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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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民族史.不列颠的诞生试读：
前言
最初酝酿此作，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战爆发时，本书已近完成五十万字。当然，在1939年9月3日我往海军部走马上任之际，书中仍有大量篇幅尚待校对，此作遂因公事而被搁置一旁。六年的世界大战以及更为漫长的回忆录撰写更是耽搁了时日，直到现在，一切归于平静之时，这部《英语民族史》才最终得以面世。如果说这部书籍是应运而生的话，当然现在也并不过时。在本世纪（20世纪），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人类最大的战争灾难。在战火硝烟平息之时，我们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英美两国对全人类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语言、法律以及民族历程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独特基础，描绘了一项共同的任务。我动笔时就曾这样想到，这种团结一致可能会极大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虽然二十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对此却仍深信不疑。恰恰相反的是，团结之诣变得更加现实和深入人心，人类的思维也开阔起来。大西洋两岸和英联邦成员国的人们更深地体会到了一种同胞之谊，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革故鼎新，继往开来。考察英语民族整体决不意味着狭隘，也并不意味着主导世界潮流，抑或为组建欧洲联盟或其他世界组织设置障碍。相反，它能为这些组织注入真理和生命力。
人们也许能够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英语民族能够引导真理之路，即便身处逆境，只要一息尚在，便定要捍卫自己不受侵害。此书并非意在与历史学家们的专著媲美，它只是以个人视角来阐释全世界英语民族的独特地位及品性，我记述了我所认为的重要历史，对当今所经所历的重大事件也一一叙述。我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其他合适词汇能够阐述不列颠岛住民，以及那些作为不列颠后裔的独立国家的共同特质，这些国家在语言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与英国一脉相承，而今仍在将此维系、发展，同时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一卷追溯了英语民族从萌芽阶段到新大陆发现前夕的这段历史，为英国动荡的中世纪画上句号的博斯沃思之战亦是本卷的终结点。博斯沃思之战结束的1485年，一个新的王朝在不列颠曙光初露。七年之后的1492年，哥伦布踏上了美洲大陆，自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不列颠岛是本书内容的中心，该岛与欧陆仅一水之隔，西部与北部群山起伏，南部和东部地势相对平缓，丘间谷地开阔，幽峪丛林丰茂，河流潺湲。这种地理条件为外族入侵提供了便利，无论是和平或战争年代，无论是海盗、商人、征服者还是传教士都可轻易踏足此地。不列颠岛住民对权力的更迭、信仰的变换甚至欧陆的时尚潮流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对外来的每一种习惯和信条都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造，烙上自身的印记。不列颠岛曾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与欧陆割裂，在剧烈动荡的中世纪中兀自沉浮。它重新融入基督教世界，却几乎又被野蛮的丹麦异教徒迫离此道。它再得胜利，归于一统，却又精疲力竭，在诺曼征服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它似乎淹没在封建天主教严苛的教条之内，但终又独具创设，星火复燃。其文化和语言既非带有纯粹拉丁色彩，也未被日耳曼所同化，它拥有自身独特的习俗框架，无论是海之彼岸的丹麦人和先前的撒克逊人带来的民权传统，还是罗马法典中析出的律令箴言，都被融入了英国人的习惯法之中。正是在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大宪章》问世了，最早的议会也诞生了。
透过时光的暮霭，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燃起的文明之火仍依稀可见，未曾淡忘的，还有那宏伟巨石遗迹的建筑者，以及带着酒器和青铜工具的莱茵兰移民。在多佛绿草茵茵的山岗之上，他们中的一人可能会指着脚下的山谷告诉子孙：“小湾中的海水比我年轻时高涨了许多。”而其子孙一辈，在有生之年也许能有幸目睹那潮起云生，沧桑变幻，风驰白浪滔天，漫卷海湾山谷，将绿草山坡雕琢成为海岸的陡崖峻峭，将北海与英吉利海峡相互连接。势单力薄的探险者再无法趁平潮之时驾独木舟驶入狭窄的水湾，欲往此地者必须要乘大船前来，除此，他们还要面对海峡的迷雾，驾驭海峡的潮汐，应对前方的种种困难和挑战。突然间云雾散去，历史的光芒一度普照英伦诸岛。尤利乌斯·恺撒对不列颠的入侵仅仅是一段无结局的插曲，但它却表明了大西洋海岸并不能阻挡罗马和地中海世界文明的力量。恺撒在迪尔（Deal）的登陆弥合了天然形成的鸿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世界在内战中支离破碎，或者说以一种新的帝国形态缓慢复苏，英国仍然惴惴不安，与欧陆若即若离，然而，通过贸易与和平交往，英国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些许共同特质。最终，罗马军团奉令扬帆而来，不列颠因此成为罗马行省长达四百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不列颠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平和安逸的状态之中，因而相关的历史记录也甚为稀少。她安定、繁荣而宁静，那么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留下的是藤蔓虚掩的宏伟罗马大道，支离斑驳的雄壮罗马城墙，还有堡垒、市场和乡村住宅遗迹，足可使驻足于此的参观者们顿生敬畏之情，而至于罗马的语言、律法、制度在此却难觅踪迹。但是，如果我们因此低估了罗马帝国带来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罗马的统治为基督教信仰的巩固提供了充裕时间。在遥远的西方，因野蛮人入侵而与世隔绝的土地，一个极小的基督教王国，虽然身单力薄，但得益于群山屏障，终究得以留存。先是爱尔兰皈依基督教，之后，基督教信仰又跨越海洋重回苏格兰之地，如此一来，新的入侵者们反倒陷入了旧文明的包围之中。此际，罗马人也记起了不列颠曾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或许将重回基督教的怀抱。
无论如何，不列颠并非与欧洲大陆完全隔绝，其东南部地区始终与海峡彼岸的法兰克同胞保持着一定联系，罗马传教士因而可以来此布道，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信仰，虽然频频受阻，坎坷犹多，但新的宗教仍以惊人的速度广布全国。他们还引入了新的政治秩序，即拥有自己的首脑和官员，独立召开会议和制定法律的教会机构，所有这些都需嫁接在不列颠住民古老的习俗传统之上，继而生根发芽。他们为政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撒下种子，即使在一千年之后，这颗种子仍在生长，几乎将政教的共同基础一分为二，但这已是后来之事了。在当时颇为重要的是，在宗教的宣召之下，英格兰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员。英格兰的传教士们很快就将在欧陆执行使命，英国的朝圣者们也将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参拜古罗马的众多遗迹。一些王室子孙也同样随行前往，他们在尘世的工作即将完结，希望长逝后能够安睡在使徒们的陵墓旁边。不仅如此，英国人而今拥有了自己的机构，它超越了纷杂语言、各地习俗甚至国家主权的各种限制，无论各个王朝如何相争不休，基督教会却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各地区举行相同宗教仪式，教士牧师同样备受尊崇。肯特王国可能会由盛而衰，诺森伯利亚会被默西亚王国所取代，但坎特伯雷和约克却长存不衰。在世代所遗的年鉴中，俗世之人所记载的多是枯燥乏味的拓展和单调残暴的杀伐，其与英国教会的辉煌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学者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位修士，最受欢迎的文学家是西撒克逊的修道院院长，最早到德意志传教的是德文郡的博尼费斯（Boniface），查理曼帝国文化复兴的领军人是约克的阿尔克温（Alcuin）。然而，不列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而又略显稚嫩的文明却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保护，继而北方烽火再起，丹麦海盗在波罗的海及挪威峡湾之间横行无忌，丹麦人的船只再次一拥而来，他们抢掠财物，并为其拥挤的人口寻找新的土地。既没有舰队保护，也没有号令全国的领袖组织抵御，不列颠储藏于教堂和修道院中的丰裕财帛，精巧器皿，珍贵刺绣，遂成为了野蛮人们的垂涎之物，它们毫无防备，唾手可得。英格兰平原上那些宽阔而平缓的河流使海盗船得以长驱直入，直捣中心地带。他们行动迅速，训练有素，一旦登陆，那些从当地乡村中匆忙召集的武装力量又如何与之匹敌？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在英格兰北部、中部、东部肆虐逞威，倘若韦塞克斯也最终不支，那么英格兰就会全部沦于敌手。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入侵者的行动逐渐从抢掠发展为定居。在这场风暴最终平息之后，人们可以估量一下所受的损失。东部海岸的中心的狭长地带以及深入德比那（Derby）的广大地区已被丹麦人占据，那些丹麦海员业已转职为农民，但却依然保持着军队的建制。然而，已崛起成为北欧重要港口的伦敦城以及整个南部地区幸免于难，此处是英国皇室所在地，亦是其力量之源，而其与欧陆的联系也未曾中断。阿尔弗烈德王朝披荆斩棘，初创基业，历经无数漫长和谈和流血战斗，最终一统全国。阿尔弗烈德王朝功勋卓著，它使得丹麦人的短暂统治仅在英国历史上留下淡漠的痕迹。阿尔弗烈德本人也是一名基督教徒，曾经前往罗马朝圣。这个短暂的插曲之后，英国王朝依然按旧的模式继续运转，王位或许可以世代相传。然而，在1066年10月到12月圣诞节这短短的三个月间，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法国的一名公爵—其所拥有的领地既非最大也非最强—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
诺曼底人用武力征服了这个王国，它是英语民族的最高权威代表，同时对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拥有一定主权。大体上讲，它由国王通过政务会进行统治，政务会由教俗两界的智者们组成，其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院长、大地主和宫廷官员。所有的这些表明，它同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他王国并无异处。在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去世之后，它甚至还出现了国家分裂、王权削弱以及地方割据等危险倾向。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国民大众秉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认为王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王权之下的和平（King’s Peace）高于一切。在此种社会秩序之下，纷繁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与人紧密相连，这些权利和义务在全国各地大相径庭，甚至连村庄与村庄之间也迥然不同。但英格兰人所尊奉的总体原则是，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领主，战时随他出征，平时为他工作，另一方面领主则须保护他们免受强邻侵害，在法庭上给予其相应支持。此外，自由人也可以投奔新的领主，并从其手中获得土地。领主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领主们端坐在王国政务会，地位稍低的较小的领主承担地方之责，当自由人在地区法庭之上对是非曲直争论不休之时，领主的话语就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际，我们仍无法将贵族与绅士划分开来，由于撒克逊人的贵族和农民之间有着明显的鸿沟，因此便挤压了中产阶级的产生空间。但是，这些绅士此刻正在孕育之中，他们终将兴起，成长壮大为新的阶级。在诺曼底统治者初登王位之时，英格兰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下。征服者继承了前代国王的一切特权，但其政务会却是由土生土长的，讲法语的法国人组成。割据倾向被抑制了，国王治下的和平无处不在。然而，传统的权利义务关系却由繁化简，这种转变更加适应了新时代的需要，更加合理，也更符合诺曼底人的治理模式。自由人对领主的依附不仅停留在道德和法律意义之上，也变得更加现实。对于佃户而言，每个人的地位都通过土地及对领主的依附关系而固定下来，对于领主而言，他则可以对佃户发号施令。与撒克逊时代相比，诺曼底人统治时期的统治阶级是更纯粹的地主阶级。在暴力的推动下，英格兰再次与欧洲大陆联合起来，并汇入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大潮之中，但是，英国依然保留着自身积极的个性，这种积极个性，体现在其五六百年独立发展时期所逐渐形成制度之中，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亮点。英格兰旧贵族被忠诚而富有土地的诺曼底新贵所取代，平民们默默无闻，终日繁碌。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英格兰和诺曼底贵族很快融合，他们中涌现出了伟大的大陪审员、王室法官、地方的骑士，如果抛开权力和地位不谈，他们的名望甚至高过了贵族甚至国王本身，这已然是过去之事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简要勾勒出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政治状况：强有力的王权，通过法官和行政官员将影响散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势力同样可观的教会与国王达成和解，将教俗之权划分开来，各安其职；对于富有而刚愎自用的贵族群体，国王依然按照习俗与其商讨国家大政。参与地方管理的绅士各尽所能，王室的雇员也是精于法律与财政之人。必须提及的是，持续增长的财富使城市发展欣欣向荣，和平得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海陆交通通畅，贸易繁荣兴旺。据此展望未来，我们看到王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诺曼底征服的一段时期内，英国先后出现了三名强大的统治者：征服者威廉残酷无情，意志坚定，他将诺曼底的制度植入英国本土。他的儿子亨利一世目光远大，处变不惊。亨利的孙子亨利二世同样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深深地认识到，国家统一和国王权力唇齿相依，若想二者兼得，只有将法治公正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他利用王权，不遗余力将此执行和推进。在金雀花王朝时期，某些关系呈现出紧张的态势。国王对贵族施加压力，王室也开始剥夺顾问大臣的权力。国家法律需要强有力的王权来保障，一位治世明君更能借此令国民大众广为受益，而非谋求私利。约翰国王登基后，一场政治改革实践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许多人自童年时代就对著名的《大宪章》有所耳闻，但是，如果我们把不久之前，纽约所收到的一份珍贵副本拿起阅读的话，就又会难免大失所望。他或许会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那就是将“自由大宪章”这一标题改译为“以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贵族特权名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法律概念已大不同于先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它的看法与时俱进，如果政府在通过法案时行动迟缓，我们就要责备抱怨。中世纪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社会模式是由习惯或神圣的法令决定的。人们通常将法律视为确定权利义务，以及处理争端和不当行为的标准尺度。因此，《大宪章》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或宪法法典。它是国王与贵族之间对法律意义的共同声明，其中许多在今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条款，却恰恰显示了王权对贵族古老权利的侵犯。从另一角度而言，获得胜利的贵族也同样设法对王权加以抑制。在那时，没有人将《大宪章》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工具，它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内容细节，而是主张了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律法高于王权。“国王在众人之上，但却在上帝与法律之下”，至少这种理念已十分明确。国王有自己的行动权限，仅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凌驾于众人之上。一旦跳出圈外，他就必须被拉回原地。如果国王藐视政务会，拒不纳谏，独揽大权，刚愎自用，重用宠臣，那么其所作所为就必然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限。换句话说，国王的专制统治，包括潜在的压迫和专横任性都是法所不容的。但要防止这种现象也并非易事，王权的力量之强是其他任何显贵所不可比拟的，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大贵族们的联合力量。如果要真正限制王权，仅仅依靠传统的贵族特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抑制力量。就在十三世纪中期，“议会”这一新的词汇出现了。它的概念十分模糊，那些最先使用“议会”一词的人们，如能预见它在后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定然会震惊不已。然而，一种新的观念在此后逐渐出现，那就是国王不能仅是同政务会商讨问题，因此，从另一角度而言，贵族同样不能接受他们仅在资政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贵族们总是宣称“为家国大计畅所欲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代表自己的利益，两名国王反倒更多地代表了人民。那么，为什么不任用地位较低的绅士和市民呢？他们常常在地方事务中发挥自身作用。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呢？将他们召集至威斯敏斯特，每个郡选出两名绅士，每个自治市选出两名商人。那么他们在威斯敏斯特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人们便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倾听贵族们的讲演，向贵族诉说民众疾苦，私下商讨一些事宜，或是了解君王在苏格兰和法国问题上的动向，并为此而欢欣鼓舞。这正是议会的萌发时期，它随意生长，可能曾像可有可无的试验品那般被弃之一旁，但是，它最终还是牢牢地扎根于此。两三代人之后，一名谨慎的政治家可能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在英格兰，议会甚至比国王更为重要。议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它为一切国家机关授予“合法权力”：对习惯法的重大修改只有通过议会批准方能实现，想要开征新税必须要得到议会支持。至于它还将拥有何种权力，时间将会最终揭晓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议会的权威终于确立起来。爱德华三世需要为对法战争筹措资金，亨利五世需要获得支持以攫取王位，而在红白玫瑰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意图为己方行为获取公众认可。而真正能满足他们欲望和野心的，只有英国议会而已。到十五世纪，贵族势力在派系斗争和内战中消亡殆尽，只有王室犹存。此时的议会已分为了两个部门，上议院代表贵族利益，下议院则代表郡和市镇。到目前为止，一切仍旧有序进行。但是，旧贵族势力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被摧毁，这就打破了上下两院原本的实力平衡。由骑士和市民等人组成的下议院，代表了那些在社会动乱中饱受疾苦，希望能在强大王权治下安居乐业的社会阶层。这样一来，国王和下院便形成了天然的同盟。下议院支持国王，通过打击贵族势力拓展自身权力。他们支持国王在英格兰北部及威尔士地区成立地方议会，支持国王设立“星室法院”（Star Chamber）争夺司法权，以保护小人物免受贵族侵害。另一方面，国王也愿意将地方的行政管理交给那些“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他们忠于王室，乐于帮助国王去镇压暴民乞丐，希望能够在和平的大局下安稳致富。1937年，国王加冕仪式上的祝祷文中还提到了都铎王朝的政府理想，愿国王治下皆是“忠诚的贵族，尽职的绅士，以及诚实、友爱及忠顺的人民”。也许有一天，平民们也会询问政府，除了忠于王室之外，他们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到十五世纪末期，英语民族的主要特征和制度业已成型。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们的粗俗日耳曼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教会拉丁文的影响，到了诺曼底征服之前就已有所改观，此外，古语中也融入了许多不列颠及丹麦语中的新词汇。在诺曼底人的法语进入该岛后，英语宽泛和渐进的发展过程便大大加速了。两种语言开始迅速融合同化。十三世纪早期遗存下来的文字在今人看来，即使不能全懂，也能略知其意。到十四世纪末，即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生活的那个年代，连高官显贵也不再使用法语，而改将英语作为最基本的日常语言。语言只是划分英语民族的标志之一，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摒弃了传统的罗马法和罗马制度体系，至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结束之时，英语民族已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并在法国和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之下，创制出颇具民主精神的若干原则。在格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向着美洲扬帆远航之时，议会、陪审团、由市民负责管理的地方政府，以至新闻出版自由，都已从英格兰的土地上破土萌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了解人类探索实践，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化解风险，应对当今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并非是要煽动新的争霸，或是以历史研究为借口以世界和平为代价迎合民族之野心。它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可以使我们的思维得到持续扩展。通过回顾先辈实践创业的艰辛历史，我深深地希望，该部书籍不仅可以为今天的英语民族增添力量，还将对全世界的民族团结有所助益。温斯顿·丘吉尔1956年1月15日于肯特郡韦斯特哈姆第一部岛上民族第一章不列颠尼亚
罗马纪元699年夏，即公元前55年，高卢总督盖厄斯·儒略·恺撒将目光投向了不列颠岛。在与高卢和日耳曼人作战之时，恺撒就注意到了这片孤悬海外的巨大岛屿。该岛已成为其征服计划的一大障碍，这同样也激起了他的斗志和雄心。他知道，岛上居民与反抗罗马的日耳曼人、高卢人、西班牙人本属同族，不久之前，这些岛民还曾在高卢北部海岸的战斗中为当地军队提供支援。他们同样拥有凯尔特血统，长期独守海岛的闭塞生活或多或少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一年之前，不列颠的志愿者们在布列塔尼亚海岸与威尼蒂人并肩作战，但不幸遭到了失败。那些从暂时沦陷的高卢地区出逃的难民，在不列颠尼亚受到了欢迎和庇护。在恺撒看来，无论是对其个人的北征方案，还是对罗马帝国扩张计划来说，不列颠岛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片土地上没有森林和沼泽，但却有如茵的绿草和富饶的土地。虽然岛上气候并不温暖，却也平和舒适。虽然土著民智未开，但若是用作奴隶，令其在田间矿井中从事劳作或是房屋大院中洒扫庭除，还是不无价值的。民间常有传言，称该岛盛产珍珠，黄金盈野。“即便是征伐的季节已过，恺撒仍然考虑前往该岛打探情况，若能了解当地居民状况，熟悉地形、港口和登陆点，对他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这些，高卢人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事件是，恺撒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远征激起了元老院和民众的无尽遐想，这样一来，不列颠在恺撒的战略布局中就更显重要了。就在此地，欧洲大陆的尽头之处，罗马人野心勃勃地开启了冒险事业。罗马士兵对海洋既恨且怕，他们曾与航海民族迦太基人作战，前后耗费了200年时间，艰苦卓绝，历经险阻，才最终将罗马旗帜插上了地中海的彼岸。但此际，罗马军队要远征孤岛，前往大洋北部那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这对罗马帝国各个阶层的人士来说，都将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话题。
此外，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中心所在，这种宗教形式多样，对高卢和日耳曼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恺撒曾经写道：“对那些想研究督伊德教的人士而言，不列颠是其首选之地。”督伊德教奉行以活人祭祀的邪恶教条，其残酷令人发指。森林中神秘的宗教祭司通过生命献祭将自己和信徒结为一体。正是此地，在阴暗岛屿的木质祭坛之上，或许安置着高卢部族的一大秘密，这是令人敬畏、激动、团结一心的神秘力量。那么，这些丑恶的习俗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是那些迦太基人，在被罗马彻底剿灭之前向西方世界传达的部分讯息？更重要的是，恺撒其人颇具时代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为所征服的地区带来了文明的契机。
因此，公元前55年夏，恺撒从日耳曼尼亚撤回军队，拆毁了科布伦斯地区横跨莱茵河上的各色精美木桥，转而剑锋西指。在整个七月，罗马大军马不停蹄向高卢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加来和布伦地区浩荡挺进。
恺撒将不列颠人视为被其征服的高卢凯尔特人同宗，认为他们强硬且粗俗。他率领十个罗马军团，不到五万士兵，来对抗一个拥有五十万勇士的英勇好战的种族。在恺撒军队的侧面有日耳曼人出没，这些人正迫于压力从东向西迁移。恺撒的策略是，一旦他们的大队人马越过莱茵河，就一鼓作气将其赶进河里。在当时的所有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只拥有淬过火的铁制武器，胜败往往只取决于军队纪律及将领才干，然而，恺撒依然觉得自己和士兵可能会创造奇迹。对他来说，突袭不列颠在他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之中仅仅是一个小的插曲。但是，当大军抵达海边时，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与他们熟悉的地中海不同，该处的潮水变幻莫测，暴风呼啸，巨浪翻涌，惊涛拍岸，这使罗马战舰和他的船长们饱尝了北海风暴的威力。然而，仅仅一年之前，在与勇敢的航海民族威尼蒂人的海战中，罗马人还曾取得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他们用尖端处绑着刺刀的长杆割断威尼蒂帆船上的索具，并屠杀威尼蒂船员，摧毁了全部敌船。此时，罗马人已经控制了不列颠与欧陆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海洋应是罗马征伐的通途而非障碍。恺撒承认，他对天气、潮汐、洋流等情况知之甚少，但其仍然对入侵该岛信心十足。此际，不列颠还没有二千年后那样的，坚实的远洋战舰固守海峡，用以阻挡科西嘉征服者和他的世界野心。所有的安排只不过是在气候宜人的8月，选择一个风和日丽之日，将几个军团送上最靠近欧陆的不列颠海岸，看看这片陌生的海岛有何独特之处。
恺撒大军从莱茵河流域出发，横跨高卢北部，或许还穿过了兰斯和亚眠，直奔西欧海岸。恺撒首先派出一名军官乘坐军舰在海岛附近打探情况，而当恺撒率军抵达布伦附近或者索姆河口的时候，这位军官正在此地迎候，他与智者、商人、凯尔特王子及不列颠叛逆者们共同欢迎恺撒的到来。恺撒命令那些打败威尼蒂人的，富有战争经验的军队在距不列颠尼亚最近的两个港口（或者说入海口）处集结，只等合适时日开拔远征。
不列颠岛将首次与伟大的世界连接起来，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当代考古人员曾在天鹅谷（Swanscombe）的碎石瓦砾中发掘出了一个人类头骨，距今已有二十五万年历史。生物学家指出，其与现代人的头骨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我们却不能以此认为这位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不会像今人那样犯罪或做出荒唐之事，或具备人性的种种弱点。显然，在这个几近停滞的漫长时期里，男女赤身裸体以兽皮蒙身，茹毛饮血，潜藏于原始丛林寻觅食物，在广袤的沼泽中奔走呼号，同类相残，捕猎鸟兽，像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描绘的那样，在百鸟争鸣中寻找乐趣。据说在那时，整个不列颠南部地区只有七百户人家，这真是一块伊甸园般的乐土。七百个家庭享用着富饶的土地，不受劳作之苦，除了游戏和格斗之外别无烦事。人们已经发现使用燧石工具比徒手更为高效，他们的后世子孙在白垩岩和砂砾中挖出深穴，打造大小适宜、品质优良的战斧，并以此提高生存能力。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仅仅学会了用削磨后的石块打造粗糙的工具。
在冰河时代末期，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狩猎文明的衰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新石器文明伴随着入侵的狂潮闯入了西部的森林地区。初来定居的入侵者们带来了原始的农耕文化，他们开垦土地，播下了可食用的草子。他们开凿或挖掘穴居洞穴，这样一来，一大家人便可以共同居住，老幼相依，安全性也因此得以大大提升。不久，他们在小山顶上建起围墙，一到晚上就把家畜关在里面。在临近埃夫伯里（Avebury）的温德米尔山（Windmill Hill）上，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古代遗迹，见证着这些远古工匠为保护人畜而做出的努力。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还采用新的方式打磨石器，把石块处理成适于杀生打猎的完美工具。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目前为止仍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
这一时期，似乎“整个西欧地区都居住着一种长颅种族”，他们的外表和肤色都略有不同。通常，北方的人群肤色偏白，而南方的则略黑，但大部分体貌特征都非常相近。后来，来自东方的，被人类学家称作“阿尔卑斯种族”的圆颅人挤入了长颅人的居住地，将他们驱赶开去。曾经入侵不列颠岛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西欧长颅种族，其体貌与该岛的土著虽然略有差异，但却十分类似。结果是，在种群的发展趋势中，不列颠的人一直保持比较纯正的长颅特征。
在英国发现的绝大多数人类头骨，无论老幼均为长颅或是中等长颅头骨。但众所周知的是，毕克人（Beaker people）及其他圆颅种族也同样来此而居，并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元素。在青铜器时代后期普遍存在的火葬制度，几乎焚毁了长颅与圆颅人种混合的所有证据，但毫无疑问它是确实存在的。后来的罗马时代，人们摒弃了火葬而重新采用墓葬，一些旧学派的人类学家们声称他们已能断定此时英国出现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布立吞人种族”。但事实上，这类人群可能在罗马入侵之前就已早有分布了。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早期对人种的划分是不够确切的。
在早先，不列颠曾是欧洲大陆的一个部分，它与荷兰相连，中间是一块宽广的平原，泰晤士与莱茵河在此平原之上汇合，然后流向北方。在一些轻微的地壳变动中，这块平原下沉了数百英尺，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水因此得以涌入。另外一次地质运动更是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劈开了多佛和格利斯纳茨之间的峭壁，在大洋潮水的冲刷及海潮涨落下逐渐形成了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这些沧桑巨变究竟发生于何时？不久前的地质学家们仍然认为这些变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之前。但是，对地层黏土及挪威冰川沉积物的剥离研究，却向人们展示了年复一年的气候变幻，江海沧桑。同时，现代科学也已发展出了新的时代考证方法。通过类似种种手段，人们可以更精确地描绘出史前时期气候随时间变化的大致轮廓。借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气候回暖之时，众多橡树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不列颠松树林，遗留的植物化石向我们详细展示了这一变迁过程。渔民从北海海底网捞起的树木残枝，如果用气候变化理论加以分析，我们就能够得知，在波涛翻涌，水深六十寻的大洋之底，距今九千年前，一片橡树林正在此蓬勃生长。当金字塔初建，学识渊博的埃及人在不辞辛苦地探索萨卡拉遗迹之时，不列颠依然是欧洲大陆的一个岬角，或与欧陆仅有一衣带水之隔，正是这条分隔两地狭窄的水道，最终扩大成为多佛海峡。
在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相连之时，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又有了极大提升。他们绞尽脑汁，从地表开采出了锡和铜。但是，对制造工具而言，金属锡太软而铜又太硬，但是，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创造性地将这两种金属融为一体，开启了新的青铜器时代。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利用青铜武器能够轻易击败手持石器之人。这真是一项伟大创举，青铜器时代随之来临了。
青铜武器和工具从欧洲大陆的侵入和渗透历经了多个世纪，二三十代人之后，人类生活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柯林伍德教授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青铜晚期的社会图景，他写道：“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相比是一个落后的地区，其文明还停留在史前时代，人们过着呆滞而被动的生活，绝大部分先进的文化都从大洋彼岸传播而来。人们要么待在孤立的农场内，要么住在草棚屋子的村庄之中，这些村子多坐落在河岸边的沙砾地，或是布满白垩岩及鱼卵石的高地之上。在那时，原生的灌木几乎已被清理完毕，各个定居之处都被小块田地所环绕，耕作工具多是原始的人力木犁，这种工具在不久之前还被赫布里底岛上的农民们所使用，除此还有一种轻型牛犁，只能划开土地而不能翻动草皮。人死后进行火化，骨灰用坛子装起来，埋在普通的墓穴之中。岛上的居民是坚韧而勤劳的农民，依靠耕作及驯养家畜为生，这无疑是渔猎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没有转轮的条件下制作粗糙的陶器，并依然使用石制的弓箭箭头。但是，一些行走江湖的铜匠偶尔会到达此地，这些铜匠善于制作刀剑、长矛、斧子，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例如镰刀、木匠工具、车轮的金属部件、水桶以及大锅。”从缺乏军事要塞及防御工事的情况来看，当地人的战争还处于无组织状态，而政治活动也是简单和落后的。人们之间确实已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类繁多的金属器皿，皆向我们展示着富裕人家的财富与奢华。
对多数权威人士而言，不列颠南部青铜时代晚期是在公元前1000前至公元前400年间。
在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进步再次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类学会了开采与冶炼铁矿石。装备着铁制武器的入侵者从欧洲大陆闯入不列颠，杀死那些还处于青铜器时代的人们。此际，透过千年时光，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审视这些人类群体。这些两条腿的动物，用铁器残忍杀戮着如今被我们视为手足兄弟的人类同胞。想要打碎敌人的头骨，无论是长颅人或圆颅人的，铁器无疑是最有效的武器。
青铜与铁器时代重叠交错，并由此发展形成了一种更完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渐进过程。那些在远古时期就已形成的习俗和传统，也只在一点一滴地改变。可以肯定的是，在基督诞生前的那个世纪，一些不列颠人仍在使用青铜工具，尤其在英国北部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恺撒将目光投向该岛之前，不列颠正处于铁器与青铜时代的交汇时期。在公元前500年之后，欧陆人的接连入侵逐渐改变了该岛南部地区的社会形态。柯林伍德教授指出：“总体而言，从肯特到科茨沃尔德及沃什湾的广大南方地区，居民们都能够制造陶器。与青铜器晚期时代相比，许多居民的生活都没有出现显著改变。人们住在位于河岸或高地的农庄、村落之中，周围环绕着小块的田地，通常不设防御工事。人死后大都火化。他们将粮食储藏在地下的坑窖内，并利用原始的手推石磨—并非是上层石块可转动的那种磨盘，对谷物进行研磨加工。人们饲养牛、羊、猪等家畜，由于铁器十分稀少，他们仍然使用铜制工具甚至打磨石器进行劳作。通过陶器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其所处的大致年代，但这些陶器依然不是在转轮工具上制作而成的。”
铁器时代移民的到来使山顶营地得以复兴，这种营地在新石器时代时就已停止建造了。公元前三至四世纪时，这种营地在不列颠岛盛极一时。人们在营地周围建起一道壁垒，壁垒有时用石块建成，但多数情况下是用木土建造，外围处挖掘壕沟加以保护。
壁垒的规模并不宏大，尽管考古发掘显示有些壁垒的入口处建有木质岗楼，但入口设计却是十分简单。这些营地不仅仅是避难之所，其中通常还建有私人住宅及永久居住点。它们并非是为抵御外来入侵而建，相反，仿佛是在铁器时代外来移民成倍增加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部落体系，而这种部落体系正是日后部落战争的根源所在。
公元前一世纪初，凯尔特人最后的入侵浪潮终于平息下去，它预示着铁器时代的初临。“比利时的部落民到达肯特，散布在埃塞克斯、赫特福德等地和牛津的部分地区，这个种族的其他分支……后来……广泛分布于汉普、威尔特、多塞特和苏塞克斯的部分地区。”毫无疑问的是，已经深入海岛中部的比利时人是迄今为止最开明的入侵者，他们是驾车和驯马的能手，而且对当地人所仰赖的山顶要塞不以为意。他们在山谷中建造新的城镇，有时甚至将居所建于山顶的老旧堡垒之下。同时，他们还首次引入了银和铜制的货币。
比利时人征服了当地土著，使自己成为了贵族阶层。他们在东部建立起惠特汉普斯特德、韦鲁勒姆（圣奥尔本斯）和卡姆勒多纳姆（科尔切斯特），在南方建起了卡里佛（西尔切斯特）和文塔比尔格拉姆（温彻斯特）。他们是高卢人的近亲，与高卢人同样激情洋溢。无论所到何处，这个活跃，机敏，不停地进行征服和统治他人的种族都能快速且轻而易举地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还可能建立起长久的统治。但是，罗马大军进犯的脚步声已经日益临近，这些人们必须立刻奋起作战，去抗击比他们更为强大，更有组织的战争机器，以捍卫他们的劳动果实。
在当时的罗马，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上流人士，对这个远在西方的岛屿均只有模糊的印象，“最早的地理学家认为整个世界被海洋环绕，对其中的岛屿却一无所知。”公元前445年前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听闻西方遥远的海岛上出产锡矿，他将这个海岛称为卡西特里德（Cassiterides），但对岛屿是否真实存在，希罗多德仍持谨慎态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马赛人皮亚西斯两次出海，真正地围绕着不列颠岛航行。他宣布，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普列坦群岛（Pretanic Islands）—阿尔比恩岛和勒尼岛”都是确实存在的。皮亚西斯的话被那时的人们视为笑话，直到他去世多年之后，他的发现才被世所瞩目。但是，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就确信在世界边缘有三个岛屿—阿尔比恩、勒尼和图勒岛（冰岛），那皆是巨大且奇特的土地。自然，岛上所出口的锡制品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公元前140年，波里比阿的著作中就曾提到，锡制品贸易已被当时的商业著述广泛论及。当然，恺撒从布伦出发时，并不像我们那样对所有情况了然于胸，他所收集到的情况仅仅如此：“在不列颠内地居住着当地土著，他们拥有口耳相传的习惯传统，并以此以原住民身份自居。在沿海地区，则居住着为抢掠和战争而来的比利时移民。他们几乎全都保留着原来的部族名字，从部族初兴到落地生根一直未改。不列颠人口众多，与高卢地区一样，房屋星罗棋布，牛羊漫山遍野。他们的货币是固定重量的铜、金或铁锭。内陆出产锡，沿海则藏有少量铁矿，所用的铜则需从外部进口。该岛像高卢一样盛产各种木材，但没有山毛榉和冷杉。当地人将食用兔子、鸡、鹅视作违法行为，饲养这些动物仅用于消闲玩乐。
气候比高卢地区温和，并不太冷。”“据目前所知，住在肯特（一个纯粹的沿海地区）的居民最为开化，其生活方式也与高卢人大致相同。内地的大部分部落都不事农耕，他们以牛奶和肉类为生，身上包裹着兽皮。所有的布立吞人都用靛蓝染料涂身，使皮肤变为蓝色，以图在战争中用这种可惧的外表来威慑对手。他们蓄着长发，除头发和胡须外全身剃得精光。十至十二名男人，特别是兄弟父子之间共同占有妻子，但在群婚制下所产生的后代，则算作孩子母亲与同居的第一个男人的子嗣。
公元前55年8月底的一个午夜，恺撒率领两个军团乘坐八十艘运输船扬帆出海，驶往不列颠岛。清晨时分，他的船队已到达了多佛的白色悬崖旁边，初露的晨曦中，全副武装的当地居民依稀可辨。恺撒认定此处“非常不适合登陆”，因为他们很可能会遭受悬崖上方的箭雨袭击。于是恺撒下令船只抛锚，直到潮水转向时，才继续开出七英里远，并在位于迪尔与沃尔默之间地势较低的阿尔比海岸停泊。布立吞人密切注视着恺撒军队的一举一动，跟随着他们沿海岸移动，最终被罗马军队发现了行踪。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幅史上鲜有战争场景，岛民们随着战车和骑兵蜂拥涌入海潮之中，准备迎头痛击入侵者，恺撒的运输船和军舰泊于深水之中，罗马士兵不熟水性，在敌人雨点般的标枪和石块中一时乱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第十军团的掌旗者手持鹰旗，毫不畏惧地跃入水中，恺撒也率领战舰用弹弩和火箭攻击不列颠人侧翼。罗马人受到鼓舞，士气大振，他们跳下舰船，竭尽所能组织队形冲向敌军。双方在浪涛之中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罗马军队获得优势，抵达了海岸，他们列好阵势，将不列颠人打得狼狈而逃。
登陆受阻仅是恺撒军队困难的开端，乘坐十八只运输船的骑兵部队是三日之后出发的，他们在即将抵达目的地，已能远远望见恺撒大营的时候，却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吹离了英吉利海峡，幸好后来飘回了欧洲大陆。由于不知天象，月圆时的潮汐使停泊于海岸的运输船严重受损。“一些船只被潮水打碎”，恺撒写道，“余下的那些也失去了它们的缆绳、船锚及其他索具，不能使用了。毫无疑问，这使整个军队产生了恐慌情绪，以致军心动摇。失去了船只，士兵们便无法返回母国，况且也没有任何修船的工具。此外，按照原来计划，罗马军队要返回高卢度过冬季，因此士兵们也没有携带在不列颠岛越冬的粮草。”
海滩之战后，布立吞人本已决定求和。但当他们看到恺撒军队的窘境之后，便又心生希望，中断了谈判。他们凭借人数优势袭击罗马的征粮队，但罗马军方面并也非毫无准备，又一次，严格的纪律和精良的铠甲给予了布立吞人沉重的教训。仅是营地附近农田的粮草，就足够罗马军团两个星期之用，这足见不列颠岛的粮食何等之多。布立吞人再次屈服了，他们的征服者只提出了一些名义上的条件，通过拆毁许多船只修补好了其余舰船，然后便带着人质和俘虏欣然返回本土。恺撒从未将此次远征视为一场辉煌胜利。为取得更好战绩，第二年他再次率军前来，这些军队由五个军团和一些骑兵组成，他们乘坐八百艘舰船驶抵不列颠岛。
岛民们被这支庞大规模的军队惊得目瞪口呆，恺撒军团得以畅通无阻地登上不列颠海岸。然而，大海却再次捉弄了他们，在恺撒率领罗马军团向内陆挺进了约二十英里时，他被紧急情报召回了海岸，一场巨大的风暴横扫了罗马舰队，摧毁了大部分船只。恺撒被迫花了数十天时间待在海岸，将所有舰船拖上海滩，并把先前筑好的营垒再次加固一番。在这些工作结束之后，他再次踏上了征伐之路。罗马军不费吹灰之力捣毁了布立吞人栖身的木棚栅栏，并在布伦特福附近横渡泰晤士河。然而，布立吞人找到了一位名叫卡西威劳努斯的人做他们的新领袖。这个人了解当前的战争形式和战争技法，他令大批缺乏训练的步兵和农民解甲归田，依靠战车和骑兵与入侵者步步周旋。恺撒曾对布立吞人的战车战术做过细致描述：“在车战中，布立吞人率先出击，他们的战车奔驰而来，投掷的标枪呼啸作响。一般而言，仅是满山遍野的战马嘶鸣及车轮的辚辚之声就足以让敌人心惊胆战，溃散而逃。当不列颠战车在罗马方阵冲出一个缺口之后，士兵们便跳下车来，徒步作战。与此同时，驾车者脱离战斗，退后一段距离，把车子停在一个合适位置上。这样一来，当士兵们寡不敌众时，就能够轻而易举撤回己方阵列。通过这种方式，布立吞人将机动部队的灵活性同步兵的稳定性结合起来，通过夜以继日的训练而达到精熟的效果，即使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士兵们也能驭马狂奔，急停转向皆能操控自如。他们能够沿着车辕奔跑，或站在车轭之上，并能迅疾如电地返回车里。”
卡西威劳努斯正是利用这些机动力量与罗马人周旋，他避免与罗马军团正面作战，通常派兵去突袭敌军或切断他们的粮道。即使如此，恺撒依然夺取了他的第一个坚固营垒。部落居民开始向罗马求和，一个摧毁罗马人肯特海岸大营的周密计划也随之流产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卡西威劳努斯这位在政治与军事上皆富有才干的领导者，通过一系列的让步最终同恺撒达成合议，不列颠交出更多人质，承诺归顺并纳贡。作为回报，恺撒大军再一次撤离该岛，满意而归。四周一片静谧，“他在深夜时分扬帆启程，黎明之时所有舰队皆平安抵达了西欧大陆。”此次恺撒骄傲地宣称，他已成功征服了不列颠岛。恺撒凯旋而归，不列颠战俘们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穿过罗马的各个街道。但是，在之后的约一百年间，再没有入侵者踏足不列颠岛。
对于卡西威劳努斯其人，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能期盼今后不列颠岛的守护者们都能取得同样的光辉成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谨慎精明而又才华出众，这是卡西威劳努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如果这一幕不是发生在这个偏僻的舞台之上，卡西威劳努斯或许可以与费边·马克西姆·康克迪特相媲美。第二章征服
在恺撒军队离开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不列颠岛的居民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居住在城市的比利时人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些好斗的部落在两败俱伤后也会心生些许快慰，认定再不会遭受入侵者的袭击了。但是，他们与欧洲大陆及罗马帝国的接触却大大增加了。外贸商品种类多样，商品市场繁荣兴旺。许多罗马商人在此地站稳了脚跟，在其返回故土时，则向罗马人诉说不列颠的繁华与富庶。如果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那么不列颠的潜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公元41年，罗马帝国皇帝卡里古拉遇刺，此后，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将卡里古拉的叔叔腐儒克劳多斯（Claudius）推上了帝国王位。这位新君主的征服野心无可比拟，但是此时罗马的大政方针还掌控在核心政府部门的官员手中。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兵戈再起。征伐之策在许多方面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公众呼声日益强烈。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议员发表了赞成意见，重要的商业和财政利益业已协调完毕，而上流社会也找到了新的闲谈话题。在这个胜利的年代，新皇帝总会面临着多方选择，这些经过深思熟虑，且符合罗马惯例的行动计划，无论哪一个都能令这位新统治者欣喜不已。由此我们发现，那些通过偶然机缘登上尊位的皇帝们无不具有共同特点，那就是肆无忌惮，刚愎自用。他们的皇室难免贪淫无度，昏庸无能。而在颁布重大的征伐命令，以及审批益国利民的长效法案之时，皇室往往会被谋士和宠臣玩弄于股掌之中。
征服桀骜不驯的不列颠岛对罗马帝国大有裨益，种种好处被一一罗列在帝国的新君主面前，这使他激动万分，垂涎不已。为获得这份军事殊荣，皇帝下令继续筹划这个颇受瞩目且有利可图的征服大业。公元43年，大约在恺撒撤离不列颠的一百年之后，两万名准备充分，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为征伐不列颠岛而组织起来，蓄势待发。“士兵们一想到要前往未知的海外作战，就觉得愤愤不平。”而当皇帝的宠臣，解放的奴隶纳西苏前来安抚军心时，士兵们更感觉受到侮辱。眼下，一个先前的奴隶竟然站在指挥官的位置上要求他们尽职尽责。于是，士兵们开始奚落纳西苏的奴隶出身，同时戏谑般地高喊“农神节”口号（在农神节里，奴隶们会身穿主人的衣服主持节日活动）。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决定服从当局的命令出征。
然而，由于耽搁了时日，远征大军在季末才得以动身启程。由于害怕单一部队可能会在登岸时受阻，大军于是分为三路进发。第一次的航程并不顺利，罗马军队的舰只被风吹了回来。然而，当一道闪电由东向西刺破天际，指向出征之路时，罗马人再度振奋起来，他们一鼓作气，驶向海岸，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的情况下成功登陆。根据情报，罗马人得知布立吞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知晓，因此事先并未召集军队来抵御入侵。
岛上形势对入侵者甚是有利，库诺比莱纳斯（Cunobelinus）—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辛白林，已在不列颠岛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封建王国。首都设在科尔切斯特。但在国王晚年，国家内部纠纷已开始削弱他的权威，在他死后，王国由他的儿子卡拉克塔克斯和德哥杜姆尼共同统治。此二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自然而然，他们也没有时间在普洛提乌斯和他的罗马军团到来前统一部落王国。倒是肯特人重新采用了卡西威劳努斯的战术，给搜索他们踪迹的普洛提乌斯带来了很大麻烦。然这位罗马将军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行踪，罗马人率先击败了卡拉克塔克斯，后来又在肯特东部击败了他的兄弟德哥杜姆尼。而后，普洛提乌斯率军沿着恺撒曾经的进军路径一路开进，到达了他前所未闻的麦德威河之畔。“野蛮人曾认为，由于没有桥梁，罗马人根本无法渡河。因此，他们满不在乎地将营垒设于河流对岸。”但是，这位罗马将军派出了一支“日耳曼人分遣队，这些人熟知水性，能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轻易泅渡最湍急的河流，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日耳曼人的首要攻击目标并非是敌军士兵，而是那些拖拉战车的马匹。在紧随其后的混战之中，即便是敌军的战车驭手也难逃此厄运。”然而次日，布立吞人再次组织起来，与罗马军对阵。由于韦斯帕芗—他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皇帝—在上游发现了可涉水而过的浅滩，罗马军队从侧翼出击，才最终击败了布立吞人。这场胜利打乱了原本的战略布局，普洛提乌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过早地取胜，这使罗马皇帝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决意前往不列颠，以展示其御驾亲征对胜利的必要作用。因此，一直在法国等待时机的克劳多斯立即亲率大军，浩浩荡荡渡过海峡。他的军队中除人、马之外，还有包括有许多战象。一场战役之后，罗马人获得胜利。克劳多斯心满意足地返回罗马，去接受元老院授予的“不列颠征服者”称号，并获准举办胜利庆典。
但在不列颠的战争仍然继续，布立吞人改变了策略，他们避免与罗马军发生近战，而是潜藏在灌木与森林之中，以此方式消磨对手实力。在恺撒入侵时期，这种作战方式曾令罗马军队空手而归。卡拉克塔克斯逃往威尔士边界，在那里重整旗鼓，组织部落民抵抗长达六十年之久。公元50年，卡拉克塔克斯再次被一名新任罗马将军击败。这位将军名叫奥斯特瑞斯（Ostorius），是一位精力充沛且能力出众的将领，在他的领导下，罗马人征服了从瓦什河到塞文河之间的广大土地。卡拉克塔克斯在西部的战争中全军覆没，只身而逃。他前往北方，企图挑唆当地的布里甘特人反抗罗马，但反而被该部落的女王出卖，引渡给了罗马人。苏维托尼乌斯写道：“此时，这位布立吞王子的名望已经传遍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各个行省。在他到达罗马首都的时候，民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一睹他的真容。入城仪式举办的十分隆重，在靠近罗马大营的平原之上，军事执政官的军队列队而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队伍之前就位。他们身后，是山呼海啸的人群。位于游行队伍前列的，是罗马人在不列颠战争中夺取的各类战利品，接着就是这位王子的兄弟和妻儿。他们身披锁链，眼神和举动间流露着悲哀与恐惧。”但卡拉克塔克斯却并不这样，他脚步沉稳，面带无畏之色，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到皇帝所坐裁决席之前，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演：“除了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如果我还具有谦恭而温顺的性格，那么我就会成为罗马的贵客而非囚虏。你也必不会拒绝与一位家世显耀，统治着众多部族的王子携手联合。我的不幸成就了你的荣耀，也成为了我的耻辱。我曾拥有武器、兵员及战马，也曾积金累玉，锦衣玉食。我不愿放弃我的所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因罗马怀有征服世界的理想，我们就要恭顺听从，屈膝投降吗？我曾长期抗争，阻挡罗马军队的前进步伐，但倘若我不战而退，屈从强权，你还能赢得征服者的荣耀，我还能博得勇敢无畏的美名吗？如今，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意欲报复，那么人们将很快忘却我的人生，但是，你的功勋也同样不能长久。保全我的性命，那么你的仁慈宽大将会成为我们记忆中永恒的丰碑。”
王子的演讲刚一结束，克劳多斯立刻宣布他已重获自由，他的家人们也同样获释。这些王族成员皆向皇帝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锁链一经解开，他们就向坐在较远处的阿格里皮娜（Agrippina）走去，向她表达同样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布立吞人的一次激烈反抗同样给罗马的征服者们带来不小的麻烦。据塔西佗所述，“公元61年，不列颠蒙受了沉重的灾难。”新任总督苏维托尼乌斯，一直在着手处理西部问题，他将罗马军队的大营由罗克塞特迁到了切斯特，准备进攻“人口稠密，已经成为逃亡者庇护所的摩纳亚岛（安格尔西岛）”。他建造了一支平底船队，以适应那里的暗礁与潜流。
步兵们在船上拥挤着，骑兵由浅水处涉水而过。遇到水深的地方，骑兵就随着战马一起泅渡。岸边排列着敌人的队伍，他们全副武装，虎视眈眈。中间还混杂有身着黑衣的女人，她们披着长发，手持火把，像复仇女神一般立在那里。在这周围还有督伊德教士，这些人将双手伸向苍天，口里发出可怕的诅咒之声。罗马士兵们被这些诡异的景象吓坏了，他们像木偶般呆立着不动，任凭敌人砍杀。终于，在罗马指挥官的鼓舞下，他们还是振奋起来，相互告诫着不要在野蛮的异教女人面前畏缩不前。罗马人高举旗帜，粉碎了所有抵抗，平息了叛乱之火。“苏维托尼乌斯派出一支驻军来管辖被征服的地区。罗马人砍倒了暴民们用来进行残忍宗教仪式的小树林，就在此处的圣坛上，这些野蛮人曾用俘虏的鲜血献祭。他们还会挖出人的内脏用以揣摩神意。”
在威尔士边界地区（按照现在的区域划分方式）所发生戏剧性事件却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序幕。东安格利亚的艾希尼国王逝世了。为使他的王国和家族不受外来侵扰，他指定尼禄—此人已继承克劳多斯之位，成为罗马的新皇帝—与他的两个女儿共同继承王位。塔西佗写道：“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遂人愿。他的王国被罗马的百人队大肆劫掠，王室的私产也像战利品般地沦于奴隶之手。他的寡妻博阿迪西亚（也被尊称为布迪卡女王）遭到鞭打，女儿们惨遭凌辱。艾希尼酋长们的世袭财产被抢劫一空，王室的成员也沦为了奴隶。罗马人仿佛将这个王国当成了一件意外收获的礼物。”这正是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所记录下来的。
博阿迪西亚所在的部落，这个曾经最为强大，也是迄今最为温顺的部落，终于对罗马人的暴行忍无可忍了，他们怒不可遏，纷纷武装起来，疯狂地反抗罗马侵略者。博阿迪西亚发现自己已成为了庞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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