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社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爱利克·埃里克森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童年与社会试读：

丛书序

自从1976年中国社会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上以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这个三个字组成的字串，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过去将心理学贬为伪科学相比，当今社会几乎无人不说心理学重要：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都向心理学靠拢，从心理学中找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高校竞相创办心理学系，大举扩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心理学，或者说对心理方面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心理学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发表数量呈指数性上升。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时感觉，国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忧，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需求却难以从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得到哪怕万分之一满意的回答，因此中国心理学陷入了尴尬与困 境。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学的状态也是如此。这个状态与马斯洛在七十多年前说的非常相似：“心理学今天已经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除了马斯洛所描述的那些以外，这场混乱中又增加了如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及其假子认知神经科学，使得整个心理学世界更加支离破碎。有识之士不得不认为，当今心理学又一次处于徘徊的路口。

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研究人的行为、不研究社会性的人的行为，当今心理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归于其他学科。而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倾向是，一味试图以微观世界的现象解释宏观的人的行为，以为越微观的知识越正确。一些研究就是看哪个脑区的活动、哪个核团的功能、哪个细胞内外离子的运动、哪个基因何时开放等，试图以机械的还原代替研究对象本身，这不仅在哲学层面难以立足，实际结果也必然走向无知论，进而变相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继续下去势必造成心理学学科的消 亡。

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验室才是提供知识的唯一领地。目前这一观点在我国尤为突出。这种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主要的知识体系并非来自实验室的视而不见的倾向，也泛滥于心理学界，结果是除了实验室以外的心理学的思想精华都被排斥了，更无法让这些精华在回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与心理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认可，人的行为及其心理基础是人类自身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问题，甚至有人质疑以大脑来理解大脑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更何况人的社会行为远远比单个大脑可能拥有的功能还要复杂。这些思考难免给心理学研究蒙上不可知论的阴影。在同意心理学要从细胞分子水平到社会水平进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一些人仍然对于通过思辨、实践验证，再思辨、再验证，直到总结出普适理论的研究方法噤若寒蝉，这使得我们对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的认识严重滞后。众多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陷入无从回答的窘地。今天恰逢爱因斯坦诞辰135周年，他的相对论最初也是观察、分析、思辨、推论的结果，是不可能在任何实验室中得到验证的，但最后是在宇宙活动中得到证明的，这对于如何研究和认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行为特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鉴于我国对高级心理过程和人的本性研究的专著稀少，而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名著颇丰，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精心挑选、组织、出版了这套“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虽然并不指望它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至少可以给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理人又一次冷静思考“心理学向何处去”和“心理学能干什么”的机会，同时也给社会各界又一次提供了了解心理学全貌的窗口，进而为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看，本系列值得所有心理学人和愿意了解心理学、愿意重新理解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读者参考。此刻，《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弗洛姆）和《自我与自性》（荣格）三本书已经翻译和编排完毕，正在付梓，陆续还会有弗洛伊德、罗杰斯、埃里克森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这个系列的特点与其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不如说偏重的是人本身及人性的本质。很多著作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范畴。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我想，这也是这个系列对大众及社会最具意义的地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服务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最早与中国心理学会合作并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应世图的邀请，正好就此机会，我就心理学如何面对学科目标和社会现实做点思考。这些自然都是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各界人士。张侃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2001—2009）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2）2014年3月14日于时雨园

1985年的新思考

为庆祝本书持续销售35年，我被要求为本书写一篇前言。但随后我意识到本书已然有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1950年的第一版的，另一篇是写给1963年的第二版的。此外，本书每部分都有一篇正式的引言。这说明至少在35年前，我就习惯于向我的读者们预告他们即将阅读的内容。在活到如今的年纪，我通过总结已然发生的事情来庆祝过去。在《生命周期完成式》这本书中，我指出一个活到80岁的老人喜欢回顾过去以及漫长的中年生活如何破坏了他们的断言、希望、恐惧。在过去，个体会获得一个能够反映出与他人分享的具体时空的历史性身份，并发展出对围绕他的存在而产生的存在性身份的需求。

我把我在40岁的时候对不同社交形式中的儿童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称作一段“旅程”。根据《马奇词典》，这个词语指的是“对地点和距离的记录”。

我必须承认，这段旅程让我想起了我在年少时如何沉浸在德国文化特有的仪式化——漫游中。这是一种艺术性和反思性的漫游。在这段漫游中，个体试图找到可与欧洲南部的文化和伟大的德国作家相比的对应物。

多亏了我那些慷慨的朋友和老师们，这段关于临床和人类学观察的旅程首先从用弗洛伊德的伟大精神了解童年的普遍意义的伟大经历开始。我们从对特殊学校的儿童的观察中，从对精神分析对成人记忆和生活史的重构中，从儿童精神分析——被安娜·弗洛伊德所发展——的实践中获得了这种普遍意义。

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我描述了我在维也纳和美国是如何开始并继续研究童年的。这篇前言中有一句话自成一段：“我的妻子琼·埃里克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我必须要说的是，她还帮助我编辑了其他图书。琼和我一样都曾在维也纳教书，并且也曾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当我们从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中逃离并来到美国时，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是琼耐心地教我学会了英语。这让我能够在对儿童——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儿童，包括印第安儿童——的游戏的观察中，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理解和表达某些感知和概念。这同样使得我和琼能够一起以《健康人格的发展和危机》为题描绘出人生的各个心理社会阶段，并于1950年提交给白宫会议。至于儿童游戏的意义，我已然用诗人布莱克的语句——儿童的游戏和老人的理智，是他们各自季节的果实——进行了总结。“游戏与理智”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标题。我不仅用它来命名本书的其中一章，还用它来命名我的另一本书。这本名叫《游戏与理智》的书收录了我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戈德金演讲的演讲 稿。《童年与社会》从一开始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行，其中包括德语版和丹麦语版。德语是我上学时期所用的语言，丹麦语则是我的母语。事实上，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放着一本《生命周期完成式》的丹麦语版本。

在本书1963年的版本中，我使用了“核心冲突”这一词语。我惊讶地发现，“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核心问题。因此，请允许我在此讨论一个人类生活中的真正的核心冲突，即母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我们来说什么变成了吞噬一切的危险。当然，自弗洛伊德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其他核心冲突——以来，父母主题一直是精神分析式思考的中心。

我对两个主要的现代国家的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之间的冲突的精神分析，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影响甚广的“美国妈咪”形象和具有毁灭性的“德国父亲”形象。母亲主义似乎代表了一种多种特质并存的复合形象，但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同时展现这些特质。“只有当父亲在历史性的角色中断的影响下成为老爸的时候，母亲才会成为妈咪。”当你弯下腰来细细观察时，你会发现母亲主义不过是家长制的变形。由于美国父亲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在教育中、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母亲进入了她们自己父亲的角色。在此讨论特定的母亲类型或父亲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使彼此成为可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同时提到了在激进运动的发展中出现的残忍的父亲形象。我试图阐述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当先进的技术成就把整个人类暴露在核危险之下——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只有充满人性的母性和父性关怀达到平衡和“成熟”，人类才能得救。

当然，母亲支配着儿童的早年时光，并且活跃在教育机构和仪式化机构——例如学校和家庭——中，但她们易于将战争精神的激进培养与经济和政治仪式化的任务留给自己的丈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政治进化会滋生敌意，并让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仅把对方看作不同的人种，而且看作不同的物种（或者我所说的伪物种）。伪物种化在一个十分现代和开化的国家中的最坏例子便是纳粹主义。在讨论中，我会指出，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有赖于明显的父性超我。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父性超我是惩戒性的和激进的良知——最初被认为是必需的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这种激进的良知定义了自由和自我容忍的边界。当总体良知不受关怀的生殖性意识（a generative conscience of care）所控时，它也可能变得无法容忍。

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双面的父母形象。每个男人都有母亲，并且在早期发展完成前，仍是母亲的一部分。同样，每个男人都曾被母亲或其他女人照顾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每个男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母亲产生了认同。我们可以认为，每个男人之中都有一个母亲存在。与此类似，每个女人都曾在童年的某个时期“体验过”父亲形象，或者说一系列屈服于道德的男人形象。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都曾体验过对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愤怒，坚持自身的优越性，时刻准备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使用道德力量——的感官反应。

对男孩和女孩在游戏中对内在和外在空间的不同利用的观察构成了我们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之旅的重要部分。我将会在我的其他作品——《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加利利传说和自我感》——中阐述拯救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为了强调我们的观察之旅指给我们的方向，我总结了一些结论。我提到了对一个历史和政治共同决定的充满人性的内在和外在空间的展望。未来的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有赖于一个充满母性的共享空间和父亲对这样的空间的保护。爱利克·埃里克森

第二版前言

我再一次阅读

第一版前言

许多年轻人和老人也在阅读这本书，他们并没有实际的临床经验来帮助他们判断书中的内容，这点常常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在做修订以前，我在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班（1961—1962年）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发现，无论如何，个性的整合总能给年轻学生一些指引，这种指引能帮助他们深入自我意识和理解从不同资源获得的词汇。我的学生们都不赞成我对书中内容做大幅修改，就好像老人没有权利去改写自己年轻时所书写的旅程那样。感谢他们的坚持和用心。

但是本书也被用于培养那些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专业人员。所以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缺点源于它的性质，它记录的是专业工作者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就像许多其他事情那样，第一次做的时候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如果再做一次，你就会希望当时不是那样做的，甚至想重来一次。所以我此次修订的目的只是想要澄清我的原始意图以及增加一些我同时期的工作成果作为补充。

在做修订的过程中，我首先修改了那些我自己重读的时候不太理解的段落。其次，我修正了那些常常会引起误会或是常常被学生问到的描述和解释。从第一部分末尾到第三部分，我增加了大量内容。最后，我增加了我十五年前写的脚注，我后来写的一些内容即是从这些脚注发展而来。

第一版前言中的致谢部分并没有提及已故的大卫·拉帕波尔。他阅读过我的手稿，但是直到本书出版前，我都未收到他的建议（具体细节在此不予赘述）。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曾一起工作过，他比任何人（也包括我）都更能将我书中的理论含义描述清楚，并将那些理论同其他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学家的观点联系起来。我只好满怀感激地引用他的著作，其中包括详细的参考书目。

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源自论文《青春期前儿童的游戏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和《“健康人格”的成长与危机》一书。行为科学进展研究中心爱利克·埃里克森1963年3月于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第一版前言

前言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作者在写完书后表达自己的感受，告诉读者他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首先，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来自精神分析的实践。其中一些主要章节都是基于一些特定的样本案例：年幼儿童的焦虑、美国印第安人的冷漠、退伍军人的困惑、年轻纳粹分子的傲慢。借助精神分析——最早被用来研究精神障碍——这一分析方法，我们能够探查这些案例中的冲突部分。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神经性冲突得到了最全面的研究。然后，这本书并不想简单地下结论说我们关于神经症的丰富知识足以让我们将所有群体现象——文化、宗教、进化——当作神经症的类比，以便使之符合我们的概念表述。我们将寻求另一条途径。

当前的精神分析主要指向关于自我的研究。自我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用适应性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经验和行为的能力。它逐渐将研究重点从自我受创伤或被扭曲的条件转向自我在社会组织中的根源。我们研究并理解自我并不是想给社会一剂速效药，而是想完善我们的理论蓝图。鉴于此，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精神分析视角的关于自我和社会之关系的图书。

这是一本论述童年的书。如果你去搜寻关于历史、社会和死亡的文献，可以肯定的是，你很难发现一篇主题是关于“所有人最初都是儿童，并且所有人都起步于摇篮”的文献。人类拥有漫长的童年期，文明社会的建立让我们拥有了更长的童年期。漫长的童年期让人类获得了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提升，但同时也在人类身上留下了情绪稚性（emotional immaturity）的残渣。尽管许多部落和国家会通过各种方式训练儿童，直到他们达到人类应有的成熟和整合，但是长大成人的个体身上仍然会残留童年时期的非理性恐惧情绪。

临床医生会怎么看待此事？我认为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学方法。即便精神分析关注的是医学数据，但它却把这些数据看作过去经验的指标进行解读。精神分析研究的是心灵在成熟和幼稚方面之间的冲突、在现在和过去的冲突，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是通过分析个体来研究心理的进化的。此外，精神分析也阐明了人类的历史是放大版的个体生命周期。

我认为这本书阐述的是历史进程。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师是一位奇怪的或者说新型的历史学家。在对他所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他也成了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作为一位治疗师，他必须认识到自己之于观察对象的反应。他作为观察者的“等式”成为他用来观察的工具。因此，无论是对于和其他客观科学术语的一致性的追求，还是孤傲地和当今时代割裂开来的态度，都不能、也不应使精神分析失去沙利文所说的“参与性”。

从这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一本带有主观性的书，是一本概念化的旅程。我没想过本书要被谁引用或者成为一本参考书籍。总体来看，引用其他书上相似的模糊概念来解释现有的模糊概念，这似乎是徒劳 的。

要理解我的这种个人研究方法需要先了解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和我的整个知识体系。

我是从艺术领域进入心理学领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你们在阅读某些内容时或许期望我指出具体的事实或概念，而我却“画”出了我想要说的内容以及背景。我必须借助具象性的描述而非论据指出事物的本质。

我第一次接触孩子是在维也纳的一所小型美式学校里，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多萝西·伯林厄姆和伊娃·罗森菲尔德，校长是彼得·布罗斯。我的临床生涯的开端是作为一名儿童分析师。在这个阶段，安娜·弗洛伊德和奥古斯特·艾奇洪给了我很多指导。我后来从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毕业。

亨利·默里和他在哈佛大学心理诊所的同事们让我在美国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在许多年里，我有幸同许多人类学家进行了许多对话，其中主要有格雷戈里·贝特森、鲁思·本尼迪克特、马丁·洛布和玛格丽特·米德。斯库德·梅吉尔和阿尔弗雷德·克鲁勃介绍我进入了这个“领域”。他们对我的影响详见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欠玛格丽特·米德的情可是怎么也说不完的。

我在研究儿童方面取得的成果应归功于劳伦斯·弗兰克，因为是他最早鼓励我对儿童进行研究。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提供的基金使我可以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和人类关系研究所）参与小儿神经症初期的研究，大众教育董事会提供的基金让我有幸参与了琼·沃克·麦克法兰针对加利福尼亚儿童的长时程研究（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

我的妻子琼·埃里克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

在撰写手稿时，我曾咨询了海伦·梅克约翰，以及格雷戈里·贝特森、威尔玛·劳埃德、加德纳和路易斯·墨菲、劳伦斯·西尔斯和唐·麦克基农。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会出现许多虚构的人物：山姆、安和彼得、海军陆战队队员、苏族人吉姆和巫师范尼、简和她的母亲、玛丽等。他们都是我的病人和研究对象，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提供了关于个体行为的清晰“样本”。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他们。我希望我的研究报告能传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以下同事和朋友在提供相关数据方面对本书的支持：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的弗兰克·弗雷蒙特–史密斯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弗雷策·贝格-艾美瑞博士、玛丽安·普南博士和鲁斯·沃什伯恩，门宁格基金会、索瑟德学院的玛丽·莱彻博士，东湾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的威尔玛·劳埃德，锡安山医院、退伍兵康复诊所的伊曼纽尔·文德霍茨博士，还有儿童指导诊所和旧金山公立学校的负责人。

本书的部分内容基于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论文包括《游戏中的配置：临床观察》《婴儿期和幼儿早期的问题》《对苏族人教育的观察》《希特勒的幻想和德国的青少年》，专著包括《游戏的解读研究：对幼儿游戏打断的临床观察》《对尤洛克人的观察：童年期和世界的影像》以及《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1》中的“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童年和传统”一章和《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2》中的“自我发展和历史变迁”一章。爱利克·埃里克森于加利福尼亚奥林达第一部分童年和社会生活形态第一章病史的相关性和相对性

每个领域都会有一些非常简单却让人深陷困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总会引发无休无止的争论，并且似乎一直在愚弄专家们。在精神病理学中，神经症的原因就属于这类问题。这种神经症性紊乱的出现有明显的迹象吗？它是生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它是一种存在于个人身上，还是存在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之中的现象？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集中在教会关于精神错乱起因的争论上：是因为魔鬼附身，还是因为急性的大脑炎症？现在看来，这种简单的归因已经过时了。最近几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神经症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既是一种个人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此外还是一种人际现象。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讨论得出的新定义也只是把独立的概念——例如生理和心理、个人和群体——加以结合。我们现在更多地说“这个和那个”，而不是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精神和肉体是两种“存在”，社会是个人以外的另一种“存在”。

精神病理学是医学的子学科，它在对疾病发生的场合及起因的探索方面有着辉煌的历史。我们的学术机构就在做这样的探索工作。这种探索工作使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以及治疗这些病人的专家获得安心。神经症的确是一种疾病，因为它使人饱尝痛苦。事实上，它常常伴随着身体的局部痛苦。从病人的角度和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采用这些治疗方法，医生已经治好了很多病人，使得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大幅下 降。

不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们把神经症当做普通疾病来看时，我们也对普通疾病有了新的看法。尽管无法给神经症下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从神经症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普通疾病，例如心脏病和胃病，这些疾病便有了新的意义。“临床”方法的定义突然变得非常接近它最古老的的定义。在以前，“临床”的意思是指个体即将从身体的痛楚中获得解脱，神父在他的病床前指引他的灵魂与造物主单独会面时所行使的仪式。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当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治愈病人时，他们就必须去找神父给病人做最后的祷告，以治疗他的灵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心身”。“临床”二字一直被包裹在宗教的外衣之下，但是现在正在部分地恢复它最古老的含义，这是因为不管神经症病人的病因和病情如何，他们内心的痛苦是必然存在的。他们可能不会产生直面死亡时才会产生的孤寂感，但他们一定体验到令人绝望的孤独感和失序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神经症性焦虑。

但是很多从事神经症治疗的医生在治疗上述的神经症性焦虑时，急切地想要从生物学和医学中找到权威可靠并令人信服的治疗方案。可是现在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因此在广泛应用精神治疗法之前，我们应该明确阐述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的立足点。

本书是从一个病例开始的，这个病例中的孩子患有突发性的身心失调。我并不想孤立地看待这个病例，以致忽略了病人内部机制的任何一个方面。相反，我将从与整个病例有关的许多因素展开讨论。一个小男孩山姆的神经系统危机

一天清晨，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上，一位母亲被她三岁的独生儿子山姆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怪声吵醒。她马上跑去山姆的床边，看到山姆正在遭受某种疾病的折磨。在她看来，山姆的样子就和五天前死于心脏病突发的奶奶的样子一样。她马上请医生过来。医生的诊断是山姆得了癫痫症，并给他打了镇静剂，然后将他送到了附近大城市的医院里。送到医院后，由于山姆的年龄太小，而且当时处于镇静状态，所以医生都不愿给山姆确诊。山姆在几天后就出院了，他看上去完全康复了。

可就在一个月后，山姆在后院看到一只死掉的鼹鼠，他不停地颤抖，并且变得焦躁不安，还向母亲问了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例如死亡究竟是什么。他的母亲试图回答他这些问题，但是他却说母亲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去睡觉了。到了晚上，他大喊大叫，不停地呕吐和抽搐。这次医生及时赶到他家，发现他的右半身都痉挛了。医生给山姆下的诊断是癫痫病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大脑左半部受到了损伤。

两个月后，山姆偶然拍死了一只蝴蝶，他第三次发病了。医生在他的诊断书上补充道：“疾病的促发因素为精神刺激。”也就是说，由于大脑受损的经历，山姆抗癫痫的阈限非常低，而关于死亡的观念促使他越过了这个阈限，成为他发病的精神刺激。可是不管是他的出生记录还是他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记录、未发病时的精神状态都没有任何异常。他的总体健康状况十分良好，营养也很充分，即便是在发病的时候，他的脑电波记录也只能说明“无法排除癫痫的可能”。

那么山姆的“精神刺激”是什么呢？显然，这与死亡有关，比如上文提到的死鼹鼠、死蝴蝶，同时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山姆的母亲曾经说过，山姆在第一次发病时的样子非常像他刚刚过世的奶奶。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山姆奶奶死亡前后的事情。

几个月前，山姆的奶奶第一次来山姆家位于X市的新住所做客。山姆的母亲感到有些担心。对山姆的母亲来说，奶奶的做客就像是一次考察，考察她对丈夫、对儿子如何，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同时她也在担心奶奶的身体状况。因为山姆在那段时期很喜欢捉弄人，所以她事先就叮嘱山姆不要去捉弄奶奶，奶奶的心脏不是很好。山姆答应不去开奶奶玩笑。于是奶奶刚来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山姆的母亲仍旧不放心让山姆和奶奶单独在一起，因为她很清楚这种硬性的规定对于调皮的山姆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她看得出山姆一天比一天紧张。有一天，她出去了一小会儿，山姆暂时由奶奶照顾，但是等她回到家时，她发现奶奶因为心脏病发而晕倒在地。后来据奶奶所述，小山姆在爬椅子的时候摔了下来。据此她猜测，山姆捉弄了奶奶，做了自己曾警告他不要去做的事情。后来奶奶病了几个月，最终因为治疗无效，在山姆第一次发病的前几天去世了。

结论很明显：在这个病例里，医生所说的精神刺激与山姆奶奶的死亡有关。其实，山姆的母亲后来还想起了一件事情，虽然当时她并没有在意，那就是在山姆发病的前一晚，他睡觉前把枕头都叠了起来，就像奶奶为了避免自己脑溢血所做的事情一样，后来他还像奶奶一样，几乎是坐着睡着了。

奇怪的是，母亲十分肯定山姆当时并不知道奶奶已经死亡的事实。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告诉山姆说奶奶去西雅图北部进行长途旅行，山姆曾哭闹着问：“奶奶为什么不跟我说再见？”她只好说奶奶走得很急，没有时间跟他告别。后来有一只神秘的大箱子被从屋里搬出来，她告诉山姆说那个箱子里是奶奶的书。不过山姆从来没有看见过奶奶带来或读过这么多书，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些匆匆而来的亲戚们要对着这个“书箱”哭泣。据此，我怀疑山姆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母亲所说的话。事实上，母亲常常被这个小淘气所说的许多话弄得哭笑不得。有一次，母亲要山姆去找一样他不想去找的东西，他开玩笑地说：“它出发去西雅图进行长途旅行了。”后来作为我们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山姆被编进了一个游戏小组。在游戏的过程中，这个一直很活跃的男孩常常会专注地制作很多大小不同的长方形箱子，并且把箱子的开口处仔仔细细地封住。从他当时提出的问题来看，他是在反复实验把自己锁在长方形的箱子里会是什么感觉。现在母亲只能告诉山姆，奶奶已经去世了，但是山姆不愿意听她这么说，而是质疑她：“你在说谎，奶奶在西雅图，我要去找她。”

从上述孩子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方面，山姆是一个任性、精力旺盛、智力发育超前而不易上当受骗的孩子。对他期望颇高的父母曾给他制定过许多伟大的计划。以山姆的智力来说，他绝对能够申请到东部的大学或者医学院，甚至是法学院。他们鼓励他充分展示自己超前发展的智力。另一方面，山姆又很任性，从小就无法接受“不”字，甚至都无法忍受“可能”之类的回答。他个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打人了，而打人的行为在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里并不被人当作一件坏事。山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鱼龙混杂，山姆很小就明白了要先下手为强，以防万一。后来他们搬到一个繁荣的小镇，他们家是小镇上唯一的犹太家庭。大人们必须教导山姆，不能打其他小朋友，不要向女士们问太多问题，并且看在上帝和生意的份儿上，千万要对异教徒有礼貌一点。在山姆原来的生长环境中，小男孩憧憬的是在外面做个硬汉，在家中做个乖孩子。而后来搬家后，他却要学着如何尽快得到中层阶级异教徒们的认可：“尽管他是个犹太人，却是个好孩子。”山姆很快学会了调整自己的抱负并且变成了一个狡猾精明的捣蛋鬼。“精神刺激”在多方面得到了加强。首先，这个孩子一直都是一个急躁又好斗的人。一旦有人想管他，他就会生气。当他自己想要约束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无法忍受的紧张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固有的偏执”，“固有”的意思是我们无法追溯前因，只能说他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的怒火从来都不会持续很久，同时他还是一个感情充沛、富有表现力、精力旺盛的孩子，这样的特质让他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鬼灵精”。但是在他奶奶来访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丧失了原有的可爱特质。他狠狠地揍了一个孩子，流了一点血，还受到了其他孩子的排挤。于是他这样一个精力旺盛且外向的孩子，被迫待在家里和奶奶一起相处，而奶奶又是个不可以随便去惹的人。

山姆这种好斗的特质真的是癫痫症患者性格中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在他的活力中，没有一点狂热的成分。的确，他最初的三次大的病发都与死亡观念有关，而后两次病发又分别与他和第一位、第二位心理医生的分离有关。此外，他还出现了频繁的轻微发作，表现为瞪视、沉默不语和晕厥，经常发生在他突然的出言不逊和攻击性行为之后。当他从中恢复过来后，他会忧虑地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可能会向陌生人扔石头，或者说“上帝是个混蛋”“整个世界都是混蛋”，再或者对他的母亲说“你不是我亲妈”。这些发作都具有原始的攻击性，以致他必须以承受病痛的折磨来作为补偿吗？还是说这些发作是他为了阻止暴力行为所采取的绝望尝试呢？

在山姆发病两年后，我从另一个医生手里转接了针对这个孩子的治疗工作。在此之间，我从病历和山姆母亲的叙述中知悉了山姆的病情。不久之后，我见证了他的一次轻微发作。当时，我们正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为了测试他的阈限，我故意让他一直输，并且输得不容易。他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眼睛也没了神采。突然，他站了起来，抓起一只橡胶娃娃，狠狠地击中了我的脸。接着他看向别处，做出作呕的样子，出现了轻微的晕厥。当他恢复过来之后，他用嘶哑而急切的声音说：“我们继续玩吧。”接着他把弄乱的骨牌聚拢在一起。儿童习惯于通过立体结构来表达他们不能说或是不敢说的事情。山姆匆忙地摆好了一个长方形图案：这是一个大盒子的模型，就像他之前在托儿所里喜欢搭的大盒子一样。所有的骨牌面都朝内摆着。这时候，他完全清醒了，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露出淡淡的笑容。

我觉得他准备好接受我将要告诉他的、我所想到的和理解的事情。我说：“如果你要看清骨牌上的圆点，那么你就得走到那只小盒子里面去，就像死人在棺材里那样。”“是的。”他喃喃地说。“这说明你害怕刚才因为打了我而不得不去死。”“我一定要死吗？”山姆局促地问。“当然不。但是当他们用棺材抬走你奶奶的时候，你大概以为是你让你奶奶死了，所以你自己也得去死。所以你在学校里搭了那些大盒子，就像你今天搭的这个一样。事实上，每次发病的时候你肯定都认为自己将要死了。”“是的。”他羞怯地承认了，因为他从未向我承认过他看见过他奶奶的棺材，以及他已经知道他奶奶去世了。

在这里可能有人认为我本来就已经掌握了山姆的病史。事实上，在对山姆进行治疗的同时，我也对他母亲进行了治疗，从侧面了解到她在山姆初次病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无论山姆在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刺激”有多强烈，它都与他母亲的神经症性冲突不无关系。确切地说，山姆的母亲克服了严重的情感阻抗，终于回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在她忙着准备迎接奶奶到来的时候，山姆曾经把洋娃娃扔在她脸上，不管他这么做是否是“故意的”，但他扔得很准，把她的一颗门牙都撞得松动了。在很多方面，门牙都是非常重要的。她从没发过那么大的火，她将洋娃娃狠狠地扔了回去，打了山姆一巴掌。她并不是要“以牙还牙”，但她所表现出来的怒火是山姆或者她自己都从未意料到的。

或者山姆事先就意料到了呢？这是关键的一点。我认为，这个男孩之所以没有耐心而如此有攻击性，正是因为在这个家庭中，暴力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撇开个体冲突来看，我们发现那些曾在犹太区受过集体迫害而逃亡在外的犹太人，他们由于命运使然不得不屈服于愤怒与暴力。这都始于全能而愤怒的上帝的惩罚，但他们也带着不安，将族人首领的位置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从摩西到山姆的奶奶。最终，被选中遭到驱逐的犹太人民，手无寸铁并且无助地对抗周遭暴力的异教徒们。山姆的家庭敢于面对犹太人的命运，敢于单独在一个异教徒的城镇生活。虽然异教徒们没有拒绝接纳他们，但是他们内心始终背负着犹太人的命运，这是他们的内在现实。

我在这里必须补充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患者恰好在最“动荡”的年龄被卷入他父母与祖先之间以及父母与邻里之间的冲突中。他当时正处在一个以抑制偏执的发展为特征的成长阶段。我指的是，一个孩子的运动能量、好奇心和幼稚的男性施虐欲——一般在三四岁时产生——在急剧增长。这种幼稚的男性施虐欲会根据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个人气质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毫无疑问，山姆在这方面已经像他在其他方面一样过早地成熟了。在这个阶段，任何孩子都会因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行动和刨根究底地追问而表现出不耐烦的品质。一个精力旺盛的男孩，当他实际和幻想的主动性都急剧增强时，就特别容易产生报复心理，他会令人不快地选择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这个年纪的小男孩喜欢假装自己是巨人，因为他自己害怕巨人。他清楚地知道，对于他所穿的靴子来说，他的脚太小了。除此之外，早熟通常意味着个体必须面对一种相对孤立的处境和令人不安的失衡状态。奶奶的到来使得他们家与所有犹太家庭都有的潜在内心冲突与当时他们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诱发了山姆父母的焦虑，而这是山姆无法承受的，表现为他对事物极低的容忍度。

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关于人类危机的“样本”。但在进一步分析样本之前，请允许我说明一下关于治疗程序的问题。这是一次同时进行儿科治疗与精神分析工作的尝试。当我在精神分析观察中逐渐发现影响这个孩子的情感阈限的因素时，我决定减少开给他的镇静剂的剂量。与此同时，除了和山姆本人讨论外，我还与他的父母讨论了这些因素，以便他们可以回顾自己在山姆发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对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发病前的症状有所察觉。

就在山姆把橡胶娃娃扔在我脸上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他走到躺在睡椅上休息的母亲身旁。他把手放在母亲胸口上说：“只有非常坏的孩子才会咒骂他的妈妈。只有非常坏的孩子才会想这么做。是不是这样，妈妈？”他母亲笑着说：“我打赌你现在正想这么做。我认为一个乖孩子才有可能想做这样的事，但是他知道他不会真的这么做。”有些事情是很难表达的，因此如何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类事情的内涵和其所暗示的两种为达到目的可采用的方法——自我观察和与别人交流。“是的，”山姆回答道，“但我不会这么做的。”接着他补充道：“埃里克森先生总是问我，我为什么要扔东西。他说我把每一件事情都搞砸了。”紧接着他又补充说：“今晚我不会发脾气了，妈 妈。”

从那以后，山姆学会了与母亲共同进行自我观察。尽管母亲仍然是他习惯发泄愤怒的对象，但他已经将她看作洞察他内心的盟友。建立这样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做，山姆才有可能在感觉到自己的无名怒火时，或者在感觉到体内有轻微的发病征兆时，及时告知母亲。母亲便可以立即通知那位熟悉山姆病情并且配合默契的儿科医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这样一来，山姆的轻微发作逐渐减少，并且逐渐学会了在短暂的发作中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从而避免了病情的恶化。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读者会反对说，在这样一个小孩身上，即便不用如此复杂的精神分析方法，使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停止他的攻击性行为。这确实是可能的。我并不想声称精神分析方法是治疗癫痫症的先进疗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不宣扬任何疗法的神奇疗效。

我们还考察了促使病人发病的“精神刺激”。这种“精神刺激”在病人生命周期的某个特殊时期会促使病人表现出癫痫症的发病迹象。通过我们的这种方法，我们了解了病人发病的内在原因，这能使他改变，并且成为病人生活的一部分。不管病人处在什么年纪，我们致力于探究病人反省、理解和计划的能力。这样做可以使治疗更快见效。仅仅从此类疾病的习惯性和反复性所造成的伤害来考虑的话，这种方法也是有其特殊贡献的。然而，即便不谈这种方法能够治愈癫痫症，它也让我们相信，对这个孩子的部分病史进行治疗性调查能帮助他的父母认识到，促使孩子发病的某种危机就在他们中间。病人对重要他人的这种潜在危机的反应会特别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身危机是一种情感危机。

当然，为这样的情绪紊乱而责备他人或者接受他人的责备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山姆的母亲常常自责，认为她那次痛打山姆的一巴掌可能造成了他的大脑损伤。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精神刺激”的主要成分：因为这样的“精神刺激”加强了犹太人家庭历史性的特定性格——普遍的恐惧暴力倾向。最重要的是，山姆的母亲对可能伤害山姆的恐惧心理是相应的。这种情感强化正是山姆的医生要求我们寻找的引发疾病的“精神刺激”，也就是说，山姆害怕他的母亲也会因为自己弄伤了她的门牙以及自己的施虐欲望而死去。

自责是没有帮助的。只要这种责备的意识存在，个体就会为了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而产生无理的行为，而这种因为负罪感而产生的补偿性行为通常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我们希望病人和他的家人可以从我们对病史的研究中学会的是带着一份谦逊、豁达、真诚去面对、度过支配我们的生命过程。那么支配我们的生命过程是什么？

这个病例暗示我们在进行治疗时从机体本身固有的变化过程着手。我们在这里将机体作为一个变化过程来讨论，而不是一种实体，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机体自身平衡的性质，而不是那些通过切片和解剖来证实的病理机制。我们的病人山姆患有一种体内失调症。就其剧烈程度而言，这可能是由于大脑曾受过某种损伤引起的。这种损伤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这种损伤会对这个孩子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即便这种损伤能够显现出来，它也仅仅是引发抽搐的一个潜在条件。它不是引发抽搐的原因，因为有很多大脑同样受损的个体并无抽搐症状。大脑损伤仅仅是促进了某种张力的释放，被以抽搐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同时是某种内在危险的提示器，能够指示个体对内在张力的低耐受性。这种内在危险降低了个体抵御外在危险的阈限，尤其是在个体感觉到父母的焦虑与烦躁的情况下。大脑损伤是否会使山姆更加缺乏耐性和更易怒呢？或者说和另一个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性格的男孩相比，山姆易怒的性格是否会使他的大脑损伤更加严重呢？这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的众多问题中的一 个。

我们只能说，在危机发生时，山姆的“体质”、性格和他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它们共同作用于山姆对行为受限和压抑攻击性的低容忍度。

但是山姆关于身体和心智活动的需要并不仅仅是生理性的。这种需要构成了他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构成了他的防御机制。在感到危险的时候，山姆使用了我们所说的“反向恐惧”防御机制。当他受到惊吓时，他会攻击别人；当他遇到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时，他会固执地发问。这些防御行为与他早年的环境是非常相称的。当时不论他做什么，别人总是认为他很可爱。随着焦点的转移，许多原先被认为属于他生理和心理的部分，现在被证明属于我们称为“个体自我中的经验组织”的次级组织过程。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这一点。这一过程通过调节个体因内在和外在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情感波动，预测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整合个体的天赋与社会机会，保护了经验的一致性和个人化。它带给个体一种统合感和身份感，即成为自己，成为一个完好的人，成为一个被周围人所接纳的人。很清楚的是，山姆曾试图成为一个爱捉弄别人和爱提问题的人，这个身份是他在第一次面临危险情境时发现的，并且成功帮助他度过了危险情境，而现在这个身份却变得不合时宜。我曾说过，这个让他为成为聪明的犹太成年人做好充分准备的身份因为他的家庭和邻里环境的变化而暂时失去了价值。这样的变化使得山姆的防御机制失效了。当他惯常采用的“反向恐惧”防御机制不再起作用时，他变得毫无防范，甚至期望受到“攻击”。在山姆的病例中，这个“攻击”是来自躯体的。

然而，“身份”产生自组织的第三要素——社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从属于与地理和历史相关的各种群体，比如家庭、阶级、社区和民族。因此，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自我和某个社会中的一员，他与这三个组织过程密不可分。他的身体难免会感到紧张和痛苦，他的自我容易产生焦虑，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注定要“共享”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恐慌。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临床假设。我认为，所有的焦虑都伴随着躯体的紧张，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任何个体的焦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他所处的群体的潜在顾虑。当一个人——即便是秘密地——扮演了一个被认为是特别恶劣的角色时，不管这个角色是醉鬼还是杀人犯，是娘娘腔还是傻瓜，他就会感到被群体排除在外。在山姆的案例中，奶奶的死亡已经足够让异教徒的孩子们（或者他们的父母）确信山姆是个百分百的坏孩子。在这些背后存在一个事实，那就是山姆是不同的，他是个犹太人。这一点已经不需要邻居们来提醒他了，因为父母一再向他指出，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他必须表现得特别善良。在这里，为了对所有相关事实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的调查将不得不回到更深远的历史中去，不仅包括这个家庭搬到当前这个社区中的历史，还包括他们在俄罗斯某个犹太人社区中的历史以及大批离散在外的犹太人的悲惨历史。

我们讨论的是三个变化过程：躯体的变化过程、自我的变化过程和社会的变化过程。在科学史上，这三个过程分别从属于三门不同的学科——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分别研究的是有机体、个体心理和社会现象。研究者在研究中获得的是事实和数据、分布和因果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产生了关于某个现象应该划归到哪门学科中的争论。我们的思维受到以上这种三分法的支配。只有在这些学科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获得对事物的全面了解。不幸的是，目前来看，我们很难获得对事物的全面了解，因为三门学科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只能从解剖和检查中获得对躯体的了解，从实验和访谈中获得对心理的了解，从抽样调查中获得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门学科偏颇地观察事物，通过主动分解完整的生活状态，为了能使测量工具和概念单独检验抽取的那一部分。

临床问题与我们的偏见不同。我们从治疗学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研究个体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以上提到的三个变化过程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变化过程——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是同等重要的。躯体紧张、个体焦虑和群体恐慌仅仅是我们用不同方法探测到的人类焦虑的不同方面。临床训练应该包含所有三种方法，这正是本书中提到的研究所欲达到的目标。在回顾某一病例中的相关项目时，我们发现，这一项目在三个变化过程之一中的含义很难独立于它在其他两个变化过程中的含义。某个变化过程中的某个项目通过赋予其他变化过程中的其他项目意义而获得了意义。我希望我们能逐渐找到更恰当的阐述“人类存在的相对性”的词语。

在山姆的例子中，我们没能找到“病因”。相反，我们在三个变化过程中都找到了山姆缺乏耐性的迹象，这使得他的病情变得合情合理了。由此获得的并不能帮助我们消除病因。它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引起病变的决定性事件，这个事件为之后发生的一连串病变染上了阴影。这个病变产生了，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以治疗者的身份介入其中。在介入之前，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山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们进行治疗性研究所需的条件。

为了证实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将对另一个案例进行分析。这个案例中的病患是一个成年人，他出现的症状同样集中在躯体上，表现为严重的慢性头痛。在战争时期的某次战斗中，这个成年人的慢性头痛突然发作。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一次战斗危机

一位士兵在他三十出头的时候因“精神性神经损伤”而从武装部队退役。他的症状主要是头痛。即使退役后，他也时常会出现头痛。在一个针对退伍军人的诊所内，医生要求他说明这个病是怎么开始的，他作了如下叙述：

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登陆，他们隐藏在黑暗的太平洋滩头，十分靠近敌方火力。他们一直都表现得十分勇猛，并且确信能“打败任何敌人”。他们总以为在攻占阵地后就会被上级撤换下来，由步兵去镇守阵地。然而事实却总是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将对方置之死地”。当这一事实发生后，这些士兵不仅暴露在狙击手面前，而且不得不放任一种混合了憎恶、愤怒和恐惧的感觉在他们胃里翻滚。

现在他们又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海军所提供的“火力支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好像有什么地方又出问题了。要是他们的上级真的将他们当炮灰使了呢？

我们的病人也匍匐在这群士兵中间。在那个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病人的。事实上，他是一个医护兵。根据规定，他是不需要带武器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士兵不同，他似乎不易受到那逐渐蔓延的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影响，就好像他对这种情绪免疫一样。他像平常那样，表现出一名合格医护兵的从容不迫。这些惊慌失措的士兵只会让他感到他们像是一群孩子。他总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工作，尤其擅长和硬朗的孩子相处。但他自己不是一个硬朗的人。事实上，他一开始选择成为医护兵是因为他不敢带枪。他对任何人都恨不起来。（显然，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太过善良了，他从不喝酒或抽烟，甚至从未咒骂过别人！）现在看来，他的善良能使他忍受一切，而且他也能帮助那些士兵忍受一切，并在他们的进攻任务结束后给他们提供帮助。他与一位和他很像的医务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且十分尊敬和钦佩对方。

这位医护兵已经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他说当时医护兵受命去拆弹药而不是建立战地医院。他尊敬的那位医务官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那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将一把冲锋枪塞进了他手里。之后他的记忆便成了一片空 白。

进攻后的第二天早晨，这位病人（因为他现在是一名病人了）发现自己在一间临时医院里。又过了一夜，他的病情已经发展成严重的肠道炎。他整天都因为打了镇静剂而处于麻醉状态。那天夜里，敌人发动空袭。其他可以行动的病人都转移到了掩蔽所，或是帮助其他病人转移。他的身体被固定住了，不能移动。更糟糕的是，没有人来帮助他。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就像所有勇敢之人发现自己在遭遇敌人空袭时只能无助地躺着时都会感到的那样。

到了第二天，他被转移了。直到他在船上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十分镇静。当时，食堂里的金属餐具碰撞声在他脑海里成了炮弹齐射的声音。他无法忍受这种声音，以致他在别人仍在吃饭的时候，爬到了一个隐蔽物下面。

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因为剧烈的头痛而变得痛苦不堪。当他的头痛暂时消失时，他表现出神经过敏的症状，害怕再听到金属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出现时，他就会怒不可遏。他的伤寒（或者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痛）已经被治愈了，但他的头痛和他的神经过敏症让他不得不退役，回到美国。

他的神经过敏症源自哪里呢？如果我们接受医生的诊断，那么病因就是“战争神经症”。从病理学的观点来看，他的发烧和炎症是他第一次头痛的病因，但也只是第一次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些看起来和头痛毫无关系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善良？即使现在他被令人讨厌的战后环境所困扰，他也从不用言语来发泄他的怒气。事实上，医务官在那天晚上的咒骂和发怒已经使他的幻想破灭，并使他产生了疑虑。为什么他会这么善良，并对愤怒感到如此震惊呢？

我要求他尝试克服对愤怒的反感，并在与我会面之前的几天内，将那些触怒他的事情或回忆列举出来，不管有多么细小。在他的清单里，这些事情或回忆包括：公共汽车发出的声音；孩子玩游戏时发出的叫声；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关于布满蚂蚁和蜥蜴的散兵坑的回忆；难吃的军粮；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爆炸的炸弹；不信任的人；偷窃的人；“不管是什么种族、肤色或信仰什么宗教”的自命不凡的人；关于母亲的回忆。在这张清单里，病人从金属噪音和战争回忆联想到了偷窃和不信任，最后想到了他母亲。

似乎从他十四岁那年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那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在经济和道德上开始衰败。有一次他母亲因为发酒疯而举起枪对着他，他把枪夺了过来，砸坏后扔出窗外，然后离家出走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在那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如父亲般的良善之人的帮助。事实上，那个人就是他的医疗队长官。作为对对方的保护和引导的回报，他保证绝不喝酒、绝不诅咒、绝不放纵自己，并且永远不碰武器。他成了一名好学生、好老师和一个脾气特别温和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后来发生了在太平洋滩涂地的那次进攻事件。当周围人都被愤怒和恐惧所笼罩，当如父亲般的长官突然爆了粗口，当有人将一把冲锋枪塞进了他手里时，他一手编织起来的美好幻象被终结了。

有许多类似的战争神经症的病例存在。这种疾病的患者一直处于潜在惊恐状态。无论是突然的噪音还是突发的心悸、高烧或头痛，都会让他们感觉受到攻击或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常常对自己的情绪束手无策。任何过于突然或强烈的知觉、感受、想法、回忆，都会引发他们孩子般的愤怒和焦虑。这些人的注意系统出现了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无视在同一时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刺激，把注意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刺激上，而注意系统受损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无法熟睡，还经常做噩梦。在漫长的黑夜里，他们会梦到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编者注）和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比邻斯库拉的漩涡怪。——编者注）的烦人噪音，令他们从好不容易获得的片刻安睡中惊醒。在白天，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记不住某些事情。他们会在自己所住的社区迷路，或者在对话中突然发现自己无意间误解了某些事情。他们不能依靠自我的特定过程来规划时空和验证事实。

这些症状的出现是由于身体受到了损伤，体内神经受到了损害吗？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病症的确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致病因素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造成真正的、持续性的危机。在上述病例中，以下这些因素的结合击垮了我们的病人：因对上级的怀疑而造成的队伍士气低落和逐渐增加的群体恐慌感；在未知的敌人火力下无法行动；在医院病床上产生的“放弃”的想法；关于立即撤退还是继续作战的内心冲突（一个声音对他说“让他们送你回家，不要做傻瓜”，而另一个声音则对他说“不要让别人失望，如果别人可以忍受，那你也可以忍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类病人丧失了身份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但他们的生活仿佛在主观上变得支离破碎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复原。他们在被我称为身份感的部分出现了主要的紊乱。身份感让个体体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