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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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试读：
新版序言
有些从未读过本书的人错误地以为我在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那不是我的本意。读过我书的人知道，我说“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举例来说，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低的犯罪率以及最高的人寿比例。作为一个大国，日本还有世界最好的教育水平。
当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时，我能看到日本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在许多方面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竞争者挑战美国。在一九七九年，很多美国人认为我夸大了日本的成功。然而在进入一九八○年代后，大家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感到担忧，本书在美国于是引起人们兴趣，但只有少数人在日本的成功中开始觉醒。
我相信民族间的竞争就如同国家间竞争一样，只要竞争者致力于把事情做好就可能导致健康的结果。当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地方可向日本学习，所以我把此书副标题取为“对美国的启示”。在那个时代，多数美国人认为本国什么都比日本做得更好。作为长期在日本观察过它发展的人来说，我相信日本倒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之处。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最为发达。尽管如此，美国仍有许多方面能向他国学习。譬如，我们能向中国学习如何在高铁领域取得快速进步。日本向其他国家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它还发展了许多独特的解决方案，成绩尤其显著。
我的这本书在一九七九年发表后不久，我们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教，学到了如何改善质量控制。一九八○年代，在本书发表后，美国非常担心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我则认为，美国对于日本成功的健康应对，应是懂得日本的那些成功之道以及向其取经。我感到本书曾对美国产生相当影响，因为更多的美国企业因此研究了日本公司取得高质量的途径。此书在美国也促进了大家关于美国孩子为什么在国际成绩测试中不能取得更高分数的讨论。当日本公司在美国建立了制造厂的时候，许多美国经理与工人既因日本质量控制与效率的成功而感到印象深刻，他们也学到了日本人所发展的工厂管理方式。
我原先是为西方人写这本书，而不是为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的人们。许多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把这本书当作一种思想的来源来读，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推进现代化的东西。本书已被译成韩文、中文、马来语和其他语言。那些国家的读者从本书中获得的信息，不是实现现代化仅仅就是关于技术，而是发展能够增进现代化的宽广的社会系统。
在一九八○年代，本书仍然受到欢迎。但在一九八九年日本的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各国许多人士感到日本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榜样。确实，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变慢，股市也不给力。但在事实上，普通日本人还是享受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国家领导们也发现社会制度运转良好。当日本公司高管面临销售下降时，即使公司亏本，他们出于照顾那些忠诚员工的责任也不愿将其解雇，这样股价就会下跌。对公司利润而言，不解雇员工并非好办法，但对凝聚社会、对促进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却是好消息。
本书中我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能给它们提供启迪。我曾听说当这本书出版之时，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希望通过读这本书从日本获得借鉴，以帮助他们自己的现代化。我希望在三十五年后通过再印此书，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能做什么。
目前，日本仍在一些领域表现出色，值得学习。日本人民收入相对均衡，只有较少的极端富裕或贫穷。日本非常富裕的人群不多，绝大多数家庭有着中产阶级的收入。日本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日本医疗保健十分普及，而且价格合理。日本犯罪率极低，民众客气有礼。日本污染水平较低，城市干净。早在一九六四年，日本就已发展新干线快速铁路，迄今没有出过导致死亡的任何事故。由于社会有序，日本年轻人愿意在日本生活。日本人民具有诚信，接受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
同本书三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时比较，今日日本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本书那时所讲述的日本做得很好的那些精华今天依旧还在，本书所讲述的日本之成功仍然提供了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作为自认为既是中国朋友也是日本朋友的一个人，我希望这两个国家能扩大他们的和平互动。这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日本和中国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够找到改善彼此关系的方法。然而，本书不是关于对外关系的，而是用来描写关于日本取得非常成功的一些重要特点。
二○一五年四月
[1] 本序由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先生翻译。
初版序言
我在一九五八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最初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希望通过国际比较，搞出一个概论。我选定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自以为是日本专家。其实，我对日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在现代国家之中，日本别具一格，为了验证有关现代社会的学说，日本是一个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倘要就日本的家庭和心理卫生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在生活上同日本人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妻子在日本人中间住了两年，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边学日语边研究，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里去。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在这段期间，我从事一项专题研究，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我力求从内部深挖日本的家庭生活，而将概论让给其他研究人员去做。有几个日本家庭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我同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初次着手研究以来，已历二十年，我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心，泉涌不息，从未枯竭。我每年都到日本访问，同朋友们畅叙旧谊，并涉猎其他研究报告。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关于日本社会的课程，每讲一课，总要反复思考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日本那些令人惊奇、发人深思、隐而不露的部分，此去彼来，不断出现，而且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犹如发掘一个无尽的黄金宝藏一样。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等等。一九六○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一九七五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惊人地飞跃发展起来了。当然，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占世界第一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1]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日本是名列第一。
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
首先，我曾想去研究日本人引以为美德的特性，例如勤劳、耐心、克己、同情别人等。可是，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工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总是觉得奇怪，美国人为什么从不大张旗鼓地介绍日本成功的全貌呢？熟悉日本的美国商人、政府官员、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差不多早就敏锐地看到这件事。不过，总的说来，答案倒是很简单的。原来，日本人一般都是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有些日本人，可能为了巩固国内的团结，或者为了转移外来的压力，时常有意强调日本将来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自豪，总想自己是世界第一，很难老老实实地承认东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可学之处。但是，我相信，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成就，应当认真对待，对于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应当周密研究，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从美国的传统思想来看，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乃是离经叛道，将会受到许多指责。人们会说：你是戴了玫瑰色的眼镜在看日本；你光看日本美满和谐的一面，而不看矛盾冲突的另一面；你只是调查了日本的特权阶级，而不接触贫苦的老百姓；你是埋头观察那里的功利，却把民主置诸脑后；你低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很难向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文明社会学到什么的；而且，还会有人批评我是对美国失掉了信心。可是，本书的读者当能感到，我并没有故意隐瞒日本搞得不好的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描绘日本社会结构及其个体的形成。本书的目的在于从日本各种制度之中，选择对美国有所裨益的几个良好的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本书也将提到，日本还有不少制度，美国是决不想去仿效的。应当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一点有研究的必要。日本绝不是乌托邦。世界上现代国家还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存在的。这本书没有把日本当作一个实际上矛盾重重的国家来描写，可能有时使人感到是在塑造样板。这并不是想把日本化为理想，而是想要强调这个样板的重要部分，从中美国也许可以采而用之。日本各种制度的好处，有许多是从日本独具一格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与美国风马牛不相及，不是简简单单地就可以学到手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过去日本为了以西欧为借鉴，如何从体制上进行了变革，而且到头来搞成功了，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很好地向人家日本学习吗？因此，本书首先是出于对美国满怀信心之作。因为我深信，美国人遇到困难时，从不退却，对于过去的缺陷，也不会因为那是“美国方式”而供奉起来，把它无休止地传宗接代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即使同自己的传统知识背道而驰，或者即使尚未拜这些国家的人们为师，美国人也将善于向他们领受教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以下人士指教，谨此致谢。沃尔特·L·埃姆斯、汉斯·贝尔沃德、大卫·贝利、约翰·C·坎贝尔、罗伯特·E·科尔、艾伯特·M·克雷格、威廉·K·肯明斯、理查德·戴克、格伦·S·福岛、威廉·L·古文斯、南森·格雷泽、安德鲁·D·戈登、卡尔·格林、托马斯·豪特、夏洛特·艾克尔斯、罗伯特·伊梅尔曼、艾伦·耶林、尤金·J·卡普兰、苅田吉夫、唐纳德·克莱因、托马斯·里弗森、乔治·洛奇、大卫·麦凯克伦、加里·马克斯、泰瑞·E·麦克杜格尔、迈克尔·麦克马伦、詹姆斯·W·莫利、理查德·诺-施塔特、石黑糠沢、丹尼尔·I·奥奇马特、T·J·潘佩尔、大卫·普拉斯、李·雷恩沃特、马丁·雷恩、赖世和、大卫·里斯曼、托马斯·罗伦、盐田长秀、帕特丽夏·斯泰因霍夫、末次胜彦、武见敬三、雷·弗农、大卫·沃格尔、约翰·惠勒。本人尤为感谢乔治·C·洛奇在美国商贸方面与我的启发性讨论，并感谢原学、船桥洋一、苏珊娜·H·沃格尔、尼科尔·赛利格曼和安娜·罗索在该研究中参与合作。我在此特别致谢无数提供了帮助的日本朋友们，特别是大内勉、佐藤三郎和宫泽洋三人，并且感谢艾达·唐纳德与苏珊·华莱士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建议与协助。
[1] Post Industry Society，或译“超工业化社会”，又称“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是美国未来学者丹尼尔·贝尔、赫尔曼·卡恩等人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今后发展方向的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在这种社会中，提供知识和信息资料将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美、日等国正接近这种社会。第一章 美国的镜子
一九七六年，美国庆祝独立二百周年，欢天喜地，好不热闹。可是，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究竟有几个人认真地思考过，在下一个一百年里，目前美国的各项制度还能不能适应呢？虽然报刊电视曾编排特辑，提出当前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缺少深刻的分析。他们固然隐约感到目前美国的各项制度已经不适时宜，却不想从制度上谋求改进，遇事动辄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个人。责怪某一个人的缺点和失误，事情好办，而且有趣。至于善后事宜，则只是提点新建议，搞些新规定，或者找个出类拔萃的新人物来接接班。
如此处理，不见成效，致使美国人莫明其妙。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虽知政府的政策不切实际，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忙于应付眼前的政治问题，从未受权去研究根本的变革。实业界的领导人虽痛感到周围的政治、社会、经济状态空前复杂，却无暇应付，也无策可施。学术界则埋头于各自的专业，无从研究整体性、体系性的问题，他们压根儿没有实际管理的经验。
为了重新研究美国各项制度，检查我们的成见以求改进，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换一个地方去仔细研究一下，人家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今日国际社会，是由几个国家在分担领导工作的。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国家的优点。其中，日本是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拥有自由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国家，它为我们提供最佳的前景。
日本迄今在许多领域大有成效，这是事实。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为何不及早向日本学习呢？日本过去是不断拜各国为师的。当许多日本人开始懂得自己的制度比外国的制度更为有效，并从国外学成归来之后，他们仍旧注意从世界上吸收教益，求得启发。与此相反，在美国人发觉自己的制度有缺陷的现在，仍然不肯向欧洲以外的国家求教。美国也有人在研究日本，不过他们津津有味的研究题目主要是日本迷人的文化、有趣味的历史、细腻的文学、独特的风俗、深奥的宗教，等等。对于日本的实际制度，并不想学。日本人已经习惯于向外国学习，一向甘当学生；而美国人在实际问题上则一向是好为人师的，不愿当学生。对外国的经验漠不关心，使我们学不到有益的东西。
为什么说日本的制度是美国的一面明镜？理由如下：
首先，日本所有传统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在合理判断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在西方各国是看不到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二百年前的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从未进行根本改革或重新研究。新制度都是零碎制定的，对它们的可取之处并没有通盘的构想。日本在过去一百一十年之间，对制度进行了两次大检查。第一次是一八六八年，日本下了二十年工夫，研究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艺等领域的最好的制度。第二次改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盟军的占领政策下，日本进行了民主化大改革。一九五二年结束占领之后，日本人仍然继续致力改进。特别是集中力量大搞落后的工商业的现代化。两次制度改革之中，无论哪一次，领导人都努力选择最适于日本周围的形势和历史传统的制度。结果产生的制度，基本上并非日本历来的东西，而是类似外国的制度。先是在每一个领域选择最好的制度，然后继续进行细致的独自的改良。由于采取了这种方针，日本积极培养了一批能够把现代各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专家。日本对各种制度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加工改进，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加工和改良，于是建立了最优良的现代制度。
日本之所以是美国的一面有用的“镜子”，其第二条理由是：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只有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在这里，不可过分强调日本自己的传统特殊性，因为本书所谈的许多情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也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了创造性，把欧洲的各种制度经过革新，加以采用。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它努力对异国的优秀传统，加以融会贯通，在这一点上，它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也最能启发和促使美国重新检查自己固步自封的成见。
第三，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日本早先就领教过了的。在美国，政府对企业活动制定的基本规范，是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时期。当时为了发展工业，允许无限制地使用资源，允许工厂“三废”横流，用不着担心污染环境。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如果政府不再制定能源政策和防止污染政策，放任自流，将来就要大遭其殃，这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美国人口密度很小，人们只要肯干，就有许多机会，生财有道。当时所要求的制度，是以最低限度的政府干涉，来发挥最高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现在人口增加了，要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指引国民行动的方向。过去，交通和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可以让各州的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权限行事。现在人们频繁往返于各州之间，就明显地感到太不方便了。因为各州的制度越来越复杂、重叠和不一致。教育、税制、福利等方面，最好还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起来。过去，美国主要是在国内进行通商交易，当时对外贸易政策还不那么重要。现在国际贸易大增，政府如不制定适应美国经济的对外贸易政策，就难免使一些产业部门衰退，失业者增加。
日本比美国更早就遇到所有这些问题。它积极地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过去几十年在能源政策上大伤脑筋。而美国则是时至今日大呼能源不足的时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人口密度很大的日本，总是努力巩固其共同体，谋求所有成员的利益，防止其分裂。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只是最近发生郊区人口增加的时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八六八年有二百五十个以上群藩割据的日本，同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当时相比，在与外国竞争时，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的。正因如此，日本才更加热心地大搞中央集权。经过了一百多年，为了外御列强，追赶西欧，日本政府发挥了强大的领导作用。一边进行计划、重建、现代化，一边促使亏损行业尽快改行。当今对美国的期望，就是出现这种强而有力的领导。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不得不仰赖外国的小小岛国日本，早在几十年前就奠定了对外贸易政策；而美国则是到了最近，方才感到其必要性。总之，美国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而感到要采取的政策，在日本则是早已有之。所以说，日本是美国的老前辈。
日本之所以是一面明镜的第四条理由是，日本的各项制度都成效显著。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可以看到。虽然如此，还不能过早地断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人。日本固然把许多问题很好地解决了，然而毕竟是人口过密，资源匮乏，受到很大掣肘。而美国则托天之福，没有这类问题。再者，日本的制度迄今固然大有效应，但不等于今后几十年也能保证日本获得成功。因为世界能源不足，日本首当其冲；各国的保护贸易政策对准了日本的出口；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急起直追。不管日本的制度如何行之有效，上面这些问题势必使日本深受打击。况且，现在已进入经济发展速度放慢、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的时代，目前日本的制度在将来不见得也是最好的制度。在日本制度中，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本书未涉及的种种因素，也可能对美国的成功有影响，因此，按照日本的制度如法炮制，是不能保证美国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的。何况日本的制度并不都是尽善尽美令人羡慕的。但是，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日本已经遇到了的，而且解决得比我们好，已有事实为证。日本人以前向西方学习，如饥似渴，孜孜不倦，难道美国人不能同样向东方学习从而获益匪浅吗？
读了本书详述日本的成就之后，也许在美国读者当中有人会找到一些借口来贬低日本的制度。他们会说，代价太高了，日本制度也有缺陷，同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等等。对于想说“它在美国这里不起作用”的人，我只奉劝一声：希望你读完最后一章再来作出判断。第二章 日本的奇迹
如果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州，那就排在阿拉斯加、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蒙大拿之后，占第五位。在这狭窄的土地上，却住着一亿一千五百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其人口密度，在发达国家中可说是最高的。其中，可耕地只占国土的六分之一，单位面积产量虽高，百分之三十的粮食却仰赖外国进口。几乎没有石油、铁砂、煤炭等矿物资源，能源资源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国外。从北美进口的木材已大大超出国内的产量。据说，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如改为国内生产，那就需要增加两倍的耕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有六百万军人和其他人员从海外陆续回国，全国到处发生粮食不足、营养失调的问题。当时肯定有许多人担心，这个资源匮乏、幅员只有蒙大拿州那么大的小国，怎能养活近一亿人口呢？起码美国人到现在也还抱有这个疑问。
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钢铁产量差不多同美国并驾齐驱，钢铁工厂比美国效率更高、更现代化。一九七八年世界二十二座大型高炉之中，日本占了十四座，而美国不到三分之一。现代化、高效率的日本钢铁工业，在美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使美国瞠乎其后。过去，日本靠的是低工资，后来则靠大规模生产，靠最新的技术和经营管理，发展了一连串富于竞争力的工业。
五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声音响设备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却席卷整个市场。日本钟表产业使全球闻名的瑞士钟表行业黯然失色。英国的摩托车工业被日本赶跑了，美国几家摩托车公司，非日资系统的，仅存哈雷·戴维森一家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统治照相机镜头行业的宝座让给了日本。在光学仪器方面，日本的产品也脱颖而出，如此等等。日本在与其传统毫不相干的领域，一再击败西欧的竞争对手。一九七○年，雅马哈牌钢琴的销售额已大大超过美国斯坦威等名牌钢琴。村松牌长笛与美国货竞争，不相上下。日本统治世界的行业，从自行车、滑雪用具、电动雪橇、日用陶瓷到拉链之类，不断扩展起来。
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新造船舶的价格，比欧洲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日本船舶数量的措施。遭到“石油冲击”的日本造船业界，虽然降低了开工率，但其产量比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约占世界造船总吨数的一半。
一九五八年日本汽车产量不到十万辆。在七十年代初期，美国进口最多的外国汽车还是德国大众。后来，丰田和尼桑超过了德国车。一九七七年型的大众，同占对美出口第三位的日本汽车厂商本田激烈地互争高低。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的美国出口汽车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国内销售日本汽车二百万辆，日本国内销售美国汽车仅为一万五千辆。如果按照供求规律出口，一九七八年日本汽车的出口量本会更多，但日本为了避免同欧美发生政治摩[1]擦，选择了自我限制出口的做法。
把日本成功的原因归于低工资，已是老式的看法。由于美元贬值，[2]一九七八年日本工资水平显得比美国略高一些。不过，要说明日本的优越性，还是从现代化设备和高度的生产率来找原因更为重要。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研究了工业生产的各种因素，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工厂使用的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在一九七三年已超过美国。在一九七五年，一个日本工人生产价值一千英镑的汽车，只需九天，而英国利兰汽车厂则为四十七天。在一九七六年，欧洲任何汽车制造厂（菲亚特、雷诺、大众等），每个工人每年产量为二十辆，而日本的尼桑为四十二辆，丰田为四十九辆。一九六二年，日本钢铁工人每人平均产钢一百吨，英国为四百吨，到了一九七四年，日本钢铁生产率却比英国高一至二倍。一九七六年，日本轴承工厂每人平均产量比英国名厂RHP的工人高出两倍半。
美国在计算机、胶卷、化工产品等方面，目前仍占优势。日本政府对这些工业严加保护。虽然近来日本政府对计算机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有所放松，日本计算机在国内的销售比重却增长起来，使IBM公司等美国厂商以及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感到威胁。复印机的情况与此相似，日本产品的比重正迅速增大。
在军火工业和原子能研究领域，美国显然领先。但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也在提高，日美已从事规模宏大的共同研究。至于飞机，美国为了改善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状况，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购买美国飞机，因此日本目前暂缓生产大型飞机。但是美制飞机的许多部件，实际上已在日本生产。
观测日美两国竞争力的指标之一，是两国间的贸易收支。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已达一百亿美元，尽管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美元贬值，逆差仍不见好转。这种不平衡状态说明日本工业比美国更富于竞争力，而美国大部分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原料。在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前，日本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它妨碍了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后来，虽然在许多方面迅速进行贸易自由化，日本政府仍根据情况，对竞争力较强的美国商品加以特殊限制。对此，美国政府方面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没有为美国企业打入日本市场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但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受美国财政部的委托，在一九七八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它指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而在于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如日本，美国企业对开辟日本市场并不积极。美国的竞争力不仅不如日本，也不如其他国家。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在日本的进口总额中，美国所占比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一部分被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拿走了。
美国人不大知道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已超过美国。然而美国人应当记取，一个重要的日本研究机构的高层曾私下承认：在农业方面发挥强大竞争力的美国，现在犹如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它提供农产品和原料，为先进的现代工业机器效劳。
美国如果不去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只是用美元贬值之类手法来应付一下，是绝不会见效的。今后外贸收支不平衡，将更加扩大。有几件事可供参照：日本日益加强调查研究，而美国最近的调研力量显著减弱；同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的援助相比，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的援助非常之少；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美国手头的外汇则在减少，等等，都是对美不利的。
在日本大肆竞争的领域，美国厂商深受打击。美国只有一个对付办法，就是实行进口限制。六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有横扫美国纺织工业之势。美国于是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对此，日本企业为了避免美国设置关税壁垒，进行了自我出口限制。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几家主要的电视机厂商，在日本的竞争下，几乎快关门大吉。对此，日本企业自我限制了向美国的销售量。至于钢铁，美国采用了比较复杂的附加税制度，限制进口。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占了上风，在加利福尼亚州超过了美国产汽车的销售量。这时，日本汽车厂商自我限制对美出口，并提高价格，以免美国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日本对美出口纺织品、钢铁、电视机、汽车进行了自我限制，固然缓和了当时日美贸易的紧张关系，可是，美国不应当老是躺在这种不正规的日本自我限制上面。要知道，老是靠它保护下去的话，美国企业就会放松自己，不去提高竞争力追赶日本了。
日本过去在国际贸易上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做买卖要学会英语，要按照西方国家一手把持的生意经从事贸易。这些事日本都不擅长。然而，曾几何时，日本在工业生产上称雄世界，在国际贸易上也名冠全球。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日商岩井、伊藤忠、丸红等公司可以互相角逐，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全非对手。这六家公司占去日美贸易额的一半。他们在世界各地消息灵通，纵横捭阖，连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也由他们经营了。日本对美投资额，已远远超过美国对日投资额，由于今后还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要在美国建设工厂、购买股票和不动产，日本的投资与日俱增，飞速发展。
发达国家无不苦于经济停滞下的通货膨胀。日美两国政府通常害怕引起通货膨胀，不愿贸然采取刺激景气政策。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冲击”留下了后遗症，日本政府却大搞刺激景气政策，造成了一年多的恶性通货膨胀，吃了苦头。但除了这短暂的期间之外，近几年来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批发物价指数也比美国控制得更低些。
五十年代，日本在牺牲消费者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工资提高很慢。但近年来，个人收入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同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增长很快，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消费者的购买力大为提高。那些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不得不要求本公司给予特别津贴，否则简直跟不上日本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反，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却逐渐觉得美国的奢侈品和饭馆收费并不算贵。计算国民个人收入的方法有好几种，如果包括住宅津贴补助的话，那么，一九七八年日本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美国，而且还在迅速上升。
诚然，日本也有不少落后面。下水道搞得不大好。住房面积和汽车普及率虽逐渐接近美国，但还有差距。零售部门的效率赶不上美国，零售价格高于国际水平。从物价指数来看，一九七八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和购买力还是低的。不过，一般日本人并不大买高价牛肉之类，实际支付的房租也低于统计数值。总之，日本与美国的购买力差距正在缩小，有些东西，日本人的购买力较强。电视机（特别是彩色电视）在一般家庭的普及率，日本领先。录像机的普及率，日本已高于美国，绝对数字也比美国多。在日本司空见惯的滑雪场，滑雪装备的质量，并不亚于欧美高级滑雪场。在衣着方面，有人不同意日本好到哪里，不过许多美国人都承认，日本人的运动服、结婚服饰、礼服、制服、便服等类，都比其他国家好得多。对于随身物品，日本人总是比美国人更为细心保管，勤于修理，长期使用。
日本国内的交通和通讯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国内乘飞机旅行，美国多于日本，但日本在铁路运输方面搞起新干线，一九六四年先是在东京、大阪之间通车，比美国的任何主要干线都要快速舒适。一九七七年，美国向日本购买了日本十五年前发明的新干线技术。这种铁路已延长到博多，后来虽然因群众反对噪声而推迟，已计划延长到本州北端。日本全国遍布铁路网，快速方便，服务周到，使欧美等国都望尘莫及。
邮电之快，日本无疑凌驾国际水平。尤其杰出的是利用最新电子技术设立的通讯网。录像机和传真电话等设备，日本最为普及。一百多个计算机专家用了四年工夫，发明了银行计算机系统。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顾客可以随意到全国任何支行去，在一天之内办完汇款和兑换，不管金额多大。钢铁生产使用计算机进行控制，也比西欧各国精干。人们正在设想，把书刊杂志编入计算机磁带，从家里打电话或打开电视，就可以得知一切。日本已着手研究有关组织、技术、法律等问题，今后二十年，日本可能比美国抢先一步完成这个体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同时，由于工业化和西方化的进展，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使人怀疑，这是否是造成精神失常、社会混乱的原因。要找到一个文化气温表来测定社会上的颓废状态，那是很难的。不过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就是犯罪的增加率。在这一点上，谁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在日本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在深夜走路。日本用支票付款还不普遍，使美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可以携带巨款走路而泰然处之。出租汽车司机似乎也不大在乎他必须警惕什么危险。这些事看来主观，却有充分的材料根据。日本的犯罪记录比美国完整，据研究过这些材料的美国人说，一九六○年左右，杀人、伤害、盗窃、暴行等主要犯罪的发生率，美国比日本高好几倍。自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其他国家也是增加的趋势，唯独日本每年不断减少。
也许有人会怀疑，日本人拼命搞高速度经济增长，会不会忽视文化教育？不然。日本人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热情和速度引进外国文化，并且很快地向日本全国传播。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的高等学校毕业率约为百分之九十，走在世界前列。大学入学率，美国较高，但大学毕业率则日本较高。日美两国的义务教育年限大体相同，但日本学生每天上课的时间较长，每年比美国多上六十天课。日本学生还进行课外补习，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投考高等学校或大学而进行额外学习。据通晓日本教育制度的西方人士说，日本学生平均比西方各国学生更懂得世界史和时事问题。在数学、科学等方面，有的专业可以根据统计材料进行国际比较，从中可看出日本学生的水平很高。音乐、艺术、体育等方面，日本人的才能处于高级水平。日本青年人的英语水平，使美国普通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形见绌。当然英语会话能力另作别论，日本人大大不如多数欧洲人讲得好。不过，倘若考虑到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时会讲英语的人寥寥无几，仅仅经过一代人，外语水平就提高得这么快，这是罕见的，而且今后日本还会继续提高。
外国观察家时常指出，日本人为了投考大专院校，总要往脑子里装一大堆知识。这种装法，有时未免过火。但是，日本人在毕业之后，仍然好学敏求。他们对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等，莫不兴趣斐然。订阅报纸的人数，也许有一两个国家比日本多，但是如果把单行本、杂志、报纸三者合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订阅人数显然是世界第一。外国人有的认为，日本两个国立的电视频道（日本广播协会和教育电视），比其他国家的公共电视频道在质量上高出好多。这话说得对不对，虽不易判断，但日本搞得不错，这是真的。日本主要报纸报道基本国际问题消息，其范围之广可与外国超级大报并驾齐驱。
日本在狭小的国土上密集着与美、苏相匹敌的工业生产量，因而环境严重污染。七十年代初期，这个问题甚嚣尘上。日本人于是积极防治污染，很快就发明了新技术。目前，要求解决污染问题的美国，正在向日本请教技术。在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对新建工厂的防止污染标准，比任何国家都严格，污染对策费用也比任何国家都花得多。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大体上消除了严重的污染来源。例如汽车废气，日本规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标准，乃至使欧美汽车厂商不得不提出特别请求，以便取得日本的销售许可。
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从西欧的标准来看，其福利并不见得有多高。不过访问过日本的外国人有这样的印象：日本人看来是健康长寿的，很少见到大腹便便或病病恹恹的人。这种印象有统计材料为证：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幼儿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不过测定国民健康水平的更合适的指标还是平均寿命。一九五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少四岁，而一九六七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超过美国，一九七七年又超过瑞典，成为世界第一。
生活是否美满幸福，这个问题讲起来总是比较主观的。根据国际舆论调查的材料（你是否觉得满足，是否觉得充实），日本有这种感觉的人占较低比率。可是，日本人总是比别人更富于理想和上进心。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使外国人觉得，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严肃态度，衣着整齐，彬彬有礼。在这些方面，日本人的水平不能不说高于外国。外国人时常误以为日本人是个机器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据国际工联一九七七年度劳动统计年鉴，美国每周平均劳动时间为四十小时，日本为四十点二小时。普通的日本人也许每周还多劳动三四个小时，即使如此，也不比欧美的标准差太远。
同日本人有私人交情的外国人将能断言，日本人热爱生活，轻松愉快，他们虽热衷娱乐，但绝非懒惰成性。日本人时常说自己是“干得起劲，玩得痛快”。
此外，还有许多事情使美国人吃惊。城市设施周到，公共交通健全，售货员彬彬有礼，百货店花样繁多，琳琅满目，酒家饭馆精致高雅，既看不到流浪汉，也几乎没有什么贫民窟。日本人访问美国时，总会问及美国的城市和交通机构为什么不像日本那样完备。这些问题是值得美国人好好想一想的。
在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水平、国际政治力量以及文化影响等方面，日本还不是世界第一。根据经济学家的各种统计，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日本已超过美国。不过，日本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金额上超过美国，如果不出现日元极端升值的局面，恐怕还得十年。日本每个家庭的收入，把月薪和各种补贴都算进去，是高于美国的。但在购买力方面，按照过去经济学家的预测，一九七八年美国还是领先的。当然，仅以购买力来断定生活水平高低，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根据美国人的习惯设定的。日本人则更节俭，因为很少负债，需要付的利息也更少，收入用于储蓄的部分比美国人更多。美国人则更爱追求宽敞的住宅和花园。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日本一直谨慎从事。与其带头冒尖，不如同别国协调；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与其承担重任，不如明哲保身。当今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远远不如美国。
日本的文化影响力，与其经济影响力相比，相当落后。在经济力量上早被日本抛在后面的西欧，仍然在文化方面保持强大的影响力。许多日本人对于西欧的文化、艺术、风习，都是十分敬重的。在日本，学钢琴的人比美国多，更不用说学日本艺术、音乐的人了。但是，日本人固然进步得很快，却不如美国出人才。一流艺术家还是美国居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是如此。对于日本人的工作成就，国际上是否能加以正确对待，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日本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的荣誉，毕竟还是少的。一般日本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运动，但在国际比赛中，美国成绩要好得多。这些政治、文化、体育方面的差距虽在缩小，但其进程不如经济方面来得快。
总而言之，探求当前各种制度的成效，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课题而未雨绸缪，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第一位。地小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在经济、教育、保健、治安等方面获得成功，把其他国家抛在后面。何况日本曾遭受过战争的创伤，别说是一九四五年，在五十年代中期，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落人之后，而曾几何时，竟能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确实令人惊异。
有不少美国人喜欢寻找理由，试图说明日本为了赶超别国，曾经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法。于是时常出现一些说法，认为“日本人无非擅长模仿别人而已”，“鼠目寸光的经济动物”，“老是倾销”，“企业和政府狼狈为奸”云云。对于日本成功的原因，作出这种草率的解释，也许使美国人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它不但没有公平对待日本人，而且使美国人闭上眼睛，失去向日本人请教的好学心，到头来，还是美国自己吃亏。
当然，日本除了人口过密之外，还有其他种种问题。许多大学，质量不高；朝鲜人及德川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贱民阶层“部落民”受到歧视；有一股排外风气；政府的重点计划，例如修建成田机场等，有时走投无路；大企业盛气凌人，不理睬居民的意见。不过，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描画日本全身像。我只想介绍一些富于启发的日本制度，供美国人作自我改进。上面我所论述的日本问题，仅择其本质上互有关联者，供美国借鉴。后文要介绍的各种制度，对于理解日本的成功都是很重要的，美国可以引为他山之石。
[1]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日本出口汽车总数各为四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五万、四百九十六万辆，其中对美出口各为一百七十一万、一百八十九万、二百十一万辆。一九七九年日本汽车产量已超过一千万辆，正与美国争高低。
[2] 现在是浮动汇率，本书按一九七八年十月的汇率一美元兑一百八十日元计算。——原注（中译者按：一九七八年十月日元汇价上浮达一美元兑一百七十六点零五日元，其后开始下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比上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即一美元兑二百四十四点六二日元，一九八○年三月一度降至一美元兑二百五十日元，为此，日本政府被迫采取“保卫日元”措施，八月升至二百二十日元左右，日元前景看涨。）第三章 知识：求索与共识
如果仅举一个因素来说明日本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集思广益。在每一个重要机构和共同体，只要事关公益，从国家机关到私人企业，从城市到乡村，那里的负责人都很注意收集信息资料，以备将来有朝一日之需。
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等人认为，后工业化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一时代里，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新观念，大博日本统治阶层喝彩。本来，自古以来，日本的传统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知识高”。外国人用新式语言表达出来，只是使日本人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传统观念。
为什么需要知识？这个道理并非总是一清二楚的。日本人觉得，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总是孜孜不倦地积累到手的信息。这些信息资料，有一般的和特殊的，有长期的和短期的，有公家的和私人的。每个组织机构有时派考察团出去调查，有时邀请专家来作报告。时而听讲以取得信息，时而边打高尔夫球边搜集。采取开会的方式，或者在[1]酒吧间喝一杯的方式，都可以。有的信息来自“智库”，有的来自电视。不分内行外行，敌人朋友，都可以搜集信息。时而同那些可能提供信息的人交朋友，时而成立新机构来搜集信息。只要觉得将来可以从某一来源拿到新东西，就倍加重视。过去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一旦认为可能提供线索解决问题，立即开始钻研。有时还用上几年工夫去研究一个新问题，以备将来从中获利。总之，日本人搜集信息，真是面面俱到。集体学习：常规性与紧迫性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提供信息，另一个取得信息。讲的人是先生，听的人是学生。日本人认为，任何人都要有时当个学生，倘能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好学生，并且受人尊敬。好学生要虚怀若谷，恭恭敬敬，孜孜不倦，好学敏求。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讲课的先生枯燥无味，也要使人看不出是在打瞌睡。如果讲的东西不值一听，也要隐忍持重，不去反唇相讥。先生讲的要点，心领神会，有所提问，要就先生自以为得意的专业方面去提问。学生就是学生，要专心致学，别被人看出自己本来已经学会了。
日本人一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年轻人不但在学校里学习一般知识，而且要懂得自己是在集体中学习。一个人读完一本书之后，要同朋友交谈读后感想。日本的大学与其说是供人学习，不如说是供人毕业，求得文凭。从学术造诣来看，大学的气氛不够。虽然如此，学生在这个集体里，倒是养成了离校之后仍要继续学习的习惯。大学毕业之后就业，日本人并不因此就自封为专家。毕业后在工作单位还要接受专业训练，并且广泛学习一般知识，已成为社会风尚。就业之后，新职员叫作“见习”，职位较低，要接受长期的特殊训练，然后成为普通职员，那时也要时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如果企业里没有这类学习组织，则奖励职员自习有关业务。女生毕业后结婚，成为家庭主妇，都很热心学习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将来还要当个好婆婆好奶奶。为了这些人，地方公共团体、公司、报社、商店、大学等都举办成年人讲座，大受欢迎。
日本人在下班以后，也不断找机会学习对业务有用的东西。即使有时与业务无关，只要觉得重要，就努力去学。因为从长远来看，说不定有用处。日本人接待外宾时，几乎都要动动脑筋，想从外国人那里学点东西。日本人每年有三百万人出国旅行，他们到处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回国后用得上。
日本人的向学心还扎根于集体。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得很明显。体育报、大人看的连环画、好多种类的周刊杂志、许多套电视节目等等，是他们的娱乐中心。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等，以提供大量知识和信息为其主要任务。无论报纸杂志或者图书，日本人平均比美国人读得多。日本大众媒体中，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媒体比例，也比美国高。
日本两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都达六百万份以上，不用说，比美国最大的报纸还要多。日本报社在各个专门领域都配备成批的记者，海外有许多特派员，能够为读者作详细的报道。这些全国性的报纸使日本读者比美国读者更能通晓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一九七六年，日本报纸发行总量为六千一百万份，与美国相同，按人口平均，比美国多一倍。
期刊之多，难以计数，内容五花八门，向人们提供专业性信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赫伯特·帕辛教授说，日本学者提出新的学说时，有很多杂志马上作为话题来报道；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说快也得几个月才能找到一家出版物发表。日本每年出书三万种，同美国数量差不多。从战争结束到现在，日本翻译外文书籍约十五万种，虽然目的不完全出于获取知识和信息，但同翻译成英文而在美国出售的书籍相比，日本得到的外国信息确是无与伦比的。
日本政府为教育电视拨出大量预算，而且相当大的内容并不是为了培养尖子，而是用于基础教育。教育电视每周举办六门外语讲座，[2]有英语（从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芝麻街”到对大人的高级班，分了几个教程）、德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最近还有对农民和企业主的特殊节目，并为不同年龄的母亲编排节目。这些节目时常使用数字、图表、插画等进行讲解。美国人对于诸如此类的节目，一般都不感兴趣，不屑一看。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有个计算机讲座，许多人收看，讲座教材一年之间就卖了一百万册。私营电视台也编排教学节目，每天还广播译成日语的一些外国节目。
不同年龄的人都同样坚持基础学习。一个单位一旦认为某一问题很重要，整个单位的人就会总动员起来，好像在搞竞选似的。诸如修建铁路计划、促进设备投资、改革地方税法等类问题出现时，本单位几乎所有的人就会用上几年工夫就有关问题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探讨新观点，搜集有关信息，加以综合考察。
这种过程，通常在掌握问题的焦点以前很早就开始了。首先是由官厅或企业的负责人召集有关专家听取意见，并在本单位成立一个班子。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有关事项，听取别人意见，整理参考文献目录。经过这个阶段，就进入详细观察调查的第二阶段。搜集资料文件，加以摘要，有时翻译外文资料。成立几个研究小组，分头研究有关问题。然后开会讨论研究报告，决定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于是又从头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重新确认某些问题有无出入，或者换一个角度，把焦点对准新产生的问题。研究班子深入考虑到可供选择的几个重要部分，并重新检查定义，采取最好的方式深入探讨。把情况吃透了，消化了，整理了，再把资料加以消化，最后找到关键所在，作出决定。基本功：体育
请看日本人是怎样举国对待某一体育项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学会体育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为了同西方国家接近，手段之一是派遣中国人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乒乓球队出国，接着是男女排球、篮球队，这些球队都具有世界强队的实力。
可是日本的做法与中国不同。日本人从西欧盛行的体育中，选择自己想要提高的项目，然后派人出国学习。最初选定的项目是棒球。棒球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五年即一八七三年首次传到日本，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就普及了。这是美国人最拿手的项目。日本先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美国，参观美国最强的棒球队比赛，并直接向该队求教。日本邀请美国最好的棒球选手到日本举行表演赛。美国棒球史上著名的选手巴贝·鲁思访日时，日本人欢迎如狂，他至今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棒球英雄，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很快就邀请美国棒球队进行表演赛。接着，日本棒球队从美国大球赛的选手中物色新手。其中有人也许超过了选手的年限，但不要紧。短期看来，这种选手在日本球队里活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从远处着想，请他们加入日本球队，日本选手可以就近学习球技，培育强队。日本还经常邀请美国最强的球队与日本队比赛，开始时日本队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当时日本人认为，吃败仗并不是丢脸的事，而是学习球技的过程。后来，日本队吃败仗的次数逐渐减少，虽然体格有差距，但日本队近来有时已能打胜仗。
一九六四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女队主导了游泳项目，引人注目，轰动了整个日本。后来，日本青年选手和教练多次访美，向有关人员请教如何培养这种选手。与此同时，日本也邀请美国青年选手访日，观看其表演，并请他们训练日本选手。日本人从这些选手学到一个主要办法，就是美国从中学生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游泳选手，从中再精选一批人进行强化训练。日本游泳联盟的理事们得到一个启发：如果在日本全国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生学游泳，并能早日培养更多的优秀游泳选手，那就可以克服在身材和人口基数方面不如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差距。政府并未要求日本的小学修建游泳池，但各地的家长会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学校当局修建游泳池教孩子游泳。果然不出几年，不分城乡，日本全国的中、小学修起游泳池来了。游泳成风，孩子们过分热衷游泳，影响了学习和身体健康。后来虽然稍事冷却，不过游泳训练的基本课程倒是坚持下来了。一九七六年，东德女子游泳队在蒙特利尔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成绩超群，日本请她们周游日本，表演优秀泳技，并直接指导日本游泳选手和教练。目前，日本女子游泳队的实力虽然还不能战胜美国或东德选手，但是在很短的期间有了显著进步，增强了国际比赛能力。
要决定从国外引进某一项新的体育项目，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首先在引进时机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国际声望。日本体育界有一些体育团体从事这项实际工作。同它们有关系的是各种体育团体的负责人、支援体育活动的企业、教练、一流选手、体育记者、体育用具厂商、有关官厅官员等。这些人员不一定是固定的，但他们都很关心体育活动，在引进新体育项目时，能够通力合作，卓有成效地处理问题。他们善于使人们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搞得风靡一时。不但如此，他们还指导人们如何去获取诀窍，提高质量，博取众望。
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出于要在国际上称雄的野心。以高尔夫球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实业家发觉，要同外国实业家无所拘束地交游来往，高尔夫球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么一来，自己多少得打得像样才好。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首先需要在日本培养一批高尔夫球专业人员，然后让他们教会人们打球。于是外国高尔夫球专业人员应邀访日，过了一些时候，日本的高尔夫球专业人员也开始在国际球场上露面。结果，高尔夫球在日本流行起来。随之而来的风气是，在一流高尔夫俱乐部当个会员，便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日本实业家当中，高尔夫球的基础分数同本公司的总销售额具有同等重要的信息价值。日本人把高尔夫球看作一种风尚，同时煞有介事地认真学习这种球技。
无论是什么体育项目，基本学习路径都是相似的。再举保龄球为例。这是从美国学来的。六十年代曾在日本盛行，东京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场。最高潮时期，日本打保龄球的人比美国还多。日本人向苏联学体操，向加拿大学冰球，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学网球，向英国学足球和橄榄球，向奥地利学滑雪，向美国学篮球，乒乓球先是向美国学，后来又向中国学。日本人就是这样从外国学过来的。
日本最近引进的新项目是美式橄榄球。学得那么热心，真是不落人后。日本请美国职业橄榄球队联盟到日本比赛，因为现在日本队的实力还不是美国职业球队的对手。
日本引进了许多新的体育活动，但也没有冷落自己传统的体育。相扑、柔道、拳术、气功等类，有时虽起落不定，但一直是人们所喜爱的。新的体育项目盛行一时，达到白热程度，但旧的体育项目依然在日本不断扩大的体育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人在经济竞争中一鸣惊人，但日本体育在国际舞台上还没有取得最高的成绩，这使日本人引以为憾。他们不断分析研究失败的原因。日本人不能以体格矮小来替自己辩解，也不能满足于很多项目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只是同苏联、美国、西德相比略逊一筹。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人今后将在西欧的体育项目上更加精进。
日本人搞体育运动表现出的特点，在他们参加由政府、公司或当地社区组织的学习时，也能看到，这就是：集体领导，小组学习，虚心求教，高瞻远瞩，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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