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离开的,留下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3-01 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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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埃莱娜·费兰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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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四部曲:离开的,留下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离开的,留下的试读:

人物表

前两本情节介绍

◆赛鲁罗一家(鞋匠的家人)

费尔南多·赛鲁罗:鞋匠,莉拉的父亲。莉拉小学毕业之后,她父亲没有继续供她读书。

农齐亚·赛鲁罗:莉拉的母亲,她支持女儿,但没有足够的权威对抗自己的丈夫。

拉法埃拉·赛鲁罗:所有人都叫她莉娜,只有埃莱娜叫她“莉拉”。她出生于1944年8月,小学时期,她就表现得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十岁时写了一个名为《蓝色仙女》的故事。小学毕业后,她开始学做鞋子。她很年轻就嫁给了肉食店老板斯特凡诺·卡拉奇,先是成功地经营了新城区的肉食店,随后经营马尔蒂里广场上的一家鞋店。在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时,她爱上了尼诺·萨拉托雷,并为他离开了丈夫,但她和尼诺的同居生活以失败告终。儿子詹纳罗出生之后,她发现艾达·卡普乔怀了斯特凡诺的孩子,就彻底离开了丈夫。她和恩佐·斯坎诺搬到那不勒斯郊区圣约翰·特杜奇奥居住,开始在布鲁诺·索卡沃的香肠厂工作。

里诺·赛鲁罗:莉拉的大哥,也是鞋匠。因为莉拉设计的鞋子,也因为斯特凡诺·卡拉奇的投资,他和父亲费尔南多创办了“赛鲁罗”皮鞋品牌,他和斯特凡诺的妹妹——皮诺奇娅·卡拉奇结婚,生了儿子费尔南多,小名迪诺。莉拉的第一个孩子取的是他舅舅的名字,也叫里诺。

其他孩子。

◆格雷科一家(看门人的家人)

埃莱娜·格雷科:也叫莱农奇娅,或者莱农。她出生于1944年8月,是我们正在读的这本小说的作者。当埃莱娜得知,她小时候的朋友——她称之为“莉拉”的莉娜·赛鲁罗失踪了,她便开始写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小学毕业之后,埃莱娜继续学习,学业一帆风顺。上高中的时候,她学习成绩优异,在和宗教老师关于圣灵问题的争辩中,她得到了加利亚尼老师的袒护。她从小就爱着尼诺·萨拉托雷,但一直没有表白,在尼诺的邀请下,并在莉拉的帮助下,她把和宗教老师的冲突写成了一篇小文章,但文章后来没有得到发表。埃莱娜的优异成绩,使她得以到比萨高等师范就读,并在那里结识了世家子弟彼得罗·艾罗塔,还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伊斯基亚岛的事儿。

佩佩、詹尼和埃莉莎:埃莱娜的弟弟、妹妹。

埃莱娜的父亲:市政府门房。

母亲:家庭主妇,她走路一瘸一拐的,让埃莱娜无法忍受。

◆卡拉奇一家(堂·阿奇勒的家人)

堂·阿奇勒·卡拉奇:童话中吃人的怪兽,黑帮成员,放高利贷的,后来被人杀死。

玛丽亚·卡拉奇:堂·阿奇勒的妻子,是斯特凡诺、皮诺奇娅和阿方索的母亲,在家里开的肉食店里工作。

斯特凡诺·卡拉奇:已故堂·阿奇勒的儿子,莉拉的丈夫,管理着他父亲积累的财产,因为两家肉食店,以及马尔蒂里广场上和索拉拉兄弟合作经营的一家鞋店,一时间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和莉拉糟糕的婚姻生活,让他感到很不满,他和艾达·卡普乔开始了一段婚外恋,并在情人怀孕之后和她同居,随后,莉拉搬到了那不勒斯郊区圣约翰·特杜奇奥居住。

皮诺奇娅:堂·阿奇勒的女儿,先是在肉食店里工作,然后在鞋店工作,她和莉拉的哥哥里诺结婚了,跟他生了一个孩子费尔南多,小名迪诺。

阿方索:堂·阿奇勒的儿子,埃莱娜的同桌,和玛丽莎·萨拉托雷订婚了,后来成为马尔蒂里广场上的那家鞋店的经营者。

◆佩卢索一家(木匠的家人)

阿尔佛雷多·佩卢索:木匠,共产党员,被控是谋杀堂·阿奇勒的凶手,后来被关进监狱。

朱塞平娜·佩卢索:阿尔佛雷多的妻子,烟草厂女工,为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关在监狱里的丈夫,她投入了全部精力。丈夫死后,她自缢身亡。

帕斯卡莱·佩卢索:阿尔佛雷多和朱塞平娜的长子,泥瓦匠,共产党积极分子。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莉拉的美貌,并且向她示爱。他痛恨索拉拉兄弟,后来和艾达·卡普乔订婚。

卡梅拉·佩卢索:也叫卡门,帕斯卡莱的妹妹,杂货店售货员,后来被莉拉雇用,在斯特凡诺的新肉食店里做售货员,她和恩佐·斯坎诺订婚,但是服完兵役之后,恩佐无缘无故和她分手了。她随后和大路上一个在加油站工作的人订婚。

其他孩子。

◆卡普乔一家(疯寡妇的家人)

梅莉娜:寡妇,莉拉母亲农齐亚的一个亲戚,她在老城区里清洗楼梯,曾是多纳托·萨拉托雷——尼诺父亲的情人,因为这段情感,梅莉娜几乎丧失了理智,萨拉托雷全家人因此不得不离开城区。

梅莉娜的丈夫:菜市场卸货工,死因不明。

艾达·卡普乔:梅莉娜的女儿,从小就帮助母亲清洗楼梯。在莉拉的帮助下,她成为老城区肉食店的售货员,一直是帕斯卡莱·佩卢索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斯特凡诺·卡拉奇的情妇。怀孕后和斯特凡诺同居,并生下女儿玛丽亚。

安东尼奥·卡普乔:艾达的哥哥,技工,曾是埃莱娜的男朋友,他非常嫉妒尼诺·萨拉托雷。要服兵役的消息让他非常焦虑,但当埃莱娜去找索拉拉兄弟帮忙,想免除他的兵役,他感到非常耻辱,就和埃莱娜分手了。在当兵的过程中,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提前退役,为生活所迫,他成了米凯莱·索拉拉的伙计,被派到德国,完成一项神秘、漫长的工作。

其他孩子。

◆萨拉托雷一家(铁路职工兼诗人的家人)

多纳托·萨拉托雷:检票员、诗人兼记者,情场老手,行为不检点,他曾是梅莉娜·卡普乔的情人。埃莱娜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时,和多纳托全家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为了避免多纳托的骚扰,不得不很快离开了那里。但在第二年夏天,埃莱娜在海滩上委身于他,以减轻莉拉和尼诺在一起的事实带给她的伤害。为了消除这件事情给她带来的伤痛,她写了一本小说,最终这本小说得以出版。

莉迪亚·萨拉托雷:多纳托的妻子。

尼诺·萨拉托雷:多纳托和莉迪亚五个孩子中的老大,他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和莉拉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秘密情人关系,他们同居了很短一段时间,最后莉拉怀孕了。

玛丽莎·萨拉托雷:尼诺的妹妹,是阿方索·卡拉奇的女朋友。皮诺、克莱利亚以及西罗:多纳托和莉迪亚家较小的几个孩子。

◆斯坎诺一家(卖水果的一家人)

尼科拉·斯坎诺:卖水果的男人,死于肺炎。阿孙塔·斯坎诺:尼科拉的妻子,死于癌症。

恩佐·斯坎诺:尼科拉和阿孙塔的儿子,也是卖水果的,莉拉从小就对他有好感,他们的缘分开始于小学时的一次竞赛,恩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分。他后来成为卡门·佩卢索的男朋友,但他服完兵役后,就和卡门分手了。在服兵役时,他自学了工业制造方面的课程,并获得了文凭。当莉拉决定彻底离开斯特凡诺,他把莉拉还有她的孩子接到圣约翰·特杜奇奥去居住。

其他孩子。

◆索拉拉一家(他们家有一家酒吧兼点心房)

西尔维奥·索拉拉: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主人,法西斯分子,独裁主义者,“克莫拉”黑社会组织成员,在城区从事各种非法交易,他试图阻挠“赛鲁罗”鞋作坊的建立。

曼努埃拉·索拉拉:西尔维奥的妻子,放高利贷的,整个城区的人都害怕她手里的一个红本子。

马尔切洛和米凯莱:西尔维奥和曼努埃拉的儿子,非常嚣张霸道,但城区里的姑娘都很喜欢他们,当然,除了莉拉。马尔切洛爱上了莉拉,遭到拒绝。弟弟米凯莱和他年龄相差不大,但更加冷酷、聪明和暴力,他和点心师傅的女儿吉耀拉订婚,但对莉拉怀有一种病态的迷恋。

◆斯帕纽洛一家(糕点师傅的家人)

斯帕纽洛先生: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糕点师傅。

罗莎·斯帕纽洛:糕点师傅的妻子。

吉耀拉·斯帕纽洛:糕点师傅的女儿,米凯莱·索拉拉的女朋友。其他孩子。

◆艾罗塔一家

艾罗塔:古希腊文学教授。

阿黛尔:在米兰一家出版社工作,出版了埃莱娜的第一本小说。

马丽娅罗莎·艾罗塔:艾罗塔教授的大女儿,在米兰大学教艺术史。

彼得罗·艾罗塔:埃莱娜的大学同学,成为她的男朋友,在大学里前途无量。

◆几位老师

费拉罗:小学教师,兼任图书馆管理员,在莉拉和埃莱娜很小时,就一直表扬她们热爱读书。

奥利维耶罗:小学女教师,她是第一个发现莉拉和埃莱娜潜力的人。莉拉十岁时,写了《蓝色仙女》。埃莱娜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把它拿给奥利维耶罗老师看,但老师当时很生气,因为莉拉的父母决定不供她上中学,所以老师没对这个故事发表任何看法。不仅如此,她还不再关心莉拉,只侧重于支持埃莱娜的学业。在埃莱娜大学毕业时,奥利维耶罗老师死于一场漫长的疾病。

杰拉切:中学教师。

加利亚尼:中学教师。一个文化素养非常高的老师,共产党员,她很快被埃莱娜的聪明所打动。她借书给埃莱娜看,在学校里保护她,使她免受宗教老师的批评,并邀请她来家里,参加为几个孩子举办的舞会。后来,她和埃莱娜的关系变得冷淡,因为尼诺离开了她女儿娜迪雅,对莉拉产生了狂热的激情。

◆其他人物

吉诺:药剂师的儿子,埃莱娜的第一个男朋友。

内拉·因卡尔多: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表姐,住在伊斯基亚岛的巴拉诺镇。

有一年夏天,埃莱娜在伊斯基亚岛海边度假的,就住在她家。

阿尔曼多: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加利亚尼老师的儿子。

娜迪雅:女学生,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尼诺的女朋友,尼诺在伊斯基亚岛爱上莉拉之后,给她写了一封分手信。

布鲁诺·索卡沃:尼诺·萨拉托雷的朋友,圣约翰·特杜奇奥地区一个富商的儿子,他把莉拉安置在他的工厂里。

弗朗科·马里:大学生,埃莱娜大学时期最初几年的男朋友。

中年

-1-

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二〇〇五年冬天,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我记得,她嘴里哼唱着什么,跟别人打招呼,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偶尔有几次,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有些事非常可怕,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无论如何,我依然很爱她,每次到那不勒斯,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说,我有点儿害怕她。我们两个人都老了,她变化很大,我不停地发胖,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她留着短发,是她自己剪的,头发已经雪白了,她并非特意要这样,而是不在意这些。她脸上皱纹很多,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声音有些刺耳,说话时声音太大。她不停地做手势,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街道、路人,还有我切成两半。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对她大声喊道: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小花园,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那女人侧身躺着,非常肥胖,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样式过时的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吉耀拉·斯帕纽洛,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前妻,我却没认出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肥大,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火红色,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但非常稀疏,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是低跟的,很破旧;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大脚趾破了一个洞,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鞋子从脚上滑落了。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

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去了莉拉家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房子很小,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她。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总之,没什么好话。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还有那稀疏的长发,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都有些倦怠,不想收拾桌子,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老了,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大路、隧道黑漆漆的入口,以及那里的暴力,一切都没变。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这楼多高啊!”我对莉拉、卡门、帕斯卡莱、艾达和安东尼奥说,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走在富人区边上。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交通越来越混乱,路上坑坑洼洼,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下水道往外冒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非常不结实。脏水、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因为腐败、欺压而死去,但每一次选举时,他们还是充满热情,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我下了火车,回到这个我曾经生活的地方,我一直都在说方言,表现得小心翼翼,就好像在说:我和你们是一起的,不要伤害我。

大学毕业时,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出人预料的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我出生的那个世界,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这时候,在比萨或者米兰,我生活得很好,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幸福;而在我的城市,我每次回家时,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让我无法逃离,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我未来的婆婆,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在过去,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加里波第广场、福尔切拉街、公爵街,还有拉维娜尼奥区、雷蒂费洛区,到处都挤满了人。在六十年代末,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越来越蛮横失控,让人不堪忍受。有一天早上,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几年前,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我去那里,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阿尔曼多和娜迪雅,好向他们炫耀一下。但那条街道,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他们都穿得很好,非常自信,吵吵嚷嚷,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同时也有些羞怯。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他们之间冲突不断。有三四个学生,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拳打脚踢,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我马上就离开了,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充满理性的地方,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

总之,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圣约翰·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还有去那里的旅途、莉拉工作的工厂、莉拉自己——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但还没有同床共寝——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莉拉说,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她想帮他。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特杜奇奥、香肠、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还有它们的简称: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CCSM)、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CSACSS)。她想让我相信,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我当时想:在米兰也许有可能,在苏联一定会有,但在这里不可能!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二〇〇五年冬天,那天下午,我和莉拉谈了这些事情,我带着一种决绝的语气,就好像在进行严厉的抨击。我想告诉她,她其实从小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只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但我马上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从自己的语气里,听到了一个老女人让人不堪的怨气,我知道她讨厌我的语气。后来,她的确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了老化磨损的牙齿,做了一个神经质的表情,说:“你在充当智者,想要揭示真理?你有什么意图?你要写我们?你想写我?”“没有。”“说实话吧!”“那太复杂了。”“你已经考虑过了,是不是?你还在考虑?”“有点儿。”“你要放过我,莱农!你要放过我们所有人。我们不值一提,我们应该消失,吉耀拉和我,所有人都不值一提。”“这不是真的。”

她做了一个不满的表情,很难看,她眯着眼睛,用眼珠子审视着我,嘴唇半闭着。“好吧,”她说,“你实在想写,就写吧,你写吉耀拉,想写谁,就写吧,但不要写我,你要答应我,你要是敢写我的话……”“我谁都不写,也不写你。”“你要小心点儿,我盯着你呢。”“是吗?”“我会进到你的电脑里,看你的文件,会把文件删除。”“算了吧!”“你觉得我做不到?”“我知道你能做到,但我会保护自己。”

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很邪恶地笑了。“但你防不住我。”

-2-

我一直无法忘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但你防不住我。”我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我没浪费时间去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状态很好。假如莉拉还活着的话——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波河的水流冲击着伊莎贝拉公主桥的桥柱——她一定会忍不住来我的电脑里窥探,她会看到我写的东西。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一定会因为我不听话而发火,她一定会介入,会修订,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会忘记她对于“人间蒸发”的狂热。喝完咖啡,我洗了杯子,回到了写字台前,重新开始写作,我从米兰那个寒冷的春天接着写。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在一家图书馆里,那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讽刺的语气谈论我,还有我的书。我当时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的话。后来,尼诺·萨拉托雷忽然冒了出来,他一脸黑色的大胡子,我当时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用非常不客气的语气,抨击了那个对我说三道四的家伙。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呼喊着他的名字——尼诺·萨拉托雷。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有四五年了吧——我紧张得浑身发冷,但脸却滚烫。

在尼诺说完了之后,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很明显,他有些恼怒,但我过于激动,头脑混乱,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但我意识到,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在当时,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因为我陷入自责,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虽然我口才不错。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那时候,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但在比萨的时候,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弗朗科、彼得罗,所有出色的学生,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有清晰的逻辑,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这时候,我开始训练我自己,我想和他们一样,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避免仓促、草率的表达。总之,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还有稳重、深思熟虑、紧贴主题的句子,以及干净、正式、高雅的文体,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但那天晚上,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首先,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让我觉得羞怯,我又被打回原形,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那个门房的女儿,操着一口的南方腔,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最后,我失去了自信,我的表达变得紊乱,语无伦次。尼诺的出现,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他对于我的捍卫,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而且能时不时地,在他觉得有必要时,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而且是用一种潇洒、带着鄙视的语气,让人觉得,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结果是,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我想: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羞辱捍卫我的尼诺。

但那个男人谈的是别的事情:他没有提到我的小说,再也没有提到我的书。他只是针对尼诺提到的一些话,尼诺虽然说了好几遍,但那不是他发言的核心,比如说——贵族般的傲慢、反权威文学。我只知道,让那个男人生气的是那段话里的政治影射,他不喜欢那些说法,他一改低沉的声音,用一种充满讽刺的假声重复了那些表达(因此,现在对于知识的自豪已经被定义傲慢,因此,就连文学也变成反权威的了?)然后他仔细地谈起了“权威”这个词。“感谢上帝,”他说,“要提防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小年轻,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信口开河,他们会引用不知道是哪位轻狂大学教授说的蠢话。”他围绕着那个主题又说了很久,他是对着公众说的,都不是针对尼诺或者我。他开始针对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年老的批评家,然后直接针对阿黛尔,那才是他最初的批判目标。“我并不是针对这些年轻人,”他总结说,“而是想指出,那些有学问的成年人,他们出于利益,见风使舵,追随那些愚蠢的时尚。”说到这里,他做出要离开的样子,低声说:“对不起,让一下,谢谢。”

在场的那些人都站起来让他过去,虽然有些敌意,但都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他是一个大人物,他那么重要,以至于阿黛尔也用一种有些沮丧的手势,很客气地说:“谢谢您,再见,您走好。”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就在这时候,尼诺用一种霸道,甚至让人讨厌的方式展示出,他知道在和谁打交道,他称呼这个人为教授,他说:“教授,您去哪儿啊?请不要走。”尼诺腿很长,几步过去就站到了他面前,挡住了教授的路,他用那种新语言对教授说了些什么,在我的位子上,我有点听不清楚,也有些听不明白,但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那位老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没有马上失去耐心,过了一会儿,他才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你让开一下。他向门口走去。

-3-

离开那张桌子时,我的思绪非常混乱。我很难相信尼诺真的在那里,在米兰的那间大厅里。看吧,他脚步沉稳,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非常热,我的手很冰凉。我们都说,经过那么长时间,能再见面真是开心啊。我知道,那天晚上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站在我面前,真真切切,我非常激动,坏心情也逐渐平复。我把尼诺介绍给那个热情赞美了我的小说的评论家,我说,这是我在那不勒斯的朋友,我们是高中同学。这位评论家教授,虽然他刚才也受到了尼诺的影射和抨击,但他表现得很客气。他说,尼诺做得很好,刚才那个人的确应该那么对付,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那不勒斯,他对尼诺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尼诺是一个非常出色、值得鼓励的学生。尼诺解释说,他在米兰已经生活了多年,他在研究经济地理学,他微笑着说,他属于大学里等级最低的老师,也就是助教。他这话说得风趣,并没有他小时候身上的那种愤世嫉俗。我觉得,现在他像穿上了新盔甲,比我在上中学时迷恋的那层盔甲要轻盈一些,就好像他甩掉了那些不必要的负担,让他可以更优雅、更迅猛地出击。看到他手上没有戴婚戒,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阿黛尔的一位女性朋友走过来,让我在一本书上签名,这是一件让我很激动的事,第一次有人要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错过尼诺,一小会儿也不想错过,但我也想改变一下我留给他的印象,让他觉得,我不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傻姑娘。他在和那位老教授聊天——那位教授名叫塔兰塔诺——我很客气地接待我的那些读者。我想赶快签完名,但那些书很新,散发着油墨香,和我跟莉拉小时候在城区图书馆借的那些破旧难闻的书一点儿也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用圆珠笔匆忙地破坏这些新书。我炫耀着奥利维耶罗老师教给我的漂亮书法,写了一些精心构思的赠言,这让后面等待的几位太太很不耐烦。我在写赠言时,心跳得很快,我用眼睛瞄着尼诺,我很害怕他会离开。

尼诺没有离开。现在阿黛尔也走到了他和塔兰塔诺教授跟前,他带着敬意和阿黛尔说话,同时也很潇洒。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中时,尼诺在学校的走廊里和加利亚尼老师说话的情景,但转眼间,他就从之前那个出色的高中生转换成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我满心感慨,当时他真不该走那段弯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伊斯基亚岛的大学生,我已婚的朋友的情人;那个迷失的男孩,藏在马尔蒂里广场上商店的厕所里;詹纳罗的父亲,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当然,莉拉的闯入让他迷失了自己,很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段经历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激动人心,对他的身心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那已经结束了,尼诺重新找回了自己,这让我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告诉莉拉,我见到尼诺了,他现在很好。但我最终还是改了主意:不,我不能告诉她。

等我写完赠言,大厅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阿黛尔轻柔地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赞扬了我,说我在介绍小说时讲得很好,在回应糟糕的发言时——她就是这么形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也表现很好。她看到我否认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她说的不是真的),便让尼诺和塔兰塔诺作证,他们俩当然都说了我很多好话。尼诺最后甚至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们不知道,这姑娘在上高中时就非常聪明,读过很多书,而且非常勇敢,也很漂亮。”我觉得脸上发烫,这时候,他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气,风趣地说起了我早年和宗教老师的冲突。阿黛尔在那里听着,时不时笑一下。她说:“在我们家,大家马上就发现了埃莱娜的品质。”然后她宣布说,她在距离那儿很近的地方定了餐馆,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有些忧虑,尴尬地嘟哝说,我累了,肚子不饿。我想让他们明白,我和尼诺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了,我希望回宾馆前能和尼诺出去走走,聊一聊。我知道,那顿晚餐是给我庆祝,为了感谢塔兰塔诺支持这本书,如果我不去的话,实在很不应该,但我无法克制我自己。阿黛尔用一种讥讽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她说,她当然也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就好像要补偿我做出的牺牲似的,她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安地看着尼诺:他会接受邀请吗?他说,他不想打扰我们,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后接受了。

-4-

我们离开了那家书店。阿黛尔非常谨慎,她和塔兰塔诺走在前面,我和尼诺跟在后面。我马上发现,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担心一张口就说错话。尼诺打破了僵局,为了不冷场,他又一次赞美了我的书,然后用敬仰的语气提到了艾罗塔家人(他把他们定义为“意大利最重要、最文明的家庭之一”),他说他认识马丽娅罗莎(“她总是占据思想前沿,两个星期前,我们大吵了一架。”),他说他从阿黛尔那里得知,我和彼得罗订婚了,他对我表示恭喜。让我惊异的是,他表现得对彼得罗那本关于酒神崇拜的书很熟悉,尤其是,他带着敬意谈到了艾罗塔家的一家之长——圭多·艾罗塔教授。“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男人。”他知道我已经订婚了,这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小说的赞美只是一个引子,让他得以赞美彼得罗全家,还有彼得罗的书,这让我更加不舒服。我打断了他的话,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但他的回答很模糊,只是提到了他正要出版的一本小书,他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乏味,但他不得不将之出版。我接着问他刚到米兰时的生活,有没有遇到困难。他泛泛地回答了我,说到了他刚从南方来、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时遇到的问题。他忽然问我:“你回那不勒斯生活了?”“目前是。”“在老城区生活?”“是的。”“我彻底和我父亲断绝了关系,我和家人也不再见面。”“真是遗憾。”“这样也好。只是再也没有莉娜的消息,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当时想:我错了,莉拉从来都没有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他来这个书店并不是因为我,而是为了打听莉拉的消息。我又转念一想:在这些年里,假如他真的想知道莉拉的消息,他一定能找到办法。我一时冲动,用一种不想再谈论此事的干脆语气说:“她现在离开了丈夫,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生了一个男孩还是女孩?”“一个男孩。”

他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情,说:“莉娜非常勇敢,甚至过于勇敢。但她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她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爱她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体验。”“什么意思?”“她不知道什么是献身。”“可能你太夸张了。”“不,她的确有很多问题:脑子和身体都有问题,性方面也是。”

他说的最后那几个字——“性方面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异。尼诺对于他和莉拉的关系的评价居然是负面的?他刚才对我说的话,还涉及性的方面?这真让我感到不安。我看了看走在前面的阿黛尔和她朋友的黑黢黢的身影,我的不安变成了焦虑。我感觉,他提到性事也是一个引子,他现在一定是想要说得更明了一些。很多年前,斯特凡诺在他婚后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事,他对我说了他和莉拉之间的问题,但他说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性。我们整个城区的男人,在谈起自己爱的女人时,永远都不可能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帕斯卡莱给我讲他和艾达之间的性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更进一步说,安东尼奥更不可能和卡门或者吉耀拉,谈论我在性方面的问题。男人之间可以说这些事儿,而且是通过一种非常粗俗的方式,而我们姑娘家不在意这些,但男女之间是绝对不会谈论这些问题的。我感觉,尼诺——这个全新的尼诺,他认为和我谈论他和我的朋友莉拉之间的性关系,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觉得非常尴尬,马上就绕开了话题。我想,他提到的这些,我也不会告诉莉拉。这时候,我装出一副很潇洒的样子说:“都是过去的事儿,我们也不要太难过。说说你吧,你在研究什么课题?你在大学里的前景怎么样?你住在哪里?一个人住吗?”但我在说这些时,肯定是过于热烈了,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回避了他的话题。他带着戏谑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正要回答,这时候我们到了餐馆,我们走了进去。

-5-

阿黛尔给大家分配了座位:我坐在尼诺旁边,在塔兰塔诺对面,她坐在塔兰塔诺旁边,尼诺对面。我们点了餐,这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我现在明白了——他长期给《晚邮报》撰稿,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人。无论是阿黛尔还是她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彻底放开了,不像在书店里那样克制自己,他们畅所欲言。他们说了那个人的很多坏话,然后大力赞扬了尼诺,说他做得好,就是应该挤兑那个老头。尤其让他们觉得愉快的是那老头离开大厅时,尼诺对他说的话,那是他们都听到,但我没听到的话。他们每个字都记得,尼诺笑着说他不记得了。但后来那些话被复述出来了,也可能是当场改编的,大概是这么说的:您呢?为了捍卫权威,还有权威的言论,您甚至可以把民主搁置到一边。从那时候起,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说话,谈得非常热闹。他们说到了间谍、希腊问题、秘密审判和酷刑、越南问题,还有意大利、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不成熟性,还提到艾罗塔教授在《桥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论的是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条件。尼诺说,他认同艾罗塔教授说的每个字。“我会告诉我女儿马丽娅罗莎,说您喜欢那篇文章,”阿黛尔说,“她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糟糕。”“马丽娅罗莎只热衷于这个世界不能给予她的东西。”“说得太对了,她就是这样。”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未来公公的那篇文章,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这之前,我先是要应付考试,然后是毕业论文,最后是那本匆忙出版的书,这些让我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对于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了解了表面,我基本没有关注过学生运动、游行、冲突、受伤的人、被捕的人,还有流血事件。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关于大学里的情况,我只能通过彼得罗的抱怨得以了解,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学生运动的:“比萨发生的蠢事儿”。结果是,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和我共餐的这些人对这些事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尼诺,而我却不是很清楚。我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我们胳膊碰着胳膊,虽然只是隔着衣服的接触,但仍然让我很激动。他还是保留了对数字的热爱,他列举出了学校里注册的学生人数——简直太多了,还有学校校舍的真实容量,以及那些“权贵”的工作时间,那些人不是致力于教书、做研究,而是坐在议会里,要么给管理机构当顾问,要么是给私人企业当顾问。阿黛尔在那里听着,她的朋友也听着,时不时会插句话,他们提到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庆祝我的书出版,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了,我未来的婆婆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提到的惊喜。我小声说,我离开一下,阿黛尔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手势,尼诺还是热情洋溢地在说话。塔兰塔诺应该觉察到我有些烦了,他很小声地激励我说:“那您赶紧回来,我想知道您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带着一个苍白的微笑说。

这次他微笑了,说:“作家总能想出来一个。”“也许,我不是作家。”“是的,您是作家。”

我去了洗手间。尼诺总是有能力向我展示,他一张嘴,就会显现出我的落伍。我应该接着学习了,我想,我怎么能这么放任自流呢?当然,假如我愿意的话,我也能带着一点儿热情,不懂装懂地迎合一下。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学了太多不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关键的知识,我却没掌握。我和弗朗科的故事结束之后,我逐渐失去了他传递给我的,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和彼得罗订婚,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对他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失去了兴趣。彼得罗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是多么不同啊!尤其是,他和尼诺是多么不同啊!也许对于他来说,我的小说都不应该写出来,他几乎是很不耐烦地接受了这本书,就好像它背叛了学术世界。哦,可能是我太夸张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是一个很局限的女孩,我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从而忽略其他事情,现在我要改变现状。在这场令人厌烦的晚饭之后,我会开始改变自己,我会把尼诺拉走,强迫他整个晚上都和我散步,我会问他,我应该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我会拉着他的胳膊说:“我很冷……”这不完整的句子是含糊的暗示,我会隐藏自己的焦虑。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明天我会离开,再也见不到他。

这时候,我带着怒火看着镜中的自己:满脸疲惫,下巴上有很多小痘,眼圈发青,这预示着我的月经快要来了。我又矮又丑,胸太大。我从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他选择了莉拉,而不是我,这并非偶然。但结果呢?她在性方面有问题,尼诺是这么说的。我当时真不应该改变话题,我应该展示出我的好奇,让他继续说下去。下次假如他再提起这事儿,我应该更开明一点,我会对他说:“我想问一下,一个女孩子性方面有问题是什么表现?”我会解释说,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会纠正自己,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纠正。我带着一丝恶心,想到了我和他父亲在玛隆蒂海滩上发生的事情,也想到了我和弗朗科在比萨大学宿舍的小床上的性爱。在那些时候,我是不是也做了一些错误的举动,他们也觉察到了,但他们没有告诉我?假如那天晚上我和尼诺上床,我还是会犯一样的错误。他也会想,我跟莉拉一样也有问题。他会不会背着我,和我在比萨高等师范的朋友谈论这个问题,甚至是和马丽娅罗莎谈论这个问题?

我意识到,他的那些话太冒犯人了,我不得不指责他。我应该告诉他,从那场他评价很差的性关系里,产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小詹纳罗,他非常聪明。我应该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问题不能简化为谁在性方面有问题,莉拉为了你,已经毁掉了自己。我决定,当我摆脱了阿黛尔和她的朋友,尼诺陪我到宾馆时,我会跟他说这些话。

我从洗手间里出来,回到餐厅里,我发现我不在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未来的婆婆一看到我,就对我招手,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的惊喜终于到了。”那个惊喜就是彼得罗,他坐在阿黛尔身边。

-6-

我的未婚夫一看到我,马上就站起来拥抱了我。我从来都没有跟他提到过尼诺,我提到过安东尼奥,次数也不多,我只是跟他提到过我和弗朗科之间的关系,当时这在比萨高等师范的学生中人尽皆知。我从来都没提到过尼诺的名字。这是一件让我痛苦的事,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很羞愧——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就意味着要坦白,我一直爱着一个人,说出为什么我爱他,需要把这件事厘清,就要说明尼诺的意义,就要说到莉拉、伊斯基亚,也许最后会促使我承认,我在书中讲述的那个情节:女主人公和成熟男人的性爱是源于我在玛隆蒂海滩上的体验,是一个绝望的小姑娘做出的选择。事情过去了那么久,我现在觉得,那是一件很恶心的事,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埋在心里。假如彼得罗知道这些,他一定会明白我见到他为什么会那么不高兴。

他坐在了桌子的首席,在他母亲和尼诺之间,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牛排,喝了葡萄酒,他看着我,他感觉到了我的坏心情,因此表现得有些小心翼翼。当然了,他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因为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没有及时赶到。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不够重视,可能会被我理解为他不爱我,毕竟他让我一个人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少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很难向他解释,我阴着脸不说话正是因为他现在来了,而且夹在我和尼诺中间。

尼诺呢——让我更不高兴的是——虽然他坐在我身边,但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好像彼得罗来了让他很高兴,他给彼得罗倒酒,请他抽自己的烟,还给他点上了一根。现在,他们两人都在吞云吐雾,谈到从比萨开车到米兰很累,还谈到了开车的乐趣。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尼诺很瘦,很修长,声音很高,也很热情;彼得罗又矮又结实,顶着一头乱糟糟、有些可笑的头发,额头很高,腮帮子很大,脸剃得发青,声音很低沉。他们好像很高兴能相互认识,这对于彼得罗来说很不正常,因为他一贯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并不热衷于社会交往。尼诺对他的研究表现出极浓的兴趣(他读了一篇文章,文中反对喝葡萄酒,反对任何形式的醉酒,推崇牛奶和蜂蜜),他想引导彼得罗谈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的未婚夫向来都倾向于什么都不说,但这次他妥协了,他很耐心地纠正了那种观点,然后开始敞开心扉。正当彼得罗畅所欲言时,阿黛尔插了一句:“别聊闲话了,”她对儿子说,“你给埃莱娜准备的惊喜呢?”

我看着她,有些迷惑,还有其他惊喜吗?彼得罗一刻不停地开车过来,就是为了赶上我的庆功晚宴,这还不够吗?我带着好奇想。这时候,我的未婚夫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了解他的反应——那是在环境的迫使下,不得不说自己好话时,他脸上才会有的表情。他向我宣布,几乎是嘟囔着说,他正式成为一名非常年轻的教授,佛罗伦萨大学聘请他做正教授。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发生了奇迹,才让他一下子成为了教授。他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夸耀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面临的严峻考验,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他作为学者是那么受器重。现在,就这样,他几乎是用轻蔑的语气说了这个消息,就好像是他母亲逼他说的,就好像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让人称道的成绩,意味着经济保证,意味着可以离开比萨,轻松地摆脱那里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他有些受不了那个城市。这尤其意味着,在那年秋天,或者最晚第二年开春,我们就会结婚,我就会离开那不勒斯。没人提到最后这件事情,但大家都恭喜彼得罗,也恭喜我,包括尼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看了看表,语气尖酸地说到了大学里的职称,然后就向大家抱歉,说他该走了。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感觉胸口一阵疼痛,我很想抓住他的目光。都结束了,我失去了一个机会,那些愿望也泡汤了。我们走到路上,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地址,但他只是握了握我的手,祝我一切如意。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他的每个动作都是想摆脱我。告别的时候,我微笑着挥动一只手,好像手里拿着一支笔,其实那是一个祈求,意思是:你知道我住在哪儿,给我写信吧,求你了,但他已经转身离去。

-7-

我对阿黛尔和她的朋友表示感谢,还特别感谢了他们为我,还有我的书所遭的罪。他们俩都诚恳地赞美了尼诺,说了尼诺很多好话,就好像他长得那么可爱、那么聪明,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彼得罗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他母亲要他早点回去时,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他们都住在马丽娅罗莎那里。我马上对他说:“你不用陪我去宾馆,你和你母亲回去吧。”没有人觉得我这是真心话,但实际上,我真的很不开心,想一个人待着。

一路上,我的情绪都非常糟糕,我的未婚夫简直没法和我交流。我感叹说,我不喜欢佛罗伦萨,那不是真的;我说我再也不想写作,我想教书,那也不是真的;我说我很累、很困,那也不是真的。不仅仅如此,当彼得罗毫无预告地向我宣布,他想去那不勒斯见我的父母,我对他叫喊着说:“你疯了吗?你应该放过我的父母,你不适合他们,他们也不适合你。”他有些担忧地问我:“你不想嫁给我了?”

那时候我差一点儿就说:“是的,我不想嫁给你了。”但我马上就忍住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轻声说:“对不起,我很沮丧,我当然想嫁给你。”我拉住了他的一只手,和他十指相扣。他是个聪明的男人,非常博学,也很善良,我很喜欢他,我不想让他痛苦。尽管如此,当我拉着他的手,说我想嫁给他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假如那天晚上他没有出现在餐厅里,我会试着得到尼诺。

但我不能承认这一点,彼得罗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当然,假如我得到尼诺的话,我也会无怨无悔,我会找到一种方式把尼诺吸引过来,就像在过去那些年,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到伊斯基亚,还有马尔蒂里广场那段时期那样。尽管我不喜欢他说的关于莉拉的那句话,那句话让我很不安。我会得到尼诺,但我永远都不告诉彼得罗。也许,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莉拉,但谁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等到我们都老了吧,我想象着,无论是我还是她,到时候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事了。时间,就像对于其他事情,是决定性的。拥有尼诺,可能就只有一夜,他会在早晨时离开。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他一直在我的想象里,那些想象自我童年就开始了,由孩童时期的种种愿望组成,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没有一个未来,我知道,和他永远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彼得罗属于现在,他像界碑一样确凿,他给我划出了一片崭新的领地,一片充满理性的天地。这片领域存在一些规范,这些规则来自他的家庭,就是要赋予每样东西意义,要捍卫伟大的理想,要坚持原则,要维护家族的声誉。在艾罗塔家的领地里,一切都不在话下,比如说结婚,就是一场世俗与宗教对峙的战争。彼得罗的父母没有在教堂结婚,只是在民政局做了登记。就我所知,彼得罗对宗教非常了解,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也不会在教堂结婚。可能是他真的对宗教太了解了,他宁肯放弃我,也不会在教堂里结婚。洗礼的问题也一样,彼得罗没受过洗礼,马丽娅罗莎也没受过洗礼,因此将来我们生了孩子孩子也不会接受洗礼。他就是这样,事情肯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好像有人指挥着他一样。他没有神的支撑,支撑着他的是家庭,但这足以使他确信,自己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至于性,我不知道他的态度,但我知道他非常慎重。他非常了解我和弗朗科·马里之间的事情,他应该能推测出来,我不是处女,然而他从来都没提过那个话题,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玩笑都没开过,哪怕是一句绕弯子,或是带点儿醋意的话都没说过。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别的女朋友,去召妓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也排除了他和其他男性谈论女人的可能。他特别讨厌黄色笑话,他也讨厌闲聊、聚会、大喊大叫以及任何形式的浪费。尽管他家境非常富裕,但他还是倾向于过一种节制的生活,有一次,他和父母以及姐姐为此产生了争论。他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他永远不可能辜负我,也不会背叛我。

是的,我不愿意失去他。尽管我上了学,但我的本性依然低俗,距离他的要求很远,假如我没法像他一样诚实规矩,那只能认命了,但他会让我摆脱我父亲卑劣的机会主义,还有我母亲的粗鲁。因此,我拼命地想把尼诺从脑子里排除出去,我拉着彼得罗的胳膊,喃喃地说:“是的,我们要尽早结婚,我想早点儿离开家,想考驾照,想旅行,我想有电话、电视机,我从来都是一无所有。”这时候,他高兴起来了,他笑了,他说好的,我说的他都答应。在距离宾馆不到几步的地方,他停了下来,用沙哑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这是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惊喜。我有些不安地看着他:过去有很多次,我都提议和他做爱,但他总是推脱;但在米兰,在这家宾馆里,在经历了书店里的争论和与尼诺的相遇之后,我觉得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可以再等等。”我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吻了他,在宾馆的门槛那里,我看着他走上了加里波第路,时不时回头看,对我羞怯地挥手。他凌乱的脚步,还有蓬乱地顶在头上的头发,忽然让我很心软。

-8-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一直不得安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似乎每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有好也有坏。回到那不勒斯,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尼诺,想着我们那些没有任何结果的会面。我有时候会克制不住自己,想去找莉拉,等她上完班回来,给她讲那些可以讲的事情,尽量不伤害她。我觉得,提到尼诺就是对她的一种伤害,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莉拉麻烦缠身,而尼诺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也有很多要紧的事要面对。比如说,从米兰回去的当天晚上,我就告诉我父母,彼得罗想来见他们,我们可能会在一年内结婚,婚后我们会去佛罗伦萨生活。

他们没有表现出惊喜,或者说高兴。我想,他们已经彻底习惯于我的来去自如,我已经成了家里的外人,对于家里的生活问题,从来都不过问。我觉得,我父亲有一点儿激动,这很正常,那些他从来没面对过的问题,总是让他有些焦虑。“那个大学教授真要来我们家里吗?”他有些不耐烦地问。“他不来咱家里,那他去哪儿?”我母亲发火了,“他不来这里,怎么向莱农求婚,怎么跟你提亲呢?”

通常,我母亲遇事要比父亲镇静,她很实际,而且很有决断,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无情,她让丈夫闭嘴。我父亲去睡觉了,埃莉莎、佩佩和詹尼在餐厅里搭起了他们的床。她开始教训我,她的声音很低,但是是吼出来的,她红着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对于你来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你总是在最后一刻才通知我们。你上了几天学,写了本书,要和一位大学教授结婚,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千金小姐了,但是,我亲爱的,你是从这个肚子里出来的,你本质就是这样的,你尾巴不要翘得那么高。你永远不要忘了,假如你很聪明,那也是我生的你,我和你一样聪明,或者比你更聪明。假如我有你这样的机会,我也会和你做一样的事情,明白了吗?”在气头上,她先说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出去念书了,只考虑自己的事儿,我的几个弟弟在学校里成绩很差,一无是处;然后她问我要钱,理由是她需要钱给埃莉莎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以及收拾收拾家里,因为我强迫她接待我的未婚夫。

我没有理会几个弟弟在学校的成绩,但马上给了她钱,尽管我知道那些钱不是用来收拾家里的,她不停地问我要钱,每个理由都是好的。她虽然没有明说,但她还是没办法接受我把钱存到邮局里,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把挣的钱全部交给她。以前我在迈佐卡农内书店工作,或者我带着文具店老板娘的女儿去海边,挣的钱都是全部给她的。我想,也许她觉得,我的钱都是属于她的,她想说服我,她觉得我也属于她,虽然我会结婚,我还是会永远属于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就像我们商量好了一样。我告诉她,我会给家里装一部电话,而且会分期付款给家里买一台电视。她有些不敢相信似地看着我,忽然做出一副很欣赏的表情,还是用刚才的语气对我说:“给家里装电话和电视?”“当然了。”“你掏钱啊?”“是的。”“你会一直出钱,结婚后也出钱啊?”“是的。”“那位教授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毛钱嫁妆也没有,也没钱请客?”“他知道,我们不会举行婚宴。”

她的心情又变坏了,眼睛变得通红。“什么,没有婚宴?你可以让他掏钱啊。”“不用,我们不会举行婚宴。”

我母亲又开始火冒三丈,她用各种话骂我,她想让我回应她,给她火上浇油。“你记不记得莉拉的婚礼,你记不记得当时的婚宴?”“记得。”“你要比她好得多,你为什么不想办?”“不想。”

我们一直都这样交流,最后我决定,与其慢慢玩味她的怒火,不如让她一次性发泄完。“妈!”我说,“我们不但不办婚宴,我们也不会在教堂里结婚,只是在市政府民政处结婚。”

这时候,就好像一阵强风吹来,把门和窗子吹开了。尽管我母亲一点儿也不虔诚,但她开始失控地叫喊起来了,她满脸通红,整个人向前探着身子,骂得非常难听。她叫喊着说,如果没有神父,那婚姻是无效的!她说,假如我没在上帝面前结婚,那我就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婊子。尽管她腿有些毛病,还是飞一般地去叫醒了我父亲还有我的几个弟弟,告诉他们她一直担心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上太多年学,把脑子学坏了。我那么幸运,那么一帆风顺,但我让别人像婊子一样对待,她说有这样一个不信主的女儿,她会羞得出不了门。

我父亲穿着内裤出来了,他有些懵,几个弟弟妹妹想搞清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又要面对什么麻烦。他们尽量让我母亲平静下来,但没有用,她大喊大叫,说要马上把我从家里赶出去,她可不想忍受那样的屈辱,不想有一个像莉拉或艾达那样的女儿,连个正式婚姻都没有。这时候,尽管她没真的过来扇我耳光,只是在空中挥舞着手掌,但看起来就好像我是一个影子,而她打的是一个真实的我。她费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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