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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1 13: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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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良诚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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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心理学

科学心理学试读:

前言

马斯洛说:“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

他认为,生活的富足和社会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真诚美好的愿望,都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友谊、宁静和幸福,这主要是因为物质财富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而对精神价值的渴望却一直未能获得满足。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社会值得信仰和为之终身奉献的东西太少了,人人都为物质财富的目标而奋斗,一旦得到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追求的虚幻性,进而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绝望。马斯洛指出许多“成功人士”患有“成功精神症”,惊呼在我们的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真正濒临灾难的阶段了”。

马斯洛在探讨人性能够达到多高境界的新问题时,他深深意识到传统科学否认人的价值的极其危险性和全部科学非道德技术化的严重后果。他发现传统科学具有太多的怀疑论、太冷酷、非人性。他认为传统科学一直宣称它只关注事实的认识,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伦理或一种价值体系,它不能帮助人们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当涉及到人性对事实的认识时,科学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马斯洛要求科学不能排斥价值,要从人性事实的研究中给人们提供生命的意义和理想。

马斯洛认为一般科学模式都是承启于事物、物体、动物以及局部过程的非人格科学,因此我们认识和理解整体与单个的人物和文化时,它是有限的,不充足的。非人格模式的科学不能解决个人、单个和整体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它应具有目标、目的、伦理、道德、意图等因素,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部伦理学法规,一种价值系统。主张将价值如事实般得到科学的研究,将价值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将价值研究转向人性内部,使价值研究深深植根于人性现实的土壤。

马斯洛认为传统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无法一般地解决个人的问题,以及价值、个性、意识、美、超越和伦理的问题。从原则上讲,科学应产生出各种规范的心理学,诸如心理治疗心理学、个人发展心理学、乌托邦社会心理学,以及宗教、工作、娱乐、闲暇、美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心理学。这种科学是采取心理分析,使其潜力充分发挥。马斯洛的真正意图是在扩展科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将科学与价值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

马斯洛致力于有关人性的科学事实的搜集,试图使价值论的研究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进而成为“价值科学”,以使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根本有别于古典的人道主义。

马斯洛科学与价值的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试验、演讲等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晦涩的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科学与价值理论,本人在马斯洛著作《科学心理学》和《存在心理学探索》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科学价值的思想,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只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动机与行为,指导自己的认识与创造,指导自己的科学与心理,指导自己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导论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1918至1971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1967年至1968年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研究,研究人的本性、自由、潜能、动机、经验、价值、创造力、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对个人和社会富有意义的问题。他从人性论出发,强调一种新人形象,强调人性的积极向善,强调社会、环境应该允许人性潜能的实现。主张心理学研究中应给予主观研究方法一定的地位,并应突出整体动力论的重要。

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和华生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马斯洛把人的本性和价值提到心理学研究的首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组织管理、教育改革、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需要层次论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自我实现论则为他心理学体系的核心。

马斯洛以人性为特征的心理学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第三思潮”是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

1933年,马斯洛在威斯康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3年,马斯洛发表了《动机理论引言》和《人类动机理论》两篇论文,第一次把现代心理学各个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华生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综合起来,提出了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框架,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始终强调整体动力论的贯彻,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全人类共有的、作为似本能天性的基本需要研究之上。这为他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萌芽。

马斯洛随后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以最优秀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以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像华生行为主义学派那样以小白鼠为研究对象,他选定了两组人作为研究对象,概括了自我实现者的13个特征。他指出自我实现的人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是一种价值观的楷模。

马斯洛还提出“价值失调”理论,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许多常见精神疾病现象的治疗,主要包括权力狂、固执偏见、心浮气躁、缺乏兴趣,特别是没有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等现象。

总之,到1951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同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一书,这本书使马斯洛成为了著名人士,被公认为50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这也是马斯洛的经典力作。

马斯洛接着研究“高峰体验”。他从自我实现者那里发现他们往往频繁地感受到极度地喜悦,体验到心醉神迷的美妙感受。这些美妙体验有的来自大自然,有的来自音乐,有的来自两性生活。马斯洛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自我实现者的一种成功享受。高峰体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由缺失性认知发展到存在性认知,达到了对存在价值的领悟和认识。自我的特性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共享了自身最高程度的同一性。因此,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过程,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他相信每个人的这种潜力都存在,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的,这才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1957年,关于人类价值观新知识的第一届科学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马斯洛在会上提出了他对价值观的看法,强调价值观是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的。他认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人的感情,他们就会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因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1961年,马斯洛提出了“优心态群体”理论,他提出由一千个自我实现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优心态群体”,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环境下,人类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表现,就会实现他的思想。

1961年,马斯洛在佛罗里达大学发表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新问题”的著名演讲,他认为幽默与自嘲对心理具有重要作用,幽默能够释放人的潜能。他随后出版了《存在心理学》,诸如“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论”、“缺失需要”、“存在需要”等概念非常流行,成了美国60年代的主要时代精神。

1962年,马斯洛为了学术研究,他亲自到安德鲁·凯依的非线性管理系统工厂进行调查。他把自己在工厂的调查研究写成了《夏天的笔记》,最早以《人本管理》(又译作《优心态管理》)为名印刷出版,在学术界和企业界流传。在书中他阐述了有关管理学方面的崭新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人性观念,如开明管理、领导心理、综效原则、人力资本、员工动机、开拓创新、革新会计、企业评判等观点。这些管理思想几乎成了现代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原则,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1964年,马斯洛发表了《宗教信仰、价值观和高峰体验》一书,在书中他认为高峰体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精华,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1966年,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表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又出版了《关于科学的心理学:一种探索》,对当时主流科学及其基础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出版了《关于超越性动机的理论——人类价值的生物学基础》,对人类天生的创造性、勇于接受挑战等高层次需要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存在价值(B—价值)理论。

马斯洛涉及非常广泛,在许多领域都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他主要著作有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1962年出版的《存在心理学探索》、1964年出版的《宗教、价值与高峰体验》、1956年出版的《人本管理》、1966年出版的《科学心理学》、1971年出版的《人性能达的境界》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他成熟的超个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马斯洛广泛的研究从自我实现心理学原理出发,大大超过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领域,提出了对于社会、教育、管理、宗教等进行变革的构想,进而形成了内在教育论、心理治疗论、社会变革论和优美心灵管理论等理论学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作为最高动机力量的自我实现等概念非常有名,是他的主要贡献。

1971年6月,马斯洛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逝世,享年60岁。

马斯洛的心理学被称为“第三思潮”,是相对于在他之前两大思潮而言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第二思潮”。马斯洛的“第三思潮”无论在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心理治疗方法上,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扬弃,他打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一套更为进步的人类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医学临床实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和心理变态者。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眼光会越来越低,对人的期望也会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人的研究上。”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其研究的对象是白鼠、猴子和鸽子等动物。马斯洛对此指出:“行为主义者关于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之外显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人毕竟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也应有自己的特点。”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并没有采取排斥,他说:“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但是是不够的;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能够的。”可见马斯洛学说的包容性。

马斯洛为了研究人的特点和人的潜力,他比喻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最快能用多少时间,你不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人在更快地跑完一英里上所具有的潜力。”马斯洛对于人的潜力研究,就是“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

马斯洛首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理论引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心理健全,能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他们也有最基本的需要,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要达到满足的同时,并没有成为这些需要的俘虏。马斯洛在对他所认为是优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提出了人类具有精神健康的共同特点。

马斯洛“第三思潮”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一反当时科学时尚,坚决指出人类具有共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且他认为这些准则具有科学的根据,可以通过对人类中的优秀代表进行研究找到。

马斯洛一生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以便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启动对于激情、创造力、伦理、爱、精神和其他只属于人类特性的追求能力。他的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他的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医疗、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马斯洛学说具有超前性,他曾说:“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研究是在跟我曾孙的曾孙对话,当然,前一个曾孙都还没有出世哩。那是对于他们爱的一种表达,给他们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些事实上关爱的话语,一些零零碎碎的建议,是我的一些教训,对他们可能有一些用处。”

美国学术界认为,21世纪,马斯洛将取代弗洛伊德和华生,成为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

安松尼·苏迪奇说:“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毫无疑问,21世纪属于他。”

柯林·威尔逊说:“自马斯洛去世以后25年当中,他的名声没有一点下降迹象,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声名却遍体鳞伤,布满弹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这是因为,在马斯洛的思想当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显露出来。它的重要性是在未来,在21世纪一定会显露出来”。

德波拉·C·斯迪芬森说:“我们发现,在马斯洛的整个思想中,有许多研究、认识及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远超前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起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现在一些工作和思想反倒都过时了一样。马斯洛有关要求自我实现的员工、培养客户忠诚、树立领导风范和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创造力源泉的主张,描绘出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的图景,显得非常深刻。”

马斯洛研究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里,人的潜力成为了各行各业、各个组织、各个机构竞争的主要力量。

马斯洛的学说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马斯洛有关创造性理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论等学说与马克思齐名,曾经在我国掀起了马斯洛思想热。

在80年代中后期,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曾经在我国名噪一时,那是因为我国当时思想刚刚彻底解放,性自由、性开放等观念刚刚出现,许多人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于是引发了“弗洛伊德热”。当弗洛伊德的名声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的同时,马斯洛的学说则取而代之,逐渐扎根人们心灵,并在实践中运用马斯洛的知识,使之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马斯洛学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之一,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能否全面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调动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潜能与智慧,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马斯洛学说所强调的正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对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健全自我人格,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享受人生幸福、追求人生的真正成功。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也适应了我们每一个追求人生成功者的需要。

这就是全面介绍出版马斯洛著作的根本原因。

第一章 动机与行为的控制

人类自我实现性的创造产生了科学,人们在科学创造中寻求各种不同的需要和满足,科学的回报正是对人们的需要和满足。显然,人类的动机需要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的目标也是人类的目标,是人类高峰体验的一种美好境界。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马斯洛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

无动机和无目的的反应

我们将探讨奋斗(工作、竞争、成功、尝试,以及目的性)和存在形成(存在、表现、自我实现)之间在科学上便于使用的区别。当然,这一区别在东方文化和宗教中是常见的,例如在道家中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些哲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神秘主义研究者也这样认为。然而,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了解到,考虑过“存在”(或某些类似的东西)这一重要甚至是基本范畴的仅有的几个心理学家,是M·韦特海默,K·阿尔德斯坦,H·A默里,以及像G·奥尔波特,W·沃尔夫,G·墨菲等等这样的人格研究者。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以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美国,主要由清教徒和实用主义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强调工作、斗争、奋斗、严肃、认真,尤其是目的明确。像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广义的科学到具体的心理学,也难免受文化趋势以及气氛的影响。由于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过分实用、过分清教徒化、过分讲究目的,不仅明确地体现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和公开宣称的目的中,而且在它未能探讨的空白和所忽略的问题上也有明确的体现。在教科书里,没有论及嬉戏的欢乐、闲暇和沉思、闲逛和游荡,以及无目标、无用处、无目的的活动的章节。这就是说,美国心理学仅仅忙于从事生活的一半的研究,却忽视生活的另一半领域——也许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领域?

或许有人说这是只注重手段价值却忽略目的价值。这种哲学,几乎包含在整个美国心理学中(包括正统的和修正的精神分析)。美国心理学一贯根本忽视能动性以及终极体验(这种体验是无为的),而关心那些能完成某些现实的竞争、改变、有效、有目的的活动。在J·杜威的《评价的理论》中,这种哲学表现得非常明确,甚至达到了颠峰状态。在那里,目的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否定了。目的本身只是其他手段的手段,而后者又是其他手段的手段。

在临床的水平上,我们以下列方式讨论过这一区别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整体论的重要性过于强调因果推论,特别是原子多样化的连续性很有必要,而且对于强调共处和相互依靠也很有必要。在连锁因果关系中,正如在杜威的推论中一样,甲导致乙的发生,乙又诱发了丙,而丙又是丁发生的原因,如此环环相扣。这是一类理论的自然产物,这种理论主张任何事情单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多大意义。因果关系理论对于追求成功和技术成就的生活来说是一件适应甚至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强调内在的完善、审美体验、享乐、鉴赏能力和自我实现的生活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认识到,有动机和有决定因素并不是同义的。例如,体质变化,像皮肤晒黑或肉体活动,逐渐成熟的变化,情景的决定因素,还有心理变化,如倒摄抑制、前摄抑制或者潜伏学习,它们都只有决定因素而没有动机。

虽然是弗洛伊德首先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然而精神分析学家们却一直执著地追随这个错误,以致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机械地为其寻找动机,例如像湿疹、胃溃疡、笔误、遗忘等等。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的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基础是相信动机无处不在。受伤者接连重复的恶梦看上去并没有目的或价值,并不能满足任何需要,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动摇不了弗洛伊德对于动机和决定因素的同一性的坚定信念,他假定这些梦满足了一个新的死亡动机。打破这个同一性,接受纯粹非应对性表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死亡本能的假设就站不住脚了。

许多心理现象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无动机的结果和副现象,而不是有目的、有动机和经过学习而产生的变化。根据我们列举的现象,可以轻易看出后者绝非小错。我们主张,这些现象完全或部分地是满足的作用,例如,心理治疗,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幸福,良好的个人品行,对自我的看法,许多性格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心理作用。需要的满足使相对无动机的行为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在满足后,机体立即允许自己放弃压力、紧张、紧急和必须,转而变得闲荡、懒散、被动,享受阳光,装饰,美化,擦洗(而不是使用)坛坛罐罐,消遣,嬉戏,悠闲地注意并不重要的事情,行动散漫,没有目的。

1937年关于熟悉、通晓结果的试验证明,简单的、不求报偿的、重复的接触往往最终导致对于熟悉的事物或话语或行动的偏爱,甚至尽管它们最初是令人厌恶的。既然这个结果构成了一个关于通过未得到报偿的接触而学习的纯粹的实例,至少那些主张报偿、减轻紧张、顽固的理论家们必须将它考虑为无动机的改变。

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证明了形式固定或者标鉴化的认识与对于具体事物,具有特质的事物和独一无二的事物的新鲜的、谦逊的、被动的道家式的认识,以及不带偏见和假想的认识,没有愿望、希望、恐惧或焦虑的认识之间的重要区别。似乎大多数认识行为都属于停滞性地、漫不经心地认出陈规旧套或者将它们归类。这种被动地根据预先存在的成规进行分类与用充分的集中注意力来真实地具体地认识独有现象的多面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对于任何体验的全面的鉴赏和品尝只能来自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标签化就是由于该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过早地下固定的结论,它的动机就是希望减少和回避焦虑,因此,以积极心态接纳未知事物的人,或者,能够容忍意义不明确的事物的人在感知过程中动机就不如前者那样明确。

墨菲、布鲁纳、安斯贝彻、默里、桑福德、麦克里兰、克莱恩以及其他许多人发现的动机与感觉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好被视为心理病理学现象,而不是健康的现象。坦率地说,这种联系表明机体相对有病。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它减小到最低限度,在神经病和精神病人那里,它达到最高限度,如妄想和幻觉。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区别,健康人的认识相对无动机,而病人的认识相对有动机。人类的潜伏学习就是无动机认识的一个例子,可以检验这个临床发现。

以某种方法来区分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与普通人的动机生活是我们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的明确要求。他们显然过着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生活,而不是寻求普通人缺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前者是成长性动机,后者是匮乏性动机。因此,他们正处于正常状态,正在发展、成长、成熟,过着某种意义上的隐居生活(例如,与追求社会地位相对),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为改变现状而作努力。

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的差别表明,自我实现本身不是有动机的变化,除非在全新的意义上理解动机。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自我实现水平上的自发性——健康和自然——是无动机的,它的确与动机相矛盾。

通过讨论行为与体验的表现性决定因素,能够发现它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身病理学的含义。特别强调,必须把表现性看作相对无动机的,与应对性相比较,后者既是有动机又是有目的的。要取消这种对立,只有在动机的词汇范围内来一场彻底的,语义和概念上的革命。

还能够证明抑郁,哥尔德斯坦的灾难性精神崩溃,麦尔的挫折引起的行为以及一般的宣泄和释放的现象同样是表现性的,也就是说,是相对无动机的。

除几个具特殊意义的例子外,行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它能够完成某件事情。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的主观状态排除出去,是否使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疑难变得更难,这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目的几乎总是满足的主观体验。大多数工具性行为所以具有人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造成了这些主观状态,抛开这个事实,行为本身往往变得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如果将行为主义看成是我们曾提到过的一般的清教徒式的奋斗和成功的世界观的一种文化的表现,这样也许会使我们对它本身的理解更充分。这意味着,在它的许多缺陷中,还必须加上种族歧视。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相对无动机反应的例子

我们列举的几种可多少被视为无动机的现象是依靠现存的无动机一词的定义。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这类现象,我们对此要进行简略的讨论。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艺术

当艺术寻求交流,力图激起感情、表现和影响他人时,艺术创造就是相对有动机的;艺术还可以是相对无动机的,这时,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交流性的,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人际效果这一点(即附带的收获)在这里是一个例外。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有一种对于表达的需要吗?”如果有,那么艺术表现以及宣泄和释放现象就如寻求食物或爱情一样是有动机的。我在许多不同场合暗示过,我认为证据将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种需要:在生活中表达机体内已经被唤起的任何冲动。但是下面的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恰恰可以推出一种反论:任何需要或者任何能力都是一种冲动,因而都会寻求表现。那么,应该将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或冲动呢?还是应相反,把它视为所有冲动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选择其中的一点上做那么大努力,因为现在要说明的只是它们全都被忽视了。无论哪一个结果都证明是最富有成效的,它都将迫使人们承认:无动机范畴,或者对于整个动机理论的巨大改造。

对于高级的复杂的人,审美体验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许多人的审美体验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蔑视或者嘲笑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忽视审美体验的心理学理论,无论这种忽视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必须解释所有现实,而不仅只是现实所观察到的部分。审美反应的无实用性和无目标性,我们对它的动机一无所知的现状(假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它真具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些事实只应该向我们指明我们的正统心理学的贫乏。

依照认识的观点来考虑,审美的体验即使相对于普遍认识而言,也可以说是无动机的。成规化的感知在最好程度上也有片面性,它不能算是对于一个对象的全部属性的细察,就像我们只根据那些典型,于我们有用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或是能满足需要或者是会威胁需要的属性来为一个对象分类一样。被动地、无偏见地感知一个现象的多面性是审美感知的一个特点。

我注意到,当思考存在这个问题时,最好以分析等待这一概念来作为真起点。一只晒太阳的猫并不比一棵矗立的树虚度更多光阴。等待意味着对于机体毫无意义,无用和不受珍视的时间,它是绝对注重手段的生活态度的副产品。等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愚蠢、无能或浪费性的反应,因为从功效的角度来看,不耐烦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甚至手段体验和手段行为本身也可以为人享受、品尝和欣赏,可以说,此举无需任何额外花费。一段时间既可以被人当作终极体验而享受,也可以被完全浪费掉,旅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其他例证还包括教育和一般的人际关系。

对于浪费时间这一概念可以分类理解。对于注意用途、目的,压低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不能服务于任何目的的时间都是被浪费的时间。这种说法完全合理,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合理的说法:或许可以认为没有带来终极体验,即,没有被最大限度地享受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你喜欢浪费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

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等运动,可以极好地说明对于我们的文化能充分享受它的终极体验这个事实。大体上,这些活动受到称赞是因为它们使人们进入露天,接近大自然,接受日光,身临美丽的景色。实质上,这些观点将应该属于无动机的终极活动和终极体验的东西掷入一个目的性、完成性,实用主义的模式,以便能适应人的心灵。欣赏,享受,惊异,鉴赏,终极体验

当然不仅是审美体验,机体还要被动接受和享受许多其他体验,几乎不能说这种享受本身是有动机的。若要解释它,它只是有动机活动的终极目标,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附属现象。

神秘,敬畏,愉快,惊异,赞赏等体验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动的主观上丰富的审美体验,这些体验涌向机体,像音乐的效果一样,使机体沉浸其中。它们是终极体验,达到了极限,而不是手段性的;它们对于外部世界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我们对悠闲安逸解释得当,那么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有两种这类的极限快乐或许恰如其分:比勒的机能快乐生活本身的快乐(生命快乐)。当身体器官良好地熟练地运动所产生的固有的快乐使一个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某一新近精通的技能时,尤其体现了上面两种快乐。跳舞或许也是一个好例子。至于基本生活的快乐,任何身有病痛的人都可以证实这种最根本的生物快乐的实际存在——健康地活着本身带来的并非寻求的结果,而是无动机的副产品。风格和趣味

与行为的作用和目的相对照,行为的风格被列为表现性的一个例子。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还有阿尔波特、沃纳和韦特海默。

我想用一些材料来补充说明和支持这个论点,它们是1939年发表的。在这个研究中,我曾试图发现强控制型女性(坚强、自信、逞强好胜型)与弱控制型女性(顺从、羞怯、退却型)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发现了很多的区别,以致最后仅仅通过对她们的走路、谈话等进行观察就能够较轻易地作出判断(并且由此得到证实)。

性格结构在趣味、衣着,社交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手段性、目的性、有动机的行为等方面自然地表现出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性格较强硬的人的力量在对食物的选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她们喜欢更咸、更酸、更苦、更辣以及味道更刺激的食物,例如,味道强烈而不是味道温和的干酪;喜欢味美的食物,甚至可以不顾其外观上的不雅观,例如,水生贝类动物;喜欢新奇、古怪的食物,如烤松鼠、蜗牛等。她们不拘小节,恶心、呕吐的机会很少,对于匆忙准备的不雅观的饭食也很少感觉惊慌。但是她们比低控制性女性更沉迷口腹之乐,胃口更好,也更馋于美味佳肴。

根据一种观相术的心物同型论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她们的语言更激烈、强硬、坚决,她们所选择的男性也更坚定、强硬、结实,她们对剥削者、寄生虫以及企图利用她们的人的反应同样是激烈、强硬、坚决的。

另外,艾森伯格的研究,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结论。例如,在社会性格类型(用于衡量控制情感或者自尊的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更容易在与试验者的约会中迟到,更易表现出不恭敬,更不拘礼节,更鲁莽,对人更容易盛气凌人,更少紧张、焦虑、焦急、更易接受恭奉的香烟,极易作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在性的反应上,两种类型的人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获高分的女性在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像个异教徒,宽容、认可性要强得多。她更有可能失贞、手淫,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更容易尝试这样的试验:同性恋,舐阴以及肛门性交行为。换言之,这里仍可以说她更唐突、更强硬、更激烈、更坚决、更少受限制。

卡彭特做了一个没有公布的实验,研究了获高分和获低分的女性在音乐的趣味方面的差异。试验得出一个可为人预料的结论:获高分的人更易接受古怪、疯狂、陌生的音乐,更易接受缺乏旋律和有不和谐音的音乐,更易接受强有力的而非甜蜜舒缓的音乐。

米多证明,受到压力时,获低分的人智力降低的程度大于获高分的人,这就是说,她们不够坚强。麦克里兰和他们合作者对成就需要的研究中对此曾有论述。

这些例子对于我们的论点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们都是无动机的选择,都表达了某种性格结构,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莫扎特的风格,雷诺阿临摹戴拉克鲁克的一幅画更能突出雷诺阿的风格一样。以上事实是表现性的,正如写作风格、主题理解测验中的描述、罗夏测验的记录或者小孩子玩玩具,这些都是表现性的一样。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对于动物使用应对的表现两分法,我们也很有理由期待对于动物游戏的更明显实际的解释。

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用和无动机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大笑、欢闹、娱乐、嬉戏、欢快等或许也是如此。思想意识,哲学,神学,认识

这个领域也是利用正统的心理学无法解释的。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一般的思维按惯例一直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即,是机能性和有动机的。

我们用来反驳这个假设的少得可怜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对于更庞大的思想产物的分析——哲学体系,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神学体系,它们与个人性格结构的相互关系是很容易证实的。

叔本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这一点似乎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已经从主题理解测验的描述和儿童的艺术作品中学得了很多东西,若再将上面的事实说成纯粹是文饰、防御或者安全手段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再举一个类似表现性作品为例,想必不能说巴哈的音乐或者鲁本斯的油画是防御性的或者有种文饰作用吧?

记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或高或低程度的体现,但它同样是相对无动机的,潜伏学习的现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们就这个问题而强烈的争论实在是离题太远,因为老鼠是否能表现出潜伏学习与我们毫不相干。但这一点对于人则是勿庸置疑的。

安斯巴赫发现,不安全的人具有不安全的早期记忆的倾向很强烈。我个人发现,不安全的人强烈地趋向于做不安全的梦,这些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它们似乎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不能设想,假如不是勉强拉扯过去的话,它们怎能被解释为满足需要、报偿性或者加强性的呢?

不管怎么说,人们往往能够轻易发现那些真理和正确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来追求。在大多数实验中,解决问题前都必须具有某种动机。这一事实很可能是问题的普遍性或专断性的作用而不是“所有思维都必须有目的”的证明。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存在和性质的无动机,不费力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样。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

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理性和冲动的协作性体现得更加清晰,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分裂和对抗,通常就是社会病态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非有错,而只是过分排斥。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认知和情感所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矛盾,它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只是明显的原子弹例子,还包括科学本身暗含着的价值系统,这是个极其普遍的事实。

总之,“纯”科学家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型或牛顿型,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关于科学和真理的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

表现性行为的典型特征

在阿尔波特、沃纳、安海姆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明确阐述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份,例如走路既有风格也有目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像阿尔波特和弗农那样排除在理论上有几乎是纯粹的表现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不是走路而是闲逛;脸红;动作优雅;举止难看;吹口哨;儿童的欢笑;私下的、不以交流为目的的艺术活动;纯粹的自我实现等等。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

决定行为的应对与表现的因素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姣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不受动机理论的任何具体措词的影响。例如,它也适用于单纯的享乐主义;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应对性行为对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有所反应;表现性行为通常有反应,至少只要它仍是表现性的,就不会有所反应。

虽然以上所说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似乎有些自我矛盾的概念被引发出了,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概念。比较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这也确实是他们唯一要做的根本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如同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恣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很被动。

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像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但是,能够这样跳舞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蹩脚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

能够不受训练就能跳得很好的是优秀的舞蹈者。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他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

更为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加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像阿斯锐纳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我们是否不该再把自我实现的内驱力称为需要,而是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早己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而它们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就像树需要水一样。

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个性的发展才是正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歧式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二歧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相对而言,外在的决定因素对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表现性行为多一些。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总而言之,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而性格学的因素对表现性行为的影响则要大于应对性行为。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且,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肯定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借助自然科学的中间作用。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与表现行为相对比,只是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反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

行为控制的可能性

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原本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维持对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和风格的控制。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等不辞而别,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例如艺术家。

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性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自然,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所证明的那样。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抛开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

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它从根本上支持需要的满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如在两性关系上;动作的优雅,例如跳舞和游泳时;审美的趣味,如对待食物、饮料;独特的风格,如在作词赋诗中;通过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通过办事办得完美无瑕而不是应付公事。

可以重申一遍,一个健康的人想进行表现时就可以表现,而并非仅生活在表现中,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有能力表现出酒神的狂欢,也有能力表现出日神的庄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又能考虑未来。

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应对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单,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表现性的环境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副产品的现象。

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始终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例如书法的风格,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等等。在我们过分实用主义的文化中,工具性态度甚至压倒终极体验:爱情——“那是一般都要做的事情”。运动——“有助于消化”。教育——“提高工资”。歌唱——“有利于胸腔发展”。癖好——“松弛可促进睡眠。”好天气——“于事务有利”。阅读——“我的确必须与外界保持联系”。感情——“你要使孩子得神经病吗”?仁慈——“行善……”。科学——“国家防御”。艺术——“无疑改进了美国的广告业”。友善—— “否则他们会偷钱”。

最单纯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缺乏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形态。虽然,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居间的例子,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可以是明确而具体的,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当成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带有目的性的益处,有时甚至是很明显的益处。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

解释释放行为的途径

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带有目的性的益处,有时甚至是很明显的益处。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以暗地里咒骂或者类似的渲泄愤怒的表达方式为例,也许比列维提供的更具技术性的表达方式,也从而更能说明问题。反映机体状态的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性行为——做了这种举动以满足某种基本需要,尽管它可能在其他意义上有满足作用,反之,它似乎也会引起机体本身的状态的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副产品。

我们一般也可以将所有这类释放行为解释为通过以下途径来保持机体舒适,降低紧张水平;允许完成被抑制了的没有完成的行为;通过完成性的本能的表达来排泄积蓄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创立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不求回报地准许自我进行任何健康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好像也是这样。

或许像布鲁尔和弗洛伊德早己指出的宣泄,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复杂的变体。这也是像所有似乎迫切需要表达的受阻行为一样的未完成行为的自由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性的,坦率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属于此类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心理分析的倾向,并进而能够解剖它,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那一系列的释放或完成现象。

最好将那些属于对威胁的应对性反应的固执行为与那些不受情感干扰、纯粹属于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心理倾向的行为区分开。前者与危及和满足基本的、部分的或者精神病的需要有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后者很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因而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自主唤起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可变因素有密切关系。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引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的原理,而不是用他的动机生活来解释。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本性,肯定会造成一个间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令人疲惫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如何看待行为重复现象

创伤性神经病人的纠缠不断的恶梦,儿童的更加纷繁复杂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深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内驱动力、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反复现象中的例子。

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象征性行为,一般象征性的问题尽管引人入胜并同我们有关,但我们还是抗拒诱惑,绝不涉及。关于梦的问题,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之外,显然还有主要是应对性的梦(例如单纯的愿望满足)和主要是表现性的梦(例如有不安全感的梦和投射的梦)。后一种梦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做为一种投射或表现实验来对性格结构进行诊断。

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可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解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这很像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

概括来说,如同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依照这种说法来看,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那只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关于凶残的狼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不同场合会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遗害或者减少它的剌激性。因为,重复就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引证德沃赛厄基纳和蔡加尼克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

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很容易在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发现一种区别,它不但存在于一种单类型的行为中,并且将更大范围的分支别类随之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观念的运动倾向。

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鉴别诊断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像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解除力不从心的应对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假设没有一种症状能使神经病人有所好转,那么这种症状则必然对病人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神经症病状消失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他自我感觉是受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将房屋下面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这块基石已破旧不堪,远远不如其他石头完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关键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绝不应该盲目处理。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表现性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倡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的危险往往被人夸大了。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像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灾难性行为崩溃的原因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

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袭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自由联想为所欲为的法则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

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

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塑造高度人性的模式

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

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此处的目的不在于详细罗列人类生物本性及人类进化的种种独特性质,我只能概略地尝试指出那些影响人类的进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面起作用的力量。

在有关人类本性起源的任何讨论中,都能记住进化过程的两个普遍特性。首先,进化总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现为一连串的机会。进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为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持或加强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而进化之所以是机会,则是因为自然选择缺少对未来的预见。生命和人的进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创造过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败。

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现存物种的生物本性一样,它们所以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乃因为这些属性使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并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然而,除非进化受到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出现惊人的短视。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进化都倾向于创造出能支配该时代的那些成功适应于环境的物种,而根本不顾及未来的需求。因此,这就产生了明显的谬误:活的物种几乎总在朝着更大的适应性方向变化,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趋向于灭绝的结局。

根据任何生物发展的合理标准来看,人都是有机物进化的最辉煌的产物。人类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其足迹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人不仅通过使自身的生物性适应于他的环境,而且通过强使环境适应于他的本性来使自己顺应于环境。他已经或者将要控制所有其余的有机体,可以想像,这些有机体能与之对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过,人类作为物种的灭绝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另外的考虑更为实际。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论导致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进化所赋予人的种种缺点因其他品质的优越性而得到补偿。尽管人就其体质而言,既不更加强壮和灵活,也不能更为适应严酷的气候,然而人种在生物进化上的成就毕竟是一种事实。人在种族翰经中之所以是胜利者,乃因为他大脑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的体质。

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离开其他品质的基础上改进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养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适应性强的理智或许补偿了相对来说较为松弛的体质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选择强化了人的持续生存能力,而未增强作为物种的人在生物机能方面的全面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地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

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

人们曾作过种种有趣尝试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物种遗传特质之一的人类价值的起源问题,居里安·赫胥黎近来是这种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确实,可以颇为合理地假定,某些与价值世界相关联的机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

人类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而哺乳类动物的一个独特适应方式在于,其后代的成长是在父母照料下进行的。这种父母之爱根源于深层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获益于人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获益于那种好斗的倾向和行为,自然选择必定是植根于我们那些适于有组织生活的倾向中。不过,若仅仅根据这一基础,的确很难解释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价值体系,许多视为道德的或值得赞许的行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机会,亦未能增加以此种方式行动的人再生产的成就。然而,一种遗传特质的选择价值却可以经由其生物载体给后代所带来的好处予以衡量。

关于人类价值起源于自然选择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难以证实的假说。人类价值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进化之火锻造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人性中生物基础的依赖性是真实的,然而却是间接的。

人们同样考虑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信条。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据卢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时这种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个人都是善的——“人生来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制度,他才变成恶的”。这种自然人是一种高贵的未开化人,他们尚未为文明的邪恶所玷污。如今,这种对于高贵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经毫无认识价值了,然而这种有关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却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颇为聪明地作了辩护,“不是由邪恶的婴儿才长成邪恶的人类,相反,倒是邪恶的社会才使得善良的婴儿变为不正常的成人,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婴儿生来即善,并且渴望继续为善”。

可以将这种白板说颇为容易地与相反的信念联系起来,那就是,人生来就是恶的,这方面的古典例证是霍布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表现为一切人对人对一切人的持久战争。这听起来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为了生存所展开的斗争。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达尔文本人很可能会厌恶地予以摒弃的学说,不过是霍布斯、马尔萨斯以及生物种族主义的一种狡黠的、矫揉造作的大杂烩。与白板说相反,它认为,个性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伴随着不同于别的所有人的基因而出世,然而,从戈比恩到达林顿的种族主义者都声称,某些人生来就是善的或超人一等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由其遗传上的恶和劣等性,或者这两者同时所预告决定了环境和教育对于改变这种由基因所决定的品质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或许是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种族主义者本人几乎总是自以为属于那些遗传上最优等的人群之列。

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系由种的遗传禀赋所决定的这种看法,有其足够的根据。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以及从婴儿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才能获得其独特的文化品质。不过,具备正常的人类基因对于接受人类社会环境的社会化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畸型小头白痴的基因会使人完全不可能从事学习。一只类人猿、猴子、鹦鹉或者一条狗尽管能够学会许多不同的东西,然而,却不可能学会一个人类幼儿轻易就能学会的许多行为。文化只有在它的某些基础上已在生物进化中形成时,才是可能的,不过,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上的特性,人类在生物发展上的主要趋向曾经给予文化发展以充分的活动余地。

文化进化的自主性并非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基因中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的自主性只是表明,基因虽然使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然而却不能决定其内容。同样,人类基因决定了言语能力,但却不能决定人将说些什么,这种自主性的证据来自于激进的文化变革时期。

在这里,在没有明显的基因变化情况下,许多人类社会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于100年以前或更近些时候的我们的祖先,还是粗鲁的未开化人,他们仰仗欧洲森林地带有限的自然贡物竭力维持险境丛生的生活。然而,仅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工业革命就已经改变了数亿人的居住条件及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所有人类居民那里,都发生着遗传变异,不过,还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状态与两代人。

人们曾一再努力,试图证明存在着导致人类社会盛衰交替的遗传变化。罗马的衰亡曾被归结为传说中晚期罗马人劣生习俗的盛行,而我们自己文明的蜕化则被归为在经济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阶级过高的出生率。对这方面的情况作细节上的讨论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上述各种尝试迄今为止并未产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并不为过。人类居民的遗传品质状态确实应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当许多狂人试图通过投放更多原子弹来确保他们自身安全时,更是如此。同时,由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人类命运也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人在没有相应的遗传变异情况下所具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改变他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愿望的能力,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机体往往选择一种或几种生活方式的同时而发展了专门的机能;在这里,对新环境的适应只有在发生了种的遗传品质进化变异的条件下,都是可能的。

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改变其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干脆通过他的文化手段来改变环境,这是人类生物本性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种白板说似乎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因为,至少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多多少少更易于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使命来调整他们自身。

上述观察无疑是对的,而由之引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关键的事实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不规则性,无论是由个人的生活,抑或根据家庭、氏族和种族的命运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生物遗传一般都是依照极为严格的方式进行的,而生物进化又是如此缓慢,以至于难以成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的机制。

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白板说的原理对于那些相信凡人皆为平等机会所创造的人来说,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不过,平等是一个伦理学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平等并非建立于生物同一性基础之上,事实上,除了孪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携带完全一样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环境上的差异。白板说的追随者们以此作为证据,他们断言,人都是相象的。不过,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才是有根据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们相互之间差异的原因,它是根据人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进行适时调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于控制其周围的物理环境,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生活于不同地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较少的区别,不过,如果整个人类仍然滞留于原始文化状态,这种区别将会大得无法比拟。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唤人们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诸如职业、角色方面日益增长的广大范围。

那么,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做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这一点可以与狗、马、或其他驯养动物的饲养作一类比而得到说明,人们已经驯化出猎狗、看门狗以及为退休老处女所迷恋的各式各样的狗。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到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

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

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

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可惜,我们无法获知,在多大程度上“梦想家”与“实践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由其基因上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两者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过程中。无论如何,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

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至于这种多样性究竟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引起,都没有两样,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

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培养完美人类行为的图式

有机体的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仿的基础,即还原论假设。这种假设是:生物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同样,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或者说,一个生命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所以人们设想,人的行为是那些低于人类的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行为因素的特别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我确信科学领域是由这样三个层次组成的——物质自然、有机体和人的行为即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让我再澄清一下我所表达的含意。我并不是说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彼此毫无连续性。作为一个对物理学下了很大功夫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我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是生物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同样,生物学又是人的行为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突现观点是基本正确的——每一更高层次上会呈现出较低层次上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

让我们把这个图式运用到人的行为研究当中。人的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人的所有特点是在语言、思维以及其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中创造了一个符号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号优势为基础的。除了那些生物学需求的即时满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这里符号取代了物。例如,一个硬币是一种工作量或作用价值的符号;一份文件是某种成就的符号;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种关系的符号。一本书或一种科学理论是积聚起来的符号的奇妙的构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学价值和其作为人的价值是不相同的。与那些根据对个体和种类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进行的生物学划分不同,我们所谈的人的价值主要是指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世界。你可以发现这个定义涵盖了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或宗教。当技术使人可以控制自然时,这些符号系统就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性和功利性。

这些符号系统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难说它们对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有什么贡献。这些符号系统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个人的小符号世界崩溃了,就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

我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这里我只能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即神经学和进化论问题。人取得特殊成就显然源于其大脑的进化。用一种过于简单粗糙的话来说,正是由于神经学家的功劳,才使我们能够区分具有原始功能、本能和冲动的旧脑或原脑与具有人格、意识知觉、情感、意志行为,特别是人的符号功能特征的大脑皮层或新脑。让我们观察一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人的大脑,可以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即前脑的脑量及其复杂性增加了。

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指由于前脑脑量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智力方面的发展的结果。由此,人类才得以建立起言语和思维的符号世界,并在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当中获利科学和技术的某些发展。

然而,由于对此缺乏解剖学基础的证明,在人的本能方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这里的结论既适用于行为的积极方面,又适用于行为的消极方面。卢梭所塑造的是质朴的完善的自然人,只是被文明所腐蚀了,而弗洛伊德所塑造的是被潜意识压抑力不可靠地束缚着的天生的侵略者、弑父者和通奸者。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浪漫的不现实的人。

尽管这种本能行为可能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人所独有的。几乎在所有动物身上都存在这种父母儿女的特性,其中有些表现得更加充分。我们取得了发展,从原始的神话到量子论用了5000年,从蒸汽机到氢弹用了大约150年。然而,自从老子、释迦牟尼或基督至今的一般道德水准的发展却并不乐观。解剖学的解释非常简单,即人的大脑皮层为智力成就提供了大约100亿个神经细胞,但是并未为情感和本能方面的发展提供基础。

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所有高级宗教共同遵循的关于行为的黄金律特征。第二个事实可以解释某些道德规范的特殊性。道德价值确实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异之大,以至在某种文化传统中正常的行为方式会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号结构所决定的,甚至是由一种文化中不同的参照系所决定的。在和平生活中将受到惩罚的谋杀行为,在战争的参照系中却被看成是一种英雄主义。

第二章 认识与创造的整合

我们对人类心理规律和非人类自然规律的认识,应该按实在本身怎样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的角度去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认识非人类的实在,但我们多少能一定程度地认识它却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了认识和创造的无限性,以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层次性。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马斯洛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减轻焦虑的认知方式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在那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

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抢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认知中的焦虑缓解机制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

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

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

战胜认知病态的有效工具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某些其他病态的有关认知需要的表现,可列清单如下:

不论是在科学家身上,还是在常人身上,主要引起焦虑的有:对确定性的强迫性需要,而不是对确定性的喜欢和欣赏;常常作为迫切需要确定性的一种后果而出现的不成熟的总结;由于不能忍耐等待状态,因此不能长久不知道如何决定;由于同样的理由而不顾一切地顽固地坚持某一结论,尽管新的资料和它矛盾;否认无知(因为惧怕显得愚蠢,软弱,可笑),不敢说“我不知道”或“我错了”;否认怀疑、混乱、困惑;需要显得坚决,肯定确信、自信;不能虚怀若谷。

反畏缩机制是一种反对畏惧的防御,也就是说,在自己确实惧怕时否认自己惧怕。惧怕显得软弱、温柔或感伤,最终可能成为一种反对女性化(误解的)的防御机制。在科学家中,那种想变成讲求实际的、意志坚强的或严格精确的合理愿望可能病态化为“仅仅讲求实际”,或惟意志的,或变得不可能不严格。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种倾向,不能变得温柔些,不能让步,不能没有控制,不能忍耐、承受,甚至当环境分明需要这样作为更好理解的先决条件时也不能做到,如在心理治疗中。

在这里指出另几种认知病态。认知者中的多样性的丧失,换句话说,只有能力成为主动的、统治的、专横的、控制的、“当权的”、“阳性的”,而不能同时成为非控制的、非干预的、承受的。精神分析型的文饰,例如,我不喜欢那人,我要找出一个好的解释理由。对含糊不清不能容忍,不能和含糊的、神秘的、尚未充分认知的东西安然相处。

符合的需要,赢得称赞、成为集体一员的需要——不能有异议,不能不受欢迎,不能孤立。这和认识的关系可以在阿施、克拉茨费尔德和其他人的实验中看到。

在深入的心理治疗中,夸张、妄自尊大、傲慢、自我中心、妄想狂倾向,常常证明是一种针对深层潜伏的软弱和无价值感的防御手段。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我”是有碍于对现实的明晰观察的。

针对个人自己骄傲、伟大、神化倾向的防御手段,抱负水平的下降。逃避个人自身的成长。不能相信人能发现某种重要的事情,因而形成对妄想、夸张和狂妄的畏惧的盲目状态,不信服,不能突入并探索这样的发现,并且自身安于琐碎问题。

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对伟大人物过分崇拜,需要保有他的爱。仅仅变成一个门徒,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最后成为一个帮腔的丑角,不能独立自主,不能肯定自己。请具有如此认知病态的人牢记:不要成为一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要成为另一个弗洛伊德;不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大师,要追求他们的目标;轻视权威,需要向权威挑战。不能向长者或老师学习死东西,要灵活应用。

经常而且只有讲道理、讲实用、合逻辑、进行分析、要求精确和明智的需要。不能也成为非理性的、豪放的、着迷的、直觉的等等,尽管当时的情况更需要这样。

理智化——把感情的东西也转化为理智的,只看到复杂情境的理智面,满足于正确的定名称而不是体验等等。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通常缺点,他们往往在生活的感情和激情方面比在认识方面更盲目。

利用聪明才智作为支配人、胜人一筹的手段,或往往以牺牲部分真理为代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病态的范畴化——墨守成规知识和真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引起畏惧,因而出现回避或歪曲真相的倾向。

也就是说,成为一种逃避实际体验和认识的倾向。

强迫性的二歧化;两种评价倾向;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新奇的需要,贬低熟悉事物的价值。假如一件事情重复了100次就不会再被视为奇迹。贬低已知的事物,例如,视之为陈词滥调,平淡无奇等等。

当然,还可以几乎无止境地罗列下去。例如,除有种种影响之外,一切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会导致认知的无效。除了其他方面的病态,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一般也都可以看作是认识性病态,对于性格紊乱,存在性“紊乱”,“价值病态”,人的能力的衰竭萎缩,发育不全或丧失也可以这样说。甚至很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例如,可以认为是鼓励愚蠢的,不鼓励好奇心的等等。

通向完善真理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充分的认知是困难的,不仅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此,对于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事实的确如此,科学一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容易犯错误的人能用它战胜他们自己惧怕真理、回避真理和歪曲真理的倾向。

鉴于上述论述,因此,对于认知病态方面的系统研究,似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和正常的部分。显而易见,知识的这一分支应能帮助科学家变成一个更好的认知者,一个更有效的工具。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

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为了不致引起对一个重要论点的误解,我们必须也注意到那种勇敢的、以成长为动力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了估出鲜明的分辩和对比,这里再一次取其极端的类型。所有这些同样的机制和目标也都能在以成长为动力的科学家身上发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神经症的;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僵化的、不可控制的、得不到及时回报时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既不是急迫必需的,也不是绝对必需的。

对于健康的科学家,有可能不仅欣赏精确之美,而且也欣赏松散、偶然和模糊之美。他们能欣赏理性和逻辑,也能愉快地着迷、粗放或情绪激动;他们不害怕第六感觉、直觉或不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成为明智是一种乐趣,偶而忽略常识也是一种乐趣。发现规律是很有意味的事,解决某一课题的一套精巧的实验确实也能引起高峰体验,但困惑、猜测和进行幻梦般以及嬉戏般的推断也是科学竞赛、猎奇乐事的一部分。思索雅致的论述或数学证明能产生巨大的美感和崇高的体验,而思索深奥莫测的原理也有如此体验。

在伟大科学家的多才多艺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和胆识过人的科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中体现出来。这种既能受控制又能不受控制、既能严谨又能宽松、既明智又着迷、既清醒又沉醉的现象,不仅是心理健康创造的特征,而且也是科学创造的特征。

总体来看,我确信,在培育年轻科学家时,我们将不得不既强调审慎又要求大胆。仅仅强调审慎和清醒,只能造就技术专家,他们发现或发明新的真理或新的理论的机会非常渺茫。虽然审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想追求创新,最好添补上胆识和敢作敢为。它们无须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它们能构成灵活性、适应性、多样性。或者,像精神分析家常说的,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家(或科学家或一般人),也就是能够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双方优点结合起来,而把两者的缺点排除掉的专家。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回避一切能引起焦虑的事物,那么他实际上是半盲目的。他能认识到的世界小于坚强的人所能认识的世界。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改善认知者的自知因素

改善的自知能造就更好的认知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证明”一词的通常意义上被证明过,那么我为什么敢公开宣称这种观点呢?

我举例来说明我的依据。数以千计的临床经验,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医师之间的交谈,以及医师个人的报告,对大多数有常识的人,这种经验就是一种知识,尽管它只有比较低的可靠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念一定会强固得多,如果有一个仔细计划和设计的实验能在统计上说明那些健康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很健康的科学家更优越,或说明那些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科学家显然更优越等等。与“临床经验”相比,这样的论据更可靠一些。但在缺乏这样的实验时,假如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所能保证的信念强度,又假如我们能彼此指明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现实的和科学的吗?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也只能说用掌握知识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的增进或可靠性的增强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一个案例比无案例强,两例比一例强。不论一般的知识或特殊的可靠性问题,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在知识的大陆和非知识的汪洋中,绝不会存在明显的“分水领”。

一些人认为坚持“科学的”知识必须是清楚的,明白的,不模棱两可的,无差错的,可证明的,可重复的,可传达的,合逻辑的,合理的,可语言化的,能意识到的。如果它不是这样,它便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但关于科学的初期阶段,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关于上述最后形态的前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身内部很容易体验到知识的开端,我们又如何说呢?

事实上,最先感觉到的是不安——心神不定,不愉快,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这种不安感能在找到它的解释之前到来。我们的感觉假如用语言表达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但我知道那是什么。”甚至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感觉可以成为全然无意识的,或仅仅半意识的,它只有在以后某一时刻回顾时才能意识到。

这样的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预感、猜测、直觉、梦、幻想以及模糊的、尚未语言化的“预想”。我们被偶然的联想沿着某一方向或另一方向送到远方。我们可能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在我们身内的或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甚至不合理的。它可能躲藏在形象化比喻中,隐喻中,类比中等等。我们可能意识到有点门路而开始探究,并像一个诗人那样谈论它,而不是像科学家据认为应该那样的去谈论。于是,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医师或一个冒险者或一个教师那样行动,而不大像是传统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词句、物理学的类推和比拟,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拟人化的说明,和半神话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已完成的和精微的科学的观点批判这一切。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是,这些说法是传达直觉的、临床的感受的摸索活动,那是还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的。它们是现阶段知识发展所能做到的最佳表达。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面对的任务是描述移情或压抑或焦虑等现象,也不会做得更好。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曾由成千上万的患者体验到并以某种形式报告过,它们也曾以某种变式为成千上万的心理医师所目睹。但现在还没有可能做出明确描述,甚至在描述的用语上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看法。

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切提出最终批评就是一种谴责,因为知识的终极形态还没有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初步的知识很容易拖泥带水和模糊不清的原因。这是知识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要做事情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生物学会越弄越枯竭,除非它变得更能接受出乎意料的现象,在已知事实基础上尚无法预测的现象。科学不是仅仅靠归纳、分析知识前进的,富有想像的思辩智慧是首先到来的。证实和分析的突破是以后的事。想像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自由驰骋,这能使我们的智慧接受来自这个世界的种种印象,把世界作为一个使人迷惑的、强大的但丰富多彩的整体来接受。我们须力求再一次体验科学青年时代的承受力,那时赞美奇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鲍德莱对于艺术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天才是青春的再现。”说得更平淡些,我觉得,多数的情况是创造性的科学活动先于确立理论的操作,两者在一起造成科学。

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实验家曾说明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分析的、幻想的领悟决定的,同样的历史也表明,多数专门的科学理论都是逐渐地从粗糙的直觉的草图中涌现并发展形成的。这样看,承认草图或发展新概念的最初几步更接近的是艺术的觉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假如这一事实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那些批评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甚至很快就能做出有关批评家的精神分析解释,而不是以逻辑的论证回答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这些批评家往往需要简洁、准确或严密,不能容忍这些特征的缺乏,他们只挑选那些已能满足这种标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可能发展到拒绝研究问题的本身。他们批评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你的方法论,而是你这个人,因为你提出了那个特殊的问题。

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

知识的可行性和水平性

知识两极化即倾向于把知识分为真或伪,有意义或无意义,可靠或不可靠。知识的可靠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真和伪也是如此,有意义和恰当或切题当然也是如此。

哪怕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实,如一个钱币第一次掷出曾是头朝上,那么再次掷出头朝上的概率便大于二分之一,而任何聪明人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推断下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币稍有偏倾的可能性已由那一丁点知识扩大。邓拉普在很久以前证明,当要求人们猜测两个稍有不同的重量对者较重时,他们猜对的次数会多于概率,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毫无自信的意识。他们明明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纯粹的猜想。另一些研究已将这一类发现推广于团体猜测研究。10个无主观自信的人猜测的中数往往比5个人盲目猜测的中数更接近真正的中数。

从药物学的历史上看,重视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是有益而无害的,例如,他们相信某种草药或树皮的治疗效用,即使他们的解释是巫术的或被证明是虚妄的。然而,真理的一种混乱闪现可能从仅仅模糊理解的习得经验中发生。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中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于熟悉的意见,对于有经验的临床专家的看法,对于受过教育的猜测,也都给予某些信任,即使只有一丁点信任。当我们没有可靠的事实可信赖时,我们愿受可能得到的最佳向导的指引。

就像我们与外科医生、精神病学专家、律师等等交往时习惯做的那样。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在缺乏令人满意的知识做决定时更是如此。但波兰尼,诺斯罗普,库恩,和其他一些学者曾指出,在科学家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中也有这一类的事。有创造性的人常常报告他们在创造过程的早期阶段对预感、梦、直觉、盲目猜测和冒险的依赖。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几乎可以给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下这样的定义——有创造性的数学家已经被认为是如此,即,认为他是莫明其妙而到达真理的人。他只是“觉得”有个什么想法是正确的,然后才继续以审慎的研究核对他的感觉。待检验的假说已选定,选定这个而不是那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证明为正确或不正确。我们可能因为他所收集到的事实而断定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他自己提出假说之初并没有以这些事实作为他的信念的依据。实际上,这些事实是他那“无根据的”自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我们称一位科学家“有才华”正是因此,尽管他往往是正确的证据不足。外行人认为科学家是一位没有充分事实便缄口不言的人,这是全然不对的,至少不适用于有才华的、“敢犯禁”的科学家。波兰尼很有见识地谈到冒险中的信念、行家气魄、勇敢、自信、胆量,认为这是开通的理论家或研究工作者的本性所不可缺少的,是规定性的特征,而不是偶然的,意外的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用或然的概念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至少他必须认为它们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因而值得科学家的注意。

一般地说,如果“原始知识”的正确概率大于机遇,那么把一切“原始知识”都列入知识定义,范围之内是既有益又正确的。这一看法表示有一种关于知识的阶段或水平或程度的层次系统,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向下排列包括行家猜测、预感和直觉,以不充分的案例或粗糙的方法为基础的初步推论等等。于是,知识即使被看作是较可靠的或低可靠的,但仍然是知识,只要它的概率大于机遇。“实证的”一词于是得到了一种用法,就像医师的理解那样,即,描述由千百条经验构成的未完成的幻觉群,这些经验是在他自己身上以及病人身上试用药剂或疗法得来的,是试行常识疗法,是根据判断显露价值等等得来的。所有这些就是有经验的医师所积累起来并得到默认的知识,而且他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未经充分证明。由于科学是在科学最高境界和顶尖技术下定义的,致使科学和科学精神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强调科学的技术并夸耀它最深奥的抽象价值使它显得比原来的状况难解得多。

依据经验态度的认知

由于科学是在科学最高境界和顶尖技术下定义的,致使科学和科学精神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强调科学的技术并夸耀它最深奥的抽象价值使它显得比原来的状况难解得多。它开始被认为是专家的事,只能由受过高级训练的专业人员去做,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插手。实际上,这样的科学把世界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并正告非科学家:“这不是你们的事!请远离这里!把它交给我们这些专家吧,请信任我们!”

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承认非人格的科学,也是我们最古老的科学,已经达到很高的抽象水平,它们的技术也确实是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事。我不说“大多数先进的”科学,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科学都能列入同一个等级,那是不对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生命科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复杂、抽象或技术化的高度。这里还有生手充分活动的余地,还有许多简单问题要讨论,许多角落有待第一次的探察。在开始阶段,科学是很容易的。

但我要更进一步阐述我的论点,假如我们依据科学的开端及其最简单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而不是依据最高和最复杂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科学就不过是你自己对事的观察而不是信赖任何演绎或权威。我认为,这种依据经验的态度才能够并应该教给所有的人,包括幼童。你自己观察吧!让我们看这样做效果如何!这样要求正确吗?正确的程度如何?我相信,这样的一些问题才是根本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的方法。

于是,你自己走进后院核实一下并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要比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或为此而在一本科学教科书中搜寻答案更符合经验,也更“科学”。因此,一个孩子在仔细观察一个蚁穴时也能成为“科学的”,甚至当一个家庭妇女在她的地下室中试验并比较各种肥皂的优劣时也是如此。

经验的态度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或无的技术能在你取得某一种博士学位的片刻间获得然后才能运用。以这种观点为依据,此种态度因而是能够一点一点培养起来而不断改善的。当我们说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和张开你的眼睛时,它几乎变成人性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帮助人变得更重视经验是一种改善他们的认识活动和增进他们的知识的方法。

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它能帮助他们的“现实测试”,即,它能帮助人把事实和意愿、希望、畏惧区分开;它也应该能促进我称之为“心灵测试”的改善,使人能得到关于自己主观世界的更真确的知识。有必要知道什么时候人会有意愿或希望或畏惧以及这是谁的意愿。

总之,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共同的特征,如好奇、理解的愿望,甚至喜欢观察不喜欢盲目,喜欢较可靠的知识不喜欢不可靠的知识。专业科学家的特殊化的能力是这些一般人类特性的增强。

每一个正常人,甚至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单纯的、未发展的、不熟练的科学家,原则上在接受教导以后都能成为更老练、更有技巧、更高级的科学家。人本主义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当然要提出经验论态度这样一种回归和民主化问题。

要想更好地说明这问题,就要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超人观或超越观多方面来讲。获得知识的过程(在各种水平上)和对知识的沉思和享受正在变成审美观中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半宗教喜悦和敬畏与神秘经验的来源之一。这种感情经验是一种终极的生活欢乐。传统的去圣化的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曾力图净化自身,清除这些超越性经验。这样的净化远非捍卫科学纯洁性所必需,反而是从科学中剥夺和排除人的必需。这几乎像是在说,科学不需要或不能给人以享受。

但是事实上,这种欢乐的经验在人类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把人带入科学中并保留在那里,而且因为这些审美欢乐也可能是认知的信号,像信号火箭的发射告诉我们已经发现了重要问题一样。正是在高峰体验中,存在认知才最有可能产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或许最能看透事物的核心。我信心百倍地认为,进步有了保证,可能有真正的心理学的科学、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可以依赖,能使我们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基地稳妥而不会逆转地前进到下一站。

认识人是科学家的任务

若改变还原尝试的世界观,那么,对待科学的态度又该如何变化呢?这些改变来自何处?我们何以会注意到它们?为什么机械论的、非人的模式要让位给以人为中心的模式?

在我个人的历史中,这一科学世界观中的冲突,起初表现的形式是同时和两种互不相干的心理学一起生活。在我的实验室实验生涯中,我觉得很安适,并很胜任,因为我接受了传统科学的知识。实际上是华生的乐观信条把我和许多人带进了心理学领域,他的纲领性的著述展示前方有一条光明大道。

我信心百倍地认为,进步有了保证,可能有真正的心理学的科学、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可以依赖,能使我们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基地稳妥而不会逆转地前进到下一站。它提供了一种有希望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条件作用)和一种极有说服力的哲学(实证主义、客观主义),而且二者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应用,以便使我们不致重蹈复辙。

但是,当我成为心理治疗医师、分析家,成为一位父亲、教师和人格研究者,即当我研究整体的人时,“科学的心理学”却证明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在这种人的王国中,我发现在“心理动力论”中,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中,在那些从当时的定义看显然是不“科学的”心理学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营养价值。

心理学家似乎有两套互相排斥的规则,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他们好像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假如他们的兴趣是研究动物或人的局部过程,那么他们能成为“实验的和科学的心理学家”。但假如他们是对整体的人有兴趣,这些法则和方法就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了。

我想,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套规则在处理这些科学上崭新的人性问题和个人问题中的相对有效性,我们就能极好地理解这些哲学的改变。让我们自问一下:如果我想更多地了解人性——例如,了解你,或一位陌生人,最有希望得到收获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科学的假设、方法和理论概念能有多少用处?哪一种研究最有效?哪一种技术最实用?哪一种认识论最客观?哪一种沟通方式最明显?哪一种测试和测量最精确?哪一种关于知识本质的假设最合乎逻辑?我们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

认识人的最佳途径

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当然,你在一定时刻实际上是观察一个东西——一只草履虫,一块水晶,一叶肾,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

但每一事物都是作为某一物种或门类的一个样品看待,因而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一本普通的科学杂志会采纳和刊登一篇关于某一个别白鼠或鱼的琐细描述文章。概括是传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白鼠、鱼等进行抽象说明。畸形学是研究例外、“惊奇物”或怪胎的科学,是没有多大科学价值的,除非它能通过比较,说明更多有关“正常”胚胎学的过程。

任何一个样品就只是一个样品,它不是它自身,它代表某种东西,它是无个性特征的,可以任意随别人利用的,不是独特的,不是神圣的,不是必要的或不可缺少的;它没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正式的名字,没有自身作为一个特例的价值。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代表某种东西而不是代表它自身。传统的、教科书的科学通常集中研究事物的类别或可以互换的对象,完全不顾及这个独特的个体。在一本物理学或化学的教科书中是没有个体的,更不要说数学书了。

以此作为一个中心点。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有时的确也可以作为典型和作为范式和独特的事例,如与某一星体或某次地震或某一粒豌豆或果蝇打交道。但这样做最终仍然是趋向普遍性,作为取得承认的途径,成为更科学的。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唯一方向。

当我们远离这种非人格的、概括化的、寻求相似性的科学时,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对独特的、特殊的、个别的事例有系统研究的兴趣和持续不懈的好奇心,这些事例是不能互换的,是自成一格并且只出现一次的。例如,某些心理学家和某些人类文化学家、某些生物学家、某些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处于亲密个人关系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好奇心。我相信,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曾长时间迷恋地琢磨他们的妻子,正如他们对待原子的态度一样。

我最初的问题是:假如我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什么?现在我能用更确切的措词重新提出问题:物理科学的常规程序对于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有何作用?但请记住,这种程序是一切科学甚至任何一类知识广泛承认的范式。一般地说,我的回答是:这些程序简直谈不上有多少作用。

实际上,它们的确是无用的。假如我不仅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而且要理解你的话,假如我想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人品中那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我知道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必须用不同的技术并依据极为不同的关于超脱性、客观性、主体性、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和准确性等哲学假设进行操作。下面我将力求进一步说明这些东西。

我在研究一个人时,必须把他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当作他那一类别中的一个独特的成员。当然,我多年积累的常规科学的、抽象的、心理学的知识,有助于我把他大体上安置在全人种的分类系统中加以考察,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能大致进行性格、体质、精神病学、人格学和智力(IQ)等方面的评级,而且比很多年以前做得更好些。但所有这种法则知识——关于规律、概括化、平均数的知识,只有在它能疏通并改善我的个别知识——关于这一特殊个体的知识——时才是有效用的。

任何一位临床医师都知道,要了解另一个人最好是让自己的大脑虚位以待,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保持承受、被动、耐心和等待的状态,而不要急燥、匆忙和不耐烦。从事测量、讯问、计算,或检验理论、进行分类等活动是没有多大助益的。假如你的头脑太繁忙,你将不能很好地听和看。弗洛伊德的“自由漂游注意”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非干预的、总体的、承受的、等待的对他人的认识。

对于寻求有关个体知识的人,抽象的知识、科学的法则和概括化、统计的报表和预期都是有效用的,除非它们不能被人性化、人格化、个体化,并且不能集中于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善知人者能得到传统科学知识的帮助,不善知人者即使有全世界的抽象知识也将庸碌一生。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整体分析认识的效用

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人格学者,我不想在此贸然进行任何大范围的概括,尽管我已经学会这样做。假如我想对于个别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单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心理学家曾尝试过种种原子论的解析和还原,寻求知识的基础建筑材料,然后由此构筑整体。例如,基本的感觉碎片,刺激反应或联系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种种测验的分值图等等。这些尝试每一种都给心理学的抽象法则科学留下了某种局部的效用,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真地建议利用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了解异国文化的成员或某一约翰·布区社团的成员,更不要说不期而遇时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体地观察他,而且也必须整体地分析他,而不是进行还原的分析。

我们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不论是通过直接问答或通过自由联想(我们只要倾听就行),还是通过间接隐蔽的信息传递、绘画、梦、故事、姿势等等(需要我们的解释),但都必须没法使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当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利用这些方法。但事实表明,这里仍然会引起是否真正科学的问题。

例如,一个说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人可以说是他的说明的唯一见证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愚弄我们。这里需要有信赖、善意和诚实,那是在研究科学中任何现有的其他对象中不存在的问题。于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等,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有可能走得很远才需要提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年心理学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制的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典型方式。经过缓慢而又痛苦的历程,我们心理学家才懂得如何变成好的临床医师或自然观察家——应该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倾听,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积极、太鲁莽,不要干预和控制;在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闭口观察、洗耳恭听。

这和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规研究方式是先操纵、戳弄它们,然后看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把它们分隔开进行观察等等。假如你对人也这样做,你将达不到了解他们的目的,他们将不愿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将减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变得主动些,更积极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才能更注意实验。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

探讨高级问题的益处

只有当我提出人的所谓“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我与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冲突才开始出现。如果我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或是在做学习、条件作用和激发行为的实验,现有的手段论工具对我就很适用了。这些实验能适当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控制,论据也可以很精确,而且很有效。

只有当我对研究者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我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时,或是关于含糊不清而难以把握的课题提出疑问时,我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我发现,许多科学家这时会轻视他们不能对付的、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我忆起我在恼怒中作为反击说出的一句警语:“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现在我还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确,我很想说,研究一个新问题的初步尝试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级的、不成熟的。从这些初步的尝试中你通常能学会下一次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当然,要跳过这个初步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当他听说列车事故中大多是最后一节车厢遭殃时,为了减少事故,他竟建议把最后的车厢摘除!

显然,开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这样想和这样要求本身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动手打开新的领域当然是更令人兴奋、更有价值的,也是更有益于社会的。“你应该热爱问题本身。”莱尔克说。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二次大战期间,比尔·毛尔丁的漫画对于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梯队仪容整洁的军官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很精采的写照。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首先穿过精神坑道领域。

当我的精神病理学工作引导我探索非病理学时,也就是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时,我遇见了过去从来没有的难题,例如,价值和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词。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一直很少作为。就“正规”研究的正规准则而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我并不称之为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探索。它很容易受到批评,我也曾批评过它。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否会闯入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中,这一点确实令人怀疑。当然,有一组裁判员会更好些。我们目前已有的一些测验比任何过去独自做出的判断都更客观而无偏袒,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是不存在的,那时不独自做就根本别做。我很庆幸我选择了“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别人当然也学到了很多。

通过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和他们的特征的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使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成打的新问题,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旧答案、旧方法和旧概念。这些人引起的新问题有:什么是正常、健康、善良、创造性和爱?什么是高级需要、美、好奇、完成?什么是人中豪杰和神圣的品质?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爱护的弱、同情和不自私和仁慈?什么是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的价值?当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一直在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有可能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某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能验证的,更不可能是“不科学的”问题。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会那么适度而又安然地嵌入机器的运转,从而产生可靠的知识。这部机器原来很像我厨房里的某种我曾称之为“万能器”的东西,但它并不能真正对付所有的原料,而只能有几项用途。或者换一个例子,我记得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干净。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设想,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

简而言之,我如果不想放弃我的问题,就只有想出新的方法解答这些问题。我选择了这一条道路。许多心理学家也都是如些,他们宁愿竭尽自己的所能去研究重要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以现有技术漂亮完成的事——以手段为中心。假如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去做的事,暂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很显然,这项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

认知与畏惧的辩证关系

与任何其他科学家相比,我们心理学家更不能不对抗拒真理的可惊事实作斗争。和任何其他类知识相比,我们更害怕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害怕那种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的知识。一只猫可能觉得当一只猫并不难,它并不害怕当一只猫。但做一个丰满的人是困难的、令人生畏的、有疑问的。虽然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很好奇,但他们又畏惧知识。越是切近个人的知识,他们也就越感畏惧。因此,人的知识很容易成为这种热爱和这种畏惧之间的辩证统一。

知识包括对自身的防御、压抑、不注意、遗忘。因此,任何有助于达到这种真知的方法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对抵抗的分析”,一种解除对自我真知的畏惧的方法,使人能直接观察自已,赤裸裸地看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对于一般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的自我的一大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是如此。但我们显然可以说,对知识的畏惧是有差别的,是存在畏惧梯度的:越是非人格的知识,越是和我们个人关心的事情,越是和我们的情绪及需要较少密切关系的知识,我们对它的抗拒也就越少。这很像所谓的“知识总量法则”,我们可以说明如下:距离个人的知识越远,科学知识的量也就越大,有关主题的历史也就越长,研究也越安全,这种科学也就越成熟等等。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科学地讲,我们对化学药品、金属和电的了解远比对性或偏见或剥削知道得更多。

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作为知识的对象,人和事物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得不希望被理解,或至少不得不让他自已被理解。他必须接受并信赖理解他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爱上他。他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理解者(就屈服一词的各种意义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被理解是好事,甚至是高兴的事,而且有治疗的意义。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认识人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人吗

认识人的最终目的与认识事物与支配事物的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到分子或草履虫或家养动物时,把预测和控制作为绝对必需的问题来谈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在这方面我仍然要提出异议。但怎么能够正式而严肃地说,我们认识人类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吗?最普通的就是反过来看,预测和控制的这种可能前景会使我们毛骨悚然。

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因此,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问题。自我认知首先是为这一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它具有根本性质的脱力。你会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味道的确很好,至少长远角度考虑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确实弄清,尽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这条途径去排除病态。它是除掉不必要的忧虑、沮丧和畏惧的途径。它是达到美好感觉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懂得,19世纪自我控制的目的也正在被自发性这一观念所取代,那几乎是古老的自我控制概念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即内在自我是怎样的,这一知识就能指出我们个人的命运。它强调,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本性,依从它,赞赏它,并充分表现它,只要我们对它的认识足够清楚。这又解释了对历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哲学的否定。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就要控制并压抑低级的、动物的生物本性。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自发性理论却与此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深刻不同的图式(范型例证,例外则是外周例)。在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冲动本身不被看作是必然邪恶或危险的,而它所表现和满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是与非或善与恶的问题。对需要的表现和需要的满足进行“控制”现在已变成怎样实现最佳满足,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满足。此种“太阳神式”的控制并不认为需要本身有什么问题。

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任何认为需要有问题的环境或文化,甚至把性、饥饿、爱、自尊等等作为一种永恒的伦理问题看待的观点,都可以被推断为是一种“不良”的社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控制”对于人本主义者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与冲动协同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含意使我们能够说,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接近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更接近压抑性的自我控制。

可预测性也是如此。这似乎也在定义上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只要应用在关于自己或关于人的知识上。这一点便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治疗后人的研究,对人的丰满人性的时刻的研究等等。

一般而言,“可预测的”用来表示“可被科学家预测的”,且带有“受科学家控制”的涵义。有趣的是,当我能预言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会怎样时,这个人却往往反对我准确的预言感。不知什么原故他总认为这暗含着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总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过是一件东西。他的感觉往往是受人支配、控制、哄骗的。

对于这种反应,我曾经注意观察过,结果是,他故意地颠覆这种预测仅仅是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总是守规矩而且能尽职尽责,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破坏了课堂纪律,把法式炸土豆当作笔记本交出来。后来了解到,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又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听他的未婚妻说他的活动总是有秩序的,因而她总是能够期待他做些什么,于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预料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她的说法带有侮辱他的意思却很难说清楚。成为可预测的通常是严重病态的标志。哥尔德斯坦的脑伤士兵能够很容易地受医生摆布,他们对某些刺激总是能够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受刺激制约也意味着可预测和可控制。

但是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表示褒意:他在紧急情况时总是可信赖的;他往往能转危为安;我愿以生命担保他的诚实。我们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结构方面有连续性,但并不指望一切细节的一成不变。

可预测性的目的变得更为复杂,除非我们根本不考虑自我认知的问题。我想可以做出这样的类比:自知既能减轻来自个人外部的控制,也能增进来自个人内部的控制;也就是说,减少“他人决定”,而增多“自我决定”。当自知增进时,自我可预测性也随之增强,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时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不容易被他人所预测。

再指出一点,也就是讨论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即存在水平的预测、控制和理解的概念。在最高层次上,存在价值已被吸收到自我之中。这已变成自我的规定性特征。真、公正、善、美、秩序、统一、全面等等,现已变成超越性需要,也正是因为这点,自私和不自私、个人的需要和非个人的必需之间的分歧完全被超越了。

自由现已变成了拥抱和热爱个人自我命运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决定于对个人是怎样的人,对真正自我的发现和理解,决定于对自我的热切顺依。这就是随真正自我控制,自由选择由它决定,因此这也是超越“自由与决定论”、“自由与控制”或“理解作为一种目的与预测、控制作为目的”之间的各种分歧。

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开始走向协调、融合,只不过其融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有一件事已经很明确,是关于“预测”和“控制”的简单化概念,虽然完全适合牛顿关于科学的“台球”(运动中的物质)概念,但当我们上升到科学的人本主义和超人本主义层次时,这些简单化的概念变显得有点过时了。交流和认识的一切其他附件,即言词、标签、象征、理论、公式、科学,只有在人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以后才有效用。认识领域中最基本的是经历的知识。

突破经验世界的防御

文字、书本和概念并不能完全充当日常生活的解说员。对于一个天生就双目失明的人来说,我们绝对无法描绘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只有游泳者才知道游泳的乐趣,非游泳者即使看了几百本书也不可能对游泳有真正的理解。精神变态者绝不会知道爱的欢乐。年轻人只有自己成为父母时才会充分体会和理解父母的苦心,然后很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怎么那么不懂事。”我的牙痛感觉和你的牙痛不同。诸如此类。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一切生活首先都必须通过经验达到认识。没有什么能替代经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经验的世界可以用两种语言描述,一种是主观的、现象学的;另一种是客观的、“朴素论的”。每一种都是可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但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生活;每一种都有它的效用,两者都是必需的。心理治疗家早已懂得如何区分这两种语言,并且还会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利用。例如,在分析人际关系时,他们试图教患者说,“在你的面前我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低一头”,不带有谴责或向对方投射恼怒之意,而不说“你不喜欢我”,“你认为你比我强”,“别想支配我”,或“你为什么以愚弄我为乐”;即他们教患者在自身内部体验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自动机械地向外部投射情感,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交流和认识的一切其他附件,即言词、标签、象征、理论、公式、科学,只有在人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以后才有效用。认识领域中最基本的是经历的知识。所有的一切正如银行和银行家,或者是会计系统、支票、纸币,这些东西全都是无效用的,除非有现金可供兑换、运筹、积蓄和调用。

要想使这一真理扩大范围,突破原有的界限,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例如,虽然无法向先天盲人描述红色,但这并不表明文字是无用的。当同那些已有某些经验的人交往时,文字是传递和分享情感的极佳手段。戒酒者协会,戒赌者协会,辛那侬,和其他此类型组织中的人已证明两点:

第一,在缺乏经验时,文字之间的交流显得很无用;第二,在共有某一经验的人之间,文字交流却十分有效。女儿只有等到她们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才能“理解”她们的母亲,以至于和母亲建立充分的亲情。更夸张一点来说:在组织和整理经验的重负和超验的世界时,文字和概念是绝对必需的,超验的世界是经验向我们通报的。

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初级过程的整个世界,加上无意识和前意识,加上隐喻交流和非言语交流,如在俩舞伴之间,我们便得到一个更丰富的画面,它说明,经验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还不是一切,是不充分的。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经验知识和概念知识的分割与对立。在我看来,经验知识先于言语、概念知识,但两者在层次上是融合在一起,并且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人敢于在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中过于独特。研究表明,保留心灵的科学比排除经验资料的科学更强有力。

很显然,我的这种看法根本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微观的”行为主义相对立,后者是关于知识可靠水平的学说,认为公众的知识在许多方面理所当然都比个人的和主观的知识更值得信赖,并更恒久不变。心理学家们对于纯粹内省主义的缺陷已经太熟悉了。

我们对于有妨碍认识真理的幻觉、妄想、错觉、否认、压抑和其他防御手段都相当了解。由于你没有我的压抑和错觉,那么,对我的主观经验和你的经验进行比较,就成为一种易行而显然有效滤除我内心防御因素的歪曲影响的方法。你可以把这称为最简便的一种真实验证。这是向核对知识迈出的第一步——弄清它确实是共同具有的,而不是一种幻觉。

这也是我提出以下两种观点的原因所在,我认为,首先,心理学问题大都确实可以并应该从现象学开始,而不是从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技术开始;其次,我们必须从现象学的开端继续迫进到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方法。我总觉得,这是一条正规的、通常的途径,即从一个较不可靠的开端上升到一个更可靠的知识水平。

例如,若从一开始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会变得太琐细,对仅仅略知一二的事太苛求,就像探索一个大陆用一柄镊子和一个放大镜一样。但如果局限于现象学方法也是不可取的,那会变得满足于较低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而不是力争上升到实际上可以达到的较高一级的水平。心理健康的改善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认识者,甚至更优秀的科学家;达到改善的和丰满的人性或健康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是自知,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和诚实态度。

优秀认识者的认知途径

很多年来,在认识活动之前,临床和实验心理学首先把成为优秀认识者的问题提到研究工作的中心地位。不仅种种心理病态,而且较“正常的”未满足的需要、深藏的畏惧“正常”或一般人格特有的防御手段,都会有歪曲认识的力量,这种歪曲作用远比20世纪前人类所能设想的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从临床和人格学的经验中了解到:心理健康的改善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认识者,甚至更优秀的科学家;达到改善的和丰满的人性或健康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是自知,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和诚实态度。

总之,无论是在逻辑学上还是在心理学上,诚实地认识自己都先于认识外部世界,经验的知识先于旁观的知识。假如你要观察世界,那么,首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观察家。这里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要把你自己认识得清清楚楚,就像你会选择最适合你观察的显微镜一样;要尽你的可最大能变得无畏、诚实、认真和自我超越。

正由于大多数人(或科学家)不能尽力做到无畏、自我超越、无私、诚实或献身于事业,所以大多数人不能成为胜任的认识者,像他们本来能够做到的那样。

我在此再提一个问题:所有上述的一切对科学家的教育和对非科学家的科学教育意味着什么?甚至这一问题的提出已足够使我们对于常规的科学教育产生怀疑。

我们的论述必须深入下去。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成为诚实的、认真的、正派的人,这当然非常好。否则,除此之外又该怎么办呢?诚实认真并不等于知识,并不比一架洁净的显微镜更多些什么。尽管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的确是要诚实,但也有必要变成有熟练的技巧,非常胜任,懂专业,有知识,博学。健康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理想中的认识者和工作者并不是充分的条件。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主要意图是强调:只有经验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改善也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并成为胜任的认识者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因此,积累和整理周围知识的任务,即旁观的知识,非人格的知识,也没有完成。

我已再次用层次的整合取代两极的对立。这两类知识是互相需要的,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彼此密切结合起来。因此,我也希望得到理解。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任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

经验的某些性质和特征

下面所介绍的禅宗佛教徒、一般语义学家和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最充分和最丰富的经验的特征都来自于我自己的高峰体验及研究。

优秀的体验者变得“完全沉迷于现在”,这是西尔维亚·阿希顿·瓦尔纳的美妙说法。这时,他忘掉了他的过去和未来而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中,他“全身心地”淹没、集中、陶醉于现在。这时,自我意识丧失。

这种经验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社会、没有历史的。

在具有充分经验的条件下,体验着的人和经验的对象之间出现一种融合,二者融合在一起了。这很难用文字说明,但我仍将力图说明如下。

体验者开始变得像孩子一样,更天真,更不加思考地接受。在最纯的一极,他完全裸露在情境中,直来直去,没有任何种类的期待或烦恼,没有“应该”或“必需”,不滤除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关于经验应该如何或什么是正常的、正确的、适当的、不错的等等考虑。天真的孩子接受发生的一切,没有惊讶、震动、恼怒或拒绝,也没有任何要“改善”的冲动。充分的经验会淹没“无助的”、无意愿的、愕然的和无私而兴趣盎然的体验者。

重要与不重要对立的终止是充分经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理想地看,经验不能被构筑成相对重要或不重要的面貌,也没有中心或外周、本质或扩展的区分。

在良好的例证中,畏惧消失了,随后一切其他个人或自私的考虑也消失了。体验者这时是无防御的。因此经验无遮拦地向他冲来。

这时,努力、意愿、紧张趋于消失原因是经验到来了,但不是被动的到来的。

接着,批评、编排、证件或通行证的核验,怀疑,选择和排斥,评价——所有这一切都趋于消退,或在理想的情况下趋于暂时消失,或推迟。

这就如同接受、承认,被动地受到经验的诱惑或强迫袭击,信赖经验,任它发生,没有意图,不干预,顺从。

总之,这一切的总和就等于把我们最为之自豪的理性,我们的言词,我们的分析,我们进行解剖、分类、定义、逻辑推论的能力等等一切特征置于一旁。所有这些过程都推迟了。这些过程没人达到怎样的程度,体验活动也不“充分”到怎样的地步。这种类型的体验活动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初始过程而不是他的次级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非理性的,虽然它绝非反理性的。

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行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非常相似的是精神分析的初始律。患者被告知不要对他的自由联想进行选择或编排,任随它们涌现于意识并脱口而出,在这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审查、讨论和批评。这是一个治疗方法的例证,即把体验活动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用来发现部分真相,那是用其他方法不能发现的。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清除人性哲学弊端的做法

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如温度计或气压计那样的东西时,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我不仅认为这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唯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唯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

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

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

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士、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唯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唯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唯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使人失明的经验先天性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也就是用艺术测验来说明。这个测试是我的妻子和我制定的,可以用于测试整体知觉和直觉,测试领会艺术风格的能力。我们的测试结论之一是:“艺术知识”,如艺术专科生、专业艺术工作者等等的知识,既有利于测试成绩,又会给测试成绩带来负面影响。领会“风格”的较好方法不是分析或解剖它,而是要使自己成为承受的、整体领会的、直觉领会的。例如,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迅速的反应往往比长时间的、审慎的、细致的研究更成功。

我将称之为“经验的先天性”——对整体性特质的整体知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意愿和一种能力,无须其他“认识”方式辅助而直接体验。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由此可得出的结论,那些仅在分析学、原子论、分类学是或历史学意义上“懂得”艺术的人,领会和欣赏能力较差。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分析型的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原有的直觉。

或许,传统数学“教育”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它在蒙蔽儿童的眼睛,从而使他们在看不到数学的美妙方面做得更加成功。在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存在“盲目认识者”,植物学家看不见花的美;儿童心理学家使儿童在恐惧中逃避;图书馆管理员不愿让书借出;文艺批评家以高傲态度对待诗人;盲目的教师为他的学生而毁掉了他的学科等等。

有些哲学博士是“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和郁郁寡欢的并无真才实学者,他们发表文章只是为了避免默默无闻。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悄悄地议论这样的博士说:“他不是有趣的人,他除了他的论据以外什么也不懂。”

一些艺术家、诗人、“歇斯底里式的”人,尊重并崇尚感受、情感、直觉和冲动;而一些宗教人士和一些更神秘的人物往往就此止步,他们可能排斥知识、教育、科学和智慧,认为这些人是本能感受、先天直觉、自然虔诚、纯朴明晰的毁灭者。我认为,这种反理智的猜忌倾向的发展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发展更深,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在文化中这是构成男人和女人之间深深不理解的根源之一。而历史已经表明,它能够爆发为可怕的政治哲学。

对于这些攻击来说,由于它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真理和正义存在,因此,传统的、分析的、机械化的科学对它们才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但更广泛的科学概念能迎接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这样的科学包括单独的、经验的、道家的、统一的、整体论的、个人的、超越的、终极的等等知识在内。

此项艺术测试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例证。如果更审慎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我们强烈的第一印象,那么似乎也很明了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领会风格的明晰、直觉和能力可通过教育和知识得到改善和扩展;他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普遍的、抽象的、合法则的言语知识影响他们对个人情境的体验;他们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的领会并使他们的领悟更丰满、更繁复、更具有深度。

在至极的情况下,知识能增强对现实的甚至超越方面的体验,增强神圣而纯洁的、神秘的、出乎意料的、激发敬畏心的、终极的方面,甚至神圣感,许多人认为只能伴随质朴和天真而来,我们现在发现它更可能由老练和知识、至少是由于我所说的那种更广泛的知识激发出来。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或假设或猜测是从我对自我实现者和心理治疗效应的研究推断的,而不是从艺术测验得出。

正是贤明的哲学家,在他们身上,智慧、善良、明晰和博学变成了统一体,正是他们设法保留住了“经验的纯真”、“创造的态度”,这种赤子般的、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的能力,没有预先的期待或要求,事前不知道他们将看到的是什么。我曾试图了解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但这种把抽象知识转化为更丰富的经验的能力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显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知识在什么情况下起隐藏作用,又在什么情况下才起揭示作用?这则是更广阔的问题。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

优先于抽象知识的经验“证明”

在经验范围内,经验付与了“证明”怎样的含义?我又该如何向某人证明,我是在生动地体验着,例如,我被深深感动了,而这又怎么能在这个词的通常外部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例如我是在真诚而又生动地体验着,这对于我显然便是确实的。但怎么向另一个人证明这一点?有某种共享的外部事物让我们双方能同时指出的吗?如何说明它、传达它、测定它、使它言语化?

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某种类型和一定程度的传达是可能的,但这和化学家之间存在的是不同类型的传达。抽象的、文字的、不含糊的传达对于某些意图而言,可能不如隐喻的、诗意的、美学的、始发过程的技术更有效。

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抽象认识和理论认识的整合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经验知识的价值、必需以及相对于抽象知识的优先权,接下来,我要讨论抽象知识的价值、美和必需。不过,我的总论点已经很明确:只有那种二歧化的、孤立的抽象知识才那么危险,我指的是那种和经验对立的、分割开的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与之相结合的抽象和体系。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对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进行格式塔般的层次安排,是抽象的开端,这使经验有可能由受到局限的人类所概括、把握,但不致被经验所淹没。我们直接的记忆广度是七或八或大约这个数目的分离物体,同样,我们也知道,六或七或八组分离物体也有可能在一次直接的知觉中被感知和概括。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对许多物体进行整体层次概括的最简单例证。使这些编组包容面越来越广阔,最后便有可能使一个人——尽管他受到很大局限——在单独一次统一的知觉中感受整个世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然无政府,全盘混乱,完全无秩序,或所有这些分离事物中的关系混乱。这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新生儿所面临的世界,在另一些方面又像是恐慌的精神分裂者所面临的世界。

尽管在短时间里可以视这种生活为一种乐趣,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忍受它。这甚至是更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生活的必需,考虑到必须生存,必须同它打交道,同它交往,那么一切手段、一切的关系,和一切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分别领会也可以归入抽象这一标题。就手段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层次的意义上而言,纯粹而具体的经验不会以任何方式区分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我们现实经验的一切分类都是抽象的,对于相似与不同的一切意识也是如此。

也可以这样说,对于生活本身和人性最充分和最高的发展而言,抽象都是绝对必需的。自我实现必然隐含着抽象。没有全套的符号、抽象概念和词汇,即语言、哲学、世界观,甚至根本不可能设想人的自我实现。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对那种和具体相分割的抽象所做的抨击与对那种和具体及经验在层次上结合在一起的抽象的抨击相混淆。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想到哲学所处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两个主要的例子,他们不是抨击一般的哲学,而是抨击那长期以来脱离实际生活经验基础的庞大抽象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很大成分上也是对这些庞大的、文字的、先验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驳。这是一种回归到生活自身的尝试,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抽象要保持活跃的话,那么,回归到一切抽象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的具体经验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经验的概括或理论”和“先验的概括或理论”。前者仅仅是组织和统一经验知识的一种努力,使我们能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把握住它。先验的理论不做这样的努力。它能完全在一个人自己头脑的内部编织形成,并能继续发展而无须参照经验知识和无知区域。一般地说,它是作为一种确定性提出的。

实际上,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否认人的无知。真正的经验论者或有经验论头脑的一般人经常会意识到他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以及他的所知的相对可靠性和不同程度水平。经验的理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谦虚。经典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不需要谦虚,它能成为并往往确系傲慢的。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抽象的理论或抽象的体系变成功能上自立的了,因为它让自身远离了本该说明并赋予意义或组织起来的基础经验。它继续前进,过着它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自在的理论,自给自足,有它自己的生命。对照地看,经验的理论或经验的体系保持着和经验事实的联系,它把这些经验组织成一个容易驾驭的、可以把握的统一体,并且和这些经验事实处于密切联系的状态。其结果是,它能在新的信息变得可资利用时转化、改变并容易修正自身。

那就是说,如果它的意图是解释并组织我们关于现实的知识,它就必须是一种变化的东西,而它要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知识,就必须要适应这一不断改变和扩展的知识基础,也必须成为能适应的和灵活变化的。在这里,有一种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反馈,这种反馈在那种功能上自主的抽象理论或体系中能成为完全缺乏的,因为后者是已经变成自我生成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哥尔德斯坦说过的还原到具体和我说过的还原到抽象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我愿把这两种还原和我在自我实现者中的发现做一对比,他们的特征是既能成为具体的又能成为抽象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认为接受经验的优势和逻辑上的优先是经验论自身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科学的开端之一。科学成长的根源之一,是决定不依据信念、信任、逻辑或权威看事物,而是自己去核对和观察。经验告诉我们,逻辑或先验的确定性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实际上已不起作用。教训是容易汲取的,首先,在任何其他问题之前,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即亲自体验一下。

更好的例子是经验论的或科学的态度在儿童中的发展。但必须要做到“让我们自己看一看”或“走过去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对儿童来说,这和依据信念看问题是对立的,不论这信念是来自爸爸、妈妈,或是来源于老师或书本。这可以用最生硬的说法表示:“不要信赖任何人,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吧。”或者也可以用较温和的说法表示:“核实一下才保险,这总是一个好主意。”

另外,每个人的感知之间通常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告诉儿童,一个人自己的感知往往构成最后依靠的法庭。假如经验论态度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结于此。首先,“知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到来的,然后是对感觉和经验知识的难免有误进行核实,然后是抽象、理论,即正统的科学。

实际上,客观概念本身——需要公开知识使它为公众共享而不要完全信赖它,直到它至少已被几个人所接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较复杂的派生物,应该用你自己的经验进行核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知识构成至少几个人对你个人经验报告的一项经验核实。假如你进入沙漠并发现某一没有意料到的矿藏或珍奇的动物,你的经验知识可能是确实有效的,但你不能期待他人完全相信你,仅凭对你的信念相信你。他们也有权自己看一看,即取得他们自已经验知识的终极体验。这正是客观公开核实的含意——“你自己去看看”的延伸。

坚持经验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的理论或体系,并坚持由此而引起的对经验的理论和事实密切相联——它把事实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于是,这在具有经验论态度的人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做出了区分。例如,麦克斯·伊斯特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他自己和(前)苏联知识界人士相比,是一个“平凡的经验论者”,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假设,一个应该经受检验的实验。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他在(前)苏联理论家面前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神学气氛而不是科学气氛”。

我曾在类似的基础上提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宣称是天启的宗教,即以一位最早的先知所见的完美、终极和绝对真理为依据建设起来的,显然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在这些人眼里,它已经是完美无缺的,完全不需要开放、核实、实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改善。

这是和经验论态度最尖锐的对照。但在一种很温和的形式中,它是广泛的,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大众中的。我甚至不想把各种专业科学家排除在这一指控之外。经验论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谦虚态度,而许多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谦虚的,除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内。涉及科学自身的性质时,他们很多人只要出了他们实验室的大门就很容易像某些神学家那样负荷着各式各样先验的信念和预先的判断。

我认为,这种谦逊是经验论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包括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人类一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这样一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使你大体上愿意学习并热衷于学习。它意味着你对新的资料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不纳的;它意味着你能成为天真好奇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很显然,这一切又意味着你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和那种已知一切的人的静止世界大不相同。

虽然我已远离我最初的论点:在知识和科学中为经验资料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为经验资料找到一个可敬的席位最终会增强经验论态度,从而也增强科学而不是削弱科学。因为它相信人的智慧没打必要把任何生活领域关闭在外,所以,它能扩展科学的辖区。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何科学地体验存在事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经验的理论”和“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最强有力的依据是从统一到简单化的连续系统。可以说经验理论是对于科学趋向综合的努力所做的一种表述,这样的科学同时也对繁复多样进行组织和分类,使之更能为受到局限的人所理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理事实材料的努力,而不是说明事实。林耐的体系是经典的例证。原初的弗洛伊德体系是另一个这样的“经验的理论”。

在我看来,它似乎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汇列体系,其中一切临床发现都能找到各自位置。在更宽广的程度上考虑,抽象或构建的体系不是由它对事实的忠实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体系的特性决定的,而经验理论却与此相反。在原则上,它不需要和事实发生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武断的构建,例如,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理论很像数学家的精确证明——它尽可能简明,典范式地向某一简单方程演变;它像一个优良的逻辑体系,服从它自身制定的法则;它并不需要成为有效的。这种“纯”理论往往先于事实出现,像一套服装为某一幻想的、非现存的物种作为一种游戏而设计出来,以后却可能证明对某一别的什么未料到的目的有效;或像一种新合成的、为合成而合成的化学药品,合成以后才寻找它的用途并且找到了用途。

一个好的经验的理论可能是一个邋遢的抽象理论范畴——自相矛盾,错综复杂,不连贯,带有重迭而不是互相排除,其定义不明晰和模棱两可。把一切事实纳入它的辖区是它的首要忠实原则,即使这会弄得面目全非。

一个好的抽象的理论强调科学的简化和净化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理论制定领域中科学双重任务的例子。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并接受“事物存在的方式”,实际存在样式的世界,不论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说明。事实必须先于理论。

另一方面,它也稳定地向简单、统一、精致,向浓缩、简洁、抽象公式等等逼近,以便说明现实的本质、它的骨架结构,说明它能被还原到的终极态,即还原为地图、图解、公式、图式、方程、设计图、抽象、艺术、X光、大纲、综合、提要、概要、符号、标记、漫画、草图、模型、骨架、计划、略图、处方。

终极地看,好的理论是尽力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理论家在两方面都会努力去做,并从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满足,尤其是当两者能同时到来的时候。

对于任何科学的理论而言,具有系统的性质,有经验的决定因素。这是“好的理论”的特征。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

经验主义和程式化的认识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更令我惊奇的一次是,我突然认识到一只普通的知更鸟(或称蓝坚鸟)竟也是一个极美极神奇的东西,正如一切鸟都那么美妙一样,甚至普通的鸟也像罕见的鸟一样的美。但判别是否普通是经验本身以外的事,和它自己的本性毫无关系。这样的判断却可以成为打消经验的一种方式,一种不注意经验的方式。它能成为一种使我们自己视而不见的方式。任何日落或橡树或婴儿或小女孩都是一个怪异的、难以置信的奇迹,第一次看时或似乎第一次看时或似乎最后一次看时都会有此感受,正像一位优秀艺术家或任何敏感者看时一样。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个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察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地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

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

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与这种极度机械论对抗的世界观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做法像许多当代艺术家、作曲家、电影编剧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的,甚至有些哲学家也做过,那就是在让它弄得厌烦和沮丧以后,又过分狂热地拥抱这一看法,并开始谈论生活的荒唐透顶和毫无意义,随机地绘画、写作和谱曲,破除一切富有意义的概念,似乎那只能是陈腐之谈,开始谈论“任何人类决心的不确定性和武断性”等等。

例如,当一位采访者向阿兰·罗贝-格里耶承认他并不完理解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时,作者笑着说:“我也一样。”这肯定不是一个不通常的反应,绝非如此。我认为,有时“内在”的事,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一点,即承认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提问本身也是老一套。放弃或破坏“意义”的这种深思熟虑之举有时表现为对于权力机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象征化破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它的企图是对仿善的抨击,是为自由、为真诚而发动的进击,就好像是一个谎言正在被摧毁。这一类型的明显二歧化活动在层次整合态度面前会很容易地让路。

在他们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假如生命的浆汁不在他的血管里有力地流动,他将会不断地谈论失望、痛苦,直至自杀。这好像是说:“OK!我必须接受它。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必须完全依赖我自己的武断决定。除这些盲目的希望、任性的幻想和冲动以外(这一切只有它们自身感受到的驱动而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支持),不相信一切或不对任何事物抱有信念。”很显然,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的最极端的形态,但它是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这一发展完全可以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它可以被看作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的名言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假如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都许可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以看作是一切传统的、非人的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这只留下一个转弯的去处,即进入自身,回到经验中。这是我们需要意义的一种证明,当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这种绝望看成是回归纯粹的经验,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说法而不采取同样可能的一种说法,说一朵玫瑰花的气味是无意义的或荒谬的。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些词仍然是惹人厌的和规范性的,因而会引起误解。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例如,它把卷心菜和国王用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而不是任他们各自分离,作为非干预沉思的对象。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粘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的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曲赋格(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一次日落,一朵花,一个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

多数音乐家,许多画家,甚至某些诗人都会拒绝谈论或“解释”他们的作品,他们能做的是以某种纯武断的方式在作品上加个标签或仅仅指一指这些作品说,“看吧!”或“仔细听吧!”例如,当有人问埃利奥特:“请问先生,‘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这行诗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的意思是‘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毕加索也曾被类似地援引过:“人人都想理解艺术,为什么不想理解一只鸟的歌?人爱夜、花以及周围的一切,为什么不理解它?但偏偏对一幅画,就要无限制地深究。”

不过,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一领域中,人们确实也研究贝多芬的四重奏。但请注意,这里的研究是指经验意义上的陶醉,反复地欣赏和沉思,也可以说,是用一种高强度的显微镜仔细审查它的内部结构,而不是研究它。而后他们会信心百倍地说:“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它。”有一个信奉类似原则的文艺批评学派,它的信从者依赖对作品本身的深入审查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作品的社会、历史、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探讨。这些人并没有陷入不可言喻状态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而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意义”、“解释”、“理解”、“释意”和“交流”这些词汇,尽管仍然力求严格地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荒谬”、“无意义”、“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释”这些词汇只表示一种神经脆弱,因为它们谈论的是虚无、是零、是缺乏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能够用科学方式对待的存在物。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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