之巨，并从中渔利30多亿元，向多人行贿8900万元。

丁书苗本人并没有任何背景。1955年，她生于山西晋城市沁水一个偏僻山村，早年丧母，家境贫寒，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但丁书苗一向颇有经济头脑和商业意识。她在20世纪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就敢于“投机倒把”，去各家收鸡蛋到县城卖，还抓过蝎子，开过小饭店。晋城煤炭资源丰富，拉煤车很多，听说运煤很赚钱后，精明的丁书苗筹钱买了一辆车，自己跑起了煤炭运输。

在乡亲们眼中，丁书苗胆子大，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但她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她觉得靠自己的这种打拼赚不了大钱。

20世纪80年代，山西公路并不发达，大量的煤如何外运一直是个十分头疼的难题。丁书苗看准了铁路运输这个大机遇。铁路运输最重要的是火车车皮，弄到车皮就能赚钱，而这需要关系。于是，丁书苗能说会道、善于搞关系的能力派上了用场。

根据各路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一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当年，没有人脉的丁书苗直接到铁路部门找关系，但人家看她是从农村来的根本不搭理。但丁书苗不死心，蹲在领导宿舍门口，不关门时，她就溜进去，把领导的床单、衬衫、外衣甚至袜子、内裤都拿出去洗。最终，她把领导感动了，获得了车皮。

于是，凭借这样的关系，丁书苗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也获得了走向亿万富翁的“宝贵经验”。

这样的“宝贵经验”，无论对法治社会还是市场经济来说，显然都是一种悲哀。可是对于没关系、没背景的丁书苗来说，她不去给领导洗衣物，还能有什么办法去搞关系呢？

从此，丁书苗一步步结识铁路系统更高级别的官员。不认识领导，她就找领导的保姆、司机或秘书，最后总能顺藤摸瓜找到领导。

依靠和铁路部门的关系，丁书苗获得的“车皮计划”越来越多，后来干脆做起了“车皮计划”的生意。她先靠关系获得车皮，再充当中间人，把车皮转让给需要用车皮运输的个人和企业。与贩煤相比，贩车皮更划得来，只要关系稳定了，就属于包赚不赔的“无本生意”。

接近丁书苗的人士总结说，丁能脱颖而出，全靠与官员的关系，“借来10块钱，她能用其中的8块钱去搞关系”。据公开报道，丁书苗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仅搞定了山西铁路系统官员，后来还跑到郑州，摆平了郑州铁路局的关系。

当然，靠这样的关系手段，丁书苗也摆平了刘志军。1998年，丁书苗在北京经中间人介绍，结识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丁书苗从此“搭上”摇钱树，尤其在2003年刘志军当上铁道部部长之后，在其特有的交往方式下，丁刘二人关系日近，最终获得刘志军深度信任。

丁书苗得意之时，在铁路系统可谓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刘志军判决书显示，从2004年起，他就帮丁书苗“拿车皮”，让丁获利。2007年后，刘志军又在高铁工程中让丁书苗以招投标的“潜规则”牟取暴利。

检方认定，丁书苗通过刘志军干预招标，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中标了“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3标段”、“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楼盘）8标段”等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非法经营数额1788亿余元。这一金额与2010年山西省财政收入（1810亿元）相差无几，同时也是2010年全国铁路投资总额（7074亿元）的四分之一。

丁书苗等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指从这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中，按工程标的额度的1.5%~3.8%，收取共计30余亿元的“中介费”，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共计20余亿元。

丁书苗的辩护律师当庭总结丁书苗的“盈利模式”：即投标人通过中间人找到丁书苗，将投标企业想中标的意思传递给丁书苗，丁书苗写条子递给刘志军，刘志军打招呼让投标的企业中标，企业给中间人中介费，中间人再分给丁书苗。

虽然丁书苗获取巨额利润，但多年来刘志军并不索要，对丁书苗极其信任。丁书苗说，她和刘志军是“铁杆朋友”，“我有了钱，就四处活动，为他引荐各方面重要关系。我为了靠他的权力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对他更加言听计从。”落马后的刘志军曾说，他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丁能为他奔走。

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事实上，丁书苗对刘志军交待的事，也不惜财力，全力以赴，“花多少钱从不吝啬”。原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刘志军担心受到牵连，丁书苗就委派女儿侯军霞四处托人，花费了4400万元，何最终被判14年有期徒刑。2008—2010年，刘志军为了到地方任职省委书记，让丁书苗找关系为其职务调整创造条件，丁书苗向刘志军报告称花了1000万元，实际上花了500万元。相关材料证实，丁书苗涉嫌行贿的这两笔共计4900万余元，均被骗走。

丁书苗在捞取政治资源的同时，也不忘为自己捞取社会资源。案发前，她是扶贫名人，曾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并登上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为了树立这一正面形象，她先后38次向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范增玉行贿4000余万元。

这样一个丁书苗，与其称她为“企业家”，不如称其为“关系活动家”。在丁书苗身上，看不到什么企业家精神，因为关系比企业家精神管用得多，能靠近权力、俘获权力就能拥有牟取暴利的机会。

在这个官商勾结的典型标本里，人们看到贪官和权力监督的制度漏洞背后，站着一个攀附权力的非法商人。然而更应该被看到的是，一个个丁书苗站起来的后果，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被消灭掉。

因为丁书苗树立了一个坏形象。这个坏形象说明，在权力支配过多资源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拼市场、靠创新，哪有依附权力来得快？企业家精神是廉价的，而关系才是王道。

中国为什么很少出现像比尔·盖茨那样具有创新精神和世界胸怀的企业家？在丁书苗案中也许可以找到这个疑问的答案。因为“比尔·盖茨”永远都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产物。就此而言，试问：“刘志军们”扼杀了多少个“比尔·盖茨”？这是比“刘志军肥了一个丁书苗”更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才是“刘志军们”最大的社会危害性所在。

问题是，现实的中国不只有一个刘志军，也不只有一个丁书苗。

二、巨贪门下多巨贾

几乎每一个落马的巨贪背后，都会伴随一个甚至多个企业家的落马，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很多落马的企业家，都牵出了一个个贪官。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截至2013年年底，落马的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就有十余名。这个名单上包括：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原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铁男；原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倪发科；原四川省文联主席，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郭永祥；原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李达球；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以及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等。

如果把时间推移到2014年7月，则已经有超过30名以上副省级以上高官遭到调查。在如火如荼的反腐风暴之下，这个数字显然还将继续创出新高。

随着这些高官的轰然倒下，一批企业家也跟着倒下，而且落马的企业家人数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在2012年12月，李春城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后，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成都国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燕等均被卷入，四川数名厅局级干部及房地产老板亦在公众视野消失多日。

而刘铁男案线索的重要突破口，正是温州籍造纸业商人倪日涛。在造纸业界，倪日涛以擅于资本运作著称，他在短短几年内通过重组大量国有造纸企业迅速做大。其惯常的运作手法是，邀请审批链条上的官员或其家属出任公司股东和高管。在这些官员中，刘铁男是职位最高的那位。2011年11月，《财经》报道倪日涛涉嫌骗贷，以跨国收购加拿大一家造浆厂。而刘铁男之妻郭静华、之子刘德成，曾在倪日涛的涉事公司拥有股份。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曾实名举报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官商勾结”。

这些省部级高官的官商勾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怕是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和苏州金螳螂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首富朱兴良的“二人转”。

2013年7月，金螳螂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一步被异地检查机关带走“协助调查”。10月16日，南京前市长季建业被中纪委从南京带走。而季建业与朱兴良交情深厚，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相识。

2006年，金螳螂登陆深市中小板，成为国内装饰业第一股。上市8年，金螳螂的股价表现犹如一匹黑马，公司复权价接近300元，8年翻了30倍。至2012年，金螳螂年净利达11.11亿元，近三年的净利增幅分别为93.7%、88.5%、51.7%。

这是令人恐怖的数据。总市值逼近300亿元的金螳螂，由此成为苏州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也在2013年以189亿元的身家成为江苏新首富。

事实上，正是季建业与金螳螂在苏州、扬州、南京等地的频繁“交集”，书写了金螳螂的成长史和朱兴良的发家史。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1996—2001年，季建业在昆山为官，最高官至市委书记。2001—2009年，季建业任扬州市市长，2004年后，官至扬州市委书记。在此期间，金螳螂在昆山、扬州频频获单。尤其是季建业主政扬州的8年，金螳螂赢得了IPO前的业绩大冲刺以及上市前三年的业绩大腾飞，几乎垄断了扬州所有政府工程的装潢业务。2009年，季建业移步南京后，金螳螂在南京的生意也开始多了起来。

季建业因在古城南京大拆大建，将偌大的南京城挖得千沟万壑，而被市民取绰号为“季挖挖”，甚至被起了一种动物的名字——“吉娃娃”。

季建业的确是金螳螂的“吉娃娃”。当然，金螳螂也的确是季建业的“金罐罐”。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季建业安家于苏州，但季建业从南京回苏州时，通常都不回家，而是住在朱兴良的金螳螂会所。这一可见二者关系亲密，二可窥见利益输送之一斑。

三、曲高和寡的“不行贿”

企业家是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者。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依附权力，就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当然会对企业家群体形成一种强烈的利益引导机制和示范效应。反过来看，如果不依附权力就寸步难行，也会对企业家精神形成某种逆淘汰机制。

最后，真正的企业家反而被大浪淘沙淘汰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说他“不行贿”，那就需要莫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接受公众的质疑和检验。

万科的创始人王石有这样的勇气。

媒体通常都会给王石两个头衔，登山家和企业家。他表示，如果让他二选一，他会非常果断地选择企业家，因为那是他的立足之本，而登山只是业余爱好。很有意思的是，在2009年，他有了第三个标签，就是“不行贿者王石”。

王石说：“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

有人质疑：个人不行贿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能保证你的公司没有行贿行为吗？王石表示，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的风气存在，但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能做，那么财务上就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王石认为，做生意有三种。第一种是垄断经营，比如电力、石油、电信、铁路运输等，毫无疑问稳赚钱，但外面的人无法进入。第二种是机会主义，像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企业，几乎全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从贸易到股票、地产、期货，都是高额利润行业。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的偶然事件，不具备可持续性。第三种就是稳稳当当、老实本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生意。王石称，第三种就是万科的发展路径。比如，万科不通过各种“行业潜规则”去拿土地，而是通过投标拿地。当然导致的结果是万科往往拿不到便宜的土地和好土地。不过，万科可以从专业方向去谋求出路，到市场上去找办法，去研究客户、研究消费者，继而拿出对策。

在他看来，一个企业在最初起家的时候可能要寻求一些关系或者钻一些政策的空子，但是要持续发展，就不能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逐步规范化和透明化是必然的趋势。

令人悲哀的是，太多人并不相信王石的说法。首先，是不相信“王石不行贿”“万科不行贿”的真实性。其次，是不相信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不行贿也可以像万科和王石这样成功。

这是王石的亲身经历。他有一年到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给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当讲到万科不行贿时，讲师问学生：“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而且王石相信这1/3中有的人还是给他面子才举的手。这种情况持续了8年，直到2008年，他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那位讲师已经成为教授，把第一次讲课的录像放了出来，又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的人数也不过半数而已。

但是不相信王石的，还不只是普通市民，连业内人士也和他唱起了对台戏。

著名开发商任志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王石说不行贿，我觉得是说“我不行贿”，但不等于手下的人不行贿。万科被判刑、被抓起来的人比我们公司多得多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多了，所以他现在才说“我不行贿”，所以他才加强管理。

任志强还放话称：王石老丈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对他的保护也很不错啊，如果不保护，当年那次牢狱之灾后，他可能彻底没戏了。有些东西他心里应该清楚，没有这样一个老丈人，自己会不会比别人更惨？

任志强的潜台词也许是：王石不行贿，只是他不需要行贿了。因为有强硬关系的人罩着他。

不过这样的潜台词也可以用在任志强身上。任志强信誓旦旦称：“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我们不需要官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我更看重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

但是作为红二代，他和许多高层官员都有往来。如他自己所说：俞正声给他的第一本书作过序言；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他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华润的董事；何鲁丽也给他的书写过前言，等等。这些关系在别人看来，那可是金钱买不到的。

换句话说，有强硬关系的任志强，也不需要行贿。

至于第二种不相信的，甚至也包括王石自己。他在一次企业研讨会上就承认：现在的房地产界，行贿是常态，不行贿反倒成了另类。他调查多少人没行过贿，结果举手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这些人“还小心翼翼地看那些没有举手者的脸色，一个个就像小偷一样”。也就是说，王石很清楚业内现状。

另一个房产大佬、2013年新晋的中国首富王健林一边声称“敢打包票”，万达增长只靠市场；一边也承认：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没行贿”，没有几家敢说完全照市场规则经营。

不过，还有两位浙商也敢于公开这样说，一位是鲁冠球，一位是马云。被称为商界“常青树”的鲁冠球坦率地承认，他从来不会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而马云的秘诀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会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

马云和鲁冠球已经成为中国商界的标杆人物。也许恰恰是他们有了今天的成功，从而有了这样的底气。但这更像是基于自身实力的自信，以及面向未来的一种承诺。

四、权力大得装不进笼子

丁书苗案中有一个故事耐人寻味。有一次，她因表现得像“大老粗”，曾被刘志军骂“猪脑子”。

2008年上半年，丁书苗实际控制的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刘志军对她说，铁道部主办的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要召开，要让她的广告公司协调进来参与广告业务。但她什么都不懂，问刘志军开高铁大会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志军说，有20多家国企会参与，她的高铁传媒广告公司可以和这些国企签订合同，做广告业务。丁书苗还没闹明白，就继续问刘志军签这些合同挣不挣钱。“刘志军当时很生气，说我是猪脑子。”丁书苗看刘志军很生气，就没敢再问。之后她按照刘志军的吩咐行事，最终赞助资金1.25亿元转入了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丁书苗说，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办的，只知道钱确实到了公司账上。

这个故事说明，刘志军的权力有多么值钱！

为什么刘志军的一句话，就可以“价值千金”？因为他屁股下面坐着一个铁道部。

在铁道部撤销并组建铁路公司的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是“铁道部资产4.3万亿元，负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但这样一个巨大的数据也被怀疑“太谦虚”。哈尔滨铁路局的一名列车长说，哈铁局的资产就有400多亿元，以铁路每公里2亿元评估，全国近10万公里的铁路线路有20万亿元的资产，这还不包括车站以及铁道部每年购买的机车、工厂等固定资产。

处在这样一个铁道帝国的塔尖，刘志军在很多铁路项目招标中，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高铁行业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实力的拿关系，没实力的才干活。”而高铁项目最小的标底都在十几亿元以上。和房地产项目中的一级开发商、二级开发商一样，中标公司通过关系把项目拿到手后，把工程再次外包给其他公司，自己则可以坐享其成，分掉一大部分“介绍费”。

根据官方信息披露，因刘志军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连并其他相关案件扣押、冻结7.95亿余元人民币，23万余美元、223万余欧元、8525万余港元、15万余加元，冻结股票账户9个，冻结房产37套，冻结伯豪瑞庭酒店100%股份和房产337套，扣押汽车16辆，冻结英才会所100%股权、智波公司60%股权，扣押书画、饰品等物品612件——这只能说明，他的权力太大，掌握的资源太多，受到的制约太少，谋财太容易。

而当权力达到一定高度，甚至可以不用说一句话，就能心照不宣地完成权钱交易。

在官商勾结中，企业家犯罪和企业家精神的沦落，需要从权力身上去找原因。

首先在于权力太大了，其次在于权力受到的制约太少了。而问题是，因为权力太大，制约权力也成了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权力太大，首先表现在政府占据的经济资源太多。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2007年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元是属于民间的，剩下的88万亿元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以2007年为例，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关键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还在以超过GDP和国民收入的速度增长。

政府在拥有这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源之外，还有一项举债的资源，也就是说，政府不仅可以花今天到手的钱，还可以在今天花未来的钱。

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核定，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四级政府负债或将超过14万亿元，和上一轮审计相比，新增债务规模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和机构都做了推算：18万亿元、20万亿元，有外资投行甚至认为会超过24万亿元。

这样庞大的地方债，一方面是权力在今天掌握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未来的经济风险。

权力太大，其次表现在政府的审批权力太多。中国从2001年开始全面启动行政审批改革，先后分六批取消和调整2497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的69.3%。十八大后，中央决定减少行政审批，半年多时间，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但仍然远远没有到位。从中央来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就更是多如牛毛。《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近三年1539家受调查企业每家每年平均向政府申报审批项目17.67个，单个项目涉及的审批部门平均为5.67个、审批程序平均为9.4道，受调查企业审批时间最长项目的平均值为171.35天，其中最长约为1500天。

权力如此之大，如何把权力装得进笼子？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腐败的经济学原理》写道，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里，腐败现象多，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相对于要监督的对象的数目来说，法律健全起来太难了；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

权力装不进笼子，就会成为企业家精神的笼子。这个笼子关住的，还不止是现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和创富源泉。

五、“国考热”这面镜子

2013年9月11日，在诺贝尔奖北京论坛上，2006年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谈到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问题时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他表示：“我们希望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对妈妈说：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公务员，但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菲尔普斯认为。

与菲尔普斯的警告相呼应的是，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国考热。

按照媒体的统计，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报名人数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2014年的152万人，20年间涨了344倍。招录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

随着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确立及完善，国考从无到有，从早期的几百个岗位小范围试点，到近年来每年招录1万个职位左右；报名人数也从最初的数千，稳定为连续6年突破百万。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数字，是每年的最热职位。高居榜首的是2013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招录1人，吸引了9411人报考，堪称“万里挑一”。此外，2011年，“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技能与科技处主任科员”的竞争比例也达到4961∶1；201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科研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的竞争比例为3992∶1。

至于2014年，有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竞争比例达到7183∶1，第二名是该研究室下“研究二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比例达到6510∶1。

国考热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行政权力的“热”与市场权利的“冷”，并主导了优秀人才尤其是企业家人才的流向。

的确，公务员队伍也需要优秀的人才。但是一个社会优秀的人才，尤其是企业家人才资源总是稀缺的，太多的优秀人才往公务员队伍跑，显然并非公众利益和社会财富最大化的优化配置。

事实上，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政府的职责只是提供公共产品，进行财富再分配，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当大量的企业家人才集中在政府部门，无疑是对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企业家才可能被用到寻租、腐败等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去。而当更多的企业家人才在市场中从事工商业活动，才算人尽其才，他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降低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是什么因素左右了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配置呢？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关键就看这个社会是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还是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前者意味着行政权力，后者意味着市场权利。前者向后者的转型，就犹如当年的下海热，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人才投身市场，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然而，这种转型遇到了难题。“国考热”反映出企业家人才的流向发生了某种改变。77∶1的录取比例，可以看成是人才资源的一种“国进民退”，那么，与之相辅相成的，正是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国进民退”。

一方面，权力太大，掌握的资源太多，对年轻人产生强大的诱惑力。

对每个年轻人来说，他们争当公务员，其实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人才浪费的非理性选择。根源就在于权力支配太多资源。人才资源的配置，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一种结果。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了年轻人的职业走向。年轻人争做公务员，表面上看是为了有更好的福利，更稳的饭碗；深层次看，却反映出权力能够支配更多的资源。

另一方面，市场受到压迫，自由空间不够，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降低。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版全球经商报告显示，中国经商环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1位。这很能说明问题。

当社会不再激励和奖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权力，从财富再分配中获取利益，结果必然是价值创造部门的萎缩，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衰落。权力吸引了年轻人的同时，权力也就“浪费”了年轻人。而浪费年轻人，就是浪费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命运。

不过，这个过程中似乎也存在企业家人才“国退民进”的现象。在2013年，广州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从商，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以及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下海，成为格力副总裁，为媒体所关注。但这恐怕还很难说纯粹是市场吸引力的结果，实际上是积累的官场资源提供了一个快捷的下海直通车，因此更像是权力配置资源的表现。“一穷二白”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才更能说明问题。

要从整体上改变人才资源的流向，激发社会的企业家精神，说到底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首先就要政府更多地退出市场，缩减权力。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结实，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

而怎么检验成效？一个最简单而又可信的标准，就是看中国的年轻人是否还在争当公务员。

2 国有病灶

一、垄断的“是与非”

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国企搞得好吗？李荣融的答案是“好”，而且“非常好”。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3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企业数量达到95家(包含港台企业)，占19%，继续位列世界第二。这也是中国企业连续第十年实现财富500强榜单上的数量增长。此外，上榜企业总收入为5.2万亿美元，占500强总收入的17%。同时，在2013年财富500强新上榜的31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成，达18家，是新上榜企业的国家中最多的。从1995—2013年这18年间，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增长30多倍。

要明白，中国内地大部分的世界500强都是国企，民营企业可谓凤毛麟角。新上榜的16家企业中，仅有两家为民营企业。

在榜单前十位中有3家是中国企业，其中中石油、中石化分别比上一年前进一位，位居第四和第五；国家电网位列第七，与2012年持平。毫无疑问，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国有央企。

而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3中国企业500强”上，中石化以2.83万亿元营收连续九年排名第一，中石油和国家电网以2.68万亿元、1.88万亿元紧随其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中国建筑、中海油分列四~十位。它们无一例外，也都是国有央企。

按照李荣融2010年的说法，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它们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最能赚钱。

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全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2556.8亿元，其中央企企更是日进斗金。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中国烟草总公司当年净利润为1177亿元，日赚约3.2亿元。另外，中石油、中国移动、中海油、中石化、神华集团每日分别可净赚3.4亿元、2.66亿元、2.03亿元、1.98亿元、1.28亿元。

而银行业，更是其中的“最赚钱行业”。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有15家商业银行入选，15家银行总计实现营业收入4.26万亿元，占上榜企业营收总额的8.5%，平均收入利润率为23.6%。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总额只有500强总和的6.2%，但利润却占到500强总额的35.6%。

官方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8.2%；净利润也翻了近一倍，由4642.7亿元增加到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上缴税金由5779.9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年均增长17.6%。

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赚钱的国有企业，难道搞得还不“好”吗？

第二个问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为什么搞得这么“好”？答案是垄断和不公平竞争。

2010年9月14日，刚刚卸任国资委主任一职的李荣融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3个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

这就是引发广泛争议的“垄断有功”论。

据统计，2013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约有60%的总部集中在北京，包括三大石油企业、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它们就是垄断的典型代表。

李荣融如是说：“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央企要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央企搞得好的标志就是要有影响力。在目前的央企中，国有资本在石油、电信、电力、军工等行业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就是控制力。”

控制力的本质就是垄断。如果说央企的垄断“有功”的，那么它们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暴利。

这些央企的暴利，是靠改善治理结构、压缩管理成本、增强竞争能力赚的吗？非也，行政垄断的地位就是一根财源滚滚的“吸钱管”。这些央企的暴利，是靠中国500强甚至世界500强的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打拼来的吗？非也，它们的“吸钱管”连接的正是国内消费者的钱袋。

比如，垄断下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就为中石化、中石油赚得钵满盘满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3年3月26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出台成品油价格机制完善方案，将调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取消4%的调价幅度限制，并调整挂靠油种。而之前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是2008年年底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时确立的。四年多时间里，国家对成品油价格进行了10降15升共25次调整。油价升多降少，饱受消费者诟病。

该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名义上“与国际油价接轨”，但实际上却与市场机制格格不入。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价格来作为国内油价的初始价格。事实上，这个初始价格一开始就被人为定在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相对国际油价，国内油价一直存在下调的空间。但因后来“与国际接轨”，按4%的条件与国际油价随波逐流，这个巨大空间也就一直存在，并成为石油巨头的暴利来源。

在全球化的市场上，石油巨头们的确是参与竞争的市场化主体，但是同时它们在国内却是不折不扣的垄断企业。这种日益膨胀的垄断地位，成为它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左右逢源的筹码。

在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国有银行垄断地位之下，利率管制形成的存贷款利差，成为暴利的主要来源。根据A股上市银行发布的2012年年报显示，16家上市银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1.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6%；然而同期A股全体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合计不过1.92万亿元，同比增速仅为0.59%。

有这样的垄断地位，有这样的价格机制保驾护航，国企能搞不好吗？但是这样的“好”，显然和企业家精神无关。

第三个问题：国企是不是搞得真的“好”？答案是未必。

光鲜的数据，可能掩盖着真相。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曾经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报告指出，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而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

在财政补贴方面，1994—2006年，国家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2.92亿元。2007年后对一般经营性企业的亏损补贴已基本取消，但事实上对企业的补贴仍然存在。2007—2009年，在有整体巨额利润的情况下，中石油和中石化仍然获得共774亿元的补贴。2008—2009年，两家航空企业、五家电力集团和两家电网公司共获得国资委约160亿元左右的注资。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另外，由于中国征收的资源税较低，如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考虑到这些成本，国有企业利润又要减少一块。

若还原国有企业真实成本，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有如此巨大的隐性成本垫底，有天生优越的竞争优势抬轿，企业家精神失去了应有的激励机制。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显示，虽然整体上看，民企远远落后于央企，但说到效率，央企则远在民企之后。2009年，民企500强企业税后净利润与2008年相比增长32.84%，达到2179.52亿元，但央企只要两家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能压垮民企。这两家公司当年的净利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

事实上，有垄断的“功劳”，就没有了真实的效率，更没有了企业家精神的用武之地。这是国企的一种病灶。

二、谁的央企

在2012年“两会”期间，上市公司深发展年报显示：2011年全年支付员工工资51.6亿元，平均年薪27.8万元，同比增长80.6%。如此薪酬，引来舆论热议。

对此，李荣融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上表示，银行薪酬高不高，要放在市场中来看，企业绩效好就高。

李荣融为国企老总打抱不平说：“我们这些国企老总，是把信念、把国家、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这么干。假如去民企，早就被抢光了。我退下来后多少人抢？市场经济中都有个价位，一个运动员年薪几千万，因为他进球啊；一个老总高薪，因为他会赚钱啊。”

一个企业老总的薪酬，应该是对他企业家精神的奖赏。问题是，垄断国企的效益好，很难说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同时，企业家是能赚钱，也是知道怎么省钱和怎么花钱的人。企业家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最大化利润的追逐，也体现在对成本的控制、对利润的分配上面。最大化地回报股权所有者，应该是企业家天然的使命。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可以说是要回归央企的使命。

央企是谁的央企？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全国人民的央企。全国人民是央企的产权所有人，也应当分享央企红利——这是央企存在的理由。近年来，虽然央企逐渐上交少部分红利，但与其巨额利润相比不过九牛一毛。有关部门声称，央企在改善民生、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众的感觉却不同。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下降；另一方面，央企的利润却逐年走高，2012年116家央企累计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央企又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比如油价、房价。

也就是说，纳税人不仅没有享受到央企的好处，还在承受央企带来的高昂成本。或者说，是全国人们在养着国企、央企。

那么，谁在享受国企、央企的好处？

有媒体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年薪进行整理，发现2012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87家在职员工平均年薪为111357元，相比2011年平均年薪102965元增长了8.2%，是私企平均年薪的3.8倍。它同时也提到，央企职工工资的涨幅有减缓的趋势，然而垄断企业的工资仍然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除了显性工资较高外，还有不少隐形福利、灰色收入更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拉大。2013年5月，审计署就曾通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山东有限公司就虚列支出套取资金1400余万元用于招待费及职工福利。2009—2011年，中国移动集团总部、中国移动研究院在福利费中为职工购买不记名多用途健身卡2400余万元，实际可用于健身、餐饮、购物等活动。

这等于是国有垄断体制内外的“一国两制”。即国有垄断行业往往依靠行政干预，垄断社会资源牟取暴利，一旦进入垄断行业者往往就获得了体制内身份，从而安享垄断福利；而身处体制外的更多民众，则不得不面临激烈的人力市场竞争，在竞争行业中获取社会平均工资。

在垄断体制内的人看来，这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并因而心安理得。2010年，中石油的日均盈利3.83亿元，日均销售管理费3.32亿元，而职工的人均薪酬也高达13.4万元。中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表示：“现在外面喜欢用一个总数据除以365天，算每天赚钱多少，我也来做一个除法：去年中石油纳税3182亿元，等于每天交税8.72亿元。在国税局每100元税收中，中石油贡献了4元。”

在垄断体制外的民众看来，国企尤其是央企似乎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

事实上，央企内部也同样存在收入差距的鸿沟。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即便是正式员工，高管、中层管理人员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也不可同日而语。

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中石油某公司内部，一个处级干部年薪能达到25万，而一般员工不过3万。至于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的工资收入，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

这说明了垄断行业里的薪水在不同人群中，也存在从高到低的“差序格局”。在体制之内，也有的人吃肉，有的人喝汤，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铁板一块。

而享受高薪的国企老总们，就是这“差序格局”的金字塔塔尖的那一群人。

但他们的高薪，不过是公开的那部分收入。由于长期以来国企内部的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明、责任不清，无论是国资委的监管还是企业内部的监管，都处于双向失灵状态，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这为部分国企高管腐败提供了条件，部分国企资产和利润也进入了他们的口袋。

从铁道部到中国移动到“两桶油”，一再发生的央企高管群体性腐败案触目惊心，却并不出人意料。

2013年9月1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已有包括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四名高管两天之内被查，其中一人担任副总经理尚未满月。

2009年8月，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以受贿近2亿元领刑死缓。案发后，除了近2亿元的贿款，甚至大量名贵烟酒让专案组要用货车拖，装有厚厚大面额礼品卡的信封塞满办公室的抽屉，许多都没有启过封。法庭上面对1.95亿元的巨额贿款进行质证时，他说这些钱是几个建筑商朋友逢年过节的“心意”。

蒋洁敏和陈同海，作为两大能源帝国的掌门人，他们是核心战略资源的掌控者，经常一支笔批示决定，重大工程的招投标形同虚设。绝对权力失去了有效监督，必然意味着腐败。

而在公开的薪酬福利与暗箱操作的腐败之外，还存在国有资产和利润流失的巨大灰色地带。

2009年，网络曝出“中石化大楼安装1200万元天价吊灯”、“中石化2.4亿元奢华装修”。中石化回应称，位于中石化大楼中厅的吊灯高4米、直径6.5米，全部造价156.16万元。紧接着，媒体又曝光“中石油总部新大厦，造价高达50亿，光马桶就花了50万元”的消息。垄断国企的奢侈浪费之风，引发民众批评。

2011年4月，有网民爆料称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购买几百万元高档酒。后来，中石化展开调查得到证实，酒品主要用于“非油品业务”。显然，这不过是中石化高档消费和巨额接待费用的冰山一角。

2013年3月，中国铁建2012年年报显示，该上市央企全年业务招待费为8.37亿元，公众质疑声四起。10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了对中国铁建的处理和问责情况，57人被通报批评、8人被党纪政纪处分、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中国铁建并不孤独，以2012年年报披露口径为例，18家央企上市公司招待费超31亿元，业内称谁都经不住查。

巨额招待费暴露的同样是监督体制乏力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市场本身是一种最有效的监督。因为唯有市场才能判断一个企业的成败得失，才能促使企业加强管理、缩减成本、追逐利润。

但在一个国有垄断的市场里，价格信号基本失灵，所有成本与收益都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来判断这些国企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缺少了市场竞争，经营者利用“内部人控制”的信息优势中饱私囊、奢侈挥霍，也很难发现和监督。

监督体制乏力，监督成本太高，企业家精神难以考核和检验，这也是国企的一种病灶。

三、必然的“陈久霖”

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处于垄断行业之中，也不是所有的垄断企业都一直在垄断领域中坐享其成。一部分国有企业也需要到市场中去参与竞争——尽管往往是带着政策优势的不平等竞争；特别是很多垄断央企走出国门之后，也需要与国际竞争对手一决高下。

然而，尽管国企享有得天独厚的各种优势，但在风起云涌、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却因为某些与生俱来的缺陷而无法经受考验。“陈久霖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标本。

自从2009年1月20日从新加坡出狱归国后，“陈久霖”就改名“陈九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这位一度顶着“航油大王”、“打工皇帝”等多顶耀眼光环的风云人物再度复出，担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我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经历比较坎坷，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在新加坡坐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牢，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在2012年长江商学院MBA世界经济论坛上，陈久霖在主题演讲中的开场白。

客观地说，陈久霖是个能人。

1997年，中航油集团将陈久霖派到新加坡的时候，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已经亏损两年、停业两年，只剩一个空壳。母公司只给了他21.9万美元和一个副手。在陈久霖的腾挪运转下，中国航油完成了从一家纯粹的石油贸易企业向多元化能源投资公司的转型，并于2001年实现了在新加坡主板的上市。到了2004年9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超过1.5亿美元，是陈久霖接手时的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

然而，陈久霖并不满足于传统的交易模式，开始涉足石油期货衍生品交易。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石油价格陡然上涨，陈久霖计算失误，亏损惨重。为了掩盖损失，他违规动用公司的其他资金用来补仓，结果爆出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震动全国。

在新加坡，中航油事件被认为是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有些新闻媒体甚至把陈久霖和1994年搞垮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克·里森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尼克·里森”。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判处陈久霖入狱服刑四年零三个月。

一个能人就这样走进了监狱。

当尼克·里森自称“流氓交易员”，大谈“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陈久霖却没有讲“我是如何搞垮中航油的”——毕竟，有集团撑腰，中航油并没有垮。而且，他非常反感将自己和尼克·里森相提并论。

陈久霖是对的。他的确和尼克·里森有本质不同，因为他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上结出来的一枚苦果。

据报道，按照中航油内部规定，如果每笔交易损失超过35万美元，应该报告公司最高层，如果每笔交易的损失达到50万美元，则应立即中止交易，以控制风险进一步扩大。但很明显，在中航油事件中，这一机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否则的话，陈久霖早该悬崖勒马了。不难发现，中航油已经陷入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危机，陈久霖成了独断专行的“当家人”。

同时，监管者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当中航油出现严重账面亏损，现金难以为继之时，陈久霖提出“内部救助方案”，索要资金数目为2.5亿美元之巨。集团明知陈久霖在违规操作进行投机性交易，但是并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制止，果断叫停，而是继续支持，最终酿成大祸。

当然，陈久霖最后成了过错的最大承担着。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也不过是国企某些天生缺陷的“替罪羔羊”。

这些国企的天生缺陷，不妨称之为国企经营者摆脱不掉的“病灶”。

人们常用民企“原罪”来笼统地指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初的“原始积累”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污点，但这个词也许用在国营企业家们身上更为合适。因为毕竟有的民营企业家还是靠合法手段起家的，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原罪”的阴影；而国有企业家们身上的“原罪”却与生俱来，自始至终都如影随形地存在着。这种“原罪”就表现在经营者利益与国有资产所有者利益脱节，它内生于国企的产权和管理制度。

很简单，企业是国家控股，经营成败得失是由全民承担，而企业领导者却最多拿乌纱帽来卸责。亏了不是自己承担，但是豪赌一把赚了却可能是自己的功劳，要么得名获利，要么仕途坦荡。尽管国资委作为代理人对国企进行着监督，然而家大业大如何监督得过来？何况国资委官员也不可能对每个行业充分了解，至少不如掌控公司的“内部人”那么了解。如果要提高公司效率，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那么就必须赋予经理人更多的自由空间；而在监管乏力的情况下，这无疑又容易掉入“陈久霖式陷阱”。

尼克·里森曾经反思道，“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是不会有机会开始这项犯罪的”。但是，对于里森来说，不仅在中航油，在更多的国有企业里，他都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机会。陈久霖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正是这样的机会，打开了他身上“原罪”的闸门。就此而言，“陈久霖事件”几乎是必然的。没有陈久霖，也有“张久霖”、“李久霖”。

必然的“陈久霖”，带来必然的决策失误。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左右。国企正是决策失误的重灾区。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情况：在其2012年审计调查的53家中央骨干企业中，有1784项重大经济决策不合规，形成损失及潜在损失45.57亿元。比如，五矿集团的多项投资因失误、违规、调研不充分等，导致多个项目投资初步计算损失达到3.7亿元。

为什么国企领导“善于”决策失误？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经营的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家“敢于”决策失误，因为企业是他们自己的，赚了也是自己的，他们当然有百分之百的积极性去搜集市场信息，尽最大努力作出准确的判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即使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受雇于人，除了要考虑到老板虎视耽耽的监督，也要考虑到自身的市场身价，如果一旦决策失误，就会名誉扫地。

但是国企就不同了。这些领导者本身就是行政任命的，而并非市场选拔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企业家素质、经营者才干都是一个未知数。即使任命的是个能人，也并不能保证他有充分的热情来经营企业，因为他的最终目的并非成就一个大企业家。行政的目标与市场的目标在这里并不一致。

陈久霖后来在一篇《中国缺乏真正的企业家》中认为，“创新、冒险、执着和担当”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要允许企业家失败。他也一直在为自己辩护，称从事金融期货衍生品投机造成的巨大亏损，乃是一个封闭的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他不过经历了一场冒险，而且也勇于承担了冒险的代价。

但是这种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显然与国企的性质格格不入。这是国企的又一种病灶。

四、“褚橙”的寓言

2013年11月12日，进军农业板块的联想控股召开发布会，宣布继蓝莓之后，推出其第二个旗舰水果产品“佳沃金艳果”猕猴桃，发布会上“褚橙柳桃”的组合产品同步上市。

柳桃，当然是指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猕猴桃；而褚橙，乃是指昔日“烟王”褚时健种的云冠橙。

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1999年1月9日因贪污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2400亩荒山开始种橙。

10年后，这2400亩荒山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云冠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2012年11月，褚橙通过电商售卖，引发全国抢购热潮。当年，“褚橙”基地产值7695万元，实现利润3599万元。84岁的褚时健成为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于是，褚时健的云冠橙有了独步天下的名字——“褚橙”，也有人叫它“励志橙”。“品褚橙，任平生”成为贴在“褚橙”上的励志标签。2013年“双十一”当天，“励志橙”的电商销量已经超过了2012年总销量。

柳传志为什么要和褚时健合作？他说：“我非常敬佩褚时健。”

正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但是，“褚橙”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从“中国烟草大王”到阶下囚，再从阶下囚到80多岁的亿万富翁的人生传奇，它还是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寓言。

毫无疑问，褚时健具有杰出的经营才能。自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他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烟草企业红塔集团。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元。“红塔山”品牌价值经评估高达400亿元，成为中国第一大品牌。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

褚时健创造了“红塔神话”，而神话的谢幕也内生于国企的体制之中。“三合一”制度的实行，让褚时健当时身兼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玉溪卷烟厂厂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三职，集产销和管理大权于一身。办事效率固然很高，然而权利过于集中却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这也使管理上漏洞百出。“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

与此同时，褚时健18年来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漏洞百出的管理体制，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给了褚时健太多机会找回一点点平衡。

按照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褚时健的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后法院认定犯罪金额为174万美元。

褚时健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褚案由此引发了对“59岁现象”即“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在国企中，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核心的问题在于：应该怎么给国企经营者个人贡献定价？事情发生后，据相关采访了解，红塔集团的很多人都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

当时有评论者写到：就在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按照这样的比例，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元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褚时健落马后，其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一直为褚时健抱屈，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在周其仁看来，市场里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在传统企业理论那里，是资本雇佣劳动，甚至资本雇佣企业家；然而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如今这种资本特性更加凸显。因此，要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柳传志为此感慨自己是“幸运的褚时健”。他认为国家应该反思，像这样的能够下金蛋的母鸡怎么去保护他们。

的确，柳传志是幸运的，联想为此提供了一个正面教材。1993年，时年49岁的柳传志迈出了股权改革的第一步，他找到了当时的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得到了员工每年35%的利润分红。在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元，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

但是，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健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成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

褚时健出山种橙，似乎就是要反击这样的“政策论”。他的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事实上，褚时健的老来创业，也充分证明和检验了他的企业家精神。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在管理烟厂时，他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烟厂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烟厂的原料也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而在果园，有一百多农户300多人在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来不以次充好。

褚时建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2000多元，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1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到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才能检验一个企业家的成色。

这就是“褚橙”的寓言。

这又绝不是一个人的寓言。即使没有柳传志幸运，褚时健也能够东山再起，在不幸中又凸显了幸运。像华晨的仰融、科龙的潘宁、健力宝的李经纬等，他们都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黯然离场，甚至郁郁而终，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才是“褚橙”的寓言中最沉痛的那一部分。“褚时健们”的命运，考问企业家精神的逆淘汰机制——这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一种病灶。

国有企业的这些病灶，意味着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国有企业抑制企业家精神，因为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想要打破国企宿命，就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国企改革。事实上，当国企在经济总量上占比下降的同时，活力增强、效率提高，反而更利于国有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只有实行国企改革，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调动起全社会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创造就业、创造价值、创造税收的效果。

张维迎相信，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的经济总量如果真正降低到GDP的10%以下，中国未来的十年会充满希望，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可以实现，中国人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希望和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于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竞相迸发和创富源泉的充分涌流。

3 泡沫英雄

一、任志强的预言

任志强之所以成为“人民公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房价高涨、怨声载道的时候，他一直力挺房价，并且语出惊人，声称“开发商只给富人盖房子”云云，犯了众怒。

任志强之所以成为“大众情人”，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他对于楼市的观点被不断印证，再加上他敢于无所顾忌、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所谓“任大炮”名不虚传，弹无虚发。而他在微博上的“任氏鸡汤”、“任氏言说”，以及与另一名著名开发商潘石屹的密切互动，则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的确，关于中国房价，任志强是一个成功的预言家。随着他对的次数越多，骂他的人就越来越少，赞他的人就越来越多。

2013年5月，任志强在厦门出席某活动时曾说：“这十年来我有9次说过房价会涨，结果每次都涨，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真信我话的那1%、2%，买了也确实都涨了、赚了。”对于一个他被无数个人、无数次地提问过的问题——什么时候买房合适，他就一个回答：“只要你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买房。”

任志强所言不虚。比如，2009年8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不会超过5年，北京房价就将进入5万元时代。结果，他的预言3年就提前实现了。

2012年年底，任志强曾预言第二年3月全国房价将要暴涨。深圳英联不动产董事长郭建波在微博上立下赌约：“如果到明年3月份中国楼市能走出任志强刚刚忽悠的又一波上涨行情，我将于明年‘两会’的开幕当天在北京长安街裸奔十公里。如果是相反的行情，请任志强先生在和您一起忽悠的媒体上公开道歉。”

结果，任志强笑傲江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数据显示，68个城市新房价格均上涨，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领跑全国。其中，北京、广州、深圳涨幅均超2%。

郭建波在微博上认输，并向微博@平安北京提出申请，要裸奔长安街。当然，其结果是没能“如愿以偿”。

而且，任志强赢的可不只是同行或所谓民间“意见领袖”，他还赢了大牌的专家和经济学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谢国忠。

作为独立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曾因成功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也曾预测A股会在2008年从6000多点跌至2000点而备受关注，还于2009年预测世界在2012年遭遇经济危机，但在中国楼市的预言上却屡屡失手。

2004年，谢国忠在发表《有史以来的最大房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一文后，就一直唱空中国楼市。2013年年初，他说中国楼市还没跌到底；2013年6月他又说，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房价未来五年内暴跌50%云云。

谢国忠十年如一日的错误预言，与任志强十年如一日的成功预言，形成了鲜明对比。

于是，任志强在赢得“任大炮”的外号之外，又众望所归地获得“任赢赢”和“预言帝”的美称。有人惊呼：任志强之外，在中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预测房价最准的恐怕都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在观点市场上的竞争中，任志强无疑成为胜利者。问题在于，关于房价的观点竞争，往往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任志强说，你什么时候买房，以后的房价都会比现在高，信他的人都赚了。但是有些专家却一直在说，房价要跌，“刚需们”燃起的买房欲望，在犹豫徘徊中迟迟不肯下手，结果又给耽误了。

在网络上，一篇名为《资深人士眼中的买房时机》如是说：最佳的买房时机，总是在错过之后，大多数人才追悔莫及——这样的故事，剧情老套，但却总在重复上演，引发无数共鸣。

于是，观点的竞争，转化为利益的得失。利益的得失，也左右了观点的选择。任志强的很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都因为他成功的预言而被消解，甚至被视为真知灼见。任志强对房价的预言总是对的，网上甚至有流传这样的说法：“跟着任志强有肉吃”、“信志强，住洋房”。于是，他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的，偏激和狂妄也成了一种可爱的个性。

比如，任志强说“房子没有胸罩贵”，理由是：一个房产项目从开发到最终完成要好几年，你做一套衣服用多久？再说，胸罩那么大一点，要好几百块钱，按平米算，比房子贵多了。

又比如，任志强说“开发商不能公布成本”，理由是：这等于让一个男人把自己老婆的衣服全部扒光，让大众目测三围。

还有什么“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什么“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什么“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什么“工资在涨GDP在涨房价不涨不符合经济规律”，什么“30岁以下的买房占比高达30%以上就是因为中国的房子太便宜”，什么“老百姓完全有能力消费200万元以上的房子”，什么“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等等。

这些观点，未必都错，甚至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是对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和任志强对房价的预言有着高度一致的逻辑，即站稳了开发商的立场。

任志强为什么总是说房价要涨？因为房价一直上涨最有利于开发商利益；任志强为什么会有那些惊人之语？因为他需要时时刻刻为开发商的利益辩护。

当然，作为一个开发商，为开发商的利益代言，本身无可厚非。

任志强的强大之处，在于为此找到了经济规律和经济学常识的强大武器，即将中国房地产市场放在供需格局下，分析楼市的来龙去脉，从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比如，他认为土地财政背后的政府垄断，造成了当前地王频出的现象，也限制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而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缺位，又推高了商品房需求。乃至于他所谓“买不起房关开发商什么事”、“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之类听起来很刺耳的话，也充满了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思维。

市场思维当然也没有错。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它“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是这样”。正是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任志强混淆了概念。

比如，对房价的预测，作为一种事实判断，任志强总是对的。但他又认为，现有的房价“不应该跌”，似乎只有一路高涨，才符合市场规律。

按他认同的市场规律，现在的房价，是供需受到严重扭曲形成的；既然供需受到严重扭曲，那么无疑存在水分和泡沫。但是，任志强却不承认其中的水分和泡沫，这显得自相矛盾。

也就是说，任志强同时手握市场经济规律的矛与盾，进攻的时候就用矛，看似正确而锋利；防守的时候就用盾，凸显顽固而坚硬。

问题在于：任志强的预言，即任志强的事实判断，为什么总是对的呢？

因为泡沫。任志强站在开发商利益的角度，只需要一味地看涨；中国房地产泡沫，为任志强预言的无往不胜总是创造着条件。

二、泡沫造英雄

在中国房价问题上，谢国忠为什么老是错，而任志强为什么总是对呢？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会输给一个房地产老总。

有人评论说，谢国忠所受的整个经济学训练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他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原理、规则，他赖以推演的逻辑、参照物和方法论，都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思维。一句话，他的经济学思想资源滋生于成熟的西方经济体土壤。而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呢，还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半市场半计划半自由半垄断的经济体。市场经济原理，在其他地方也许行之有效，但在我们这里就不管用了。

还有人将谢国忠与任志强的比拼，看成一场理论与现实的比拼。即谢国忠他对中国房价的预测过于偏重于理论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有点纸上谈兵。而任志强呢，身为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对于房价的把控不局限于理论，更多的是从事实和销售数据出发，因此预测准确度极高。

任志强有自己的说法：“从2003年以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研究所（ZREICO）有几十个博士，天天在做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中国最完整的房地产报告就是我们做的。每次我们的报告一出来，住建部就赶紧打电话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办公厅，所有重大经济部门都来找我要。”

对于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任志强不仅熟读，而且研究透彻。业内也流传，说任志强可能是中国读书最多的开发商。尤其是各种数据他信手拈来、历年文件如数家珍的本事，令众多自称是房地产专家的人也感到汗颜。据说，早年曾有人力荐任志强出任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司长，但他似乎更喜欢“地产总理”这个在野封号。

评论者没有看到，任志强也没有承认的一点是：他在中国房地产泡沫中如鱼得水。房地产泡沫的持续存在，与他的预言的方向高度契合，从而支撑并不断实现他的预言。

但是，任志强却根本不承认房地产市场有泡沫。

用任志强的话说：“泡沫是世界经济融入中国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只有将粉丝卖到鱼翅的价格才是泡沫。房地产就是‘鱼翅’，而鱼翅贵不是泡沫，粉丝有粉丝的价格，也不是泡沫。”

在任志强看来，即便北京商品房达到每平方米10万元的天价，也不算泡沫。问题是，房地产是“鱼翅”吗？天底下有只涨不跌的“鱼翅”吗？

任志强说“有”，而且说“有”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就发表言论称，按照北京现在的房价增长速度，25年后，每平米房价超过80万元非常容易。

董藩的依据之一，是京城房地产价格多年来平均走势。1987年，京城平均房价约为500元。2012年，上涨至均价2万元。上涨约40倍，平均涨幅为15%。按此趋势再涨25年，2万元乘以40倍，可不正好是每平方米80万元吗？按董藩的分析，房价由今天的水平涨到全国平均每平方米9万元、北京平均80万元，并不需要太高的年均涨幅，以明显低于过去25年的涨幅就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当然，董藩还列举了推动全国房价上升的十大因素，包括：大拆大建、人口增长、城市化、家庭裂变、生活方式演化、区际人口整合、经济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异、城乡阶层意识、群居意识等。

这些因素成为否定房地产泡沫的理由。比如人口增长，中国尚未达到人口增长的高峰，估计还有2亿~3亿的人口增长空间，而且10年内肯定会修改计划生育法规，放松管制；比如，城市化进程，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按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城市化过程结束，还要持续20年以上。

还有这么多新增的住房“刚需”，怎么能说存在泡沫呢？这些理由看起来非常强大。

的确，这些都是支撑中国房价高涨的理由，但它们都不是否定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理由，更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继续存在泡沫的借口。

事实上，要证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证据太多了。比如，房价收入比。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2~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而目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15倍，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则超过50倍，远远超过国际标准。又比如，房价租金比。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房价持续上涨，租金却停滞不前，房价上涨幅度远远超过租金上涨幅度。国际上公认的房价租金比的上限是300，而中国中心城市的这一指标一般都在400以上，有些房价奇高的城市超过600甚至达到1000以上。这说明，如果不考虑通胀等其他因素影响，投资者通过收取租金方式收回投资房产的本金，需要50年甚至80年，而每年的投资回报还不及1年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罗伯特·希勒与中国关系密切，曾多次到访中国，并多次提及对中国房地产的看法，称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

希勒说，“我们在加州用电脑分析房价和收入比，看到的数字是8倍和10倍，我们就觉得太高了。如果是8倍，就要花8年的总收入买房”

对于中国的一线城市来说，美国加州显然是小巫见大巫。2009年，罗伯特·希勒就曾经对上海的房价表示担忧：“早前听说过上海的房价，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说，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买一套房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房子？答案是他预期房价还会上升。人是有投机心理的，他觉得以后房子肯定还会涨，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非理性的。”

也有评论者称希勒“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无知”：根据美国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得出中国楼市泡沫极为严重，这份严谨还不如中国大妈！

问题是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可不止希勒。世界顶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就坦言很想在中国买房，但又担心被中国房市泡沫套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出席《财经》2014年年会时也称依靠房地产不靠谱，称这些行业并不提供多少工作机会，大多数的经济收入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

外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但是对他们的逆耳忠言也需要洗耳恭听。比如克林顿的警告，就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关键特征——房地产业的财富集聚和贫富分化效应。

在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取代“饮料大王”宗庆后，以86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登顶中国富豪榜。就在前一年，王健林的资产还与860亿元相去甚远，为488亿元。一年间财富增长了372亿元，平均每天赚1.019亿元，平均每分钟赚70776元！也就是说，王健林要想买辆奔驰车，只需10分钟；1个小时的收入就能买下1套424万元的房子。是什么魔力让其资产在1年的时间里迅速增加？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功不可没——万达集团旗下拥有71座购物广场和40家五星级酒店。

中国富豪榜上，房地产商云集可谓一大景观。2013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富豪数仅次于美国。分行业来看，全世界富豪行业比例中位居第一者为房地产业。但是，别忘了，中国为此作出了大贡献。在全球十大房地产商中，有7人在中国，1人在美国，2人在英国。排名前五均为香港房地产商，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与恒大地产的许家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