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安妮·弗兰克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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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新课标)试读：
译序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最初，她只是为自己而写。后来在1944年的一天，荷兰流亡政府的一名成员——戈利特·博克斯坦，在从伦敦发出的广播中宣布，战争结束后，他希望能收集见证德国占领下荷兰人民苦难的材料，使这些材料可以被大众所看到，还特别提到信件和日记作为例子。
受这次讲话的启发，安妮·弗兰克决定战争结束后，她将出版一本以自己日记为基础的书。她开始改写并校对她的日记，对文章进行了改进，删去那些她认为不够精彩的段落，并根据回忆加入其他人的一些故事。与此同时，她继续写初始日记。学术著作《安妮·弗兰克日记：评述版》（1989），把安妮最初未经修改的日记称为A版，以区别于她修改过的第二本日记，即我们所知的B版。
安妮最后一次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八名藏匿中的犹太人被逮捕。米普·吉斯和贝普·沃斯库吉尔这两名大楼工作人员发现安妮的日记散落在地上，为安全起见，米普·吉斯将这些日记塞进一个桌子的抽屉里。战争结束后，她确证了安妮已经去世，便把这些无人读过的日记交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
经再三考虑，奥托·弗兰克决定圆女儿出版日记的愿望。他从A版和B版中挑选出一些材料，编成一个较短的版本，后来被称为C版，即全世界读者所知道的《一位少女的日记》。
在挑选的过程中，奥托·弗兰克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力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书的篇幅要短，这样才适合在荷兰出版社的系列丛书中出版。其次，安妮有关性的一些段落被删节了，在1947年日记初版时，大胆地描写性并不常见，在写给年轻人的书中更不可能出现。另外，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奥托·弗兰克也删节了一些对他妻子和后屋其他成员的冷语。安妮·弗兰克从十三岁开始写日记起，到十五岁不得不搁笔为止，毫无保留地记录下她的喜好和嫌恶。
1980年奥托·弗兰克去世时，留下遗言将女儿的手稿赠予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由于从日记出版之日起，它的真实性就遭到质疑，所以战争文献资料馆进行了彻底调查。最终，日记确证无疑纯属真实的时候，连同一份详尽调查结果即被整本出版。《评述版》不仅包含有A、B、C三个版本，还附有弗兰克家的背景资料、有关被捕和发配的情况、安妮笔记的检验、所用得到的文献资料等。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奥托·弗兰克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他女儿的著作权，后来决定为广大读者出版一个新的扩展版本。新版本绝不可能影响到由奥托·弗兰克所编辑的旧版本的真实性，因为旧版本已经把日记及它所涵盖的信息传播给了上百万人。编撰扩展版的任务交给了同是作家和翻译家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Mirjam Pressler）。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资助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最终版，包含近百分之三十的新内容，将会让读者更敏锐地洞见安妮的内心世界。
1998年出现了过去不为人知的日记原稿。现在，经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允许，一篇署期为1944年2月8日的长段文章将添加到已出版的日记中。1942年6月20日记录的简短日记这里未作改动，因为日记已包含一个更加详细的文本。此外，依照最新发现，1942年11月7日的日记被改到1943年10月30日中。更多信息请读者参阅修订版《评述版》。
在写B版本的时候，安妮为她书中出现的人物起了假名。最初她想称自己为安妮·奥利斯，后来又想改为安妮·罗宾。奥托·弗兰克选择用真实的名字称自己的家人，其他人则遵从安妮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帮助后屋成员的人现在已众所周知。在本版本中，帮助者将采用真名，因为他们理应如此。其他人的名字均采用《评述版》中的假名。对于那些希望保密身份的人，战争文献资料馆随意选用了字头缩写。
后屋其他藏匿者的真实姓名如下：
范·佩尔斯家（来自德国奥斯纳布吕克）
奥古斯特·范·佩尔斯（生于1900年9月9日）
赫尔曼·范·佩尔斯（生于1898年3月31日）
彼得·范·佩尔斯（生于1926年11月8日）
安妮在她的手稿中称之为：佩特罗内拉、汉斯和阿尔弗雷德·范·丹；而在书中称之为：佩特罗内拉、赫尔曼和彼得·范·丹。
弗里兹·普费弗尔（生于1889年4月30日，德国基森）
安妮在手稿及书中都称为：阿尔贝特·杜赛尔。
读者应该清楚，此版本大多依据安妮将近十五岁时所作的B版日记。安妮偶尔会回顾评注她早期完成的一些段落。这些评注在此版本中被一一抄录。当然，我们对安妮的拼写和语法错误都做了改正。另外，文章基本保持原样，因为在一份历史材料上试图做出任何编辑和阐述都是欠妥的。朱碧恒
1942年6月12日星期五
希望我可以完全信赖你，以前我从没有信赖过谁。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巨大支柱和安慰。
1942年9月28日（评注）
迄今你确是我的慰藉之源，所以吉蒂，我现在经常动笔。用这种写日记的方式会更好些。如今我迫不及待地在你这儿涂写东西。
啊，把你带来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4日星期日
我将从得到你的那一刻开始记起，那时我看到你和我的其他生日礼物一起摆在桌上。（买你的时候我也在场，但那不算。）
6月12日，星期五，我六点钟就醒了，不足为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不过我当然不能马上起床，所以我必须抑制我的好奇心直到差一刻七点。那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便跑到餐厅，在那儿我的猫咪莫奇蹭着我的腿表示热烈欢迎。
一过七点我就跑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客厅打开我的礼物。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你，大概是我最好的礼物了。然后桌上还有一束玫瑰，几朵芍药和一盆植物，更多礼物将会在白天送到。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件蓝色衬衫、一盘棋、一瓶在我看来尝着像葡萄酒的葡萄汁（葡萄酒说到底也是用葡萄做成的）、一副拼图游戏、一瓶润肤霜、二点五荷兰盾和两本书的礼券。我还得到了一本《暗箱》（但是玛戈特已经有这本书了，于是我用它换了别的），一盘自制曲奇（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已经成为烤曲奇的能手了），很多糖果和妈妈做的草莓馅饼。还有来自奶奶的一封信，来得正是时候，不过肯定仅仅是一种巧合。
后来汉尼莉来找我，我们去了学校。在休息时间，我请老师和同学们吃曲奇饼干，之后我们不得不继续学习。我到五点钟才回家，因为我和其他同学去了体育馆。（我不能参加体育运动，因为我的肩膀和髋骨容易脱臼。）由于我过生日，就由我来选择同学们玩哪项运动，我选了排球。之后，他们把我围成一圈唱生日歌。我回到家的时候，桑妮·雷德曼已经到了。伊尔丝·瓦格纳、汉尼莉·哥斯拉和雅克琳娜·范·马森在体育课后同我一道回来，因为我们在一个班。汉尼莉和桑妮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人们见了我们三个总是说：“安妮、汉妮、桑妮来了。”我上犹太中学的时候才认识了雅克琳娜·范·马森，现在，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尼莉最好的朋友，桑妮去了另一所学校，在那里有她自己的朋友。
他们送给我一本很美的书，约瑟夫·科恩的《荷兰故事与传奇》，但是错给了我第二册，于是我用其他两册换了第一册。爱莲娜姨妈给我买了一副拼图游戏，斯蒂芬妮姨妈送给我一枚漂亮的胸针，蕾妮姨妈送了我一本恐怖小说：《黛西的山间度假》。
今天早上躺在浴池中，我想如果有一条像任丁丁一样的狗该有多好啊。我也会叫它任丁丁，把它带到学校，让它待在门房，或天气好的时候放在自行车架边上。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像我这样的人写日记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不仅因为我未曾这样做过，还因为在我看来，以后，无论我或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真心告白感兴趣。然而，那有什么关系？我想写，而且更甚于此，我想说出深埋在心里的各种事情。“纸比人有耐心”。在某个有些伤感的日子，我手托下巴坐着，感到超级无聊又无精打采，以至不能决定是外出还是待在家里，最后还是待在原地沉思。此时我想到这句话。不错，纸确实更有耐心。我不打算把这个被尊封为“日记”的硬皮笔记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不然可能没有人会在乎。
现在又回到了促使我写日记的首要问题上：我没有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感到她在这世界上非常孤独。当然事实却也并非如此。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约三十个我会称之为朋友的人。我有成串的爱慕者，他们爱慕的眼光不能离开我的面容，有时甚至借助一面破镜子努力在班上偷窥我。我有一个家族，有亲切的阿姨们、姑姑们，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是啊，表面看来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朋友在一起时所想的就是怎样玩得开心。除了一些日常话题之外就别无其他可谈。我们似乎不能更亲近一点儿，这就是问题所在。也许是我的原因使我们不能彼此信任。但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不幸的是，这不大可能改变。这就是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
为了增强这位我期待已久的朋友的形象魅力，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下一些枯燥的事件，而是想让日记本身成为我的朋友，我将称她为吉蒂。
如果我突然开始，没有人会理解我给吉蒂讲的故事，所以，尽管不情愿，我还是会简单描述一下我的生活。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可亲的父亲，他在娶我母亲时三十六岁，母亲当时二十五岁。姐姐玛戈特于1926年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随后我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一直待到四岁。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于1933年移居荷兰。他成为当时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总经理。我的母亲，伊迪丝·荷兰德·弗兰克，9月份随父亲去了荷兰，我和玛戈特被送到亚琛与外婆同住。玛戈特11月到了荷兰，我次年2月抵达。当时我作为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突然被摆在了桌子上。
不久我进了蒙台梭利幼儿园。我在那儿一直待到六岁，然后上了一年级。六年级时候的老师是校长库佩鲁太太。在学年结束时，我们都泪流满面，真是一场心碎的离别。因为我要上玛戈特所在的那所犹太中学了。
我们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因为留在德国的亲戚在希特勒的反犹法律下受苦受难。1938年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个舅舅逃离德国，在北美找到了安身之处。年迈的外婆与我们相聚，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寥寥无几。先是战争，随后是荷兰投降，德国人接踵而至，此时正是我们这些犹太人麻烦的开始。我们的自由受到一系列反犹法令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枚黄星；犹太人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犹太人不能开车，即使是自己的也不行；犹太人只允许在下午三到五点购物；犹太人只能光顾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之后到早上六点之前不能在大街上行走；犹太人不能逛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能进入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运动场地；犹太人不能划船；犹太人不能参加任何一项公共体育运动；晚上八点之后犹太人不能坐在自家或朋友家的花园里；犹太人不准拜访基督教徒；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生活依旧。雅克琳娜常常对我说：“我不敢做任何事了，因为我怕那些可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要做手术，我的生日没有庆祝。1940年夏天，我的生日也没怎么过，因为荷兰的战争刚结束。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频繁地想她，我也依然很爱她。1942年的这个生日是为了弥补其他的生日，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了。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这样就到了如今的这一天——1942年6月20日，我的日记正式贡献价值之日。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吉蒂：我就直接开始吧。现在是如此安静，爸爸妈妈不在，玛戈特和几个年轻人到她朋友特力家玩乒乓球去了。最近我也经常打乒乓球，我们五个女孩还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叫作“小熊座减二”，一个很傻的名字，不过是源于一个错误。我们想给自己的俱乐部起个特别的名字，因为我们只有五个人，于是就想到了小熊座。我们以为它是由五颗星组成，但结果证明我们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这就是“减二”的由来。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套乒乓球具，她的家人允许我们随时在她家宽敞的餐厅玩。我们五个人喜爱吃冰淇淋，特别是在夏天。因为打球时会发热，所以，结束后我们通常会去附近犹太人开的“德尔菲”或“绿洲”冰淇淋店。我们已经不再搜寻钱包或钱了，因为大部分时间“绿洲”都会满客，我们总能在认识的人中找到几位慷慨的男士或爱慕者，他们买给我们的冰淇淋一个星期都吃不完。
我猜想，听到我这样年纪的人就谈论爱慕者，你一定感到奇怪。这种恶习在我们学校很猖獗！这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要视情况而定。只要一个男孩问到是否可以和我一道骑车回家，我们就开始聊天，十有八九我确信他马上就会迷恋上我，不让我走出他的视线。这种热情最终会平静下来，尤其是当我无视他火热的目光并漫不经心地往前骑的时候。如果太不像话以至于瞎扯什么“要得到父亲的允许”，我就来个小小的急转弯，这样我的书包就会掉到地上，小伙子不得不跳下车捡起来交给我，而那时我将会转入一个新话题。这些算是最规矩的人了。当然，还有一些向你抛飞吻或者企图抓你胳膊的家伙，可惜他们真是找错对象了。我会跳下车拒绝同他们一起前行，或者假装受辱并明明白白地让他们走人。
今天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奠定了友谊的基础。明天见！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吉蒂：我们全班人都提心吊胆的，原因当然是即将召开的教师会，会上老师们会决定谁升级谁留级。班上半数人都在打赌。我和G.Z．实在受不了背后的C.N．和雅克那两个可笑的家伙。他们把假期攒的钱全都压在了赌注上。从早到晚地说：“你会升级。”“不会。”“会。”甚至G.Z．请求安静的目光和我火气爆发的脾气都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照我说，班上的笨蛋多得是，四分之一的人都应该留级。不过老师是这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人了，也许这一次他们会回到正道上。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女朋友和我自己，我们都会顺利通过。我唯一不大有把握的就是数学。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只能是耐心等待。在那之前，我们都互相加油。
我和所有的老师都相处得很好。我们一共有十位老师，七位男老师三位女老师。教数学的基辛是个老顽固，很长一段时间他因我太能说话而对我十分恼火。在几次警告之后，他给我布置了一个额外作业。一篇关于“话匣子”的作文。话匣子！你能写出什么呢？我决定一会儿再解决这个问题。我把题目草草抄在笔记本上塞进书包，试着保持安静。
那天晚上，做完其他作业之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笔记本的题目上。咬着自来水笔尖，我开始琢磨这个题目。每个人都能用组织有序的话信口开河，可技巧在于用有力的论点证明说话的必要性。我左思右想，突然有了主意，于是写满了基辛先生规定的三页纸，感到非常满意。我的论点是：谈话是一种女性特征，我会尽力去控制，不过肯定不会脱离习惯，因为我的母亲即使不比我话多，但也和我一样爱讲话。你能拿遗传特质有什么办法呢？
基辛先生嘲笑了我的论点，可当我在下节课继续喋喋不休时，他又布置了一篇作文。这次的题目是《无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写好交给基辛先生，他整整两节课没有任何抱怨。可在第三节课时他又忍无可忍了：“安妮·弗兰克，作为对你课堂乱说话的惩罚，作一篇题为《爱饶舌的鸭小姐说：嘎嘎嘎》的作文。”
班上同学哄堂大笑。尽管我在话匣子这个题目上的创意已经穷尽，我也还是笑了起来。我得别出心裁，想出非常新颖的东西。我的朋友桑妮写得一手好诗，她答应帮我写一篇从头到尾用诗体写成的作文。我欣喜若狂。基辛本打算用这可笑的题目取笑我，我将回敬他。
诗写好了，真是太完美了！写的是一个鸭妈妈、一个天鹅爸爸和它们的三只鸭宝宝的故事。由于鸭宝宝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天鹅爸爸把它们咬死了。幸好，基辛能正确地看待这个笑话。夹着他自己的评语，他在我们班和许多别的班诵读了这首诗。从那以后我可以说话了，再也没有额外作业，反倒是基辛先生近来老开玩笑。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天气闷热，每个人都热得直喘，这种炙烤下我还得四处乱晃。现在才体会到能乘电车有多好，不过现在犹太人已经不允许享受这种奢侈了，能步行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昨天午餐时间我不得不到扬罗肯街去看牙。那儿离我们位于市立公园的学校有很长一段路，到了下午上课的时候，我趴在桌上几乎要睡着了，幸好有人请我喝了点什么，牙医助手真是位好心人。
我们唯一剩下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船。约瑟夫·以色列斯卡德河边的船夫，只要我们一叫就立刻载上我们。如今的悲惨日子不能怪荷兰人。
我真希望可以不用去上学。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丢了，为了安全起见，爸爸把妈妈的自行车也送到一个基督徒家里。不过谢天谢地，暑期临近，一星期后烦恼将荡然无存。
昨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我经过自行车架的时候，听到有人叫我。我四处环顾，发现是前一天晚上在我朋友维尔玛家碰到的那个帅小伙。他是维尔玛的第二代表兄弟。我以前觉得维尔玛很不错，她确实如此，不过，她谈论的都是男孩，让人感到无聊。他有些腼腆地向我走来，自我介绍说叫赫洛·希尔伯贝格。我有点惊讶，不知道他想怎样，好在没让我等多久。他问我是否愿意让他陪我去学校。“既然你顺路，那么就一起吧。”我回答道。这样我们就一起走。赫洛十六岁，会讲各种有趣的故事。
他今天早上也等我了，我想从今往后他都会如此。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
亲爱的吉蒂：毕业典礼星期五在犹太剧场如期举行。我的成绩并不坏，得了一个D，代数为C-，其他都是B，其中两门B+，两门B-。父母也很高兴，但在分数问题上他们与其他家长不同。他们不大关心我的成绩是好是坏，只要我健康快乐，不老顶嘴，他们就满意了。如果这三样没问题，其他事情就顺其自然。
我恰恰相反。我不想当个差学生。我来犹太中学是有条件的。我本应留在蒙台梭利学校上七年级，可所有的犹太小孩不得不上犹太学校，艾尔特先生在一番说服下最终接受了我和莉丝·哥斯拉。尽管莉丝得补考几何，但她今年也过关了。
可怜的莉丝，她在家学习可不那么容易。她那个被惯坏了的两岁的小妹妹，整天在她房间里玩耍。如果加比不能为所欲为，她就开始尖叫；可如果莉丝不照看她，哥斯拉太太又会尖叫。因此莉丝很难写家庭作业。既然情况如此，她上辅导课也无济于事。哥斯拉一家人真是很有趣。哥斯拉太太的父母就住在隔壁，一家人一起吃饭。此外还有一个女佣，一个幼儿，时常不在家并且心不在焉的哥斯拉先生，以及时常暴躁易怒的哥斯拉太太，她又怀孕了。笨手笨脚的莉丝在这个乱糟糟的家里不知所措。
姐姐玛戈特也拿到了她的成绩单，和往常一样出色。如果学校还设“优等生”评比的话，她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她是如此聪慧。
爸爸最近常待在家里，因为生意上没有什么可做的，感觉自己这么多余一定很不舒服。克雷曼先生接管了奥培克塔公司，库格勒先生接管了吉斯公司，这是一家1941年成立的经营香料和香料袋用品的公司。
几天前我们在家附近的广场散步的时候，爸爸首次谈到我们要出去躲藏。我问他为什么现在就提这个。“是的，安妮。”他回答道，“你知道这一年多来我们把衣服、食物、家具带到别人那儿。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财产落入德国人手中，我们更不想自己落入他们的魔爪。那么我们还是自行消失而不是等他们来抓我们。”“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呢？”他声音这么严肃，我感到害怕。“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趁现在还可以，好好享受你无忧无虑的生活吧。”
就这些。啊，但愿离这些扫兴话的实现还为期尚远！
门铃在响，是赫洛来了，就此停笔。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从上个星期天到现在似乎过了好多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好多事情，就像整个世界都完全颠倒过来。但是你瞧，吉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重要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我在哪儿或怎样活着。或许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也理解不了，那么我就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说起吧。
下午三点（赫洛刚走，不过打算过一会儿再来），门铃响了。我正在阳台上懒洋洋地读一本书，所以没听到。不一会儿，玛戈特异常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传唤令。”她低声说，“妈妈已经去见范·丹先生了。”（范·丹是爸爸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一位好朋友。）
我大为震惊。传唤令！每个人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孤零零的监狱景象闪现在我脑中。我们能让他落入这种境地吗？我们在客厅等妈妈的时候，玛戈特郑重地说：“他当然不会去。妈妈去了范·丹家商量是否明天就可以搬到我们的隐藏处。范·丹家和我们一起去，一共七个人。”沉默。我们不能继续谈下去了。我想到爸爸正在犹太养老院里拜访某位老人，而他对现在发生的事还毫不知情。漫长地等待妈妈回来，酷热和担心，这一切让我俩陷入沉默。
突然门铃再次响起。“是赫洛。”我说。“别开门！”玛戈特阻止我。不过没必要，因为我们听到妈妈和范·丹先生在楼下正和赫洛说话。接着他们进来并关上了门。每次门铃响起，我或者玛戈特都得蹑手蹑脚地下楼看一看是不是爸爸，我们绝不给任何其他人开门。我和玛戈特待在房间外面，因为范·丹先生想和妈妈单独谈话。
我们一起待在卧室的时候，玛戈特告诉我传唤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受了这第二次打击，我开始哭泣。玛戈特才十六岁，显然他们想把这样年纪的女孩单独带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也这样说。这一定就是爸爸说的我们全家都要躲避的意思吧。躲避……躲哪儿去呢？城里，乡下，一间房子里，还是村舍？什么时候去，去哪儿，怎么去？……这些问题我都不能问，但它们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玛戈特和我已经开始把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塞进书包里。我首先放进去的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夹、手帕、课本、一把梳子、旧书信。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藏了，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去。但我并不遗憾，回忆对我来说远比衣服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雷曼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晚上是否可以过来一趟。范·丹去接米普了。米普过来取走满满一包鞋子、衣服、外套、内衣和袜子，答应晚上再过来。随后沉默降临到整个公寓，谁都不想吃东西。天气仍然很热，一切都是那么反常。
我们把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德施密特先生，一个三十几岁的离婚男人。他似乎和这个特别的夜晚无关，尽管屡次礼貌地暗示，他还是一直待到十点。
十一点钟，米普和扬·吉斯来了。米普从1933年起就和爸爸一起工作，并和她的丈夫扬·吉斯都成为我们的密友。又一次，鞋子、袜子、书籍、内衣统统消失在米普的包里和扬的深口袋里。在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俩也消失了。
我筋疲力尽，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但还是很快就入眠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星期天不是很热，温热的雨水下了一整天。我们四个人裹上一层又一层衣服，看上去就像要在冰箱里过夜，而这都是为了能带走更多的衣服。处于我们这种境地的犹太人绝不会带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外出。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短上衣、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一顶帽子、围巾，还有许多别的衣物。在出发前我就快要窒息了，但是没有人过问一下我的感觉。
玛戈特把她的书包装满课本，骑着她的自行车跟在米普后面奔向未知的地方。总而言之，这便是我的想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我们隐藏的地方在哪儿。
七点半，我们关上了家门。我唯一道别的活物就仅仅是小猫咪莫奇。按照我们留给戈德施密特先生的便条，它将被送到邻居家，那里有个安乐窝。
凌乱的床铺，早餐还摆在桌上，厨房里放着一磅给猫咪的肉——一切都造成我们仓皇离开的假象。不过我们不在乎什么印象，我们只想离开，只想安全地逃遁并抵达目的地。别无他求。
明天再续。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吉蒂：爸爸妈妈和我就这样走在大雨瓢泼的路上。每人一个书包和一个胡乱塞着各类东西的胀鼓鼓的购物袋。路上去上班的人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出，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一种交通便利他们是多么遗憾；显眼的黄星标志不言自明。
走在路上，爸爸妈妈才开始一点点向我透露计划内容。几个月来我们把尽可能多的物品、财产和生活必需品运走。本来说定在7月16日去往隐藏地，由于玛戈特的传唤令，我们不得不把计划提前十天，这就意味着我们得应付不太整洁的房间。
隐藏地就在爸爸工作的大楼。局外人很难理解，所以我会作解释。爸爸手下人手不多，只有库格勒先生、克雷曼先生、米普和一个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贝普·沃斯库吉尔。这些人都知道我们要来。在库房工作的沃斯库吉尔先生——贝普的爸爸，还有两个勤杂工，他们不知情。
下面来描绘一下这座大楼。底楼的大库房用作工作间和贮藏室，又被隔成几个不同的分间，如把肉桂、丁香和胡椒代用品磨成面粉的储藏室和碾磨间。
紧挨仓库门的是另一扇室外门，通向办公室的独立入口。办公室门里面还有一扇门，穿过它就上了楼梯。楼梯上有一扇毛玻璃门，上面用黑字写着“办公室”。这是一间大的前办公室，又大又亮，东西又多。贝普、米普和克雷曼先生白天在这里办公。一间摆着保险柜、衣橱和大橱柜的凹室通往另一间又暗又不通气的后办公室。库格勒先生和范·丹先生以前在这里办公，现在却只有库格勒先生一人了。人们也可以通过走廊到库格勒先生的办公室，不过只有通过一扇从里面打开的玻璃门才能进去，想要从外面进去是相当不容易的。从库格勒先生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条又长又窄的走廊，经过煤仓，上四个台阶就通向整座楼的精品室：私人办公室。高品位的桃花心木家具，铺着漆布的地板和毯子，收音机，精美的灯具，一切都是顶级的。另一间是配有热水龙头和两个煤气炉的宽敞厨房。厨房旁边是卫生间。这就是二楼。
一段木质楼梯从楼下的走廊直通到三楼。楼梯顶端是一块平台，每端各有一扇门。左边的那扇通向房屋前面的香料贮藏室、顶楼和阁楼。一段陡得容易扭脚的典型荷兰式楼梯从房屋前面通向另一扇临街门。
平台右手边的门通往我们的“后屋”。没有人会猜到那扇普通的灰色大门后还藏着这么多房间。跨过门前的一个小台阶就进了屋内。正对面是一段陡立的楼梯。左边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弗兰克家的客厅和卧室。旁边小一点的屋子是家里两位小姐的书房兼卧室。楼梯右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盥洗室，里面有洗手池。角落处的门通向厕所，另一扇门通往我和玛戈特的房间。如果上了楼梯打开上面的门，你会惊奇地发现在这座运河边的老房子里竟然有如此宽敞明亮的内室。房间里有火炉和水池（好在它原先是库格勒先生的实验室）。现在成了范·丹夫妇的厨房兼卧室，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一个很小的侧屋将成为彼得·范·丹的房间。正如大楼前部一样，这里也有大的顶楼和阁楼。这样一来，我就向你介绍了我们漂亮的“后屋”。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吉蒂：我想你一定对我关于住所啰里啰唆的描述厌烦了吧。然而我还是想让你对我的下榻之处有所了解，至于我是怎么来的，你会从我接下来的信中弄明白。
首先，我继续讲故事，因为，你瞧，我还没讲完呢。我们一到达普林森运河街263号，米普就赶紧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上了木质楼梯走到上一层楼就进了后屋。她把门关好就走了，只剩我们。玛戈特骑车早早就到了，已经在等我们了。起居室和其他屋子里都塞满了东西，乱得难以形容。前几个月运到办公室来的纸箱全都堆放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的床上用品都顶到了天花板。如果我们那一晚想在干净的床上睡觉，就得立刻动手清理。妈妈和玛戈特动弹不得，她们躺在空荡荡的床垫上，筋疲力尽，好可怜。我和爸爸这两个“清洁工”立刻动手干起来。
一整天我们拆装箱子，摆放橱柜，敲敲打打，收拾整理，累得要死，直到晚上一头扎进干净的床上。一整天我们都没吃到热乎的东西，不过我们不在意。妈妈和玛戈特又累又紧张，不想吃东西。我和爸爸是太忙了。
星期二我们继续前一天晚上没干完的事。贝普和米普去杂货店为我们采购配给物品，爸爸完善我们的掩护屏障，我们擦洗厨房地板，这样又从早到晚忙了一天。直到星期三我才有时间思考我生命中的巨大改变。从我们到后屋之后，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有时间把这些告诉你，同时，我也才有时间去认识发生在我身上和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吉蒂：爸爸妈妈和玛戈特还不大习惯维斯特钟楼的钟声。钟表每一刻钟就报时一次。我已经习惯钟声，从一开始就喜欢，特别是在夜晚更让人安心。我想你肯定有兴趣听我对于藏匿的感觉。然而，我只能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在这儿肯定不会有家的感觉，但那不意味着我讨厌这儿。这儿更像是一个度假时的独特寄宿处。也许这样想避难有点离谱，可我就是这么想的。“后屋”是个理想的隐蔽处。尽管房子只朝向一面，而且潮湿，但你在阿姆斯特丹，不，甚至在整个荷兰都找不到另外一处这样舒适的隐蔽处了。
至于我们的卧室，一开始白花花、光秃秃的。幸亏爸爸预先把我的明信片和电影明星画册都带来了，我拿刷子和一瓶胶水把图画都粘到墙上。这让房间看上去欢快不少。等到范·丹家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堆放在阁楼上的木头做成小橱柜或小零碎。
玛戈特和妈妈已经恢复了些。妈妈昨天已经可以开始做汤了，可惜她下楼说话，把汤忘得一干二净。豆子全都烧焦，粘在锅上刮不下来。
昨晚我们四个人去私人办公室听英国广播了。我提心吊胆，生怕有人听到，于是就请求爸爸陪我上楼。妈妈理解我的不安也上来了。不管做什么，我们总担心邻居会听到或看到。到这儿第一天我们就马上开始缝窗帘。事实上，很难称之为窗帘，因为那只是些形状、质地、图案各异的碎布片，是我和爸爸笨手笨脚、歪歪扭扭地缝在一起的。我们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到窗户上，它们会一直待到我们从躲避处离开。
我们右边是来自赞丹的凯格公司的一个分部，左边是一家家具厂。工作时间之外那儿就没有一个人了，尽管如此，声音也可能透过墙壁传出去。虽然玛戈特得了重感冒，我们却不能让她在夜里咳嗽，于是就让她服下大量的可待因。
我一心盼望范·丹家在星期二搬来。那样就有趣多了，而不会这么死气沉沉。晚上和深夜的寂静让我非常紧张。如果我们的保护人之一夜里能在此安睡，我会拿出所有的东西作为交换。
其实这里也没那么差，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做饭，还能在爸爸的办公室里听广播。克雷曼先生、米普和贝普，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已经把大量大黄、草莓、樱桃装罐，所以目前我不认为我们会感到无聊。我们还有丰富的阅读材料，并且准备买许多用来玩游戏的物件。我们必须安静，不然楼下的人会听到。
昨天我们很忙。我们必须帮库格勒先生去掉两箱用来装罐的樱桃的果核。空箱子将用来做书架。
有人在叫我。你的安妮
1942年9月（评注）
我简直不能形容不能到户外去有多么难过，同时，我又担心隐藏处会被发现，大家被枪决。这种预见确实很让人低落。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吉蒂：整整一个月我都对你置之不理，但这儿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不能每天都给你讲出有趣的事。范·丹家7月13号来到这儿。我们本以为他们14号来，可7月13号到16号，德国人到处传唤犹太人，搞得人心惶惶，因此，早一天来总比晚一天安全。
早上九点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范·丹家的儿子彼得来了。他还不到十六岁，是个腼腆、笨拙的小伙子。不能指望他的陪伴会多有趣。范·丹夫妇半小时后到来。有趣的是，范·丹夫人在她的帽盒里装了一只很大的便壶。“不带便壶我就没有家的感觉。”她声称。这样便壶就第一个永久地安放在她的沙发床下。范·丹先生没有带他的便壶，只是胳膊下夹了一张折叠茶桌。
一开始，我们一起用餐，三天后我们七人俨然一个大家庭。范·丹一家自然可以讲不少我们已离开一周的外面世界的事情。我们最想听的就是我家住宅和戈德施密特先生的事。
范·丹先生告诉我们：“戈德施密特先生星期一早上九点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一趟。我马上过去，看到戈德施密特先生一副惊慌的样子。他让我读一张弗兰克家留下的字条。按照指示，他想把猫送到邻居家，我赞成说这是个好主意。他担心住宅会遭到搜查，于是我们查看过所有房间，稍作整理，收拾了早餐桌。突然我在弗兰克夫人的桌子上发现一张便签，上面的地址写着马斯特里赫特。虽然我知道这是有意留下的，我还是假装很惊奇，并催促戈德施密特先生马上把这张逃生证据撕掉。我一直假装我对你们的消失一无所知，不过就在看了字条之后，一计上心。‘戈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忽然明白这个地址指什么了。大约六个月前，一位高级军官来到办公室，看上去他和弗兰克先生从小一起长大，答应一有需要他就会提供帮助。我想起来了，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一定是这位军官兑现了诺言，通过某种途径把他们送到比利时随后到瑞士去了。告诉询问他们下落的每个朋友也无妨。当然，没必要提起马斯特里赫特。’说完这些话我就走了。你的大多数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因为后来我已经从好几个人那儿听到过了。”
我们都觉得很有趣，不过当范·丹先生给我们讲一些人的奇思妙想时，我们笑得更厉害了。例如，我们街区附近有一家人声称看到过我们一大早骑自行车经过，还有一位女士十分确信地说我们在深夜里上了一辆军用车。你的安妮
1942年8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吉蒂：现在，我们躲藏点的入口真正隐秘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房子被搜查是否藏有自行车，库格勒先生认为最好在我们的入口处放一个大书柜。它沿转轴向外旋转，像门一样打开。沃斯库吉尔先生包揽木工活。（他已经知道我们七个人在此躲藏，便鼎力相助。）
现在如果想下楼，我们首先得弯腰然后一跳。因为已经没有台阶了。头三天我们额头上都顶着大包，因为都撞到了低矮的出口。后来彼得在门框上钉了一块装有刨花的布包。能否奏效，拭目以待！
我现在不怎么学习，给自己放假到9月份。到那时爸爸会辅导我，不过我们首先得买书。
在这儿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彼得今天洗了头发，不过那没什么特别的。范·丹先生和我经常吵翻脸。妈妈总是把我当小孩儿看待，让我不能忍受。其他方面一切皆好。我觉得彼得不会变好。他真是讨厌，整天懒洋洋地在床上躺着，或做点木工活解解闷儿，然后回去继续打盹儿。真是个蠢货！
妈妈今天早上又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我们对每件事情的看法都相左。爸爸很可亲，他也生我的气，但从不超过五分钟。
外面天气宜人，晴朗暖和，不管怎样，我们躺在阁楼的行军床上尽量享受这样的好天气。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1日（评注）
近来范·丹先生十分讨好我。我没说什么，而是趁机享受这种感觉。
1942年9月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范·丹夫妇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形。爸爸妈妈从不会像这样相互吵嚷。整件事的起因是如此微不足道，看起来纯粹是白费口舌。算啦，各有所好。
当然，这件事让彼得很不开心，他夹在中间，但没有人在意他，因为他超级敏感和懒惰。昨天他极度不安，因为他的舌头变成了蓝色，而不是粉色。这种罕见现象很快就自动消退。今天他裹了一块厚厚的围巾，说脖子僵了，还抱怨腰疼，心肌疼，肾和肺也不正常。真是个疑病症患者！（正是这个词，不是吗？）
妈妈和范·丹夫人也不总是那么亲密无间，许多事情都会引发不快。举个很小的例子，范·丹夫人从公共亚麻织品柜里把她的床单全部拿走，只剩下三条。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妈妈的单子将为两家所用。当发现妈妈如法炮制时她又会大吃一惊。
同时，她也因为使用的是她的瓷器而不是我们的而大为怄气。她一直试图弄清楚我们把自家的盘子藏哪儿了。其实盘子藏的地方比她想象的近得多，就在阁楼上一堆奥培克塔的广告材料后面的纸箱里。只要我们在这儿藏匿，她就找不到那些盘子，这样也好。我老是出状况，昨天把范·丹夫人的一个汤盆摔碎了。“哦！”她生气地说，“你就不能小心点吗？这是我最后一个汤盆了。”
请记住，吉蒂，两位女士的荷兰语都很糟糕。（我不敢对男士做出评论，他们会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如果你听到她们蹩脚的攻击，你会笑掉大牙。我们已经放弃指出错误了，因为纠正也没用。我一引用妈妈和范·丹太太的话，就会写成正确的荷兰语，而不是照搬她们的话。
上周我们单调的生活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是由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和彼得引起的。我得告诉你，玛戈特和彼得可以读克雷曼先生借来的几乎所有书。但是大人们偏偏把这本有关女人的书扣了下来。这种举动一下子唤起了彼得的好奇心。这本书里有什么禁止内容呢？趁他妈妈在楼下聊天的空儿，他偷偷地拿到书，带着他的战利品消失在阁楼上。两天来都相安无事。范·丹太太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并没有说出去，直到范·丹先生发现。他大发脾气，把书拿走，以为这样就了结了此事。然而，他忽视了儿子的好奇心。彼得没有因父亲的雷厉风行而感到丝毫烦恼，反而开始想办法读完这本扣人心弦的书。
在此期间，范·丹夫人问妈妈关于此事的看法。妈妈认为这本特别的书不适合玛戈特，其他大部分书倒无甚大碍。“你瞧，范·丹夫人，”妈妈说，“在彼得和玛戈特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玛戈特是个女孩儿，女孩儿总是比男孩儿成熟；第二，玛戈特已经读过大量严肃书籍，她不会去搜寻一些对她已不再禁止的书；第三，玛戈特更理智和知性，因为她在好学校已上了四年学。”
范·丹夫人也同意，但还是认为，一般来讲让孩子读这种写给大人看的书原则上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彼得想到了没人打扰他和这本书的最佳时间。晚上七点半，那时所有人都在私人办公室听广播。那正是他带着他的宝物到阁楼的时候。他在八点半应该回到楼下，但由于他太投入了，以至于忘了时间，下楼时正碰上他父亲回房间。后面的情形可想而知：挨了一记巴掌，重重一击，猛地一推，书又放在了桌上，彼得被罚待在阁楼。
这就是我们要坐下吃饭时的情况。彼得待在楼上，没有人去理会他，他不得不没吃饭就睡觉。我们继续吃饭，轻快地聊天，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口哨声。大家全都放下刀叉，脸色苍白，面面相觑。
接着我们听到彼得从烟囱传来的声音：“我不会下来的。”
范·丹先生跳起来，餐巾掉落地上，脸色通红地喊道：“我受够了！”
爸爸怕会发生什么事情，抓住他的胳膊，两人一起上了阁楼。经过一番抵抗和踢打，彼得下来进了房间，关上门。我们则继续吃饭。
范·丹夫人想为她亲爱的儿子留一块面包，可范·丹先生很坚决：“如果他现在不道歉，他就只能在阁楼上睡。”
我们其他人都极为反对，不吃晚饭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万一彼得着凉怎么办？那样我们连医生也不能请。
彼得没有道歉，又回到了阁楼。范·丹先生决定不管他，不过他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彼得又睡在了自己的床上。七点钟，彼得又回到了阁楼，但是爸爸说了一些善意的话又把他劝了下来。三天来，每个人都愁眉不展，缄口不言，现在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1日 星期一
亲爱的吉蒂：今天我将告诉你后屋的一些日常所见所闻。我的床上方安装了一盏灯，这样以后听到枪响，我一拉灯绳，灯就亮了。我现在还不能用它，因为我们的窗户白天黑夜都留着缝。
范·丹家的男性成员做了一个十分便利的染色木食品柜，装有真正的纱窗。现在，这个很棒的柜子放置在彼得的屋里，为了空气清新，又把它放到了阁楼上。以前放置它的那个地方，现在摆了一个架子。我建议彼得把他的桌子放到架子下面，铺上一块漂亮的桌布，把他的橱柜挂在现在桌子的上面。这样，他的小窝会更舒适，尽管我肯定不想在那儿睡。
范·丹夫人真是不可忍受。我因为喋喋不休，总是受到楼上的迁怒。我只是听而不闻！范·丹夫人现在有一个小诡计，她试图不洗锅碗，任凭东西在锅里发霉，也不愿倒在一个玻璃盘子里。这样下午玛戈特就不得不清洗所有的锅碗，范·丹夫人就会说：“哎哟，可怜的玛戈特，你有很多活要干哪！”
克雷曼先生每两周就会带来一些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读的书。我很喜欢《无忧的约普》系列。西斯·范·马克思菲尔特的作品我都觉得不错。《夏天的欢乐》我读了四遍，现在其中的滑稽场面仍让我忍俊不禁。
目前我和爸爸忙于整理我们的家谱，随着进展，他告诉我每个人的点滴。
我开始做新功课了。刻苦学习法语，每天记五个不规则动词，不过学校掌握的东西我已经忘了不少。
彼得极不情愿地拾起他的英语。一些课本刚被送来。我从家带来足够的练习簿、铅笔、橡皮和标签。皮姆（爸爸的昵称）让我帮他学习荷兰语。我非常愿意辅导他，以此作为他帮我学习法语和其他学科的交换，但是他犯的错误令人难以置信！
有时我收听伦敦传来的荷兰广播，最近贝恩哈特亲王宣布朱莉安娜公主将在明年1月产下婴儿。我认为这很好。这儿的其他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对王室如此感兴趣。
几天前我是谈话的主题，大家都认为我很无知。结果，第二天我就全身心地扑在了功课上，因为我不想在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停留在一年级。大家还讨论了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像样的书的问题。当时，妈妈正在看《绅士、淑女和仆人》，这本书我当然不可以读（玛戈特却可以）。首先我智力上必须再成熟点，就像我的天才姐姐。当时大家谈到我对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无所知。（我马上在词典里查到了这些词）确实，我对这些科目一无所知。大概到明年我会聪明一些！
突然我醒悟过来一个令人烦恼的现实，冬天我只有一件长袖连衣裙和三件羊毛衫。爸爸允许我织一件白羊毛套头衫。这种毛不算好，不过很暖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一些衣物存放在朋友家里，可惜只能在战后见到了，但愿那时还在。
范·丹夫人走进来时，我刚写完关于她的事。啪！我合上日记本。“嗨，安妮，我能看一眼吗？”“不行，范·丹太太。”“只看最后一页。”“即使是最后一页也不行，范·丹太太。”
事实上我几乎吓死了，因为正是在这一页对她作了很不讨人欢心的描述。
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发生，可我太累了，又懒得都记下来。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吉蒂：今天我和妈妈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讨论”。但是最恼人的是我哭了，我不能自已。爸爸总是对我很亲切，他也更懂我。这种时候我受不了母亲。很显然我对她来说是个陌生人，她甚至不知道我对最普通的事情的看法。
我和玛戈特也不怎么合得来。尽管我们家从没有像楼上那样大吵大闹，但我觉得也不怎么愉快。妈妈和玛戈特的性格完全不同于我。我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女朋友而不是自己的母亲。难道这不可悲吗？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范·丹夫人又发脾气了。她真是个喜怒无常的人，把越来越多的个人物品搬走并锁起来。可惜妈妈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些父母，像范·丹夫妇这样，似乎不仅喜欢教养自家的孩子，还喜欢帮助教养别人家的。玛戈特不需要管教，因为她本身已经很好了，友善、聪明、完美。我们两人比起来，我看上去有很多毛病。又一次，空气中漫延着范·丹太太的训诫和我无礼的顶嘴。爸爸妈妈总是极力维护我。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会一如既往地和她争吵下去。尽管他们也叫我少说话，管好自己的事就行，谦虚一点，但是我注定做不到。要不是爸爸这么耐心，我很早就放弃满足父母适度期望的信念了。
每当我只拿一小份我不爱吃的蔬菜，多吃了一些土豆时，范·丹夫妇，尤其是范·丹太太就不能容忍我被如此娇惯。“来，安妮，多吃点蔬菜。”她马上就会说。“不了，谢谢，范·丹夫人。”我回答道，“已经有很多土豆了。”“蔬菜对身体好，你妈妈也这样说。再来点。”她坚持道。直到爸爸介入，维护我可以拥有拒绝不爱吃的菜的权利。
这时范·丹夫人就发脾气，说：“你应该到我们家来，在我们家，孩子以他们应该受到的教育方式长大。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教育。安妮被宠坏了，我绝不允许。如果安妮是我女儿……”“如果安妮是我女儿……”这是她经常讲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话。谢天谢地我可不是。
现在回到教养孩子的话题上来。昨天，在范·丹夫人结束她的演说之后，一阵沉寂。爸爸随后说：“我认为安妮被教育得很好。她至少学会了一样，即在您的长篇训斥下不回嘴。至于蔬菜，我想说的是，五十步笑百步。”
范·丹夫人被严重挫败了。这句话当然是指她了。因为她晚上受不了豆子或任何蔬菜，那会让她放“气”。不过我也可以这样说。她真笨，你不这样认为吗？不管怎样，希望她不再谈论我。
看到范·丹夫人满脸通红，真好笑。而我就不会，这点也让她暗地里非常恼火。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吉蒂：昨天我在尚未结束前就停笔了。我急于想告诉你另外一桩争吵，不过在那之前，先讲些别的事情：大人们会因为最琐屑的问题就轻易而频繁地吵架，真是奇怪。这以前我以为只有孩子们才会吵闹，随着成长会逐渐消失。当然，有时候有些事情的确是值得理论一番的，但这种语言切磋也只是普通的斗嘴。我想我应该会习惯这些口角是日常事件，然而只要是关于我的几乎一切讨论（他们用这个词来代替争吵，当然是完全不对的，但是德国人不清楚这种区别），我就不习惯也绝不会习惯。我的任何事，我说的是每件事，都受到批评：我平时的行为，性格，举止；我身上的每一处，从头到脚，从前到后都是闲聊和争论的话题。尖声厉词时常向我袭来，尽管我丝毫不习惯。按照权威力量的意愿，我应该咬紧牙默默忍受。但是我不能！我可不准备甘受屈辱。我要向他们证明安妮·弗兰克不是三岁小孩子。当我让他们看到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举止而不是我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异，会注意，会闭上他们的嘴。他们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十足的野蛮人！我常常会感慨于他们的粗俗，尤其是愚蠢。（范·丹夫人）不过一旦我习惯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以牙还牙，那时他们就会改变说话的语气了！我真如范·丹太太所说，没礼貌、自负、顽固、莽撞、笨拙、懒惰等？不，当然不是。我知道自己的毛病和缺点，但他们太夸大其词了！但愿你知道，吉蒂，我在这些冷嘲热讽下有多恼火。离被压制的怒火爆发的时刻不远了。
好了，不谈这些了。我已经拿这些争吵烦你很久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件餐桌上的有趣对话。
不知怎的，我们说到皮姆的异常谦逊。他的谦虚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质疑。突然，感到有必要把自己引入任何一场对话中的范·丹太太说道：“我本性也很谦逊，至少比我丈夫谦逊！”
你听过如此可笑的话吗？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她绝不是所谓的谦虚！
范·丹先生认为必须解释一下“比我丈夫谦逊”这句话，于是平静地说：“我也不想谦虚。经验告诉我大胆会收获不少！”继而转向我，接着说，“安妮，不要谦虚和羞怯，那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妈妈完全同意此观点。但是，范·丹夫人照常发表她的看法。这一次，不再直接针对我，她转向我父母说：“你们的生活观一定很奇怪，才会对安妮说这样的话，和我小时候真是大不相同。我看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在你们这样的现代家庭里才会有。”
这对妈妈的现代培养女儿方式是个直接打击，她曾多次捍卫。范·丹夫人被气得面红耳赤。一个轻易就脸红的人，当他们感到自己火冒三丈的时候会更激动，这样很快就输给了对手。
妈妈却泰然自若，她现在想尽快结束和解决这件事，于是顿了一会儿后说道：“那么，范·丹夫人，我确实也认为一个人不是过分谦虚很不错。我丈夫、玛戈特和彼得都十分谦虚。你丈夫、安妮、你和我，尽管不完全相反，但也不会任人摆布。”
范·丹夫人说：“可是，弗兰克太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老实说，我这么谦虚礼让，你怎么会说我爱出风头呢？”妈妈说：“我并没有说你冒失，但没有人会说你谦虚。”
范·丹夫人说：“我想知道我怎么爱出风头了！如果我在这儿不照顾好自己，很快就会被饿死，这不代表我不如你丈夫谦虚谨慎。”
妈妈无可奈何，只能对这种可笑的自我辩护发笑，这下激怒了范·丹夫人。于是范·丹太太继续她那德语荷兰语交错的精彩演说，直到语无伦次，最后站起身来要走出房间，突然她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你真应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碰巧就在她转过身的时刻，我正既同情又嘲讽地摇着头。我不是故意的，只是聚精会神地听她演说而做出的反应，纯属不由自主。范·丹夫人转过身就对我破口大骂，刻薄的日耳曼人，自私粗野，活像一个红脸的胖渔婆。这场面看着真叫人开心。如果我会画画，一定会照她当时的形态画下来。大吵大闹的，真是个笨拙愚蠢的小妇人！她抨击我的样子真滑稽，真是个愚蠢的小糊涂虫！不过现在我学会了一点，和一个人吵一架后你才会真正了解他。那时你才能判断他们的真实品性！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吉蒂：奇特的事情竟然也会发生在藏匿的人身上！试想一下。由于这里没有浴缸，我们就在洗衣盆里洗澡。只有办公室里有热水，我们七个人轮流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可是由于我们各有差异，羞涩程度也各不相同，每个人都选择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洗澡地方。彼得在厨房洗，门是玻璃的。每次到他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半小时不要经过厨房。他认为这就足够了。范·丹先生在楼上洗，在他自己屋里的安全感胜过每次得把热水抬到楼上的麻烦。范·丹夫人到现在都没有洗过澡，她在寻找最佳位置。爸爸在私人办公室洗，妈妈在厨房的炉排片后洗，玛戈特和我已经宣布前办公室为我们的洗澡地点。那儿的窗帘在星期六下午就拉上了，所以我和玛戈特摸黑洗。不洗的那个人就通过窗帘上的缝隙观察窗外很有趣的人们。
一星期前我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就开始寻找更舒适的洗澡地点。正是彼得想到我可以把洗衣盆搬到宽敞的办公室卫生间。在那儿我可以坐下，拉开灯，锁好门，不需要别人帮助就可以把水泼在身上，而且不用担心被看见。星期天我第一次使用我漂亮的浴室，尽管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我喜欢这儿胜过别的地方。
星期三水管工人在楼下工作，从办公室的卫生间里把排水管移到楼道里。这样在寒冷的冬天管道就不会被冻坏了。水管工人的造访可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们不仅一天不能用水，而且不能上厕所。我来告诉你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这种事不得体，不过我对这种事并不那么过分拘谨。我们刚到这儿的那天，爸爸和我临时做了个便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一个罐头瓶。在泵水工人来这儿期间，白天罐头瓶就用来装排泄物。照我看来，这还没有一整天坐着一动不动一字不吐的一半难。你想象一下后者对于“嘎嘎小姐”是多大的考验。我们必须得在平日里轻言细语，不过不能说和不能动要比这糟十倍。
连续三天坐着不动，我的屁股变得又僵又疼。睡前体操管些用。你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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